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舆论如何看待秋瑾案——兼与李细珠先生商榷(之一).docx

民间舆论如何看待秋瑾案兼与李细珠先生商榷（之一）【内容提要】互动对秋瑾案中“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及其互动提出很有见地的看法，也有严重失实之处。在君权大于法权的时代，“讯明口供后就地正法”并于事后上报，就是皇帝钦定的法律和司法程序。舆论集矢于张曾以革命罪杀害从未革命的“弱女子”秋瑾，痛斥官府制造冤案。其原因既是清政府权威丧失，也与延续千年仍是当时社会主流意识的性别与社会角色观念有关。1907年前后，“以立宪消弭外患”、“以立宪消除革命”，是清政府与民间舆论之间的“共识”，“预备立宪”是双方都在利用的“话语资源”和攻击对方的“武器”。且史料与学术规范等，似亦有可探讨之处。【摘 要 题】百家争鸣【关 键 词】民间舆论/弱女子秋瑾/冤案/预备立宪/学术规范【正 文】近日拜读了李细珠先生大作清末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 颇有启发，也有一点疑惑。先生大作多处引用近代史所所藏档案，笔者心羡而难以企及，不敢置喙，仅就目力所及，就教于先生。一民间舆论抨击“就地正法”了吗？、晚清政府何时何地开始实行“就地正法之制”；陶葆霖论就地正法，李贵连晚清就地正法考论。王瑞成就地正法与清代刑事审判制度从晚清就地正法之制的争论谈起除对“就地正法”作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分析外，还指出前人论说的某些不足。拙稿不探究“就地正法”本身，仅讨论互动的说法。）互动“内容提要”首句是：“在清廷预备立宪的形势下，浙江巡抚张曾将尚未举事的革命党人秋瑾就地正法，引起了江浙民间舆论的一片哗然。民间舆论坚持以宪政精神做思想武器，抨击浙江官府处理秋瑾案的种种作为，使其穷于应付，狼狈不堪。” 显然，这是对文章核心论点与基本内容的概括。正文中也一再强调：“这种仅凭口供判案并立即执行的司法行为，与近代法制观念及其司法程序颇有距离，此举在近代法制社会中确是过于轻率的举措，颇有草菅人命之嫌，因而正在要求实行立宪的民间舆论对此大加非议，也就不足为怪了”；“张曾是一个较为守旧的官僚，在法制改革方面是保守的。在处理秋瑾案时坚持采用就地正法措施”；“当时，正值清政府法制改革的过渡时期，处理徐锡麟、秋瑾案仍沿用就地正法旧制，其野蛮、落后之处便成为社会舆论攻击的焦点”。并于第一节末总结道：“应该说，张曾作为封疆大吏，实行就地正法措施并没有超出他的职权范围。但问题是，秋瑾案发生在清廷预备立宪时代，张曾实行的就地正法措施从根本上是与宪政精神相违背的。这正是当时舆论攻击的焦点，也是清政府处境尴尬而难以应对的症结所在。” 对什么是“清末民间舆论”也界定：“时报、申报等上海报刊媒体表达的民间舆论，主要是反映立宪派尤其是江浙立宪派的声音”、“反映江浙民间社会舆论的上海主要媒体申报、时报等报刊言论”。拙作即依照李先生的定义使用“民间舆论”一词。前辈史家再三强调，史学论着无一字无来历。既然“就地正法从根本上违背宪政精神”，“江浙民间舆论一片哗然”、“大加非议”，是“舆论攻击的焦点”，那么，当时的报刊以此为主题的新闻、评论不说连篇累牍、触目皆是，至少同一文论中将“就地正法”、“正法”与“立宪”、“宪政”密切相联的关键词应时时出现，原始资料应当非常多。然细读互动，数万字长文，除第一节论说“就地正法”外，其余四节仅两处在行文中提到“正法”、“就地正法”各一次，皆为对事件过程的客观叙述，未有评说，所引史料也与“就地正法”无关。第二节及其后几节亦无任何对“就地正法”的评说。显然，互动的核心论点之一：“浙江巡抚张曾将尚未举事的革命党人秋瑾就地正法，引起了江浙民间舆论的一片哗然”，仅在文章的第一节展开分析，因此需要对该节文本作进一步考察。第一节很短，约占全文的十分之一。前27行叙述徐锡麟刺恩铭、绍兴受牵连、秋瑾被捕、在轩亭口“就地正法”等事件过程；后57行考证晚清“就地正法”的起因、作用、发展脉络，1906年前后朝廷对“就地正法”存废问题的讨论，以及张曾在法制改革方面保守态度。除一条20余字的“孙宝瑄日记”提“就地正法”四字外，通篇只有李先生本人的论述、分析和推理过程，不见任何形式“民间舆论以立宪精神非议、抨击就地正法”的原始资料，笔者始终没有明白，事发当时“一片哗然”、“大加非议”的“江浙民间舆论”，究竟有哪些言论显示出时人已经意识到“清廷预备立宪时代，张曾实行的就地正法措施从根本上是与宪政精神相违背的”，并将“就地正法”作为“舆论攻击的焦点”？互动引用的报刊资料中，南方报笔者未见，不敢乱下断语，但南方报是影响面有限的小报，而李先生认定的“反映江浙民间社会舆论的上海主要媒体申报、时报”，皆当时大报；尤其是申报，19世纪后半期至1949年的确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民间舆论之骄子。笔者逐日、逐条细读了与徐锡麟、秋瑾案有关的申报、时报，以及李先生未曾提及却同样能够反映江浙士人心态的东方杂志、中外日报、新闻报和北方大公报。遗憾的是，自1907年7月7日刊出首条徐锡麟枪击恩铭的报导、十天后秋瑾事见报，到8月下旬热点渐次转移的一个多月中，有除事发当时数篇新闻报道及公开刊布的官方文件中提到“正法”、“就地正法”一词外，其余数百条专电、紧要新闻、新闻，专栏性的汇志、详志、续志、三志，十四志，数十篇论说、时评，来稿，皆未见任何与“宪政”联系在一起，对秋瑾就地正法“大加非议”的言辞一文提到“就地正法”，认为秋瑾案实际是文字狱，张抚却“律以兵燹后治匪之条就地正法。”但并未与“宪政”相连。）。当然，“非议”也有，不过主要不是抨击“就地正法”，而是集矢于官府制造冤案。东方杂志是月刊，迟至9月2日出版的第七期始有关于徐锡麟案株连秋瑾的简要报道， 第八期卷首还在历来刊登世界各国帝后、中外名人照片的位置刊出了浙江巡抚张曾的照片。此后，除第十期有条30字的消息，记山阴县令李钟岳因秋瑾案自缢外，再不见任何与秋瑾或皖浙案相关的文字。以至时报时评的作者喟叹：“我于绍兴一狱，窃痛心切齿于我奄奄无气之国民。试问，兹事之起也，除一二报界中人奋其笔舌，以声官吏之罪外”，绍绅、浙绅、各省之绅士“何乃无一人焉？何平日言论风发，而今日噤若寒蝉耶？抑立宪国民之资格当如是耶？”大公报设在天津，注重京津及周边地区的情况，但对全国的经济命脉以及开风气之先的江浙、两湖地区亦十分关注，它当然不及江浙“民间舆论”那么活跃，但也有贴近国家中枢、信息灵通的特点，有自己的视角、视野和主旨。该报对秋瑾案的报道很晚且十分简略，至7月25日始见皖乱汇志记秋瑾女士株连被捕情形，且系串连、压缩申报、时报的报道而成，强调秋瑾无辜受累，此系冤案。又过五日，才有以预备立宪评说秋瑾案的“言论”。但并未非议“就地正法”，而是强调“秋瑾之株连被杀，以一女子之身，有何能力、有何设施而谓为党于革命，以猛狮搏兔之力擒之。似此种种野蛮手段，已不见直之于万国；况今以煌煌诏旨、三令五申预备立宪之时代乎？”“诚然，不能忽视的一点是，秋瑾是一位女性，这一点是她获得舆论同情甚至赞美的一个重要因素。” 可是，同年“8月22日，江西官军击毙南赣教案匪首陈冼，并擒斩女匪罗妪头，乱势稍杀。” 女匪罗妪擒获后砍头，可知“就地正法”并无男女之别；民众既没有因为罗妪是女人而抗议，更不曾予以“同情甚至赞美”！同理，既然“就地正法”违背宪政精神，且正如先生所说，“秋瑾案本是徐锡麟案之余波”，徐锡麟“正法”时，行刑者“将徐带至东辕门用刑，先剜心祭酒，再斩首级。” 在生命仍存的情况下，先剜心、再处死的方式较之秋瑾直接被斩首，显然更残酷、更惨无人道，何况剜下的心肝还被恩铭的卫队、仆夫煮熟后分食。民间舆论对“正案主犯”徐锡麟“就地正法”又如何看待？时报先后有数文提到徐锡麟狱，但都集矢于官吏大肆株连和剜心致祭，“以预备立宪之时代，而仍株守此野蛮之刑法，则前数日之谕旨煌煌，所谓官民各负责任，果何语乎？”此“足以揭政府立宪之假面具而使薄海人士咸为寒心”。申报、东方杂志等不仅无一字为徐鸣不平，更不用说以“宪政精神”、“法制”抨击“就地正法”了，反倒是时有“徐匪”、“金华匪徒”、“武义会匪”、“萍乡匪党”之类的字样，至多说办理此事的官吏太野蛮。如何解释同一报刊报道同一事件，差别如此之大？互动评说“就地正法”惟一直接引用的史料是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且不说未曾公开的私人日记能否算作“民间舆论”，仅就事论事。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徐锡麟刺恩铭，两天后孙宝瑄记：“闻安徽巡抚恩铭被刺而死，凶手何人，即巡警局会办徐锡林也。徐当场即被擒，自称革命党，讯实口供，就地正法，取心血以祭恩焉。” 并无一字褒贬，只对事件本身作客观记述。孙宝瑄是清末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弟弟、李瀚章的女婿，家世显赫，思想却相当趋新，新书新报弥不浏览，所交皆一时豪俊。梁启超办时务报，他是主要撰稿人之一；谭嗣同等六君子就义，作诗哭悼，寄沉痛佩爱之情。日记中常有读天演论、群学肄言、新民丛报、黑奴吁天录等书的记载，大段摘录笛卡尔、康德、孟德斯鸠、卢骚、培根等思想家的论述，评说立宪、议会、公理、自由、民权、进化、富强；还曾就职于主管司法审判的大理院，自应了解清末的司法制度及其改革。可通读已刊的忘山庐日记，上下两册，数十万字，仅上述一处有“就地正法”四字，此后再未言及，更不见一丁点以“宪政精神”抨击“就地正法”的言辞。显然孙氏从未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当然更不会有李先生想象中的“任何惊诧”！ 倒是笔者有点不明白，如果影印的报刊资料字迹缺损不清，难免引用错误，忘山庐日记是排印本，字字明晰，何以短短二十余字，错了两处，还漏了十分重要的“自称革命党”五字？按照常理，但凡称之为“舆论”，总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面，有形成、发展的过程，决不会突然冒出来，更不会仅仅针对秋瑾案。李先生也的确将“就地正法”的考察从个案上升到一般：“法制改革终清之世未能完成，但一些近代法制观念已被不少先进人士所接受。清政府处理徐锡麟、秋瑾案仍沿用就地正法旧制，其野蛮、落后之处便成为社会舆论攻击的焦点”；“这种仅凭口供判案并立即执行的司法行为，与近代法制观念及其司法程序颇有距离，此举在近代法制社会中确是过于轻率的举措，颇有草菅人命之嫌，因而正在要求实行立宪的民间舆论对此大加非议，也就不足为怪了。” 所以，需要扩大考察范围。就地正法“是清代刑事审判制度的组成部分。主要适用于紧急情况下，从重从快处理谋反、叛乱和聚众抗官等严重危及统治秩序的案件。” 虽然有关“就地正法”存废的争论时断时续，试图加强对督抚权力的约束，但直至清亡未能终止。晚清天下大乱，民变“无时不有，无地不有”2003年第5期。），“就地正法”者动辄成百上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3、619、98页，等等。），报刊中此类新闻比比皆是。被“正法”者包括盗匪、土匪、会党、海盗、康党、革党、蒙、藏、回少数民族，乃至饥饿难耐或雇主拖欠工资、不得不抢米索物的雇工、饥民、贫民等。即以1907年为例，除去各类因捐税、灾荒、抢米等地方性、突发性的民变外，辛亥革命史通称的革命党人十次武装反清就有三次发生于该年：黄岗、钦廉防城和徐锡麟、秋瑾领导的皖浙起事。刊载徐锡麟、秋瑾案的上海各报，在同一时期甚至同一版面登出金华剿匪电文汇录、武义县会营通禀匪乱原因、会匪正法记数等新闻和地方官汇报“剿匪”情况的奏折：“半月以内陆续正法者，武义二十八人，永康三十人，金华四人，兰溪一人，记已六十三人。尚有头目十五人、大头目三人行文悬赏，未经缉获。”会匪正法记数，1907年9月1日中外日报。） “金华府属土匪滋扰，业已拿获着匪正法。闻有匪首周某曾在绍兴纠合党羽，有交给学堂装运军火情事。”“聂李唐供称，将该三犯于二十五日辰刻即请军令，就地正法。” “武义县境九龙会匪起事。于五月下旬拿获匪党聂李唐、梅金桂暨抢米犯臧水王、麻见如等四名。讯取确供，即将李、梅、臧三犯先行正法，麻俟复讯详办。” 这显然就是秋瑾等人筹备许久的浙江会党起事了，战友聂李唐、梅金桂等“三犯先行正法”，而“学堂”当指秋瑾所在的大通学堂。这些都不是藏于深宫的“密档”，而是公开见诸报端者，每个读报人都能见到。远至东北、蒙、藏、陕甘、云贵、湖广、两广，近在上海城内，各地被“就地正法”者，动辄数十、数百乃至上千人，其中许多是与秋瑾、徐锡麟同样的革命党人，“民间舆论”并无任何评说，更无庸谈“以宪政精神抨击”云云了；相反却是“徐锡麟越墙遁后，重赏万金就擒”；“秋瑾俯首就刑，观者如堵。亲属不敢来，故由同善局备棺收敛”；“观者万余人，无不同声称快”。此语或有夸张，但内中透出的“看客”心态与国民素质，正是鲁迅后来写夏瑜、写“人血馒头”的直接动因。张曾也绝非只“正法”了秋瑾一人，早就是杀人老手。任山西巡抚期间，先后将“会匪头目杨彦彪等二十六名，绛案匪犯童志修等十六名，茅津案内匪犯皇甫世英等三十名”，“批饬正法”；调任浙抚后，先后拿获了“聚千数百人”、要求涨工资的宁郡米铺春米短班米工叶昌才等，以及新城县因饥抢米的贫民史炳生等多人，皆“讯明正法”，“即行正法”。 核查当时报纸，杳无声息。由此可见，如果确如李先生所说，当时的“民间舆论”的确基于“法制社会、要求实现立宪”、“以宪政精神抨击就地正法”、“对就地正法大加非议”的话，何以不见对众多革命党人以及成千上万反清会党乃至贫民百姓的“就地正法”有任何议论？！如果说“张曾是一个较为守旧的官僚，在法制改革方面是保守的”，那么，以法律改革不合礼教、比张曾更强烈反对司法改革、“力争地方督抚的就地正法大权”、有礼教派首领之称的张之洞，是更为守旧的官僚？再者，1907年立宪刚刚起步，此后数年，一方面宪政和司法改革不断深入，另一方面，“疆臣乐其便己，相沿不改。沿及国变，而就地正法之制，迄未之能改”，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2024203页。），被正法者只增不减，可谓杀人如麻、血流成河。其中绍兴府正法“革党赵光潮”案的审理、上报、批饬程序与秋瑾案完全一致，但愈益发达的“民间舆论”未有丝毫声息，更不曾因为此种行为有悖“宪政精神”、“违反司法程序”而抗议。究其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在君权大于法权、谕旨就是法令的时代，“讯明口供后，就地正法”、晚清政府何时何地开始实行“就地正法之制”等研究。），并于事后上报，就是皇帝钦定的法律和司法程序。笔者所见晚清平乱后汇报情况的各类奏折，除了两军交战、战场上格杀武装反清的“现行罪”罪犯外，但凡涉及“就地正法”的案件，均有“讯据不讳，均即就地正法”、“迅据供称，会讯明确，批饬就地正法”、“提讯供词无异，即将钟增辉正法” 等字样。当然，不排除这其中有许多仅为形式、甚至是栽赃，但奏报皇帝时，即便是手握重权、操生杀之柄的地方督抚皆注重并至少在形式上都遵循了“司法程序”，并都得到皇帝的认可和批准。张曾同样清楚“讯明口供”的意义。朝廷讨论法律改革时，即已强调证据、口供在审讯案件时的重要性； 奏报秋瑾案也遵守了该司法程序，一再称搜查大通学堂时“起出后膛枪三十枝，子弹数千粒。讯据秋瑾供认不讳，并查有亲笔悖逆字据。匪党程毅亦供出秋瑾为首，余系胁从等语。饬将秋瑾正法。”“秋瑾供不吐实，查有亲笔悖逆字据，已电饬将秋瑾正法。”“秋瑾供认蓄意革命不讳，即经电禀请示，奉饬先行正法。”，第94、188189、8690页。） 各折虽有“供认不讳”、“供不吐实”、“供认蓄意革命不讳”的差异，但都有“供”，且有“供认不讳”、“供认蓄意革命不讳”的明确表示，加上查获的枪支弹药、“亲笔悖逆字据”等反清革命直接“罪证”，以及“匪党程毅亦供出秋瑾为首，余系胁从”等旁证，然后饬令“就地正法”，不仅适用大清律的“谋反罪”，也符合“讯明口供后就地正法”的司法程序，只不过社会不认可。秋瑾案中，“民间舆论”之所以一再强调张曾、贵富“无口供，无见证，无实据” 杀人，就是为了突显省、府大吏公然违抗圣旨、制造冤案的“罪行”；倘若直接抨击“就地正法”，反倒是主笔、报人、投稿者违抗圣旨，犯上作乱，给官府以封报抓人的口实。这也就是“民间舆论”不可能、事实上也丝毫没有抨击“就地正法”的根本原因。李先生何能按己所需，在“看不出有任何惊诧”处，想象并洋洋洒洒编织了“民间舆论坚持以宪政精神做思想武器”，将“就地正法”作为“秋瑾案激变之肇因” 和“当时舆论攻击的焦点”？倘若“一片哗然”、“攻击焦点”皆系子虚乌有，又何来这“也是清政府处境尴尬而难以应对的症结所在”？二民间舆论同情秋瑾是同情“革命”、代表立宪派的声音吗？互动第二节论述“民间舆论攻击之要点及其压力”。清末民间舆论抨击清政府、为秋瑾辩的“要点”究竟是什么？是明知秋瑾革命，为之辩；还是竭力否认秋瑾革命，抨击政府滥杀无辜，为并未革命、也不可能革命的弱女子被冤杀辩，这是观察、分析秋瑾案中“清末民间舆论”抨击“官府作为”及其与“官府作为互动”的基础和关键点。也即李先生一再强调的“官府与民间关于秋瑾案性质的分歧，主要是因为双方对秋瑾身份认定的歧异”；“秋瑾是否革命党的问题，是民间舆论与官府分歧的关键。”互动第一节首句指出：“1907年，光复会首领秋瑾、徐锡麟分别在浙江、安徽加紧革命活动，密谋联合发动浙、皖起义。秋瑾案发生，全国尤其是江浙地区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官府。”第二节开篇再次强调：“秋瑾尚未举事，因而官府以谋乱或通匪罪处死秋瑾便是一桩冤案。”第42页的论述更为明确：“秋瑾案的实质本是革命事件。但反映立宪派声音的江浙民间舆论却同情秋瑾，而攻击清朝官府。”该论点还作为文章的关键概括进内容提要。其所述确实是当时的历史场景，然而，如不对场景中错综复杂的人物、事件进行适当的界定和解析，就接着往下讲，实际便设置了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反映立宪派声音的江浙民间舆论知晓秋瑾的身份“光复会首领”、“革命党人”以及他们“在浙江、安徽加紧革命活动，密谋联合发动浙、皖起义”，但“尚未举事”就被正法，“引起了江浙民间舆论的一片哗然”。互动的诸多论说也确实在此基础上展开。通观当时报刊，的确因为秋瑾被杀一片哗然，但理由却绝非李先生所说的“秋瑾尚未举事，因而官府以谋乱或通匪罪处死秋瑾便是一桩冤案”，而是为不可能、也没有能力革命的“娟娟弱女”鸣冤叫屈。申报、时报、中外日报、新闻报、大公报等，除两三篇文章在承认秋瑾革命或者“尚未举事”的前提下为秋瑾辩外，占总数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新闻、社论、时评、论说、来稿、闲评、诗词，皆认定秋瑾只是弱女子，其所谓“革命”，至多是家庭内平和的“男女革命”，而非耍刀弄枪、血流成河的种族革命！告密者“卖弱女以求免”，“当道人为希恩图宠、邀名获誉”，在无供无证的情况下，以种族革命罪“妄杀秋女士”，制造了“莫须有之冤案”；来稿：对于秋瑾被杀之意见书，1907年9月3日时报，等等。案：笔者另有专文冤哉，秋瑾女士评说事发当时报刊舆论异口同声否认秋瑾革命、为其鸣冤的社会现象，探究其内在原因。）。面对报刊舆论以及四民之首士绅们纷至沓来的责难质疑，当时的大吏尚不敢漠视懈怠，或以“泄露朝廷机密罪”封报馆、杀主笔，而是以电报、信函、文告等方式一一回复，详细解释事件的来龙去脉，竭力证明秋瑾不仅与金华、武义的“会匪”确有“联合谋反”的意图和准备，且系该次“匪乱”的大头领，在官军搜查时“竟敢开枪拒捕，又在学堂内搜出九响快枪四十余枝；又有悖逆论说，及伪造军制单字据；徐锡麟之弟徐伟供徐锡麟与秋竞同主革命。可见竞图谋不轨，在在确有证据，此次正法并无冤枉。” 还通过报纸及在通衢大道大张贴数千张告示等方式，全文公布秋瑾与浙案的“罪证”，藉以安定人心，平息沸沸扬扬的物议。事发当时的上海各报也有许多与皖浙案直接关联的“匪乱”新闻和官员们禀报“剿匪”的奏折：“此次金郡匪徒头目、首要多系文武生员，冒穿学堂体操黑衣，缀有汉字为号；竟有革命党潜入其中，为之主持。其党羽众多，蔓延台、严、处及绍兴等府，约期起事。幸扑灭迅速，否则不堪设想。” 金华武义县会同沈统领通禀平匪文不仅一再强调“迭获匪类多名，先后军前正法”，还提到“刘耀勋供认，待学生齐集，再纠合绍兴学堂之缙云人赵宏甫，即赵卓斋图起事。” 编辑在“绍兴学堂”四字下加了重点号，显然有所指。吊诡的是，时人一方面肯定、赞扬官方剿匪“胜利”，另一方面则彻底否认省、府有关浙案文件的真实性，全然不信官宦眷属、自幼缠足的弱女子秋瑾，会与这些“土匪”有什么牵连；异口同声地斥责政府妄杀秋女士，制造冤狱。其言论之大胆尖锐，抨击之猛烈直白，远超出今人的想象和臆测。时报接连发表浙抚安民告示驳议、浙抚电奏驳议论等社论，义正词严地否定弱女子有革命能力，申报接连刊载论绍兴冤狱、驳浙吏对于秋瑾之批谕等文章，逐条驳斥父母官的辩解，江苏教育总会分别致函苏抚及浙省议长、议绅，强调“庶政公诸舆论”，“凡诸陈说，非为一人，为全体也；非为浙江，为天下也。” 社会人士也纷纷投书报刊，逐条驳斥官方指控的秋瑾罪状。 留日女学生致函时报，亦坚决否认秋瑾与革命、与会党有关联。 其表达形式虽有义正词严、嬉笑怒骂、讥讽诙谐的差别，但正如时人所说：“上海各报，平昔宗旨每每不能齐一，而独对此案，则指斥之论如出一辙，此亦足见公是公非之所在矣！”所收“安徽旅沪学界同人论浙狱公启”，字句有误。）渐次问世的史学、文学着述，依旧“冤声”不断，古越赢宗季女六月霜传奇，哀民轩亭恨，悲秋散人秋海棠杂剧，等等。详见拙稿冤哉，秋瑾女士的相关分析。）。可见，在“反清革命”必定杀头，至少也是受尽酷刑、终身监禁的年代，“秋瑾是否是革命党的问题”绝非“已不重要”，这不仅是民间舆论竭力为“弱女子”秋瑾辩护、痛斥官府制造“冤案”的关键点，也是清政府不能以“鼓吹、同情革命”的理由荡平报馆，关押主笔、报人乃至投稿者的原因之一。吴芝瑛为秋瑾营葬，遭御史指名弹劾，差点系狱，即为一例。当然，也有人对诸多报刊“误解”秋瑾、连篇累牍为之呼冤的现象深表不满。敬告为秋女士呼冤者是当时文论中少有的直认秋瑾“革命”，并以之向否定秋瑾革命的“民间舆论”辩驳者。其首句即言：“女士之死，海内冤之。哭以诗者有人，吊以文者有人，传其遗事者有人，刊其着述者有人；知其冤而对浙中大吏笔伐口诛者有人，问其冤而向浙中士绅致函诘责者有人。呜呼，此遂足以对我同胞之秋女士而无愧乎？”“今日秋女士之狱宜截为二。夫女士之主张革命，固不能为女士讳，而亦不必为女士讳也。今国家虽预备立宪，而新律未编，女士果起革命军矣，固不能如文明国处以国事犯相当之罪，势必难逃一死；若革命未见实行，罪名未凶见宣布，而遽以秋雨秋风七字定谳，则是官吏蔑视法律，鱼肉我同胞。故今日之争，不必问秋女士之革命真与不真，但当问官吏之杀我同胞当与不当。女士当杀，杀之宜矣；乃杀之而于法律未当，是不啻杀我无罪之同胞矣！” 可以说，该文超越了冤与不冤的表相，将问题提到更高、更深的层面法治与政府守法的普遍原则，这正是立宪、宪政的本质！百年后读来，仍是铿锵有力。明夷女史敬告女界同胞强调秋瑾之死对国家、民族、女界的意义：“以国民之权利、民族之思想，牺牲其性命而为民流血者，求之吾国四千年之女界，秋瑾殆为第一人焉。则秋瑾之死，为历史上放光明者，良非浅尠。盖秋瑾之革命虽未见实行，而政府杀之也以革命故，则秋瑾即非革命党而亦不得不革命。是不啻杀一秋瑾而适以生千百秋瑾，秋瑾虽死犹生。”远在海外的革命同志对国内众口一词为秋瑾鸣冤的现象更是不满，直言不讳地表彰：“瑾之志固在革命”，“遂集同志于浙江，欲举大事”；“其所昌革命，则种族革命也，不得以男女革命相饰”；秋瑾之死，将“激发数千百人之革命”，其作用伟哉！革命乃天经地义的神圣事业，秋瑾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国内报刊曲意回护，“以非革命诬瑾”，使其革命事迹“湮没不传”，适成“瑾之大冤”、“秋瑾之奇冤”。这几篇文章同样刊登于申报、时报以及今日可以查阅的革命刊物上，虽然在铺天盖地为秋瑾呼冤的论着中属凤毛麟角，但视角、眼界、胸怀都远高于一般人，反对“舆论”扭曲秋瑾后再为其呼冤的状况。1930年代叶颂清仍批评陈去病的鉴湖女侠秋瑾传“隐约其辞”，“曰屈杀、曰锋芒未敛，失先烈意矣”。以百年后的后见之明，我们知晓20世纪中国与世界天翻地覆、波谲云诡的一系列变幻，知道秋瑾是“种族革命”的勇士，并为此牺牲；大通学堂及秋瑾家中也确实藏有为反清起义准备的枪弹文件，前者已被查抄，作为“罪证”；后者搜查时“侥天之幸，均未败露”；知道皖浙案之后仅仅四年，清王朝垮台，民国肇兴，反清成为“革命义举”，秋瑾以及所有因反清而遭关押、判刑、处死者被平反，尊之为“志士”、“先烈”、“烈士”。随着故宫、浙江省、绍兴府中相关档案以及秋瑾亲属、同志、友人记述其生平、事迹、英勇就义的各类回忆、纪念诗文陆续面世，研究皖浙起事以及徐锡麟、秋瑾生平与思想的资料愈益增多，各种辛亥革命史及有关皖浙案的专题论文、传记、史着等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近几年，学者们开掘、利用了事发当时的报刊资料，借鉴其它学科的理论、方法，从女性、女权、性别等视角，进一步拓展了皖浙案、尤其是秋瑾研究的深广度。这与百年前革命党处于秘密状态、大量情况不为社会了解，以及在朝廷淫威下报刊主笔、文论作者不得不掐着喉咙说话的状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实事求是地看1907年的浙案，逐字逐句将辛亥革命后陆续公布的各类公私档案与报纸刊布的官方文件等。再：朱馥生先生张公饬斩秋瑾全案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一文介绍并考订了浙江省图书馆发现的题为张公饬斩秋瑾全案的报纸剪贴簿的内容。朱先生的论说有其意义，但考证、推理过程却有诸多漏洞和错误。笔者另文商榷。） 核对，除个别无碍文意的字词外，基本一致，不得不承认，张曾、贵福等官吏所说的案件概况及刊布的文件基本属实，清政府说的是“真话”。今日史书所描述的1907年徐锡麟、秋瑾联系武义、金华会党，发动皖浙起义，徐锡麟刺恩铭、大通学堂被抄、秋瑾就义等事件经过，亦未出此范围。显然，事发当时的民间舆论反倒是“误读”、“误解”了秋瑾。在腥风血雨、斧钺牢狱的威逼下，报馆主笔、记者、地方士绅、秋瑾友朋绝不匍匐在地，卖友求荣，而是不屈不挠地为秋瑾辩驳，指名道姓地抨击官员和政府；虽连坐明确为法定刑，仍大义凛然，以身家性命保秋氏家族，其精神、其人格、其勇气，与日月同光，可敬可佩，亦永远令后人景仰尊重。但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在肯定上述前提时，还应揭示、探究、分析事发当时的“民间舆论”报刊、报人，投稿者，乃至秋瑾挚友吴芝瑛、徐自华，为什么不仅不相信清政府的“真话”，反而义正词严地以南辕北辙的“误读”“误解”抨击清政府，为弱女子秋瑾辩护；除了清政府威望丧失殆尽，即便讲“真话”也无人相信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时人为秋瑾辩驳的主题是什么？从这些“误读”、“误解”中又能看到晚清社会的哪些特点和变化。李先生提出一个非常有见地的论点和问题：“秋瑾案的实质本是革命事件，但反映立宪派声音的江浙民间舆论却同情秋瑾，而攻击清朝官府，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立宪派与清政府及革命派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但他的先在“预设”却遮蔽了问题的关键和前提：“反映立宪派声音的江浙民间舆论”究竟是在知道秋瑾革命的情况下“同情秋瑾而攻击清朝官府”，还是在否定秋瑾是革命党、此案是冤案的情况下“攻击清朝官府”？若是前者，他们的信息渠道是什么？当“反清革命”尽人皆知时，清政府还能坐视不管，听之任之吗？若是后者，民间舆论为什么会“误读”？“误读”了什么？对秋瑾战友批评报刊言论“失先烈意”的论说也视而不见，完全忽略“民间舆论”也有另一种声音。互动第二节大段引用论绍兴冤狱、驳浙吏对于秋瑾之批谕、浙抚安民告示驳议等史料，对民间舆论驳斥的基础秋瑾是弱女子、完全没有能力革命等关键处一笔带过，突显并再三强调：“据各报披露，秋瑾被害一案并无确实的口供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这是民间舆论敢于大胆攻击官府的要害之处”；“舆论还揭露，浙省大吏为了证实秋瑾罪案，便肆意捏造罗织罪证”；“民间舆论对于浙江官府制造的秋瑾案，从证据到性质，都进行了根本的否定：一方面认为秋瑾是一个学界爱国新女性，另一方面认为浙江官府关于秋瑾案的各种证据都是凭空捏造的诬陷之词，因而得出秋瑾案是一桩典型冤案的结论。” 引用敬告女界同胞、敬告为秋女士呼冤者时，则略去或消解原作者在承认秋瑾革命的前提下为之辩的基点，强调“秋瑾是否属革命党已不重要”，突显“秋瑾是一位女性，这一点是她获得舆论同情甚至赞美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将上述两种相互矛盾、甚至对立的观点一锅煮，完全扭曲了作者的本意。且无论是正文还是注释，都没有说明、更没有分析“据各报披露”、“舆论还揭露”、“浙省大吏为了证实秋瑾罪案，便肆意捏造罗织罪证”、“浙江官府关于秋瑾案的各种证据都是凭空捏造的诬陷之词”等内容是否属实；秋瑾案是否是浙江官府“制造”的、是否有供有证；抑或包括中国近代史资料辛亥革命刊布的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陶成章浙案记略相关记载、秋瑾革命军制。秋瑾女儿王灿芝编秋瑾女侠遗集时改题革命军制论。） 及反清文稿、程毅口供等，都是贵福、张曾伪造的？秋瑾的确没有革命，此案确实是冤案？在没有研究民间舆论为什么不相信官方的真话，是否收到了“官府的要害之处”，或者“官府的要害之处”说究竟是什么等关键问题时，便匆忙得出“这对于在标榜预备立宪的清政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击”，“对此，浙江官府表现得处处被动，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浙江官府在秋瑾案上处处受到民间舆论的攻击，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舆论之所以能够大胆攻击官府，是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已经公开标榜预备立宪” 等的结论。看似高扬正义，实为荒唐。在双方的论辩、“互动”中，一方不按规则出牌，或者故意违规，抹杀事实，另一方自然无法应对。虽然清政府不值得同情，但严肃的研究者在指出这种现象后，应研究、分析其背后的因素，而不能以这种不明真相、甚至故意胡搅蛮缠的表象为依据，做出结论。当史实与论说出现差距，无法调和二者的内在矛盾时，或断章取义，拣选论点所需的史料；或游移于正说和反说之间，既肯定秋瑾是反清革命党、高扬其革命精神，猛烈抨击清政府杀害革命党的罪恶；又以民间的误读为基础，评判清政府与民间舆论的互动，彰显“民间舆论在否认秋瑾的革命者身份的同时，严厉痛斥了浙江官府残害秋瑾、镇压革命的暴行”，“民间舆论从立宪的角度攻击官府，正刺到清政府的痛处，可谓击中要害” 的正义大胆；贬斥“日暮途穷的清政府”以及大小官吏“处境尴尬而难以应对”、“表现得处处被动，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穷于应付，狼狈不堪”、“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的无奈无能。进而彻底消解问题：“在这里，秋瑾是否属革命党的问题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秋瑾是当代爱国新女性的代表人物”；“在此民间舆论的立足点已经超越秋瑾革命与否的界限，而充分关注了宪政题中应有之义的法制问题。”史实并非如此。如前所述，不仅秋瑾“革命与否”是清政府和民间舆论共守的底线，即便今日欧美国家，以暴力推翻现政府的行为也是要判终身监禁甚至死刑的重罪，专制暴政下的民间舆论若能公开褒扬反清革命者秋瑾，为其被杀鸣冤，报刊的基本立场明显支持革命和革命党人，反对清王朝；朝廷也有如此雅量，容忍其存在，显然，革命党人再不必流亡海外，办在海外的革命报刊也都可以迁回国内了。其次，倘若民间舆论在“否认秋瑾的革命者身份”、认定“浙江官府关于秋瑾案的各种证据都是凭空捏造的诬陷之词，因而得出秋瑾案是一桩典型冤案的结论”的同时，又“严厉痛斥了浙江官府残害秋瑾、镇压革命的暴行”，该“痛斥”岂非是向风车作战？其三，如果说江浙民间舆论的确“坚持以立宪精神做思想武器，抨击浙江官府处理秋瑾案的种种作为”，“反映立宪派尤其是江浙立宪派的声音”，何以解释遭报刊点名斥责的告密者胡道南、汤寿潜、袁翼等人都是新派，都是晚清改革、宪政的倡导者和积极参与者。胡、袁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或任山阴劝学所总董，或为绍郡中学堂监督。在浙江绅学界联名请求保释在押的徐锡麟父亲时，胡道南、袁翼皆在其列； 秋瑾案发，张曾派军队查抄绍兴同仁学堂，二十四位绅士“电禀抚宪”抗议，胡道南是领衔者，袁翼也名列其中。 汤寿潜是“东南互保”的首倡者，创办实业，革新教育，修建铁路，力主改革，与张謇同为江浙地区着名绅士和立宪派首领，其危言名躁一时；浙路风潮中是保路派的灵魂，社会声望也进一步提升，成为许多人心中“为国为民不惜以身殉路的英雄”。 但在秋瑾案中，据说张曾，曾找汤寿潜了解情况，汤“其实并不知道秋瑾搞革命的事，只认为秋瑾经常穿了日本学生装，骑了马在街上跑，太随便，不正派，因此说了一句这个女人死有余辜”；促使浙抚下决心，为此遭秋瑾战友的口诛笔伐，甚至一度成为暗杀的目标。显然，汤氏的这两种形象是截然对立的。不仅汤寿潜，事发当时，除报刊主笔、记者及部分秋瑾友人大声疾呼外，绝大多数鼓吹、参与立宪的江浙士绅都缄默无言，以至仗义执言的“舆论”不仅因为官吏制造冤案、滥杀无辜而抗议，也一再因为这些鼓吹立宪的士绅不仅不为秋瑾案抗辩、甚至参与制造冤案而长叹不已；指斥畏葸冷漠的绅商学界何以符合立宪国民之资格。“绍兴残杀之惨剧，起于贵守，成于张抚。欺罔天威，草菅民命，肆无忌惮，虚无荒谬，闻者发指。而上自朝廷，下逮全浙之父老绅民，莫肯有一言发其疑问者。呜呼，立宪国之人命乃更贱于专制国耶？”“方今预备立宪时代，至非常之祸见，黑焰熏天，山河异色，霜锋倏至、生命摧残之际，犹不知挺身救难、据理力争者，若是者，尚可以士绅自居乎？” “中国为素有文教之国，且今当预备立宪之时，人民生命财产之自由权，断不容非法定之裁判官妄逞其威权而加以侵害；又以去秋朝旨，明许庶政公诸舆论。今浙省士绅对于绍郡惨毒之案，其贤者畏葸缄口，事前既无正理之抗争，事后又无纠弹之举动；其不肖者甚至乘机告密，尽力赞助，藉以泄私忿而释嫌疑。故核实以言，惟浙省士绅不知力争权利，而后浙省官吏始敢纵恣为恶。”“夫秋瑾之死不足惜，而当在预备立宪之时代，竟听一班昏墨官吏之作威作福，而政府不派大员为之调查，以败坏预备立宪之基础，为足惜；秋瑾之死无足异，而当在预备立宪之时代，竟听一班昏墨官吏之作威作福，而地方之绅商学界竟不发一言，以讼其诬，致败坏预备立宪之基础，为足异。”“忧时子”为家乡绅商学界人士、尤其是久负盛名的“绍兴师爷”袖手旁观，无一人公开上法庭为秋瑾女士讼冤昭雪而痛心疾首：“我绍郡惨杀秋女士一案，为数千年来所未有之创闻，全球之人莫不知其冤，抑万口同声，神人共愤。我郡绅商学界之外，尤多读律诸君，乃竟无一人出而讼冤、为女士昭雪地步。呜呼！当此预备立宪时代，以一郡之大，致无一人有自治独立之资格，自甘任人唾骂，贻笑全球，又安望其担负立宪之责任哉。” 侠骨义胆的吴芝瑛也对江浙士绅陷害、秋瑾家属胆怯避祸，不为烈士伸冤而深为感慨。不难看出，此处各位也以“预备立宪”、“自治独立”说事，但所“呜呼”、所感叹、所愤慨的却是日日讲立宪却在秋瑾案中噤若寒蝉、“无所表见，不发一言”，甚至助纣为虐的江浙士绅；他们的不作为是冤狱成立的原因之一，故而“浙抚与浙绅之罪状又何以异”！显然，这是士绅内部的分裂，而不是“预备立宪之初立宪派与清政府之间便已时显貌合神离之象”； 由此也可看出，“上海主要媒体申报、时报等报刊言论”并不完全如李先生所定义的那样“反映江浙民间社会舆论”。排除占人口一大半的文盲与半文盲，“报刊言论”对秋瑾案的评说，可能也只表达部分“江浙立宪派”的观点，多数士绅缄默无言。这种看似分裂的行为方式与判断准则在本质上是统一的、非政治的，即性别与社会角色必须匹配。在纲常伦理、三从四德笼罩一切的时代，男人坚强勇毅，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并积极参与国家立宪、改革等大事；女人以家庭为中心，相夫教子，贞洁娴雅，柔婉温顺；恪守笑不露齿、行不动裙、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范”；宋以后的缠足，更将以柔弱为美的审美观推到极致，也进一步将女性束缚于家庭。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