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的逻辑.docx

新文学的逻辑【内容提要】 作为文学史的关键词，五四文学革命基于文学史的革命逻辑，五四白话文则试图展现一幅摆脱革命逻辑约束的五四文学新景观。五四白话文是五四时期多种文学参与力量相互关联、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成的整个过程中充斥着偶然与必然，有序与无序，革命与改良的纠缠。研究五四白话文的目的在于为五四文学寻求文学性的文学史定位，尝试构建复杂的文学史观，探寻以科学观念指导下的宽容心态切入文学史研究的可能性。 【关键词】 五四白话文 偶然与必然 有序与无序 革命与改良Abstract As a key word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May 4th literary revolution is based on the revolutionary logic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but May 4th vernacular tries to exhibit a new literary picture of freeing from the revolutionary logic. May 4th vernacular is the results of participation of various literary forces in the May 4thera, which process of The whole formation is packed with contingencyand inevitability, order and disorder, revolution and reformation. Thestudy on May 4th vernacular will try to seek a literary location for May 4thliterature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to construct complicatedconceptions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and to inquire about possibilitiesthat lenient mind based on scientific conceptions penetrates into thestudy of the literary history.Key words May 4th vernacular; contingency and inevitability; order and disorder; revolution and reformation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五四文学革命对五四文学的表述，不过我主张采用五四白话文作为文学史的关键词。就基本史实而言，五四白话文与五四文学革命几乎是重合的，但是五四白话文指向语言形式，侧重于把五四文学话语实践看成一场由形式引发的文学变革，五四文学革命指向思想革命，侧重于把这场运动理解成一场由思想变迁引发的文学革命运动。对五四文学的认知应该建立在文学进化的基础之上，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叙述要么受到革命意识形态的制约，把文学进化与社会革命混为一谈，要么抛弃革命意识形态，让文学史叙述迷失在叙述者个人的写作自由之中。现代文学史叙述需要强化文学进化的文学性特征，需要以包容的心态和宽广的视野整合各种促进白话文进步的资源，而做到这一步首先需要重新审视五四时代的文学进化逻辑。一、“逼上梁山”现象白话文在五四时期获得相对独立的形态有其文学史必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这一历史必然进行新的解读。1933年胡适以逼上梁山为题撰文回顾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动。“逼上梁山”本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典故，大意是北宋年间官府逼迫，各路英雄受到各不相同的偶然事件的激发而走上梁山，揭起造反大旗。我的问题是胡适为什么要以“逼上梁山”为题？难道其中又蕴含了什么不为人知的深意？有意思的是1952年胡适旧话重提，他说：“白话文学运动的发起，完全是一件偶然事件。”1事实上，与梁山英雄所走的道路相似，胡适造文言文的反，走上提倡白话文的道路同样缘于一些相当偶然的契机。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五四白话文运动是如何由一些细若游丝的想法发展成为一场波澜壮阔的运动的。胡适说，是钟文鳌华盛顿清华学生监督处书记每月寄发月费的信封里的小传单激发了他对改良中国文字的兴趣，通过对“如何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句读及文字符号”等问题的研讨，得出了“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死文字”的结论。最初关于白话文的争论发生在胡适和他的留美同学之间。1915年夏天，胡适与任叔永、梅觐庄、杨杏佛、唐擘黄游戏辩难，他开始产生古文已死与“文学革命”的想法：“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1916年胡适先与梅觐庄通信辩论“作诗如作文”合适与否，他认识到从死文学进化为活文学的途径是“用白话代替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代替死的工具的革命”。与任叔永、唐擘黄、杨杏佛等讨论中国文学改良的方法，使他得出今日所需乃是用“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去作文、作诗、作戏曲的结论。任叔永的长诗泛湖即事引起了关于雅俗问题的讨论，梅、任诸君的批评使他全力投入到白话诗的试验，立志要 “作一个实地试验，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胡适”，2并对文学革命的目的有了明确的认识。1917年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公开提出“文学八事”，陈独秀则发表文学革命论进一步为文学革命鼓吹。新青年为新文学的倡导提供了一个平台，除了正经文章的发表，“通信栏”也以公开信的形式揭载了许多新文学主张。以新青年为中心，刘半农、钱玄同、傅斯年、周作人等五四时期的最早觉醒者纷纷发表各自的新文学见解。如果说最初关于新文学的讨论还限于新青年阵营内部的话，刘半农与钱玄同的“双簧信”则把新文学问题引向了更为广阔的范围，守旧文人，如林纾、学衡派、甲寅派，先后向新青年阵营发难，在一次又一次的辩难中，新文学的理论体系不断完善，新文学的创作也日渐增多。1919年的五四运动则进一步推动了白话文在全国的传播。1920年，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一条部令，明确规定：“凡照旧制编辑之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其供第一第二两学年用者，一律作废；第三学年用书，准用至民国十年为止；第四学年用书，准用至民国十一年为止。”3源自民间的五四白话文运动终于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国民学校的国文教学从民国九年起逐步改成国语，五四白话文运动取得了标志性的胜利。关于五四白话文的成因，胡适与陈独秀就已经出现了分歧。陈独秀认为：“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存在的。”4胡适则认为陈独秀从经济史观一元论出发的解释太过简单，文学史“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胡适注重偶然因素的作用，并不说明他忽略了这一运动的远因近缘。他说过：从文学自身的演变看，“第一是我们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作品：禅门语录，理学语录，白话诗调曲子，白话小说。”“第二是我们的老祖宗在两千年之中，渐渐地把一种大同小异的官话推行到了全国的绝大部分。”“第三是我们的海禁开了，和世界文化接触了，有了参考比较的资料，使我们放胆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学革命。”从文学的外部环境看，“第一是科举制度的废除。”“第二是满清帝室的颠覆，专制政治的根本推翻，中华民国的成立。这个政治大革命虽然不算大成功，然而它是后来种种革新事业的总出发点。”5此后许多年间关于五四白话文的成因争议不断，虽不乏漂亮的理论包装，却难免给人隔靴搔痒之感。探讨五四白话文的成因也许需要借鉴一下自然科学的理念，一首流传颇广的民谣唱道：钉子缺，蹄铁卸；蹄铁卸，战马蹶；战马蹶，骑士绝；骑士绝，战事折；战事折，国家灭。6这首民谣揭示的正是混沌现象。对于胡适、陈独秀诸人的白话文主张，不管你曾经曲为辩解，还是根本不屑一顾，都不可能否认五四白话文的发生过程与民谣叙事之间的相似性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对初始条件的高度敏感，微小的原因最终导致巨大结果的产生。借用一种比较专业的说法，这是五四白话文复杂系统的“蝴蝶效应”。像胡适一样老老实实地承认一些偶然因素对“文学八事”的促成作用，并非不可想象、不可接受。研究五四白话文的偶然性，反而有助于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必然趋势的全面认知。历史的发展中有必然，也有偶然，在一些情况下偶然因素往往产生意想不到的作用，关注这些偶然因素会让我们对文学史的叙述更多彩、更丰富。过去评价胡适、陈独秀诸人，我们一方面认为他们的新文学主张幼稚、片面，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确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做出了重大贡献，原因与结果不仅不能纳入统一的逻辑，反而成了一个长期无法理解的悖论。五四学人介入新文学的发展，也许他们给中国文学注入的新东西是幼稚的，不成熟的，但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因素的加入却产生了翻天覆地的效果。事实就是这样。二、有序与无序厘清五四白话文发生的进程的确存在一些困难。平心静气的对话与激于义愤的攻讦相互掺杂，偶然的想法与必然的趋势彼此交合，貌似有序的进程其实充满了无序的竞争，无序的混乱中却又显露着某种有序性。五四文化人以各种身份粉墨登场，五四新文学阵营提倡白话文，林纾等人则从反对者的角度提出公开质疑，彼此之间有对抗，有统一，而对抗与统一的错综结合使整个运动进程愈发显得复杂。新青年为五四新文学阵营提供了发言的平台，但它并不具有组织的约束力，新文学阵营内部实际上是相当松散的，各成员发抒意见大多从个人出发，“我认为”可能是当时最常用的思考与表达方式，其白话文主张多与个人的知识背景、学术兴趣相关。比如胡适虽然早有“文学革命”之议，但在正式撰文刊出时仍提“文学改良”，正与他自由、中庸的个性，以及美国式的民主理念有关。陈独秀的主要致力于文化与社会运动，对文学本来并无多大兴趣，偶一为之自然容易与文化与社会问题发生关联，所以他要用社会革命的方式来解决文学发展的问题。钱玄同是古文字研究专家，他对文学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自然比其他人要敏感一些，对文言文携带的封建专制文化要素要更为深恶痛绝，而他创造“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一流行语更与他那“有十分想法说十二分话”的痛快淋漓的个性相关。五四新文学阵营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没有事先组织，没有预定方案，仅有一个模糊的远景目标，近乎即兴表演。五四新文学阵营各成员自说自话，汇聚到新青年这个平台却构成了彼此互补的关系。胡适的“文学”主张与陈独秀的“革命”理论相结合开启了“文学革命”的大门，为文学进化确定了“革命”的基调。在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响应中，钱玄同以激烈的态度论证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必然性，响应了陈独秀。刘半农、傅斯年则从技术的角度提出改革韵文、散文，使用标点符号、制订国语等建设性意见。“双簧信”是刘半农与钱玄同的一次成功合作，结果使新文学的理论主张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胡适此后的一系列文章，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阐述文学革命的宗旨与发展方向，周作人则以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进一步丰富充实了关于文学革命内容的表述。林纾、学衡派、甲寅派以反对者的姿态介入了五四白话文运动，诋毁与提醒相互交织，以至于长期以来我们无法细加区分。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初，林纾就明确表示要维护文言文的正宗地位。后来随着反对者阵营的日渐壮大，林纾也重新披挂上阵，攻击新青年“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7并在新申报连续发表文言小说影射和谩骂胡适、陈独秀诸人。反对者们质疑五四白话文可以说是前仆后继，甚至到了1925年，章士钊还在甲寅上重刊旧作评新文化运动，运用逻辑的方法对“新”、“文化”、“运动”这三个关键词逐一批驳，力证其不通，并倡言“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8林纾和章士钊以反对者的面目质疑五四白话文，并希图借助政治力量强行推广文言于中小学确实给五四新文学阵营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但因学理性的欠缺只是为五四新文学阵营提供了攻击的靶子，无意中反而帮助五四白话文运动走向深入。真正给五四新文学阵营造成困扰的是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自命的学衡派。说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等人学贯中西并不为过，他们不但“大多超越了传统儒生对普遍王权政治的依赖”，而且“获得了能表述守成传统之所以然的新式学理”，他们服膺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关注个体的完善，强调“以人性中较高之自我遏制本能冲动之自我，强调自律与克制。”9梅光迪认为新文学阵营输入欧西“教育哲理文学美术”思潮，“细考实际，则功效与速度适成反比例”，10他对新文学输入的西方思潮以及输入的方式均充满怀疑，在他看来五四新文学阵营不过是一群“诡辩者”、“模仿者”、“功名之士”和“政客”。吴宓则认为五四新文学阵营专取外国吐弃之余屑。学衡派在择取欧美文化思潮标准的制订上与胡适诸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学衡派针对五四白话文建设的具体环节提出了很多尖锐批评。关于如何看待革命，吴芳吉认为：“政治不良，其罪在于执政之人，故当锄而去之，此其手段，是曰革命。文学之善与不善，其责在于己，己所为文不善，己之罪也，非文学之罪也，革己之命可也，革文学之命不可也。”11易峻认为：“吾人认定历代文学之流变，非文学的历史进化，乃文学的时代发展。故吾人反对文学革命，反对文学专制，而惟主张文学建设，主张文学自由。所谓革命专制者，乃一尊即立，并世无两。而建立自由者，则不妨各行其是，各擅所长。”五四新文学阵营为白话文争取文学正宗地位的努力，在他看来不过是“欲根本推翻旧文学，以篡夺其正宗地位，而霸占文学界之一切领域，专制文学界之一切权威而已。”12把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混同自然有很多弊端，但是把文学创作仅仅作为一己的私房话也不是完全可取。学衡派十分看重文学的新旧关联，坚决不承认文学存在新旧对立之说。曹慕管认为：“文学无新旧，惟其真耳。真者何？合乎文学精义者也。”13吴芳吉认为：“文学惟有是与不是，而无新与不新，此吾人立论之旨也。”11以此为前提，他对胡适的“八不主义”逐条批驳，以说明文学革命、新旧更替的不可能。他认为五四新文学阵营热衷新文学，鄙视旧文学，其根本原因在于：“只知有历史的观念，而不知有艺术之道理也。”“夫论文者，惟本文学之眼光，就文学之道理言之可也。”14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学创作也多有批评，吴宓在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中借“文学创造之正法”的倡导对新文学的创作方法提出了批评，胡先骕在评尝试集中则对胡适新诗尝试的成绩表示了根本怀疑。学衡派针对历史的文学观念、文学革命、进化理论、八不主义，以及新文学的创作实践，提出了全面的质疑，并在某些方面切中了五四白话文理论的薄弱环节。但是历史最终没有选择学衡派来领导五四文学主潮，如果我们不能指责历史做出了错误的选择，那一定是学衡派选错了发言的时机。五四白话文发生的实际情景远比我们过去一向认为的要热闹，在这个自由创造尤其是创造思想的时代里，倡导者的主张未必正确，反对者的言论也未必错误，正面人物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些遗憾，而反面人物可能也有一些言论值得后人记取。似乎有序的文学史叙述中其实暗含着许多无序的潜流，在无序的混乱中又暗含着某种有序性。攻讦与辩难，对话与整合，正是在多种参与力量的折叠、盘旋、缠绕、填充中，五四白话文运动才划出了那条令人费解的发展轨线。三、革命与改良革命与改良的取舍问题纠缠了中国思想界差不多一个世纪。在五四新文学阵营内部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一般认为胡适政治观念保守，文化态度激进，其实与陈独秀相比胡适文学变革的观念也要相对温和一些。胡适批判文言文，但是一旦转到白话文的建设上来，他并不拒绝文言文作为白话文的必要补充。他提倡“整理国故”，主张“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希望文学变革能够局限在文学的范围之内，这些主张甚至遭到了激进思想界的猛烈抨击。不过，能够与陈独秀并立于同一战线至少说明胡适对陈独秀的革命态度是部分赞成的，胡适说过文学变革不能过分依赖自然进化，而应该革命。只是他所理解的革命加上一些人力的影响与陈独秀不同而已。陈独秀坚定地主张文学革命，并且表明了不容置疑的态度，他从来都没有把文学革命仅仅看作是文学变革的问题，在他看来，文学变革应该纳入社会革命的视野通盘考虑，他为文学变革提供的方法实际上是十七世纪以来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阶级的方法。在文学革命论中他正是拖着“四十二生的大炮”进入了文学革命前驱的行列。钱玄同以态度的激烈与说话的不留余地为后人诟病，他主张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母代替，究其实倒未必一定是要取消汉字本身，而是要以汉字为突破口，系统地清理传统文化。废除汉字的不可能实现已为历史的发展所证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轻易否认通过改革汉字的书写与发音，使其更好地适应现代生活的现实意义。值得注意还有鲁迅的“遵将令”而呐喊，他在犹豫不决中加入了文学革命的队伍。五四新文学阵营引进白话文，批判文言文，渴望在旧文学之上建设新文学，在激进的呼吁声中并不乏理性的声音，只是比较微弱而已。五四新文学阵营反对文言文与提倡白话文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他们对文言文的批判是激烈的，而一旦转到白话文的建设上，就表现出了相当的理智，对文言文中仍然具有生命力的部分也多有摄取，并非全盘抛弃。即便激进如陈独秀也不太同意钱玄同废除汉字的主张，认为用这种方法救治中国文学之病与用石板压驼背相似，可为一例。林纾、学衡派与甲寅派主动地站在新文学的对立面，自甘落伍，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要知道即便是林纾也曾经积极地站在时代前列，在戊戌维新运动中他的白话创作甚至比梁启超还要早，以后更是提出了“专为下等社会写照”的进步文学主张。学衡派反对文学革命，对于白话文也并非一概抹杀，其根本意图是要为文学新变寻找一种在他们看来更为稳妥的方式。甲寅杂志在创刊之初也颇刊登了一些进步的言论。问题是为什么一到五四时期他们却突然反动，乃至于主动站在新文学的对立面了呢？林纾认为古文不当废，古文与白话存在语体差异，雅俗的客观存在决定了无需刻意抹杀二者的区别。他说：“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15他更愿意把发展的希望寄托在语言的自然演进而非人为推动上。学衡派自认为对文学新变是有觉悟的，梅光迪曾说：“夫建设新文化之必要，孰不知之？”16但他们不能同意新文学阵营对“新”的理解：“吾之不慊于新文化运动者，非以其新也，实以其所主张之道理，所输入之材料，多属一偏”。17他们显然更迷恋于传统，坚信中国文化能够延续数千年而不断绝，其中“必有可发扬光大，久远而不可磨灭者在”。16希望“对于固有一切，当以至精审之眼光，为最持平之取舍”。18章士钊在评新文化运动中也认为新与旧不可一刀割断，新中有旧，旧中有新，对于文学革命同样深恶痛绝。从表面上看，五四新文学阵营及其反对者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传统的态度上，是决绝地与传统划清界线，还是做持平之取舍？五四新文学阵营指责林纾等人顽固，林纾等人反过来指责他们的对手偏激。其实林纾等人指责五四新文学阵营背弃传统，是因为他们不愿接受五四新文学阵营对传统的理解，比如胡适就在努力建构一个白话文的传统，试图证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发生是有历史依据的。另外，言文一致、文体下移根本不是五四新文学阵营的新发现，作为问题已经是晚清文学改良传统的承继了，文言与白话的对立到了五四时期已经成为纯粹技术层面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双方分歧的根本在于五四新文学阵营进入文坛以后，新旧双方谁能成为文坛中心，谁有资格占居文学主流。对待文学革命的态度作为一条界线把五四新文学阵营及其反对者截然分开。文学革命所展示的美好前景把五四新文学阵营团结在一起尽管时间不长。文学革命问题其实是文学发展的问题，五四新文学阵营主张文学革命是为了推动文学新变的到来，旧文学的卫护者否认文学革命是为了固守传统。用文学革命表述五四文学的新发展并不准确，五四新文学阵营内部对革命的具体理解很不一致，怀疑革命者有之，立场动摇者更不乏其人，他们只是一致认可文学发展进化的趋势。如何在新文学史上安置林纾、学衡派、甲寅派也是问题，如果文学进化可以作为评价文学立志的标准，林纾等人以质疑者的面目出现，虽不是文学革命的中坚，作为新文学的建言者应该不用怀疑。我们必须承认文学终究是要发展的，五四新文学阵营主张文学革命追求文学发展的突变效果，只是当革命与改良，激进与保守，突变与渐变相互纠缠，才显示出了它的复杂性。也许突变与渐变相互补充更有利于文学的发展，但是看一看梅光迪对发展路径的描述吧：“故改造旧有文化，与吸取他人文化，皆须先有彻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续，合千百融贯中西之通儒大师，宣导国人，蔚为风气，则四五十年后，成效必在可睹也。”16在“五四”特殊的时代情势下，哪里容得下如此慢吞吞的改革？历史选择了五四白话文作为五四文学的主流，并非毫无道理。四、文学史的观念1917年以后，五四白话文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话语实践开始展示它的丰姿。从外在形式上看，古白话、文言与欧化白话共同构成了主流文学语言，多种体裁领域的重大开拓使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无不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从内在思想上看，在民主与科学精神的照耀之下，以普通民众为表现对象与预期读者成为五四白话文写作的普遍追求，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在写作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也许在真正接近下层民众方面还不是很彻底，文学创作还没有与普通民众真正做到水乳交融，正如三十年代以来对五四白话文的许多质疑所指出的那样，但是我们应该明白五四白话文的发生旨在创造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文学样式，走向民众与文学扫盲更不可同日而语。研究五四白话文在于为五四文学寻找更为合适的历史定位。五四白话文是五四时期多种参与力量相互纠缠、共同作用的结果，必然与偶然的统一、有序与无序的统一、革命与改良的统一构成了五四白话文演化逻辑的关键。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的表述启动了文学史的革命逻辑，五四白话文则试图为文学史叙述打开一扇文学性之门。从五四白话文进入五四文学，我们将看到一幅不受革命逻辑约束的文学新景观。五四白话文运动当然是一场革命，但是它发生在文学领域之内，它的所有意义也都只能以文学性为主导进行阐释，人为地扩大阐释的范围并不利于对其在文学变革意义上的认知。五四白话文的产生为一个文学新时代的来临确立了一个文学性的起点，设置了一个文学性的参照系。与雅各布森对文学性的规定不同，我认为文学性既是文学作品普遍运用的构造原则和表现手段，也是文学作品对个人、民族的生存现状与未来命运的深刻展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白话文所带来的变化是深刻的，它带来的是文章体式的变革，它使晚清以来人们在文章体式方面的新诉求变成了现实，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旧有的文体形式重获新生，新产生的文体形式走向成熟。五四白话文还带来了文学思想的新变，文以载道、游戏消遣被明确地驱逐出文学主流，文学与人生紧密地拥抱在一起。尽管文学拥有多元选择的权利，倾听时代最强烈的呼声却是它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文学与时代的张力中，五四白话文应运而生，带着对普通民众的关心与献身时代的热情，它又把自身融入到了那个大胆破坏、自由创造的激情时代里。五四白话文的突变意义是不能忽视的，它的出现有力地改变了人们对文学的基本认知，为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学的发展归根结底只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强调文学与时代的关联并不是说要取消文学的独立性，文学以它特有的形式反映时代变迁，文学的发展却要遵循其自身的独特规律，文学史的叙述只有建立在文学性的基础之上，才能对文学演化的轨迹进行比较准确的描述。研究五四白话文的目的在于养成新的研究观念，探索新的研究方法，而这些新观念、新方法需要我们超越学科的界限，到我们过去所不熟悉其他学科比如自然科学的相关领域大胆借鉴，这一过程是认知五四白话文的过程，也是不断习得文学史研究方法，转变文学史观念的过程。通过对五四白话文这一新文学开端的梳理，把文学史叙述纳入到文学性的逻辑中来，将有助于我们形成复杂的文学史观，以科学观念指导下的宽容心态对待新文学发展的整个历程。参考文献1胡适.提倡白话文的起因(A).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2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A).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3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A).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4陈独秀.答适之A. 吴晓明.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5胡适.导言.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6李曙华.从系统论到混沌学：信息时代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教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7林纾.致蔡鹤卿太史书.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8章士钊.评新文学运动.甲寅，1925,1，(14).9孙尚扬.在启蒙与学术之间：重估学衡.孙尚扬，郭兰芳.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着辑要.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10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 学衡，1922,1，.11吴芳吉.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 学衡，1923,9，.12易峻.评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 学衡，1933,7，.13曹慕管.论文学无新旧之异.学衡，1924,8，.14吴芳吉.三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 学衡，1924,7，.15林纾.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16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1922,1，.17吴宓.论新文化运动. 学衡，1922,4，.18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学衡，19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