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关于在增长理论基础上重建发展经济学的若干思考.docx

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关于在增长理论基础上重建发展经济学的若干思考【内容提要】发展经济学在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对于发展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取向，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然而，所有这些见解看来都忽略了两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第一，发展经济学如何建立自己的理论统一性；第二，假定实现了理论上、方法上的统一性，发展经济学如何建立自己的经验基础。文章的主要目的在于引入重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方向，其两个基本观点是：第一，发展经济学应当并且能够在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重建，也就是说，发展经济学可以作为增长经济学的一个应用学科来建立。从形式化分析的角度，发展问题可以作为一类特殊的增长问题来处理。这样，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统一性问题便可以获得解决。第二，发展经济学的重建可以以东亚的发展经验作为参照，因为东亚提供了二战后发展中国家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实现了成功的经济发展的相对完整的经验。作者以增长理论作为框架，以东亚经验作为参照，提出了重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初步纲要。【关键词】收敛理论；东亚模式；发展经济学一、引言在过去近二十年中，增长理论在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再度恢复了其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与此同时，发展经济学则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发展经济学的衰落，并不是因为发展问题已经过时，或对于所有已知的重大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都已经给出了理论上完满的解答。恰恰相反，发展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远未过时，对于现实中重大的发展问题，我们在发展经济学中能够找到的理论解答是极贫乏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克鲁格曼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即形式化分析模型发展的滞后。不过，这明显地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增长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再度恢复了其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之后的今天，发展经济学仍处于衰落境地。发展问题较之单纯的一般增长问题更为复杂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肯定不是故事的全部。对于发展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取向，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然而，所有这些见解看来都忽略了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第一，发展经济学如何建立自身的理论统一性；第二，给定理论上、方法上的统一性，发展经济学如何建立自己的经验基础。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就在于澄清这两个具有基本重要性的问题。我们的两个基本观点是：第一，发展经济学应当并且能够在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重建，也就是说，发展经济学可以作为增长经济学的一个应用学科来建立。从形式化分析的角度，发展问题可以作为一类特殊的增长问题来处理。这样，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统一性问题便可以获得解决。第二，发展经济学的重建可以以东亚的发展经验作为参照。东亚提供了二战后发展中国家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实现了成功的经济发展的相对完整的经验。这样，我们既可以在东亚的发展经验中找到丰富的发展问题，也可以利用东亚的经验检验和扩展我们提出的相关理论。本文的讨论涉及以下问题：重建发展经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提供讨论的经验背景；提出在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重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路线(“收敛”方法)；进一步讨论理论建模的经验基础；提出本文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二、增长与发展：若干基本的事实及问题增长理论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原因，发展理论关心的主题则是后进国家的经济增长及不同国家间经济增长差别的原因。持续的人均收入增长及与之相关联的全面的、显着的结构变动构成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特点。众所周知，现代经济增长是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其后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正是这种首先开始于西方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在其后一个半世纪内导致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在人均收入方面的差距急剧扩大，从而使得世界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演变，在现代经济增长的传播上带来了一系列具有基本重要性的变化。第一，现代经济增长进一步扩展到了大多数的属于非西方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经济增长成了一种真正世界性、全球性的现象。第二，同二战前相比，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发生了显着的加速。第三，少数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加入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行列。在任何意义上，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增长现象都是史无前例的、极其丰富和复杂的，并且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问题。就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言，我们可以将二战后世界经济增长的情况，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相关的情况总结为以下5个基本的“程式化的”事实。事实1：二战后初期，在当时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人均收入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事实：在二战后的半个世纪内，世界经济整体上实现了持续的增长,其增长率超过二战前任何一个时期。事实3：在发展中国家整体与发达国家整体之间，在人均收入方面的差距并未发生显着的缩小。事实4：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追赶发达国家方面取得了显着的成功。并且，所有这些国家、地区都是开放的市场经济。事实5：大多数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方面最终都失败了。由上述事实，我们可以提出一系列具有根本性的重要问题：第一，为什么东亚成功了，而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失败了？第二，成功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建立在私人企业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吗？第三，成功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开放的经济政策吗？我们以上讨论的现象包含着与现代经济增长相关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后进国家能否比先进国家增长得更快，从而最终赶上先进国家。如果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之为“收敛”，那么，先前的观察说的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并没有发生显着的“收敛”。不过，类似的“收敛”现象确实发生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集团内，那就是，若将美国作为基准，OECD集团内大多数国家都比美国增长得更快。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OECD集团内的国家具有两个显着的相似点：第一，它们均属于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第二，它们彼此间均具有密切的经济联系。这样，从上述观察中，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基本的结论：第一，在初始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增长可以发生极大的差异；第二，在开放的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后进国家有可能通过对外贸易、技术转让等途径赶上先进国家。后一结论构成本文其后整个讨论的基本前提。三、重建发展经济学：一个基本的方法论路线(“收敛”方法)本文的讨论所依据的一个基本信念是：发展经济学应当并且能够在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重建。首先，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均收入的增长，而这正是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其次，增长理论发展了一整套形式化的分析技术，这可以帮助我们将发展理论转化为一个严格的理论。本节简要地探讨在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重建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论路线。我们的基本想法是：“发展问题”可以形式化地归结为开放条件下后进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相应地，理论建模可以归结为发展出一类特殊的开放条件下后进国家的增长模型。我们先前考察的发展事实表明，在开放的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后进国家有可能通过对外贸易、技术转让等途径赶上先进国家。这样，理论建模可以进一步具体化为构造出一类特殊的开放增长模型，其中贸易、技术转让引致后进国家的长期人均收入水平“收敛”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以下，我们扼要地阐述上述的基本方法论思想。一般认为，现代增长理论开始于索洛在1956年发表的一篇经典性文章。早期增长理论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发达市场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其核心概念是“稳态”。当然，所谓稳态不过是通常的均衡概念在动态意义上的一个扩展。在这一背景下，增长经济学被看做是一门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学科。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发展经济学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单独学科出现有两个背景原因：第一，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一些基本上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殊性，因此在发达国家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主流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并不完全适用；第二，发展中国家作为落后国家存在着一个发达国家不存在的问题，即摆脱不发达状态、进入发达状态的问题，具体地说包括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等等。然而，在发展经济学的定义上却发生了持续的混乱。首先，人们没有严格区分专注于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与等同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当人们谈论发展经济学时，人们常常明显或隐含地集中关注于发展方面。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按照主流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学科分类范式，显然只能理解为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各个有关经济学科的一个集合。其次，人们在谈论发展问题时，又没有严格区分一般的、普遍的发展问题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特殊的发展问题。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发展经济学需要重新定义。我们认为，重新定义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合理的路线是：严格地区分发展经济学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将后者理解为关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经济学科的一个集合；将发展经济学定义为研究发展的经济学科，在广义上也包含增长经济学在内；将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学科定义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学，或简称为后发展经济学。重新定义发展经济学后，显然整个发展经济学需要重建。这里，我们的考虑仅限于先前定义的后发展经济学。在不会引起混淆的情况下，我们也仍然使用发展经济学这一人们惯用的称呼。若将“发展”限于常规的、可用数量描述的变动，则很明显地，从形式化分析的角度看，发展与增长本质上是同一件事。这样，后发展问题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后发展国家(或后进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这里，增长须做广义的理解，包含常规的结构变动、资源变动等等。于是，后发展分析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类特殊的应用增长分析，即一般增长分析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应用。这样，重建发展经济学便可归结为如何将增长理论应用于后发展这一特定场合。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考虑理论建模问题。如我们前面指出的，增长理论最初是在发达国家的背景下建立的，并且是在孤立的背景下建立的。当然，在现实中，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是在孤立的状态下进入和保持现代经济增长的。不过，在发达国家的场合，孤立状态下的增长至少对于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是一个良好的近似(approximation)。然而，在不发达国家或后进国家的场合，孤立状态下的增长显然不能看做是一个可接受的近似了。有关后进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后进国家进入和保持现代经济增长完全依赖于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及与之相关的与后者的商品贸易。这样，从形式化分析的角度，我们可以将后进国家的增长作为一类特殊的开放条件下的增长问题来处理。我们知道，增长理论已经解决的问题是：长期经济增长怎样联系于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则是：如何发展出一类适当的模型能够再现这样的一个增长过程，其中，后进国家能够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商品贸易及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实现较发达国家更快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从而最终在长期人均收入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定义为开放条件下的“收敛”问题，即在开放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能否通过与发达国家间的贸易达到与发达国家相同的长期人均收入水平，在理论建模上便意味着，我们需要构造这样的开放增长模型，该模型能够再现上述收敛过程。我们将此方法称为“收敛”方法，将按照这一方法建立的理论称之为收敛理论。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并非总是处于收敛过程。收敛分析作为对现实中的增长现象的一种理想化分析，可以为现实中处于收敛过程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提供一个近似，同时也可以为偏离收敛的各种复杂的非收敛增长提供一个方便的参照。我们知道，一般增长理论通常以索洛模型作为一个基准模型(baselinemodel)，一般静态贸易理论则以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作为基准模型。鬼木宇提供了结合索洛模型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一个严格的一般均衡分析。不过，他们的模型是在一般水平上建立的，并未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贸易这一特殊情况给予特别的考虑。笔者将他们的模型进一步修改为一个应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贸易的模型。引入技术是公共产品的假设后，该模型可以产生出一个渐进的收敛过程。该模型的一些基本特点是：第一，在封闭的条件下，两国将处于相同的长期增长率之中，因而初始的收入差距将永久保持下去；第二，在开放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实现较快的增长依赖于与发达国家的基于比较利益的商品贸易及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第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开放的条件下有可能发生不同于在封闭的条件下的结构变动，特别是，一个发展中小国有可能实现高度的经济专业化。这样，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模型作为收敛分析的一个方便的基准模型。原则上，在收敛分析的背景下对这一模型的修正和扩展和在一般增长理论的背景下对索洛模型的修正和扩展，可以沿着相似的路线进行。如我们先前的讨论所指出的，增长理论是在发达国家的背景下建立的，收敛理论则显然需要在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来建立。既然东亚提供了迄今为止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最成功、最完整的例子，显然收敛理论可以以东亚的经验为参照来建立。事实上，我们先前的讨论仅仅提出了非常一般的建模路线，具体的建模显然还需要依赖于对东亚的具体经验做深入细致的了解。四、收敛理论的经验基础：经济发展的东亚模式我们先前的讨论建立了收敛理论建模的一般路线。当然，我们不能在脱离经验现实的条件下考虑理论建模。相反，理论建模应当与对经验现实的考察紧密地结合起来。理论为经验分析提供框架和工具，反之，后者为前者提供验证、提出问题和提供素材。如我们先前指出的，二战后东亚成功的发展经验，提供了后进国家通过与发达国家的贸易追赶发达国家的最完整的范例。因此，十分自然的，我们可以以东亚的经验为依据来考虑收敛理论建模。本节中，我们简略地讨论作为东亚的实际发展经验的一种“程式化的”表述的所谓“东亚模式”，并提出有待增长理论解释和回答的有关东亚模式的一些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问题。关于东亚模式的代表性国家和地区及东亚模式本身，在中可以看到极其不同的规定。首先，Kuznets将东亚模式的代表性国家和地区限定于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省。世界银行研究的范围则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及东盟国。本文中，我们采用Kuznets的选择，依据的理由是：第一，迄今为止，只有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创造了相对完整的成功的发展经验；第二，中国香港和作为“城市国家”的新加坡，其经验不具代表性。按照这样的处理，我们也可以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看做是东亚模式的领头者，而将中国及东盟国看做是东亚模式的追随者。事实上，在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及东盟国之间，依照它们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通过贸易及直接投资，发展出了一种动态的国际分工关系，即所谓“雁行模式”：较先进的国家和地区把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至较后进的国家和地区。其次，给定关于东亚模式的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的选择，关于东亚模式的内容阐述在文献中也是极不一致的。本文中，从理论建模与经验比较研究的需要出发，我们将东亚模式理解为对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创造的相对完整的成功的发展经验的一个系统的表述。东亚发展的经验是极其丰富、非常复杂的。从理论建模的角度将这些经验总结为一个或一组系统的模式完全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这里，我们将仅仅指出有关东亚发展的一些最重要的事实，这些事实应当看做是有关东亚发展经验的任何理论建模均需要考虑的一些基本前提。事实1：东亚的经济增长同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贸易存在着密切的、积极的联系。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是东亚的主要出口市场；另一方面，东亚工业化所需的资本设备及中间投入也主要依赖于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进口。在这期间，出口在本国GDP中比重的迅速上升与出口在国际市场上份额的迅速增加密切相联。事实2：东亚产出的高增长紧密地联系于高的资本积累。储蓄率在东亚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上升过程，直至储蓄率显着地超过发达国家同期水平。在大部分时间内，东亚的国内投资主要依赖于国内储蓄。东亚产出的高增长及迅速的资本积累依次伴随着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直到高等教育各个层次上教育的迅速发展。事实3：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在大部分时间内，东亚在技术上所做的主要是模仿，而不是创新。研究与开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至工业化中期开始上升，其后逐渐达到或接近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事实4：东亚工业化的过程依次经历了下述3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进口替代主要发生于轻工业，出口主要由农产品组成；并且，农业是一个主要的净出口部门。第二阶段开始的基本标志是制成品出口取代农产品出口成为主要的出口产品。此外，该阶段的一些基本特征是：工业取代农业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进口替代由轻工业转向重工业；轻工业取代农业成为主要的净出口部门。第三阶段开始的基本标志是重工业产品出口取代轻工业产品出口成为主要的出口产品。此外，在整个工业中，重工业亦取代轻工业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产业。上述三个阶段，产业与贸易的结构变动的主要特征可以总结首先，出口方面的结构变动由初级产品出口主导转移至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主导再转移至资本密集型制成品出口主导。其次，工业中的进口替代由轻工业的进口替代开始，逐渐发展到重工业的进口替代。最后，出口方面的结构变动紧密地联系于制造业的出口扩张(出口在国内生产中的比重的上升)。从理论建模的角度，我们可以将上述事实及其他一些相关事实总结为几个基本的有待增长理论解答的问题：第一，贸易怎样联系于增长。传统的贸易理论是静态的，完全不能解释在动态的条件下，贸易怎样能够支撑后进国家持续的增长。事实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展经济学中流行的是“贸易悲观论”，即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利用同发达国家的贸易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这正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背后的理论依据。第二，东亚的经济增长怎样联系于技术进步，怎样从完全的模仿转向创新。传统的增长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问题，很难直接应用于东亚的场合。东亚面临的问题不是怎样创造完全新的技术，而是怎样从发达国家引进现成的技术，并加以模仿与改进。第三，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均收入的增长怎样引致储蓄率由低到高的上升。传统的储蓄理论关注的是储蓄的动机，完全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人均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储蓄率会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的演变。另一方面，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储蓄率或者是固定的，或者是不确定的。第四，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哪些力量推动各个产业部门依次经历由进口依赖、进口替代直到出口扩张的渐进的演变。毫无疑问，政府的政策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政策因素不能解释上述演变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的发生。如果说进口替代在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那么出口扩张则可以说是东亚的一项独特的成就。我们看到，迄今发展起来的增长理论模型还难以从模型内部再现上述事实，并对相关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这也造成了对东亚经验的解释的分歧与混乱，如，东亚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还是资本积累，进口替代在东亚成功的工业化过程中是否也起着积极的作用，东亚工业化过程中产业与贸易结构的演变能否仅仅用比较利益法则来解释，等等。我们相信，一旦我们能够建立起适当的理论模型再现这些事实，我们便能够为对后发展问题的研究建立起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将后发展分析与增长理论完全地结合起来。五、结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基本上是相互分离的。这既有理论上的原因，也有现实中的原因。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继续下去了。我们的基本看法是，发展经济学应当也能够以增长理论为基础，以东亚经验为背景重建。从形式化分析的角度看，发展与增长是完全可以合二为一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追求将发展分析完全形式化、数量化，但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如果我们要求发展理论达到足够令人满意的严格性与精确性，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将发展理论完全纳入到增长理论的框架中。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国在经济增长与改革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中国离赶上发达国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中国的发展经验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提出了许多重大的问题。可以说，中国已成为研究发展问题的一个最好的“实验室”。我们相信，对中国的发展经验及中国未来发展将面临的实际问题的研究，将为发展经济学的复兴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推动。注释：P.Krugman,GeographyandDevelopment,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8.关于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一项系统的研究，参看L.Reynolds,“TheSpreadofEconomicGrowthtotheThirdWorld:1850-1980,”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September,1983。关于15个发展中国家自1900年以来的一些主要的长期增长数据，参看R.Barro和X.Sala-i-Martin,Economicrowth,McGraw-Hill,Inc.,1995,。关于二战后世界经济增长加速原因的分析，参看M.Abramovitz,ThinkingaboutGrowthandOtherEssay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9。Parente和Prescott于1993年提出了二战后发展的四项基本“事实”：任何时点上人均收入的巨大差距、收入分布整体上的稳定性、收入分布的上移及个别国家、地区间巨大的差异。见E.ParenteandE.,“ChangesintheWealthofNations,”QuarterlyReview,FederalReserveBankofMinnesota,Spring,1993,。我们提出的事实同他们的陈述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过，我们特别强调了东亚的成功与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的失败。另见Barro和Sala-i-Martin(1995，同注,),其中提出的100多个国家19601990年的人均收入变动数据同Parente和Prescott于1993年建立的4项基本“事实”也是一致的。有关二战后东亚与若干低增长国家的一项比较统计分析，参看Barro和Sala-i-Martin。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收敛”的经验分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关于这方面的，参看W.J.Baumol,“ProductivityGrowth,Convergence,andWelfare:whattheLong-runDataShow,”AmericanEconomicReview,December,1986,;,“ProductivityGrowth,Convergence,andWelfare:Comment,”AmericanEconomicReview,December,1988,;,“EconomicGrowthinaCrossSectionofCountrie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May,1991,;andX.Sala-i-Martin,“Convergenc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April,1992,;,“TheNewGrowthEvidence,”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March,1999,。基本上，这些作者得到的几个较一致的结论是：不存在普遍的、绝对意义上的“收敛”；OECD集团内存在显着的收敛；储蓄率与人力资本水平对收敛具有重要的影响。R.,“AContributiontotheTheoryofEconomicGrowth,”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February1956,关于经典的资本积累模型，参看R.,“AContributiontotheTheoryofEconomicGrowth,”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February,1956,;,“OntheMechanicsofDevelopment,”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July,1988,;关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流行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参看P.Romer,“EndogenousTechnologicalChang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October.PartII,1990,;andE.Helpman,InnovationandGrowthintheGlobalEconomy,CambridgeMA:MITPress,1991;,andP.Howitt,“AModelofGrowthThroughCreativeDestruction,”Econometrica,March,1992,。H.OnikiandH.Uzawa,“PatternsofTradeandInvestmentinaDynamicModelofInternationalTrade,”ReviewofEconomicStudies,January,1965,赖平耀：贸易与发展：为什么后进国家能够赶上先进国家，载世界经济，2001年第5期，第816页。P.Kuznets,“AnEastAsianModelofEconomicDevelopment:Japan,TaiwanandSouthKorea,”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April,1988,Suppl.:;,“AsianIndustrialization:IsThereaParadigm?”TheJournalofAsianEconomics,199.WorldBank,TheEastAsianMiracle,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这是最早由日本经济学家提出的日本工业化与贸易的“雁行模式”运用于国际分工的说法。参看T.Ito,“JapanandtheEastAsianEconomies:aMiracleinTransition,”BrookingsPapersonEconomicActivity,1996。关于“雁行模式”类型的东亚模式，参看J.Kojima,“TheFlyingGeeseModelofAsianEconomicDevelopment:Origin,TheoreticalExtensions,andRegionalPolicyImplications,”JournalofAsianEconomics,2000,;K.OhkawaandH.Kohawa,LecturesonDevelopingCountries，Tokyo:UniversityofTokyoPress,1989;,EconomicDevelopmentandInternationalTrade-theJapaneseModel，Honolulu,Hawaii:East-WestCenter,1990。该模式集中关注的是东亚工业化过程中工业与贸易经历的一系列系统的结构性变化。例如，见P.Krugman,“TheMythoftheAsianMiracle,”ForeignAffairs,November/December,1994。有关该问题的讨论，参看WorldBank,TheEastAsianMiracle,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