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研究.docx

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研究 古代突厥文是在我国北方建立的突厥汗国和回纥汗国使用的文字。因其在外形上与古代日耳曼民族使用的如尼文相似，所以有些学者称之为古代突厥如尼文。又因为用这种文字写成的主要碑铭是在蒙古鄂尔浑河流域发现，所以也称之为鄂尔浑突厥文(OrhonTurkicScript)，语言称之为鄂尔浑突厥语。又因为这种文字也在叶尼塞河流域发现，所以也称之为叶尼塞文1。这种文字除为突厥汗国使用外，也为西迁前的回鹘人和古代居住在叶尼塞河流域的黠戛斯人使用。下面简要叙述一下古代突厥文碑文发现和研究的情况。在我国汉文古代史籍中曾谈到公元6世纪左右突厥人已有文字。如周书突厥传中说：“其书字类胡”。北齐书斛律羌举传中下面一段记载也表明当时突厥人似已使用文字：“代人刘世清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世清翻涅盘经以遗突厥可汗”。但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文字，其结构如何，直到19世纪末期以前我们并不知道。早在1692年荷兰人魏津在其所着的北部和东部靼靼里亚首次提到西伯利亚存在刻有古代突厥文的刻石。1696-1697年俄国人雷米佐夫在其西伯利亚图录一书中也提到七河一带发现这种文字的碑铭。关于突厥文碑铭的科学报道属18世纪上半期。18世纪第一个二十五年首先是叶尼塞碑铭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旦泽人梅色尔施米特于1721年发现了现称为“UybatIII”的叶尼塞碑文。1730年瑞典人斯特拉林别尔格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了欧洲和亚洲的北部和东部一书，在该书后面附有第一批在叶尼塞河流域发现的用这种文字写成的碑铭图片。1793年帕拉斯又在其论西伯利亚发现的一种不知名碑文一文中公布了一些。1818年斯帕斯基在西伯利亚通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西伯利亚古物札记。不久该文连同图片一起被译成拉丁文登出后，立即引起了西欧学者的注意。1822年当时法国着名东方学家雷缪扎在一篇关于此文的评论中写道：“如能解读这些碑文，这将对解决重要历史文化问题起巨大作用”。此后，有不少人研究和试图解读这种“谜”一样的无人知晓的文字。1884年芬兰人阿斯培林在比较研究了碑文中的所有文字符号后，虽正确地提出这种文字大约由39-40个符号组成，文字的书写是从右到左，但仍无法确定符号的音值。同时在此期间关于是什么民族留下这种文字的碑铭的问题，也提出了各种猜测意见：如古代匈奴人、古代芬兰人、古代突厥人、古代蒙古人等。1889年俄国考古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组织的以雅德林采夫为首的蒙古考古队为研究、解读古代突厥文提供了新的材料。雅氏在这次考查中到过今蒙古共和国的土拉河、鄂尔浑河一带，并粗略地探查了蒙古故都哈拉和林和回鹘汗国故都哈拉巴喇哈逊遗址。他在鄂尔浑河流域的和硕柴达木湖畔发现了轰动当时全世界学术界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关于这次的发现，雅氏在其蒙古及鄂尔浑河上游考查总结一文中这样写道：“非常坚固结实的花岗石千百年来被侵蚀的情况表明，它们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碑上刻有前在西伯利亚其它地方也曾发现过的、谜一样的如尼文。在边上和背面并刻有契丹字。如果是汉文的话，很可能就是解读文字的钥匙”。在雅氏的发现后，1890年芬兰也马上派出以海开勒为首的考古队去蒙古。1891年俄国科学院又组织了以着名突厥语言学家拉德洛夫院士为首的考古队去蒙古。同年雅德林采夫在蒙古翁金河畔又发现了所谓翁金碑。1892年芬兰、俄国分别出版了两国考古队所拍摄的碑文图录。法文芬兰本题做1890年芬兰考古队所集鄂尔浑碑文。德文俄国本题作蒙古古物图录。这就给各国学者进一步研究这种不知名的文字提供了可靠的丰富材料。其中尤以芬兰刊布的本子科学价值较高。这以后，在新发现材料的基础上，俄国拉德洛夫和丹麦着名语言学家汤姆森二人同时在积极从事碑文文字的解读工作。1893年12月15日汤姆森在丹麦皇家科学院会议上报告了他胜利解读古代突厥文的经过。该报告的发文本题作鄂尔浑和叶尼塞碑文的解读初步成果于1894年在哥本哈根正式出版。“谜”终于被解开了。原来这些碑文既不属于匈奴人，更不属于什么古代芬兰人，而是属于曾建立强大突厥汗国的古代突厥人。语言是古代突厥语。内容是记述突厥可汗或其王子、大臣的生平事迹和武功。在汤姆森氏解读这种文字之前，人们已从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的汉文部分中知道碑铭是属于突厥汗国，语言应为突厥语。阙特勤碑并明确写出建碑年代大唐开元二年。这些都大大方便了古代突厥文的解读工作。首先，汤氏根据这种文字的符号多达38个这一点，认为它不是一般的音素文字，而是音节文字或者至少其中一部分在不同的条件下，同样的语音用不同的符号表示。其次汤氏根据突厥语元音和谐律这一特点，确定了表示8个元音的四个元音符号。在解读辅音符号的音值方面，经过深入、仔细的研究，他发现这种文字中的8个辅音，因和其拼写的元音不同而用8对符号表示。这一发现对解读整个文字系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之后，他根据汉文“阙特勤”的古音kiwat-te(k)-gin正确解读了kUltigin阙特勤一名，然后又解读了tngri“上天”一词。在该二字的基础上，他又解读了碑文中常见的tUrk“突厥”一词。到此，文字的解读工作已基本完成。 汤木森为丹麦着名语言学家，1842年1月25日生于Randers村。1859年依照他父亲的愿望进入哥本哈根大学神学院学习，之后转入语文学院。大学期间主修古典语言和北欧比较语言学。除欧洲主要语言外，他尚通晓梵文、阿拉伯文、俄文、芬兰文、匈牙利文等。1869年以日耳曼语对芬兰-拉普语的影响获博士学位。1871年任哥本哈根大学语言学付教授，1875年任教授。1877年出版题为古代俄罗斯和斯坎地那维亚的关系和俄罗斯国家的起源一书。1890年发表了芬兰语和波罗的海语的接触语言史方面的研究巨着。他对印度系语言也做过研究。他的名着语言学史Sprogvidenskabenshistorie至今尚未失去其价值。他一生最辉煌的业绩是对古代突厥文碑铭和写本的研究。另外他在1916年发表了重要长文突厥学研究Turcica，为对蒙古和叶尼塞突厥碑铭中一些难点做了新的考释。他的另一篇论文论叶尼塞碑文中一不认识的字母UnelettermeconnuedesinscriptionsdelIenissei改正了拉德罗夫错读为b的e字母。这里顺便还要提到1897年他在第11届国际东方学大会上宣读的的着名法文论文试论回鹘语的辅音系统(KeletiSzemleII)。文中他令人信服地指明拉德罗夫对回鹘文辅音系统的观点是错误的。他对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暾欲谷碑三大碑文的最新丹麦文译文由德国学者Schaeder译成德文，发表在德国东方学会刊上。汤木森的主要论文收集在他四卷名为论文集中。他的70寿辰纪念论文集FestschriftVilhelmThomsenzur1912对突厥学来说也很重要。最大的遗憾是：他生前和他的学生KurtWulff一起准备的突厥文碑铭总汇因后者的死去未能出版。 在古代突厥文碑文研究方面另一位大师就是拉德罗夫(WilhelmRadloff)院士。拉氏1837年生于柏林，其父为警官。他在柏林完成小学、中学教育后，毕业于柏林大学哲学系。1858年以题为宗教对亚洲民族的影响的学位论文获德国耶那大学博士学位。他为了研究北亚的语言，于同年来到俄国。1859年到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Barnaul地方冶金学校任拉丁文和德文教员，同时开始学习、研究当地的现代突厥语。他在阿尔泰地区共生活、工作了12年。1866-1907出版了他收集、记录的10卷本突厥方言材料和10卷德文、俄文译文。1872年调任喀山教育督察。1884年后到俄京圣彼得堡任职，任俄国科学院亚洲博物馆馆长。在此期间，先后出版西伯利亚札记AusSibirien、北部突厥语比较语音学PhonetikdernoerdlichenTuerksprachen、库蛮语汇编CodexComanicus、福乐智慧DasKudatBilik、突厥方言词典VersucheinesWoerterbuchsderTuerk-Dialecte等突厥学专着。1889年雅德林采夫发现鄂尔浑碑文后，1891-1991年他全身心地投入古代突厥碑文的调查、解读和研究工作中。1894-1899年先后发表了5大册蒙古古代突厥碑文研究DiealttuerkischenInschriftenderMongolei，St.-Petersburg、古代突厥语研究AlttuerkischeStudien,I-VI，从而对这一学科的开拓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初开始，随同新疆大批回鹘文献的出土，他又把主要精力转入到对回鹘文写本的研究中去，并发表了这方面的一些重要文献。拉氏在1893年12月4日写给汤氏的一封信中，已正确翻译了碑铭III中正面的文字。这证明他至少已解读了大部分这种字母。拉德洛夫在获知汤氏的解读报告后，立即着手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全文的转写和翻译工作。1894年拉氏发表了该二碑的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的转写和德文译文，书名为上面已提到的蒙古发现的古代突厥碑文。拉氏取得的成绩虽大，但做得太匆忙。之后，又同样匆忙地出版了三个分册，书名同前：1.Lieferung:为鄂尔浑碑文的换写和转写、德文译文，2.Lieferung:为上述二碑的词汇、索引和W.P.Wassilyev对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汉文部分的德文译文、苏京城的汉文录文，3.Lieferung1895年出版:为对鄂尔浑碑文的补正、考释及对翁金碑、回鹘哈拉巴喇哈逊碑的研究以及对叶尼塞河流域、南西伯利亚发现的诸小碑的研究等。1897年出版了该书的新编，内容主要为古代突厥语语法概要及对碑文的补正及词汇。此外，尚有长达30页由W.Barthold撰写的论古代突厥碑铭的历史意义一文。1899年出版了同书第二编，其中页1-122为对暾欲谷碑文的研究，并收有夏德F.Hirth的暾欲谷碑文跋和巴氏的古代突厥碑文与阿拉伯史料二篇长文）。 1896年汤姆森刊布了阙、毗二碑的拉丁字母转写和法文译文，书后并附有语法附加字索引和帕克尔关于阙特勤碑汉文部分的英文译文，书名题作鄂尔浑碑文的解读。书中有对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的法文译文和研究，同时指出拉氏的一些错误。 这两位学者之间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有好处的，但也给古突厥碑铭的研究带来了不利的东西：那就是他们权威性的结论带给这个领域研究中的某种教条主义。这方面成问题的是方法学占很大成分。直到今天科学界关于蒙古和叶尼塞古代突厥碑铭的知识仍完全建立在汤氏和拉氏着作的基础上。 在此以后又有一些重要突厥文碑铭的发现。1896-1897年卡拉乌尔和海开勒在今吉尔吉斯坦共和国的塔拉斯河流域发现了属于西突厥汗国的塔拉斯碑。1897年克莱门茨夫妇在蒙古的土拉河上游右岸与纳来哈驿站之间的巴音楚克图(BainTsokhto)地方发现了另一着名的巨碑暾欲谷碑。1904-1908年阿德利亚诺夫父子，1906-1909年葛兰瑙，1909年兰斯德，1912年阔特维奇等人又先后在不同地区发现了古代突厥文碑文。近几年在蒙古国又有所谓雀林碑、塞富莱碑等碑文的发现。用古代突厥文写成、属于回鹘汗国的文献保存下来的不多，可分为碑铭和写本两类。碑铭主要有下列一些：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地方发现。这个碑虽较残破，但保留的字数较多，对研究回鹘汗国的历史和语言具有重大意义。该碑最先由发现者本人研究、翻译，发表在芬兰-乌戈尔学报1913年第30期上，题作北蒙古发现的两个回鹘如尼文碑铭。其次为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此碑一般认为属于回鹘保义可汗时代。碑文用古代突厥文、汉文、粟特文三种文字写成。其中的突厥文部分经拉德洛夫研究发表在其所出版的蒙古古代突厥碑文第三分册中。可惜此碑的突厥语部分破损太甚，存留的字数不多。第三为一完整的小碑，即通常所说的苏吉碑，为兰斯德于1909年在蒙古苏吉地方发现，后为兰氏与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一起发表。最近在蒙古西南部发现的所谓塞富莱碑有人认为属于回鹘牟羽可汗，另有人认为属于后来的甘州回鹘可汗。另外，最近在蒙古尚有塔里亚特碑、铁兹碑（又称牟羽可汗碑的发现。古代突厥文写本是在本世纪初期随同新疆、甘肃大批古代文物的出土先后发现的。其中重要的有斯坦因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一完整的106页的小书占卜书和新疆米兰出土的军事文件，后经汤姆森研究刊布在英国皇家亚洲学报和斯坦因所着极内陆亚洲一书的二、三卷中。此外，在新疆土鲁番等地尚有其它一些用突厥文写成的写本和刻文发现。属于叶尼塞河流域古代黠戛斯的碑文约70多个，多为墓志铭，文句通常很短，多为“呜呼，吾今离开了吾之部落、妻子、儿女、民众吾于岁时离开了汝等”的内容，间或也有谈到本人生前事迹的，可认为是一种挽歌。叶尼塞碑文并不像以前认为的那样古老。根据最近对碑文氏族、部落印记变化的研究，学者认为大多属于9-10世纪期间。在中亚七河流域发现的突厥文碑铭约十几个，应属于西突厥汗国。另外，在高加索、东欧也有类似突厥如尼文的东西发现，学者们正在研究中。 早期对突厥文碑铭研究做出贡献的学者除汤姆森、拉德罗夫二人外，尚有梅里奥兰斯基、万贝里、马夸特、兰斯德、阔特维奇等人。之后，又有下列一些人：土耳其学者奥尔昆于1936-1941年出版了四卷古代突厥碑铭。日本小野川秀美1943年发表了突厥碑文译注。1941年德国冯加班出版了着名的古代突厥语法。1951年前苏联马洛夫出版了古代突厥文献，1952年同氏出版了突厥叶尼塞文献，1959年出版了蒙古和吉尔吉斯古代突厥文献。1958年芬兰阿勒托刊布了蒙古古代突厥碑文材料。1961年法国日罗出版了巴音楚克图碑校勘本。1968年土耳其突厥学家塔拉特特勤在美国出版了鄂尔浑突厥语法，书后附有五个主要突厥文碑文的新译文和拉丁字母转写。日人护雅夫也对突厥文碑铭的研究做出了贡献。此外，近年来土耳其和蒙古国合作，对现存的突厥碑文和文物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研究。日本国学者与蒙古学者对属于回鹘汗国的碑文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研究，并取得了很大成绩(见森安孝夫等人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报告会1993年)。土耳其学者塞尔特卡亚等人及芬兰青年学者V.Rybatzki也做出了贡献。尽管前人对古代突厥碑铭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不能说他们的结论都是确定不移的，因为近年来突厥学又有了长足的进步。大量回鹘文写本的的发现和刊布，所有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材料。我们要一方面不要抹杀前人的成绩，又要根据突厥学所取得的新成果应重新对古突厥碑铭加以研究。早在十九世纪末19世纪末我国学者沈曾植等人就对阙、毗二碑的汉文部分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之后，我国学者韩儒林、岑仲勉等人也对古代突厥碑文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前者在1936-1937年根据Schaeder的德文译文，在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6卷期和禹贡6卷6、7期发表了阙、毗、暾欲谷三碑的汉文译文和考释；后者根据Ross的英文译文对上述三碑作了翻译和考释。1938年王静如根据兰斯德刊布的两个回纥如尼文碑文一文，发表了题作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不过上述翻译都是从德文、英文转译的。我本人于1977年为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古代突厥语班所编写古代突厥文献选读中，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并参考近年来这方面新的研究成果，汇刊了古代突厥文主要碑铭并附有直接根据突厥语文原文翻译的汉译文。 下面我还想对近些年来世界突厥学界对古代突厥碑文的研究作进一步的介绍。从1893年丹麦学者汤木森解读鄂尔浑突厥文以来已过去一百多年。一个多世纪中世界突厥学界对古代突厥文文献的研究成绩斐然，已形成突厥学中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如尼学”。它曾经历过几个发展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第一阶段，这期间拉德罗夫先后用德文出版了5册题作蒙古古代突厥碑文)。1896年汤木森用法文发表了他的奠基性的着作鄂尔浑碑文的解读，接着是他于1916年发表了回顾性的、题作突厥学Turcica的长篇论文，1922年他用丹麦文出版了对于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的总结性的研究，收入他的论着集第三卷中。由于20世纪初我国新疆地区出土了大量属于高昌王国时期的古代维吾尔语写本，世界突厥学家的注意力被转移到对这方面的研究。所以这一时期对古代突厥碑铭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态。当然这里应提到1936-1941年土耳其学者H.N.Orkun出版的题为古代突厥碑文的四卷本的着作和马洛夫(S.E.Malov)的古代突厥文献(Pamyatnikidrevnetyurkskoypismennosti,1951)、蒙古和吉尔吉斯古代突厥文献(PamyatnikidrevnetyurkskoypismennostiMongoliiiKirgizii,1959)。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由于蒙古、苏联和波兰、捷克、民主德国考古学家和突厥学家的努力，又有一些重要的古代突厥碑文的发现，于是开始了对古代突厥碑文研究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从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后开始的。这期间土耳其、日本的学者纷纷访问蒙古，或组织蒙土、蒙日联合考古队，对以前发现的突厥碑文和遗物、遗迹进行了重新研究，于是掀起了对古代突厥碑文研究的新的高潮。下面我拟对后两个阶段的研究作些介绍。第二阶段是从1959年捷克-蒙古联合考古队开始的。这次集中于对阙特勤碑及其附近遗址的考古发掘。最大的收获是发掘出阙特勤的头像和阙特勤碑文的另一些残片。这次考查队的成果尚表现在一些重要论文的发表上：捷克方面有L.Jisl的1958年捷-蒙考查队对阙特勤碑铭进行的考古研究报告、论古代突厥人的长像、试论作为东突厥人宗教观念表现的石人和其他石刻雕像；蒙古方面有N.Ser-Odzhav的下列论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考古研究、蒙古对古代突厥碑文的研究(IzucheniedrevnetyurkskoypismennostivMNR,载Rintchen收集、编辑、出版的法文书：蒙古发现的岩画和碑文。1962年有着名突厥学家E.Tryjarski参加的、由波兰科学院东方学研究中心组织的蒙古考查队对古代突厥碑文进行了专门的考查和现场研究。他发表了如下的论着：蒙古现存古代突厥文物的现状及保护问题、蒙古古代突厥的考古遗迹、关于鄂尔浑突厥碑铭等。在此期间，以苏联学者在蒙古突厥碑文的调查、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为显着，他们先后发现了51个古代突厥文和2个粟特文的刻石。这里首先要提到布古特碑的发现和研究：1956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Arhangai省Bugut地方一个属于突厥时期的墓葬附近发现一方碑铭。开始有人认为上面刻写的文字是回鹘文。后经克里亚施托尔内和列夫谢茨研究，确定碑的三面刻写的是粟特文。为建于公元580年左右的纪念一突厥贵族的记功碑。碑文中提到四位突厥可汗的名字：Bumin,Muhn,Taspar,Niwar,他们分别相当于汉文史籍中的土门可汗、木杆可汗、佗钵可汗、尔伏可汗。碑文中说到佗钵可汗“愿建一大的、新的佛教寺院”10。根据汉文史料记载，当佗钵可汗在位时，佛教已传入突厥。当时有北齐僧人惠琳被掠入突厥。他对佗钵可汗说，齐国的强大是因为皈依佛法的缘故，并向他宣讲了佛教的因果报应的教义。于是佗钵可汗信仰了佛教。从石碑的另一面刻有婆罗米文来看，碑文内容确实应与佛教有关，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这一发现具有三点意义：一是早在6世纪下半期，突厥已信仰了佛教，二是粟特文的使用说明粟特人在突厥汗国的影响，三是在第一突厥汗国时期，突厥人尚未有自己的文字。1971年和1980年克里亚施托尔内用俄文发表了分别题作东戈壁发现的如尼文碑文Runicheskayanadpisizvostochnoygobi和雀林地方石刻上的古代突厥文DrevnetyurkskayanadpisnakamennomizvayaniiizChoyrena。1980年和1982年克里亚施托尔内分别用俄文和英文。克氏又在1987年和1985年分别用俄文写成的论文，研究刊布了属于回纥汗国牟羽可汗的铁兹Tez碑。再有克氏和列夫谢茨合作研究刊布了用古代突厥问和粟特文写成的所谓塞夫列Sevrey碑等11。这里我们还要顺便提到其他欧美学者的贡献：如英国克劳森爵士(SirG.Clauson)关于翁金碑、阙利啜碑的研究，美国特肯(T.Tekin)的研究，法国突厥学会主席路易巴赞(L.Bazin)教授的研究和法国前驻土耳其大使吉饶(R.Giraud先生对暾欲谷碑的研究，芬兰阿勒陶(P.Aalto)教授等人根据老一辈阿尔泰学家和突厥学家兰斯铁(G.Ramstedt)教授关于暾欲谷碑所留下的该碑照片和拓片所做的新研究，意大利邦巴西(A.Bombaci)、挪威浩夫道根(E.Hovdhaugen)，丹麦梅业尔(I.Meyer)夫人等人的研究贡献。古代突厥碑文研究的第三阶段是从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这一活动主要由土耳其和日本学者进行的。土耳其方面由新成立的土耳其国际合作部牵头与蒙古政府合作组织了土蒙联合考查队，对蒙古现存的古代突厥碑铭（特别是对突厥汗国时期的碑铭和文物进行了大规模的考查研究，已出版了大型图录若干种，如：鄂尔浑OrhunTheAtlasofHistoricalWorksinMongolia,1995,Ankara、蒙古突厥文物AlbumoftheTurkishMonumentsinMongolia，2001,Ankara等12。日本由文部省资助组织了为期三年的专门考查研究蒙古现存遗迹和碑文的科研计划，考察队由突厥学家、粟特学家、蒙古学家组成。其主要成果集中反映在1999出版的蒙古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研究报告一书中，书中包括对布古特碑、阙特勤碑、翁金碑、阙利啜碑、磨延啜碑、塔里亚特碑、铁兹碑、九姓回鹘可汗碑、塞福列碑以及蒙古时期的蒙汉文碑刻的研究报告。目前世界研究古代突厥碑文的突厥学家正在酝酿出版古代突厥碑铭汇集的问题，但愿这一造福子孙后代的事业能早日实现。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8个民族说9种突厥语，在世界突厥语的种数上居第二位，理应在世界突厥学占有一定的地位。所以最后我还想就如何学习、研究古代突厥语文说说我的一些看法。对汉族同志来说，首先要掌握好一种现代突厥语，然后再认真学好古代突厥语13。为了学好这些方面的知识，就要掌握几种外语：除国际流行的英文外，首先要学习德语；这是因为拉德罗夫、葛玛丽、缪勒、邦格、勒寇克(LeCoq)等着名突厥学家关于古代突厥语文研究的经典着作都是用德文写成的；加之这些年来德国柏林吐鲁番学研究中心在回鹘文献研究和刊布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关于古代突厥语文献方面的研究，百分之九十左右都是用德语写成的。由于前苏联和俄国长期在突厥语言学研究方面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加之又有一批像马洛夫、克里亚施托尔内(S.Klyashtorny)、阔尔木辛(I.Kormushin)、古泽夫(V.Guzev)、瓦西里也夫(D.Vasilev)那样主要从事古代突厥语文献研究和像巴斯卡阔夫、谢尔巴克(A.Shcherbak)那样的突厥语言学专家，所以俄文也是要掌握的。由于1893年首先解读鄂尔浑古代突厥文的丹麦学者汤木森的主要奠基性着作是用法文写成，加之法国也出现了像路易巴赞、哈米勒屯、吉饶(R.Giraud)等优秀的古代突厥语文学家，所以法文也是要懂的。再有日本长期以来就有研究中亚、西域历史、文化的传统，加之近些年来又出现了如庄垣内正弘、梅村坦、小田寿典、森安孝夫、林俊雄、大泽孝、片山章雄等新一代突厥学家，所以也要花费一些时间学习日文。近三、四十年来，土耳其由于重视对古代突厥历史、文化、语文的研究，不仅许多欧美出版的重要的有关着作很快就有了土耳其语译本，而且本国学者也发表、出版了大量的专着，如TalatTekin,O.Sertkaya等人的着作也是要阅读的。这里还要顺便提及近年来土耳其学者除继续进行传统的语文学、历史学的研究外，也开始了对碑文的文章语言学方面的研究14。所以为了达到能达到阅读土文的水平，对土耳其语也要下些功夫。那种认为已学好维吾尔语或哈萨克语的人，不学土耳其语也能看懂土文的观点，只是想当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对中国的维吾尔、哈萨克族的民族青年同志来说，要想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古代突厥语文学家，还有要首先学好汉文，要能阅读汉文古籍。众所周知，关于古代突厥历史的材料主要保存在汉文史籍中。作为中国的突厥学家，我们理应要有这方面的优势。要做到这一点，不论对汉族抑或民族同志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学术研究本身就没有捷径可走，它要求要有专心致志、锲而不舍的精神。所幸世界学术发展到今天，不论任何学科都已有了前人奠基性的着作。只要在前辈学者已为我们开创的道路上，勤于钻研，勇于开拓，未来的中国突厥学家定会有所成就的。最后，我衷心祝愿我国的突厥学研究繁荣昌盛！ 碑铭最早的照片复制品为上面提到的芬兰考查队1888年1890年两次所摄，见于下列两种着作中：1）芬兰考古学会搜集刊布的叶尼塞碑铭，对开本，正文19页，32张复制图版，30页，一页字母目录，另外有8个碑的照片。虽摄制较早，但照片质量很好。一般说比起拉德罗夫的重新描过的照片要可信得多。2）芬兰考查队和芬兰-乌古利安学会搜集刊布的鄂尔碑铭，对开本，49页导言，Orkhon碑I,II,III的排字复制，22页字母组合的索引；外有这三个碑的66张图版。这些图版比拉氏描过的图版要可信得多。拉德罗夫的蒙古古物图录，对开本，共118个图版。他的这个图录与其名字不符。除蒙古发现的碑铭外，尚包括叶尼塞碑。此外，尚有1893年克利门茨发现的Xoitu-Tamir碑的用毛笔摹制的本子的复制品。拉氏的图录尽管数量多，但遗憾的是其中一部分被拉氏重新描过，为的是“更清楚些”。除这三大集录外，尚有个别碑铭的照片发表在下列文章中：兰铁氏的北蒙古发现的两个回鹘如尼文碑铭；外有Sudji碑和Shine-Usu碑的质量很好的照片。阔特维奇和萨莫依罗惟奇的蒙古中部依赫-呼韶图发现的突厥碑铭。这个碑的照片质量很好。多内尔和莱塞宁的两个新发现的突厥如尼文碑铭，为在贝加尔湖Olkhon岛上发现的纺锤上的两个铭文的照片。中亚塔拉斯河谷发现的一些碑文虽然十分有趣，可惜尚未以照片的形式刊布过。但很好的摹本为海凯尔刊布：中亚塔拉斯河谷发现的古物，其中图版XXII-XXIV为这一组碑。在土耳其学者奥尔昆的书中可见到所有碑的复制件。另外，在1952年马洛夫出版的叶尼塞碑文中，除复制拉氏图录中的一些图片外，尚有下列名字的碑文照片：Uyuk-Tarlak，Begre，Oznazhennaya，Oya，Kemchik-Djirgak，Abakan，TuvaI,II,III。此外，1983年苏联D.D.Vasilev出版了名叫叶尼塞河流域突厥如尼文文献汇编一书，书中收有一百多个短的碑文的释读和图板。最后，上面提到的兰氏、格氏及阿氏的着作中有敦欲谷碑及Shiweet-Ulaan碑上许多质量很好的印记照片，以及Xoitu-Tamir碑1909年格氏亲手摹写的照片，可补克来门茨的不足。本文前一部分可算作古代突厥碑文研究的第一阶段。因我不懂捷克文和波兰文，用这两种语文发表的论着在此省略。10最近日本吉田丰教授认为应读为“建一大的法石”等地发现的类如尼文刻文的研究。12关于近年在蒙古发现的古代突厥碑文的研究，可参看土耳其学者O.Sertkaya蒙古人民共和国古代突厥文碑文考古学和语文学研究概述(KolTigininolumunundonumudolayisiileMongolistanHalkCumhuriyetindekiKokturkharflimetinleruzerindecalismalaratoplubirbakis)一文,载该氏论文集，Gokturktarihininmeseleleri,1995,Ankara.13由我翻译成汉文的德国着名古代突厥语文学家葛玛丽的经典着作古代突厥语法AlttuerkischeGrammatik即将由内蒙教育出版社出版。14这方面最新的着作有LeylaSubasiUzun的鄂尔浑碑铭文章语言学结构(OrhonYazitlarininMetindilbilimselYapisi),Ankara,1995.15如阙特勤碑南面第3行对仗式的句子：ilgArUshanduNyazyqatAgisUlAdim/前面我曾征战到山东平原，taluyqakichigtAgmAdim/几乎达到海；birgArUtoquzArsinkAtAgisUlAdim/右面我征战到九姓焉耆，tUpUtkAkichigtAgmAdim/几乎达到吐蕃。再如阙特勤碑东12行：qangymqagansUsibOritAgArmish,我父可汗的军队像狼一样，yaghysyqonytAgArmish.敌人像羊一样。同碑北面第10行kOrUrkOzUmkOrmAztAg,我的眼睛好像看不见了，bilrbiligimbilmAztAgbolty.我的智慧好像迟钝了。格言谚语的引用：turuqbuqalysAmizbuqalyyraqdabOlsAr如在远处区分瘦公牛和肥公牛，sAmizbuqaturuqbuqatiyinbilmAzArmish人们就不能知道哪个是肥公牛，哪个是瘦公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