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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岁月》

自序

女儿浪浪要放暑假了，我放下手中的笔，匆匆飞往大洋彼岸——美国，再次把她接回祖国，回到了北京，像往常出国参加比赛一样，没有来得及休息和调整时差，第二天我便登上飞往上海的飞机。一出行李大厅，机场的几位工作人员大声说：“郎平你好！又来了！”
尽管旅途辛苦，加上时差，一身疲倦的我不知为什么却那么兴奋！自从卸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后，我又开始了自己人生中的另一件大事——撰写自传。
执教中国女排这几年，大大小小的比赛结束后，我们都有个习惯写总结，而每次总结，我都会有很多的感受和体验，不是几张纸可以写清楚的，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我能静下心来好好地写写自己呢？
每逢我们外出，总会遇到很多领导、球迷、记者和朋友，他们常常会提出关于我和女排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不是几句话可以回答清楚的，什么时候我又能静下心来与朋友们好好聊聊呢？
每次见到浪浪，她都会兴奋地扑过来与我拥抱，然后第一句话传说：“妈妈我想你，这次你能和我多呆几天吗？”七岁的浪浪已经长得很高了，可惜我没有在她身边，看着她长高。我该告诉她什么呢？她长大后能理解我吗？
人生如梦，我的“冠军梦”一晃20年过去了，在国家体委训练局的排球馆进进出出了20年，可人生又有几个20年？当我画上这个神圣的句号时，我心里的感慨实在是太多太多，我的内心告诉我，一定要静下来好好写写自己，纪念自己这一段难忘的生活！于是，我开始了加州——北京——上海之间的来来回回，做着我人生中的另一件大事：写自传！
为纪念祖国50周岁的生日，我与我的女朋友、“管家”何慧娴、我的合作者陆星儿以及东方出版中心乔友农总经理、责任编辑王国伟、纪红商量好，此书一定要赶在10月1日之前出版，作为生日礼物献给朋友们，献给养育我成长的祖国。
写书的整个过程，一直使我激动不已，因为它又把我带回了那个充满魅力、扣人心弦的球场，让我再一次重温了感动过我无数次的生活，尽管已经通读了几遍书稿，我还是难以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仅仅是一次定稿，我就连续工作了二十几个小时，清晨醒来，想再写上几句，算是这配的“自序”吧。我只想对一直关心我的领导、我的亲人、国内外所有的朋友们，以及亿万球迷，从心底里说一声：“谢谢！”今后不论我走到哪里，你们永远在我心中。我爱你们！
1999年6月25日于上海浦东
1998年12月，去泰国曼谷打亚运会，这是我回国执教中国女排的最后一个战役。
那天，是一早的飞机，我6点离开家，老妈5点多就起来了，给我弄早饭， 我说我不吃，要赶到队里叫队员起来。
12月6日，北京的初冬已经很冷了，我穿一件红得很亮的羽绒服，这样的高丽能裹住心跳？夜里，和《体育报》的一位记者通电话，我坦白地告诉她，我心里有点紧张，因为，我想赢球，我想走了……行李在前一天已经集中在队里，随身只挎个小包，老妈却非要送我到电梯口，连连地对我说：“祝你一切顺利，你这是最后一次了，千万要保重身体，不能再出事了。”整个大概静悄悄的看着老太太一脸的真诚，一脸的祝福，我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老妈知道我的心思，我们在家谈论过，我这个“句号”怎么画？我对家里人说，球打不好，我不会交差，这个句号还画不了。我的性格决定了我的态度，在亚洲拿不到冠军，怎么走？甩给谁？我没资格交班啊！但是，浪浪读书了，浪浪不止一次地向我要求：“妈咪，跟你们领导说说，浪浪读书了，浪浪需要妈妈。”
我确实有了相赢的包袱，当然，没人看得出，只有老妈事后对我说，她在电视上看出来了：“我听你喊了。”
到底是妈妈。

应该说，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郎平已经为自己的执教工作画了个圆满的句号。中国女排不仅以全新的姿态打入冠亚军决赛，而且，在半决赛前，中国女排是唯一没有败绩的队伍，并在三项主要技术统计中，名列进攻和拦网第一，李艳、孙玥、赖亚文和崔永梅的得分，在所有参赛选手排入前十名。短短一年半时间，就把低谷中的中国女排融入世界劲旅之列，一举夺得奥运会银牌，作为主教练的郎平，顿时引起了世界排坛的瞩目，国际排联主席阿科斯塔在奥运会授奖仪式上，向郎平祝贺：“你确实让一支球队发生了巨变。”
中国女排有辉煌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郎平带回了“女排精神”，重振了队伍。但变化仅仅才开始。郎平意识到，队伍需要稳定，她的事只干了一半。掀过轮空的1997年，世界锦标赛、亚运会这两大战役将重重地压着1998年。
郎平决定留任，再次挑战世界锦标赛，画一个更大更圆的句号。
然而，为这个“更圆更大的句号”，郎平还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1995年年初，怒毅然回国执教，全国所有的报刊为之沸腾。但是，在这铺天盖地的消息后面，谁能想象郎平独自所承受的牺牲和压力？这些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风风雨雨，悲欢离合，都是她始料所不及的……

把感情封闭一阵

1995年初，中国排协在老山召开全国教练会议，决定更换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大家也提了人选，又一次想到了我，于是，排球协会一个电传接一个电传地发到我工作的新墨西哥大学，球类司司长也给我发来电传，有一句话打动了我：“郎平，祖国真的需要你！”确实，最后便 我下决心的就是这句话。作为一个人，我们其实都很渺小，但是，当有人代表国家对你说：“国家需要你！”你还能无动于衷吗？如果，真能为国家做点好事，这也不容易。
那几天，劳尔总是玩笑地对我说：“我们的OFFICE都成了詹妮（郎平的英文名）的办公室了。”劳尔的态度很明确，她不赞成我回国，我们认真地交流过，她的想法很中肯：你在国家队那么多年，干得那么苦，压力太大，而且，你家庭情况不好，孩子那么小，你怎么能回去呢？你应该安下心，把自己的问题处理好，可以建立新的家庭，重新开始生活。再说，你还有那么多合同。这样大的牺牲值得吗？劳尔是为我着想，她的分析有道理，这是一个朋友的肺腑之言。
这些利弊、得失我自己全都想到了。回国、执教、这个动作确实非同小可，也许，会又一次改变我的生活和命运。而执教工作之多，也可想而知。但我更清楚，女排在中国人心目中有一种很特殊的位置，女排打球已经超越了排球、超越了体育本身。虽然，我离开国家队那么多年了，但大家还是想着我，在女排最的时候，要把这副担子交给我，我深深地体会到，这是一种信任和托付。我也反反复复考虑：也许，正因为没有了家庭，心空出了一大块，应该有东西填补：也许正因为女儿还小，不懂事，我还可以抓紧时间干两年。在反复考虑的时候，我脑海里时常会闪过很多眼光，像幻觉一样，熟悉的、陌生的、亲近的、遥远的，这些眼光渐渐地走进我心里，使我终于明白，怎样的“东西”才能填补我心理空出的那一块：为了这些“眼光”，个人作点牺牲值得，我应该去尝试。而且，我有种预感，如果决定回去，不会是一年两年，应该有思想准备：肯定不可能再有个人的生活了。要说“牺牲”，这是最大的牺牲，你得想好了？！
我想好了，决定回国。
当我把“决定”告诉劳尔时，劳尔笑了：“两个月前，你第一次来和我商量回国的事，那天晚上，我就和戴维（劳尔的克夫）说，你看着吧，詹妮肯定全走。”因为，劳尔发现，我一谈起中国女排，非常有感情，还是很依恋的。劳尔很恳切地对我说：“虽然，我不希望你走，你要为你的决定作很大的牺牲，但我病重你的决定，能作为一名主教练去参加奥运会，这的确非常光荣。”
劳尔和新墨西哥大学排球队的全体队员为我开了欢送会，队员们专门去买了一套运动服送给我，国为，我又要重返中国的球场了。新墨西哥大学体育部主任琳达女士，是个特好的老太大，她送我一张卡，写了很多祝福的话：我们在一起有过很多愉快的合作，我们会永远记住这些日子，希望你在中国的事业顺利，并衷心希望我们能在奥运会上为你加油，我们一定会去亚特兰大看你。这一番充满感情的送别话语，让我感动，也让我难过，我在新墨西哥大学工作，和这里的同事、朋友相处得很好，生活在他们中间，我已经有一种如鱼得水的融洽感。我虽然只是在一支大学的球队做助教工作，但也有不少固定的球迷，他们了解哪个队员哪天过生日，都会给她送礼物。有一个球迷，我们都叫她“老妈妈”，她家里有一种烘干机，能把菠萝烤成干，又香又甜，我特别爱吃，“老妈妈”知道我喜欢吃她做的菠萝干，经常会给我送来一些。这一次，她也听说我要回中国做教练，就来劳尔家看我，我们正好出去了，“老妈妈”留下一大包菠萝干，还给我写了一张纸条：我知道你要走远了，要回中国了，就多做了些，你慢慢吃，经常想到我。“老妈妈”真是慈祥，我回国这么多年，每年生日都会收到“老妈妈”寄来的生日贺卡，从来没有间断过。1996年奥运会，劳尔、琳达她们真的来亚特兰大看我，为中国女排加油。琳达说：“我虽然是美国人，坠子中美比赛，我不作任何表示，我的心情会很复杂，其他比赛我都站在中国队一边。”
我也很珍惜和这些美国朋友的感情，所以，要离开这样一个给我友爱和温暖的生活环境，又要重新闯一番天地，摆在我面前的一切都是未知数。
选择走出家庭，又选择走回中国女排，一个紧接着一个，在我这一生中，都是最重大无比的选择啊。对，还是不对？值得，还是不值得？别想那么多了，落子无悔，就看自己怎样地去“杀出一条血路”了！
终于要走了，租的房子没到期，得付清罚金；关于绿卡问题，要和美国局接触。比较难办的是，和新墨西哥大学排球队以及沙滩排球队解除合同，必然要赔款，这是个信誉问题，要支付一笔数目圈套的违约金。我自己没有经济能力，但也不希望由体委或排协承担，这会收起舆论压力。幸好，春节前夕，一向支持祖国体育事业的香港实业家朱树豪先生向袁伟民表示，愿意帮助我解决回国执教的困难，并现成他在美国公司的律师立刻和我的律师接洽，很顺利地办好了有关手续。
剩下的就是打点我自己。那座房子、那两个院子，还有汽车，都留给他和女儿。车需要架起来，用帆布苫盖好。退了租用的房子，还要把家具搬回我们碑的房子里，我自己的一些书籍、衣服，全都存进劳尔家的仓库。
当我收拾宛这一切，忙停了，我才发现，我这样的忙碌十多年，结果把什么都忙没了，属于我的，只有我自己和竖在我身边的两个箱子。当然，在法律上，我还有半个女儿。女儿还在香港，他没告诉我，他们什么时候回美国。我们互相都在回避，一些有关法律的问题，由文件传递，那都是无声的传真。
要回中国了，一直就是那么远，我很想先飞香港看看女儿，但我不敢触动自己的感情，我得把感情牢牢地封闭一阵，国为，我马上要出师，等着我的是硬仗，肯定要干一番大事业，而且，这一走，是测有退路的，不管前面会遇到什么情况，也不管等待我的是怎么的命运，哪怕彻底牺牲了，我也义无反顾。
1995上2月14日，我离开新墨西哥州，劳尔送我到机场。告别时劳尔哭了，她紧紧拥抱我，还送了我一大把红玫瑰。
我是捧着玫瑰花上飞机的。

很孤单地坐在飞机上，郎平把脸埋在花里，看着一朵朵开得正艳的花，一阵很深很深的孤独感，像猛然袭来的一股冷空气，冲开了她“封闭”的感情，她禁不住流泪了，一颗一颗滚烫的泪濡湿了花瓣。这样大的一次转折，这样大的一段征程，没有爱人相送，更没有爱人陪伴，送玫瑰花的却是一位美国女朋友，以后，还会有人送她玫瑰花吗？
上飞机前，郎平北京的几个好朋友通电话，何慧娴、张蓉芳，她们都表示要去机场接她。她婉言劝阻：“我不愿意兴师动众，不想把风声搞得那么大，我希望大家把我回国执教的事看得平淡一些，就是工作，像所有的人一样，为国家尽力而已。”坐在飞机上的十个多小时，郎平尽力调整好情结，开始做训练计划。在美国时，中国排协已经把奥运会前的一些比赛日程电传给她，根据赛事，她要做个大致的安排。在这之前，她已经把自己的执教思想写成书面报告同样地电传给排协。

我不是神，给我时间给我空间

虽然，教练、队员都没有确定，但是，我对中国队的状况是有印象的。在八佰伴世界明星队时，和中国队打过五场比赛，这几年的大赛我也都看，我开始仔细地回忆一些队员的情况：她们每个人的特点，组合起来，这支队伍将会是什么风格，走怎样的路？坐在飞机上写着写着、想着想着，我停下笔闭目养神，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大大的疑问：郎平，你胆子够大的，回去接这样一支队伍，你哪来的勇气？！但我绝不盲目、绝不冲动，我是三思而行。2月初，我给排协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比较详细地阐述了我的执教想法，有一个基本精神：坚定信念，卧薪尝胆。
报告谈了五个问题：
一、 从零开始
新组建的中国女排必须认识中国女排的辉煌历史已成为过去，要立足现在，认真分析失利原因，承认落后，不甘落后，冲出亚洲走向奥运。
二、 一分为二地看待自己
新组建的中国女排首先要真正地看清自己的问题：技术不细腻，战术没特点，作风不过硬，不稳定。同时也要认识我们的优势和有利条件。压力和动力并存，有难度更有可能。
三、 狠抓作风，狠抓基本功
老女排的体会 是：世界冠军是从每一堂训练课中走出来的。我们要从目前的低起点向高水平迈进，只有横下一条心，狠抓作风，狠抓基本功。
四、 严格遵循排球的规律
排球是一个集体项目，没有坚强的核心，就不可能取得集体项目的胜利。所以，要从难、从严地培养骨干、造就核心。
五、 看清世界排球的发展趋势，更坚定自己的路
世界女排技术、战术的发展有两在新的特点：一是在新的高度上更趋全面；二是女子技战术男子化。这两个特点反映了一个问题，对我们女子排球运动员的身体和协调性要求更高了。但在把握趋势的同时，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更好地发挥中国女排快速、灵活、配合多变的特长，努力做到，人人有绝活，全队有特长。
对于回国执教的决定，虽然犹豫了两个多月，但是，我对自己完全有信心。对于一个集体项目来讲，根本的问题在于团结和凝聚力，而这个“根本”，可以由教练来控制，凭我多年的经验和我的人品，我能抓住这个“根本”。而且，我没有任何包袱，反正，现在我又是一个人，赤手空拳，干吧！

但郎平绝对没有想到，她的回国执教竟是1995年年初中国最大的一条新闻。她人还在美国，她的执教纲领，早已先声夺人地刊登在各大报刊上。而关于郎平哪月、哪天、哪个航班回到北京的确切消息，记者们已从美国航空公司那里的一清二楚。
　　尽管，何慧娴、张蓉芳理解郎平的心情，也很尊重她的意见，果然没去机场迎接，但近百记者却早早地把机场的出口处围个水泄不通，中央电视台记者还摸着摄像机等在了机场内，打开明晃晃的照明灯，摄像机镜头早已“严阵以待”

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又在考虑训练计划，下飞机时，我有点晕晕乎乎了，头也没梳，稍微理了理，捧着那束玫瑰花跟着大家下飞机。走到机舱门口，我只看到机场上有那么多人，有找着摄像机的，有端着照相机的，有举灯的，灯都打得特别亮，我还回头看，心想，肯定有什么贵宾坐在这架飞机上。没等我想明白，这些人黑鸦鸦一片全冲我来了。好，我还迷迷糊糊呢，十几个话筒伸了过来，一个接一个地提问，我都不知道听谁的好，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前拥后挤的，我的脚都好像不沾地了，远远地，我只看了我妈和我爸一眼，他们就被人群挤没了，我也被 两个警卫“架”到警卫室，海关都没过，只好走“后门”了。后来，我听说，在机场的一些外国旅客看到这样的场面，指着我好奇地问：她是谁？我还听说，记者们还把我妈围上了，向老太太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妈什么也没说，她就惦着女儿有晕车、晕机的毛病，她对我朋友说：“这样真是难为了郎平！”
这就是我妈。

出机场的这一幕“欢迎架势”，把还在晕机的郎平惊醒了，她身穿一套白色运动服，像一团云猛地落到地上，意识立刻清楚：回来了，这就是大家对你的期望！郎平终于回来了，很多人长长地吐了口气，如释重负，好像心安理得地把这份压在心头的郁闷很信任地放到 了郎平身上。1995年2月15日晚到达北京，2月16日下午郎平和首都以及自各地的新闻记者见面，并宣布上任后的三个目标：第一、在1995年9月下旬的亚洲锦标赛上夺回亚洲冠军；第二，在1995年11初的世界杯赛上争取奥运会资格；第三、在1996年奥运会上打出好成绩。
记者们争先恐后地提问，焦点明确，大家老相知道郎平究竟有什么“高招”，能带领女排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连翻三滚”，越出低谷？而更多真正关心体贴郎平的朋友和球迷，暗暗地在为她捏着把汗。有人甚至认为，郎平提出的三大目标对于滑坡不止的中国女排简直是个“神话”。而就在这第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郎平非常真切、非常中肯地对大家说了一句心里话：“我不是神！大家给我机会，也要给我时间。”
可以想象，当一只小小的排球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一个热点，几亿双眼睛都盯住了它，这小小的球，不啻千斤啊。郎平，要用一个人的肩膀，独当一面地搭起这只沉重的小球，这让很多隔岸观火的旁观者感受到了一寻常的分量。《北京青年报》很及时地登载一篇署名为黄稚文的文章，题目很温暖：“郎平，我们拿什么送给你？”文章写的情真语切：“……郎平从大洋彼岸带回来的是一腔报国热情和为祖国排球带来不惜牺牲一切的献身精神，但要把这样一支队伍搞上去，难度极大，她需要时间，更需要理解和宽容，我们也应该以平常心看待她的上任，欢迎成功，也允许失败，为她创造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和比赛环境，这是我们新闻界乃至球迷和观众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郎平回国之际，我们送给她的一份最好的礼物！”

我把大家的理解，的确看作最好的礼物。说实话，一下飞机，就被这样一大团腾腾的热气包围着，在我心里又添了把火，让我更有了摩拳擦掌的激情和冲动。我知道，把女排带上去，这是干一件挺大的事啊，会给大家带来激情和活力。当然，到底能干到哪一步，我没数，我也在心里画问号。客观地说，你要我带着这样一支队伍去冲世界冠军，这要求苛刻了，但做到第一步，冲进奥运会，我觉得不应该有问题，不达这个目的，我也不会庭自己。回来以后，我确实有激情，很兴奋。当时接队，他们告诉我，队里只有一千多元的经费，我好像都没反应过来，根本没在意钱不钱的事情。到柳州集训，柳州市委听说女排很困难，马上组织各企业为中国女排捐款，募集了将近一百万，还搞了一台文艺晚会，大标题就是：祝中国女排再创辉煌！
还有广东的TCL集团，也为我们中国女排设立了“郎平基金会”。广东TCL电子集团的老总李东升，和我是同龄人，但我们素不相识，他过去是中国女排的球迷，从报纸上知道我回来的消息，很敬佩我的决定，他说，肯为国家效力、能为国家效力，这是我们的相通之处。TCL老总先到北京找我，听说我已经去了柳州，又从广东开车到广西。那一阵，我正在试训队伍，这位“不速之客”找上门来作自我介绍，说得很真切：“我们这代人对中国女排这面旗帜印象深刻，可以说，女排精神影响了一代人，影响了我们的一生，曾经是女排鼓励我们奋发图强，现在，是女排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力而为。”他们的赞助真心诚意，而且，不要任何回报。李总介绍了他的公司，介绍了他正在为振兴民族工业所做的事，他说，他只希望能以女排精神为企业动力。我真的很感动，我没想到有人会雪中送炭。离开柳州那天，下头大雨，李总开车到桂林，车在半道上差一点滑到沟里，幸亏有几个农民帮着推车，才好不容易到桂林，但天气不好，飞机又停飞，只好改道乘火车，可赶到车站，没买到坐标，站了一路才回到惠州，又忙着处理一大堆工作。他们这样千辛万苦地把一片心意送到女排，我体会，这不仅仅是钱的数目和价值；体育的胜负，也不仅仅体现为成绩和成果，大家更希望看到的是女排拼搏精神的再现。为了让队员们更深地感受到来自社会的这些赞助所包含的分量，我也带领队员们参观了TCL电子集团的生产线，看工人们是怎样辛辛苦苦地工作，创造出财富，来支持我们排球事业的。特别是去年，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比较严峻，各个企业都感到困难，工人们也告诉我们，他们生产一台电视机，最多赚100元。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TCL仍然想办法一如既往地支持女排。我跟队员们说，我们得到这些帮助不能觉得都是应该的，这些赞助都是工人的血汗，来之不易，他们要卖掉多少台电视机，才能凑起这笔赞助费？我要队员们明白，对女排的是群众的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们一定要加倍珍惜。
这样的融合很多。有一年牍，北京交区的一位大嫂，她家自留地里种了西瓜，在西瓜熟的时候，她把地里最大、最好的西瓜摘了放到板车上，走了一二十里路送到球馆门口。那些西瓜特别新鲜，都带着绿叶的，老远我们就闻到一股瓜香。那位大嫂很纯朴，脸晒得黑黝黝，身体挺粗壮的，她使劲接着我一直不撒手，恳切地说：“郎平，我敬仰你很多年了，听说你们为比赛这么热的天还不停地练，我也没办法帮你们做点什么，只能表示一点心意，送几只瓜让你们解解渴。”这朴素的感情特别打动我，几个瓜虽然不值钱，可这是一份厚重的心意呀！

大到一个市委、一个集团，小到一位大嫂、一只西瓜，这就是环境，这就是氛围，使郎平时时处处都感觉到，国家和人民都在看着她都在支持她，她深知，她要为这样的期望付代价：“你不干也得干了，还得好好干、玩命地干！”

冠军是从每一堂训练课中走出来的

真的干上了，我有时会感到自己单薄，毕竟是个女人，女教练，在一大群男教练中，比较孤独，很多事情要靠我一个人来撑：怎么管理队伍？怎么调动队员的积极性？怎么战胜世界上一支又一支的强队？怎么和一个个世界顶级的男教练一决雌雄？还要动脑筋考虑“国情”，怎么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怎么面对新闻界？
我没有想到，一回来，像“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种媒体把组建女排的事炒得沸沸扬扬，有很多记者“围追堵截”。我去柳州搞试训，记者们也都跟去了，我当机立断，请保安挡架记者，一律拒绝采访，不想受到太多干扰，工作还没开始呢，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希望他们少写我，等女排输球的时候，我倒希望他们多关心、多鼓励；如果赢球了，也不要把我们吹到天花板，太高啦，要摔下来的。实事求是吧，保持恒温，别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地折腾，不要催我，也不要捧我，我不愿被炒作，我不是施拉普纳，我是中国人，我在国外留学、打球、执教，长了不少见识，应该把学到、看到的一些好东西带回来。

郎平没有言之豪言壮语。
剩下的就是四个字：卧薪尝胆——苦干快干。郎平以最快的速度进入角色，仅一周时间，郎平亲自组阁的新教练班子出台。

和体委、排协谈回来执教的事，我对袁指导说：你们要我挑女排这副担子，我唯一的要求是，要由我自己来组班子。运动员进国家队，都是百里挑一，都是想来拿好成绩的，关键在教练，球队的作风，就看你教练怎么要求、怎么带。首先，我想找一个了解中国女排的教练一起合作。其次，我选择教练的首要条件是，必须敬业。
我和助理陈忠和认识有20年了，在袁伟民执教中国女排的时候，就把他从福建调来做陪打，他弹跳高，手法好，力量大，各项技术都不错，极熟，为我们这些女排老队员成功摹仿过海曼、克罗克特、路易斯等世界著名选手，他是看着这个队伍怎么一步步直过来的，为女排的辉煌做了很多默默的工作，对于如何组织队员、训练队员，他积累了很多经验，而且，他肯干，点子又多，可以帮我出“招”，一种直觉告诉我，我和他可以共事。在我回国前，陈忠和已经离开国家队回福建队当教练，并把福建他带到了全国第三名。我唯一的担心是：他愿意再来国家队工作吗？他的家庭困难能不能克服？他结婚没几年，儿子还小。一回到北京，我马上给陈忠和打电话，我说：“我也不忍心再让你离开家，一来北京起码两年。”但是陈忠和给我的回答毫不含糊：“没问题啊，你跑这么远都回来了，我这点路算什么，只要你郎导一句话，我很愿意和你合作。”
我的领队叫姜伯因，过去是男排运动员，他文质彬彬，待人却忠厚，又懂业务，队员们都很喜欢他。我回来组班子，和姜领队交换意见，他坦率地说，他早就决定回辽宁。我很诚恳地希望他再留一段时间：“我们合作一下，试试看，如果你干得不舒畅，没法跟我合作，你随时可以走，当然，你和你爱人商量商量再给我答复。”姜领队马上给他爱人打电话，我和他爱人在一个队呆过，他爱人对他说：“我了解郎平，她人非常好，人家在女排那么困难的时候能够回来，对你又那么信任，你干吗不试一试？！”还是爱人的话管用，姜伯因当天晚上就给我回话说，他愿意留下。
我们队的另一个教练李勇，他曾经也是个很优秀的运动员，他家在成都，1990年结婚，1991年到国家女排做陪打，一直和妻子分居，结婚丢掉有了孩子，他也无法照顾家庭和孩子，这么多年，李教练始终默默无闻地做陪打，是个无名英雄。我回来就找李教练谈话，先问他怎么考虑，他爱人是个医生，工作很忙，孩子和家庭确实需要他尽快回去，但李教练对我说：“只要你郎导需要我，我可以做我爱人的工作，反正，到1996年奥运会，还有一年半，这么多年都熬下来了。再说，你郎导也不顾家庭、女儿，在女排这么差的情况下从美国回来，什么也不计较，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一定跟着你再拼个几年！”

确实不用多说，有人格押送，其他都无关紧要了。
老女排的队医田大夫已经在乒乓球队工作，郎平也想把田大夫请回来，她打球时，身上的第一处伤，都是田大夫一手给治的。听说郎平要回女排执教，老田大夫没二话：“郎平有困难，我说什么也得帮她！”
天时地利人和，万事俱备。

作为主教练，郎平看到有这样一班人马愿意为女排事业鞠躬尽瘁，她暗暗欣慰，女排有望了！但郎平还是给大家三个月期限，还是“丑话”说在前：“我们一块来试一试，如果你们觉得没办法和我合作可以马上离开”，或者，主教练认为教练的工作不符合要求，“我也会请你走”。

开诚布公，这是最起码的尊重。
这样的方法，我也是在美国学的，在对待工作的态度上，他们很直爽，即使和你签了合同，要是觉得你不行，他们不会拐弯抹角，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们会非常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你什么地方不够，还需要学习和努力，如果你还是不行，他会请你走，根本不考虑面子上过得去过不去。而受聘的一方，干一阵觉得不适合这项工作，也会主动提出辞职，坦率地说出理由：不能胜任或者干得不开心。很干脆地走人，这对双方都有利。在工作上，在原则上，确实不能讲情面，到时候，受损失的不是个人，而是工作。我对教练们提了四点要求：第一，教练必须配合主教练项工作；第二，我们都是女队员，教练只做教练的工作，不能纠葛男女关系；第三，工作兢兢业业、全力以赴；第四，要有组织原则，不管教练之间发生什么问题，或者对队员有什么看法，马上开会解决，不能扩散到队员中。
除了约法三章，我对我的助教最空出的一点是，尊重他们，尽量调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智慧。现在，虽然是主教练责任制，但不等于你一个说了算。我的助手大多比我年纪小，但是，他们的技术都很不错，我们开会聊天的时间委多，大家一起研究、一起支招、一起出谋划策，谁的主意高，角度不同，我会采纳一种最好的意见。我也放手把一些队员交给他们来训练，让他们一人带一个级，要他们发挥作用，不能把他们当作陪打的、捡球的，只是个劳动力，我得让他们出智慧，这教师助教的作用。而队里其他的一些事务，内部管理、外交关系，全部交给姜领队负责，他说了算。我们的姜领队要管的事情可多，他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写“备忘录”，每天几乎都有三四十件琐事要处理，他还负责队员的营养和生活，给队员炖鸡、炖甲鱼。忙了“司务长”的活，姜领队还要去做“外交官”，各路记者来我们中国女排采访，姜领队热情接待，滔滔不绝地介绍，但那些记者说，你把姜领的话再仔细一想，发觉他“狡猾狡猾的”，凡是涉及一些敏感的问题、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他绕来绕去全给你回避了。记者们开玩笑地给姜领队一个外号：“笑面虎”。老是笑脸相迎，一副特和蔼的梯子，但就是滴水不漏。我说，这才是正宗的“外交官风格”。我的这些助手，确实各负其责、各显其能。
（1998年教练组合影：卫雍绩（医生）、陈忠和（教练）、王宝泉（教练）、郎平、侯静（教练）、李勇（教练）、李士平（管理）、田永福（医生））

班子坚强，“大厦”便有了挺拔的正梁，接着就是训练队员。
柳州的训练基地闭门谢客，整整一个月，谁也无法知道女排队员的训练进展如何，大家只能远远地牵挂着郎平。
训练第一周，一练就是50个小时，队员们平均每天近八个小时在球场上度过，而郎平还抽时间和16个参加试训的队员分别谈话，郎平要求每个队员都必须记住一句话：“冠军是从每一天、每一堂课的艰苦训练中走出来的。”

我对每个队员都交底，我说：我既然回来了，把自己的后路都断了，大家就得树立在世界大赛中拿奖牌的目标，就得有这个雄心壮志，向的最高峰冲击，还要把亚洲的冠军夺回来。我这个人就有一个特点，要么不干，要干一定得干出梯子。你们也得这样考虑，12个队员要团结，要把所有的精力、体力都奉献出来，如果心思不放在球场上，还练什么技术、攀什么高峰？呆丰国家队耗什么？青春放在这时了，身体放在这里了，结果什么也没有，人总得有个追求吧?!你们都要想通了，如果你们觉得跟着郎导干，吃不了那份苦，你们告诉我，我不勉强，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别浪费我的感情，也别浪费大家的时间。我还给她们摆明一个道理：体育的本质讲就是这样一种向极限挑战的精神，观众来看我们打球，除了看输赢，更想看到一种要球不要命的状态，看得振奋，看得来劲，给人家鼓舞。但这种输球不输人的精神，靠平时每一天的训练，平时怎么样，比赛就是什么样，这是基本功，是物质基础啊，不是过年吃饺子，可以蒙人家一回。
在柳州试训一个月，试训16个队员，从中再挑选12个。赖亚文这样的老队员，思想境界比较高，能吃苦，技术也好，对这样的队员，我要求她在队里起核心作用，关于训练的情况，我和她交流应该用什么样的运动量训练身体、训练技术。还有一个老队员是崔永梅，她年龄最大，三进三出国家队，结婚两三年了，一直分居，没有安定的生活，她本来已经决定退役，她觉得没奔头了，亚洲的冠军都没拿到，干得很伤心，我先请她谈谈想法，崔永梅说：“郎导你回来了，我觉得挺有希望，你还那么器重我，我跟着你再拼搏一次，吃多少苦都愿意。”崔永梅身上也有很多伤，我就给她制定了专门的训练计划。
道理说透了，我就从头开始抓。在柳州集训，我的第一堂训练课，就是从准备活动的每一个动作做起，就像小学生从学拼音、学生字开始。有个别队员，连扣调整球的概念都讲不出，你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啊，连一些基本功的问题都没高清楚。但是，你能怪队员吗？这些基本知识，在业余体校、在干线时就该完成的。现在，我等于在带领一个青年队，而不是一个成熟的国家队，我只能从最基本的准备活动开始抓起。我的要求很简单，动作必须规范，不管哪个队员的哪个动作做的不够标准，譬如，胳膊没伸平，腰没有弯下去，我就请她出来站在大家面前，看我做示范，然后请她再重新做一遍，一定要把每个动作做到家，做的规范。有些基本动作如果队员领会不好，我干脆让大家停下来现场讨论，请大家来谈谈对这个动作的理解，共同找出问题，找出解决的办法。我对陪打教练也有要求，他们不能只做“劳动力”，也要动脑筋参与教和训的工作。一个教练班子是一个集体，集体的智慧比我一个人要充分得多、全面得多。
我们每天的训练计划都非常详细，我都要写出教案，先请教练组讨论，征求大家意见，补充修改后才同队员见面。每天练什么，练多少时间，达到怎样的要求，教练、陪打、队员心里都要清楚。特别是训练标准，很具体，很严格，传球最少要相隔六米，正好是排球场上三米线到底线的距离，做到大家都不能踩线为止。我们的进攻扣球训练，有时了要把球网从2.24米上升到2.30米，用高网强化运动员的高点进攻，并要求力大、路线清楚。为实现我们“攻防全面”的指导思想，必须下大功夫提高防守水平，而防守训练很艰苦、很枯燥，是一项接近身体极限的训练手段，只有严格要求，才能使训练有难度，才能保证运动量、保证训练的质量。

女排的第一堂训练课允许记者旁观，中央电视台不访问了几位记者，请他们评价一下郎平的训练课。有记者说，这是世界先进的训练方法和中国传统的训练方法相结合的结晶；也有记者说，郎平的第一堂课就是一个指导思想——立规矩。郎平认为“立规矩”的说法更内行。她的第一堂训练课给16名惴惴不安的队员和众多的观摩者一个深刻的印象：郎平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丝不苟。
当然，也有人断言：郎平的这一套是“新官上任三把火”，顶多坚持一个月。但事实证明，女排的训练，数年如一日地一丝不苟，不仅有整体训练，还有分组训练，根据每个队员不同的情况，有练腰的，有练膝关节的，不搞大锅炒。在没有添置联合器械之前，赖亚文和崔永梅由于腰伤严重，不能练蹲杠铃，郎平每星期再次开车陪这两位老队员去赛特俱乐部的健身房练综合力量。准确地分析把握每个运动员的体能和技术情况，郎平分别地给队员们制定不同的训练指标，既让运动员练得有难度，又让她们能够完成，这个“量”的确定，因人而异。譬如，赖亚文等伤病多的老队员她们的训练以恢复身体为主，郎平给她们制定的计划三五天作一次调整，单拨练，而且，这样的训练计划，郎平都是和队医、队员本人协商，准确地掌握了身体伤病情况以后，一笔一画写出来，再交给队员严格地按计划训练。
郎平一头扎入执教工作，那么沉醉、那么忘情，她是否还有一点空隙留给自己、留给远在美国的女儿？

妈妈，你是米老鼠吗

我见到女儿了。在奥运会中古决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忍不住流露了高兴，要形容的话，真有点心花怒放的感觉，拿到奥运会亚军的奖牌是一大高兴 ，见到女儿，又是一大高兴，搞体育的高兴和刺激，就是胜利的这一刹那。为了胜利，我让女儿白浪都跟着付代价了。
女儿小名叫浪浪，浪花的意思，一朵活泼、烂漫的浪花，是辽阔、深厚的大海所孕育、创造的，浪和郎又是谐音。我很得意为女儿取了这样一个叫起来响亮上口，想想来很浪漫、很诗意的名字。
亚特兰大的奥运村有纪律，外人不能随便进出，所以，尽管在美国打比赛，我也见不到女儿，当然，比赛没结束，不能让女儿来干扰我，只能给她打打电话。浪浪一接到电话就问我：“妈咪，你什么时候回来，浪浪想妈妈。”虽然，我不经常在她身边，但是，我们母女之间好像有一种磁场，每次分开，我会感到浑身不舒服，打电话到美国，浪浪肯定也在生病。奥运会前，我们有一次访美比赛，他带着浪浪来看比赛，我让浪浪坐在教练席上，好在是友谊赛不是大赛，但不管什么赛，浪浪都不感兴趣，她坐在我旁边，一会儿拽拽我头发，一会儿 要我给她画米老鼠，我对浪浪说：“不行啊，妈妈在工作。”她呆得不耐烦了，没等比赛结束就睡着了。我让他带浪浪回家，我们还有一场比赛打完也要回国了。在赛场上和女儿分别，她又睡着了，没说“再见”。车开到半道上，浪浪醒了就哭，要找妈妈，国为没给妈妈说再见，不干了，哭了整整40分钟，把她爸爸哭得不知道怎么办好了，都想往回开了，后来使劲做浪浪工作，答应一到家就让她给妈妈打电话。他们到家都深夜11点了，浪浪进门就给我拨电话，我只好哄她，说妈妈要上班，明天再去看她，她这才罢休：那好吧！

5月的访美比赛，浪浪刚好满四岁。浪浪正是5月里出生的，在中国，有“红五月”的说法，五月春光明媚。而三个月以后起来亚特兰大看阿姨们打决赛的浪浪，像雨后春笋，猛地蹿了一大截，不仅长了个子，也显得懂事多了，对妈妈热爱的排球和比赛，她表现了特有的关切和热情，一见到妈妈，浪浪扑在首鼠两端怀里亲昵地说：“妈咪，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看到阿姨们打球了，今天又赢了吗？”她的口气像大人了，她似乎隐约地知道，就是这个“赢”或“输”，横在她和妈妈中间，在决定妈妈能否回家和浪浪一起生活。当然，四岁的浪浪还是什么也不懂。
中古决赛的赛场一片旗海，摇旗呐喊的观众的情结达到了高潮。浪浪坐在观众席上，小小的人，也挥舞着一面大大的五星红旗，两只漂亮的大眼睛却只盯着教练席上的妈妈，她就是来看妈妈的。可这次比赛，她不能再当“不教练”了，只能坐在离妈妈远远的地方。浪浪尽管看不懂输球赢球，但她敏感，周围的人腾跃了、欢呼了，她便使劲地摇旗，兴高采烈地把五星红旗讥讽地举过头。遗憾的是，在美国出生的浪浪还不能理解，她手里这面鲜红的、有着五颗星星的旗帜对于她的妈妈意味着什么？她也不明白，为什么有许多陌生的叔叔、阿姨、大哥哥、大姐姐像她一样地喜爱也的妈妈？

我刚带浪浪回国的时候，走到哪儿都有人打我签字，带她去麦当劳，有些孩子就过来找我：“郎平阿姨给我签个字吧！”浪浪特别不理解，眼光很不耐烦，好像在说：我妈妈在吃饭怎么可以给你写字呢？有几次，我带她去游乐场玩，排队坐转马，眼看要排到了，有人就拉我照相，说是从内蒙古来的，机会太难得，我只好离开队伍去照一下，浪浪很不高兴：妈妈是带我玩，为什么要和陌生人照相？她在美国没见过这样的情景。我就得跟她解释：“浪浪，你爱妈妈，别人也都喜欢妈妈。”她追问：“为什么？”我先问她：“你知道美国最著名的篮球运动员是谁吗？”她立刻欢呼起来：“迈克尔·乔丹！”我说：“妈妈以前在中国就像乔丹一样也是打球的明星，大家很喜欢看，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