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士人生态与文学活动.docx

晚清士人生态与文学活动摘 要晚清文学的繁荣是晚清士人在科举之途堵塞之后的一种创造。在晚清士人走向文学活动的路途中充满了种种社舍的、心理的复杂动因。东南沿海口岸城市开放的文化氛围、发达的工商业经济培育了最早的文学读者，也为穷途末路的晚清士人提供了以文学活动谋生的职业机会。因此，考察晚清士人生态的变化，对于把握晚清文学活动的主流、了解文学生产的规律有直接的意义。关键词晚清；士人；文学活动晚清一词给现代文人留下的是无尽的遐想。政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衰竭，民生上的困顿，与文学上的生机勃发并行不悖。恰如牛粪上长出的罂粟花，充满无尽的魅惑力。不管对晚清的文学成就作何等的评价，晚清的文学繁荣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至于繁荣的原因，学术界也有过许多研究。列强的入侵引发的社会震荡，外来文学观念的影响，以及报章和现代印刷技术的传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晚清文学的超常规发展准备了条件。然而这只是一些外围的因素。晚清文学繁荣的更深刻动因应该到文学活动的主体晚清文人集团中去寻找。本文的主要目的在还原晚清文人生活的历史场景，追溯晚清士人从事文学活动的社会的和个人的原因，考察晚清士人生态的变化对文学活动的影响，从而对晚清的文学活动的主流作一个文化史的考察。一 从士人到文人：晚清士人的文化转型数千年来，“士”在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士人读书做官的示范作用使得他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作为民间社会的代表，甚至可以与政府分享管理民间社会的权力。张仲礼认为，晚清士人指的是在野的地方社会的精英群体，它包括科举之士及通过其他渠道(如捐纳、保举等)获得身份和职衔者。他们因此被赋予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特权，从而“高居于广大普通老百姓即平民之上，统治着中国社会及经济生活，同时又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种大小官吏”。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士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一方面与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们的自我定位有关。对晚清士人的界定，不能不注意到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政治态度。对此，王尔敏有这样一段分析：“清季知识分子，自然大部分是传统社会中培养出来的人物。第一，没有政治传统的阶级性，而是在个人凭借各项有利的发展条件下成功为社会领导分子。第二，是受教育的分子；但却限于正统的知识灌输。其他如僧徒的研究佛法，工商的书算技艺，优伶乐工的传习技艺，均不被视为知识分子。第三，是传统职性分类申的士，即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第四，对于身份立场，他们的自我认识，是有几项原则的条件。认为必然属于知识分子行为的表征。也就是他们身份责任的自省。其一，有开拓并延续民族文化的使命。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二，有担负国家政治的责任和过问政治的兴趣。所谓学而优则仕。其三，有谋致全民幸福乐利的抱负，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其四，有悲天悯人之情怀，淑世之热肠，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此这般的有学识修养和思想能力的人，才可以说是传统的知识分子。”晚清士人的这种自我定位与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教育经历息息相关。不管明代以来的科举制度如何走向了它的极端，从而离当初设定的“选贤与能”的目标越来越远。事实上，传统中国的修齐治平是一套相当完整的人文主义教育原则。韦伯在描述中国的士人阶层时写道：“中国历来最为突出的是将人文教育作为社会评价的标准，其程度远超过人文主义时代的欧洲或德国的情形。”这种人文主义教育造就了一个独特的“士”的阶层，而且造就了“士”这一阶层的独特政治责任感。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实现人生价值，明清两代士人将自己与皇权紧紧地绑在一起，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充当帝师王佐。为此，他们不得不终身研习官方钦定的四书五经，以期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有道光、咸丰时人述江南民间风气：“自科举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而不应试，父兄不以为才，二十而不与于胶庠，乡里得而贱之。”在此世风之下，越来越多的人便拥挤到读书科举的道路上来。晚清士人对功名的狂热追求造成了科举之途的堵塞。剑桥中国晚清史讨论过晚清“传统统治阶级的膨胀”，即科第名额的增加、买官鬻爵盛行、官绅的膨胀和文人阶层人数的增多，所造成的政治无能和士大夫阶层的分化及没落等后果。关于晚清士人的数目问题，熊月之认为，“道咸年间中国秀才以上的知识分子约为50万人”。此后的数目字当更为膨胀。因此当时就有人慨叹：“四民之中惟士为最多。”而官员的数目有限，“京师和地方文武官员的总人数可定为近万人。其中近2万人是文官，7000人是武官文官中大约一半是京官，一半是地方官”。这种情况下，“所有的进士一般总能授实职，大约三分之一的举人也能授职”。三年一科的进士，名额每科不同，一般是二百多至三百左右；举人则每科约为1500名。而“在19世纪，正途绅士步入仕途的约占5”，甚至更低一些。这意味着在晚清一代，大部分考中的士人，不是当官。即使如此，派往各省的候补官员已经大量过剩，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士阶层中的一些人甚至堕落为“游民”。士人不仅在获得科名前的考试因人多拥挤而获隽甚难，在获得科名之后的任官出路也越来越窄。科举的地位不能不日趋衰落，尤其是在庚子之后。胡思敬谈到那时候的情况是：在社会下层非科目中人的眼里，科举的地位已远非昔日可比，“本朝最重科目，咸、同时俗尚未变，士由异途进者，乡里耻之。江西人嫁女，必予秀才。吉安土俗，非士族妇人不敢蹑红绣丝履，否则哗然讪笑，以为越礼。新翰林乞假南归，所至鼓吹欢迎，敛财帛相赆，千里不赍粮。庐陵周氏、泰和萧氏由淮盐起家，拥资各数百万。新法初行，巡抚柯逢时劝令输财市义，为奏奖京堂，两家子弟皆不屑。周维藩选拔萧敷德、敷政兄弟，先后领乡荐，极力营求，一举掷数万金不惜。光绪庚子以前，予亲见者尚如此。后遇永新龙舍人于京师，询其遗俗，今不然矣。诸生焚弃笔砚，展转谋食四方，多槁死。翰林回籍措赀，俗名张罗，商贾皆避匿不见。科举废，学堂兴，朝局大变，盖不独江西为然也”。文中提到的废科举一事发生在1905年。是年清廷发布上谕，“着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变革，意味着士由读经而科考、而人仕的传统进身之途被堵塞，代之而起的是人新学堂学习和出洋求学的要求。停止科举考试的命令对于晚清士人来说不啻晴天霹雳；大批士绅知识分子失去了通过原有的儒学知识资源获取仕途的指望，又由于年龄、知识结构、经济能力等种种原因，而无法进入新学堂。正如当时人指出的：“科举初停，学堂未广，各省举贡人数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中年以上不能再入学堂，保送优拔人数定额无多，不免穷途之叹。”科举的取消中断了晚清士人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失去了向往中的人生的必然归宿。于是这些与主流社会疏离的文人，在无可奈何中寻求另外的价值支撑。“士人们为谋生便不得不到传统制度之外去寻求更有利的生存方式。这样做的人多了，便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的新士风，他们的价值观念也就在这种生存方式的变化中，而渐渐发生了改变。”晚清士人的大多数只能选择教书做自己的职业。在村社和宗族的学堂里，或为富人做西宾，为生计而奔忙。山西举人刘大鹏(18571942)1894年中举，以后三次会试未中，一生未做官，其家“贫穷，只有薄田十数亩，不足养十口之家”，自己播种，耕作，仅收割时雇几个农夫，并在太谷县一票号商人家中任塾师近二十午。在他的日记里，记载了教馆者的种种辛酸。一是收入的微薄：如1893年6月21日记：“半途遇一教书人，备言所教童子五、六人，每人送束修钱一千六百文，一年所得不满十千钱，糊口亦不够，何能养家乎，真苦之至也。”一是生活不能自主。如1896年3月24日记云：“教书一事，累人太甚，今因母亲大人之病，而去来不能自如，殊令人闷闷。”一是地位低下，如1896年12月28日日记：“近来教书之人往往被人轻视，甚且被东家欺侮，而犹坐馆而不去，作东家者遂以欺侮西席为应分。”遂使他发出不平之叹：“读书一场未能身登仕版，上致君而下泽民，而乃流落教学一途，受东家之气，被弟子之恶，真有负于读书矣。”(1897年4月30日日记)第二种出路是做幕僚。据鲁迅的回忆，家乡的读书人一旦不能仕进，往往以此为终身职业，绍兴师爷在晚清官场是很出名的。能人幕的晚清士人虽然只占很少的一部分，但其前途较当塾师要好得多。他们的生活取决于自己的能力以及雇主的信任度。第三种是经商。明朝中叶以后，既有不少商贾子弟投身科举仕途，又有不少士人下海经商。士、商合流的趋势正在形成。既然科举之路已绝，经商不失为一个好的前途。晚清士人的经商，自郑观应、张謇始。1894年4月，张謇赴北京参加会试，考取一甲一名进士(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目睹国事日非，京官疆吏不足与谋，虽科举成名，张謇却不愿意求官，而是要“奋志农工”。张謇兴办实业成功，开创了一代士林新风。在他获得成功的感召下，大批士人纷纷弃儒从商，成为近代化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者。从气度儒雅、高谈心性的旧式士人到计较利润、筹划企业运转的实业家，这无疑是晚清士林的一大巨变。第四种出路是从事于教育、新闻、法律、医务、文艺等行当的自由职业，变为专门人才。这部分以年轻人居多，其中就有选择文学行当、从事文学活动并以此为谋生饭碗的。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之所以从事于文学这个行当，常常不是出于个人的选择，而是时代、环境和市场选择合力作用的结果。从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子到以个人的专业知识、技能服务于社会的文人，晚清读书人经历了从士人到文人的角色转换。社会变革所引发的阵痛和切肤之感使他们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也使得新的人生选择成为可能。二 从经世之士到文学之士：晚清士人的文学活动在传统士人眼里，包括文学在内的文章不过是“雕虫小技”，诗词歌赋不过是养性之具，小说更是“小道”，不能与修齐治平的“大道”相提并论。但在晚清士人那里，文学有着更丰富的含义，它还可以是谋生之具，甚至，说得更冠冕堂皇一点，“新民”之具。对于晚清士人从事文学活动的动机，有学者作过这样一段论述：“停止科举，考试无用，仕途湮塞，单子弃学，儒生失业，各奔谋生之路。别无它能者，只有就近奔赴江海口岸，卖文求活，乃不能不弃八股而着小说，因是多用笔名，不肯暴露真名。适报刊发达，相得益彰，得风气之先者，成名最速，然此名而非彼名也。且多为举人秀才，岂是偶然而有?”这段话明确地点出了晚清士人“弃八股”与“着小说”之间的前后承继关系。一面是功名无望与生计日蹙，一面是江海口岸给他们提供的“卖文求活”的职业机会。旧体制的放逐和新体制的召唤，给穷途末路的晚清士人提供的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不过，晚清士人的出路问题并不是在废科举以后才发生的；士人在晚清社会结构变革中的边缘化趋势一直存在，其主要理由是官场的人口太小而他们舍举业之外别无所长。科举之废进一步恶化了晚清士人的生态，加剧了他们在投身新的职业生涯当中的紧张心理。因之，晚清从事文学的士人大多是科场失意者。“晚清四大小说家”之一的李伯元虽“少擅制艺及诗赋”，曾以第一名中秀才，后来却“累举不第”，而立之年干脆抛开应试学问，携家来到上海办报纸。1901年即辛巳年“朝廷开特科，征经济之士，湘乡曾慕涛侍郎以君荐，君谢曰：使余而欲仕，不及今日矣。辞不赴。自是肆力于小说，而以开智谲谏为宗旨”。曾朴20岁中举，进士考试偶然落第，于是对科名、做官失去了兴趣。转而苦读法文，钻研西方文学；戊戌事变后辞官回江南，与朋友一起办新式学堂，创小说林社。与曾朴一道创办小说林社的另一位江南才士徐念慈“弱冠淹博中文学术，擅算数，能文章，以时誉名于乡”，21岁中秀才后就抛弃了应试学问，“弃帖括之学如敝履”，而致力于新教育和新文化。他在小说林缘起一文中对中西小说的评述有着独到的见解。民国初期被目为鸳鸯蝴蝶派首领、在旧派小说家中享有崇高声望的包天笑亦出身士林。1894年，19岁的包天笑进学后，开始接触各种新学报刊，并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学外语，开书店，办苏州白话报；后在山东青州府的新学堂中做教员。在朋友的鼓励下他写起了小说，他回忆自己进入上海的小说界的经过时，颇有兴味：“我此时不觉技痒，偶亦投以笔记、短篇，立见登载，并寄来稿费。既而狄楚青、陈景韩均以书来，询问近状，并暗示与其在山东那种官办学堂，何不到上海来帮帮我们的忙呢?同时曾孟朴也有信来，意思说：高兴到小说林里来吧?我们正虚坐以待呢?于是我想即使放弃了这只新式的冷板凳，也不愁没有但凡瞰饭地，于是我便浩然有归志了。我是到了明年(一九零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夏历二月中旬，才到了上海来的。”如果说李伯元、曾朴、徐念慈、包天笑等作为有功名的士人，他们的办报刊和选择文学事业不全是为稻粱谋，还带有某些理想主义色彩的话，那么晚清大部分的士人，他们的从事文学活动则主要是市场选择的结果。生活在封建末世的文人为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怀抱着某种不可知的希望，一步步地走上文学的道路。从晚清文学地图上看，主持文学杂志、从事文学生产和传播的小说家、文学编辑大多聚集在上海、广州等沿海口岸城市，以此为据点从事文学生产和传播。他们大多成长于沿海开放的社会风气之中，在职业的选择上能够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特别是当他们置身于十里洋场，有了一定的职场经历和切身的体会之后。毕竟，口岸城市文化最有意义的特点就是它相对游离于古老内陆文化的限制和禁忌之外。西方殖民者以口岸为据点，建教堂，设学校，办医院，建立报刊印刷机构和出版机构，使这些地区成为东西文化碰撞的前沿地带，成为精神文化的生产者的聚居之地。口岸城市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又为晚清士人提供了可靠的职业和生活保障，这些因素都可能诱使他们舍弃仕途而从事其他在传统社会中被视为“末业”的职业。科举时代的士人，看重的是举业，对文学一向持轻视的态度；但晚清士人对文学的态度已不是铁板一块。对文学圈内的士人来说，尽管也以为做文学工作于自己来说过于届才，骨子里还是带一点“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情绪；或者以游戏目之，但总算是肯定的意见多于否定的意见。对文学圈外的晚清士绅来说，文学是不齿于人的，特别是那些受西洋影响较大的小说、戏剧等新型文学，就更是如此。1928年曾朴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谈到，在大清帝国行将就木之际，他“有时讲到小说戏剧，大家另有一种见解，以为西洋人的程度低，没有别种文章好推崇，只好推崇小说戏剧最好笑有一次，我为办学校和本地老绅士发生冲突，他们要禁止我干预学务，联名上书督抚，说某某不过一造作小说淫辞之浮薄少年耳，安知教育!竟把研究小说当作一种罪案”。晚清文学作品大多发表在报章杂志上；有的因发表后取得较好的社会反响，再由书局印刷、发行。由于文艺报刊的创刊较晚，因此最初接受文艺作品的并不是由文艺界同人创办的文艺性的报刊，而是传教士、商人以及维新派思想家创办的报刊。这些报刊需要大量小说吸引市民阶层的读者，传播商品信息，宣传新思想。当时有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指出：“报上的小说，本是一件附属品，原为引人入胜，好请那不爱看报的主儿，借着看小说，叫他知道些国家大事，社会情形。迨至如今，几成一种惯例，仿佛没有小说，就不成为白话报，并于销路上，亦颇生窒碍。”报刊文艺因为有一定的趣味性，又贴近市民生活。贴近人们的思想实际，所以好看、流行。由于报刊登载的小说颇受欢迎，为扩大订阅量，所以广告中特别优惠传奇小说：“惟传奇小说征求不易，除愿任义务撰着外，今拟办法三条于下：一酌酬笔润；二将版权售归本社；三出版后抽印若干册奉赠。诸君于意云何，本社无不遵办。”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待遇在诗词、散文、骈文之上。这个细节，虽未证明小说已经摆脱了“史之余”的从属地位，但至少说明期刊这种现代载体，有较多市场运作的因素。小说受读者欢迎，是提高小说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晚清文人“卖文求活”的创作动机以及文学生产的市场导向机制使得晚清文学生产向小说倾斜。晚清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小说杂志的不断涌现，保证文学生产良性循环的稿酬制度也只在小说作品范围内实行。这一时期最具权威的小说杂志为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和绣像小说四种，而后者又是其中刊行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种。绣像小说于1903年5月27日(癸卯五月初一日)在上海创刊，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绣像小说的办刊宗旨主要体现在刊于第一期卷首署名商务印书馆主人的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和第三期署名“别士”(夏曾佑)的小说原理中，其意乃欲借鉴小说在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社会政治启蒙作用之经验，运用文学的通俗性和普及性特点来开发民智，宣传爱国，唤醒民众，刷新政治，从而达到兴利除弊、富强国家的目的。字面上看起来，他们的目的很崇高。但对于绣像小说等商业性杂志来说，盈利才是它的主要目的；而晚清文士们肯向它投稿，大多也是奔稿酬去的。1902年11月，新民丛报刊登新小说征文启，公布了新小说的稿费标准。自着本甲等，每千字酬金4元；自着本乙等，每千字酬金3元；自着本丙等，每干字酬金2元；自着本丁等，每千字酬金l元5角；译本甲等，每千字酬金2元5角；译本乙等，每千字酬金1元6角；译本丙等，每千字酬金1元2角。自着和翻译均付稿酬，意味着新小说对翻译文学的提倡和重视。1906年11月月月小说创刊，他在第二号上也刊出了月月小说征文启：“如有佳作小说，愿交本社刊行者，本社将报以相当之酬劳。如有科学、理想、哲理、教育、家庭、政治、奇情诸小说，若有佳本寄交本社者，一经人选，润资从丰。”1907年3月小说林创刊，更明确规定凡小说人选者，“甲等每千字5元，乙等每千字3元，丙等每千字2元”。晚清士人从文学生产经营活动中获得的回报是很可观的。足以维持他们的个人生计，使他们获得充分的职业上的成就感。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回忆道：“这时(1906年)的小说市场，普通是每千字2元为标准。这一级的小说，已不需要修改了。也有每千字1元的，甚至有每千字仅5角的，这些稿子大概要加以删改。”“我的小说，后来涨到每千字3元，那是商务印书馆要我在他们的教育杂志上写教育小说而加价的，这算是特别优待。但在时报馆(有正书局)及小说林两个基本地方，仍做每千字2元算。其时林琴南先生已在商务印书馆及其他出版社泽写小说，商务送他每千字5元。但林先生不谙西文，必须与人合作，合作的大半是他的友朋与学生，5元之中，林先生即使取了大份，亦不过千字3元(后来商务印书馆给林先生每千字6元)。”包天笑每月收入是120元，而他的“家庭开支与个人零用，至多不过五六十元而已，不是很有余裕吗?”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当清政府开经济特科，要将李伯元、吴趼人这样的下层士人“收为时用”时，李、吴为何要辞不就征，“夷然不赴”的了。三 对晚清士人文学活动的几点评价从思想史的视野来看，晚清士人文化的转型既是国内政治、教育制度变革的产物，又是西方现代文化体制移植人中国、中国知识人或积极或消极应对的结果。积极的是精英士人，具体地来说就是一大批具有维新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倡导启蒙在前，创办报刊、引进现代文化生产机制在后，为晚清的文化和社会变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的身上既传承了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道义感，又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中得风气之先，掌握了现代知识和文化的生产、传播规律，并身体力行地从事于现代知识和文化的创造。而对于普通的下层士人来说，他们的从事于现代知识文化的生产，更多地是为了摆脱他们自身的生存困境，是为了“卖文求活”，其选择就显得不是那么自觉。早在科举制度终结之前，科举考试那种重虚文而不求务实的教育理念已经在西方实学面前陷入窘境。士人们谋生乏术，而晚清士人的数目大增，官场上的机会越来越少，科举制度的废除更是断绝了他们仕进的念头。他们不得不选择到体制外就业，以解决个人生计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晚清士人从政治的中心走向文学的边缘，又恰好与晚清文学革命的倡导遥相呼应。晚清士人生态的变化造成了文学队伍的空前扩大，促成了晚清文学的繁荣。晚清的文学繁荣既表现在文学园地的百花齐放，又表现在文学观点的百家争鸣上。从主要的文学主张来看，既有呼唤“新民”的文学启蒙运动，也有高张“游戏”旗帜的文学娱乐化倾向。从内容上看，有创作，有翻译，而翻译文学实有与创作文学分庭抗礼之势。从主流的文学活动方式来看，不单是以前的那种文人结社、诗酒唱和的方式(如南社)，而是引进了报刊、书局等现代文化生产的组织形式。从文学活动的机制看，经济的动力成了主要动力，文学从个人的“浅吟低唱”变成了大规模的集体生产。晚清文学活动是晚清士人的集体亮相和表演，从社会史的角度看，晚清文学活动体现了整个士人阶层的整合。晚清时期，投身文学活动的士人的社会身份较为复杂，既有梁启超、蔡元培和以李伯元、吴趼人等四大小说家为代表的政治、文化精英，也有陆士谔、包天笑、周瘦鹃等以卖文为生的下层文人，还有为数众多“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的中间分子，如林纾等。在西学冲击下，晚清中国的少数士人能够理性地向西方学习，走在了时代的前头。而多数的士人，则仍倾向于传统的中学。尽管总的趋势是中学日益不能为用，西学渐成主流，士人们也变得新中有旧、旧中有新，但精英士人和下层士人的游离却一直存在。然而借助于文学这个媒介，有精英士人对文学革命的倡导和身体力行，有下层士人的推波助澜；他们的文学态度虽然不一样，但以士人为生产和传播主体、以启蒙为主题(尽管真正风行的其实是游戏作品)、以文学的出版发行为传播途径、以文学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为核心的晚清文学活动还是使得各个层次的士人们走到了一起。晚清那个政局混乱的年代，人们对于时局，对于政体，以至对于人生选择产生了困惑。当时一些文人从旧的思想武库中重拾不阿权贵、独善其身的精神支柱，疏离了各种政治斗争，而投身于文化生产和经营这样的新兴行业，他们的实际社会地位与封建时代隐逸士人相比有了重大变化。对他们来说，学识、才能不再成为做官的敲门砖，而渐渐成为职业技能，成为获得社会敬重的资本。虽断绝了“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道路，可是知识的价值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知识分子也获得从来没有过的身心自由。他们写诗撰文，渐渐取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与旧时代布衣文人由于经济困窘而不免寒伧的心态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与此前从事学术创造却要看官方眼色行事的旧学者们也有本质的区别。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晚清士人在人格上也取得了相对的独立。虽然还不能完全具备现代人尊重个体自由的观念，但精神上终于摆脱了寻求依附的奴性，从而突破了传统士人心目中的等级规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晚清的文学场域不仅为晚清士人提供了言论空间，而且帮助他们将知识转化为一种权力，从而完成了从传统士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