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球化得三种观点的讨论.doc

关于全球化三种不同观点的讨论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全球热门词汇。所谓的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全球化”可概括为科技、经济、政治、法治、管理、组织、文化、思想观念、人际交往、国际关系十个方面的全球化。例如，印度的计算机编程员为美国和欧洲的雇主服务，而缅甸的罂粟种植可能与柏林和贝尔法斯特的吸毒有关，无不显示了全球化对全世界的巨大影响影响。全球化起源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许多学者的著作，如卡尔马克思、圣西门、麦金德等。他们都认识到了现代化是如何促使全世界走向一体化的。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全球化”一词才在学术界广泛流行起来。在这个“黄金时代”，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迅速发展，把有关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传统思维的不足暴露无遗。在一个更加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国外发生的事情对国内有着持久的影响，而国内的发展对国外也会造成冲击。伴随着国家社会主义的崩溃和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巩固，全球化的知名度在20世纪90年代急剧上升。信息革命的到来使人们更加相信，这个世界正在迅速成为一个共享的社会和经济空间。然而，全球化的观念也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论。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等人把现有的全球化理论划分为三大阵营：极端全球主义者、怀疑论者以及变革论者（及全球化论者）。全球狂热分子认为，全球化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单一民族的国家不再常见。甚至在全球经济中单一的经营单位也变得不可能。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各种旧的制度在全球化面前或者完全过时或者正失去存在的基础，市场成为决定和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力量。他们通常把经济逻辑奉为圭臬，而它的进一步发展所形成的新自由主义更是把单一的全球市场的出现以及全球竞争规则赞美为人类进步的标志。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个体自治权和市场的规则已经超过了政府的力量。全球化狂热分子认为经济的全球化通过建立跨国的生产交易以及金融网络造成了一种超越国界的经济体制。在这种无边界的经济体制中，联合政府对全球资本的流动的管理所起的作用少之又少。最终，单个的经济机构被夹在日渐强大的地方性区域管理机制和全球管理机制中。此外，全球化狂热分子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正在全球经济中产生一种新的得失关系。老的南北分化已经逐渐的淡出历史的舞台，一种新的劳动分工取代了传统的中心外围的结构，而这种结构相比传统的中心外围结构更具活力。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政府部门就不得不掌控这种全球化的结果。然而政府部门也必须认清这个全球化时代的特点，对全球经济和竞争规则的强制干预，会导致民主社会中社会保障的难以维持以及国家福利政策的消失。有人会认为全球化也许会导致输家和赢家之间的两极分化。但也许不必如此，至少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全球经济竞争不会产生两败俱伤的结果，而在一个国家的的单个群体可能由于全球的竞争而处境恶化。因为几乎所有的国家在生产固定产品的时候都有相对的竞争优势，而这些优势可以长久的保持下去。虽然全球化增加了国与国竞争的不公平性，但他们认为至少他们的新自由主义补充了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使那些国家的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步履维艰。在全球化狂热分子的观点中，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迅速突破单一民族的国家的疆界进行传播，以至于国家政客们的主张逐渐成为管理经济事务的一种过渡组织模式。不管是从新自由主义还是激进主义抑或社会主义中观点得到的结论，全球化狂热分子的观点表明全球化不亚于人类行为结构体系的根本改变。 怀疑论者则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来证明全球化是一个神话。他们认为，当代的经济相互依存绝不是前所未有的。通过主张现在的经济整合水平既不符合“理想模式”，也没有超过19世纪晚期的水平，他们认为当代“全球化”的程度被完全夸大了。更重要的是，国际化的力量并没有摆脱国家的控制，相反要依靠国家政府的管制权力来确保经济自由化的不断进行。对于怀疑论者来说，全球化的概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们对全球化表示疑问，如果不能把“全球”解释为一种普遍现象，那么全球化的概念就和“西方化”或者“美国化”没什么两样。为了审视全球化的概念，怀疑论者往往试图对全球化的各个主题作出经验性的结论。这类结论揭示出，当前的趋势与其说是“全球化”，倒不如说是“国际化”。也就是说，本质上互不相关的各国经济和社会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跨边界经济和社会交往在地理上日益走向统一。有些怀疑论者认为，与“黄金时期”相比，随着全球帝国转变为与民主国家，同时世界人口的大多数越来越被排除在经济发展的获益者之外,这个世界已经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被“内聚成一体”。这是一种为领土、边界、地方和国家政府的重要性辩护理论，认为他们比当代世界中秩序中的权力、生产和财富的分配与配置更加重要。许多怀疑论者声称，全球化的观念并没有对构成当代世界秩序的各种力量提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实际上，全球化的话语是在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计划做辩护，并企图使它合法化。这个计划就是：创造一个全球自由市场，并使得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在世界主要经济区域内大获全胜。这样看来，全球化的意识形态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必要的神话”。通过它，政客们和官员们就可以操纵其臣民们去满足市场的需要。在怀疑论者这类观点当中，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有一种病态的扩张逻辑。为了追求利润，资本主义会不断开拓新的市场。为了生存，国家资本主义必须不断扩张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地理范围。现代世界秩序的历史，就是一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把世界划分以及再划分为各种经济势力范围的过程。这种观点认为，今天的帝国主义采取了新的形式，正式的帝国模式让位于新的多边监控机制，例如由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组成的七国集团和世界银行等。照此看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用全球化的语言来描述当今时代的，而是把全球化描写成一种新的西方帝国主义模式。在二十世纪初，总的来说怀疑论者极不同意狂热分子的基本观点。狂热分子指出经济相对来说更加相互依赖，全球化传播的地域越来越广泛。狂热分子拒绝神话，国家政府或者国家主权正在被经济国际化和全球管理化所逐渐削弱。有些人认为，全球化往往没有反应出一个政治上正确合理的依据来实现并没有被公认的自由主义经济体系。在其它人中，Weiss, Scharpf 和 Armingeon 认为有足够的证据来反驳全球宏观经济和福利政策正趋向共同。同时国际经济环境会约束政府的所作所为，政府绝不是固定不动的。国际化的资本会像Weiss 所强调的那样“不仅仅只是限制政治抉择，并且是在不断扩大自己”。 与其去争论全球化狂热分子的观点：世界变得越来越密不可分，怀疑论者更愿意去揭露这个支持全球化神话。全球化论者的核心观点是，确信在新的千年到来的时候，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快速变革的中心力量，这些变革正在重新塑造着现代世界和世界秩序。同是，全球化论者也强调，其“变革更新”的方向是不确定的，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本质上偶然的历史进程。全球化论者拒绝把全球化看作是美国化或者西方帝国主义的代名词。尽管他们不否认全球化主要服务于西方强大的经济和社会势力。但是全球化论者的解释更强调全球化表现得是现代社会组织结构的深刻变迁过程。跨国公司和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大众文化的渗透、全球环境恶化的凸显都清楚的表明了这一变迁过程。全球化论者认为，建立一种更加系统的全球化定义的努力，是通过发掘基于历史之上的意义而得以完成的。这包括把当代全球化置于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说的“longue dure”,意思是现实历史变迁的漫长图式。正如前现代的世界宗教的存在所表明的，全球化并不是现代才有的现象。要把当代全球化解释清楚，就必须把它放到世界历史发展的现实趋势这一背景中去。全球化论者对全球化概念的认识更加强调全球化的空间属性。为了寻找与在其他空间范围内（如地方和国家范围内）运行的网络和系统不同的全球网络和系统，全球化论者的分析把全球化首先界定为那些在区域间和洲际范围内表现出来的活动和关系。这使得全球化进程与区域化、地方化进程之间的差异获得了更精确的分析。区域化和地方化分别指的是地理上邻近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密的过程，以及国家内部的社会关系日益联接在一起的过程。全球化论者也把“全球化”定格为全球变革，即社会生活和世界秩序的组织原则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全球化论者的文献中，有三个方面的趋势获得普遍的认同：社会经济组织的传统模式的改变、地方性原则的转变、权力的转变。通过消除加诸社会交往模式之上的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全球化创造了新的跨国组织形式，如全球生产网络、恐怖分子网络和管理体系网络等。在转变社会交往和组织的背景及条件的同时，全球化还包括地方性与社会、经济、政治空间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随着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日益跨越区域和国家的边界，一种直接的挑战便出现在支撑现代国家的地方性原则面前。这种原则预设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在一个排他的、划定的国家之内是直接统一的。但全球化打破了这种统一性，以至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再也不能被理解为与国家的边界密不可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性和地域正在变得无关紧要。也就是说，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他们被重新划定和重新改造。这就导致了新的全球地区和全球城市的出现。全球化论者觉得对在全球化中应该把权力放在核心位置。全球化被用来表达权力的组织和实施范围的扩大。在这方面，它包括在世界不同地区之间和内部重新配置权力关系，以至于权力的中心和那些附属于它们的地区之间往往是以大洋为界的。在当代全球化的条件下，权力不再停留于直接实施权力的地方。权力关系被深深打上了全球化运动的烙印。当然，很少有国家在自己的国界内有完全的和绝对的主权，外交豁免权的惯例就凸显出了这一点。这个惯例，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使主权国家的地位迅速的与历史事实相适应。认为全球化正在转化改组国家政府的权力和权威，全球化论着拒绝全球化狂热分子的关于国家民族主权的结束的雄辩，以及怀疑论者的“没有什么改变”的观点。他们主张一个新的“独立自主的政体”正在取代传统观念上得独立国家的地位。它是一个绝对的、不可分的、领土专属的、没有附加作用的公共权力组织形式。因此，他们认为今天所谓的独立自主最好理解为“领土障碍越来越小，错综复杂的网络在政治谈判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重。”这里并没有说领土范围内保有政治、军事体系没有意义，而是强调，独立自主被认为是现代生活的空间标记。在那些全球化加剧的地区，独立自主逐渐变得问题化。国家主权，今天存在的政府权力和领土相对于现代国家政府正在形成的时代，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在全球范围内，对于全球化论者来说，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独立自主的政体，更是一种强大的、无疆界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比如说多边合作、社会运动体系、国际管理体系等。根据这种观念，当权威在本地、国家、地方以及全球层次的公众和私人机构中逐渐变得模糊时，世界秩序不再被认为是纯粹的国家中心或主要的政府管理机制。国家政府不再是世界上政府或权威仅有的中心或者组成原则。全球化最好被理解为一个过程或者一些过程的集合。它所反应的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逻辑，也没有预见一种世界性的社会或者世界社区。而是反应了一种地区与地区间的网络和交互体系的危机状况。出于这种考虑，全球范围内的国家和社会所处困境应该与全球一体化区分开来。比较上述观点，我觉得应该倡导一种公正合理的全球化。它是一种逐步共同富裕的全球化，而不是少数人、少数特定集团、少数特定国家和少数特定国家共同体内部富裕的全球化；它应该是一种平等、公正、互惠、共赢的全球化，而不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中充满了不平等；它应该是一种共享人类文明和高科技成果的全球化，而不能允许以任何理由和借口推行科技封锁、垄断和盘剥，行使科技霸权；它应该是一种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公认国际关系准则的全球化，而不是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的全球化，不能由一个或者几个大国垄断国际事务的全球化，不能诉诸武力或者以武力威胁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