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中国史学的实录传统.docx

史记与中国史学的实录传统史学传统是历史发展继承性的表现，它的发展离不开历代史家的批判和继承。史记在汉代被誉为“实录”之后，历代史家围绕“实录”进行了持续的讨论，史记实录的特点和精神由此不断地得到充实和发展。在此过程中，实录成为史家史料运用、历史评价和文字表述等各方面最基本的标准，实录成为历史撰述的基本特征。实录精神也融入了史家思想和学风中，成为作史者必备的素质，从而使这种实录精神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从学术史上看，在班固以前，刘向、杨雄、班彪等人已经认识到了史记“实录”的特点，班固把他们的认识加以总结，从史记的表述特点和“不虚美、不隐恶”的直书精神等方面肯定了史记实录特征和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他的评价对后人认识和理解史记影响很大。(注：参见赵光贤：评班氏父子对司马迁的批评，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张子侠：班氏父子与史记的学术命运，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此后很多关于实录的讨论都是围绕班固之评展开。时至今日，论说史记实录成就者不少，但一般还未从考镜源流上考察实录传统的形成过程，司马迁和史记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因此未能彰显，本文试就此作一点尝试。一、史料采用与实录传统史料真实是史书可信的基本前提，凡是严肃的史家都会尽量广泛地搜集史料，并加以审慎的考订和选择，写出真实的历史，揭示历史的真相。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他还提倡研究客观事物，要有文献根据，决不能凭主观臆断，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论语述而)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为政)“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孔子这些观点对后代史家形成重视搜集文献、加以慎重考订的优良传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司马迁作史记，以“继春秋”为己任，从学术思想、撰述方法和着史实践上全面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原则，创立了“考信于六艺”(史记伯夷列传)、“折中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考信标准和考订方法，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楷模。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的甲骨文证明为确，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1。这就是史记在总体上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有力证据。后代史家和学者继承了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或在撰史中据事直书，或在评论中辨伪纠误，在史料采撰上培育了实录传统。在这方面，班固可以说是司马迁实录精神的自觉继承者。汉书于汉武帝以前的历史，多以史记为据。班固还申明，凡是史记所无的材料绝不妄添，必须确凿有据，才予增补，否则阙如。如汉书张汤传赞语云：“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这是基于班固对史记“实录”价值的认可，也是他忠于“实录”原则的表现，说明他对史记史料运用方法和实录精神有很好地理解。对这种实录精神的进一步审视和推崇，至明清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清代学者，他们针对汉代以来人们争讼颇多的问题，从司马迁史料采撷的可信、审慎严谨的态度和考信方法等方面总结了司马迁在史料运用上的实录之功。首先，辨明司马迁采撷史料的可信。班固对司马迁“是非颇谬于经”的评价是有其时代局限性的，后来史家往往拘泥于班固之评，在批评司马迁的思想倾向不合于儒家经典的同时，还对史记中史料的可信性提出质疑。清代史家在辨明司马迁思想旨趣的同时，阐释了史记“考信于六艺”的准则。王鸣盛认为从史记取材之慎可看出司马迁史识所在，他说：“迁所采书只有五六种。张守节正义论例云史记采六家杂说。六家即班氏云云，杂说则六家外或间有，然亦仅矣。盖其采之之慎如此。”(王鸣盛：蛾术篇，卷九，司马迁所援据之书)冯班针对“爱奇”说加以批评：“太史公曰：学者载籍既博，必取信于六艺。又曰：诸家言黄帝，文多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其不爱奇也明矣，芟之或未尽耳，杨雄以为多爱不忍，非也。”(冯班：钝吟杂录)他是从司马迁取材的宗旨和标准出发，充分肯定了司马迁取材的审慎和可信。其次，肯定司马迁严谨审慎的态度。在史记问世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有很多评论以夸大春秋褒贬书法的作用来衡量史记，似乎史记篇篇皆为发愤刺讥而作。清代史家和学者在褒贬和事实之间更重事实，往往能从史学角度较准确地阐释司马迁史料运用的意图和方法。如钱大昕批评“谤书”说，认为王允等人的议论，“元非通论”，并且指出：“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成一家之言。其述作依乎经，其议论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损益之，遂为史家之宗。后人因踵事之密而议草创之疏，此固不足以为史公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他认为司马迁作史记的宗旨是“继春秋”“成一家之言”，因而在史料运用上是依经述作，而在表现自己看法时有诸子的风格，后人未能理解司马迁的作史宗旨，在方法论上又犯了“因踵事之密而议草创之初”的错误，因而对司马迁的史记有很多批评。以考据见长的学者提出这样的理论认识，足见其理性精神和司马迁实录精神之间的相通之处。再次，总结和阐发司马迁的考信方法。司马迁在史记很多篇中都申明了自己“疑者阙之”的撰史方法，就是对那些史料记载不详或无法辨清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去做个人假想和阐述；对于那些相互矛盾的观点和材料也如实地记录下来，将疑问保存下去，让后人解决。这样做可能为史书增加了很多不确定的“杂说”，但却避免了因虚辞妄说而误导后人。这种保存实录的方法被清代学者称为“两存法”。如何焯义门读书记引冯班语：“太史公叙事，事有抵牾者，皆两存。如周本纪依古文尚书，齐太公世家又载今文泰誓，所谓疑以传疑也。有大事，而记载不详难叙者，缺之，史阙文也。”对史记中晋世家与赵世家所记赵氏孤儿一事之不同，清高士奇说：“司马迁序赵氏下宫之难，文工而事详，顾与左氏迥异，此千古疑案也。自当两存之。”(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这些总结是在清代讲究考证学风盛行的背景下，对“实录”内涵的进一步阐发。清代朴学家以实事求是、广参互证、追根求源的方法对前代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在此过程中逐渐领悟了司马迁对待史料的考信精神，并对司马迁运用史料的方法加以总结和运用。如崔述作考信录，书名即取自史记，以明其求真之志。他说：“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既博，犹考信于六艺。是余之志也夫!”(崔述：考信录提要)在具体的研究中，崔述也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考信”精神。司马迁记载上古帝王史事，运用了一些传说资料，引起后人关于古史传说与可信历史之界限的争论。崔述对司马迁考上古史，考信于六艺，扬弃“不雅驯”之言的史料运用方法加以肯定，并以毕生精力撰成考信录，对两千年来形成的古史传说加以廓清。其发扬司马迁实录求真精神可谓至真至诚，这对后来史家的治学精神产生了很大影响。近代疑古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在疑古求真精神的指导下，再次肯定了司马迁严格的裁断和卓越的见识，他说：“我们只要看唐司马贞忍不住替他补作三皇本纪，就可知道在方士和阴阳家极活动的空气之中排斥许多古帝王是怎样的有眼光和有勇气了。”“我们只要看史记以后讲古史的书有哪几种是没有共和以前的年数的，就可以知道他的裁断精神是怎样的严厉和确定了。”可见，无论是清代以考据见长的史家，还是近代疑古派的代表学者，在实录精神上都与司马迁有某些契合之处。司马迁作史记常常带着考辨的眼光深入民间，从生活中，甚至从历史见证人那里获取史料，以和史书相参证。这种方法往往能准确、生动地反映社会现实的特征和风尚，增加了史料的可信度，它不仅解决了史籍记载不足的局限，还表现了史家探寻历史真相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后来史家作史，多能参其深意，故笃行不辍。如谈迁着国榷、顾炎武作日知录、史念海撰河山集等。梁启超曾就司马迁作孔子世家，“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焉”，而评论司马迁说：“作史者能多求根据于此等目睹之事物，史之最上乘也。”可以说，这是对司马迁实地考察史迹的求实精神的最高评价。总之，在史记史料运用的评论上，无论是广搜证据改正前人谬误，还是对考信方法的总结和运用，后代史家和学者都体现出一种对司马迁求实求真精神的肯定和追求，从而使史记在史学编纂上的实录价值得到丰富阐释。二、历史评价与实录传统史料的核实是史家实录的第一步，对历史进程和历史人物做出恰当的评价，则是史家追求真实的进一步表现。李大钊曾在史学要论中说有实在的事实，有历史的事实：实在的事实，虽是一趟过去，不可复返的。但是吾人对于那个事实的解喻，是生动无已的，随时变迁的，这样子成了历史的事实。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只有充分的记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他所谓“解喻”就是史家对过往历史的评论，解喻所能达到的真实程度取决于史家的史识和史观，是随着人们思想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接近真实。这是李大钊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历史真实和历史评价关系的科学认识。而我们古代的史家在评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时已形成了一些朴素的认识。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是指司马迁在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褒善贬恶，都有事实为依据。班固这个评论既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司马迁实录的思想旨趣，也道出了司马迁“实录”与先秦史学“直笔”传统的渊源，尽管二者不尽相同。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就是对先秦史学“秉笔直书”、“书法不隐”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说明司马迁的实录并不是被动地记录史事，而是要自觉地表明自己对事迹的态度，使善恶更加鲜明，即从记录史事中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这是一个正直的史家所应具有的修养。对司马迁作史的客观态度和史记实录的特点，东汉的王充已有较为准确的认识，他说：“子长少臆中之说，子云无世俗之论。”(王充：论语案书)，“太史公书汉世实事之人”(王充：论语感虚)。就是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很少主观臆断之处，都是凭事实表达自己的见解，尤其是如实记载了汉代历史。司马迁对秦亡汉兴历史经验的总结，对汉武帝统治时期所面临的新问题的揭示，是通过丰富的历史事件和众多的历史人物活动来展现的，即在如实记录历史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稽其兴败成坏之理”。这正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着史宗旨和实录精神的集中体现。王充批评前代学术以疾虚妄、崇真实为最高标准，对史记也有指责之处，但他却从史家的主观态度和史着的客观真实两方面肯定了司马迁史记的实录。由此可见，汉代学者对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评价要比先秦史家的“书法不隐”有更丰富的内容，它不仅要求史家有正直的人格和公正的态度，还要求史家在具体史事的记叙中表达对历史进程的正确看法。唐代司马贞为史记作注，在补史记序中说：“其叙劝褒贬颇称折衷，后之作者咸取则马。”唐以前史记的传播还不广，人们对史记的认识还不深，但对其“叙劝褒贬颇称折衷”的特点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以之为作史的准则，这表明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价值判断标准已得到普遍认可。这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秦汉大一统政治格局的结束，经学对思想界的垄断被打破，曾一度依附于经学的史学也逐渐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出现了史家辈出、史书数量剧增的局面。在这种史风大盛的背景下，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得到更多的继承和发扬。当时史臣撰史多以司马迁“实录”为衡量标准。北魏太武帝诏崔浩修国史，令其“务从实录”。东晋时孙盛着晋阳秋，也是当时人写当时的史，被称为“辞直而理正”(晋书孙盛传)的良史。华峤修成汉后书，朝臣“咸以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表传)。晋书卷82“史臣曰”这样评价陈寿：“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辞于东观。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据晋书陈寿本传记载，陈寿为人正直，不屈于权贵；从三国志的具体内容来看，陈寿叙事往往能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正是对史记“不虚美，不隐恶”传统的继承。而当时史家评论对这一传统已做到了准确的分析和把握。在史学批评领域，实录已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评判史家作风的标准，而这种认识的深入既与史家们追踪司马迁实录的自觉意识分不开，也与史学领域不同史学观念和作史态度的斗争紧密关联。如魏明帝与王肃谈史记时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着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王肃断然反对这种说法，指出：“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杨雄服其善序事理，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已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魏书王肃传)王肃认为，汉武帝因史记直书而迁怒司马迁，正说明史记实录的性质。这是史学在发展过程中与现实政治产生矛盾的表现，统治者对实录既需要又害怕的矛盾态度，是司马迁实录精神历来遭到种种毁誉的根源。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这种矛盾愈加尖锐，史家评论也逐渐深入，其标志是：问题提得更加明确，也更带有针对性。很多人以批评班固来肯定司马迁的实录态度。如傅玄说：“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救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注：傅子补遗上，转录马总意林，四部丛刊本。)这显然是要与班固批评司马迁的话针锋相对，反过来说，司马迁的实录在价值判断上堪称良史。晋葛洪还试图从马、班思想倾向的不同寻找原因，他说：“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夫迁之洽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而班固之所论未可据也。固诚纯儒，不究道意，玩其所习，难以折衷。”(葛洪：抱朴子内篇)史记的评论以事实为本，褒贬有明确依据，“不雷同于偶俗”就是不同于汉代一般经生儒士的标准。葛洪认为班固从纯儒的角度批评司马迁，与司马迁的思想倾向不合，因此难免偏颇。这样自觉地将马、班进行比较，表现出史学发展上人们自觉意识进一步加强。这种比较也使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价值判断标准得到进一步确认，成为评价良史的一个标准。在此基础上，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明确提出了“实录无隐”、“按实而书”、“析理居正”和“贵信史”的主张，他所说的信史包含了据事直书和据理直书两方面的内容。不过刘勰所尊的“理”主要还是儒家政治伦理性标准，所以他说司马迁是“爱奇反经”。刘勰可贵之处在于，他能针对当时史学“腾褒裁贬”、是非无准的具体情况，在圣人之旨外提出了史学新的价值评判标准：“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孔子的尊贤隐讳是圣人之旨，而惩戒的直笔精神也是史家万代必遵的共同准则。至于怎样在这两种标准之间权衡取舍，他只能依凭史家的“素心”，即客观公正的态度。这就为后代史家提出了怎样处理客观事实与主观褒贬的关系问题。刘知几的史通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了这个问题。他提出“直书”来反对“曲笔”。“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的“实录”精神跟“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刘知几：史通惑经)的偏颇相对立。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几在史通中特设申左篇与惑经篇并列，用左传的“实录”来批评春秋以来的褒贬任情、隐讳事实。他说：“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刘知几：史通申左)刘知几提倡的是用实录史事来表现善恶真伪的价值判断，有了事实作基础，才有中肯的褒贬。而春秋拘于礼法，隐讳史实的做法只能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刘知几：史通惑经)。刘知几关于直书和曲笔的理论已不是把实录事实与史家的主观评价简单对立起来。他承认史家的主观情志会影响史事记载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他还认识到要写出信史，还要有“鉴识”、“探赜”的修养，才能“铨核得中”(刘知几：史通鉴识)。史通卷七中的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就是刘知几构建的史家主体修养的理论框架。这是刘知几为探讨史学价值判断标准做出的进一步努力。由此，宋人吴缜从理论上提出了史学批评的评价标准：“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10他认为事实是史书的第一要义，褒贬、文采都以此为基础。这样就明确地把史学批评的理论建立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了，从而在史学思想和历史编纂学上明确了“实录”的标准。与此同时，不顾客观事实而空谈褒贬的学风仍然存在于史学领域，尤其是宋代，理学义理思想的盛行更强化了这种观念。当时史家撰史，在价值判断标准上往往受主观好恶和政治形势的影响，出现了“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郑樵：通志总序)的混乱局面。郑樵对此进行了批判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专事褒贬。夫春秋以约文见义，若无传释，则善恶难明。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女不事饔殄，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郑樵：通志总序)。在这里他彻底否定了褒贬在史书中的价值，认为史家只要写出史事，人物的好坏自然分明，不用再发议论。郑樵认为史之为用在记载国家典章，史家对史事的历史评价没有什么用处。这既是一个史学中客观与主观的问题，又是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关系的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但他心目中仍以史记、汉书记事为史册“详文该事”的楷模，说明他是以真实历史的根本要求，来反对为维护封建主义统治而专事褒贬的恶劣风气，在当时还是一种进步的史学思想。可以说，由于史学与政治及经学思想的复杂关系，中国史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在政治伦理性的价值评判标准和实录标准的矛盾斗争中艰难而曲折地行进。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价值标准成为后代史家的旗帜，用来反对史学批评和历史撰述中存在的专事褒贬之风，逐步确立了史学实录的价值评判标准。随着矛盾的激化，正直的史家不再停留于批评曲笔的表面现象，而是要从理论基础和价值标准上加以批判。在此过程中，以史记实录为评价标准的思想始终占据着主流，使人们对史学固有的性质认识得更加清楚，坚持了史学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无疑是司马迁实录精神在史学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作用。三、文字表述风格与实录传统正如吴缜所说，历史撰述中事实、褒贬和文采是相得益彰的，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不仅体现在他注重史料真实和坚持实录秦、汉历史的求真精神，还在于他自成一家的表述风格。这三者汇聚在一起，方可见史记实录风貌之大概。杨雄在法言重黎中讲：“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杨雄没有对“实录”作进一步解释，但他已抓住了史记作为历史着述的本质特点，可以说杨雄已经从历史编纂的特点上强调了史记“实录”的特征和价值。在此基础上，班固从叙事和文辞上概括了史记实录的表述风格：“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总的来讲，就是简洁、准确、质朴、生动，这就是司马迁“实录”文风为后世史家树立的榜样，也是人们评价“良史”的一个重要标准。后代史家在撰史和评论中不断探索史记“实录”文风的魅力所在，并加以仿效，形成了中国史书实录的表述传统和丰富理论。归结起来，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文洁事信。范晔曾比较司马迁和班固的文风，认为：“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彪传)，所谓“文直事核”就是说史记叙事简洁准确。范晔是很重视文辞表述的一个史家，他对马、班文风的把握还是比较确切的。晋张辅曾以文字繁简比较史记、汉书优劣，他的评论多受后人指责，认为这种比较过于简单。其实，他是用比较来强调史记简洁、真实的实录文风，他说：“迁之着述，辞约而事举”，“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晋书张辅传)就是说史记文辞简洁而能叙事完备，就在于它写人能够使文辞语言符合历史人物的身份，叙述历史事件则能符合事实，有条有理。这把史记记事、写人的风格揭示得更加清楚了，是对班固之评的进一步发挥。刘知几在史通叙事篇中专门讨论史书的叙事，提倡文约事丰的叙事风格，他说：“言尽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他认为史书语言要具有高度的概括力，这样才能文字俭省、事实清楚而作者意旨亦明，并举左传和史记的例子来说明，从理论上探讨了史记文辞简约而叙事真实的风格。明代何乔新说史记：“上自黄帝，下讫汉武，首尾三千余年，论着才五十万言，非文之直乎!纪帝王则本诗、书，世列国则据左氏，言秦间诸侯则采战国策，言汉定天下则述楚汉春秋，非事之核乎!”(何乔新：何文肃公文集)很明显他也是从文字简洁和史事可信两方面来理解史记“文直事核”的风格的。清代蒋彤在前人基础上做了总结班孟坚论司马之书曰：“其文直，其事核。”师古注云：“核，坚实也。”百果之核，无不坚实，叙事义法，“坚实”二字尽之。无虚假无疏漏，乃得坚实。核无定形，随物为大小。试读史汉中传，长者数万言，短者数百言，有一字不坚实否?故文无论短长，总有天然结构，如铜就范，有不可增减意，是无他，文洁而事信也(蒋彤：丹棱文钞上黄南坡太守论志传义例书)。他以“无虚假无疏漏”解释史记的“文直事核”，所谓“随物为大小”是讲史家的剪裁之功，即根据事实决定繁简。司马迁说孔子成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就是说孔子叙事笔法之严谨真实。蒋彤用“有不可增减意”来评价史记，实际上就是从这个角度充实了实录风格的内涵。第二，质朴切直。当史学领域出现不良文风和错误倾向时，严肃的史家都会自觉地用史记作为标准来进行批评。如南北朝时期直至唐初，由于骈文盛行，很多史家作史讲究用词华丽，多用偶句。对此，刘知几指出：“夫史之叙事也，当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以此为标准，他批评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刘知几史通鉴识)刘知几在这里强调了史书表述与文学性表述不同，撰史应以司马迁史记的实录风格为准则。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唐代史家和学者多保持着质朴切直的传统，刘知几的史通本身就有质朴切直的特点。柳宗元作非国语、段太尉逸事状，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旧唐书路随传)，都反映了直书的精神和质朴的文风。柳宗元的文章以峻洁着称，他谈到自己写文章的体会时说：“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柳河东集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这里的“峻洁”是指司马迁胆识过人，敢于言人之所不敢言的质实精神。他们追踪司马迁，开一代新风，扩大了史记实录文风的影响。章学诚评价说：“六朝骈丽，为人志铭，铺排郡望，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赋，更无质实之意。是以韩、柳诸公，力追史汉叙事，开辟蓁芜；其事本为变古，而光昌博大，转为后世宗师。”(章学诚：文史通义墓铭辨例)由此出发，章学诚还针对史学领域出现的不顾事实而滥用义理虚文的风气，提出撰史之文“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古文十弊)的标准，并且以史记的陈余列传、管晏列传、李斯列传为例说解史家作传的表述要求。第三，真实生动。清吴敏树说：“封禅、平准、河渠三书，所叙皆孝武朝大条目事，与后人修史作志者不同。作志要考详先代典故，叙次令明晰而已。至史公所称，皆目睹事迹学者第能细按当日事势情形，如身执简其侧。”(吴敏树：史记 别钞平准书)这是说其他史书作志大多排比史料使叙次明晰，而司马迁作三书是根据 自己亲身经历描写当代史事，能使当时的情形真实生动地呈现出来，使人读了如身临其 境。这一比较使史记的实录超越了记注史料的层面而揭示了它在史着表述上的创造 性。不惟如此，即使描写非亲身经历的人事，司马迁也能贯彻这种实录笔法。清熊士鹏 说司马迁作史记，变春秋编年之法，创为传纪，凡百三十篇。余每读其列传，观其传一人，写一事，自公卿大夫，以及儒侠医卜佞幸之类，其美恶谲正喜怒笑哭爱恶之情，跃跃楮墨间，如化工因物付物，而无不曲肖。读屈贾传，则见其哀郢怀沙过湘投书之状，读庄周、鲁仲连传，则见其洋倜傥之状，读韩信、李广传则见其拔帜射雕之状，读游侠、刺客传，则见其喜剑好博倚柱箕踞之状，读酷吏、滑稽传，则见其鹰击毛挚摇头大笑之状，读原、陵、春、孟四君传，则见其弹铗负执辔蹑珠之状，余不暇枚举，然若此者何哉?盖各因其人之行事而添颊上三毫也。故刘向、杨雄称之为实录(熊士鹏：鹄山小隐文集，卷二十四，释言)。他所举的都是史记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列传，表明司马迁写人能够“各因其人之行事而添颊上三毫”，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格，选择突出的事件或细节把他们的性格特征描写出来，使人物生动而传神，读者在阅读时自然会产生如在目前的感受。明清以来此类评述多有，但还没有人把史记这种生动传神的风格归结为“实录”。实际上，这可以说是史记“实录”风格在文字表述上的鲜明特点，也是历代史家赞叹不已、追慕不已的一个目标，是史书实录风格的较高要求。总之，在漫长的史学发展历程中，人们从各个方面探讨了史记实录的表述特征和精神实质，丰富了中国史学传统的内涵。在此过程中，史记实录精神影响着后代史家和史着，在中国史学传统的形成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白寿彝先生说：“司马迁史记一书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司马迁成为笼罩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史学大师。”11不仅如此，直到今天，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仍然启发着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过去的史家难免受时代条件和认识水平的局限，但他们始终坚持以实录求真反对虚妄矫饰。从班固对史记实录精神的确认到今天，我们对它的认识应该更加丰富和深刻。近年来出现的怀疑历史真实性的思潮，只是实录传统发展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回旋，这样的回旋以后还会有，但我们坚信只要紧紧把握司马迁以来的实录精神，它仍将推动中国史学不断向着寻求真理、走近真理的方向前进。【参考文献】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3).何焯.义门读书记(上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7.罗炳良.从宋代义理史学到清代实证史学的转变J.史学月刊，2003，(2).顾颉刚，等.古史辨(第七册)M.北京：开明书店，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顾颉刚，等.古史辨(第六册)M.北京：开明书店，李大钊.史学要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易宁，易平.史记“实录”新探J.史学史研究，1995，(4).10吴缜.新唐书纠谬(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白寿彝史学论集(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