国家力量为主导的早期现代化建设——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营经济与民营经济.docx

国家力量为主导的早期现代化建设——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营经济与民营经济

　　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9年多时间中，随着政府权力的强化，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状态开始由北洋政府时期的自由经济转向统制经济，并成为这一时期经济的主体特征，这是许多研究者的一个基本共识。但是对这一转变的评价，则多有分歧；对其事实状况及其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的关系，也不尽清楚。本文试图从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力量结构的角度，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这一经济发展态势及其基本状况作一些具体考察和分析。一、经济统制政策来源与走向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广州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有着一定的传承关系。广州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因存在时间短暂，基本上没有制定具体的经济法规，但是也提出了一些比较完整的具有新发展方向的经济政策，大多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前后的国民党中央会议决议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公布的有：《工会条例》、《农民协会章程》①、《佃农保护法》、《处理逆产条例》②；拟定而未公布的有：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张国福：《中华民国法制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2页。② 商务印书馆编：《国民政府现行法规》，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1类、第4类第22页。财政决议案》、《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解决土地问题之意义决议案》、《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解决土地问题之纲领》。此外，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关于本党最近政纲决议案》(以下简称政纲)中，也有关于经济问题的条文。①这些法规、决议、宣言和政纲，总的来说体现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奉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扶助工农的方针。具体而言：一是开始确立土地国有和国家资本的主导地位。二是保护工人的利益。三是保护农民的利益，实行耕者有其田。四是改善财政制度，统一国家财政管理。《关于财政决议案》提出：要统一国家的财政管理权；设立中央银行，创立新的货币制度，利用国家公债。五是推进国营和民营工商业的发展。六是没收“逆产”归国有或分配给人民所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重新全面厘定了经济法规，不仅依据广州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提出的制定经济法规设想和经济政策原则制定了新的法规，而且把北京政府制定公布的一些基本的经济法规，以及自清末以来几经拟订而尚未公布的重要法规，如《民法草案》、《票据法草案》、《海船(商)法草案》等，一并修正公布，在1928—1936年间所颁布的有关经济问题的法规约有500项之多②。其中交通部所颁布的法规，大多是关于国有企业管理和营业性法规，其他经济管理部委所颁布的经济法规则体现了各种经济政策。此外，1933年实业部提出的“四年实业计划”，1935年蒋介石在发起经济建设运动中提出的经济建设纲要，也是反映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两个重要文件。③从上述经济法规、纲要和计划的条文来看，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新动向主要有下面几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参见商务印书馆编：《中华民国法规大全》，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③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第427—430页。第一，整理财政，强化管理。如实行全国统一会计方法、确立预决算制度、建立审计制度、划分国家和地方财政收支。《会计法》规定：“各级政府及其所属机关会计制度之设计及会计事务之处理依本法之规定”；“各下级政府之主计机关、无主计机关者其最高主计人员，关于会计事务，应受该主管上级政府主计机关之直接监督与指导”；普通公务、特种公务、公有营业的会计事务应按规定项目办理。并另颁《中央各机关及所属统一会计制度》，要求中央政府各机关的财务部门按照规定的统一格式记账。《预算法》规定：“各级政府概算之编造及核定与预算之编造、核定、审议、成立及执行，依本法之规定”；并必须按照所规定的方式和格式编造预算，逐级上报核定、审议。《审计法》规定：“凡主管财政机关之支付命令须先经审计院核准，支付命令与预算案或支出法案不符时，审计院应拒绝之”；“凡未经审计院核准之支付命令，国库不得付款”；审计院在审核时应就重要情况和年度审计之结果报告国民政府。①第二，改革税制，力图开源与除弊相结合。主要措施有划分国家和地方税、实行关税自主和裁厘加税。根据《财政收支系统法》规定，属于中央的税种为：关税、货物出产税、货物出厂税、货物取缔税(指烟酒等无益物品和奢侈品的出产、制造、销售、消费的附加税)、印花税、特种营业(如交易所的证券和物品交易、银行的兑换券发行等)行为税、特种营业收益税；属于中央与省、市县分割的税种为：所得税、遗产税、营业税、土地税；属于市县的税种为：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行为取缔税(即筵席、电影、戏剧之类的按价加征税)。凡中央税地方不得重征，并不得以任何名目征收附加税。②1929年收回关税主权后，于是年和1933年两次修改海关税则，提高进口税，减免出口税，以保护民族工业，促进土货出口。同时公布裁撤厘金等地方苛捐杂税和增加国家统一税种的法规法令，1930年底财政部发出通电：“对于全国厘金及由厘金变名之统税、统捐、专税、货物税、铁路货捐、邮包税、落地税及正杂各税捐中之含有厘金性质者；又海关之50里外常关税及其他内地税、陆路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商务印书馆编：《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2700—2701、2709、2718、5711页。② 同上，第2789—2790页。境所征国境进出口税除外，子口税、复进口税等，均应于本年12月31日止，一律永远废除。”同时开征全国统一的统税和特种消费税。①试图以此达到既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又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 第三，发展国家资本，实行统制经济。除铁路、公路、电信事业继续以国家经营为主体之外，也开始确立国家资本在其他重要工矿业中的主导地位。如《矿业法》规定：“铁矿、石油矿、铜矿及适合炼冶金焦之烟煤矿应归国营．由国家自行探采，如无自行探采之必要时得出租探采”，并有此类矿产收买和输出之决定权；对前列各矿及钨、锰、铝、锑、铀、铣、钾、磷等矿，“农矿部认为有保留之必要时，得划定区域作为国家保留区，禁止探采”。在工业方面，1928年工商部成立之时，把钢铁、机械、酸、碱、纸浆、细纱、酒精、水力发电等列为基本工业，并从民力和国力情况出发，采用了国营和官商合营的方式；1933年实业部提出的四年计划，拟采用统制经济的方式，对保险、粮食、棉花、煤炭等重要产业由国家通盘筹划。在金融业方面，通过设立国营银行、向民营银行掺股和币制改革，逐步实行金融统制。第四，适度鼓励改进生产技术，发展民办实业。1932年公布的《实业部奖励实业规程》规定：“凡创办或指导、推广、补助各种实业确着成效者”，给予“奖金、奖章、褒状、匾额”的奖励。1934年公布的《工业奖励法》规定：凡“应用机器或改良手工制造货物在国内外市场有国际竞争者；采用外国最新方法首先在本国一定区域内制造者；应用在本国享有专利权之发明在国内制造者”，分别给予“减低或免除出口税；减低或免除原料税；减低国营交通事业之运输费；给予奖励金；准在一定区域内享有五年以下之专制权”的奖励。1929年制定的《农产奖励条例》规定：“人民所营农业，应用科学方法或新式机械改良品种或增加产量确具成绩者”，其产品可得到“奖金、奖章、褒状、奖牌”的奖励，并可在“一定年限内准免或准减国内产销各税，或国营交通事业之运输费”。②同时继续实行北京政府时期的对技术发明授予专利；对机器仿制洋货品减免税捐的政策。其他关于减免税厘的法规也体现了这种政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工商半月刊》第3卷第1号、第2号。 ② 商务印书馆编：《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3398—2299、3265页。第五，推行合作制度，改善农村经济状况。农村合作社先在国共冲突地区推行，带有防止农民革命的目的，但也有促进农村经济建设的客观意义。1931年公布的《农村合作社暂行规程》规定：合作社的种类为信用合作社、供给合作社、生产合作社，运销合作社、利用合作社、储藏合作社、保险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其他合作社，凡得到正式许可的合作社可以“呈请财政主管机关酌免税捐”。1934年公布《合作社法》，进一步完善合作制度，规定合作社是“依平等原则，在互助组织之基础上，以共同经营方法，谋社员经济上之利益与生活之改善”的团体；可从事农业和工业用品及产品之购销、金融互助、社会保险等事项；可以“免征所得税和营业税”。①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一种发展统制经济的政策。其主要表现有这样几点：一是日益重视发展国家资本，逐步确立国家资本的主导地位，明确规定了以国家资本为主体和由国家经营的产业，并逐步付诸实施；二是逐步建立和强化国家的财经控制系统，不仅通过建立各种机构和制度强化了对政府财政收支和国营企业的监控，而且通过金融货币制度的改革加强了对整个经济命脉的控制；三是逐步推行国家计划指导下发展经济的政策，除了国营经济按计划建设之外，对重要的民营经济也力图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不仅通过设立各种管理机构、制定各种监管制度加强对民营经济的监控，而且把提倡发展民营经济作为推行经济建设计划的一个途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 商务印书馆编：《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3305—3308、3241—3245页。 当然南京国民政府的这种统制经济政策有一个逐渐强化的过程。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基本上是采取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国营经济与民营经济平行发展的政策。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统制经济的意向和措施逐渐强化，如建设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等具有较强统制功能的机构相继强化和成立；实业部的四年计划、资源委员会的三年计划、国民党中央的五年计划接连出台，力图以计划政策推动国营工矿业的发展；金融和货币制度改革先后实施。这种经济政策的转变除了在各种经济管理机构的设置和经济法规的制定中有明显的体现之外，蒋介石提出的经济建设纲要也反映了这种政策意向。纲要指出：在经济建设运动中，“政府固有种种应为之事业，然尤非使人民积极参加成为推进此运动之主力不可也!”其所提出的各项建设事业及其进行方式是：振兴农业方面，“凡制肥选种、改良农作方法、活泼农业金融、流畅农产运销，悉以合作社为基础指导并改进之”；鼓励垦牧方面，“利用集团劳力开发农业，恢复并增进牛羊马匹与农村各种副产品之生产”；开发矿产方面，“建议政府改善矿业法规，鼓励矿业投资，扶助矿商之独立经营与自由发展”；促进工业方面，“对农村简易工业及农产品加工制造之简单工业，提倡就农村或其附近按合作系统经营之，对于一般工业，由政府分别保护并奖励之”。①国防设计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的成立，更反映了统制经济的意向。因此，南京国民政府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提倡和鼓励发展私人资本的政策措施，但是其主导方向则在于建立和发展统制经济，越是往后这一意向就越益明显，为抗日战争爆发后统制经济的全面实行国家资本的膨胀打下了基础。1931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经济统制政策的强化，既有自孙中山的经济主张和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演变发展的内在逻辑原因，也有其时代的原因。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由于受国内民族生存危机和国际政治经济发展态势的影响，不仅使政府的实行经济统制欲望借机发挥，而且使民间知识界对经济统制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不少知识界人士认为，要抵抗日本的侵略，就必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并从他们所看到的当时苏联、德国和美国通过实行计划经济、统制经济和国家干预经济而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现象出发，发出了中国也必须实行统制经济的呼声。正如有人所言：自1932年12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以后，各届历次会议的提案，以及当时政府的经济措施和社会的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 参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427—430页。论，都表现了全国上下期望国防经济建设积极的完成，和国营工矿业加速发达的情绪迫不及待。”①
　　二、国家资本在交通和工矿业中的强化南京政府既然确定了以国家资本为主导的经济建设方针，便凭借其所设立的各种经济管理机构，逐步加强国家对重要经济部门的统制和投资，发展国营企业，强化国家资本。其统制和投资的发展方向，主要集中在交通业、工矿业、金融业和商业中，这里只谈及工矿业和金融业。国家资本在工矿业方面的强化，主要是通过建设委员会、实业部、经济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等国家经济管理机构来实行的。这些机构扩展国家资本的实施情况虽各有特点，但基本相同，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分头对北京政府时期的包括军工企业在内的国营企业进行接收和某些扩建；二是通过直接投资和接管兼并民营企业逐渐强化和扩展国家资本。下面着重叙述第二方面的情况。建设委员会作为最早成立的一个主管国营企业的部门，从接管旧有企业和新办国营企业两个方面致力于国家资本的扩展，其经营的事业主要是发电厂和煤矿。在接管旧有企业方面主要有：1928年4月，接管原官营的金陵电灯厂，改名为首都电厂，并加以扩建，固定资产从21万元增至340万元；接着又投资300万元在下关建立新厂。同年冬，接管原民营的武进震华．电厂及其相关的无锡耀明电厂，将此二厂合并、扩充为戚墅堰电厂，固定资产从170万元增至244万元。同年秋，接管原民营的湖州长兴煤矿，并有一定程度的扩充，1931年9月因旧业主的要求又发还民营。在新办国营企业方面主要有：1930年开始筹办的安徽淮南煤矿，1933年全矿建成，共耗资126万元；1934年又投资64万余元进行扩建。接着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 谭熙鸿编：《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建设》，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时间不详)，上册，第A12页。1933年开始建筑自矿山经合肥、巢县至芜湖对岸二坝的淮南铁路，全长215公里，耗资510万元。①建设委员会在接管民营企业的过程中，大多是采用行政手段强制实行的，对原有商人股东的强烈反对都置之不理，只不过以公债票券偿还商股和企业旧欠外债，其行为几近掠夺；在新办国营企业过程中，其资本来源大多为内外借款和公债，往往以牺牲社会和民众的利益为代价。即便如此，其经营效果也每况愈下，到1937年时，所经管各企业的亏损总额已超过投资总额的1．5倍，经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委托中国建设银公司经管。②实业部于1931年成立后，即聘请二些专家组成国营基本工厂设计委员会，具体规划建设国营企业之事。该部曾制定《实业四年计划》，其目的和采取的政策是：“以扬子江流域各省为首始建设中心区，而逐渐推及全国，以期初期之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得以连成一气，而使中央政治权力因之而臻强固。其所采取的政策，系采用统制经济政策：先将保险业、粮食、棉花、煤炭等重要产业，用政府力量通盘筹划，使之统制起来。”在其先后制定的实施计划中，由国家投资或借用外资建设的统制机构和国营企业有：九江钨矿局、粮食管理署、造纸工厂、酒精工厂、汽车工厂、瓷业工厂、细砂工厂、炼铜厂、制糖厂、中央机器厂、硫酸铔厂、钢铁厂、中央农业银行、农民银行、垦殖银行等。③其中多数企业因抗战爆发而未筹建成功，只有3家企业在抗战爆发前已建成投产，它们是：1934年底官商合资的中国酒精厂在上海建成投产，资本130万元，政府出资15万元；1936年由政府单独投资的中央机器厂在上海建成，资本310万元，其中由实业部筹资30万元，其余从庚款结余项下拨用；同年由实业部与川、鄂、湘、浙、皖、赣6省政府合作建立中国植物油料厂，资本200万元，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编：《(1934年)中国经济年鉴》，第(A)52—54页；《民国二十四年中国经济年鉴》，第(A)133—134页；《民国二十五年中国经济年鉴》，第(A)120页。 ②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辑，第777—780、782—784页。③ 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编：《(1934年)中国经济年鉴》，第(A)1、4—6页。从事桐油进出口为主，并在上海、汉口、芜湖、万县、重庆设立炼油厂。①资源委员会虽然成立较晚，但它后来居上，逐渐成为南京国民政府中最重要的一个致力于实行统制经济和发展国营企业的专门机构。在1935年之前的国防设计委员会阶段，主要从事于矿产和水利资源、工业和农业状况的调查研究，为以后的开发和建设做准备。1935年4月资源委员会正式成立以后，除了继续进行各种资源的调查研究之外，开始进入统制经济和设立工矿企业的实施阶段。在统制经济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统制计划，并部分付诸实施。到抗战爆发前夕，已拟订了食品及重要农产原料、矿产品、工业、贸易、交通、财政金融、人员等7大类数十项的临时统制动员计划，其中主要的有：粮食等农产品存储及统制；食品、纺织、火柴、造纸、印刷等民生必需工业品统制；煤业动员；液体燃料初步动员；钨锑统制；金属、机械、交通工具制造业、化工、电工、水泥等工业统制；对外贸易临时统制；运输动员及统制计划；非常时期国家财政动员；专门人才统制等。这些统制经济的计划，大多数在抗战爆发以后实施，也有一些在战前开始实施，如对钨、锑等稀缺重要矿产的统制。南京政府对钨、锑二矿的丰厚利润早就垂涎三尺，从1931年起就试图实行统制，因遭到地方政府和矿商的抵制而没能得手，1935年南京政府为筹措军备和工业建设资金而开始的中德易货贸易和借款谈判，以及币制改革的实行，给钨、锑统制的实施提供了机会。根据1936年2月签订的数额为1亿金马克的中德借款合同规定，中国需以钨、锑、桐油、猪鬃等产品抵付借款，随即宣。布对这4种物资实行贸易统制，其中的对钨、锑二矿的统制由资源委员会负责。于是，资源委员会采取了对钨、锑几近垄断的统制措施，先后在该二矿的主要产地江西和湖南设立了南昌钨业管理处和长沙锑业管理处，并在江西设立钨锑厂，强化对这两种有色金属开采、冶炼和出口的管理。接着又在其他生产钨、锑矿的各省设立分管理处，实施统制，从而实现了对该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 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编：《民国二十五年中国经济年鉴》，第(A)6页；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空资料》，第3辑，第797—800页。矿生产和贸易的全国性统制，到1937年时，已控制了全国钨锑产量的80％以上。①在设立工矿企业方面，制定了系统的建设计划，并开始全面筹建。1936年初制定了《重工业建设计划》，计划在5年内投资27 120万元，建立包括钢铁等有色金属开采和冶炼、采煤、汽油进口、酸碱、飞机和汽车发动机、机械、船舶、电器、发电等17个种类的3l家国营企业。计划制定之后，随即付诸实施，在当年就相继筹备成立了中央钢铁厂、茶陵铁矿、江西钨铁厂、彭县铜矿、阳新大冶铜矿、中央机器制造厂(飞机发动机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制造厂、中央电瓷制造厂、高玩煤矿等10家企业；1937年又陆续着手筹建了湘潭煤矿、天河煤矿、四川省油矿、灵乡铁矿、中央炼钢厂、重庆临时炼铜厂、水口山铅锌矿、云南锡矿、四川金矿、青海金矿、龙溪河水电厂等11家企业。②上述资源委员会计划建立和已开始筹建的这些企业，其资金主要来源于三个途径，都直接与国家政权和国家资本相关。一是利用国家举借的外债，明确提出了“尽量利用外国资本”的方针，在其五年建设计划预算的27 120万元投资总额中，准备利用外国信用借款15 289万元，占56．4％；在实际筹办过程中，其第一笔落实的资金，是从上面提到的中德借款中分得的982万金马克(合1 326万法币)的协议款项。二是由国家财政直接拨款，在其五年建设计划预算总额中应由国库拨款的金额为11831万元，占43．6％，在1936年度和1937年度已分别拨款1 000万元和2 000万元。三是向中国、交通二银行借贷，主要用于已建成开工企事业的流动资金。③上述制定的计划和筹建的企业虽因抗战爆发而受到挫折，但为抗日战争时期资源委员会的建设和经营国家资本企业打下了基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参见郑友揆等：《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一一史实与评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9、249—255页。 ② 同上，第24、33—34页。 ③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838—839、888页．
　　三、国家资本对金融业的控制国家资本在逐渐对交通业和工矿业实施统制的同时，也在逐步推进对金融业的统制，其实施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把原有的民营银行改组为官营或官商合营银行。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掺股改组．对于中国银行，国民政府于1928年11月强行修订颁布《中国银行条例》和《中国银行章程》，规定资本总额为2 500万元，由政府认股500万元。政府股份虽只占20％，但对中国银行的控制却大为加强，如规定中国银行为：“经国民政府之特许为国际汇兑银行”；将总行从北京迁往上海，以便监控；受政府之委托经营有关业务；改总裁制为董事长、总经理制，由财政部指派董事3人，从董事互选的常务董事中指定1人为董事长；董事长代表全行，并兼任董事会、行务总会、股东总会的主席；总经理执行上列各会议决事项，并商同董事长处理全行事务。①1935年4月，国民政府又修改中行条例，将资本总额增加到4 000万元，由政府认股2 000万元，其中增加的新股l 500万元，以1935年金融公债拨给，使官股比例由20％上升至50％；政府指派的董事亦增至9人；其余监管措施同前，从而在资本上和组织上全面控制了中国银行。②对于交通银行，国民政府也于同时采用同样的手段加强控制。先于1928年将交通银行资本总额增为1 000万元，其中政府认股200万元；规定：“交通银行经国民政．府特许为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1935年4月又将资本总额增至2 000万元，其中新增的1 000万元由政府以金融公债拨付，使官股比例从原来的20％提高到60％。③这样，国民政府就用它自己印发的金融公债，把中国和交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1934年全国银行年鉴》，该室1934年版，第(E)116—119页。 ②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全国银行年鉴》，该室1935年版，第(T)13—14页；(A)36—40。③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1934年全国银行年鉴》，第(E)139—142页；《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全国银行年鉴》，第(T)14—16、(A)36—40页。两银行变成了完全听命于它的国家银行。正如蒋介石所说：“三行(包括中央银行)之增加官股，即统制金融之实施。”①国民政府在控制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之后，又将统制之手伸向了其他私营银行．1936—1937年间，国民政府先后对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加入官股，变成官商合办，置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其所采用的办法，在经济上低价折算原有股本、掺人或增加官股，实行变相剥夺，如对该三行的原有商股每股百元折合为15元，使原有股本大幅度贬值，同时大量注入政府资本，每行资本均增至400万元，其中政府资本均占有85％—90％的比重。②在组织上指派有关官员或与政府关系密切人员担任董事、监察、总经理、董事长等重要职务，如在改组中国实业银行时，其章程规定：11位董事和5位监察人中，各由财政部指派6人和3人；董事长由财政部在常务董事中指定；董事长为全行代表，并兼任董事会、行务总会、股东会主席。③二是由政府直接投资设立新的官营金融机构。国民政府设立的第一个金融机构是中央银行。该行于1928年11月1日由政府以公债形式筹集资本2 000万元设立；作为国家银行，由国民政府经营；拥有发行兑换券、铸造及发行国币、经理国库、募集或经理国内外公债事务的特权；其理事会由国民政府特派9名理事组成，其中有实业界、商业界、银行界代表各1人；由国民政府从理事中指定5人为常务理事，并从中遴选总裁、副总裁各1人。④1934年4月经行政院议决增资至1亿元，相应增加理事6人、副总裁1人。新增资本先以国库证券和暂借商款垫充，次年即以发行金融公债补偿。⑤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转见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9页． ②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全国金融年鉴》，第(D)77、62、(E)9页；沈雷春：《中国金融年鉴》，中国金融年鉴社1939年版，第166页；谢菊曾：“一九三五年上海金融风潮概述”，《历史研究》1965年第2期； ③ 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金融研究所《北京金融志》编委会办公室编，《北京金融史料·银行篇》(三)，该所印行，第264—266页。 ④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1934年全国银行年鉴》，第(E)103—104页。⑤ 同上，第(B)68页：《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全国金融年鉴》，第(B)1—2、(A)36—40页。政府设立的第二个金融机构是邮政储蓄汇业总局。该局于1930年3月依据交通部组织法的有关规定而设立，直属于交通部，以管理全国邮政储金及汇兑等事宜为职责。设总局于上海，设分局于南京和汉口。其最高管理人员总办和会办均由交通部长派任；其监察委员会由财政部长、交通部长、审计部长、邮政总局总办和该局总办5人组成。经营范围除各种储蓄和国内外汇兑之外，还包括抵押放款、贴现放款、抵押透支放款、房地产抵押放款，类同于银行。①政府设立的第三个金融机构是中国农民银行。该行于1935年6月成立，由1933年设立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而来，以便将其业务从四省扩展到全国。经营体制仍采取原先的官商合办，额定资本l 000万元，其中由财政部认股250万元，其余由各省市政府认股一部分，由民间承购一部分，到1936年实收资本已达750万元。其业务范围主要面向农民和农业经济。②政府设立的第四个金融机构是中央信托局。该局由中央银行拨款 l 000万元，于1935年11月设立，孔祥熙任董事长。其经营范围，以军火贸易为主要业务。局下设储蓄、采办、信托、保险、保管等业务机构。到1936年底，全局资产共值8 358万余元。1936年3月又经国民政府特许，由中央信托局拨足基金500万元设立中央储蓄会，专营“按月抽签给彩还本付息之储蓄存款事宜”，至年底其资产已达797万余元。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1934年全国银行年鉴》，第(E)359—360、(M)11页。 ② 同上，第(B)331页；《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全国银行年鉴》，第(B)21—22页。③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全国金融年鉴》。该室1937年版，第(I)9—10、29—30页。此外，国民政府还于1929年11月发起设立了中国国贷银行。其章程．规定，该行“由政府认股提倡国民集资组织之”，由官商合办。额定资本2 000万元，第一期先收500万元，其中政府认股200万元。所设15位董事和9位监察人中由政府各委派6位和5位；所设5位常务董事和3位常驻监察人中由政府各指派2位；董事长由董事互选产生后须经政府委派；董事长代表全行，并兼任董事会、董监联席会议、股东会之主席。结果由孔祥熙任董事长，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任总经理。①如此国民政府以40％的股权控制了这家银行。上述由国民政府直接经营管理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家银行，加上邮政储蓄汇业总局、中央信托局，统称为“四行二局”。它们不仅在业务种类上各有专门，分别包括了国库、国际汇兑、工商实业、农业和农村经济、邮政储蓄和信托等各种金融领域，而且在各个领域中均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独占了货币(法币)发行权，从而形成了国民政府垄断全国金融业的基本框架。三是在进行货币制度改革的同时06强了对全国金融业的控制。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10年中，先后进行过两次重大的币制改革。第一次币制改革是1933年3月实行的“废两改元”。所谓“废两改元”，就是货币流通计算单位废除原来五花八门的银两而统一采用银元或银本位币，并由政府对银元与银两的比值、利率作出统一规定：“以规元七钱一分五厘合银币一元为一定之换算率”；“所有各银行、钱庄均应以银币为本位，其银两与银币利率并应一律计算，不得高下，并将银拆名称改为拆息”，“将洋厘行市停开”。同时集中银币铸造权，“银本位币之铸造专属于中央造币厂”，禁止地方和民间银炉铸造银币、银条和银两。②由此既解决了一直困扰中国金融市场的银两与银元的矛盾，又把银币的铸造和发行集中于中央政府之手，完成了币制改革的第一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1934年全国银行年鉴》，第(E)230—232、(B)92页。② 同上，第(E)89—90页、(A)23页。第二次币制改革是1935年11月实行的法币改革。所谓法币改革，就是由政府发行的可以自由兑换的纸币全面取代银元、银两等硬通货。此前的“废两改元”虽然解决了银两与银元的矛盾，统一了国内的货币和金融流通市场，集中了货币的铸造和发行权，但仍然不能应对中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矛盾；地方和民间也仍然可以通过积聚银元和银两保持和扩大自己的财政和金融力量，中央政府不能真正实行金融统制。因此，国民政府便采取了法币改革的措施，于11月3日财政部发布实行新货币法令，其主要内容为：(1)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1936年加入)所发行的钞票作为法币，在全国公私财贸一切领域流通，其他银行发行的钞券逐渐以中央银行的钞票换回；(2)所有企事业单位、公私机关和个人持有的各种白银均应到指定机构兑换法币；(3)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以稳定法币的汇价。①南京国民政府所采用的法币是一种汇兑本位制货币，先后直接与英镑和美元挂钩，通过规定和保持法币与英镑和美元的汇率以保证法币价值的稳定，11月4日中央银行挂牌，规定法币1元合英镑为14．5便士、合美元为29．75美分，并以此作为以后的基准汇率。②法币改革对经济和社会所产生的作用和意义是多方面的。一是作为对美国实施购银法案的一种应对，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遏制和改变白银无序外流的势头，维护了中国币值的相对稳定；二是对中国货币制度进行了一次带有根本性的整顿，使中国长期混乱不一的货币制度开始统一，而且由金属货币转变为纸币，体现了货币制度的进步；三是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实施金融统制的一种策略，使之垄断了纸币的发行权，聚敛了华商银行业、钱庄业和地方政府所办银行的白银存底，控制和削弱了它们的金融力量。但是，前两种的作用和意义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法币改革并没有真正解决白银大量外流和银根紧张的问题，因为政府为了保持法币的汇率稳定，必须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不得不在美国和英国出售大量的白银以换取美元和英镑，其实质只不过是白银外流由原先的民间和外商的私自行为改变成政府的有计划的行为，加之白银走私并未绝迹，使中国的银根继续紧张；再者，在使用法币以后，银币和铜币并未完全退出流通领域，法币则由于其外汇担保金有限不可避免地将随着其发行量的增加而存在着通货膨胀的隐患，使之难以确保稳定的信誉，因而不可能完全取代银元等硬通货。③只有第三种作用是绝对的，国民政府在法币改革中所获取的大量白银和货币发行垄断权是实实在在的，并将在以后的经济统制中产生重大的影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全国银行年鉴》，第(T)42页。 ② 沈雷春：《中国金融年鉴》，第52页。③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丰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由》，第3卷，第72—73页。
　　四、民营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在国家资本增强的同时，民营资本也在这一时期获得了新的发展。上面已经提到，南京国民政府在推行统制经济加强国家资本的同时，也采取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加之统制政策行之不久，尚未扩及全面，使这一时期的民营经济在前一时期发展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并表现出如下的新面貌。首先，从总体状况来看，企业的数量和资本规模和生产能力都在不断扩大。就企业数量及其资本状况而言，新设企业的家数、资本总额和每家企业平均资本数都比前一时期有所扩大。据有关研究，在政府有关部门注册的工矿企业，在1928年至1934年6月的6年半时间中，共计有984家企业注册，平均每年151家；开办资本总额为31 130万元，平均每年为4 789万元，平均每家为31．6万元；折合1913年币值，资本总额为19 627万元，平均每年为3 019万元，平均每家为19．3万元。与1914—1927年的平均每年注册130家、平均每年投资2 327万元(1913年币值)、平均每家资本17．9万元(1913年币值)的状态相比，这一时期分别扩大了16．15％、29．74％、7．82％。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 有关资料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密本主义发展由》，第3卷，第118页。其次，企业集团继续发展，并出现了联营现象。在北洋政府时期已经产生的企业集团，到这一时期有的开始衰落，有的继续发展。衰落者中，如南通张家的大生集团，从1925年起就开始衰落；天津的周学熙资本集团，在1928年以后也逐渐衰落。继续发展者中，如荣家集团，其纺织业的申新系统，到1932年时，纱锭总数达521 552枚，比1922年的134 907枚增长了286．6％，占全国(华商纺织厂)纱锭总数的18．8％；织布机总数达5 357台，比1922年的1 615台增加了231．7％，占全国织布机总数26．98％。①上海郭家的永安集团，从1928年起先后收购鸿裕纱厂为永安三厂；新建了永安四厂和永安印染厂；人资纬通合记纺织公司，后来改为永安五厂。到1936年时总共已拥有纱锭25．6万锭、织布机1 542台，成为仅次于申新系统的纺织企业集团。②这两个集团的新发展，都采取了兼并和设立新厂相结合的方式。 除了原有企业集团的继续发展之外，又有新的企业集团形成，而且出现了企业的合并和产销联营组织。在火柴业中，刘鸿生的鸿生火柴厂，在20年代兼并苏州和上海的燮昌厂之后，于1930年收买了上海和镇江的荧昌厂、上海的中华厂，将4厂合并为大中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资本191万元。到1934年又兼并了杭州光华火柴厂和上海华昌梗片厂为止，使之成为拥有7个火柴厂和1个梗片厂的全国最大的火柴公司，资本总额增加到365万元，年产火柴工5万箱以上，约占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6省全部火柴产量的50％、全国火柴总产量的15％。接着又于1935年7月发起成立国产火柴制造同业联合办事处，有华中(含华东)地区的lO家工厂参加，共同议定产销数额和价格，实行联合推销。1936年3月，又为了缓和与日本火柴业的竞争，成立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在华的日资工厂也参加了联营。联营社要求政府严格限制中外资本设立新厂，并得到政府的赞同。同时在华中、山东、河北3个地区设立上海、青岛、天津3个分社，分别规定产量。对于销售则规定：各社员厂的产品统交联营社集中发卖，并由联营社规定售价出售。由此实现了限产统销。①在缫丝业中，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在国际市场上与日本丝的竞争，出现了一些地区集中租厂经营和丝厂合并的趋势。无锡薛家的永泰丝厂，曾于1930年邀集当地4家丝厂联合成立大公公司，力图实行联营，但不久解体。1936年春，又联合5家实力较大的丝厂合资设立兴业制丝股份有限公司，再度实行联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上册，第219—221、246—255、264、267页。 ② 参见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永安纺织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