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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法宝

　　[论文摘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是毛泽东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经典之作，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该文，毛泽东深刻总结了国际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首次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提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的方针政策。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背景；内涵；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十二五”期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性课题，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础性工作”。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很有必要重温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是毛泽东深刻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关经验教训的结晶，不仅对我党过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时代背景：国际国内局势复杂
　　研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我们必须联系其时代背景。
　　1956年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多事之秋，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执政的共产党面临种种棘手的新问题。
　　1956年2月，以赫鲁晓夫为中央第一书记的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发布了关于1956—1960年发展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并通过了关于经济改革等决议。就在苏共“二十大”闭幕的当天深夜，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指责斯大林，号召人们批判和肃清在各个领域里的个人迷信。此后，苏共在各个领域批判个人迷信，并在1956—1957年间平反了上百万因政治而被处分的人。
　　苏共“二十大”及其以后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帝国主义者乘机掀起了反苏、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中早已蕴藏的不满情绪也高涨起来。
　　波兰在苏共“二十大”掀起的反斯大林浪潮的冲击下，加之其他复杂原因，政局动荡不安，1956年6月终于发生波兹南事件。对波兹南事件，苏联将其定性为帝国主义策划的“反人民暴动”；而波兰党则集会通过《关于政治、经济局势和党的主要任务》的决议，承认波兹南事件是由于经济的疏忽所致，还指出党内严重存在着个人迷信、官僚主义堕落和缺乏民主等隐患。10月19日，波兰党召开八中全会，坚决抵制苏联共产党对波兰内政的粗暴干涉，从多方面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整，稳定了国内局势。这便是波兰十月革命。
　　波兰人民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同样深受苏联影响甚至控制的匈牙利的人民。在1950年代前期，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照搬苏联模式造成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既引起了匈牙利人民严重不满，又导致党内分歧、斗争日益严重。苏军从1956年10月24日起镇压匈牙利人民的反抗，不久还组建了傀儡政府。这就是匈牙利事件。它是一次震惊匈牙利国内外的大动乱，全国死伤逃亡者达30万之多，仅首都一地即死万人、伤5万多人。
　　同一时期，社会主义制度剐刚在新中国确立，很多具体体制在一些方面很不健全；而广大干部难以很快提高认识、转变作风以适应新形势，人民群众对新的社会制度也需要一个习惯的过程，加之1956年三大改造和经济建设有急于求成的缺点。这些因素导致在1956年下半年许多城市食品和日用品紧缺，一些学生、工人和复员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方面遇到不少的困难。因此，在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下，我国发生了不少“非常”事件。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国发生了数十起，共约1万多工人参加的罢工、请愿事件；有几十个城市发生了共有1万多大中学生参加的罢课、请愿事件；在农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也此起彼伏，如，广东省10多万户农民退社，河南省某地农民闹事——抗议政府随意占地修飞机场。对时局最为敏感的知识分子，按照我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敢于批评教条主义，敢于各抒己见。有些人还大胆对党和政府的缺点错误，以及干部作风问题提出尖锐意见甚至公开批评。
　　就这样，人民内部矛盾以五花八门的形式暴露出来。面对新问题，许多党员和干部由于思想认识不足，或消极应付，或者企图采取“专政”的办法解决。究竟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呢?毛泽东作出了科学的解答。
　　二、主要内涵：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
　　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求我们党迅速地给予解读或解决。毛泽东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于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有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E2](P-z04)。他在该文中不仅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大量矛盾，而且教导我们要用不同方法去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还制订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导性方针政策。
　　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我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毛泽东认为，按照辨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虽然，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有许多优越性，总体上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但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两对关系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除了承认社会基本矛盾以外，毛泽东也承认当时的中国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性质迥异的矛盾。他认为，“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他还承认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种矛盾”。为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提高认识，毛泽东明确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是分清敌我的问题。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是分清是非的问题。更可贵的是，毛泽东特别界定了“人民”和“敌人”，他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为解决性质不同的两类矛盾，毛泽东强调：“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他主张，对于敌我矛盾。无论来自国内、国外，均用专政的办法解决。但是，“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州。坤酾。用法律制裁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和对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民主方法只能是“团结—批评一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延安的整风时期，我党就卓有成效地使用过这种方法，毛泽东要求在人民内部“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他进一步指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一贯认为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完成无产阶级的事业，“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辨别问题，不可以用强制的方法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毛泽东制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项方针政策。毛泽东根据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后国内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的变化，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大量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分析我国诸方面具体矛盾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时刻牢记当时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个最基本的国情，“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对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以至任何矛盾，毛泽东乐观地指出：“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任何国计民生的问题，都要从统筹兼顾全体人民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
　　对少数人闹事问题，毛泽东认为，“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在肃反问题上，毛泽东主张“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毛泽东主张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说：“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互相监督”是指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可以相互监督。对科学文化工作，毛泽东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对于知识分子，毛泽东认为要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助其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之积极地人尽其才。他批评了许多同志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诸多缺点，并要求“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是啊，任何人世界观的改变均需假以时日，何况知识分子呢?在民族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区域自治，真诚地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的方针。毛泽东指出，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存在，应该给以足够的注意，“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关于节约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
　　三、影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首次创立了社会主义的矛盾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理论贡献。马克思、恩格斯一般性地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动力问题。限于历史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具体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发展动力问题。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研究国际国内社会主义运动，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明确提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内部矛盾的学说，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各种改革提供了哲学基础。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还存在大量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但这些矛盾与旧社会的矛盾相比，性质和情况均根本不同，矛盾双方虽然有对抗的因素，但基本相适应，因此不表现为剧烈对抗和冲突，各种矛盾完全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不断调整和完善得到解决。
　　第三，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成果。毛泽东明确指出，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结束以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人民内部矛盾也是矛盾，如果不承认，也不进行适当处理，就有可能激化矛盾，甚至使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由非对抗变成对抗，从而造成恶劣影响。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处理，这就为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于正确观察和处理我国目前大量存在的有时甚至相当尖锐的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由于改革进一步深化，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利益格局经历着重大调整，因此，全国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前提下，内部矛盾日益增多，日益复杂，如资源紧缺、环境承载压力增大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十分迫切；城乡发展、地区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三方面均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缩小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任务艰巨；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更趋多样化，社会利益网络更趋复杂，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更大；体制创新进入攻坚阶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触及深层次矛盾；就业结构和方式不断变化使人员流动性大大加强，社会组织和管理面临新问题；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从更多的渠道、更深的程度影响人，使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上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以及各类严重犯罪活动，也严重危害社会稳定与和谐。因此，目前我们正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任务更加突出，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我们要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正确应对这些矛盾和问题，花更大气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和谐。”指导理论正确，实践才能少走弯路。
　　在过去，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为思想认识问题；而在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则主要表现为利益问题。“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将面临更多、更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需要处理。我党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实践中，务必在保障人民利益的基础上，“更要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权利不受损害，要以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最高准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仍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首先，只有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加快发展经济，才能从根本上逐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才能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应该从体制上继续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改革，使社会经济政治生活更加公开、公平、公正，尽量有效地减少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惟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增强党和国家的凝聚力，才能最终达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从根本上体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目的。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在矛盾平缓的基础上构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