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国家治理难题的百年演变_李秉忠.pdf

85 2023年第2期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土耳其国家治理难题的百年演变李秉忠许茜怡摘要：土耳其国家治理中面临着库尔德问题、政治伊斯兰和军人政治三大彼此缠绕的难题，三大治理难题在凯末尔时代已经有了部分的端倪。1946年开启的选举政治，则是它们共同的逻辑起点，经过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土耳其国家治理的三大难题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获得了某种阶段性的解决，土耳其发生了软性军事政变推翻了执政的伊斯兰政党，库尔德工人党党魁厄贾兰被捕。然而，三大治理难题在进入21世纪后被赋予新的动力和演变的方向，军人政变短期内可能性不大，政治伊斯兰的长期性已经不再遭受怀疑，库尔德问题以选举政治和库尔德工人党双重形式得以表现。在区域和国际格局迅即变化的时下，土耳其即将迎来建国百年的历史性节点，国家治理中的诸多难题也需要学术界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关键词：库尔德问题；政治伊斯兰；军人政治；土耳其 中图分类号：K3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2447（2023）02-0085-1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土耳其国家治理难题研究”(17ASS003)作者简介：李秉忠，男，山西柳林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土耳其历史、中东政治和国际关系、黑海史；许茜怡，女，陕西宝鸡人，陕西师范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科研助理，研究方向为土耳其历史、土耳其女性问题。2023年，土耳其将迎来建国百年庆典。土耳其共和国百年的发展史既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颓势，很大程度上也超脱于普遍为持续的冲突所笼罩的中东国家，较为成功地塑造了土耳其的发展模式，赢得了国际社会较高的评价。土耳其共和国立国之初，较为迅速地确定了西方化的发展道路，对于土耳其特性和世俗主义的强调成为重中之重，废除哈里发制度和强调世俗主义，引发了主要少数族裔库尔德人的反叛。同样，土耳其以国家控制宗教的做法，也引发了来自穆斯林的骚乱。面对库尔德人的叛乱和穆斯林对于世俗化的反抗，凯末尔主义的国家使用暴力镇压了库尔德人的反叛，通过强硬推行世俗主义使得伊斯兰教的影响处于蛰伏的状态。凯末尔在生前一直致力于世俗化改革，或者说世俗主义的推广，其中包含了世俗化改革的措施、预防宗教回潮机制的设置以及镇压宗教的反叛活动等。具体而言，1924年3月3日，哈里发制度被废除，1924年宪法规定土耳其为共和国，将宗教置于国家的管理之下，废除了宗教事务部，以宗教事务委员会取而代之，宗教事务委员会和瓦克夫接受政府的领导。推行教育的世俗化，取缔了宗教学校，通过了教育统一法案（Tevhid-i Tedrisat），只是在伊斯坦布尔保留了一些伊玛目哈提甫学校（imam Hatip school）和神学院，以培养旨在从事宗教工作的人员。11926年，以意大利法为蓝本，制定了土耳其新的刑法（The Turkish Penal Code）；1926年以瑞士法为蓝本，通过了土耳其新的民法典（TheTurkish Civil Code）。这就意味着旧有的伊斯兰司法体系被世俗法律所彻底取代。推行了一系列土耳其化措施，如帽子法（The Hat law）和姓氏法（The Surname Law），从文化上完成了民众认同从伊斯兰教向凯末尔主义的转变。1928年废除了1924年宪法中以伊斯兰教为官方宗教的规定，土耳其成为完全世俗化86李秉忠许茜怡：土耳其国家治理难题的百年演变的国家，并且推行多种政策来消除伊斯兰的文化痕迹，用拉丁字母取代了阿拉伯字母，翻译了土耳其语版的古兰经。凯末尔强硬的世俗化改革，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库尔德问题和政治伊斯兰。库尔德人追求基于族裔的权利与土耳其同质的民族国家建设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库尔德问题的持续发酵。在土耳其这样一个以伊斯兰文化为底色、穆斯林民众为主体的国家执行严格的世俗主义政策，埋下了伊斯兰教反弹并影响政治的导火线，其后果逐步以政治伊斯兰的形式表现出来。土耳其军方作为肩负特殊使命的利益集团，高度警惕库尔德问题、伊斯兰教对政治的干预，并采取了包括军事政变在内的方式来维护凯末尔的世俗主义。于是，百年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前后出现了库尔德问题、政治伊斯兰和军人政治三大治理难题。凯末尔时代，库尔德问题和政治伊斯兰虽然有所抬头，但很快为政府强力所压制。1938年11月10日，凯末尔去世之际，土耳其的世俗化道路似乎已然成功。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1946年开启的选举政治，应该是这三大治理难题彼此影响的共同逻辑起点，1999年前后三大治理难题有了某种阶段性的了结。因此本文主要从1946年的选举政治切入，探讨这三大治理难题的复杂演变及其对土耳其的意义。一、土耳其国家治理难题的浮现：19461960年1946年7月，土耳其共和国举行大选，共和人民党和民主党是参与竞争的两大政党，这也是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首次有两个政党参与的大选，由此被认为是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开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土耳其政治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土耳其在原有的世俗化道路基础上开始提出了民主政治的问题，重大表现就是开始推行选举政治。1950年大选中，民主党胜出，这被认为是土耳其民主政治中的标志性事件。土耳其历史上首次实现了通过选举方式完成政权的更迭，而且没有引发较大的骚乱。只是，包括主要政治家在内的各方对于选举政治可能引发的族裔政治和宗教复活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1946年开始，大国民议会对于库尔德人政策出现了某些变化的迹象，大国民议会和媒体都在比较自由地讨论给予东部居民以正义。变化之一，终结了在以库尔德人为主要居民的通杰利（Tunceli）实行的军事管制。变化之二，发生在1943年的33名库尔德人未经过审判就被处死的案件，再次提交到大国民议会加以讨论。这个事件成为广受关注之事，具有风向标意义。时任总理哈桑萨卡（Hasan Saka）指出，生活在东南部的居民的经济和文化福利被严重忽视，需要加以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局势不仅有利于提高少数族裔群体的生存质量，并且民主党特别希望获得库尔德人的选票。有来自共和人民党的土耳其议员指出，民主党对于库尔德人多有让步。1946年有英国观察家写道，土耳其东南部居民生活得到改善，远远高于邻国的库尔德人生活水准。然而，由于土耳其政府拒绝承认库尔德人属于独立的民族，库尔德问题并未得到解决。2获取库尔德人选票的需求，导致选举政治改变了族裔政治的运行模式。简单讲，就是共和国初期强调土耳其特性的同质民族国家的建设，必须加入对于库尔德人选票的考量，于是各个政党都必须做出一定的让步，库尔德人的族裔诉求由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库尔德问题变化的重要动因还包括了库尔德民众向城市的迁徙。城市具有更容易动员、更容易接受教育等特征，也就意味着库尔德人的族裔诉求有了新的表达平台，由此更容易获得各个党派的重视。库尔德人最初的反叛主要是反对政教分离和政府的强制性同化政策，现在又加入了经济的维度。库尔德人逐渐意识到经济发展的不平等，进而累积了新的不满。库尔德人正搬迁至城市，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库尔德人达到了12万人。共和人民党和民主党既要利用部落首领获取乡村库尔德民众的选票，也要倾听城市库尔德人的各种诉求，以便获得居于城市的库尔德人的选票，这样库尔德人的族裔政治逻辑也对选举政治施加了影响力，尤其是库尔德人的部落首领成为影响选举的重要因素。相较于库尔德人，穆斯林民众则意味着更大的票仓，竞争性选举也就意味着双方在满足选民宗教诉求的措施上进行比拼。20世纪40年代晚期，两个87 李秉忠许茜怡：土耳其国家治理难题的百年演变主要政党都对宗教情绪做出了让步。共和人民党允许兑换外币去麦加朝圣，但整体气氛或许只是宗教宽容。3民主党在1950年赢得选举后，更是加大了向宗教让步的力度。“19511952年间，教育部开设了7所中等和高级的伊玛目哈提甫学校，到1958年时这一数目达到了18所。1959年引进了第一所高等伊斯兰教教育机构。除此之外，宗教事务委员会的预算从1950年的300万土耳其里拉上升至1960年的4000万土耳其里拉。19501960年间新建了15000座清真寺。19511954年间，总计616座清真寺和历史圣迹得到修缮，550万土耳其里拉被划拨到虔诚基金总秘书处，用于修缮清真寺和圣迹。”4民主党创造了一种宽容宗教教育的环境，政治学家多德认为政府的这一做法是利用宗教将国家和农村联系起来，将世俗课程与宗教课程联系起来。5比较于向库尔德人的族裔权利让步，向宗教的让步似乎更为天经地义，更容易为土耳其社会各方所接受。只是，学术界对于伊斯兰教的这种复活是否可以称之为政治伊斯兰尚有争议。选举政治意味着新的政治动力、新的阶层的产生，也意味着军队这样的传统精英阶层必须对这些变化做出反应或者是被动的适应。1950年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这一选举结果对军队产生了极大影响，军队开始出现了某种分化，一股力量依然忠诚于文官政府，另一股力量则对文官政府产生了深度怀疑。军队对于民主党的不满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民主党表现出的威权主义倾向；二是民主党对于现代性和世俗主义模棱两可的态度；三是民主党极端保守的社会和经济政策。6库尔德人对于族裔诉求的追求，穆斯林民众对于世俗主义的抵制，以及民主党政府对于共和人民党不择手段的打压，终究迫使军方做出了政变的反应。1960年2月13日，当阿德南曼德列斯（Adnan Menderes）访问安塔基亚时，有条幅上打出这样的字样，“我们首先相信安拉，然后就是你曼德列斯”7。曼德列斯试图将军队作为镇压共和人民党的工具，这一点触碰到军队的底线，军队被迫放弃了传统的中立 立场。81960年5月27日，土耳其发生了军事政变，曼德列斯政府被军人推翻，曼德列斯本人、财政部长哈桑波拉特坎（Hasan Polatkan）和外交部长法廷鲁斯图佐卢（Fatin Rt Zorlu）更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此次政变的爆发主要是以国内经济不景气和美国不负责任的行为为背景。但是，临时军政府成立后却缺乏合理的存在理由，因为1960年军事政变以救国为口号，而临时军政府在成立之后采取的强力措施却违背了共和国的民主初衷，同时军人阶级试图控制政府内部权力的行为也损害了文官政府的利益。有证据表明，对于1960年5月27日的军事政变，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提前获得了相关信息，但并没有通知曼德列斯。英国在1955年就对佐卢甚是不满，认为“他应该从外交部长岗位上被撤换掉，需要一个更能和美国合作的人来代替”。哈桑科塞巴拉班（Hasan Ksebalaban）在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伊斯兰、民族主义和国际化（Turkish Foreign Policy:Islam,Nationalism,and Globalization）中提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早就在私人信件中表达了对曼德列斯的不满，认为他抱负过大，不能胜任现有职位。9 根据土耳其驻伊朗大使迪克代姆（Mahmut Dikerdem）的叙述，伊朗政府也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分享了这一消息，同样没有通知曼德列斯政府。10伊诺努（İsmet İnn）在政变之前曾经发表过一次公开演讲，暗示军队应该肩负起对于民族和国家的使命。11军队表面上拥有强力推翻政府和维护宪法的硬实力，但不通过民主选举无法真正建立有效的统治，对土耳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无法起到积极的领导作用。认识到这一点后，土耳其军队又重新退居维护国家稳定的位置。但不可忽视的是，1960年政变为军人干政在土耳其的合法化奠定了基础，也为此后政变的不断重演埋下了伏笔。曼德列斯通过选举的方式获取了土耳其的政治权力，最终却又被军人以政变的方式所终结。民主党执政时期赋予了库尔德人一定的族裔权利，助推了伊斯兰教的复活，甚至是伊斯兰教对于政治的介入，这一切被军方注解为损害了土耳其既定的世俗化道路，也被西方认定为曼德列斯政府逐渐背离了亲西方的土耳其发展道路。于是，军方采取直接干预政治的方式粗暴地完成了土耳其政权的更迭，而且通过制定新的宪法和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88李秉忠许茜怡：土耳其国家治理难题的百年演变构，试图监管共和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就此，库尔德问题、政治伊斯兰和军人政治三大治理难题发生了内在的勾连，军人政治意欲主导库尔德问题和政治伊斯兰，多重复杂的逻辑关系决定着三者之间的多维度互动关系。二、土耳其国家治理难题的演变：19611983年1961年宪法（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被称为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最为自由的宪法，库尔德问题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中，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20世纪60至70年代，土耳其政党政治中左派与右派的分野逐渐出现，政治伊斯兰在冷战背景下被用于削减左派的影响力，库尔德人则通过与土耳其政坛上的左翼结盟来表达自身的诉求，尤其是借力于土耳其工人党表达库尔德人的族裔诉求。与此同时，1965年，库尔德人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其后又通过一系列的“东部集会”“革命的东部文化协会”等组织形式（为规避敏感，故意隐藏了库尔德斯坦的说法）来表达自身的诉求。需要强调的是，库尔德人开始通过党派的形式表达诉求，这是一种有组织地表达政治诉求的方式，不但使得个体的权利转化为集体的权利，而且增加了与各方讨价还价的筹码。20世纪60至70年代，土耳其国内政治左翼和右翼的冲突频仍，最终引发了1971年军人干政。1971年政变之前，库尔德人政治运动通过与左派结盟来实现。1971年政变后，库尔德人进一步追求建立自己的政党，与左派的结盟破裂。1975年，成立了“革命民主文化协会（the 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Culture Association,DDKD）”，将库尔德人各种组织聚拢起来。12库尔德人族裔政治最具有深远影响的表现是库尔德工人党（Kurdish Workers Party，PKK）未来的党魁厄贾兰（Abdullah calan）开始登上土耳其政治的舞台，开始筹建库尔德工人党，库尔德工人党后来被土耳其政府认定为恐怖主义组织。军方对于库尔德问题的强硬态度从未发生改变，由此从根本上决定了库尔德问题的基本走向。需要强调的是，受益于冷战的背景，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得到疯狂的生长。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不加遏制地发展，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政治伊斯兰的复活，对于库尔德人的族裔诉求则意味着巨大的灾难，这与库尔德问题的极端化趋势有内在的联系。19751978年随着库尔德工人党的出现，库尔德问题的激进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 度。13厄贾兰本人曾经在1971年4月被捕入狱7个月，对其关于库尔德问题的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相较于库尔德人政治，这一时期的政治伊斯兰得到了更为长足的发展，伊斯兰政党出现得更早，对于政治更具有冲击力，尤其是军方的态度前后经历了某种修正。1951年伊斯兰民主党步入政坛，标志着伊斯兰教以政党的形式参与政权。19651969年正义党在大选中的胜利，也与获得努库运动和纳克什班迪教团支持有着密切关系。民族秩序党由内吉梅丁埃尔巴坎于1970年建立，1971年因意图在土耳其建立伊斯兰国家而被宪法法院取缔。1971年军事政变后，共和人民党和民族救赎党组建了联合政府，这标志着民族救赎党这一秉持伊斯兰主义的政党和埃尔巴坎的合法性得到了军方的认可。这也标志着政治伊斯兰在土耳其政坛的“开花结果”。在19731978年的三次组阁中，亲伊斯兰的民族救赎党都是不可缺少的合作党，而民族救赎党被认为与纳克什班迪教团存在密切关系，其选举成功得益于与教团组织关系密切。埃尔巴坎引导的“民族观念运动（Milli Gr Hareketiydi,National Outlook Movement）”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民族主义，民族观念运动主张恢复宗教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强化土耳其人身份特征中的伊斯兰份额，简单讲，民族观念运动属于土耳其特有的政治伊斯兰运动。14在左翼与右翼的争夺中，政治伊斯兰逐步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土耳其民族主义和政治伊斯兰的结盟并未遭遇太多障碍，民众很容易接受伊斯兰教属于土耳其民族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说法。冷战的大背景与土耳其国内政治经济的混乱彼此夹杂，导致19621983年间土耳其连续上演了两次军事政变，军人政治似乎成为土耳其政治中的常态。1971年3月12日，总参谋长塔马驰（Memduh Tama）、陆军司令古莱尔（mer Faruk Grler）、海军司令艾杰奥卢（Celal Eyiceolu）和空军司令89 李秉忠许茜怡：土耳其国家治理难题的百年演变巴图尔（Muhsin Batur）向杰夫德特苏奈（Cevdet Sunay）总统和议会递交了联合备忘录。15军方递交的备忘录成为压倒苏莱曼德米雷尔（Sleyman Demirel）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1971年3月12日14时，德米雷尔主持召开内阁会议后，决定向总统递交辞呈。17时，德米雷尔正式向苏奈总统递交辞呈，总统秘书长办公室随后宣布苏奈总统已接受辞呈，德米雷尔政府正式垮台。161971年军事政变后，土耳其政治和社会的混乱局面并未终结，因此1971年政变也被称为不完整的军事政变。1971年军事政变与其后爆发的1980年政变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两次政变的原因并无本质性的差别。1980年9月6日，埃尔巴坎在科尼亚（Konya）领导了一场名为“拯救耶路撒冷”（Save Jerusalem）的示威活动。这场集会使得军方十分的紧张，并成为军方发动第三次军事政变的诱因之一。1980年9月12日，土耳其总参谋长凯南埃夫伦（Kenan Evren）发表讲话，宣布解散议会和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接管立法和行政权力，埃夫伦自任国家元首。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第三次军事政变上演，这是一次彻底的和取代文官政府时间较为长久的政变，对于库尔德问题和政治伊斯兰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军人政治本身也留下了复杂的遗产。通过选举方式完成政权更迭属于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军人政治则是通过政变的方式完成政权更迭，政变后采取包括制定宪法在内的多种举措稳固政变的成果，军人政治构成了土耳其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连续的军事政变也就演变为土耳其国家治理中的新的难题，军人政治、库尔德问题与政治伊斯兰形成了多维度的复杂互动关系。1980年政变在某种意义上是军方在对上次政变反思基础上发动的更为彻底的政变，被定性为具有拉丁美洲特点的政变，此次政变也意味着1950年以来土耳其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威权统治时代的开启。1720世纪70年代得以建立的库尔德人政党，在1980年政变后都不复存在了。18军方对于库尔德问题的立场日趋强硬，很大程度上也主导了库尔德问题的解决，土耳其东南部由于库尔德问题陷入某种准内战的状态。军方习惯于宣布库尔德人居住区的某些地方进入紧急状态，进而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换言之，1971年和1980年军事政变改写了库尔德问题的运行轨迹。需要强调的是，库尔德人大多数也是逊尼派穆斯林，这属于库尔德族裔属性的一部分。部分库尔德人将族裔属性作为第一身份，部分库尔德人将穆斯林属性作为第一身份，也有部分库尔德人将土耳其属性作为第一身份，因而库尔德问题与政治伊斯兰具有内在的复杂关联性。与军方对库尔德问题立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军方对于政治伊斯兰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这两种态度对于库尔德问题和政治伊斯兰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军方对于库尔德人政治和政治伊斯兰的态度分野日趋明显，政治伊斯兰开始得到军方承认，库尔德人政治则被彻底否决。1960年军事政变后，杰马尔古尔塞勒（Cemal Grsel）就试图赋予伊斯兰教民族的和进步的形象，“那些将落后归咎于宗教的指责是错误的。几个世纪以来，呈现给我们的伊斯兰教往往是负面的和不正确的，这恰恰是我们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原因”19。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完成了逊尼派与土耳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融合的进程。201980年政变的主导者凯南埃夫伦认为伊斯兰教是最具理性的宗教，伊斯兰教高度认可宗教和科学，有助于土耳其社会的团结。21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社会逐步接受了“土耳其主义伊斯兰主义的一体化”，1983年上台的祖国党主席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zal）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性人物，厄扎尔政府强调现代性与土耳其伊斯兰传统的调和。需要强调的是，1971年和1980年两次军事政变，都是由于党派纷争、经济恶化、极端组织发展、种族宗教矛盾激化所造成。军事政变一方面展现了军方对国家权力的某种压倒性控制，尤其是对库尔德问题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另一方面，军方逐渐承认了政治伊斯兰的合法地位，容忍了伊斯兰主义和土耳其主义的融合，表明了土耳其社会的深层次变化。军方持续地通过政变的方式来完成土耳其政权的更迭，完成对文官政府的监管，只是成功政变的背后也不断暴露出军方干政促进政局发展的局限性。90李秉忠许茜怡：土耳其国家治理难题的百年演变三、土耳其国家治理难题的复杂化和新趋势：1984年以来1984年以来，库尔德问题为库尔德工人党和军方所主导，库尔德问题进一步激进化。1980年军事政变深刻地影响了库尔德问题的走向，政变后库尔德运动的活动分子大部分被逮捕或镇压，军方试图用镇压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库尔德问题。一方面是政府对于库尔德人政治活动的镇压，另一方面是库尔德工人党动员策略取得良好的效果，监狱成为库尔德人反抗的重要场域。厄贾兰在1980年军事政变前成功出逃至叙利亚，开始从境外筹划和指挥库尔德工人党相关活动。1984年8月15日，库尔德工人党发动了对军方的袭击，由此被认定为恐怖主义组织。厄贾兰认为库尔德人的历史就是被奴役的历史，号召库尔德青年将库尔德人从内外的奴役中解放出来。22军方则采取了以暴制暴的方式，以暴制暴某种程度上也有利于库尔德工人党的动员，很多年轻的库尔德人加入库尔德工人党的行动之中，库尔德问题由此进入了新的阶段。从1984年开始，到1999年2月16日厄贾兰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被捕，土耳其东南部陷入了为期15年的准内战状态。20世纪90年代，约有300万人被内部重新安置。1990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导致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对土耳其的溢出效应陡增。伊拉克北部成为库尔德工人党重要的活动区域，增加了政府打击的难度。1999年2月，在美国和以色列方面提供情报的基础上，厄贾兰在肯尼亚被捕，然后引渡回土耳其接受审判。库尔德问题严重损害了土耳其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也损害了土耳其的国际形象，无法解决库尔德问题的土耳其难以成长为区域性大国。库尔德问题在厄贾兰于1999年被捕后进入了新的状态，这种新的状态既表现为军方发现自身无力解决库尔德问题，也体现为库尔德人的斗争方式更多回到组建新的政党和组织等方式上来，如2002年成立了库尔德斯坦自由民主会议（The Congres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in Kurdistan，KADEK）。库尔德运动由此获得了新的动力，土耳其库尔德问题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只是库尔德工人党仍然居于各种组织的核心地位。而且，冲突还不时爆发。19842017年，库尔德工人党与政府的冲突导致4万人死亡，多达3000个村庄部分或彻底被摧毁。232002年，伊拉克战争导致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自治地位的巩固，为库尔德工人党提供了更为安全的活动区域，进一步加大了土耳其解决库尔德问题的难度。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土耳其历史上失去的10年，而政治伊斯兰则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80年军事政变后，军方对左派进行了彻底的打压，先前投票支持左翼政党的选民转而支持伊斯兰政党。241994年，主导土耳其21世纪政坛的埃尔多安以繁荣党党员的身份当选了伊斯坦布尔的市长，高调登上土耳其的政治舞台，埃尔多安成为土耳其家喻户晓的名字。1995年12月，伊斯兰政党繁荣党在大选中胜出，赢得21.4%的选票，在500多个议会席位中占据了158个席位，首次成为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第一大党。繁荣党由此完成了政治伊斯兰从边缘到中心的激变。虽然繁荣党在这次大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得票率没能超过50%，最终只能选择组成联合政府。随后繁荣党与正确道路党组成联合政府，繁荣党主席埃尔巴坎出任总理，由此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个由伊斯兰政党主导的联合政府诞生。由于埃尔巴坎伊斯兰主义色彩浓重，土耳其军方和世俗主义者对这个宣称坚持凯末尔主义和国家既定方针的新政府表示质疑。埃尔巴坎出任总理，因其宗教情绪浓烈，军方发动政变迫使埃尔巴坎辞职，1997年政变后，执政的繁荣党也被取缔。这就是土耳其历史上被称为“后现代主义政变”（Post-Modern Coup）的1997年军事政变。相较于此前的三次政变（1960、1971和1980年），此次政变没有后续的大规模逮捕和实行军事管制等激烈措施，因此此次政变也被称为“软性政变”。军方领导人在接受采访时也承认，军事政变的时代已然结 束。25一方面说明军方仍然可以影响或者主导国家政治走向，另一方面，温和的伊斯兰力量的增长已经成为政坛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土耳其民主进程的发展，军人干政面临合法性的危机，且支持度持续降低，军人更多地转到幕后间接干预政治，进一步暴露出军人干政的局限性。政治伊斯兰则随着繁荣党的分裂和埃尔多安91 李秉忠许茜怡：土耳其国家治理难题的百年演变所代表的新的温和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壮大，成为土耳其政坛主导性的力量。2001年正义与发展党成立（简称正发党），2002年正发党赢得大选。迄今为止，正发党执政已经长达20余年，充分展现了温和政治伊斯兰的生命力，这种活力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世俗主义为代价的。1980年军事政变的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是强化了伊斯兰主义，政变后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此消彼长已经成为必然趋势。26正发党甚至还终结了军人政治，文官政府似乎获得了对军方的压倒性优势地位。军人政治逐渐成为土耳其社会难以接受的存在形式，随着2016年7月15日未遂政变的发生，土耳其军人政治的丧钟似乎由此敲响。政治伊斯兰以正发党的长期执政为主要的标志，库尔德问题则更多地体现为亲库尔德人的人民民主党相关的政治活动和库尔德工人党问题。换言之，土耳其国家治理的三大问题有了某种革命性的变化，那就是执政的正发党不仅仅代表着土耳其式的政治伊斯兰，而且政治伊斯兰至少在短期内取得了相对于军人政治和库尔德问题的优势地位。当然，军方是否已然被文官政府所驯服，仍然有待观察，同时也是土耳其政党政治中具有相当生命力的话题。军人干政在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有规律地展现出来，表现出土耳其特有的“干政制定宪法还政于文官政府”这样的基本特点。军人对于政党政治似乎天然地存在某种戒备的心态，将自身设定为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的最终裁定方，这一角色设定与土耳其军人干政有潜在的因果关系。1960年、1971年、1980年军事政变共同的原因就是军方裁定政党政治导致了社会失序和凯末尔主义受到侵蚀。1960年和1980年军事政变后，军方都推出了新的宪法，规定了新的军方认可的国家前进方向。不仅如此，1960年政变后，尽管军方面临宽大对待政治家的压力，时任总理曼德列斯还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80年军事政变后，军方甚至取缔了与共和国同龄的共和人民党，充分体现了军方对国家权力的某种压倒性控制。而1997年军人干政则更多地体现出军方对于伊斯兰性质政党的忧虑。需要强调的是，军方一方面对伊斯兰性质的政党充满不信任，另一方面也在利用伊斯兰教而非简单地坚持世俗主义。由此可见，军方事实上是在追求多样的平衡，包括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平衡，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平衡，文官政府和军方之间的平衡。正发党统治时期则证明了文官政府，甚至是温和政治伊斯兰相对于军人政治的优先地位，由此表明土耳其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革。四、结论与思考凯末尔在1938年辞世，彼时土耳其的世俗化似乎将要取得成功，然而选举政治的推行却使伊斯兰教重新确立了与现代性的关系，库尔德问题也获得了新的动力，而且催生出具有土耳其特点的军人政治。“凯末尔将一个宗教占据主导性作用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实施严格的科学和世俗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凯末尔改革的缺点在于，相关的改革举措和思想对于民众的渗透非常有限。”27凯末尔去世后，共和人民党的宗教政策也趋于温和化，这与土耳其调整整体的发展道路相关。美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查尔斯刘易斯对凯末尔改革的基本评价是：“这是一种具有功利主义色彩的宗教改革，潜藏着众多问题。”28土耳其转向民主政治后，土耳其的发展道路被赋予新的动力，这种动力由于其自下而上的广泛动员而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凯末尔时期，国家治理的三大难题也得以凸显和持续演变。民主政治或者选举政治是国家治理中政治伊斯兰、库尔德问题和军人政治得以出现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宗教的复活与族裔政治都面临着共同的逻辑起点，选举政治对选票需求的压力，迫使各个政党对社会的不同阶层赋予权利，至少是口头的赋权，以此换取不同阶层选票的支持。虽然伊斯兰教逐渐复苏和库尔德问题再度浮出水面都起源于选举政治的逻辑，然而，由于面临的社会条件迥异，宗教力量的壮大和库尔德问题其后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演变道路。总体而言，政治伊斯兰由于具有广阔的市场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库尔德问题则显得更为复杂和更具有挑战性，更难得到普遍的接受。伊斯兰教的复活有着极为有利的社会文化人口环境，各个主要政党如果希望获得政权就必须为伊斯兰教的复活买单，这一逻辑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伊斯兰政党的出现，以及世俗主义的原则遭到破坏，或者世92李秉忠许茜怡：土耳其国家治理难题的百年演变俗主义与政治伊斯兰产生某种调和。政治伊斯兰说到底是对土耳其世俗化发展道路的深刻修正，表现为传统对现代的反噬。库尔德人对于权利的主张并未有利好的土壤，库尔德人作为边缘群体且散居各国（主要是土耳其、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现实，决定了该问题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和与中央政府的对抗性，跨界性也决定了问题的持久性。至于军人政治的出现，其逻辑起点似乎是由于文官政府的无能而导致的社会秩序失范，实质的合法性则在于维护因伊斯兰教复活而遭遇挑战的世俗主义，以及库尔德问题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军人政治的合法性似乎更多地与维护凯末尔主义相关。由此，随着凯末尔主义的衰落，军人政治的衰落也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军人政治相对于政治伊斯兰和库尔德问题似乎具有优先地位，军方以国家的名义监管政治伊斯兰和库尔德问题。就此三大治理难题纠集起来，决定三方关系的逻辑不断演化。伊斯兰文化属于土耳其深层次的底色，世俗主义在强力作用下部分地获得了成功，然而选举政治的推行终究又使得压制下的伊斯兰教恢复了其昔日的影响力，只是这种伊斯兰教具有被世俗主义所驯化的特征。政治伊斯兰最终的裁定权在很长时间内由军方或者宪法法院所掌握，但实质上还是有某种深层次的逻辑在起作用，那就是政治伊斯兰在土耳其有着丰饶的发展土壤。迄今为止演变的结果是军方面对变化不断的政治伊斯兰，最终还是选择了接受，甚至是屈服。在库尔德问题上，虽然军方掌握了解决库尔德问题的主动权，包括在国内和国外对库尔德人武装力量进行打击，最终军方被迫承认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只好将解决库尔德问题的主导权再次交还文官政府。当然，军方的无奈让渡权力从深层次上讲属于文官政府权力上升的体现。宗教和族裔问题几乎是所有国家发展过程中都会遭遇的治理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产生的原因和演进的动力既有同又有异。土耳其治理难题的走向既受制于传统因素，又受力于新的动力，选举政治则是其共同的逻辑起点。宗教复活和族裔政治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军人政治的出现，当然也彰显了文官政府的脆弱。在土耳其共和国即将迎来百年庆典之际，学术界有必要对其三大治理难题加以回顾和总结。土耳其国家治理难题的走向，既投射于土耳其发展道路，也受力于土耳其国家治理的途径，属于土耳其成长过程中无法绕开的烦恼。面向未来，土耳其国家治理的三大难题或许会有新的表现，不排除出现新的治理问题，毕竟国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决一系列治理难题的过程。注释 宗教事务委员会（Diyanet:Diyanet İleri Bakanl:Directorate of Religious Affairs or the Presidency for Religious Affairs）,成立于1924年,属于土耳其建立世俗主义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前主要负责土耳其内部的宗教事务,20世纪60年代开始也负责在国外提供宗教事务。参见Michelangelo Guida and Ouzhan Gksel.Reevaluating the Sources and Fragility of Turkeys Soft Power after the Arab UprisingsC/Hseyin Iksal and Ouzhan Gksel.Turkeys Relations with the Middle East,Springer,2018:160.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Intelligence report entitled:“Turkey-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imensions of a Crisis.”EB/OL.(2022-12-24).https:/ Britannica.Adnan MenderesEB/OL.2023年1月5日.http:/ Erbakan）出生在土耳其北部黑海沿岸的锡诺普,就读于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赴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曾任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教授。几十年来埃尔巴坎都是土耳其政界领军人物,一系列的伊斯兰政党或领导人都由他创立或受他启发。埃尔巴坎发起了民族观念运动,该运动试图恢复伊斯兰在土耳其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使其成为土耳其人的民族身份特征,并试图将传统伊斯兰和现代主义在政治领域进行调和。1970年创建了第一个土耳其伊斯兰政党民族秩序党,标志着政治伊斯兰的崛起。据经济学人报道,埃尔巴坎在去世时被公认为是土耳其93 李秉忠许茜怡：土耳其国家治理难题的百年演变伊斯兰主义者的缓和力量,并使土耳其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榜样。参见The economist.Erbakans legacy What a prime ministers funeral says about democracy and IslamEB/OL.2011年3月3日2023年1月5日.https:/ mobilization of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参考文献1 悉纳阿克辛.土耳其的崛起M.吴奇俊,刘春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11-212.2 Wadie Jwaideh.The Kurdish National Movement: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M.Syracuse,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16:216-218.3 Metin Heper,Jacob M Landau.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in TurkeyM.London,New York:I.B.Tauris,1991:16-17.4 Yildiz Atasoy.Turkey,Islamists and DemocracyM.London,New York:I.B.Tauris,2005:73.5 Reed H A.Revival of Islam in Secular TurkeyJ.Middle East Journal,1954(3):267-282.6 Ergun zbudun.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Recent Turkish Politic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13.7 Mehmet Yaar Geyikda.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the Role of IslamM.New York:Praeger,1984:79.8 The Army and the Radical Left in Turkey:Military Coups,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KemalismM.London,New York:I.B.Tauris,2011:13.9 Hasan Ksebalab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