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诗赋中“杞菊”饮食传统探赜_戴婵.pdf

：唐宋诗赋中“杞菊”饮食传统探赜收稿日期：基金项目：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作者简介：戴 婵，女，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财经大学研究生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与思想文化研究，：；雷 勇，男，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戴 婵，雷 勇（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贵州财经大学 研究生院，贵州 贵阳；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摘 要：“杞菊”为传统中药材枸杞和菊花的合称。自唐代陆龟蒙肇始，其杞菊赋首开文人明确食用杞菊之先例。宋代以后文人食用杞菊臻于极致，苏轼、张耒师徒在“超然台”食用杞菊并为之作赋，契合苏轼“盖聚物之夭美，以养吾之老饕”的饮食理念。“一代学者尊师”张栻亦作后（续）杞菊赋，不仅记录了雅会禊集时烹制杞菊佳肴的轶事，还吟咏杞菊质性自然。唐宋杞菊辞赋背后呈现出复杂的士人心态，杞菊意象由此衍生出崇尚自然、睥睨名利和关心民瘼等深刻的文化内蕴，杞菊饮食成为迁客骚人明誓抒怀的绝佳载体。关键词：杞菊饮食；唐宋诗赋；文学意象；文人心态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有“杞菊延年”的吉祥图，菊花被誉为“花之君子”，有高洁、清雅、坚贞、淡泊等象征意义；枸杞被誉为“东方神草”，象征着喜庆祥瑞和欢乐吉祥。根据神农本草经上品草部 记载：“鞠华，味苦平。主风，头眩肿痛，目欲脱，泪出，皮肤死肌，恶风湿痹。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鞠华即菊花，有去烦热、利五脏之奇效，为历代医者良方。晋葛洪抱朴子仙药把枸杞称呼为“天门精”和“西王母杖”。神农本草经言枸杞：“味苦，寒。主五内邪气，热中消渴，周痹。久服坚筋骨，轻身，耐老。一名杞根，一名地骨，一名杞忌，一名地辅。生平泽。”枸杞有十全之妙用，补虚益精，清热明目，被中医誉为“长生树”。中国古代文士多食杞之习，行餐菊之风，而于唐宋更是风靡一时。唐代诗人陆龟蒙在杞菊赋中将菊花、枸杞合称为“杞菊”，后来又经苏轼、张耒、张栻等文人的颂扬，“杞菊”成为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文学意象，频繁出现于诗赋之中。本文拟对唐宋诗赋中的“杞菊”饮食传统进行钩沉、考述，揭示文人雅士食用杞菊的文化心理，以期对理解唐宋时期饮食与文学之关系有所禆益。古代文人的枸杞、菊花单食传统神农本草经中将菊花奉为“上药”，东汉蔡邕月令章句言“菊，草名也”，将菊花定义为“候时之草”，即节气和季节变迁的自然征兆。周礼秋官首次记录了菊花的药用功效，曰：“蝈氏掌去蛙黾。焚牡菊，以灰洒之，则死。”蝈氏为古官名，掌管清除蛙类动物，其采用菊花焚烧后的灰烬可将“蛙黾”悉数清除。南宋胡少沦菊谱序详尽地分析了菊花备受推崇的内因，将菊之“七美”定义为：“一寿考，二芳考，三黄中，四后凋，五入药，六可酿，七以为枕，明目而益脑，功用甚博。”菊花淡雅高洁、姿态清秀，寄寓着高洁长寿的祈愿，深受中国文人雅士的偏爱，诗词中菊花有多种别致的雅称。曹植离友中的“临渌水兮登崇基，折秋华兮采灵芝”，陶渊明九日闲居中的“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李煜长相思中的“鞠花开，鞠花残帘风月闲”，辛弃疾临江仙中的“记取年年为寿客，只今明月相随”，美食研究，（）：南宋刘克庄沁园春和林卿韵中的“种杏仙人，看桃君子，得似篱边嗅晚香”，元末明初高启送高二文学游钱塘中的“一饥小事何足道，故园尚有霜英黄”，其“秋华”“寒华”“鞠花”“寿客”“晚香”“霜英”等雅称皆指代菊花。中国食菊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民俗含义中的食菊长寿，屈原离骚中“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开启了“香草美人”传统，将菊花第一次赋予了君子人格精神之内蕴。楚辞集注中用“言春饲以兰，秋饲以菊”作为屈原食用菊花的佐证。王逸注曰：“（屈原）言己旦饮香木之坠露，吸正阳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花，吞正阴之精蕊，动以香净，自润泽也。五臣云，取其香洁以合己之德。”魏文帝曹丕更是对食用菊花推崇备至，在给太傅钟繇的信柬中写道：“至于芳菊，纷然独荣。非夫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飧秋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彭祖在道教神仙体系中以长寿著称，钟繇辅佐曹丕安民生、保社稷，被誉为国家心脏。曹丕以一枝黄菊敬赠恩师，祈愿钟繇身体康健，寿命媲美彭祖。中国文人食用菊花的方法可谓纷繁复杂，最为常见的是酿造菊花酒，欧阳修等文人视其为“仙酒”。汉代西京杂记记载了菊花酒的复杂酿造工艺，云：“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 年 九 月 九 日 始 熟，就 饮 焉，故 谓 之 菊 花酒。”明代遵生八笺记载的菊花酒的酿造更为讲究，曰：“十月采甘菊花，去蒂，只取花二斤，择 净 入 醅 内 搅 匀。次 早 榨，则 味 香 清冽。”其酿造过程中还需用稻草或棉花保温发酵。菊花煮成茶饮是最为普遍的饮食法。唐代皎然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诗中的“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即是用清泉煮成菊花茶款待宾客。菊花作为食材，可生嚼，可凉拌，可煮粥，可炒食，可作馅，可制作糕饼。宋代有一种广为流传的“金饭”，是“采紫茎黄色正菊英，以甘草汤和盐少许焯过，候饭少熟，投之同煮”，即用菊花与米煮成饭，因色泽金黄而称为“金饭”，长期食用有利于平肝明目、缓解燥气。另外，“菊苗煎”被誉为“有楚畹之风”，其烹饪方法为：“采菊苗，汤瀹，用甘草水调山药粉，煎之以油。”此馔入口松脆爽惬，食之清香齿颊萦绕。中国枸杞有很多民间叫法，如甜菜子、狗奶子、枸蹄子、地骨子、红耳坠、红珠仔刺、血杞子、茨等，由枸杞衍生出茨乡戏、茨乡歌谣等。本草纲目记载：“春采叶称天精草，夏采花名长寿草，秋采子名枸杞子，冬采根名地骨皮。”枸杞在不同季节食用不同部位，冬采根，春夏采叶，秋采茎和果实。枸杞果实“性平，味甘；归肝、肾、肺经，根皮（中药称地骨皮），有解热止咳之效用”。明代朱橚普济方中有“西河女子”食用枸杞容颜永驻，与天地同寿的传奇故事。文献资料中有关枸杞的记载多为诗经以及古医书典籍。尔雅释木解释：“杞，枸檵。孙注：即今枸杞。本草一名枸忌。郭注：今枸杞也。杞当做檵，檵当做杞。说文檵在杞前，云枸杞也。”“杞”最早见于四千年前的殷商时期甲骨文，殷商帝王素有杞树崇拜，甲骨卜辞中关于枸杞的占卜记载，就是为了祈祷、预测自然灾害和农作物之丰歉。诗经中关于枸杞的记载与商周甲骨卜辞的内容能够互证。诗经 中小雅和国风记载枸杞的篇目多达七篇，如：国风将仲子中“无折我树杞”，小雅杕杜中“言采其杞”，小雅湛露中“在彼杞棘”，小雅四牡中“集于苞杞”，小雅南山有台中“南山有杞”，小雅四月中“隰有杞桋”，皆以枸杞暗喻君子之嘉行懿德，歌颂其高贵的身份、敦厚的美德和英武潇洒的气质。枸杞通过蒸、煲、泡、焖、烩、酿等烹饪方法，可以制成枸杞酒、枸杞粥、枸杞汤、枸杞茶和枸杞菜肴。唐代包佶答窦拾遗卧病见寄中的“瓶开枸杞悬泉水，鼎炼芙蓉伏火砂”，记录了用山泉水泡枸杞的食用之法。南宋洪咨夔老圃赋中的“茗蘼芜以涤烦，醪枸杞而补羸”，即食用醪糟煮沸的枸杞来滋补肝肾。陆游保持着“晨斋枸杞一杯 羹”的 养 生 习 惯，“甑 中 枸 杞 香 动人”则说明陆游除了制作枸杞羹之外还食用蒸枸杞。唐宋时期最为流行的枸杞食用方式是清炒枸杞叶，即唐代王绩游北山赋记载的“杞叶煎羹”，清晨带露水采摘，清洗、晾干、焯水，加入油、盐、葱、姜等佐料，急火烹炒，出锅前略滤入少许米醋，撒入少许蒜末，清香微苦，青绿鲜亮，食之爽口生津。南宋有一道“山家三脆”的家常 小菜，制作方法为：“嫩笋、小蕈、枸杞头入盐汤焯熟，同香熟油、胡椒、盐各少许，酱油、滴醋拌食。”明代周履靖茹草编有菜肴“拌枸杞芽儿”，即“春夏采嫩头，汤焯，盐醢拌食”，与今人凉拌时蔬之法无异。枸杞芽尖亦可以制作枸杞茶。采摘新鲜枸杞的芽尖，文火炒制，并不时揉捻使之均匀受热，待到色泽青黄干爽，清香四溢即出锅，晾晒片刻即可。枸杞芽茶初泡微涩，再泡甘醇，三泡香甜，细品若舌底鸣泉。唐宋文人的枸杞、菊花同食新型方式菊花偏于清，枸杞偏于补，二者搭配则相得益彰，提升了食用价值。唐宋时期，食用杞菊成了隐居山林高士和钟鸣鼎食之家都可践行的方式。晚唐诗人陆龟蒙杞菊赋首次引杞菊意象入文，体现出尚精神、轻物质的倾向。杞菊赋（并序）云：“天随子宅荒，少墙屋，多隙地，著图书所前后皆树杞菊。”陆龟蒙在杞菊赋中描绘了自己对杞菊饮食的痴迷，在简陋破旧的书斋前后种植杞菊：“春苗恣肥，日得而采撷之，以供左右杯案。及夏五月，枝叶老硬，气味苦涩，旦暮犹责儿童辈拾掇不已。”他要吃到杞菊完全过季不能吃为止。陆龟蒙钟爱枸杞头，把枸杞头与古松下生长的药食珍品茯苓相媲美，还将枸杞头作为案头清供朝夕赏玩。陆龟蒙常以枸杞叶煮白米粥作为羹汤。宋代圣济总录食治门“食治伤寒后诸病篇”收录了枸杞叶粥的制作方法：“用水三升，先煎枸杞、葱、薤、豉等，取一升半，去滓下米煮作粥，空心食之。”其功效为强肾补气，用于“治五劳七伤”。陆龟蒙生卒年月不详，但相传龟鹤遐寿，其九世孙陆德源被誉为“杞菊先生”，虽为吴中之巨富，却乐善好施、超然脱俗，继承和发扬了陆龟蒙的高风远识。北宋前期，士绅阶层所倡导的一种新型饮食文化为“粗茶淡饭”，由此衍生出“无故不食珍”“人间有味是清欢”等饮食理念，文人诗赋中鲜见着笔于甘脆肥醲，杞菊饮食则完美契合了宋代文人精神审美追求。根据唐宋辞赋中的饮食抒写，可见杞菊食用方法和烹饪工艺可谓匠心独运。宋代崔敦礼闲居赋云“撷杞菊而将瓜芋兮”，杞菊料理辅以芋头和果蔬作为食物搭档。宋代林洪山家清供中“紫英菊”一条目，记载了菊花和枸杞搭配的家常吃法：“春天釆苗叶洗焯，用油略炒煮熟，下姜盐羹之，可清心明目，加枸杞尤妙。”杞菊苦略回甘的口感激发了文人徜徉的情思。受陆龟蒙思想之浸润，苏轼诗赋中有大量描写杞菊饮食的作品，以庄子齐物思想舒解内心与时不谐、壮志难酬的郁闷，如唐陆鲁望砚铭中的“噫先生，隐唐余，甘杞菊，老樵渔”，过云龙山人张天骥 中的“饥寒天随子，杞菊自撷芼”，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中的“躬持牛酒劳行役，无复杞菊嘲寒悭”，笔意爽健，格调流畅，饱含情趣，将诗人知足常乐、超然豁达的人生态度表达得淋漓尽致。苏轼在后杞菊赋中明言：“吾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除了杞菊嫩叶之外，亦因时因地食用花朵、根茎和果实，把杞菊当成了最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身处“敝邦”又逢饥荒、蝗虫、盗寇等，苏轼只能用杞菊煮食菜羹来充饥，“汲幽泉以揉濯，搏露叶与琼根，爨铡锜以膏油，泫融液而流津”，实现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超越。苏轼还将菊花和枸杞分别制成佳酿，寄寓觅知音、解忧愁、思友人、畅欢颜等多层文化意蕴。后杞菊赋中隐约露出的生活的苦难和无奈似已荡然无存，留给后人的只有那种无与伦比的旷达和超脱。“苏门四学士”之一张耒亦作杞菊赋，可视为一篇拜谒之作。张耒因事到海州，读毕苏轼后杞菊赋不觉心地洞然澄澈，遂作杞菊赋以明其 志。赋 言“聊 逍 遥 于 枯 槁，庶 自 远 于 人患”，食用杞菊的目的为仿效圣贤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的简朴生活方式。杞菊赋云：“平生故人予致其馈客以飧，撷露菊之清英，剪霜杞之芳根，芬敷满前，无有馨膻”，用带露水的杞菊根茎制成餐食招待宾客，张耒食用杞菊的方法与苏轼如出一辙。另外，苏轼和张耒师徒常食“枸杞子粥”，遵生八笺记载了其做法：“用生者研如泥，干者为末。每粥一瓯，加入半盏，并白蜜一二匙，和匀。”苏轼达观的人生态度感染了弟子张耒，于是在宋代文学长廊中又增加了吟诵杞菊的新诗篇，成为一个让人惊叹的文学奇观。后杞菊赋（亦作续杞菊赋）为张栻效仿陆龟蒙、苏轼、张耒的同题之作。张栻将前贤同题作品以抒情为中心转向以说理为中心，全赋“尚 年 第 期美食研究第 卷 总第 期于理”而不专于理，理学思想的融入使张栻的杞菊之思独具一格。张栻在草木繁荣的中春时节经过郡县园圃，道明了目的“非花柳之是问，眷杞菊之青青”。仆婢采掇后摒弃馥郁的佐料，“汲清泉以细烹，屏五味而不亲”，使用石铫瓦椀等朴素的器皿装盛，清晨露未晞之时采摘杞菊鲜叶，煮汤时仅加入食盐少许调味，连带汤汁一啜而尽，此法与清代名医费伯雄食鉴本草记载的方法大同小异。张栻还说杞菊茎叶可以细切之后用盐、酱浸渍食用，风味更加独特，而且易于保存。迥然区别于前人诗赋中对杞菊难以下咽的描述，“干脆可口，蔚其芬馨，盖日为之加饭”，诗人发自内心喜爱杞菊略带苦涩的风味。张栻将儒家内圣外王、拯救苍生的理想寄托在杞菊之上，后人可以通过张栻的杞菊之餐领悟其独特的人格追求和情感体验。明代方孝孺味菜轩记中的“若杜子美于韮薤，陆龟蒙之于杞菊，苏子瞻之于芦菔、蔓菁，莫不遂称之见于咏歌”，从侧面反映了杞菊食用传统自陆龟蒙肇始，其后黄庭坚、司马光、朱熹、郭祥正、张元幹、谢薖、刘克庄、陈与义等文人骚客也屡次提及“杞菊”意象，但并未将其单独吟咏成章。宋代以后有关杞菊的文学创作基本呈下降趋势，但杞菊饮食自南宋伊始，外形更为雅观，口感更为细腻，元代诗人李孝光直言杞菊“甘胜肉”。文人食用杞菊的文化心理探析“食物创造和制造出社会的差异、边界、聚合和矛盾，交织着诸如阶级、社会性别、家庭和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杞菊之所以成为唐宋文人心目中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意象，除了其养生延年功效之外，主要还是出于将其视为一种特立独行的君子人格修行方式，宋代刘克庄菊中“曾有餐之充雅操，又云饮者享高年”的分析可谓切中肯綮。孔子曾言“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将尚简饮食、轻视物质与君子磨砺心志等道德行为直接联系。杞菊饮食契合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凛然气节，契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美政理想，蕴含着安贫乐道、追慕圣贤的“孔颜之乐”。充饥果腹，践行安贫乐道的君子人格文人将“菊”定义为花之君子，艺菊、画菊、赋菊和赏菊等雅事深受历代诗人的青睐，菊花凌霜傲雪、遗世独立的坚韧品格被诗人赋予了隐士情操。东晋许询将菊花庄重和坚毅的品质与松并举，言“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南宋潘牥的十月菊言：“夕阳西去一凭栏，眼底黄花自岁寒。姚魏终皆非正色，请君细把楚骚看。”南宋杨万里野菊言：“政缘在野有幽色，肯为无人减妙香。”菊花给了隐士精神世界的支撑，归隐山林，天人合一，不随波逐流。人与景各任自然，而相谐相契、浑融无间。陆龟蒙生活在晚唐极为黑暗的政治环境中，在独善其身的隐逸之情下时而流露出关切世事、愤世嫉俗的批判。杞菊赋即作于退隐松江甫里时，陆龟蒙独居陋室，闭门谢客，于穷困潦倒之中，依然诵读孔孟儒家经典而不辍，以精神高洁对抗饥肠辘辘。陆龟蒙以枝叶老硬，气味苦涩的杞菊为餐食，面对客人“不合时宜”的存心诘难，陆龟蒙作了如下解释：人或叹曰：“千乘之邑，非无好事之家。日欲击鲜为具以饱君者多矣。君独闭关不出，率空肠贮古圣贤道德言语，何自苦如此？”先生笑曰：“我几年来忍饥诵经，岂不知屠沽儿有酒食邪？”退而作杞菊赋以自广云。面对三餐不继的困窘，陆龟蒙没有丝毫畏葸与退缩，而是通过杞菊作为粮食哄骗口舌。“自苦”二字表明以杞菊为餐的饥饿困顿生活是出于陆龟蒙的主动抉择，不会因为庸庸世人的嘲笑而去追求精美膳食，不愿与阿时趋俗的世人同流合污，更不会为口腹之欲而贪污腐化。陆龟蒙因他人无法理解自己的坚守而作杞菊赋明志，通过立身行事的法则来践行君子凛然不可侵犯的人格尊严追求，文虽短小，却颇耐寻味。苏轼诵读了陆龟蒙的杞菊赋后甚为疑惑，认为陆龟蒙是生活潦倒所致，于是亲自去废弃园子里摘取杞菊，方悟陆龟蒙的精神境界之崇高。胶西地瘠民贫，连年歉收，苏轼不得不自谋生路，于是每天和通守刘廷式二人沿着城墙，在倾圮的废园里搜寻杞菊等野菜，两人摸着咕咕作响的肚子相视大笑。“对案颦蹙，举箸噎呕”，表明杞菊口感欠佳，是艰难贬谪生活中维继生命的无奈之举。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因食物的匮乏，用杞 菊来作为补充是事实无疑，但说以杞菊为主要食物则带有文学夸张和渲染色彩存在。后杞菊赋一针见血指出：“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该赋表明苏轼对待贫穷、杞菊饮食安之若素。除了充饥果腹外，陆龟蒙和苏轼食用杞菊还有另外一个隐晦的原因，便是消弭灾祸，寄寓吉祥。西晋风土记 记载“汉俗九月九日饮菊花酒，以跋除不祥”，菊花祈福消灾内涵体现了先人与自然灾难抗争的思想轨迹。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九日登高中记载了有神异道术的费长房为他人攘凶避祸的故事，他的方法为“令家人 各 做 绛 囊，盛 茱 萸 以 系 臂，登 高 饮 菊 花酒”。南宋王迈菊花诗中的“今宵持供圣，一粲动天皇”，提及了用菊花献祭神话传说中上古三皇的习俗。质性自然，鉴于益寿延年功效的考量历代文人雅士诗歌中多点明菊花的养生功效，用菊花酿酒等方法来养生保健。陶渊明诗云：“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酒可以解忧，菊花可以延寿，所以陶渊明用新鲜采摘的菊花泡酒浇愁，以求内心获得短暂的休憩。另外一首九日闲居（其二）吟诵的“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也点明了菊花增寿之功效。北宋李维王左丞新菊：“蕊浮丞相酒，气馥令君香。好固松椿寿，仙经识秘方。”南宋潘牥十月菊：“先生嗜菊菊中仙，不把东篱博秫田。九日於中谁不爱，勤餐何可得延年。”与菊花类似，枸杞亦可用来酿酒，保留了枸杞甘甜微苦的独特的风味，主要功效为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古书延年方中也记载了养生枸杞子酒，可长肌肉，益颜色，肥健人。苏轼和张耒师徒对菊花酒和枸杞酒推崇备至，不吝惜诗歌中的溢美之词。“乌台诗案”后贬谪的苏轼在东坡杂记记海南菊中描绘了亲躬种植菊花的情形：“吾在海南，艺菊九畹，以十一月望，与客讯菊做重九。”“艺菊九畹”中的“九畹”引用了楚辞离骚中“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的典故。“畹”为古代衡量面积的量词，王逸注“十二亩曰畹”，说文有“田三十亩曰畹”之说，这些从侧面反映了苏轼种植菊花面积之广袤，而种植菊花的目的苏轼也娓娓道来，即“与客讯菊做重九”，信函邀约友人重阳之日相聚畅饮菊花酒。另外，苏轼极言枸杞堪称仙药，枸杞一诗云：“神药不自，罗生满山泽。日有牛羊忧，岁有野火厄。越俗不好事，过眼等茨棘。青荑春自长，绛珠烂莫摘。短篱护新植，紫笋生卧节。根茎与花实，收拾无弃物。大将玄吾鬓，小则饷我客。似闻朱明洞，中有千岁质。灵厖或夜吠，可见不可索。仙人倘许我，借杖扶衰疾。”超然台记云：“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为释放沉重的公务压力带来的身体沉疴，苏轼把枸杞和菊花当成调理饮食，面对“人固疑余之不乐”的妄加揣测，苏轼并未多加辩驳，依旧保持“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的粗陋饮食。杞菊却发挥了奇效，苏轼“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缓解了身体日益加剧的颓势，白发返黑，容颜焕发。苏轼后杞菊赋结尾处也点明“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以戏谑的口吻道明食用杞菊的药效。“西河”代指孔子的弟子子夏，也名卜商，传言活了一百岁整。“南阳之寿”则化用艺文类聚之典故，南阳郦县有河名菊水，太尉胡广饮此水治愈了顽疾，近百岁才寿终正寝。张栻为中兴名相张浚之后，本身的物质生活无虞，但也深受“甘餐不必食肉”思想的浸染，后（续）杞菊赋言：“惟杞与菊，中和所萃，微劲不苦，滑甘靡滞，若非他蔬，善走呕水。既瞭目而安神，复沃烦而荡秽。”粗茶淡饭的饮食理念契合其理学和教育学主张。张栻喜欢饮酒赋诗，采用杞菊饮食调理身心不失为一种良方，因而也有出于健康考量的因素。张栻享年不永，岁辞世，与其过度饮酒有直接的关系。张栻曾多次向朱熹言明宴饮雅集对其身体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信柬与朱元晦一九言“（余）自甲午病后，虽痛节饮，但向来有酒积在腹间，才饮一两杯，便觉隐隐地，遂禁绝不复饮，盖亦效仿贤者之决也，以此益决精力胜前耳。”信中“效仿贤者”即效仿陆龟蒙、苏轼师徒之杞菊饮食，张栻特致信告知朱熹食用杞菊后身体轻便、精力充沛、心情畅快的美好感受。年 第 期美食研究第 卷 总第 期 关心民瘼，体现兼济天下的仁者襟怀陆龟蒙和苏轼食用杞菊主要是基于果腹和养生，张耒、张栻二人虽夹杂这部分因素，但是更多出自文人内心道德的反省，出于对生民遭遇的感同身受。张耒生于官宦世家，深谙孟孔精义，对颜回箪瓢陋巷的生活推崇备至，屡遭贬谪、颠沛流离的遭遇让他对社会现实体察甚深，因而对劳苦大众的关心也颇为真切。杞菊赋陈述了用杞菊制成菜肴宴会宾客，不料却招致宾客的愠怒和嗔怪，整个氛围一度剑拔弩张。张耒耐心细致对杞菊饮食做了诠释，将杞菊饮食赋予“雅”的内蕴，提倡俭以养德，德以配位。“子无我嗟，冥冥之中实有神物主司下人，不间毫发。夫德不称享者，殃劳不称费者，罚予身甚微。”宾客最后“如膏如饴”地食用了杞菊，是对张耒说辞的心悦诚服，味觉上是并没有愉悦感的。张栻作为南宋理学家中最为务实和锐意进取的人物之一，反对朝廷偏安于一隅，反对横征暴敛，养护邦本以传道济民为己任。“菊”意象被张栻反复讴歌，称颂其“不肯竞桃李，甘心同艾蒿”。张栻深受孔子“取物有节”“宁俭毋奢”等观念的影响，诗云“匪为食有鱼，杞桋采墙阴”，在日常饮食起居上厉行节约。后（续）杞菊赋中，张栻对杞菊这种“野人之餐”情有独钟。张栻家境优渥，享受山珍海味也是易如反掌，宾客质疑张栻此举为沽名钓誉。张栻不卑不亢作出解释：“天壤之间，孰为正味厚。或腊、毒淡，乃其至猩唇豹胎，旋取诡异，山鲜海错。纷纠莫计，苟滋味之。或偏在六府，而成赘极口，腹之。”隐者明达，不自矜夸，韬光遁世，不可为口腹之于欲而泯灭自我。其实，回溯张栻生平经历便不难理解其生活方式。途经湖南善化、宁乡，目睹因旱涝歉收而“十室而九空”的惨绝人寰场景，张栻内心的愤懑和悲恸难以自抑，深切自责自身无能为力。哀鸿遍野，百姓忍饥挨饿，张栻无法坦然求取自身的安乐，在百姓衣食无虞之前绝不肯侈靡浪费，借此鞭挞官府的征敛无度，劝诫地方官员能够制定行之有效的方案赈济灾民。杞菊之餐反映了张栻体天下之兴亡、哀民生之劳苦的用心，足见其理学尊师光风霁月的襟怀。结语唐宋文人食用杞菊的原因存在差异，但都与杞菊果腹、养生之功效和儒家君子人格理想休戚相关。士大夫阶层赋予杞菊高雅的文化意蕴，使其既满足哄饱口腹的生理需求，又与文人尚雅的情致相统一，实现从道德到审美的升华。陆龟蒙于“独行独坐亦独酌，独玩独吟还独悲”的困境中，用杞菊勉强维继生命，与污浊的世界脱离正是诗人所希冀的理想状态。苏轼倡导兼容儒、释、道，杞菊饮食方式折射出苏轼“形骸堕醉梦，生事委尘土”的被贬心路历程，成了排遣苦闷、寻求解脱的独特方式，袒露出其生命深层本然状态与独特的审美追求。恩师苏轼是张耒心目中谦谦君子的标杆，杞菊饮食体现张耒“观天地之道，察万事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的人生追求，其自然至乐的人生境界，以及对百姓罹难的痛心疾首。张栻以儒家淑世救国精神为理想，遵循“君子固穷”“因义而仕”等原则，与民同甘共苦，警惕玩物丧志。后人能切近地感受到一代儒宗丰富、深微、崇高的人格精神。无论基于何种目的食用杞菊，杞菊都成了士大夫阶层一种寄寓人格追求的绝佳载体，折射出其自我规约与道德诉求，杞菊意象所蕴含的审美情趣不言而喻。参考文献：吴普，孙星衍，孙冯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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