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14.docx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14“炎黄大战”第14项证据据尚书吕刑、吕氏春秋荡兵、战国策等古代文献所载，蚩尤为“九黎之君长”，自汉代至今，学者皆从此说。尚书西伯戡黎载有周文王平定黎国之事，史记周本纪之“耆”，宋微子世家之“”皆指九黎。据田昌五先生考证：“春秋时仍有黎国，曾为赤狄潞氏所灭，晋灭潞而复立之，可能是九黎之后。其地在今山西黎城、潞城、长治、壶关一带。另外，汉之魏郡有黎阳，在今河南浚县境；东郡有黎县，在今山东郓城县西，这些地名也可能由九黎而来。如然，蚩尤就是古代活动于今鲁西、豫北直到山西东南的氏族部落之代称了”。徐旭生也认为蚩尤或九黎故地当在今山西东南部至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交界之地，其依据也是这一带以“黎”名地常见，为古之黎国所在。我们判断濮阳西水坡45号墓死者为蚩尤、后岗类型为蚩尤后裔所创造，这在历史地理方面也是非常吻合的，因为后岗类型分布的核心地区正是在豫北冀南、晋冀鲁豫四省交汇之地。有些学者认为蚩尤是东夷人的一支，蚩尤为东方夷人的首领。如严文明先生说：“在古史传说中，东夷的先祖有太昊和少昊两个集团，还可能有蚩尤的九黎集团。”关于蚩尤的地望，严先生据逸周书尝麦解“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一段文字推测说：“这段话说明，蚩尤原起于少昊之墟即曲阜一带，后来向北向西发展，才与华夏族的黄帝相遇，被黄帝杀之于中冀”。古籍中关于蚩尤冢的记载也基本上在今山东西部汶上、东平、巨野一带。据崔彩云先生文，“2000年秋，在汶上县蚩尤冢南20米出土刻有蚩尤祠三字的石碑两通，证实了该祠所处位置”。崔先生说：“汶上、台前、巨野势呈鼎足，汶上距巨野50公里，巨野距台前75公里，台前距汶上70公里，此三地无疑皆是蚩尤部族曾栖息活动之处”。那么蚩尤文化是否为东方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或山东龙山文化呢？我们认为不是。无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或是山东龙山文化都不能与上述有关黎国的地域相覆盖，东夷文化的重心都在山东境内，而黎国和蚩尤族人、蚩尤后裔活动的重心在四省交汇之地，后者与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大司空村类型分布的地域基本一致，这是其一。其二，蚩尤相传为炎帝后裔，姜姓，当为“牛首人身”；汉代以来的蚩尤像多作牛首，今西南地区苗族同胞仍然崇拜水牛，男女盛装都头顶水牛银角，祭蚩尤仍用牯子牛。炎帝发祥于渭水流域，故蚩尤、蚩尤族人应当与关中西部渭水流域的古文化相关。我们认为，这在考古学上也是契合的：史前考古文化中有关牛角、羊角的图象主要是在西部，而在东夷文化中基本不见。我们推论后岗类型系从渭水流域逃亡的蚩尤族人所致与此是吻合的。其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有葬龟甲、兽牙的传统，但这个传统在有关黎国所覆盖地域的远古文化中是不存在的，当然在后岗类型、大司空村类型中也是没有这个传统的。当然大司空村类型也不是蚩尤文化，因为它年代比较晚近，与关中半坡类型的衰落不能直接衔接。又有一些学者认为蚩尤族活动于长江中游地区，蚩尤是这一带远古部落的酋长和领袖。如郑若葵先生认为“九黎与蚩尤是黄帝、少昊时期曾经活跃在长江中游江汉地区的古代部族或人物，蚩尤是当时九黎族的着名酋长，黄帝与蚩尤间发生的战争，是属于华夏部族与江汉部族争霸的战争。在蚩尤争霸中原失败被黄帝诛杀后，其部族九黎仍然活跃在长江中游江汉地区，至少昊时该部族又强大起来并与华夏部族再次发生争斗，最后可能以失败而告终，并在文献记载中消失”。按这种观点，蚩尤族、蚩尤文化应该对应于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郑若葵先生也正是这样认识的。但是笔者认为不是这样，其理由大体如上所述之一、二，即有关黎国的地望不在长江流域，有关炎帝文化、炎帝与蚩尤姜姓、“牛首人身”、史前考古文化中的牛角、羊角崇拜现象不在长江流域。当然，还有学者认为蚩尤、蚩尤族与长江下游的考古文化比如良渚文化有关：杨建芳先生认为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玉人面即是蚩尤，而这种玉人面或类似的玉人像不仅见于石家河文化，而且也见于山东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尤以良渚文化同类器物或神像最早，所以何驽先生认为“良渚文化大约是蚩尤的始作俑者”、“蚩尤的传说记述的是良渚文化同黄河流域部族集团之间的一段宿怨以及良渚文化衰亡的一个历史原因”。我们认为，良渚文化不是蚩尤文化、良渚玉器神徽上的神人面不是蚩尤，判断的依据和理由同样如上。徐旭生曾将传说时代古史体系以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概言之。这个大框架对于帮助我们考辨古史、追溯“三皇五帝”的考古学文化是有积极意义的，甚至它具有方向性、指导性意义，我国学者也常常在这个基础和框架之上去讨论问题。但是这个框架毕竟是个“框架”，而且它主要是依据文献资料、神话传说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如果不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去重新审视这个框架，不考虑文化传播关系以及年代关系，这个框架的意义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研究中会出现简单附会或削考古学文化和考古材料之“足”以适三集团说之“履”。比如，炎黄是属于华夏集团的、蚩尤是属于苗蛮集团或东夷集团的，炎黄自当是由西而东进入中原，蚩尤则自长江流域北上或自东部西进中原，于是发生大战，黄帝便把蚩尤追到河北境内至北部而将其杀掉，这是以往学者论炎黄蚩之战的基本模式。这样虽然符合三集团说，但它在考古学文化上无法求证，而且与其他文献资料、神话传说比如“蚩尤姜姓”、为“炎帝之后”也无法吻合。古代文献只是说苗民为蚩尤或九黎之后，苗民并不等于蚩尤族或九黎族。与炎帝、黄帝打仗的是蚩尤、蚩尤族，而不是苗民或三苗，所以学者推测长江流域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为三苗文化，并不等于说它们就是蚩尤文化。如果屈家岭文化为三苗文化，则良渚文化也并非蚩尤文化，因为二者不仅在考古学文化上没有承继关系，而且屈家岭文化的年代并不晚于良渚文化。依据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为三苗文化上溯，其源头正可以追溯至豫北冀南的后岗类型：屈家岭文化可分为屈家岭早期文化和屈家岭晚期文化，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屈家岭早期文化是一种以鼎为特质的文化，其渊源当在鼎文化系统中去寻找。学者认为，长江流域新石器晚期文化边畈类型、油子岭类型与屈家岭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鼎文化传统和红陶系遗存，它们与大溪文化谱系不同，甚至两者的“文化传统有着质的区别”。而“与边畈早期一类遗存最近似的遗存竟是后岗类型”，其主要器物如足根压印圆窝纹的釜形鼎、红顶钵、成组的条纹彩陶钵、旋纹罐、口沿外附加一圈泥钉的大口尖底罐等，均是后岗类型的典型器，所以韩建业先生认为前者“极可能是后岗类型的人们南向移居的结果”而这与苗黎集团南迁的传说正相吻合。故后岗类型为蚩尤族文化在考古学和古史传说两方面得以互相佐证。古籍和传说中为什么留下东夷民族与炎帝、与蚩尤有关的资料和线索呢？这个问题并不难找到答案和解释：在仰韶时代早期，东方海岱地区北辛文化中的瓮棺葬、细颈瓶其原产地均在关中地区，它们“应是通过豫中地区直接传播而来”，该文化中近似杯形口的双耳罐、圆腹小平底瓶和折腰形器座以及少量的彩陶装饰、在部分器物肩部施加密集弦纹的做法，都说明其受到半坡类型的影响。所以炎帝族人或炎帝后裔从渭水流域迁到东方海岱地区在考古学上是能够找到线索或答案的。分布在豫北冀南地区的蚩尤文化后岗类型其东部与大汶口文化相邻，而且北辛文化是后岗类型最主要的一个本土来源，两者互有影响，在北辛遗址、大汶口遗址都发现后岗一期文化遗存，所以蚩尤与东夷的关系在考古学上也是能够找到线索和合理的路径给出解释的。山东西部东平、汶上、巨野一带有比较集中的蚩尤遗迹，说明蚩尤后裔可能在这一带生活过，蚩尤与东夷的关系很可能与此有关。逸周书所谓“命蚩尤于宇少昊”，当是因蚩尤后裔曾居少昊之地而产生的说法，并不意味着蚩尤为东夷人或蚩尤族起源于少昊之地。遁甲开山图说“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治西方之金”，这话有真有假：蚩尤为炎帝之后但处少昊之地，说明蚩尤族应是自渭水流域迁徙到东部，这里隐含了真实的历史信息；少昊地望在东方，所谓“治西方之金”是按五行相生序把少昊配为西方天帝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少昊地望在西部；少昊既被配为西方天帝，蚩尤居少昊之地自然也随少昊去“治西方之金”，何况古史传说中蚩尤还是兵器的发明者，当然更与“金”有不解之缘了。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东部姜姓之民：“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帝俊即帝喾，在少昊、颛顼之后，年代远远晚于蚩尤、炎帝。因此这条资料也不证明姜姓之炎帝、蚩尤起源于东方。太始记云：“蚩尤氏乃据淮海之地以挡轩辕东进之路。”庙底沟类型自西向东推进，到达豫东以至进入大汶口文化中心地区，其高峰约在距今58005500年之际。如果太始记所言蚩尤氏“以挡轩辕东进之路”为真实的历史事件，那么此“蚩尤氏”应该是后岗类型之后在河南东部、山东西南部发展起来的一个族群，也不意味着蚩尤氏始源于东夷。总之，蚩尤族、炎帝族及其后裔自渭水流域至豫北冀南，蚩尤族自黄河流域南下长江流域而形成苗蛮文化屈家岭一石家河文化，在考古学及文献方面都有颇为明晰的发展线索和路径。如果没有神话传说，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个陌生世界如果没有史前考古，神话传说永远都是那么荒诞不经“炎黄大战”第15项证据关于豫北冀南后岗类型的性质和来源，考古学家的认识不很一致，有的认为它属于与西部文化集团相对应的东夷文化集团，有的认为它仍然属于仰韶文化系统，而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北辛文化等等均被视为后岗类型的源头。由于后岗类型分布的主要地域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磁山文化大部分重合，二者在器物上也有一些联系，所以磁山文化自然被视为是后岗类型的源头。如：严文明先生认为“后岗类型是在继承了磁山文化的许多因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杨亚长先生认为豫北冀南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分布的中心区域，“先期文化曾是裴李岗文化磁山类型，并且已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前者是在承继后者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韩嘉谷先生认为“后岗一期文化的来源，实包含有磁山文化界段营类型和镇江营北福地甲类两个系统，磁山文化界段营类型变异在先，镇江营北福地甲类影响在后”，而且根据其文化渊源，应将其从不属于此系统的仰韶文化中分离出来。但是有学者认为后岗类型的主要来源应该是裴李岗文化，而不是磁山文化。如：丁清贤先生指出后岗类型与磁山文化相同相类的器物同时也见于裴李岗文化，又从建筑技术、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诸方面作了分析对比，认为“后岗类型的文化面貌与裴李岗文化大致相同，而与磁山文化则相差较远”。李友谋先生认为“后岗类型文化的来源，当与豫北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及裴李岗文化有关”。所谓“豫北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即淇县“花窝遗存”，它与裴李岗文化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但又受到磁山文化的影响。田昌五先生有与此相类同的认识，他认为“在中原大地上最早出现的是以嵩山周围为中心的裴李岗文化，它和豫北冀南的磁山文化属于同一文化系统，与东面的北辛文化为姊妹文化。随后，由于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自西向东推进，裴李岗文化从其中心区域向三个方向散去，在豫西南发展为下王岗文化，在豫北发展为后岗一期文化，东部则汇入北辛文化之后的大汶口文化”，不过他同时也说“所谓仰韶文化后岗类型，也不属于仰韶文化的范畴。这种类型在诸多方面都和裴李岗文化与北辛文化有承断关系”。张忠培、乔梁先生认为“北辛文化”、北福地甲类及界段营H50等遗存是后岗类型共同的直接来源，而磁山裴李岗文化与“北辛文化”是同一文化谱系不同发展阶段的两支考古学文化，前者对后岗类型的影响是通过后者来实现的。戴向明先生认为约“自公元前5600年以后，从河北中部到南部可能还包括豫北地区，磁山文化在整体上皆因北辛文化的强烈冲击而中断，成了北辛文化的势力范围”，而后岗类型同北福地甲这样的“北辛文化”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栾丰实先生认为“后岗下层一类遗存与北辛文化的关系，较之豫中地区早期仰韶文化更为密切”，而同时他也指出北辛文化明显受到来自西方的仰韶文化的影响。关于后岗类型的性质，有两种看法完全不同的认识：严文明、巩启明先生认为它属于中原文化系统，是仰韶文化的一个类型，而张忠培、乔梁等先生则认为它应该归属东方文化系统。无论是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或者徐旭生之“三集团说”，仰韶文化与东方文化系统都意味着一个是华夏、一个是东夷，二者在根源和文化面貌上是不相同的。后岗类型让考古学家不能简单地将其划归华夏集团或者东夷集团，这一点与蚩尤在古代文献和古史传说中的面目倒是非常吻合：一方面蚩尤是炎帝后裔，当归属华夏集团；另一方面蚩尤又与东夷、少昊有种种联系，从这一角度看，又可归属东夷集团。后岗类型到底应该划归仰韶文化还是东方文化系统，一时可能还难以断决，但后岗类型受到渭水流域半坡类型的影响却是明确的，这一点无论持后岗类型仰韶说还是东夷说的学者都承认。丁清贤先生认为后岗类型的彩陶“不仅没有继承半坡类型彩陶的风格，而且也没有在半坡类型彩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发展，相对地说，后岗类型的彩陶还没有半坡类型繁缛”，所以这说明了“它们之间关系的疏远”。不过，他比较了半坡遗存与后岗类型在器物方面的共性和联系：“如半坡遗址I1a、I1b、I1c、I2d、B15式钵，2a、2b式盆，X13c式罐都和后岗类型出土的同类器物非常相像。半坡遗址Xb式长颈壶，在后岗类型的遗址中不仅发现有残片，而且还复原有比较完整的器形。半坡遗址P1128、P1129式罐和后岗遗址出土的钵造型一样。半坡V66 式罐和X式尖底器在后岗类型的遗址中也有发现等”，所以他说“我们虽然不认为后岗类型渊源于半坡类型，但在某些生活用具方面还是承认半坡类型对后岗类型具有一定影响的”。关于后岗类型与半坡类型在彩陶纹饰方面的认识，丁先生可能受到材料的局限。1986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对此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和描述，其说为：后岗类型“纹饰与半坡类型略同。彩陶花纹较简单，多红彩，也有黑彩，有宽带纹、曲折线和横竖平行线组成的带纹、平行斜线组成的正倒相间三角形纹、菱形网纹等”。朱延平先生比较了后岗类型与渭南史家、华县元君庙两墓地所出器物，认为“后岗类型的圜底钵式与史家村墓地的研究所揭示的史家村墓地期的圜底钵发展演变的过程几乎是对应的。同时，后岗类型的圜底钵也接近元君庙仰韶墓地的圜底钵C式”(朱延平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的若干问题，史前研究辑刊，1988年)。吴耀利先生更明确地说：“从仰韶文化各个不同类型的相互关系来看，在众多的类型中，只有半坡和后岗两个类型，它们的分布地区不同，文化面貌各异，而年代相近，文化内涵有较多的共同因素。这一现象是十分有趣的。它不仅表现了二者密切的关系，也说明了二者很可能是同时发展起来的”。张忠培、乔梁两先生以东、西方关系看待后岗类型和半坡类型，但他们承认黄河以西的后岗一期文化与黄河以东的后岗一期文化是有不小区别的：前者含有一定数量、不同质地的施旋纹的罐类器物，后者却不见；前者流行小口折唇或小口、深腹、腹部安双耳的壶，器表施纹饰的多于黄河以东，彩陶比较发达，除条带纹外，还流行以平行线条构成的各种图案，而后者壶多流行小口、鼓腹、圜底、肩部有双耳的形式，陶器很少施加纹饰，彩陶图案甚少，仅见条带纹；前者基本未见三足钵，而后者流行三足钵。这种区别最终导致前者在黄河以西消失得无踪无影而后者在黄河以东发展为大汶口文化，这说明二者可能属于不同的族群。长江流域的边畈早期一类遗存与后岗类型近似，说明后岗类型的居民可能南下长江流域；另外，学者认为豫中的大河村类型与后岗类型有继承关系或前者受到后者的影响，而我们认为大河村类型前期为颛顼文化，颛顼令重、黎“绝地天通”与此密合无间，“黎”当为蚩尤后裔。张忠培和乔梁同时认为“黄河以西的后岗一期文化遗存同黄河以东遗存间的许多区别，恰恰都同半坡文化及其先行文化有关。就弦纹罐而言，在黄河以西地区的后岗一期文化遗存中呈现出一种越是向西越见发达的趋势，估计施纹陶和彩陶也会存在着这种趋势。这种现象反映了这种包含弦纹罐、施纹陶、彩陶的文化因素，从半坡文化分布区向东辐射传播逐渐递减的事实”。由于晋西南、豫西迄今未见一处典型的半坡类型遗址，而后岗类型与东庄类型的走向完全不同，所以这种“逐渐递减”并不意味着某一族群自关中而晋南、豫西而豫北冀南的渐次扩张；后岗类型与东庄类型的面貌不同且走向各异证明它们分属不同的族群，只是受半坡影响程度不同）。戴向明先生也持后岗类型与半坡类型为东、西方文化说，但他同样认为豫北冀南的后岗一期文化与山东境内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系统是有区别的，它们在北辛晚期之前“出现更大的分化而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后李二期为北辛文化在其腹地的直接的自然延续，而后岗一期则是当地北辛文化经变异和在外力影响下形成的一支独具特色的新型的考古学文化”。在我们看来，这种“变异”和“外力”即是蚩尤族的到来，而且是从西部渭水流域远道而来，他们带来了后岗类型中的半坡因素。所以戴先生认为后岗类型的“罐类在其前行文化中找不到源头，但在其西面如洛阳王湾一段及关中仰韶早期遗存中都有与其相近的器物，所以这里的陶罐当是从半坡文化中传入的”。栾丰实先生强调后岗类型与北辛文化的关系，但他也指出濮阳西水坡遗址、武安赵窑遗址等豫北冀南后岗类型乃至鲁西聊城一带北辛文化器物受到西部仰韶文化早期的影响“十分明显”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与原始人类的精神生活，与他们的信仰密切相关，这一点可以说是学者们的共识。石兴邦先生在论及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彩陶时，认为“彩陶纹饰是一定的人们共同体的标志，它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是作为氏族图腾或其他崇拜的标志而存在的”，严文明先生论及马家窑文化蛙纹、鸟纹时说：“这一对彩陶纹饰母题之所以能够延续如此之久，本身说明它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与一个民族的信仰和传统观念相联系的”。王仁湘先生认为“彩陶图案并不是陶工随心所欲的臆造和简单的摹写，它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彩陶图案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在绘画传统上表现出的源流关系，更在于它们是史前人精神生活的一种形象寄托。人们不仅仅是为了美化生活而作画，与此同时还要表达他们特定的心理和意识”。他在分析、研究广布于仰韶文化系统、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中的彩陶纹饰之后，认为这种“施纹图案可能隐含着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个共有的认知体系”而且可能是一种“原始宇宙观体系”。李泽厚先生认为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在后世看来只是美观、装饰而并无具体含义和内容的抽象几何纹样，其实在当年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和含义，即具有严重的原始巫术礼仪的图腾含义的”。苏秉琦先生则将赵宝沟文化、汤家岗文化中的一些动物或几何图案陶器称之为“艺术神器”，而仰韶文化中的彩陶有些应该是“神职”人员的专用器皿。正是由于彩陶纹饰与原始人类的信仰、精神生活相关，由于后岗类型彩陶纹饰“与半坡类型略同”，我们推测有一支半坡人自渭水流域迁徙到了豫北冀南。由于中间隔着晋南、豫西豫中，所以这一支半坡人是跨越了这片中间地带而到达豫北冀南的。由于这一事件，中国古代文献中就有了“命蚩尤于宇少昊”、蚩尤既是炎帝族裔其后人又在晋冀鲁豫四省交汇之地留下许多遗迹、传说。如果没有神话传说，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个陌生世界如果没有史前考古，神话传说永远都是那么荒诞不经“炎黄大战”第16项证据后岗类型有一些特殊现象，在河北正定南阳庄遗址发现一些舟状连排灶，每组四至十四座不等。田昌五先生认为它们“似乎是供户数不一的共产制大家族用的。连排灶呈舟状，也许意味着同舟共济吧”。这样理解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似乎更为妥贴：后岗类型的居民系在渭水流域战败而逃生的蚩尤族人，将连排灶做成舟状，不是更能表达他们那种生死与共、血脉相依的情感和愿望吗？舟状连排灶，即使在今天来看，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创意和情感表达方式；人们没有特殊的经历和患难与共的体验，想必不会也想不到将一排灶炕做成舟状吧！田昌五先生在论及后岗类型时说：“总的来说，后岗类型的来龙去脉是不甚清楚的，这或许与战争有关。如这里发现的墓葬多土坑竖穴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屈肢葬和俯身葬；还有两座合葬墓，一座有九具骨架，一座有二十四具头骨。各种墓多无随葬品。这些，如不从战争着眼，是不好解释的”。田先生这种判断当然仍然是根据墓葬现象本身而产生的直感印象，是一种就事论事的推测。虽然材料有限，但是我们仍可设想和追问一下，这种“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呢？谁与谁的战争呢？舟状连排灶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都意味着后岗类型居民内部的一种团结倾向，内部战争的可能性小；与后岗类型分布范围一致的大司空村类型年代晚于后岗类型，而且据考古现象观察，两类型常常是共存于同一遗址，没有发现冲突现象；由于后岗类型的产生是由“当地北辛文化经变异和在外力影响下形成的”，因此后岗类型中的战争迹象恐怕是与这种“变异”和“外力”有关。对于“当地北辛文化”而言，蚩尤民是一种外来因素，战争与同化的过程恐怕是难免的。朱延平先生在研究后岗类型时说：“除敛口钵外，后岗类型的三种主要陶器都经历了一个从瘦腹到鼓腹的演变过程，这种现象或可表明，当时人们在制做这种简单轮廓线的陶器的过程中，出于传统习惯而普遍地遵循着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这种“从瘦腹到鼓腹”的传统习惯和现象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在史前时代乃至半坡类型、仰韶文化器物发展、演变规律中是比较例外的。为什么产生这种“传统习惯”，是值得研究的。根据苏秉琦先生对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典型器物型式的排比，无论是半坡类型的壶罐口尖底瓶还是庙底沟类型的双唇口尖底瓶，它们的发展和演变规律都是：早期瓶偏向于短胖，晚期瓶偏向于瘦长，从早至晚呈现出由胖渐瘦的发展趋势。赵宾福先生对半坡类型尖底瓶、葫芦瓶、细颈壶发展、演变型式的排列也表明，这几种器物都表现出从早至晚由胖渐瘦甚至是由美观、优雅到丑陋的发展总趋势，其中壶罐口尖底瓶由杯形小口平底瓶演变而来，壶罐口尖底瓶本身又经历了一个由偏瘦至丰满至瘦丑这样一个演变历程；孙祖初先生对半坡类型尖底瓶的排列同样显示出由丰满、优雅渐至瘦丑这样一种趋势，其他器类演变逻辑和规律则不甚明显。对于那些单个遗址而言，特别是非典型的多人二次葬遗址尤其是这样，器物演变总是由丰满、优雅直到瘦丑，如北首岭遗址所出各种瓶、壶、罐，王家阴洼遗址所出夹砂罐、葫芦瓶、彩陶盆，姜寨一期的夹砂罐、尖底瓶等。姜寨二期的尖底瓶也呈现出由早期的丰满渐至晚期的瘦丑这一发展趋势，但早期的尖底瓶等器物原本该划为姜寨一期或接近姜寨一期的，它的年代很可能在我们所说炎、黄两族战争暴发之前的联合时代，孙祖初先生对这些器物的年代也重新作了界定。横阵遗址的尖底瓶也呈现出由丰满渐至瘦丑这一趋势，罐、钵则不甚明显；元君庙遗址的尖底瓶有一种由略偏瘦渐至偏胖的发展趋势，最后是一种丑陋的尖底瓶，这时应即是炎、黄联合杀蚩尤之时。这一事件产生之后出现了半坡类型的尖底瓶，其由偏瘦至丰满似乎暗示着炎、黄联合有一个短暂的“蜜月”时期，但其后渐至瘦削、萎缩并最终消失，正与黄帝取代炎帝的传说吻合。薛新民、宋建忠先生说，北橄一期时晋南接受了半坡文化的先进信息后，模仿半坡类型的尖底瓶创造出最早的庙底沟式尖底瓶，而北橄遗存的起迄年代约在前4500年前4000年之间。这似乎意味着半坡类型的尖底瓶及其文化、技术传至晋南为北橄一期的居民学习、接受正是在炎、黄联合的“蜜月”时期。严文明先生说：“尖底瓶在半坡期以潼关为界，关中的个体粗短，关东的比较瘦长；到庙底沟期整个仰韶文化的地区都有比较粗短的尖底瓶，而特别瘦长的仅仅局限在伊洛地区郑州才有”。在半坡期，关中的尖底瓶粗短，关东的瘦长，这符合半坡类型尖底瓶总的发展趋势，因为关东的尖底瓶系由关中传来，其年代要晚。而庙底沟期流行比较粗短的尖底瓶，这与庙底沟类型的繁盛和在当时的强势影响正相对应。故据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尖底瓶存在的状况判断，似乎可得出器物的胖瘦、丰满与否与文化的盛衰有一定对应关系。至于庙底沟期郑洛地区的尖底瓶瘦长，据此思路似乎也可以得到一定解释：此间的庙底沟文化即大河村类型，其前期我们认为是颛顼文化，后期为祝融文化；前期有颛顼与北方的共工“争帝”、颛顼“绝地天通”等重大事件，后期为来自东方的祝融部所取代，而祝融部族后来又南下长江流域，同时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又北上中原。大河村类型处于南北、东西文化交流的漩涡中心，似乎总是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所以使用尖底瓶的族群始终处于危机动荡、激烈竞争之中，比较瘦长的尖底瓶可能是一个族群心态的真实写照，即它无法从容、雍容，潜意识中可能影响到器物制作。不仅仅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的器物才存在由丰满渐至瘦削这样一种发展规律和趋势。据研究，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早期的彩陶壶器型为“侈唇、短颈、腹部特鼓，器型较大，显得矮胖。通常高3540厘米，腹略小于通高，个别器物腹径甚至大于通高”，中期的“彩陶壶器形变小，颈部渐次发达，腹部微收，器形高矮肥瘦适中”，而晚期“彩陶壶器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颈部更加发达，变得粗长，多呈上小下大。腹部收缩更甚，整个器形显得瘦高，出现了折肩作风。彩陶壶数量骤减，质量下降”。郑州大河村遗址从第一期到第六期所出器物鼎、盆、钵、罐、缸几乎所有器物都存在着这样一个总的趋势：从早期的矮胖、丰满、圆润渐至晚期的瘦高、僵直。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背水壶从早至晚也是由矮胖、丰满、圆润渐至瘦削、僵直。可见器物的演变无论是在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不同遗址或是在同一遗址的不同时段乃至同一遗址的不同考古学文化中总的趋势是由矮胖、丰满、圆润渐至瘦削、僵直。大河村遗址可能比较特殊，有各种文化类型的交替但器物演变趋势和规律竟连续不断，也许它是某一有势力的族群长期居住于此所产生的结果，所以虽然受到各种文化和“改朝换代”的影响，但自身的发展轨迹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据严文明先生排列大汶口文化觚形杯的发展谱系，其早期虽然偏胖、后期偏瘦，但后期的形制比早期更为复杂也更加艺术化，同时底部由小三足变成了圈足，器物显得更加稳定、优雅。这似乎是一个例外，但它与大汶口文化的盛衰恰恰是相吻合的，因为大汶口文化的繁荣是自中期开始，至晚期达到极至。有学者认为半坡类型的尖底瓶为鱼形，早期偏胖是用于象征女阴、晚期腹部收敛是因为男根崇拜的兴起、对女阴崇拜的减弱，所以这种器形变化与生殖崇拜有关。这种说法是难以立足的，因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至少相距2000余年，而且二者在文化源流上有一定承袭关系，不可能在半坡时代来一个由女阴崇拜发展到男根崇拜，在庙底沟时代再来一个由女阴崇拜发展到男根崇拜，到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又来一个由女阴崇拜发展到男根崇拜，而且就后岗类型而言，似乎还是由男根崇拜发展到女阴崇拜。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后岗类型的三种主要陶器都“经历了一个从瘦腹到鼓腹的演变历程”这种有异于常态的器物演变规律应该正是蚩尤后裔心态和发展历程的折射：他们由于战争失败自渭水流域逃亡至豫北冀南，不仅一无所有，而且由于“领袖”死亡、族群败落背着巨大的精神包袱，同时又面临与当地土着居民的斗争、磨合，因此这种族群命运和心态在潜意识中影响了他们对器物的制作，而由于生存环境和条件的改善，逐渐趋于和平、安定等因素的影响，器物制作在不知不觉中也就从“瘦腹”变成了“鼓腹”。富有、安乐之人多“心宽体胖”而穷人多干瘦，盛唐好丰满、肥美而亡国之君宋徽宗创造出一种“瘦金体”，偶然之中应该有必然。如果没有神话传说，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个陌生世界如果没有史前考古，神话传说永远都是那么荒诞不经“炎黄大战”第17项证据严文明先生将仰韶文化的尖底瓶分为三式，即杯形口的、环形口的和喇叭形口的，并依据西安半坡遗址的地层关系排出其相对年代早晚关系，即杯形口者为半坡早期、环形口者为半坡中期、喇叭口者为半坡晚期，当分别对应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西王村类型。考古界曾流行一种说法，尖底瓶是一种自动汲水用具：当尖底瓶被放入水中后，由于浮力和空瓶重心的作用，陶瓶自动倾倒汲水，水满陶瓶自动扶正，于是古人通过穿系陶瓶双耳的绳子提起陶瓶，完成取水任务。这种说法也流行于一些科普读物。但是据实验和对尖底瓶的力学性能研究，半坡类型绝大部分尖底瓶都因盛水后重心高于瓶耳而倾覆，不能用于自动汲水。专家认为：多数尖底瓶“入水后会自动倾倒至水平状态而进水，但由于满而覆的性质，不能达到自动汲水的功能”，所以“并非为了能自动倾倒至水平状态才做成尖底形”，同时“半坡人生活在浐河旁，平坦的河床大概也不需要用绳吊瓶去汲水的”。由于尖底瓶为尖底不便于安放、双耳偏下装满了水又会倾倒，所以它不是因为实用而制作，当然也不是随身携带之水器。苏秉琦先生说：“小口尖底瓶未必都是汲水器。甲骨文中的酉字有的就是尖底瓶的象形。由它组成的会意字如尊、奠，其中所装的不应是日常饮用的水，甚至不是日常饮用的酒，而应是礼仪、祭祀用酒。尖底瓶应是一种祭器或礼器，正所谓无酒不成礼”。笔者认为，苏先生这种认识可能很接近尖底瓶的实际用途和真相，即它多用于礼仪场合，是一种礼器。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半坡类型的尖底瓶做成壶罐口、庙底沟类型的尖底瓶做成双唇口，很可能与炎、黄两族联合或联姻有关。上一节已说明，半坡类型的尖底瓶大约是在前4500年左右出现，随后很快为晋南庙底沟类型所接受并改造而制作双唇口尖底瓶。壶罐口尖底瓶是瓶上加瓶，双唇口尖底瓶是口外加口。由于尖底瓶不必也不能盛满液体，所以壶罐口完全是多余之物，只能具有象征性意义和礼仪性质，“双唇口”也是如此。所以很可能炎帝族半坡类型的居民用它们来表示与黄帝族的联合、联姻，而庙底沟类型的居民也用双唇口尖底瓶来表示与炎帝族的联合、联姻。当氏族、村寨内有重大祭祀、礼仪活动时，人们都提着酒聚会、参加，应该是一种很庄严、隆重的场面。从尖底瓶造型的发展历程来看，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似乎有一个“蜜月”时期；从史前考古的角度看，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以及两类型中的这两种尖底瓶是一种例外，其他考古学文化、器物不具有这种双边关系；从文献资料和古史传说看，炎黄两族为兄弟关系，曾经联合擒杀蚩尤，也为其他传说帝王、神话不具备。而半坡类型的尖底瓶为庙底沟类型的尖底瓶取代，庙底沟类型后来又生产一种喇叭口尖底瓶，不再用双唇口，则与黄帝取代炎帝的传说、庙底沟类型取代半坡类型不再是一种联合关系似乎很能吻合。半坡类型的尖底瓶主要流行于陕西境内，在晋南和豫西、郑州、洛阳地区发现一些但显得比较瘦长，这显然是传播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典型的半坡类型尖底瓶、弦纹鼓腹罐、蒜头细颈壶见于豫西南下王岗仰韶一期文化，但是下王岗类型的彩陶纹饰却没有后岗类型与半坡类型更加接近：后岗类型的彩陶纹饰“与半坡类型略同”，而下王岗仰韶一期的“彩陶为红地红彩或橙黄色彩，有的纹样也与半坡类型的三角纹相似”，下王岗仰韶二期的“彩陶多红地黑花或灰衣红彩，有条带纹、三角纹、斜十字纹、叶纹、涡纹和方格纹”。后岗类型并没有下王岗类型那种成套的半坡类型典型器物尤其是不见半坡类型的特征性器物壶罐口尖底瓶，但它的彩陶纹饰却超越了这种器物关系而与半坡类型更加接近，笔者认为这个现象也只适合用“逃跑”来解释，既创造后岗类型的居民是从渭水流域逃跑至豫北冀南的，他们没有从容的时间携带瓶瓶罐罐长途奔袭，但是器物纹饰装在脑子里，被他们带到了豫北冀南。半坡类型的尖底瓶在郑州大河村一期以及北方河套地区被改造成一种折唇口尖底瓶；也有人认为大河村一期的“式尖底瓶口与西安半坡的X1b式相似”；杨正长先生称郑洛地区大河村类型前期存在少量杯形口尖底瓶；韩建业先生则指出在仰韶二期一段时，渭河流域和汉水上游流行退化形态的杯形小口尖底瓶，晋南、豫西地区流行环形口尖底瓶，豫中地区有环形小口尖底瓶，内蒙古中南部及晋中小区流行环形口尖底瓶，晋北、冀西北小区流行直口尖底瓶。所有这些现象都不见于豫北冀南的后岗类型，也就是说后岗类型主要分布地区为尖底瓶文化所包围但它拒绝使用尖底瓶，这个现象如何解释呢？如果视后岗类型为东夷文化，我们自然可以得到一种解释，因为尖底瓶文化是自西部传来，华夏与东夷的对立或东、西方关系便可以用来解释这种现象。但是后岗类型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系统这种东夷文化是有区别的，前者让考古学家争论它到底是不是仰韶文化，该不该划归仰韶文化系统，后者却毫无疑问地应该归属东夷文化而且可视为东夷文化的代表。把后岗类型视为东夷文化，它与其东边的东夷文化是有区别的；把后岗类型视为仰韶文化，它与其西边的仰韶文化是有区别的。后岗类型这种两者都是两者都不是的身份，它与蚩尤在古史传说中的面貌是吻合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论及。后岗类型对尖底瓶文化的拒斥显然不是用华、夷之别能够解释的。考虑到炎、黄联合杀蚩尤的传说，而尖底瓶几乎是伴随着这一事件而产生的，它又可能是炎、黄联合的象征，因此后岗类型对尖底瓶的拒斥也就顺理成章了。即使半坡类型壶罐口尖底瓶、庙底沟类型双唇口尖底瓶不是因炎、黄联合杀蚩尤而产生，它们并不象征炎、黄的联合、联姻，蚩尤裔文化后岗类型也有足够的原因和理由拒斥这种尖底瓶，因为尖底瓶是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特征性器物，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炎、黄两种势力。虽然蚩尤族是炎帝族裔，也来自半坡类型，但最高首领“炎帝”联合“黄帝”杀了蚩尤，蚩尤后裔对半坡类型某些文化的拒斥也是必然的。从考古现象反映的情形来看，尖底瓶很可能与炎、黄联合杀蚩尤一事有关。韩建业先生说：“公元前4000年左右庙底沟类型正式形成之后，其与后岗类型的对峙局面终于宣告结束。这时冀西北遗存已可归入白泥窑子类型，河北平原地区除磁县钓鱼台等少数与庙底沟类型近似的遗存外，大都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表明不但涿鹿一带已归属黄帝，而且其势力已扩展到太行山东麓，河北平原的文化发展受到严重破坏。这应当正是涿鹿之战后的具体表现。后岗类型所代表的黎苗集团被迫大部南迁，抵达江汉东部地区者终于留下了边畈早期一类遗存”。张忠培、乔梁先生在论及河北地区后岗类型的消失也作如是说：“一方面是半坡庙底沟文化在整个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广泛分布，一方面是后岗一期文化从河套、张家口、汾河流域的迅速消失，最后当庙底沟文化出现在太行山东侧后，黄河以西地区便不复见后岗一期文化及其后裔的踪影。在没有见到庙底沟文化的黄河以东地区，后岗一期文化同其后续文化的发展、继承关系表现得比较清楚”。这种描述表明，当庙底沟文化钓鱼台类型出现在河北平原时，后岗类型便很快消失或撤离了。但是钓鱼台类型没有在河北平原长期发展，河北平原“大部呈现一派萧条景象”就是证明，“河北平原的文化发展受到严重破坏”也是证明。韩嘉谷先生认为“庙底沟类型在河北地区立足时间不久，为大司空村类型所取代，但决不是大司空村类型的源头”，因为大司空村类型不见鼎和小口尖底瓶这两种庙底沟类型的代表性器物。豫北冀南后岗类型分布的地域其继承文化是大司空村类型而不是钓鱼台类型，而且大司空村类型的遗存与后岗类型的遗存“不仅在冀南共存于一个遗址之中，在冀中的南杨庄也是如此”。为什么钓鱼台类型在河北平原的出现导致后岗类型迅速撤离而钓鱼台类型又没有在河北平原发展下去呢？用战争来解释我觉得是不通顺的，相反，它应该是回避战争而出现的现象。作为蚩尤后裔的后岗类型与作为黄帝后裔的庙底沟类型之居民，他们对祖先所进行的那场“血流漂杵”的大战都不会轻易忘却，而且可能会尽量避免再战。庙底沟类型在各个方向上都尽力扩展，但是在其近邻地区豫北冀南却几乎是一种空白；后岗类型北上远及冀西北、河套地区、内蒙古中南部，但是它始终避开了庙底沟类型的核心地区。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解释为互相都不会让对方进入自我的领地，但是庙底沟类型在河北平原出现即导致后岗类型撤离而庙底沟类型居民又不在那里发展，用这种“敌对”说就解释不通。所以笔者认为河北平原出现的这种考古现象正应该是蚩尤后裔与黄帝后裔避免再战的一种真实心态的写照，双方都避免正面接触，不在同一块土地上争食，所以蚩尤后裔迅速南下，而黄帝后裔往东北红山文化那个方向发展去了。与上述现象有关的是苗民的一种颇为特殊的习俗。淮南子齐俗训曰：“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剪发，其于服一也。”髽首，高诱释为“以枲束发也”，即用麻来束发。在汉族，以麻束发是服丧的标志，至今中国农村仍有此俗，但古三苗族显然无此忌讳，他们平常发式便是以麻束发。推测这种民族习俗当与三苗族的历史渊源有关：他们最早的祖先蚩尤部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