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未来的全球协议.pdf

Breaking theClimate Deadlock A Global Deal for Our Low-Carbon FutureReport submitted to the G8 Hokkaido Toyako SummitJune 打破气候变化僵局 低碳未来的全球协议 报告呈送北海道八国集团首脑会议 报告呈送北海道八国集团首脑会议 托尼布莱尔 气候组织 2008 年 6 月 1 版权归托尼布莱尔所有，时效为 2008 年。如果进行恰当引用，该文件可以进行免费复制和发行。归属于其他版权下的材料是经过许可而使用的。需确认版权所有者和语言 2 目录 托尼布莱尔所著序言 执行摘要 第一章：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实现气候安全 第二章：为全球协议构筑框架 第三章：为达成一项成功的协议创造条件：八国集团的领导力 结束语 图表来源 致谢 3 序言 最近几年当中，人们对于气候变化的看法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即开始支持采取激进的行动。在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和对石油价格的担忧之间存在一个巧合，即二者都要求降低对碳的依赖程度，而能源安全问题也同时跃上了议程。基于种种原因，现在采取行动正逢其时。挑战在于如何建立一个能以充分而合理的速度促使这种改变发生的框架。好消息是，对于这一挑战的性质和所应采取的行动，人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程度上的共识。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气候的改变对于人类所构成的严重威胁。每个人，在石油价格攀升至 100 美元/桶以及资源匮乏的前提下，都承认能源安全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在转变经济对碳的依赖性的问题上已经达成了一致，大多数人都认为，需要为国家和国际行动建立一个能够促进、激励并强制这一根本转变发生的框架。问题是，如何做？怎样的框架能够最彻底地指明我们前进的方向，并最为实际地指出我们所处的位置以及前进的速度？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经济增长的状态，那么气候的潜在巨灾风险将不可避免。如果不能从实际出发制定一个实现目标的框架，那么所达成的协议也将无法实现。我们的人民对于气候遭受的破坏已有所警觉，而对于防止这些破坏所需采取行动的力度，他们也会有所警觉。因此，政治领导力的任务是通过正确的国家和国际行动将全球经济送上低碳增长的道路，而不妨碍人民，特别是那些身处贫困地区人民的完全合理的愿望，即享受增长和消费所带来的物质和社会利益。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多数数据的不准确性，以及政治、技术、组织间异乎寻常的相互影响，要回答“如何做?”的问题，与设计战后布雷顿伍德经济体系以来解决任何国际社会的问题一样困难重重。本报告的目的是展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集合目前已有的各种信息，为解决问题的程序提供建议，并为恰当的、正式的联合国程序提供帮助。但与此同时，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面对目前实质性的政治风险。 4 危险在于，一方面，科学界、非政府组织和专家等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另一方面，政治领袖们担心他们所做出的决策会超出其能力范围，并以破坏经济增长为代价，而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试想，很多人的核心要求是到 2009 年底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谈判程序中通过 2020 年的中期目标，即要求发达国家削减 25%至 40%的排放量，这是一项重大的承诺。但是，深入分析后会发现，它比看起来的还要重大。这一目标将 1990 作为基准值，也就是说，我们在未来 11 年内所取得的进展是以近 20 年前的数据为依据的，而很多发达国家自 1990 年以来的排放量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美国排放量的增长超过了 16%，日本超过 7%。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和英国，降低了排放量，但这仅是在过去 3 年里的事实，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其排放量大体上保持了静态或略微上升。因此 1990 年的基准线使这一目标比听上去的更加困难。我们的意图，是要求北美国家、欧洲国家和日本从过去 12 年间上升或静态的排放状态，转而变为在今后 12 年内显著而空前地降低排放量，从而使全世界的排放总量到 2020 年达到峰值。科学家们会说：这是基本要求。政治领袖们会问：这可能吗？不可否认，目前所使用的很多数据随着我们知识水平的日益增长正面临越来越多的争议。比如，我们谈到 2020 年 25%至 40%的削减，但是很明显，25%和 40%之间就存在很大差别。有人说，将温度上升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必须使排放量达到 500百万分之一量(ppmv)的峰值，有人说是 450，有人说应该更少。有人坚持认为 2020年是可以允许的达到峰值的最后时刻，超出这一时限对气候的损害将不可逆转；而一些非科学界人士则认为，这一时限可以推后至 2025 年甚至 2030 年。另外，还有一些我们有可能轻易忽略的，与深入的政治现实相对应的重要事实：能效可以提供必要收益的四分之一，同时还能省钱，但它的意义却经常被忽视。中国和印度大量的新建发电厂是火电厂，而非“有可能是火电厂”，因此开发碳捕获和封存技术不是最优的方案，而是最基本的方案。如果没有一些国家参与实质性的核能复兴项目，任何全球协议都很难奏效。目前存在于大气中 70%至 80%的二氧化碳排放库存，都是发达国家造成的。 5 但是，即使美国实现最大胆的减排目标，若中国仍保持其目前的发展道路，而印度紧随其后，气候仍会遭受不可逆转的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增长需要资金和技术支持，否则它们就无法在必要的时间限度内达到排放量峰值，并随后递减。在整个排放问题中，有 15%至 20%应归咎于森林砍伐。特定关键行业，如水泥、钢铁，还有毫无疑问的所有能源行业，占所有排放量的很大比例，约为三分之一。航空和海运业的燃料消耗占整个问题的比例约为 5%，并在逐渐增加。如果方法得当，减排成本是可控的，并有可能比预想的更少，而且很有可能有新的经济增长的切实机会。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现实。科学技术在不断发展，可以肯定的是，今天我们在 2008 年所说的，到哥本哈根会谈时可能会不同，更不用说到 2012 年或 2015 年了。我们的知识一直在增长，另一个可以肯定的预言是：技术的发展势头将是无法预计的。但是，只要有清晰的激励政策，市场就会做出反应，人类的创造力和灵活性会发挥作用，现在无法预期的将在日后得到回答。另一个巨大的政治风险，是任何一个参与过错综复杂、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多边谈判的人都会了解的。如果哥本哈根会谈开始时没有事先准备好的、清晰的政治方向，那么对于谈判代表们来说，将是一场噩梦。另外，风险还在于，在明知会做出让步的前提下，一些国家会以最低限要求的姿态做出承诺，而不是以它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的、真正的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结果是，所达到的只能是建立在最低限度基础上的协议。同时，伴随着一系列复杂的机制，全世界不会因此而有显著的进步，而民众将觉醒并表示不满。然而，解决问题可以采取其他更好的办法。最根本的是全世界，特别是商业企业界，能够从哥本哈根获取一个清晰明了的、彻底的方向。行动的速度会有所不同，并且可以随时进行调整，但是，每个人都必须认识到，方向是明确的。全球协议将围绕以下几项内容：A.由于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原因，技术和政治判断的趋势是清晰的：我们必须改变增长的方式，从而彻底减少对碳的依赖程度。这也就是到 2050 年 50%的削减目标应被采纳的原因。 6 B.哥本哈根会谈的重点是，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实现这一减排目标制定清晰的方向。比如，使改变的程序就位；为实现中期目标制定路径等，但同时应考虑到从现在起到 2050 年间，我们的任务和知识都会发生很多改变。C.在日本北海道举行的八国集团加五国首脑会议(G8+5)和主要经济体会议(MEM)应就关键性的 2050 年目标达成一致，并确认应纳入全球协议的核心因素。D.之后，应进行必要的研究和分析，从而使纳入全球协议的这些核心因素有确实而充分的事实依据。E.2009 年将在意大利举行的八国集团(加五国甚至更多国家)首脑会议以及MEM 领导者大会应随后在核心因素的内容、各因素之间如何相互结合等问题上达成协议，并纳入联合国哥本哈根会议程序。F.哥本哈根所达成的协议应该是到 2009 年为止、在政治上既现实又能够实现的最大限度。G.随后，应在程序上达成一致，对已经做的工作和应做工作进行定期回顾，从而使协议能够不断调整。这应在主要经济体参与的小型论坛上进行讨论并纳入联合国程序，从而使这一到 2009 年甚至之后一段时间无法形成结论的问题，成为一项滚动式的谈判而非一次性的结论。H.在占全部排放量 75%的国家达成一致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在了解到问题无法一蹴而就的情况下，随着我们的行动和知识日渐清晰，在一个持续的、能够支持我们采取深入彻底的行动的政治程序的支撑下，哥本哈根会议即可发生效力。这一办法存在于一项基本的假设之上：即目前的问题不单单是政治意愿，而政治上的两难选择不在于“是否”而在于“如何”。做出这一假设是有充分理由的。中国、印度等国的态度已经不再是：你们这些发达国家制造了这一问题，你们应该来解决它。这些国家明白气候变化是“我们的”而不是“你们的”问题。关键在于解决问题的公平原则，至于排放源是在纽约还是上海，对于气候变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而且那些对于气候变化影响应对力最脆弱的人民，都是居住在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地区。同样的，即使是在今天的美国，也普遍存在这样的共识，即进行近期减排的最主要责任应落在发达国家身上。日本在福田首相的领导下，其观点已经发生了转变。而欧洲，对于应采取的行动也存在着切实而深入的共识。 7 这一挑战不在于是否有意愿，而在于如何为一条低碳的未来设置清晰的路径，它应是直接而可行的，它应是彻底而现实的。在本报告当中，我们将探讨达成全球协议的各种因素及其背后的种种思考。托尼布莱尔 8 执行摘要 A.挑战是巨大的 目前对于气候变化及其后果具有压倒性的证据，虽然有不确定性，但是存在负面而不可逆后果的风险无疑是很高的。参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 2,500 位科学家于 2007 年 11 月指出：“气候系统变暖是确凿无疑的”，而人类活动“很有可能”应为此负责。最近的研究表明，我们应将气候变暖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而超过此限度的气候变暖将大幅度提高发生不可逆转进而引发气候巨灾风险的可能。目前大气中二氧化碳当量(CO2e,一种温室气体的测量标准)的浓度是 375 百万分之一量(ppmv)，并正以每年 2ppmv 以上的速度增长。若要使气候变暖控制在 2 摄氏度左右，我们应在 23 世纪前达到 500ppmv 的排放峰值，并随后递减并稳定在 450ppmv 的水平。科学界的共识是，为实现这一二氧化碳当量的浓度要求，我们应在 2020 年使全球年排放量浓度达到峰值，并随后在 2050 年将全球年排放量浓度减少至1990 年水平的一半以下(1990 年 UNFCCC 确认的基准年份-虽然对使用UNFCCC 的基准年份有政治上的顾虑)。但是，到 2020 年使全球排放达到峰值需要发达国家实现迅速而大量的减排，而现在对于这一目标是否能够实现，还存在着疑问。1990 年全球排放了大约 40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而现在这一数值大约是 550亿吨。如果不采取行动，到 2030 年排放量将达到 600 亿吨，到 2050 年达到850 亿吨。为了达到 1990 年水平一半以下的目标，到 2050 年的排放量要削减至 200 亿吨。 9 如果，按照估算，世界人口增至 90 亿，这就意味着，到 2050 年每年人均二氧化碳当量水平约为 2 吨。目前的人均水平为 8 吨，其中美国为 20 吨以上，欧洲国家和日本为 10 吨，中国为 6 吨，印度为 2 吨。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世界经济的转型；为了将碳排放降至这一水平并保持现有的经济增长速度，碳生产率(每吨碳所产出的 GDP)在未来 40 年里要增加 10 倍。在行为方式和技术水平上不进行重大变革，这一目标是无法实现的。B.挑战是可以实现的 约为 70%的所需减排量都可以利用现有及接近商业化的技术在未来 20 年的时间里实现。单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就可以减少 20%至 24%的能源需求量，并可每年节约数千亿美元。目前已经有一些低碳能源，如风能、核能、太阳能等，在进行大规模的利用，并且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利用甘蔗制造的生物燃料以及下一代纤维素生物燃料，由于与其它具有较低持续性的生物燃料相比对食品及土地的影响更小，在交通领域存在巨大潜力。还有一些即将发展的新技术：比如碳捕获和封存技术(CCS)；新型交通燃料；以及对能源使用进行监控的信息技术等，都为大量减排提供了潜力。保护世界自然的碳汇来源，即森林，具有巨大的效益。目前，森林砍伐所造成的二氧化碳当量排放占总量的 15%至 20%。C.无需损害经济，挑战亦可实现 很多预测都表明，减排会对经济产生影响，而无论是 IPCC 还是斯特恩报告都发现，这些影响是相对较低的 比目前石油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影响更低。随着时间的推移，成本可以通过私人投资和政府借款实现，并且比一般资本更换周期更适中；因此在特定年份对 GDP 增长的实际影响有可能是最小的，甚至是积极的。 10 在向新的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将需要大量的投资，并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商业机会。比如，目前约有 200 万人从事可再生能源行业；从 1998 年到 2007年，在新的环境技术方面的投资从 100 亿美元飙升到 660 亿美元。贸易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是有证据表明，对贸易流向的影响将是适中的。从过去的酸雨、氯氟化碳(CFCs)等环境问题的解决取得的经验教训表明，成本往往是被夸大了的；解决以上两个问题的成本最终比原来预计的三分之一还要少。D.应对气候变化，获取能源安全 约 50%的潜在减排行动 提高能效、利用可再生能源、生物燃料、核能等 都可以提升能源安全，其它行动都能保持能源安全中立,少于 3%的潜在减排遇到了能源安全问题。获取能源安全而不考虑气候变化因素，会引发气候负面效应，比如提高煤炭以及大量消耗石油的沥青砂的使用量。同时获取气候和能源安全则会提高能源供应的多样性，扩大本地能源生产的范围，并降低对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不解决气候和能源问题将导致未来气候效应和资源匮乏之间冲突的不断升级。E.对于气候变化，只能适应，别无他选 气候变化已经发生并将以更为强烈的方式继续发生。生活在沿海地区的 10 亿以上的人们，将面临洪水威胁，而且即使采取有力措施，也很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干旱、耕作方式的改变、暴风雨雪强度的增加以及疫病地区范围的不断扩大等，都是应该进行应对的问题 特别是对于那些贫困和气候变化适应力最为脆弱的地区。 11 保险，在国内保险业以及全球再保险系统间建立有效的安全网络，将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同时，应为低收入家庭创造新的微型保险形式。F.等待只能加剧风险、增大成本 随着时间的流逝，科学已经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危险有了越来越多的担忧。等待的时间越久，减排的成本越高，经济转型会变得更加艰苦而突然，我们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也会越多。最近一些美国的报告显示，将减排的起始时间从 2010 年推后至 2020 年，将使每年的减排成本增加一倍。中国、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未来 10 年间将大量投资能源，我们仅有一个很短的机会窗口将这些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得尽量具有更高能效；错过了这个机会，要取得同样效果将变得更为昂贵。应停止砍伐森林，进而改为保护森林，否则我们将不可逆转地耗尽碳汇来源，而利用其他方式所耗费的成本将更高。鉴于此，必须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若没有全球协议，个别国家依然可以采取行动，但是累积的影响力远远不及在一个能够加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改变进程的框架下的协同行动。2007 年 12 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的“巴厘行动计划”为 2009 年 12 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后京都公约谈判提供了全面的方向。本报告的目的在于描述需要纳入全球协议的核心要素，能更广泛和深刻理解其含义的相关研究及其相互关联。另一份为 2009 年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准备的报告将展示在一项连贯的协议中应如何整理、贯穿这些要素应。我们将以下 10 项要点确定为全球协议的核心内容。1.全球目标 这一点是其它所有工作的基础。透过全球目标必须确认一个明确的方向。越来越多的人都认同我们应到 2050 年将排放量削减至 1990 年水平的一半以下，也就是说，到 2050 年每年的排放总量应控制在 200 亿吨以下。关于基准年应该如何设置，有许多不同的观点。UNFCCC 统一将 1990 年设为基准年，这一标准在京都议定书中特别 12 做了说明；还有一些国家想选取更近的年份作为基准年。关键问题是年排放量应该在2050 年削减到低于 200 亿吨。进一步工作 怎样表述这一目标？以与基准线相对的百分比的方式，还是以绝对数量的方式？如果以百分比的方式表述，是否应将 1990 年作为基准年？对于国家目标而言，基准年意味着什么？2.中期目标 把所有希望都寄托于 2050 年并不利于我们描绘一条能够改变或防止不可逆转的排放量上升的路径。科学表明，约束全球排放量达到峰值的时间是非常关键的。进一步工作 目标应定在什么时间2020 年或者更迟？到那时减排的目标应是怎样的？它对于发达国家的要求有哪些？这一目标应以何种形式进行表述：按绝对数量，按减排百分比，还是按达到峰值的时间？3.发达国家的承诺和碳市场 发达国家应尽快开始达到排放峰值进而降低排放。达到这一目的的根本机制是设定一套排放上限，同时建立可以对排放许可进行交易的国际碳市场。发达国家还应提出国家行动方案，以表明如何实现排放上限的义务。其中的重要问题是哪一年应作为这一排放上限的基准年，1990 年是京都议定书认可的基准年，但随后很多情况都发生了改变。 13 进一步工作 发达国家应设定何种水平的减排目标？确定国家排放上限的程序如何？国家排放上限应以何种方式进行表述？以绝对数量还是与基准线相对的百分比？如果是后者，基准线应为哪一年？怎样将现有或计划中的国家/区域碳市场与全球市场进行整合？怎样将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清洁发展机制(CDM)进行改革，并使其在哥本哈根会谈中成为碳市场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参与碳市场的形式还有哪些(例如行业激励计划)？国际碳市场应如何监管？4.发展中国家的贡献 巴厘岛会议就发展中国家应为达成全球目标做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贡献达成了一致，但同时也需要对其义务进行约束，比如：在保持增长的条件下，制定国家方案从而尽可能地削减排放；在某一时点达到排放峰值，进而逐渐降低排放量。要履行这些义务，需要技术和资金的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机制应包括改革了的 CDM、能源效率的“共赢”激励政策，以及在工业部门层面上提高碳生产率。进一步工作 如何形成国家行动方案？发展中国家怎样达到排放峰值？随后怎样的减排量是可行的？在可用技术与资金的支持下，发展中国家还应履行哪些额外义务？如何区分快速工业化、缓慢工业化和异常贫困的国家？ 14 在行业部门层面采取哪些激励政策和投资才能深化并加速行动？5.行业行动 碳价格对于促进必要的变化非常必要，但却是不够的。行业部门层面的行动可以为促进转型提供重要的工具。发达国家可以将行业目标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而单方面的行业激励政策则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就。许多国家都存在着相似的机会，因此行业行动可以受益于国际合作，从而促进国家目标的实现。进一步工作 发达国家采取怎样的行业措施才能最有效地实现排放上限的承诺？发展中国家应建立怎样的单方面行业激励政策？行业间的国际合作在何种情况下能够帮助各国履行并承担更为激进的目标？在国家排放上限之外是否需要建立特定的行业措施，比如国际航空和海运业(所谓燃料舱)？6.资金 如果发达国家为加速发展中国家的行动、技术进步和应用、加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减缓森林砍伐等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那么世界将更有可能实现全球目标，而减排的总体成本也将是较少的。这一资金流的规模相当或略高于目前官方发展援助（ODA）资金的规模，因此在有效的应用和管理方面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有些资金是立即需要的，有些是逐步需要的。进一步工作 管理大规模的新的气候资金需要怎样的体制结构？是新的还是现有的制度？如何确保有效性和可靠性？如何确保关键捐助国家对关键技术，比如 CCS 的投资最大化？ 15 是否可以通过拍卖发达国家的排放许可获得资金，以加速发展中国家的行动？怎样确保针对气候问题的融资超出 ODA，同时又与之相结合？7.技术 为实现中期减排目标，某些关键技术需要获得快速发展，其中之一是 CCS。没有这一技术，实现所述目标及所需减排量将是既不可行又异常昂贵的。需要在太阳能、核能、可持续生物燃料、IT、“智能电网”，以及第三代低碳技术的基础研发方面进行广泛的投资组合；需要新的机制以鼓励低排放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和推广，同时降低获取知识产权的障碍。进一步工作 如何加速 CCS？如何鼓励政府及私人领域在 CCS 的商业化和广泛应用方面进行投资？如何使那些应用核能的国家提高其核能力？建立怎样的激励机制以支持更为广泛的技术革新？在发展中国家，如何将技术传播和整体经济增长相结合？怎样的最佳知识产权制度能够鼓励低排放技术的开发与转移？8.森林 应对森林砍伐需指定特定的方案。该方案对不同国家的森林需求将有所区别，将建立恰当的监控系统，并将制定激励政策以鼓励停止森林砍伐的行为。进一步工作 防止森林砍伐应制定哪些必要的激励政策和义务？在何种情况下，基于市场的激励政策是否可行？需要怎样的系统性融资？ 16 怎样才是恰当的监控系统？怎样获取资金才能支持必要的国家内部行动？如何建立国家内部支持森林的行动能力？怎样才能使经济发展与保护森林、扩大森林面积相一致？9.适应 气候变化正在发生，需要适应这种变化，特别是那些适应力最为脆弱的国家。所预计的资金量各有不同，但其数目将是相当大的。我们应采取创新性的办法，比如私人领域利用全球保险市场将扮演重要角色。进一步工作 各个国家所需的适应资金应为多少？如何应用？其时限为何？资金来源怎样？需要怎样的体制机制才能有效地提供这些资金、与发展目标相结合并确保其有效性？私人领域如何参与适应问题？保险产业应扮演何种角色？10.行动体制和机制 很明显，这样规模的复杂且范围广泛的行动需要有效的体制结构和机制。它们可以是现存体制，也可以是新建的，更可以是私人与公共领域的合作。我们应尝试构建非传统、非官僚的行动办法。 17 进一步工作 源于哥本哈根会谈建立的新公约的行动需要怎样的整体监管结构？如何强化UNFCCC？与补充原则相对，监管结构应集中到何种程度？是否应在不同领域建立不同而个性化的解决方案，抑或是一个整体方案？怎样才能最好地通告并监控公约及其各种机制(如碳市场)的整体表现？怎样才能最好地鼓励我们知识基础的不断研究和发展？如何确保日益增长的知识与建立未来的目标和其他机制的有机结合？世界银行、国际能源署(IEA)及其他多边机制的作用如何？私人领域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公共/私人领域的合作如何成为一种行动的工具？*为了使哥本哈根的谈判取得成果，现在我们必须积极地解决这些问题。在北海道举行的、由美国作为主席国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另有其他五国参与-以及主要经济体会议(MEM)为在以下问题上达成一致提供了机会：这些要素是建立国际协议的基本要点 现在应做出关键决定，比如 50%的国际目标、为 CCS 的发展和应用提供资金支持、发展碳市场的概念以及发展中国家平等的贡献等。在马德莱纳八国集团会议的预备阶段，使发展这些基本要点的程序就位。委派进一步工作 通过这种方式，2008 年底 UNFCCC 在波兹南召开的会议才能将程序向前推进，而 2009 年的麦德林纳峰会将在北海道所取得进展的基础上，为八国集团显示其领导力提供重要的机会，并在哥本哈根会议到来前的数月内创造积极的动因。如果八国集团愿意采取行动，转变其经济，引领新技术并支持发展中国家，那么，在哥本哈根取得成功、甚至历史性成果的机会将会大大增加。 18 第1章.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实现气候安全 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实现气候安全 今明两年，世界的领袖们在关于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的问题上将会做出重大选择。这些选择将反映在 2009 年 12 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后京都谈判所产生的国际公约里。这一公约及其相关国家政策，将在决定世界在未来十年内是否走上削减并稳定温室气体(GHGs)排放之路的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所应采取的行动是紧迫而明确的：越来越多有力的科学证据表明，不加节制的排放所带来的威胁是巨大而潜在不可逆转的。也有有力证据表明，我们可以在不损害经济的情况下应对气候变化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做到既减少排放又保持增长。应对气候变化有利于提高能源安全，并最终实现国际安全。我们必须同时适应已经发生了的气候变化。延缓或采取过少的行动以降低排放将最终增加成本，扩大威胁。增加排放会导致不可逆转的威胁 2007 年 11 月，来自 100多个国家的 2500多位重要的科学家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会议上发出警告：“气候系统变暖是明确的”1。IPCC还总结到，大多数自 20世纪中期以来被观测到的全球平均温度的升高，“很有可能”要归咎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温室气体浓度的升高。2 如一位著名科学家所说，证据基础充分有力，那些继续否认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之间存在联系的人所处的位置，从科学上讲，相当于否认吸烟与肺癌之间的联系。3 19 二氧化碳的浓度，即 GHG 排放量中最大的一部分，在过去 40万年间，基本上保持了较低的水平区间，但却在工业革命之后急剧上升(图 1)。我们所创造的大气环境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以来从未经历过的。4 图表 1 见附件 气候变化不是一个远期的威胁，而是一个现在正在发生的现象。5 在过去的12 年中，有 11 年是 1850 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全球范围内，海平面在上升、冰川在消融、栖息地在变迁，而天气模式也在改变。即使我们将温室气体浓度保持在现有水平(这需要急剧而不可行的减排)，气候仍会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以每十年 0.1摄氏度 的速度上升，并在未来的很多年里以更为缓慢的速度上升。6 如果不对排放加以限制，在现在出生的孩子们的有生之年(目前温度比工业化前水平高 0.8摄氏度)，温度将比工业化前的水平增加 2 至 6摄氏度。7 这样的温度变化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其影响将是深远的。上一次地球温度低 4 到 6 摄氏度 时，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都被积雪覆盖，而海平面比现在低 120 米；而上一次地球温度高 2 摄氏度时，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变成了沙漠和沼泽。当世界温度高 3到 4 摄氏度时，海平面比现在高 25米。8 温度上升 2 摄氏度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包括：数百万人缺水、农业生产的重大改变、强烈的暴风雨雪灾害、海岸洪水、死于热浪人数的增加、热带病蔓延以及 20%至 30%的物种灭绝等。9 只需思考一些近期发生的事件，比如 2001 年中美洲地区的干旱、2002 年俄罗斯的洪灾、2003 年欧洲的热浪、2004 年南亚地区的季风、2005 年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以及 2008 年中国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等，就不难想象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极端天气对人类和经济带来的潜在损失。10 另外，气候变暖还有可能导致“倾点”被超过，并由此引发急剧的、不可逆转或大规模的气候系统的变化。11 如果气温上升至工业革命前水平以上 1.5 至2.5 摄氏度，那么格陵兰岛冰雪消融及南极西部部分甚至全部冰盖瓦解的可能性将显著增加。12 这将导致海平面在未来的几个世纪当中上升 5 至 13 米，并淹没世界上大多数沿海城市。 20 高温和干旱将致使亚马逊雨林的毁灭，从而使地球失去一个陆地上最大的碳汇来源，并导致生物多样性的损失，以及大气中二氧化碳水平的急速增长。13 高温还可能释放 5 千亿吨二氧化碳甚至甲烷等目前封闭于北纬永久冻结带的温室气体。14 西伯利亚已经见证了 7 倍的碳释放，从湖泊中释放出甲烷气泡的速度也比原先预想的加快了 5 倍之多。随着温度的上升，这一过程将自我强化，导致更多的永久冻结带溶化，并释放更多的温室气体。很多研究表明，对于气候变暖及其过程的高度敏感将使其自我强化，即随着温度升高，溶化更多的永久冻结带并释放更多 GHGs。15 最后，气候变暖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抑制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从而削弱地球上最大的碳汇来源，使海洋酸化，并对海洋生物造成严重伤害。16 以上倾点与其他倾点一起，有可能导致气温加剧升高至 4 摄氏度以上。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对其后果是一无所知的。必须回到 6500 万年前才能在地球上找到一个这么热的时期，据 IPCC 估计，如果气温提高 3.5 摄氏度，地球上有 40%至 70%的物种将面临消亡的危险。17 通过稳定温室气体减轻气候威胁 预测像气候这样复杂的系统的未来本身就具有天然的不确定性，而科学家们对于未来效应的预测的范围也非常广泛。但是鉴于存在着巨大的消极及不可逆转的显著威胁，对其最恰当的回应是寻找尽可能有效且廉价的办法来减轻这些威胁。证据表明，气候变化的威胁在气温比后工业化水平高 2 摄氏度以上的情况下会显著加剧。18 欧盟已经采纳了将温度升高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的目标。19 如果我们将其作为大致的基准，下一个问题则是，围绕这一限制应将温室气体的浓度控制在怎样的水平。温度与大气中 GHGs 的浓度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而且 GHG 并非促进温度变化的唯一原因。但是 IPCC 发现，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大部分已经观测到的 , 21 全球平均温度的上升，很有可能应归咎于人类造成的大气中 GHG 浓度的上升。20 温室气体的浓度是一种库存，流入大气中的排放量会增加这一库存，而海洋、森林及其他碳汇形式则会降低库存水平，正如注入浴缸的水会提升水平面，而排入下水道的水会降低水平面一样。目前排放的流入量远远高于碳汇所吸收的流出量，因此浓度才会上升。为了制止这种上升，并促进浓度水平达到峰值，我们需要大量削减排放的流入量，使其降至与被吸收的流出量相当的水平。21 如果要深入并实质性降低达到峰值后的浓度水平，我们应进行更为急剧的削减，并经历一段排放的流入量比被吸收的流出量更小的阶段。而后，政策的目的成为综合运用减排和保护及扩大碳汇来源，从而使大气浓度稳定在一个能够降低气候所带来的不可接受的威胁的水平。有研究预测，如果可以使二氧化碳当量(CO2e，一种温室气体的测量标准)在 2050 年达到 475百万分之一量(ppmv)左右的峰值，并随后到 23世纪逐步递减至 400ppmv，那么我们将很有可能使温度增长控制在 2 度之内。22 但不幸的是，我们或许已经错过了可以利用现有技术及一定成本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点。IPCC 最倾向的估计是，二氧化碳当量浓度在 2005 年达到 375ppmv，并以今后每年 2ppmv 的速度逐年上升。23 不过，如果采取果断行动，我们或许可以实现一条到 2050 年使大气浓度达到 500ppmv 峰值，并随后到 23 世纪逐步递减至 450ppmv 的路径。24 这一情景将增加气温升高超过 2 摄氏度的危险，但却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可以避免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最坏影响的机会。一条长期的将浓度稳定在 450ppmv 的路径，意味着全球年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量需在 2020年前达到峰值，并到 2050年到达 1990年水平的一半以下(目标经常与 1990年相对应，它是 UNFCCC所规定的基准年)。如果年排放量不能在 2020 年达到峰值，那么就必须采取更为激进的减排手段(甚至是排放的负增长)，否则就无法在未来实现 450ppmv 的排放路径。25 图 2描述的是与这些指导思想相一致的潜在路径。26 表 2 见附件 22 我们可以进而将这些减排的百分比转化为年排放量数值。目前，世界上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约为 550 亿吨(经常以十亿吨作为单位)。27 据 IPCC 估计，电力行业占了最大的份额，约为 26%，工业 19%，森林 17%，农业 14%和交通13%。图 3 见附件 在国家水平上，最近一项荷兰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将中国列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约占全球总量的 24%，美国 21%，欧盟 15 国占 12%，印度为 8%，俄联邦 6%。28 如果不采取行动，到 2030 年排放量将超过 600 亿吨，并在 2050 年超过850亿吨。28 如果我们要实现上述减排路径，那么就全球水平而言：到 2020年 二氧化碳当量应达到峰值。到 2030年 年排放量应低于 350亿吨。到 2050年 年排放量应低于 200亿吨。29 图 4 见附件 另一种思路是，2005 年人均年排放量为 7 吨。发达经济体的人均年排放量从日本的 10 吨至美国的 22 吨不等(图 4)。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年排放量则从最贫困国家的非常小的数值到印度的 2 吨，再到中国的 6 吨。鉴于以上情况及假定世界人口增长到 90亿，那就意味着，到 2050年世界的人均年排放量应为 2吨。30 图 5见附件 23 在降低碳排放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 就如同有大量证据佐证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一样，越来越多的证据也表明，我们有能力应对这些威胁。越来越多的人已达成共识，即减排可以在不损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繁荣的前提下得以实现。减排需要转变经济运行方式，但不意味着放弃增长。挑战在于，如何转变能源、技术、基础设施、体制以及行为方式，从而显著地增加经济中的碳生产率。碳生产率是每排放 1 吨碳所产出的 GDP 数量，可以把它看作劳动生产率(每工作 1 小时所产出的 GDP)或资本生产力(每特定资本量所产出的 GDP)。当前，世界的碳生产率约为 740 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如果我们能够将全球经济增长保持在现有的每年 3.1%的水平，那么为了达到450ppmv 的稳定水平，碳生产率应提高到每年 5.6%，并在 2050 年达到 7300 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即在未来 40 年内增长 10 倍(图 5)。31 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图 6 见附件 寻找实现减排的最大及最小成本来源 回答这一问题的第一步是通过现有技术，或那些成效可评估的、接近商业化的技术来研究消减碳排放的各种方案，以及有多少碳、需要多少成本能被削减。接下来的行动步骤将按照成本高低形成消减二氧化碳当量的“成本曲线”(图 6)。32水平轴表示削减的机会，成本按由高到低的顺序从左到右排列，棒状图的宽度表示潜在的消减量，高度表示每吨的平均成本。成本最低的方案中，最有可能提高碳生产率的，将被优先采纳。图 7见附件 要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思路之一是，为创建减排所需的激励机制，需要为排放温室气体设定一个价格，也就是所谓的“碳价格”。为排放设定价格及排放交易市场是京都议定书的核心所在。交易制度，以及预想中的哥本哈根 24 协议，将在下一章中进行讨论。成本曲线显示，如果把碳价格设为 40 欧元(48美元)/二氧化碳当量，与 2030 年“如常经济”情景相对，将促进 27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减排量，进而更加接近如上所述的目标路径。通过对成本曲线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项结论：总体的减排成本是合理的，到 2030 年所占全球经济的成本约为每年 5000亿欧元至 11000 亿欧元(6000亿美元至 13250 亿美元)，或为当年全球 GDP总量的 0.6%至 1.4%。33 然而，由于新技术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成本最终可能比预计的要低。该水平 70%以上的减排量通过现有的技术就能够实现，在该时间框架下，余下的减排量将通过采用即将商业化的技术而实现。碳减排不能通过单一手段解决，只有通过所有地区不同工业领域的广泛行动才能取得成功。约有四分之一或 70 亿吨的潜在减排量可以在社会负成本的情况下得以实现(图例的左半部分)，也就是说，通过减少能源使用量而节约的成本，可以创造正面的投资回报。34 由于要对目前全部排放量的三分之二负责，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有超过 40%的低于 40 欧元(48 美元)/吨成本的减排机会属于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我们不可能实现长时期、低成本的减排。通往低碳经济的途径和办法 成本曲线提供了一张通过最小限度地影响增长来实现减排、提高碳生产率的路线图。在这一成本曲线下，我们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