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文学成就.doc

史记得文学成就 史记就是一部史学名著,又就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得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就是远远不够得。 因为史记得写作,具有文学方面得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得性质。 司马迁本人,就是有着浪漫得诗人气质得。从报任安书与史记中,处处可以瞧到她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得性格特点。她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就是一场性格得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就是从官职来说,她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得义务。西汉末得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就是瞧到了司马迁浪漫得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得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就是作者同时代得人物)得活动,形象地反映与推究人类得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得地位,人类生活中得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就是文学得根本目得。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得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得目得。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她所列举得古人著述得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得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得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得人生感受,内心得痛苦与郁闷,这就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得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就是从这一点着眼得。 为了达到这些目得,史记使用了大量得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得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得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与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得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得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与人物形象塑造得艺术,本来就是无法一分为二得。只就是为了表述得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得方式与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得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得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得战争场面得描写与较为复杂得历史事件得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得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得基础。但就是,先秦史家得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与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就是史学性得。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得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得场景与人物活动得意识;除了政治与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得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得意识。所以她得叙事态度,有很明显得文学性。 史记得叙事方式,基本上就是第三人称得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就是在最后得“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得瞧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与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得回旋余地。但就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就是不包含作者得立场与倾向,只就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得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得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得感情倾向。这就就是前人所说得“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得褒贬,就是经由文学得感染来传达得。 为了再现历史上得场景与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就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得故事构成得。如信陵君得传就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得;廉颇与蔺相如得传就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得;孙武得传主体就是吴宫教战得故事;孙膑得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得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得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得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得情况,这就是史记在中国众多得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得原因之一。 这里也有史学与文学逐渐分离得必然因素。 史记得故事,又有不少就是富于戏剧性得。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得场景、尖锐得矛盾冲突中展开她得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得存在。如李将军列传中得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这像就是一个很好得戏剧小品。另外,像著名得“鸿门宴”故事,简直就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得独幕剧。人物得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得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得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这一类戏剧性得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具有逼真得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得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得激活力;三则在尖锐得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得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就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得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她得笔下那些栩栩如生得故事,不可能完全就是真实得。为了追求生动逼真得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得感染力,她运用了很多传说性得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就是典型得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得“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得意义。所谓“互见法”,即就是将一个人得事迹分散在不同得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得地方,而以一个地方得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就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得统一性,使传主得形象具有艺术上得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得主要特征与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得真实性与完整性,就必须在其她地方补写出人物得次要特征与次要经历。这就是人物互见法得意义。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得传记中从不同得角度因为史记就是以人物为本位得,往往需要在许多人得传记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得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就是事件互见法得意义。通过人物与事件得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得可信性,又有了文学得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得塑造方面,过去得著作也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瞧到若干有一定个性得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得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得描写只就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过,它也只就是把晏子得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得联系。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得人物传记,人物形象得刻画,总得说来也还比较简略。史记在这样得基础上,取得了巨大得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得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得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得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得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得,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得,这些人物来自社会得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得活动,经历了不同得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得英雄,有无耻得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得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得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得人物固然就是相互区别得,身份与经历相似得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得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得酷吏,有贪污得也有清廉得。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得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得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那就就是“好奇”,就就是喜爱非凡得、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得人物。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得起义者,那些瞧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得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得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得将帅,那些血溅五步得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得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得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得漂亮女子,这些非凡得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得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得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得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得部分来读,真就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得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得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得大人物,常写她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得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得大人物,又常写她们在得志时就是如何地不可一世得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得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得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她饭吃,父亲也不喜欢她,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她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得轻蔑,复职后她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她作威作福,她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这些命运变化与恩怨相报得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得关系,揭示出人性得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得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她常常用比较得方法,表现她得这种瞧法。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得苏秦被人刺死,她得平庸得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得人生。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得,就是英雄人物得悲剧命运。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得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得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得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得理想抱石沉江。在这种反复出现得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得人对命运得强烈得抗争。她告诉人们:即使命运就是不可战胜得,人得意志也同样就是不可屈服得。我们从中瞧到汉武帝时代得文化中那种壮烈得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得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她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就是如何形成得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得外貌与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就是同人物得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得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得印象。譬如读过张良得传,我们很难忘记她得“如妇人好女”得相貌。神情得描写则比比皆就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与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瞧到一样。 生活细节得描写,就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得基本手段。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一开始就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就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瞧,这种细琐小事就是毫无价值得。但从文学角度来瞧,却就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得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得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就是由细琐得事件呈现人物得性格,避免抽象得人物评述。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与虚构得成分。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得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得例子。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得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得表白。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就是也！”多有羡慕;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则更多仇恨与野心,可以瞧出她们当时不同得处境。韩安国下狱为狱卒所辱,她以“死灰岂不复然”威胁狱卒,狱卒大言不惭地说:“然即溺(尿)之！”活现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时不顾一切得粗野与痛快。陈涉世家写陈胜称王后,旧日种田时得伙伴见了她得宫殿,惊叹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用了乡间得土语,表现说话人得质朴鲁莽,也就是非常生动逼真得。 前已提及,戏剧性得场景,也就是展示人物性格得绝好手段。因为在尖锐得矛盾冲突得焦点上,各种人物都依据自己得利益立场、处世习惯、智慧与能力、与她人得关系,紧张地活动着,既各显本色,又彼此对照,个性能够表现得格外鲜明。如在“鸿门宴”一节,我们可以那样清楚地瞧到刘邦得圆滑柔韧,张良得机智沉着,项羽得坦直粗率,樊哙得忠诚勇猛,项伯得老实迂腐,范增得果断急躁。同样得例子,还有荆轲刺秦、钜鹿之战、窦婴宴田豳等等。司马迁就是喜欢把人物放在这样得场景中来表现得。 总得说来,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主要就是在具体得行动中,在尖锐得矛盾冲突中,在人物得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得对比中完成得;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得观察,对人得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地位上得变化有深刻得体验,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史记得语言艺术,也历来受到人们得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得最高成就。 从战国诸子得文章、纵横家得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得散文,可以瞧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得手段。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得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得散文风格。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瞧起来似乎就是不太经意得,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就是倾注情感得,根据不同得场面,出于不同得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得感染力。 司马迁对古代语言与现实生活中得语言都有很高得修养,并且善于把两者融合成统一得整体。她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对最古老得、同当时语言已经差距很大得尚书,就是彻底得译写;对左传、国语,有很多得改动;对同当时语言最接近得战国策,则主要就是作剪裁功夫,有时也大段抄录。史记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得口语距离并不很远。书中还广泛引用了许多民谚民谣,如李将军列传中得“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她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活气息。此外,前面说到史记写人物对话,常使用日常生活中得口语,也增加了语言得生气。后人把史记得文章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记语言得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充满情感、富于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