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面临的困境.doc

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面临的困境222020年5月29日文档仅供参考n 更多资料请访问.(.)更多企业学院:./Shop/183套讲座+89700份资料./Shop/40.shtml49套讲座+16388份资料./Shop/38.shtml46套讲座+6020份资料./Shop/39.shtml46套讲座./Shop/41.shtml56套讲座+27123份资料./Shop/44.shtml77套讲座+ 324份资料./Shop/49.shtml67套讲座+ 8720份资料./Shop/42.shtml52套讲座+ 13920份资料./Shop/43.shtml53套讲座+ 17945份资料./Shop/45.shtml56套讲座+ 14350份资料./Shop/46.shtml72套讲座+ 4879份资料./Shop/47.shtml欧亚六国养老保险名义账户制对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移接续(全国统筹)的适用性分析许志军 09级劳动与社会保障摘要:从 1995 年以来,欧亚六国(瑞典、意大利、拉托维亚、波兰、蒙古和吉尔吉斯坦)大胆地引入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之后,基本上完成了从现收现付制向名义账户制的平稳过渡,克服了转型成本的难题;几年来的实际运行证明,这个崭新的社会保障模式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并很可能成为其它现收现付制国家转型的一个重要”替代模式”。当前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庞大、老龄化加速,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提出了可强携带性和高投资收益并存的挑战。根据中国国情具体需求设计一种混合型(缴费确定和待遇确定型)养老金计划,将成为今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方向。关键词:养老保险 名义账户 统筹基金转接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面临的困境(一)”未富先老”,要求养老基金实现高投资收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走向开放型的市场经济,劳动力资源开始自由流动,在全国范围内配置。这就要求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中积累基金具有较好的可携带性。同时,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加快。根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制定的标准,当一国人日, 60 岁(含) 以上的人日比例达到10% 时, 便意味该国家步人老龄化社会行列。按此标准, 中国十年前便已经进人老年型国家。 , 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中国60 岁(含)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 .3亿人, 占总人口的10 .46 %。经过十年发展(截至 年底) , 这两个数字分别增长至1.6 7 亿人, 占总人日的12 .5%。特别近一两年, 中国老龄化进人快速发展阶段,老年人日将年均增加80 万人至90 万人。预计到2020 年, 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 .48亿, 老龄化水平达到17% ,而到2050 年,中国将进人重度老龄化阶段, 届时, 中国人每二个人中, 便有一个老人。同时,人均寿命低于发达国家的现状使社会化养老的推行面临”未富先老”的困局。(二)大规模、高频率人口流动要求养老基金可携带性强。清华大学教授毛其智在最新发布的中指出, 中国流动人口达2.21亿人。如果中国人口流动迁移政策没有大的变化,到2050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可达3.5亿人左右。 毛其智认为,在未来二三十年,国内的流动迁移人口还将保持2亿3亿人的规模,其分布、结构、素质的复杂变化,对国家战略规划、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了严峻挑战。国家开展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十年间,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一致而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了1.1亿,增长超过81%;居住在城镇的人口超过6亿人,占总人口比重49.68%,城镇人口比重比 普查时上升13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人口比重上升2.41个百分点,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比重都在下降,特别是西部地区降幅最大。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随着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和经济快速发展,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概念解释:NDC、FDC、NDB、FDB1名义账户制/名义缴费确定型(NDC:Notional Defined Contribution,又译Non-financial Defined Contribution)名义账户制就是把社保账户变成一个银行账户,有清楚的个人缴费记录,将现在个人缴纳的工资的8和企业配比的20全都记入个人账户。可是,正如银行将吸纳的存款贷给哪家企业与储户无关一样,国家做不做实账户也与个人无关,只需保证个人退休后能按时足额拿到养老金。 名义缴费确定型模式或称名义账户制,它既有某些待遇确定型现收现付制的特征,又有缴费确定型积累制的某些特征,因此,名义账户制既可被称为缴费确定型的现收现付制模式,也能够被认为是待遇确定型现收现付制的某种变型,从本质上讲,是现收现付制与积累制、待遇确定型与缴费确定型的混合模式,即DCDB=NDC。2实账缴费确定型/实账积累制(FDC:Financial Defined Contribution)实账积累制是经过建立养老保险账户的方式,由企业和职工定期按一定比例缴纳保险费,职工退休时的养老金计划水平取决于资金积累规模及其投资收入。FDC模式下,投资决策由劳动者个人或就业单位设计,这就减少了国家集中操作积累基金的运营成本。独立的个人积累基金也给劳动者一种实际的占有权和安全感,同时,实账积累的基金也具有很强的可移动性,劳动者能够在不同工作不同地区之间自由转移自己的养老基金。这种制度安排实际上是最一般的基金积累制。3名义待遇确定型(NDB:Notional Defined Benefit/Non-financial Defined Benefit)名义待遇确定型一般指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建立养老金计划的模式,又称企业年金计划或补充养老保险计划(Enterprise Annuity/Supplementary Pension)。虽然这种养老计划由企业出资承担,无需为劳动者设立个人账户,可是企业自主的内部养老基金依然存在明显的基金积累制痕迹(DC):第一,从融资的方式来看,”名义账户”制是建立在现收现付制的基础之上,即社会缴费直接用于支付当前的退休者,但它又不同于传统的DB 型的现收现付制,因为”名义账户”制度建立的个人账户只是”名义上”和”模拟的”,不是真正意义上即”资本化”的积累制,能够说事实上它是”非积累制”;这种”名义账户”制的账户系统仅仅是一种”记账”的管理方式,而不需实际存入缴费。第二,从养老金给付的条件和规则来看,虽然个人账户中的资产是”名义”性质的,但在退休时却变得具有真正的实际意义,成为记发标准的根本原则,退休金的给付标准严格按”DC 型积累制”规则运行,就是说,在领取养老金的时候个人账户中的”名义资产”即刻便被年金化了。在此制度下,劳动者的养老负担由企业承担,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政府财政压力,由就业单位本身负责投资运作的养老基金计划,也分散了政府运作的风险。这是一种使企业年金(补充养老保险)为主要支撑的养老保险计划。4实账待遇确定型/积累制待遇确定型(FDB:Financial Defined Benefit)实账待遇确定型是指政府财政或用人单位依据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工作期限和年龄而不是养老基金的投资回报水平来承诺在劳动者退休后定期给予养老金的计划 。这种计划也是最传统的现收现付制模式,具有最强的可携带性,不会影响劳动者职业和地区间转接(PAYG:Pay As You Go),其资金来源一般是政府税收或在职劳动者缴纳的未来养老金。以上四种养老保险基金计划,各自的可携带性(Portability)不尽相同,如下图:适用性分析1,在上述四种计划中,虽然FDB模式的可携带性很强,但这种制度安排的也存在严重的缺陷。(以上世纪40-90年代中期的瑞典为例)二战之前,瑞典社会保障体系已经经历了一系列改革,但针对养老保险体制的改革并不明显。20世纪60年代末后, 瑞典养老金制度又进行了其它一些改革,1969年, 瑞典开始实行一种特殊的补充养老金, 这种特殊补充养老金主要是针对没有领取补充养老金或者领取较低标准的补充养老金者。1973年以后, 瑞典将退休年龄降低到65 岁, 到70 年代, 瑞典的养老金制度逐渐完善起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 瑞典养老金筹资模式一直实行现收现付型模式。其基本原则是以支定收, 根据短期养老津贴支付需要, 确定养老基金数额和缴费标准, 在现收现付型模式下, 瑞典养老基金来源的基本特点是代际缴费, 同时, 瑞典养老金津贴模式是确定给付型模式, 这种模式强调养老金待遇与工作相联系,只有参加养老金制度并达到该制度所规定的最低工作年限者才有资格领取养老金, 养老金津贴按照养老金计划参加者退休前的平均工资水平及其缴费资格年限确定。当时瑞典的养老保险体制面临的问题有:1日趋严重的经济增长放缓与公共养老金支出快速扩张的矛盾自1973年以来,瑞典的经济增长速度显著下降。1960年到1965年,平均增长率为5.7%,1965年到1970年,增长率为3.8%,1973年到1979年是1.9%,1985年到1990年是2%,1990年到1995为1.2%。然而, 在这段时间里,随着老龄化加速,福利支出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社会保障支出于1965年占GDP的7%。1981年到1990年,社会保险和福利支出占普及率达到46.1%,从1991年到1995年,占50.1%。瑞典的疲软的经济增长和扩大公众养老金支出导致了政府的巨大的财政赤字。据统计,中央政府1950年的财政赤字是31亿瑞典克朗, 1970年增加到约32.3亿克朗,1981年甚至达到了662.7亿瑞典克朗,31年内增加了212.8倍。财政赤字赤字占GDP的比重从1950年的3%上升至1970年的7%,1982年最终达到13%。到80年代晚期,这一比重已经被维持在5%左右。瑞典的公共养老基金面临着困境,这也逐渐增加了政府的负担。2 逐渐提高的退休年龄和不断上升失业率在理论上,法定领取养老金年龄、养老金替代率和工资所得税率、贡献率会影响人们的实际退休年龄。瑞典养老金替代率仅次于日本和法国。她们的工资所得税税率很高,几乎占了工资的一半。这些因素促使瑞典人容易倾向于较早退休。据统计, 瑞典的年龄在1950年为66.8, 1960年66.0,1970年65.3, 1980年64.6,1990年 63.9,1995年63.8。其中男性下降了2.7年,女性为1.3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瑞典的养老金制度基本方针和政策目标是, 改变过去实行的现收现付型养老金筹集模式, 逐步转变为现收现付型与部分积累型相结合的养老金筹集模式, 与此相应, 改变过去实行的确定给付型养老金津贴模式, 逐步实行确定缴费型养老金津贴模式。9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的”名义个人账户”就是实现这种转变的关键性改革措施。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人民生活状况有了极大改进,可是走瑞典当年的福利国家道路是不切实际的。这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第一,瑞典的人均GDP都达到了几万美元,这些国家经历了上百年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几百年对殖民地的掠夺,而中国打破”全民福利”的”大锅饭”制度才几十年,才刚刚跨过人均GDP1000美元的门槛。第二,高福利未必完全等于社会和谐。例如,近年来在法国,社会骚乱和”青年恐慌”几乎年年发生,甚至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而与其福利支出大致相当的邻居德国却没有发生同样的情况。因此,福利模式的选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三,福利制度属二次分配,是体现社会公平的一个手段,可是,福利制度不能解决一次分配的全部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还在于一次分配,要建立一个科学、公正的一次分配制度。否则,二次分配动作太大会扭曲劳动力市场,产生负激励作用。第四,尽管近几年中国财政收入形势喜人,但从动态上看,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永远维持这样一个高增长态势。当若干年之后经济进入稳定发展状态时,就会保持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财政上的任何增收在13亿人口面前,只要用除法一除,也显然无法跟发达国家去”看齐”了。第五,财政收入的可持续性也是一个问题。当前中国财政收入的来源结构,还不够合理、不具有可持续性。2,FDC基金积累模式是开创的最早的养老金计划。1889年德国实施的规定了最早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项制度在逐渐演进为FDC的基金积累模式后依然有良好的借鉴意义,当前最典型的FDC养老模式国家是智利。智利模式是当前发展中国家养老保险制度建设较为成功的案例,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智利在建设养老保险制度中取得了收益率较高、促进资本市场的发育和减轻企业及政府的负担的成就,却也遗留了较为严重的弊端, 在中国的养老制度建设中仍需要应对社会实际,加强预防。(1) 缺乏社会互济的功能由于养老金实行的是完全个人账户制,且完全按照个人工资收入的一定比率全部由个人缴纳,自己缴费自己花,既不存在代内的再分配,也不存在代际之间的再分配,仅仅发挥着保证最低养老金的作用。这种方式强化了储蓄功能及资本化运作,却弱化了职工之间的再分配功能,不但有违社会保障共济性的初衷,而且延续了在职时的工资差别。再加上政策鼓励多缴多得,导致高收入者尽可能多交,而低收入者少交甚至不交,这种情况延续到退休后会使她们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不但能够”劫富济贫”,反而可能让”穷人更穷,富人更富”,因此,有人批评这是一种对高收入者的优惠政策。(2) 管理费用过高高额的管理费用一直是智利养老制度广受批评的主要原因之一。新制度规定,基金管理公司除了收取个人账户的10%以外,还要收取工资的3.5%作为佣金及伤残和遗属两项保险的费用,其中佣金是2%,两项保险为1.5%。 年行业佣金平均占缴费工资的比重为2.4,除去伤残和遗属两项保险费用后的净管理成本为工资的1.4,占养老金缴费总额的12-13左右,大大高于西方国家现收现付式公共养老保险体制l-3的管理成本。(3) 易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智利模式采取的是完全私有化,对资本市场的依赖度高,因此容易受到政府的管理治理能力、资本市场的波动、劳动市场和宏观经济的运行以及相关制度影响。对于社会保险基金是否能在一个较长的运营时间长期的增值保值,存在着许多难以预料的风险。特别是个人账户私营化管理是以回报率最大化为终极目标,因此投资项目风险大,当面临着诸如:政治环境不稳定、经济不稳定、通货膨胀、资本市场波动、以及其它不确定因素时,会对基金的资产价值产生不利影响。一旦情况无可挽回,公司将会宣布破产,不但损害受保者的权益,还会增加政府负担。(4) 基金市场高度集中形成垄断新制度改革初期,全国有12 家基金管理公司。由于基金投资的高回报率,吸引了很多的公司加入,到1992 年5 月,管理公司达到22 家。可是从1995 年开始,养老基金管理公司时有兼并,公司数量不断减少,到 年,只剩7 家,其中最大的三家拥有近70%的会员,可见这个市场已经被高度垄断了。(5) 普及有限这种模式虽然在改革初期吸引了大量的职工参与,人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可是到了90年代以后参保人数占职工的比例却在下降。据养老基金监管局的统计:1982 年参加个人账户缴费的职工为106 万,占职工总数的73.6%, 1990 年为264 万人,占职工总数的70.7%,而到了1991 年上述比例下降到68.5%,之后就连年下降,到 年,实际缴费人口只占劳动就业人口总量的55。3,NDC养老基金模式是DB和DC模式的混合NDC名义账户制的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实现了DB模式下低运行成本和DC模式下高收益的优势结合,预计具有良好的实践效果,许多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包括瑞典,中国都将以NDC名义账户制为改革方向。然而这一创造性的新设计还需要长时间的实践来验证效果,并根据本国国情具体对待制度本身的优缺点。 NDC模式的优点:1它是义务缴纳的,这样设计者能够选择和强制执行系统参数。例如,制度设计者能够选择一个较高的缴费率,以实现她想要达到的退休替代率:瑞典养老保险系统中的NDC部分有16%的强制缴费率,FDC部分有2.5%的强制缴费率。作为另一个例子,设计者也能够指定最低养老金水平。2它涉及到了各个代际间风险的分担,从而避免了其它的系统下代际之间的不平等包括瑞典几十年以前的养老系统把赤字转嫁到下一代。3运作成本低。无论规模多大的经济体都能够以瑞典为模型来说明这一问题:国家(经税务机关)收集养老保险费,而且经过中央结算中心(养老保险费管理局)进行结算。这种长期目标成本为的养老金总资产(PPM Assets)的0.17%,其中包含总资产0.04%的养老金监管费用,0.12%的FDC基金管理费用和0.01%的养老保险费缴纳手续费,明显低于典型的FDC模式的成本。4能够有效地获取信息。在典型的FDC基金积累制下,养老保险总基金能够为所有个人帐户提供收益、成本和风险控制等信息。NDC模式的缺点:1 NDC模式的建立需要整个国家所有劳动者参与,因而协调的达成意味着需要社会成员的高度一致。2养老保险总基金的国际化水平很低。实际上,瑞典NDC名义账户系统基金仅仅投资于一个单一的叫做”瑞典”的股份制企业。这意味着,至少在NDC名义账户部分,瑞典养老金完全依赖于瑞典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口发展趋势。国家都有破产的风险,更不用说个人对NDC名义账户基金的各项权利。3不能地解决国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短期的流动工作者可能因为碰巧遇到瑞典经济不景气而导致自己退休后的养老金给付率很低。4NDC名义账户基金的可携带性在某种程度上并比不上典型FDC基金积累制基金。两者之间的可携带性难以协调。5政府是养老产品和服务(例如养老年金)的强制提供者。它能否守信地保证提供服务时兼顾效率和公平而且保持养老保险条款的长期不变仍值得怀疑。从NDC名义账户模式的这些优缺点能够判断,这一制度安排对中国国情有很恰当的适应性。中国NDC模式的设计并不完全符合它的第一个优点,这是因中国的具体情况而做出的选择,但随着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推广,非义务缴纳的设计也能获得较高的缴费率。中国人口基数大,计划生育造成的代际人口差异极大,单纯的或成分较大的现收现付养老模式将给计划生育以来出生的80、90后年轻人群带来沉重的养老压力,NDC模式下这一问题将能得到较好的解决。NDC模式较低的运行成本,也使其对对处于改革转型中的中国有很大的吸引力。NDC模式能够为个人账户能够获得充分的投资信息,这将降低投资风险,有助于养老金增值保值。从缺点上看,NDC模式的不足之处在较大程度上恰好地吻合了中国的国情,因此对中国来说这也是它的优点。党领导一切的政治特征使中国国家政策具有高度统一性,强大的政府作用也使社会成员高度协调统一目标不难达到。相对于国内大规模流动人口,中国国际劳动力流动规模相当微小。这就决定了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主要集中在国内,因此NDC模式的这一缺点也不足以减少它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吸引力。另外,名义账户(社会统筹)与个人积累基金的可携带性矛盾属于制度设计的范围内的问题,并不涉及NDC模式对中国的适应性,能够由一系列制度安排加以解决。最后,中国无论从人口、国土还是经济规模上都是世界上的为数不多的大国,高财政收入和宏观调控能力的中央政府具备强有力的社会经济驾驭能力,也有能力建立信用度高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最重要的是,在NDC模式下,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面临的两大难题:高收益和高可携带性能够逐步得到良好的解决。NDC模式下,劳动者及用人单位都要承担养老保险费的缴纳,双方的缴纳比例是确定的。劳动者的养老保险基金账户由此分为两部分:个人账户部分和社会统筹(名义账户)部分。养老保险基金账户中社会统筹的部分能够做空,即名义账户,其部分资金以现收现付的形式部分转移给退休劳动者作养老金待遇,另外的部分则能够经过中央结算中心进行积累、投资,以实现养老金的市场收益。个人账户做实,以实现劳动者跨地区就业的自由转接积累。4,NDB模式能够近似地看做企业年金制的养老保险计划事实上,世界上跟没没有也难以有完全意义上的NDB名义待遇确定型养老保险计划。因为没有哪个国家的养老负担能够完全实现由企业承担,这一种模式仅代表一种理论范围。美国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企业年金规模迅速增长。1950年,美国年金计划的资产只占金融资产的3%,1984年增长为16.7%,1998年,美国退休金资产总额达到8.72万亿美元, 达到了10.89万亿美元。年金资产占GDP的比重从1970年的29.3%增长到1991年的66%。到当前为止,美国私有退休金计划占美国人退休之后总收入的比重达到40%(其余40%来自于社会保障,20%来自于个人储蓄和投资),是当前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比较近似于NDB模式的国家。养老金系统设计:美国是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企业年金市场。能够追溯到20世纪初的以税收为来源的私人退休金制度的悠久历史使美国成为最成熟的企业年金市场(没有之一)。 美国的退休资产达美元17.4万亿美元。美国人使用多种有税收优惠的投资工具,把分配给企业主承担的退休计划的大部分养老金资产(约65%)拿来进行投资。另有四分之一的退休金总资产投资在由企业雇主担保的随后转移到个人退休金账户的个人账户中。与传统的DB待遇确定型和企业年金制相比,DC缴费确定型计划和个人退休金账户制已经历了快速的增长。 ,这两项占退休金总资产的比重达52%。尽管事实是DB待遇确定型养老金总资产在过去的几年中有所增加,但这种由退休金总资产衡量的退休金资产正在减少。长期以来,美国养老基金资产中股票资产占有很高的比重,约为三分之二。由于对市场波动的高度敏感性,DC待遇确定型计划表现出严重的资金不足。据报告, ,不适当的基金制度造成的DB计划资金缺口已达4500亿美元。根据 养老金保护法案,DB待遇确定型养老金计划的新规定将在 以后被逐步采用。这些措施的使养老资产的衡量更接近市场水平,并缩短了补足养老金差额的分期还款期限。公共养老金美国国家养老金系统(官方名称:OASDI -养老,灾难幸存,和伤残保险计划)以现收现付制为运行基础,经过雇主和雇员缴纳的社会保障税(占84%),高收入社会保障受益人缴纳的所得税(占2%)和信托积累基金的投资收益(占14%)提供资金支撑。社会保障税由雇主及雇员平均分担, 的社保税额达到历史最高点的102,000美元,约占工资收入的12.4%。尽管养老基金投资收入超过规定总额后会被征税,缴费是永远免税的。捐款免税,虽然福利纳税的收入在退休以后如果超过一定金额。劳动者能够享受养老待遇的最低年龄是62岁,然而法定退休年龄一般在65到67岁之间,这取决于退休人员的出生年限。美国第一支柱DB待遇确定型基金的总置换率接近38.5%,表明国家养老金制度并不是特别慷慨。企业年金(ERISA)是1974年颁布的联邦法律,它限定了占大部分自愿为员工建立企业年金计划以提供补充养老保障的私营企业的最低标准。规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财务报告和财务状况披露参与和可行性资金信托责任管理和执行美国的养老金计划从整体上讲对中国企业补充养老体系的建设与健全有重大参考价值, 从具体计划上讲对中国商业养老保险的险种设计与经营也有很大的启发。养老金基金规模大, 有保值和增值的要求, 市场也呼唤保险公司能够提供一些比较灵活、简单明了、个人帐户能够转移、就长期而言有较高收益率的养老计划, 这些特点能够考虑和商业团体保险的结合。另外考虑到市场现行的多种含盖养老保障的险种, 在养老保险的设计中可考虑是否可不再一味地追求多重保障地综合功能, 是否可将养老与死亡、伤残、医疗等保障分开, 以降低保险成本, 吸引更多的保户,扩宽市场。再有可借鉴美国养老金计划中灵活的缴费方式:年缴、月缴或两者结合, 每次缴费额度能够是固定的, 也能够是变化的。美国的企业年金计划难以在中国建立有着客观的障碍:(一)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很难在短期内改变这是根本性的问题。金融危机爆发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及时出台社保费􀀂 五减四免 的政策, 积极帮助中小企业渡难关。在这种形势下, 规范中小企业的年金政策、降低中小企业加入年金计划的费用成本, 也是帮助中小企业应对危机的积极举措。不过,危机后中小企业连基本养老保险都无法按时缴纳, 补充养老保险就无从谈起,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央企把企业年金当成给员工的高福利待遇, 不时掷出年金大单。我们从中能够看出, 大型国企和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不同地位,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小企业发展年金的努力。希望政府改进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政策不是权益之计, 而是长远打算, 进行综合的配套改革, 使中小企业愿意建立企业年金, 也使企业年金成为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的有力武器, 在人才吸引、融资投资等方面都形成有效地渠道, 共同化解中国企业年金发展面临的难题。(二) 基本养老保险的高缴费率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在中国, 企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足额缴费, 是建立企业年金的条件之一。二者同时参加意味着企业的缴费水平占到工资总额的将近30%, 如果没有外来的强制手段和内部的激励机制, 大多中小企业是不会建立年金的, 即使少数企业有心建立也无力承担高缴费率。在养老保险的三大支柱中, 一般认为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达到40%至50%是可行的。而中国现在过度依赖基本养老保险, 高替代率由企业的高缴费率支撑, 许多企业无力再办补充养老保险, 企业年金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为了推动企业年金的发展, 减少基本养老保险的隐形债务, 应逐渐弱化第一支柱, 将缴费标准降低到让大多数中小企业能够承受的额度, 为做强企业年金创造条件。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降低后,政府可将有限的资金真正用于的弱势群体, 体现养老保险的公平和效率。缴费体系的调整能够从新一代的人口开始, 国家财政在养老保险上能够转换角色, 将老一代人的养老责任承担起来, 减轻企业责任, 推动养老保险往多支柱、多层次的方向发展。(三) 年金计划无法在中小企业中强制推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企业年金, 没有中小企业的参与和中小企业人员加入, 意味着劳动力中的大部分人员无法得到退休后较好的养老保障, 这不但关系到中国的年金市场能否做多做大的问题, 关系到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优化问题, 更涉及到真正创造财富的人能否有一个安全稳定老年生活的预期, 事关重大。对此, 应该推动中国企业年金向多元多样化方向发展,不能仅局限在垄断性行业和大型国企, 应向中小企业众多的竞争性行业发展, 向民营及外资企业推广。由于中国的企业年金是企业自愿选择的行为, 因此在没有法律强制的前提下, 仅靠企业的自觉行为, 很难推动企业年金的发展, 特别是在中国当前依然处在强资本、弱劳动的发展阶段, 收入分配对资本有利, 劳动收入分配的弱势地位在年金计划中也得到反映。没有员工、工会和社会的强大压力, 广大中小企业很难大规模地建立年金计划。总述:以上解释的四种养老保险模式中,FDB计划在中国国情下将会遭遇人口结构畸形,收入偏低的制约其建立的问题,况且之前最成功的现收现付待遇确定型的北欧国家也在逐步改革,变单一的FDB模式为混合型养老保险计划;FDC的典型基金积累制虽然可携带性强,可是它对市场波动反应很敏感,无法很好地分散养老金投资的风险,实行单一FDC模式的国家也在不断减少;NDB模式-美国企业年金计划,需要依赖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和广泛存在的收益较好的中小企业群体,其可携带性较差。除此之外,只有NDC模式能较为全面地适应和解决中国养老保险建设中面临的难题。参考文献: 郑秉文( ):,载”中国知网”,第8期 郑秉文( ):,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出版社。胡舒( ):,武汉科技大学,载”中国知网”David Blake( ):NDC v FDC: Pros, Cons and Replication,The Pensions Institute,Cass Business School City University,UK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Economics(June 6, ): Pay-As-You-Go Pensions,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Singapore Pension System Design,.pensionfundsonline.co.uk/countryprofiles/singapore.aspx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United States Pension System Design, .pensionfundsonline.co.uk/countryprofiles/usa.aspx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Labor: Retirement Plans, Benefits & Savings.dol.gov/dol/topic/retir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