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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易代小说摘要：易代小说大体上经历了“废”“兴”“废”“兴”的主题演变过程。元末明初产生的易代小说，突出大一统王朝的覆亡，体现了一种浓重的历史兴亡感。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易代小说总体上突出新兴王朝之开国，充满建功立业的豪情。明清鼎革之际，不论是“历史”小说还是时事小说，都有着浓烈的亡国之音。“康乾盛世”后，仅有的易代小说重新敷演鼎旧革新的开国故事，歌颂新兴王朝的定鼎，易代小说逐渐走向衰亡。关键词：易代小说：流变：兴废易代小说就是以易代之际为主要叙事时间，以主宰王朝兴亡的历史人物为描写对象，以易代“兴废争战之事”为主要内容，以兴衰为叙事线索与情节模式，有着强烈兴亡之感、易代之思的长篇章回历史小说。易代小说自元末明初至清中叶，大致经历了“废”“兴”“废”“兴”的主题演变过程。这种发展轨迹，与元末明初、明中晚期、明清鼎革之际、清初中叶的历史时期相适应。一、元末明初在元末明初的乱世环境中诞生的最初的三部易代小说三国志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描写了中国历史上东汉末至西晋、隋唐之交、晚唐至宋王朝这三个著名的由统一到分裂、再由分裂到统一的时代，且重点突出了汉末三国易代、隋唐易代以及唐、五代之递嬗。在易代兴废的主题中，三国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着眼于统一王朝的崩溃，如三国演义始于东汉的“亡”、经历了近百年的大混战，形成了三国定鼎的格局，但纷争仍未停止，最终三家归晋，天下一统。但这种一统的结局似乎并没有弥补整部小说由“亡”、分裂所造成的悲剧氛围。三国志演义中的正统观虽然不如毛宗岗三国演义评本强烈。但毫无疑问，“拥刘贬曹”的倾向是存在的。因此，不论是从儒家的伦理道德出发，还是就皇室血统而言，以“兴复汉室”为己任的刘备无疑成为拯救大汉王朝的英雄，其建立的蜀汉也被视为大汉王朝的延续。因此，从历史朝代而言，自第八十回曹丕篡汉止，汉末三国的易代就已经演述完毕，但从小说的具体处理而言，刘备、诸葛亮、姜维等蜀汉的君臣还在为兴复汉室进行不懈的努力，一直到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到刘禅的最后投降，大汉王朝才真正灭亡。因此，虽然三家归晋，天下从此结束了分崩离析的局面，但结局非作者所愿，最后只能归结为“天数茫茫不可逃”。黄巢起义导致了大唐王朝之分崩离析，梁、唐、晋、汉、周如同“传邮”般迭相更替。残唐五代史演义在描述此段历史时，始于唐末僖宗之“亡”，以黄巢、朱温的“灭唐”与李克用、李存孝的“保唐”为贯穿全书的主线。李存勖后唐的建立，被视为大唐王朝的延续，真正的唐王朝的灭亡，也就是后唐的灭亡。于是，在六十回的篇幅中，至后唐的建立已是四十三回，至后唐的灭亡已是五十回。写完了后唐的灭亡后，作者仅仅用了十回篇幅分别写了刘知远建汉，郭威建周，赵匡胤建宋。因此，赵景深曾说：“大约写书的人写到唐，便没有耐心再创造出英雄来；连刘知远出世的故事都来不及加进去了。”作者之所以没有兴趣演述唐以后的故事，就是在于残唐五代史演义虽曰“五代史演义”，但其中心却在唐之覆亡，这个“唐”不单纯指大唐王朝，还包括大唐王朝的延续后唐。因此，中心事件演述完毕后，其他再精彩的故事也仅草草了事。隋唐两朝志传虽日两朝演义，实际上自隋炀帝荒淫误国始，集中描述了隋唐易代之际的历史，展现了一幅隋末群雄逐鹿图。其第九十一回以后才记唐高宗至僖宗数朝历史，因此褚人获批评其“前多阙略，厥后铺缀唐季一二事，又零星不联属。”而孙楷第更是推测此数回内容“当即万历间商贾所为”。九十一回之前的内容，也非仅为李唐一方，小说家在重点突出李渊、李世民的同时，对其他乱世豪杰着墨也不少。因而欧阳健评价说：“事实充分表明，隋唐两朝志传的主体仍在隋朝之废与群雄之兴”。但这种“废”“兴”的重心在“废”而不是“兴”，与英烈传等开国建朝作品的基调有所不同。因此，元末明初的三部易代小说，整体展现了三个历史时期的易代画卷，在兴废的递嬗中，又尤其突出大一统王朝的覆亡，突出乱世群雄逐鹿中原的混战，体现了一种浓重的历史兴亡感。二、明中后期此时期社会总体上较为稳定，虽然社会政治出现了许多危机，如民族矛盾的激化：蒙古族的入侵、西南少数民族叛乱、满族势力的潜长等。这些民族矛盾对明代社会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是对明王朝来说，还不足以撼动其政权和损伤其汉民族的尊严。又如政治危机加深：刘瑾乱政、武宗昏聩、宁王叛乱、世宗不理朝政、严嵩专权、万历怠政、朝野党争日渐激烈等。这些问题确实也危机了中央政权。但对于高度中央集权，稳定了二百年之久的明王朝来说，还不足以使其顷刻崩溃而覆亡。虽然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亡国的危险，但普通民众仍然沉静在大明盛世的太平气象之中。在这种“繁华与危机的双重刺激”下出现的易代小说，凸显的是开国帝王的赫赫功勋，而不重视旧王朝的覆亡。此时期的第一部作品是皇明开运英武传。皇明开运英武传乃郭勋编撰，其写作目的并非出于文学创作，而纯粹出于政治目的。郑晓今言、陈建皇明从信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都载有此事，兹不赘述。郭勋的目的在于称颂其祖郭英之功，使其得以配享太庙。因此，此书的读者或者听众是当今皇上。出于此目的，郭勋在此书中大肆称道朱元璋君臣之功勋。但从易代小说的流变而言，皇明开运英武传成为一个信号或标志，即易代小说对于易代的书写，已经从重旧王朝之覆亡转移到新王朝的定鼎，即从重“废”转移到重“兴”。继它之后的易代小说几乎都以开国建朝为主题。如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重点演义李世民君臣开大唐基业事，其内容与隋唐两朝志传大体相同，但编撰心态则异。隋唐两朝志传自隋炀帝荒淫误国始，写隋末天下大乱，窦建德、杨玄感等人相继起兵。而唐书志传则自李世民太原起兵始，且卷首曰：“钟谷子述古风一篇，单揭唐创立之有由”，接着录下了此篇总结隋覆亡的长诗。此诗隋唐两朝志传也有，但并未有“单揭唐创立之有由”一句。一亡国开篇，一开国开篇、且强调“揭唐创立之有由”，二书的编撰目的大体已定。而大唐秦王词话更是歌颂大唐天子的赫赫功勋，因而称“秦王演义传”。南宋志传叙述自五代后唐石敬塘出身始，几乎就是接残唐五代史演义中的后唐覆亡而来。虽大体演述五代到宋初的历史，可叫五代史志传或五代演义，但约一半以上写赵匡胤的故事，一直写到他建立大宋，平定江南止。因此，南宋志传主要叙述的是大宋开国的历史。两汉开国中兴志传演西汉之开国及其东汉之中兴，西汉通俗演义主要“发明楚汉相争事”，东汉通俗演义则主要敷演刘秀二十八宿中兴东汉的故事。因此，嘉靖至万历年间，易代小说的总体倾向，就是注重新兴王朝之开国，而不在意旧王朝之覆亡。这种倾向，自然消解了浓烈的兴亡之感，更少亡国之音。当然，此时期的易代小说倾向虽相似，前后期的创作心态则不同。具体而言，嘉靖时期至万历前期，小说家基本上是在太平盛世的光景下，发自内心地讴歌开国君臣的英雄业绩；万历后期，小说家则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深忧患，借历史上的开国中兴帝王以警醒当朝。表达王朝中兴之梦。三、明清鼎革之际“世道之变，文亦因之。”天启以前，国家内乱不止，但彼时国家还未到覆亡的时刻，亡国的危机主要被部分有识之士所察觉，尚未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此时期的易代小说主要借历代开国中兴故事来表达中兴之梦，以此激励或劝诫当局。但至天启、崇祯朝，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国势日非，明王朝大有天崩地解之势。此时期的散文诗歌，多以救亡怀故为主题，即郭预衡先生所称的“易代之文”、“易代学人之文”。此时期的易代小说不再沉湎于开国中兴之梦，开始直接面对王朝之覆亡。小说家起初仅借历史上著名的亡国史事，来表达一种亡国的情绪。接着，明清鼎革时事成为易代小说的主要内容。小说家出于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的怨恨、仇视，因而编撰了剿闯系列小说；满清铁骑的恶行，又促使了七峰遗编、海角遗编等作品的产生。痛定思痛，又有反映明清易代全景的樵史通俗演义等作品问世。此时期的易代小说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历史”小说，包括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有夏志传、有商志传。这些小说都有浓厚的亡国之音，如隋炀帝艳史“虽穷极荒淫奢侈之事，而其中微言冷语，与夫诗词之类，皆寓讥讽规谏之意。使读者一览，知酒色所以丧身，土木所以亡国，则兹编之为殷鉴，有俾风化者岂鲜哉!”委蛇居士也认为作者之意在：“要知极张阿摩之侈政，以暗伤隋祀之绝，还以明彰世人之鉴见。”作者开篇则感叹隋炀帝将一座锦绣江山、金汤社稷，为了两堤杨柳、几只龙舟丧尽。而隋史遗文同样充满着强烈的借隋炀帝亡国事以讽喻时事的特点。如：“官室所以容身，是少不得的。若说苑囿，不过是略取点缀，可以适情而已，着甚要紧。定要移山换水，迭异徵奇。初时把一块荒榛衰草之地，变换作锦绣园林。到后来锦绣园林，仍旧还做了荒榛衰草。一段乾忙，许多花费，都在那里。况且不知拆了多少房产，成得一两座亭馆；毁了多少田园，成得一两座池台；多少人儿啼女哭，博得个一院笙歌；多少人百结悬鹑，博得个满身罗绮；多少人鸠形枵腹，博得个食前方丈。却只是侈心不歇，这便是真正大痴人了。”一类为时事小说，包括剿闯小说、定鼎奇闻、铁冠图全传、末明忠烈奇书演传、海角遗篇、七峰遗编、樵史通俗演义。这些小说较之“历史”小说更充满了强烈的亡国情绪。大明覆亡、崇祯自杀，在小说家看来，是“壬申三月之变，天摧地裂，日月无光。”悲恸之余，他们哀叹道：“呜呼!痛哉!以亘古未有之奇祸，加于明朝；以三百年无缺之金瓯，堕于彼贼。诚使天崩地裂，鬼泣神号，异兆臣民，无依无怙。”小说家写魏忠贤误国事，是“皆深极哀痛，血透纸背”。对导致大明王朝崩溃的罪魁祸首李自成、张献忠等更是深恶痛绝，于是说：“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国家之事，下不与谋。天不共戴，则除凶雪耻之心同；事不与谋，则愤时忧世之情郁。于是乎闻贼之盛则怒，闻有绌首拜贼之人则愈怒；闻贼之衰则喜，闻有奋气剿贼之人则愈喜。怒则眦裂发竖，恨不得挺剑而椹其胸；喜则振足扬眉，恨不得执鞭而佐其役。”面对清兵大肆屠杀的暴行，小说家表现了无奈与屈辱，因而曰“满洲服饰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胡人满眼泪，满腔心事满腔愁。”而对于其中的失节之人，则更是嗤之以鼻，大加嘲讽，如题西江月词骂钱谦益降清：“科目探花及第，才名江左人龙。诗书万卷贯心胸，表表东林推重。南北两朝元老，清明二代词宗。贪图富贵兴偏浓，遗臭万年何用!”对于南明政权，无疑又寄托了中兴之梦，因此曰“今日商盘再奠，汉鼎重光，必至诚深求，大创一番。”而最终中兴无望，成为遗民的小说家选择了“日存山中，量晴较雨，或亦负薪行歌”的生活，虽然“一切世情之厚薄，人事之得失，仕路之升沉，非樵子之所敢知，况敢问时代之兴废哉?”但兴亡之感又岂能转瞬即逝?综上所述，此时期易代小说普遍具有强烈的亡国情绪，不论是明亡之前的殷商之鉴、隋之教训，还是亡国具体画面的再现，亦或是亡国后的悲恸与反思，都蕴涵着亲历易代的士人痛入骨髓的悲哀。同时，这种悲哀随着大清王朝的定鼎，又自觉不自觉地走向抑制，甚至有对新王朝的接受与歌颂。这种矛盾心态一直延续到了康熙年间，影响了易代小说第四阶段的创作。四、清初中叶此时期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康熙年间，一是雍乾之后。顺治初年到康熙中叶，是清朝统治比较宽松的时期，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一些著名的抗清遗民并未加以惩治，如对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未加禁锢；对于征召不至者，也未加治罪。因此，这一时期的一些遗民学者，讲学著书，“众论唐宋，搜讨前明遗闻”，也无甚顾忌。一般文人的言论著作，也比较自由。因此，康熙年间的易代小说，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崇祯、顺治年间的易代之思。如毛宗岗三国演义评定本、褚人获隋唐演义等。这些小说，无疑延续了前一时期小说对兴亡的感慨，有着沉重的历史感。但随着时局的发展，小说家对易代兴亡的感慨逐渐不如前一时期的深切与强烈，而更多的是一种置身事外的理性思考。如刊于康熙二十三年的隋唐演义虽然素材还是以往的素材，但作者却已在此间充入了大量的才子佳人故事，且认为隋唐两朝的覆亡根源是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贵妃两世姻缘的轮回。康熙后期，一方面明末遗民大都自然消亡，清王朝的统治已经相当巩固；另一方面，清王朝也通过镇压、羁縻的双重策略，加大了思想文化的控制，如康熙末年的南山集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信号。“南山集一案，对于一代文章甚有影响。这不仅因为名世之死，可为鉴戒；更因为方苞被赦，可为楷模。”雍正统治其间，文字狱迭兴，其政令之严，也甚于前代帝王。乾隆为政，颇似康熙，在位其间，文治武功，号称极盛。通过这几代帝王的励精图治，大清王朝也迎来了它的“康乾盛世”。如此盛世光景，势必增强民众对王朝的认同感，也势必催生盛世之文。因此，饱含沧桑感慨的易代文学逐渐不合时宜，女仙外史的作者吕熊“以外史触时忌”，搬演“儿女之情”、“兴亡之感”的洪升、孔尚任也相继被黜，易代小说也逐渐走向衰弱。正如陆机辩亡论下所说：“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字，麦秀无悲殷之思，黍离无愍周之感矣。”盛世光景下仅有的易代小说的主题又再一次发生了改变，即开始重新敷演鼎旧革新的开国故事，歌颂新兴王朝的定鼎。因此，清中叶的历史小说“不再像人清不久时的作品主要是在抒发亡国之痛，而是着重渲染开国之兴，歌颂唐宗宋祖等应天顺人，澄清海宇而得有天下的真命天子。”这类作品以飞龙全传为代表，此书敷演宋太祖赵匡胤怎样由“潜龙”变成“飞龙”的过程，歌颂的是赵匡胤的侠义风范以及为开创大宋天下，还民以太平的赫赫功勋。虽然此书寄托了作者的“郁结之思”，但这种“郁结”主要体现为对世道人情的感慨与个人的失意，而不是亡国之悲。北史演义叙事自北魏末年始，至隋文帝统一天下。其中尤其突出北齐的立国故事以及北齐的开国帝王高欢。这些小说从素材而言，无疑都有亡国之要素，然而，小说家无一例外都忽略了此要素，而看重新兴王朝的定鼎。因此，作品充满了建功立业的豪气，而无王朝覆亡的感伤。纵观元明清朝的易代小说，其大体上经历了一个“废”“兴”“废”“兴”的发展演变过程。那些抒发浓烈兴亡感或亡国之音的作品，是易代小说的代表；而歌颂真命天子定鼎寰宇的易代小说，则更多地失去了历史的厚重感，其艺术感染力也难以望前者之项背。中国古代易代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