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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主义与普世伦理

　　「合理多元主义」是民主公共文化的永久特徵，但是现代社会的思想主 流却是经济主义。它将人类文明引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因此，我们需要普世伦理来解决这一全球性的问题。而建立普世伦理则应当通过世界上各种文化之间的不断对话，其中，中国传统思想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作为《联合国人权宣言》的伦理论据，普世伦理应从各种文化和道德的重合之处产生，因此在内容上应是最小限度的。但它又应当是超越的，并能被人们的深层信仰所支援。深层信仰是关於终极实在的信仰，人们应当对关於这种信仰的不同表述持宽容态度。只有当经济主义退出思想的主导地位时，普世伦理才会真正获得实践有效性，我们的子孙才能够安全地生活地球上。
Although "reasonable pluralism" often characterizes the public culture of a democracy,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in modern times is economism. This ideology is leading human civilization into a terrible ecological crisis, and a universal ethic is needed to deal with this global problem.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versal ethic through dialogue should be the ceaseless pursuit of every culture in the world, and ancient Chinese thinking undoubtedly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within such an task. As an ethical support to the UN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 univer ethic should come from the overlap of values and moral norms of all cultures in the world. Hence it should be minimal in content, and yet be of transcendental value, supported by the deep convictions of all people. Deep convictions themselves imply belief in an Ultimate Reality or human Ultimate Concern. People should be tolerant of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about Ultimate Reality and Ultimate Concern. Only when economism drops out of mainstream ideology can a universal ethic have practical validity and will our future generations be able to live safely on this earth.
人类既珍视个体自由又珍视社会秩序。在追求自由时，人们主张价值和信念的多元性，在社会混乱时，人们又会期待某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现代人在多元主义和普世伦理的张力之间摇摆不定。由於珍视自由，他们担心过分的统一。但是市场经济的统一和科学技术的霸权已经使我们生活在一幅统一的全球化图景之中。於是，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我们应当如何在自由和秩序之间建立和谐的平衡？如果说多元主义是不可避免的，那麽多元主义应当定位在人类文明哪些层面？如果说我们必须拥有某种普世规则，那麽它们又应当如何呈现？本文将探讨这些问题。
一
从现代性的观点看，我们会把对不同思想的整合视为一件可怕的事情。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人已经将思想自由当作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如果国家强迫统一所有人的思想，那麽它势必侵犯个人的思想自由。人们可以共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某些共同的情感以及观念，但是他们从来就不会信奉完全一致的思想体系。不同的人通常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社会图景和自我意识。用罗尔斯(John Rawls)的术语表述，即，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综合性信念」。中世纪的社会悲剧正在於它通过强制所建立的宗教统一性。可怕的宗教战争和其他种种耸人听闻的事件，如布鲁诺之死，正源於这种思想上的不宽容。启蒙思想家康得认为，启蒙最需要的就是思想自由，而思想自由是所有自由中最无害的一种，即，在每件事上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1启蒙之後，民主公共文化逐步在西方社会中发展起来。按照罗尔斯的观点，「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存在的合理的宗教、哲学、道德的综合性思想的多样性，并不是不久就会消失的暂时性历史现象；它是民主公共文化的永久特徵。」2
然而这种「合理多元主义」却掩盖了一个极重要的事实，即在现代民主公共文化中，仍有相对统一的综合性信念——经济主义。它不是宗教的和超越的，但确实是综合性的。经济主义认为：
　从根本上说，人的所有行为都是经济行为。
生活质量完全取决於经济因素。哪里生产力发达，经济发展，哪里的人们就幸福。 相反，哪儿经济停滞、衰退，哪儿的人们就受苦。
　因此，我们需要经济的无限增长。
　经济发展来自人口增长，更直接地来自科技进步。3
虽然今天已很少有人认为人口增加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技术进步将支援经济的无限增长。也许有人会认为经济主义并非罗尔斯所说的综合性信念，但它就是一种综合性信念，因为经济主义包含着关於价值和人类生活的一般观点。经济主义认为人的行为本质上都是经济行为，从而认为经济价值就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经济主义与功利主义密切相关。功利主义思想家密尔说，人的终极目的就是尽可能远离痛苦并拥有尽可能多的快乐，一切其他目的皆从属於这一终极目的，无论我们考虑的是自我利益，还是他人利益。4而经济主义者相信经济增长是人们快乐与幸福的唯一源泉。伊安．戴维森把经济主义视为现代社会里的一种新型宗教。他说：「经济主义从新教中发展而来，其结构与新教并行不悖。努力工作和个人主义仍然是其基本德性，只不过俗世的财富替代了上帝的救赎而成为终极目标。」5在当代社会，经济主义又派生出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则声称，人生的终极意义就存在於消费过程中。於是，消费主义带领我们进入了消费社会。
或有人认为，经济主义并不具有普遍影响力。事实不然。在冷战结束之前，我们或许可以说只有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们才信奉经济主义，但冷战之後，几乎整个世界都以此为信条了。无可否认，在今日世界尚有许多信仰宗教的人，但他们也同样深受经济主义的影响。
今天，许多思想家和学者在担心社会的分化、共同体的瓦解、人际关系的疏离以及道德权威的分裂。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是他们忽视了一种统一化的危险。在尚未民主化的国家，人们的信念被强行统一，这是十分可怕的事，因为在这样的政治条件下，个人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但面对今日的人类处境，我们应当意识到，遍及全球的经济主义整合是更加可怕的。如果说由思想独裁所带来的苦难仅仅是人的思想自由的丧失，那麽建立在经济主义和全球经济之上的统一信念则正将人类引向灭顶之灾。早在19世纪大卫．梭罗就说过，人类不仅彼此之间进行战争，而且对自然发动战争。6在经济主义的激励之下，人类正疯狂地榨取地球，这便是对自然的战争。正是这种战争使人类陷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不幸的是，许多人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仍不明白：不仅核战争足以毁灭人类；人与自然之间的战争同样足以毁灭人类。因此，经济主义的统治是不可取的。人类需要更彻底的「合理多元主义」。
二
合理多元主义是可以得到认识论和逻辑的证明的。我们不妨把普遍主义看作「合理多元主义」的对立面。形而上学中的普遍主义通常预设了形而上学实在论，而後者正是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一书的批判物件。形而上学实在论认为：世界是由不依赖于心灵的客体之总和构成的，确实存在着一个关於世界本来面目的完整而真实的描述。而真理就是语词与外部事件之间的某种对应关系。7确实存在着一个关於世界本来面目的完整而真实的描述，这一观点对於普遍主义至关
　　重要。这种论点认为，确实存在一种真理体系，它是对实在世界的完整描述。可用大写的「真理」指代，任何其他与之不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因此一般人都会相信这个「真理」，但只有极少数先哲能够首先发现这种真理或发现通往真理的道路。我们可称这种真理论为真理一元论。形而上学实在论并非全然荒谬。我赞同塞尔的观点，认为存在着一个独立于人类心灵的世界。8但我不认为任何科学家、科学共同体、哲学家、哲学学派、宗教思想家、教会、政治家能够发现关於世界的全部真理，并能够给出「一个确切的关於世界本来面目的完整而真实的描述」。人类是有限的，虽然他们渴望着无限。9正因为人类追求无限，所以他们才会梦想建立一个囊括宇宙所有奥秘的真理体系。沃特金斯称这种梦想为「培根─笛卡尔理想」。10但是这一理想是不切实际的，上帝并不希望人类能够建造巴比塔。用自然主义的话说，自然并不愿意人类洞察他的所有秘密。启蒙之後，科学成了人类智慧最有力的开拓工具，但是，从奎因到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以及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的自然科学哲学已经清晰地向我们证明，并不存在绝对客观的标准可供科学家们去判别竞争理论中的绝对真理。11由此看来，即使科学家们也无法建立一套囊括所有科学分支，而又排除任何错误的统一理论。统一科学的运动由逻辑实证主义者发起，但以失败而告终。在科学史上也时而出现「科学将终结於一个完整的真理体系」的幻象，12但是它们从未变为现实。
在前民主时代，许多强悍的君主都竭尽全力要将各种信念和信仰统一起来，然而他们从未成功，他们从来就没能凭藉政治高压而灭除所有的「异端邪说」。在这样的社会，正统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压制「异端」思想，统治者则压迫那些信持「异端」的人们。不难发现，统治者可以从思想统一中获得好处，因为思想统一能够强化主导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从而能加强政治统治。
每个时代都有其主导意识形态。在前民主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直接得到政治或国家力量的支援。因此，那些并不信服正统思想的少数派不得不保持沈默，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招来严厉的惩罚。而在现代民主社会，主导意识形态似乎并没有被清晰地定义，它们并没有直接得到国家力量的支援。自由主义思想家则声称，国家中立於所有的「综合性思想」。然而事实上，现代主导意识形态，如经济主义，一直得到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有力支援。而後者又受到国家力量的强力保护。因此，现代主导意识形态是间接得到国家力量的支援的。但无论如何，民主社会是一次巨大的政治进步，因为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了承认，而信持「异端」的少数派也至少能够打破沈默表达自己的思想。但现代文明有两大弊端：一是在道德言说中存在不可通约的分歧和争论，13二是「现代宗教」──经济主义正误导人类的追求。可见，人类文明在需要达成一致的地方远没有达成一致，在不该达成一致的地方却较好地达成了一致。
三
汉斯．昆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说， 今天，已经没有人会怀疑我们的世界正在空前地被世界性政治、世界性技术、世界性经济和世界性文明所塑造，我们需要一种世界伦理。世界伦理 意味着我们就有约束力的价值、不可违背的准则和人格态度达成的基本共识。没有这种基本的伦理共识，任何社会都迟早会陷入混乱或独裁之中。 没有全球伦理，就没有良好的全球秩序。14阿培尔则从另一种视角论述了普世伦理的必要性。他说：我们今日处境的主要事实是，今天的人类活动与千年以前已截然不同了。今天的人类活动已具有星球性的影响，我们必须为此而承担责任。而承担这种责任只能采取不同传统和生活方式彼此协调的形式。15因此，我们急切需要一种「宏观伦理学」，确立「宏观伦理学乃是我们这个时代哲学伦理学的首要任务」。16阿培尔的宏观理论学正是普世伦理学。但要做到这一点却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价值和伦理相对主义已产生 了长期的影响。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似乎是孪生兄弟，但是二者仍有所不同。普世伦理的真正障碍不是多元主义而是相对主义。我们可以用充分的论证去驳斥相对主义，但这并非本文的论题。重要的是让越来越多的人明白：我们需要普世伦理，我们应当为确立普世伦理奠定良好的学理基石。为了建立普世伦理，我们必须回答两个问题：我们应当采取什麽样的路径？普世伦理的基本内容是什麽？
很明显，我们已不能像康德那样，先构建一套道德体系，然後向全世界人宣布，并要求他们自觉地遵守。普世伦理必须具有实践有效性。那麽，如何使普世伦理具有实践有效性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全世界大多数人都同意它。那麽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只有通过全世界各个国家、各种宗教、各种文化之间的充分对话才能做到！虽然现代文明发源於西方，但是东方文化正在走向复兴，人类的未来不应当继续被西方文明所牵引。东方文明应当为人类文明的未来作出积极贡献。东方文明具有很丰富的文化资源，有许多积极因素可参与普世伦理的建构。但我们强调东方文化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要放弃西方文明。我们只想表明，普世伦理只能建立在所有民族对话的基础之上。
在东方文化中，中国传统文化独树一帜，它能够为普世伦理作出独特贡献。自17世纪以来，中国在科技上逐渐落後，以至几乎无法在现代文明的框架内作出任何具有原创性的贡献。但是，中国传统思想却能为後现代文明提供丰富的资源。中国现代着名哲学家梁漱溟先生说，对於人类文明而言，出现在古代东方的中国哲学是一种早熟的思想，它并不适於工业文明，但它适於後工业文明。17人类正处於历史的转捩点上，中国古代先哲们的许多思想对於反省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极具启发意义。在讨论普世伦理时，不少学者强调，就解决生态危机而言，我们应为我们集体行为的後果而承担全球性责任。18但是人们常常从人类中心主义的眼界出发去理解「全球性责任」。他们认为，只有人的利益和生活需要被考虑，而非人存在物可以被排除在道德考量之外。但是为了走出生态危机，我们必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眼界。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思想可以提供重要的资源。例如「天人合一」的概念，就能为我们建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全球伦理给予积极启发。孟子认为，人应该努力成为「天民」，即不仅是一个社会的公民，还应当是一个宇宙的公民。19按照儒家的说法，「天」有其自己的利益和旨趣，天民就不应该只关注人的利益，还应当关注「天」的利益；不仅要对人类负责，还应当对「天」负责。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启发之下，我们可以从自然主义走向超验自然主义。而从後者的视角看，我们虽然没有能力对「天」负责，但有能力对地球生态系统负责。用超验自然主义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可以正确地理解人类的共同责任。

要建立全球伦理，就必须确立一定的对话规则。在这个问题上，由阿培尔和哈贝马斯所发展的商谈伦理学很值得关注。以下两条原则将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承认的：
同体中的所有成员都拥有 平等的权利。这样的共同体在原则上是一个无限定 的共同体。没有足够的理由，就不能把任何人排除在外。在共同体中，还必须有缺席者的代言人。比如说，尚未出生的下一代的权利就不应当被抹杀。
简言之，在交谈共同体中，所有的成员都具有同等的权利。
　我们也都具有同等的义务，即，共同的责任。在阿培尔看来，单个人在今天是无法 对工业文明的後果负责的。面对全球的污染问题，我们都
　　具有共同的责任。20此外，阿培尔还强调，对实际的交谈过程中，我们应当确立程式性规则。21考虑缺席者的权利和利益是十分重要的。但缺席者不仅应包括「将来世代的人」，还应包括诸如动植物这样的非人存在者。
当阿培尔声称我们都具有同样的义务时，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一般而言，的确没有哪一个人可以承担起工业文明的责任，但是在具体语境中，我们并不能认为每一个人都对诸如生态危机这样的工业文明後果负有完全一样的责任。像大卫．梭罗这样的人就不应该为此负责，因为他毕生都拒绝加入商业社会主流。恰恰是工业社会的领导者──企业家、银行家、政治家等等──应当为工业行为的後果承担更多的责任。然而不管怎麽说，为改变自身被消费社会所塑造的生活习性，每个人的确都有相同的义务。
以下让我们谈谈普世伦理的内容问题。我将论证一个十分有影响的关於普世伦理内容的原则，即最小化原则。今天，我们事实上生活在一个充满了文化差异的世界，不同文化的人追求不同的价值。在价值观和道德观上，人们从来就没有达成过完全共识。然而人毕竟是人，他们具备共同点，即在所有不同的文化中总具有某些交互共通的价值和道德规范。比如说，道德金规则就包含在所有的文化中，虽然在不同的道德传统里它有不同的表述方式。22仅此一点就可以证明「所有不同文化之价值和道德规范的交互共通之处」并不是空的。如果我们可以尽可能广泛而确切地确认这种共通之处，那麽它就能够成为普世伦理的基本内容。当然，我们只能通过所有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来进行确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共通之处并不是固定的。每个文化都处於变化之中，因此所有文化的共通之处也处於变化之中。我们不能指望一劳永逸地建立起普世伦理。但是，只要我们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就总可以采用对话方式对之进行修正。这样就可以使普世伦理逐步成熟起来。
最小化原则显然从属於民主原则。我们已经有了《联合国人权宣言》，建立普世伦理并不意味着抛弃这一《宣言》。正如汉斯．昆所指出的，「在《联合国人权宣言》常常被忽视、违犯或逃避的今天，全球伦理应当为之提供伦理的支援」。23正因为我们尊重每个人的人权，所以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尊重不同的意见。我们只是希望所有人都能意识到，我们正面临共同的问题和危机。只有当我们的行为牵涉到所有人的利益和整个地球的安全时，才需要我们承担共同的责任，遵循普世伦理。阿培尔说：今天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对整个人类都普遍有效的伦理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为所有人或所有的社会文化规定幸福生活的统一形式。恰好相反，只要每一种生活方式能够承认一个普遍有效的伦理应当建立在平等权利，和对人类共同问题的解决负有共同责任的基础之上，我们就可以接受并扞卫个体生活方式的多元主义。24普世伦理和「合理多元主义」能够和谐共存于人类的文明之中。人类生活就应该处於个体自由和普遍秩序的必要张力之中。
四
虽然确立普世伦理要求遵循最小化原则，但普世伦理又必须是超越的。任何道德规范的合理性都依赖於人们的信仰。只有当人们拥有虔诚的信仰并且其道德规范得到信仰的有力支援时，道德规范才具有实践有效性。然而正因为许多人已经丧失了超越的信仰，已经失去了终极关怀，失去了关於终极实在的意识，所以现代道德在约束人的行为方面显得十分乏力。这里的终极实在指无限的存在，它是绝对主体，是人类所绝对依赖的。在基督教中，终极实在就是上帝。但在我的「超验自然主义」中，终极实在就是「自然」。25启蒙之後，西方人已经失去了终极关怀，已不再倾听终极实在的言说，不再与之交流。他们认为人本身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而借助於科技人又能够征服自然而成为自然的主人。他们还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无限发展，人类可以逐渐逼近上帝的全知全能。但是他们已不再仰慕上帝的至善。当经济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时，人们就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搜寻物质资源，去批量生产商品以满足人们的各种慾望，去在有助於军事和商业的科学技术上拼命用力……经济和政治的理性建制把成千上万人的能量整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可怕的力量。这股力量带来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带来了精神和生态的双重危机。26
当人们丧失了终极关怀而不再倾听终极实在的言说时，他们就把道德规范只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这种契约与非人存在物无关。康德认为，道德来自人的理性，人类可以为自己制定道德法则。然而事实上，道德规范总要有其本体论依据。人与人之间的共识只是道德规范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现代社会，并不是没有被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至少功利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道德规范已经为大多数人接受。然而真理并非一定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只有当人们根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自大，并开始倾听终极实在的声音时，才能制订出正确的道德法则。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我们才能为道德思考奠定本体论基石。在「超验自然主义」框架中，倾听自然的言说极为重要。这意味着遵循由自然科学所发现的自然规律，自然规律将能够为我们的道德规范提供支援。比如说，生态与环境科学能够支援生态伦理的道德规范。因此，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并不存在像逻辑实证主义者所声称的那种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自然科学只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仲介，它会时常出错，它并不是绝对真理。如果一个科学家心存敬畏地倾听自然的言说，他就决不会声称自己能发现绝对真理，而只会把科学事业当作叩问自然的一种方式。
因此，在不同文化中找出价值和道德规范的共通之处，只是确立普世伦理第一步。为了使普世伦理具有实践有效性，我们必须促进现代文化的根本转向，对普世伦理进行深层次的论证。这深层次论证要求具有终极实在的信念。具有了这样的信念，才能重新唤醒人们的终极关怀。重新拥有了终极关怀，人们才不会痴迷於赚钱和享乐，且会明白，普世伦理的有效性不仅来自人类的共识，而且来自终极实在的命令。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回到中世纪，并非试图建立统一的宗教。相反，我们需要彻底的「合理多元主义」。不同的文化拥有不同的深层信念，人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理解终极实在。我们也不能指望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信徒，但必须强调的是：只有当这样的人成为人类中的少数，当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时，普世伦理才会真正获得其实践有效性。
注 释：
1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Simon Eliot and Beverley Stern (ed.) Vol. 2, The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79,
2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3Ian Davison, Value, End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77,
4James Rachels, The Elements of Moral Philosophy, McGraw-Hill, Inc, 1993,
5Ian Davison, Value, End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77,
6Kim Heacox， Vision of a Wild America,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Washington , 1996,
7Hilary Putman,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8约翰．R．塞尔：《心灵、语言与社会》，李步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4页。
9A. W. Moore, Points of View,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7,
10约翰．沃金斯：《科学与怀疑?》，邱仁宗、范瑞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
　　1年，第23页。
11W. V. Quine,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in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Paul Benacerraf and Hilary Putnam(ed.) Prentice-Hall, INC, 1964,;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and Paul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New Left Books, London, 1977.
12威廉．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5年，第285页。
13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4,
14A Global Ethic And Global Responsibilities, Hans Kung and Helmut Schmidt (ed.) SCM PRESS LTD, 1998,
15Sander Griffioen, What Right does Ethics Have? Pubic Philosophy In a Pluralistic Culture, VU University Press, 1990,
16Ibid,
17梁漱溟：《东方学术思想概论》，四川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4页。
18Sander Griffioen, What Right does Ethics Have? Pubic Philosophy In a Pluralistic Culture, VU University Press, 1990,
19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Fung Yu-lan,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Beijing, 1991,
20Sander Griffioen, What Right does Ethics Have? Pubic Philosophy In a Pluralistic Culture, VU University Press, 1990,
21Ibid,
22A Global Ethic And Global Responsibilities, Hans Kung and Helmut Schmidt (ed.) SCM PRESS LTD, 1998,
23Ibid,
24Sander Griffioen, What Right does Ethics Have? Pubic Philosophy In a Pluralistic Culture, VU University Press, 1990,
25详见拙文「论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实质」，载于《清华哲学年鉴2000》，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26详参拙着《人类的家园──现代文化矛盾的哲学反思》，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