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战略引入制度环境变量条件下的企业共同治理机制分析.doc

企业战略引入制度环境变量条件下的企业共同治理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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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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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鉴新经济社会学的分析框架, 引入制度环境变量条件下, 企业理论更加趋近经济生活的真实, 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机制也被赋予了新的原则。中国独特制度环境中的企业制度也将相应获得某些显著特征。
［关 键 词］共同治理 制度环境变量 嵌入性 中国企业
虽然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共同治理已成为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的普遍趋势, 但这并不等于世界各国的企业制度都必然会趋向于同一种模式。这是因为, 企业制度是”嵌入”［1］在制度环境当中的, 企业制度变迁不但遵循了效率追求的逻辑, 同时也是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这就是说在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假设前提下, 企业制度必然也是异质性的。据此, 能够对中国制度环境条件下的独特企业共同治理机制做某些前瞻性的思考。
一、 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一般原理
历史地考察发现, 在企业治理的角度, 企业制度安排经历了一个:
单边治理→双边治理→三边治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
的拓展过程。( 1) 所谓单边治理, 主要是就古典企业所遵循的物质资本逻辑而言, 个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是其典型代表, 企业契约中物质资本所有者对于雇佣工人的绝对优势和支配地位是其显著特征。( 2) 所谓双边治理, 是就企业作为物质资本与( 异质性) 人力资本的合约性质而言。人力资本职能开始从古典企业家当中分离出来而开始成为企业的重要制度性要素是其显著特征。( 3) 所谓三边治理, 主要是就企业”员工参与”亦即”同质性”人力资本拥有者参与企业的治理以及剩余的分享而言。”员工参与”的逻辑起点, 是企业员工对其自身人力资本的产权; ”员工参与”的现实状况, 取决于企业契约中其人力资本所决定的谈判实力。三边治理的显著特征, 是企业员工、 经理人员、 股东之间的博弈制衡关系。( 4) 所谓共同治理, 是就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企业的治理而言。共同治理已成为现代世界各国企业制度演进的共同趋势。
企业不同制度形式之间并非全然的纵向替代关系, 也大量并存于现代经济社会当中。结果, 在企业治理结构的争论中, 形成了以物质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委托代理理论和以利益相关者博弈均衡逻辑为核心的共同治理理论两种主要观点。一般来说, 在现代社会, 人力资本构成企业的制度性要素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纯粹的物质资本逻辑已经不能解释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另外, 事实上如科斯所说的, 影响她人损益的行为也可视为生产要素和权利［2］, 结果凡是能给企业带来损益或其行为受企业行为直接影响的行为人均有可能参与或影响企业契约、 企业所有权的分配进而企业制度的设定, 也就是说成为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因此, 单从理论逻辑上推断, 企业制度就是在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对企业所有权( 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 的合理配置; 进而, 企业治理也就应当是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共同治理。当然, 企业利益相关者也有”潜在”与”真实”之分［3］, 在一般情况下, 对企业投入了专用性资产的产权主体可视为企业的直接利益相关者, 而其它利益相关者角色如顾客、 其它企业等则具有一定的派生性质, 往往处于潜在状态。
现代企业理论把企业看作为一系列契约的联接, 其内在遵循的是博弈均衡的原则。这就是说: 企业制度安排的具体情况取决于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谈判实力对比格局; 企业的技术性特征、 以及企业生产要素各自的特性是决定利益相关者谈判实力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 从理论上说设计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必须遵循同权原则、 均占原则、 市场原则和边际调整原则。［4］所谓同权原则, 是说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均拥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 所谓均占原则, 是说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也都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 所谓市场原则, 是说企业制度的达成应该坚持经过谈判达成不应有不合理的人为干扰; 所谓边际调整原则, 则是就企业的再谈判机制和企业所有权的”状态依存性”而言。
二、 制度环境变量的引入及其对企业共同治理机制的影响
”共同治理”并不等于按照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对等的原则在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对企业产权进行”平等”的分配, 甚至也不等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企业治理权利都能够在现实当中得到实现。这是因为企业的技术特征以及生产要素的特性决定了企业利益相关者各自具有不同的谈判实力。可是, 考察各国的企业制度发现, 即使企业在技术特征和生产要素特性等方面几乎完全一致的情况下, 企业制度之间仍可能存在显著的差异。西方发达国家公司存在的两种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英美模式和大陆模式就是一个例证。这种现象如何解释?
有学者对美国、 日本等国的公司治理模式进行了历史比较制度分析［5］发现, 企业制度是效率追求和制度适应的统一。［6］这就是说, 企业制度不但仅是在效率追求逻辑下对自身内在因素的调整, 而且还要同外在的制度环境尽量达成高度的”契合”; 或者说企业制度不但是( 狭义) 效率原则的体现, 而且也是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由此能够推论, 在对企业制度进行价值判断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存在即合理”原则; 制度环境必然会给其中的企业制度打上自己独特的烙印, 而任何一种企业制度模式也只有在相应制度环境下才有意义而不可能具有普适性。由于技术特征和生产要素特性对企业制度的影响一般不以国别而不同, 而且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技术和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已经大大减弱了其在国家之间造成企业制度显著不同的可能, 因此能够说不同国家制度环境的”异质性”是形成多样化企业制度模式的真正根源。可见, 有必要拓宽视野引入外在制度环境变量的因素, 以使我们对企业制度的研究进而对企业共同治理机制的设计更加趋近真实。
尽管制度环境的异质性是企业制度多样化的真正根源, 但现代企业理论作为西方企业理论所原来固有的”一维性”色彩, 以及众多国家迷惑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经济绩效的眩目光环而对其制度安排的盲目追随, 却严重影响了经济理论对制度环境与企业制度安排之间的契合关系以及异质性制度环境条件下企业制度不同模式的关注和考察。经济学领域的这一缺陷, 被新经济社会学( The New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敏锐的感知并捕捉, 并运用”嵌入性”和”社会建构”理论对其进行了修正［7］。
新经济社会学认为, 从宏观方面看, 经济组织都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的, 经济制度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 从微观方面看, 现实的人都是带有历史和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可见, 如果说传统经济学主要遵循了个体主义的方?**的话, 那么新经济社会学则依据现实整合了整体主义的方法和个体主义的方法。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使企业研究更加逼近现实。
总体上, 新经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不但是必要的, 而且是可能的。新经济社会学首先提供了一个宏观制度背景的维度, 这正是对经济学自身所固有一维色彩的扬弃或有益补充; 其次, 修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 整合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和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理性”, 以”效用最大化”替代狭隘的”利益最大化”, 实现人的选择集或效用函数的多元化, 就能够对现实人的选择过程展开微观分析; 再次, 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平台上, 在对经济生活的分析中把社会性变量纳入进去, 就能够对现实的多样化制度安排作出合理解释。就是说, 与传统经济学出于个体主义的方****和对经济人的单维度界定而对制度创新的:
单维度经济人→唯一的博弈均衡→最优制度安排
的特定路径不同, 现实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路径事实上是:
多样化制度环境→不同经济人行为特征→多重均衡样式→多样化次优制度安排
这就是说, 给定不同社会制度演进路径和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区别, 经济主体之间交易的博弈可能会存在多个均衡点或者多重的均衡样式, 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制度安排, 而且虽然不一定臻至那种理想的最优效率的境界, 但在相应的制度环境下也都是最具有”适应性效率”[8]的, 也就是说特定情境下”次优选择”即是”最优选择”。
对于西方社会而言, 由于其制度变迁的自然演进性质, 也由于其许多国家都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文化渊源, 其制度创新过程一般不涉及”异质性”制度环境之间的碰撞和摩擦问题。因此, 虽然事实上其制度安排仅仅代表了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特定制度均衡样式, 其企业制度也仅仅意味着”企业制度特殊”, 但在其发达经济的眩目光环之下, 由其自身”致命的自负”以及后发国家的盲目崇拜, 却被不恰当地赋予了普适性和一般性的色彩。而对于许多后发转轨国家, 一方面其制度演进路径就与西方社会存在很大的不同, 因此其企业制度建设必然是一种”过程”的创新;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 是其制度环境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的差别, 与此适应, 企业制度创新也必然是一种”目标”的创新, 也就是说只可能有一种与特定制度环境高度契合的企业制度形式是最有效的, 而决不能把西方的某些经验和做法不加分析地拿来为我所用。事实上, 虽然后发国家企业制度建设对西方经验的借鉴不可避免, 可是引进来的制度安排要想真正有效发挥作用, 其一般也要经过一个特定的制度创新过程: 首先, 附着其上的那些与西方制度环境相适应的制度特征将被逐步剥离; 其次, 引进制度也必然会逐步打上本国特定制度环境的烙印从而逐步实现企业制度安排的”适应性效率”。
具体来说, 不同企业制度模式的宏观制度根源, 主要是经过对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博弈格局的影响来体现出来的。这也就是说, 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 企业的真实利益相关者及其谈判实力和博弈均衡状况会有显著的不同, 并进而体现在企业契约和企业制度安排当中。一个典型的案例, 是在东南亚一带普遍存在着的家族制企业。东南亚各国或地区的家族制企业与一般所说的家族制企业并不完全相同: 后者主要体现了一种纯粹的交易成本节约的逻辑, 世界任何地方的初创企业都可能会采用; 而前者则主要是一个文化地理上的概念, 其后潜藏着特殊文化背景的深层根源。这就是说, 在家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东南亚一带, 经济行为人所拥有的家族、 血缘关系以及忠诚、 信义、 情感这些特殊”人力资本”的”质”和”量”, 是判定其是否企业真实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标准, 也是决定其在企业利益相关者博弈格局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要因素, 并体现于企业契约、 企业制度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方方面面当中。这一逻辑也能够对其它的企业制度模式作出合理的解释。三、 中国制度背景下企业共同治理机制的若干特征
考虑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稳定性和文化传统的深远历史渊源, 中国企业的共同治理机制可能会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 社会主义的和谐竞争理念与企业利益相关者”共赢”的利益格局
同一般而言制度环境”决定”企业制度特殊的”消极”含义相比, 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建设应当内涵一种特定的”积极”意蕴。就是说, 居于后发转轨国家的位置, 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过程中, 我们应当也能够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政府主动的制度创新, 来尽量避免马克思所严厉批判过的, 那种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曾严重存在的种种紧张、 矛盾、 冲突所付出的巨额交易成本甚至由此造成的灾难, 比如说古典企业当中劳资双方之间的种种斗争现象, 而应当反过来主动地倡导一种和谐的理念, 经过相关的制度设置, 在中国现代企业当中形成一种各利益相关者共赢的利益格局。这是因为, 在传统经济学那里, 由于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私利, 因此”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 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冲突所造成的结果, 不是普遍的肯定, 而是普遍的否定”［9］。这种自斯密以来逐渐形成的”竞争”的经济学体系, 在较大程度上包含着霍布斯所谓”个人永远处于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之中”的悲观主义理念。而事实上, 不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之间的”合作”同”竞争”同样的广泛, 而且由于合作是人们之间展开可持续性竞争的普遍基本框架, ”合作”更加符合人类的终极价值追求。［10］
第二, 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与企业治理的”劳动者参与”
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对中国企业制度将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虽然中国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 基本经济制度还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个人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对生产条件的社会的直接的结合, 劳动还是人谋生的手段, 而不是人生存的第一需要, 可是, 毕竟中国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的, 在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现阶段, 企业制度即使不能臻至劳动者主导的理想境界, 也必然会因由公有制主导的基本经济制度, 在相当程度上关心劳动者的诉求、 关照劳动者的命运、 关注劳动者的地位, 从而促进劳动者对企业治理的参与, 形成”劳动者参与”的鲜明企业制度特色。
第三, 中国文化传统与企业制度的家族色彩
家文化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突出特征, 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积淀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环境对嵌入其中的经济行为人进而企业制度都产生着重大影响。一方面, 在不同制度框架下活动着的经济人其选择集是不同, 对于侵淫家文化传统几千年的中国人来说其选择集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就是信任、 忠诚、 情义, 或者说是家族范围内部的利她主义世界观, 这是一种内化了的精神效用; 另一方面, 嵌入家文化非正式制度之中的企业, 其经济行为人所拥有的家族关系, 以及所拥有的信任、 忠诚、 情义这样一种特殊人力资本的质和量, 是企业据以判定自身真实利益相关者的一条重要标准, 也是一种据以分配物质资源、 经济利益和企业剩余的重要标准, 由此成为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谈判格局和博弈均衡格局的决定性因素, 使企业治理打上鲜明的家族烙印。显然, 这种意义上的家族企业和一般所理解的在企业发展初期阶段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而采取的家族式管理具有本质的不同, 也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可否认, 家族式企业治理方式在成功地避免企业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 节约交易成本、 提高企业绩效等方面的同时, 也存在不少内生性的制度缺陷。可是, 这只是说明我们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对既有的家族制度进行创新以提高其”适应性”, 而决不意味着我们对家族式企业制度模式的有效性视而不见甚至否定。我们认为, 从总体上讲, 在正处于新旧制度转型期的中国社会, 在由于制度真空因而以一种异化了的方式引进西方那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结果形成社会普遍信用缺失的情况下, 家族式企业制度模式可能更主要地发挥着一种积极的作用。注释:
①⑦ 参见: 张其仔, 《新经济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② 科斯: 《社会成本问题》, 载《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中译本, 上海三联书店, 1994年版, p191。
③ 杨瑞龙, 《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 经济科学出版社 , p132。
④ 参见: 《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设计》, 张立君, 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第三期。
⑤ 参见: 王东, 《美国日本企业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 载《经济评论》 第二期。
⑥ 参见: 孙早, 《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经济效率与制度适应的统一》, 载《湖南社会科学》 第六期。
⑧ ”适应性效率”是说, 当某一种制度能在不同的环境下得以生存和发展, 那么该制度就是有效率的; 假定生产费用不变, 一个具有适应性能力的制度从投入来看就是最能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由于一种有效率的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作出的; 同一种制度安排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会有不同的效率表现; 制度安排只有”适应”制度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 因此动态地看, 制度安排只有同制度环境高度契合才有效率。本文对制度的”适应性效率”作此理解。
⑨ 参见:《马恩全集》, 第46卷上, 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p102～103。
⑩ 参见: 《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转移与”合作”经济学构想》, 黄少安, 载《经济研究》 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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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现代大型企业来说, 企业无论是采取何种所有制, 都不能回避委托－代理问题。”( 林毅夫, ) [18]。因此, 对国企而言, 在有效减轻负担和正确构建委托代理体制的基础上, 正确实施员工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 构建正反馈闭环管理系统, 则不但有利于进一步调动经营者长期管理的积极性、 改进经营者与广大员工的关系、 促进企业长期发展, 而且有利于从制度上逐步化解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大企业风险、 金融风险及社会就业矛盾, 归根结底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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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坚称国企没希望[Z]．北京新浪网财经纵横频道, 1999.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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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瑞龙, 周业安． 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M]． 经济科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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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春琦, 石磊． 国外企业激励理论述评[J]． 工业企业管理, 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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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美]维 纳． 控制论[M]． 科学出版社,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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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侯若石． 质疑现代企业制度理论[Z]． 经济学家( ) , .04.06．
[17]张维迎． 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 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 1995．
[18]林毅夫． 国企监督效率缘何低下[N]． 中国证券报, .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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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过程创新方面: 制度环境得到优化, 企业回归其基本逻辑
如上述, 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制度环境在产权原则、 法治原则和合约原则三个方面均存在致命或严重的缺陷, 内部规则演进遭受到外部规则的重重干扰而被异化, 企业组织难以获得可持续性的拓展, 企业制度增量很少, 由此导致现代企业制度未曾从中国历史自发创新, 而不得不在近现代走上了一条制度模仿和推广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可能存在某种”后发优势”, 但”历史不可能飞跃”( 马歇尔) , 这并不能替代制度环境的优化。如果制度环境未能根据如上三大原则作出根本的变革, 内部规则将难以避免遭受外部规则异化的命运, 企业将难以回复其基本逻辑, 企业制度演进也仍将难以获得可持续性, 最终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难以获得彻底的成功。
观察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能够发现, 包括国有企业自身改革以及民营经济异军突起在内的企业制度变迁, 本质上是一个制度环境优化前提下企业制度逐渐回归其基本逻辑并开始进行自主性持续演进的过程。能够判断, 这一过程同古代中国相比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但在一定意义上, 对制度环境的变革和优化, 其实就是在进行现代社会基本制度架构的建设, 以及现代社会基本精神理念的启蒙, 这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将会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观察表明, 中国现实企业运营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比如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问题、 内部人控制的问题、 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企业性质的”单位化”问题; 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金融约束问题、 ”红帽子”现象、 寻租问题、 自主性不够等问题, 尽管有一些是企业制度本身的问题, 但追根溯源往往能够发现一般都与中国的制度环境存在千丝万缕的因果联系。
事实上, 中国制度环境状况尚不能完全满足企业制度持续演进对产权原则、 法治原则和合约原则的要求。比如, 在产权原则方面, 国有产权不清一直是久拖难决的老大难问题, 私有产权也存在理论基础不足、 歧视性地位、 法律保护不完善、 宗法性和封闭性等问题。在法治原则方面, 法律的价值追求偏重于社会本位而忽视”权利”保护的倾向仍未得到根本扭转, 政府依法行政仍需进一步推进落实。在合约原则方面, 不但中国传统社会当中的身份原则仍在大行其道, 建国以来中国又形成了新的”身份”制度, 主要包括户籍身份、 群体身份、 干部身份、 单位身份等。
总之, 在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问题上, 由于企业本身是一种内部规则, 因此必须转换政府思维为企业思维。在这个意义上制度环境的变革和优化比单纯的企业制度引进本身更为重要和关键。在这方面我们还任重而道远。
( 二) 目标创新方面: 中国制度环境将对企业制度打上独特的烙印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转轨期的大国, 其复杂制度变迁过程中新旧制度之间的交互作用、 制度均衡格局的变动不居、 充盈其间的种种变数, 都使得对企业制度中国特色的把握难之又难。不过, 考虑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稳定性和文化传统的深远历史渊源, 我们也能够依据与此做一些初步的前瞻性思考。
第一, 社会主义的和谐竞争理念与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
同一般而言制度环境”决定”企业制度特殊的”消极”含义相比, 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建设应当内涵一种特定的”积极”意蕴。就是说, 居于后发转轨国家的位置, 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过程中, 我们应当也能够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政府主动的制度创新, 来尽量避免马克思所严厉批判过的, 那种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曾严重存在的种种紧张、 矛盾、 冲突所付出的巨额交易成本甚至由此造成的灾难, 比如说古典企业当中劳资双方之间的种种斗争现象, 而应当反过来主动地倡导一种和谐的理念, 经过相关的制度设置, 在中国现代企业当中形成一种各利益相关者共赢的利益格局。这是因为, 在传统经济学那里, 由于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私利, 因此”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 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冲突所造成的结果, 不是普遍的肯定, 而是普遍的否定”［18］。这种自斯密以来逐渐形成的”竞争”的经济学体系, 在较大程度上包含着霍布斯所谓”个人永远处于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之中”的悲观主义理念。而事实上, 不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之间的”合作”同”竞争”同样的广泛, 而且由于合作是人们之间展开可持续性竞争的普遍基本框架, ”合作”更加符合人类的终极价值追求。［19］
第二, 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与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
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对中国企业制度将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虽然中国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 基本经济制度还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个人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对生产条件的社会的直接的结合, 劳动还是人谋生的手段, 而不是人生存的第一需要, 可是, 毕竟中国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的, 在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现阶段, 企业制度即使不能臻至劳动者主导的理想境界, 也必然会因由公有制主导的基本经济制度, 在相当程度上关心劳动者的诉求、 关照劳动者的命运、 关注劳动者的地位, 从而促进劳动者对企业治理的参与, 形成”劳动者参与”的鲜明企业制度特色。
第三, 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
家文化色彩体现于企业制度的方方面面。家文化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突出特征, 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积淀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环境对嵌入其中的经济行为人进而企业制度都产生着重大影响。一方面, 在不同制度框架下活动着的经济人其选择集是不同, 对于侵淫家文化传统几千年的中国人来说其选择集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就是信任、 忠诚、 情义, 或者说是家族范围内部的利她主义世界观, 这是一种内化了的精神效用; 另一方面, ”嵌入”家文化非正式制度环境之中的企业, 其经济行为人所拥有的家族关系, 以及所拥有的信任、 忠诚、 情义这样一种特殊”人力资本”的质和量, 是企业据以判定自身真实利益相关者的一条重要标准, 也是一种据以分配物质资源、 经济利益和企业剩余的重要标准, 由此成为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谈判格局和博弈均衡态势的决定性因素, 使企业治理打上鲜明的家族烙印。显然, 这种意义上的家族企业和一般所理解的在企业发展初期阶段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而采取的家族式管理具有本质的不同, 也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当然也不可否认, 家族式企业治理方式在成功地避免企业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 节约交易成本、 提高企业绩效等方面的同时, 也存在不少内生性的制度缺陷。可是, 这只是说明我们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对既有的家族制度进行创新以提高其”适应性”效率, 而决不意味着我们对家族式企业制度模式的有效性视而不见甚至否定。相反观察表明, 从总体上讲, 在正处于新旧制度转型期的中国社会, 在由于制度真空因而以一种异化了的方式引进西方那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结果形成社会普遍信用缺失的情况下, 家族式企业制度模式发挥的是一种积极的作用。注 释:
⑴⑶⑷⑸ 哈耶克社会秩序二元观的特定概念和逻辑。参见: 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 北京, 三联书店1997年版; 哈耶克, 《法律、 立法与自由》( 第一卷)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以及周业安, 《中国制度的演进论解释》, 载《经济研究》, 第五期。
⑵⑿⒃⒄ 参见: 张其仔, 《新经济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⑹ 《法国民法典》第 1101条。
⑺⑻⑼⑽⑾ 参见: 张杰, 《二重结构与制度演进》, 载《社会科学战线》( 长春) 1998年第六期。
⒀ 杨瑞龙, 《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 经济科学出版社 , p132。
⒁ 参见: 王东, 《美国日本企业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 载《经济评论》 第二期。
⒂ 参见: 孙早, 《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经济效率与制度适应的统一》, 载《湖南社会科学》 第六期。
(18) 参见: 《马恩全集》, 第46卷上, 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p102～103。
(19) 参见: 《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转移与”合作”经济学构想》, 黄少安, 载《经济研究》 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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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和考核预算时, 做到雷厉风行, ”违法必究”。唯有如此, 预算管理才能不流于形式, 取得应有的效果。
七、 预算管理应处理的几个主要关系:
1、 预算管理与内部控制的关系: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内部控制制度建设问题已经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 无论对于政府、 事业单位或企业, 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都是事业顺利发展的基本保证, 而预算管理则是内部控制制度的重要组成成分。
内部控制的三个层面
不同类型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既有共性又各有特点, 就企业而言, 内部控制制度至少能够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来认识。
第一层内部控制制度是企业的组织制度, 一般被称之为”治理结构”, 与企业的产权结构相对应, 经过建立适当的”委托——代理”契约关系, 保证企业外部投资人的利益能够得到企业内部代理人的有效维护。这一层内部控制制度是最根本的控制, 是为外部投资人服务的, 是外部投资人从组织上实现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工具, 它驾驭下面两层内部控制制度。
第二层内部控制制度是企业的管理制度, 又称为”管理控制系统”, 它经过检查和改进有关管理政策和程序, 有效控制企业运行, 不断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效益, 实现投资人投入资本的保值增值, 从而解脱代理人的受托责任。这一层内部控制制度能够认为是最有效果的控制, 它直接关系着代理人履行受托责任的成败。
第三层内部控制制度是企业的会计制度, 又称为”会计控制系统”, 它经过适当的业务权限设置和授权、 准确的会计记录、 及时的实物盘点以及公允的报告等程序和方法, 保证企业经营和财务状况信息的可靠性, 保障投资人财产安全。这一层内部控制制度能够认为是最具体的控制。
第二层和第三层的内部控制制度主要是为管理者服务的, 其目的是帮助管理者完成委托人交给的管理责任; 同时管理者为了证明自己有效履行了受托责任, 应对开发、 维护和评价内部控制制度负责。
显然, 上述三个层面的内部控制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分工, 它们相互影响, 共同实现对企业的控制, 以维护企业的一系列契约关系, 保证企业的健康发展。
在上述内部控制制度的三个层面中, 第一层面控制问题在中国产权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已经受到较多的关注, 而第三层面的控制问题最近也在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引起重视, 可是如果缺少第二层面的控制, 就不能达到控制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为控制而控制, 控制是为了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 因此管理控制系统的建立和评价也要同时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 让三个层面的内部控制制度共同协调地发挥作用。
预算管理是管理控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十世纪初就开始出现在企业管理的实践中,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都接受和坚持运用预算管理方法。1920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就把预算管理作为”对分部责任进行集中控制”的重要工具, 认为它能够完成三个任务: 第一, 它提供每一分部每年度经营目标同高层管理部门目标的比较, 可据此协调各部分预期业绩同公司整体财务政策的关系; 第二, 它提供实际业绩与预期目标的比较, 以便管理当局及时调整经营策略, 控制运行, 从而实现总体目标; 第三, 它使得高层管理者能够用统一的业绩标准在各部门之间分配资源和管理费用, 激励各部门依照公司的目标实行分权管理。
由此可知, 预算管理并不但仅是几张预算表的简单编制工作, 它是涵盖预测、 试算、 平衡、 执行、 调整、 分析、 评价、 奖惩等环节的完整管理过程, 是实现企业发展目标的重要管理控制制度。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实践, 预算管理的必要性已经深入人心, 预算管理的技术方法已经相当成熟完善, 可是美国会计学者对预算管理的研究并没有停止。一般认为, 成功的管理控制系统有两个特征, 即组织的目标一致性和激励组织成员努力。大量调查的事实表明, 预算管理在不同企业的内部控制中发挥的作用可能很不相同,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影响预算管理的内部控制作用呢?关键是预算制度对人行为的影响。因此, 国外同行们已经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预算管理中人的行为上, 因为只有经过适当的方法引导企业成员为发展目标而努力, 才能实现管理控制的初衷。
2、 预算与计划的关系: 　　
　 在长期的计划管理环境下, 中国企业的内部管理和成本控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如班组核算、 费用归口管理等, 有的至今还在发挥作用。可是这并不意味着”计划管理”或”预算管理”仅仅是名称术语的变换。这是因为, 生产技术财务计划的核心是生产计划, 技术计划是对生产计划的保证, 而财务计划是生产技术计划的附属品, 也就是说, 在计划经济时代, 当企业生产和技术计划确定以后, 由于产品、 设备、 材料和人力的价格和供求数量都是国家计划既定的, 只要财务做简单的加减乘除计算, 成本和利润就能够确定无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首要关注的是安全生产, 只要按时完成产品生产任务, 盈利上缴国家, 亏损由国家弥补, 导致企业各级人员中的成本效益观念淡薄, 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浪费现象, 经济效益、 经营效率低下。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 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在不断转换经营机制, 不少企业开始推行目标利润——目标成本管理, 企业未来的工作也从”计划”转变为”预算”。这并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 其中至少发生了两个意义深远的重要变化:
第一, 由于企业的各级组织都制定了相应的目标利润, 并与人们的利益挂钩, 利益与成本等财务指标开始受到各级领导和企业的重视, 企业管理控制的中心目标从完成生产的品种、 产量计划, 逐渐转移到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
第二, 由于要考核各级组织的利润和成本, 负责核算企业财务业绩的财会部门工作逐渐受到重视, 管理需要会计信息支持的观点逐渐得到认同, 财会人员的学历层次在显著提高, 财会工作环境也更加现代化, 众多的大中型企业实现了会计电算化, 有的还达到了信息网络化的程度。
　　虽然目标利润——目标成本管理推动了企业经营思想和管理方式的转变, 可是总体而言这还是一种比较粗放的预算管理, 在具体实行过程中, 各企业注重的主要是总体的利润指标, 而资金的使用效率, 资产质量等方面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有的企业有时甚至经过在数字上做文章来完成利润目标, 造成”潜亏”, 影响企业长远发展。这说明目标利润管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领导和员工的经济效益意识, 但更深入地利用预算管理改进决策与控制、 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内部控制能力, 还需要深化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