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政法大学汪世荣教授谈中国古代阶层的流动制度.doc

西北政法大学汪世荣教授谈中国古代阶层的流动制度
南师很漂亮，这是我第一次来南师。我今天讲座的题目是中国古代阶层的流动制度，我详细的把关注这个题目的原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半年来我收集了一些这方面的材料，今天重点是站在法学的角度应该怎样来思考这个制度。怎么样从法律史的角度来思考中国当代社会构建提供一个视角。下面开始讲座。
第一，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我是从三个方面来思考的。
背景一：卢武铉自杀。这个事件把韩国的公务员退休制度在全世界受到关注，当然也受到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卢武铉，2009年5月23日在他的老家附近爬山时坠落身亡。警察认定其自杀。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跑到老家自杀？我简单介绍一下。卢武铉有传奇的经历，02年12月19号当选韩国总统，08年2月就任满之后，就卸去了总统职务，回到老家。之后，他本打算在首尔郊区租借一套房子，安度晚年。但是根据韩国的法律，他必须要回到老家。韩国法律规定，没有本地户籍的公务员不得在自己任职地区在租借房子居住。退休之后，必须要回到户籍所在地安度晚年，除非获得国家有功者。韩国历史上没有总统获得国家者称号的。卢武铉不得已回到老家。之后他只是去过两次首尔，第一次是参加下届总统李明博的就职典礼，第二次是韩国大检察厅的传唤，到首尔接受调查。退休之后，他在老家组织了许多公益活动。
韩国公务员退休制度的作用是什么呢？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第一，它渊源于中国古代的致仕制度。官员致仕意味着告老还乡。要求公务员回归故里是法律对公务员廉洁自律的规定，一旦回到家乡，就受到了老家的亲属好友的监督：你究竟变了没？变成什么样？陆游有诗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未改，因为知道要回到老家。一旦改了，人就变化许多。一些大学生可能会不敢认自己的父母，那那些经历过大风浪的公务员面对故土和家乡是否心理有承受力。我觉得韩国要求公务员退休回归故里的制度设计，对引导青年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他知道一定要回到这个地方，他就会对自己的人生会有一定的设计，对自己的要求会更高。第三，退休制度客观上促进人才的流动，和不同地域之间人才的动态平衡。所有的地方都会出人才。人才的成长必须是经历了艰难曲折的人。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中国古代让公务员致仕回乡有利于家乡的发展。见过大世面的人对于家乡的习俗、观念、风土人情，会起到多大的作用？所以，公务员退休制度的规定对促进不同阶层的流动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背景二：网上热帖——故乡的沦陷
谁的故乡在沦陷？许多著名人物写了偶然回到故乡，故乡已经今非昔比。故乡已经沦陷了。在大城市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的乡村在没落——不是没有发展，而是负发展，即以从来没有的速度没落。
故乡为何会沦陷？为什么60年的乡村还不及解放前的乡村？60年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体现？我考虑，根源在于当代中国缺乏必要的阶层流动。有人会有疑问：高考不就是吗？我要说的是，高考只是单方面的流动。我们生活在城市，最后葬在这里。我们属于无根的人。早已和出生地没有了关系，出生地的沦陷自己不关心。
背景三：新农村建设的成效，究竟如何？国家高度重视，但是现在农村只有“三八”（过妇女节的人）、“六一”（过儿童节的人）和“九九”（过重阳节的人），这样的人能建设新农村吗？这样的社会阶层，再多的资源和政策能起的了作用吗？大城市的犯罪现象比较严重，犯罪主体是打工进城的农民工，80%-90%，尤其是青少年犯罪。家庭完整犯罪的比例，远远低于出问题的家庭，因为后者的孩子无人管理和教育。这是统计结果，不是歧视。这样的环境，没有父母关爱成长起来的农村新一代，是新农村建设的最大障碍。
下面看第二个问题，中国古代的阶层流动。
首先看现在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古代社会的阶层流动主要是在科举和社会学方面受到了关注，还没有受到法学，尤其是法律史专业的关注。科举在海外雪学者中引起了争鸣，形成了“流动派”和“非流动派”两个对垒。
流动派：以美国学者柯睿格和何炳棣为代表。柯睿格1947年发布了一篇论文，以用两份宋代的进士名录为依据，用代际流动的方法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分析。如果父辈是普通的农民，你进入仕途，则意味着社会阶层的流动。如果你父亲是高官，你进入仕途，则不属于阶层流动。从这个方面说，科举制度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何炳棣1962年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论》，通过明清期间48份进士题名录，12226个进士，分析了他们的家庭出身。他认为明代一半的人来自农村。现在大学生一半学生来自普通家庭，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科举制度促进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
非流动派：以美国的魏特夫、海姆斯为代表。前者1947年发布论文，分析的是唐朝和辽的资料，用家族作为分析方法，即其父不是官员，但是其祖父（或者其他近亲属）是官员，那么你就不是普通的百姓。凭借这一的立场研究，他认为科举中真正是平民的比例并不大。对社会流动作用不大。也是用家族分析的方式了科举制度，得出同样的结论。认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书香门第的人，中进士的比较多。
中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严重对立。他们步外国人的后尘，观点大致，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第三个问题，中国古代法律中的社会阶层流动
从法律史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①要和人才的地域流动结合起来。地域流动，中国当代缺乏的不是阶层流动，而是地域流动，比如说高考——把农村人才吸引到了大城市，但是没有回流，而当地就出现了人才荒。再加上城市化，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对乡村社会是致命的一击。所以，考察中国社会阶层流动，必须要考虑到地域流动。②并且社会阶层的流动必须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制度化的流动。农民起义等也出现了流动，但是它不是常规性的，不属于社会阶层流动。③中国古代是等级社会，社会分层客观存在。这个分层现象应该纳入研究范围，关注细化了阶层，“亚阶层”。
中国古代的社会阶层到底是怎样的状况？
中国古代的社会阶层，秦汉到明清是封建时期，包括皇权、官僚、士绅（获得功名的人）、地主、平民等阶层。这些阶层中，官僚来源于士绅，士绅来源于地主和平民。科举制度是选官的制度，是公务员的主要来源。要考察中国古代的社会阶层流动，就要重点考察官僚和士绅、士绅和地主农民之间如何流动的。国家通过科举制度保证官员来源于士绅。通过致仕制度保证官僚回到士绅中，形成动态流动，达到平衡。虽然表现了地域流动，但是科举任官和致仕制度是相互结合的。科举使得人才是全国得到平衡，流动的频繁，促进了人才的互动——流动过程中，社会不同阶层能够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促进。没有回流，不能叫互动。为了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古代还有一个回乡侍养制度。无论多大的官，如果是家中唯一的男丁，就要回家辞官孝敬父母。国家要求官员尽孝。忠孝不能两全不是常态，只存于特殊情况。归乡守孝制度，要求官员无论怎样，都要回乡守孝。当今社会，老年人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老龄化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如家中没有老人，则属不幸。父母不仅需要物质，更需要精神上的关爱和慰藉。
下面再看科举之下的阶层流动但是我们在重大的社会制度的构建方面，我认为我们现在还需要投入很多的精力。大家如果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我给大家介绍两个文献，一个是科举与社会分层之相互关系，一个是关于科举与社会流动讨论的几个问题概述，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我国学者的观点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科举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是密切的，另一派认为二者之间没有多大关系，是对立的。
第三个大问题是我们中国古代法制中的社会阶层流动，就是从法制的角度来考察我们中国各代的社会阶层流动到底是什么样的？是流动还是不流动呢？社会学的研究和法学的讨论到底是什么关系？下面主要讲一下我自己的观点，我想在考察社会阶层流动的时候需要与人才的地域流动结合起来考察，人才的阶层流动很重要，但是地域流动也很重要，我们中国当代缺乏的不是阶层流动，而是地域的流动，我们的高考是平等的，当然也有不平等的。所以说社会阶层的流动是存在的，不存在的就是从农村把优秀人才吸引到大城市，他们根本就没有回去，没有动态的流动，农村就会出现人才荒，再加上城市化，对乡村社会是致命的一击，所以说社会阶层流动当中一定要考察地域的流动，不考察地域的流动就说社会阶层的流动这是不合理的，比如说科举要在全国各地选拔人才，而不是在一个地方选拔人才，这才是
社会阶层的流动，否则的话流动只能在一个地方流动，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只在一个地方流动不叫流动。而且，社会阶层流动是有一定规模的，是制度化的流动，没有制度的流动存在，但不代表社会阶层的流动。中国古代是一个等级社会，社会分层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说客观存在的社会分层现象就应当纳入到我们研究的视野当中去，社会分层理论的研究就需要深化，不能说中国古代就有三种阶层，一种阶层平民，一种是地主，一种是官员官僚，这个还没有关注到细化的社会阶层，确实这三大阶层是中国古代的基本阶层，但是在阶层之间还是有亚阶层，我们如果研究社会阶层的流动只看大阶层而不研究过渡的这些阶层，估计也不能得出结论。中国古代的社会阶层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呢？从秦汉到明清包括皇权、官僚、士绅、地主、平民几个阶层，这些阶层中，官僚来源于士绅，士绅来源于地主和平民，科举制度是一个选官的制度，是一个公务员的选拔制度，那么科举制度自从确立以后就成了我们官僚阶层最主要的来源，但不是唯一的来源，还有应补等，科班和非科班出身的还是有差别的，要多交流。科举制度最低的是秀才，秀才也是通过国家考试授予的一个类似于现在的学位，所以士绅这个阶层来源于地主和平民。一说政府的改革就要压缩公务员，我认为是不对的，传统型的政府是管理型的政府，现在的政府是服务型的政府，所以政府改革不在于人多人少，关键在于政府的职能是什么，所以说学术研究要与社会变革相一致。关键的社会阶层流动不在于地主与平民之间，而在于官僚与士绅之间，士绅与地主平民之间，所以中国传统社会要考察社会阶层流动，就要重点考察官僚与士绅之间是怎么流动的，士绅与地主平民之间是怎么流动的，国家通过科举制度保障官僚来源于地主和士绅。通过另外一种制度叫至仕制度，这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通过至仕制度（至仕就是退休）保障官僚再回到士绅之间，本来来源于士绅，后来又回到了士绅之间，这是一个动态的流动，通过动态的流动达到平衡，在这个流动过程当中虽然表现了人才的地域流动现象，但是科举制度和至仕制度是相互结合的，保持了人才流动的地域的稳定，也就是科举出身的人呢在全国的平衡受到了国家的重视，也就是一个地区再落后，国家还是会从这个地方选拔人才，比如贵州、云南是落后的地区，国家给你特殊的名额在这里选拔，然后全国一样的水平，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些制度，比如说高考的指标在全国以省为单位切割，当然这也受到了很多质疑，北京上海名额很多，落后偏远地区就少，这些现象在传统社会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重视，所以说形成了社会阶层流动的循环，促成了社会阶层之间的互动，互动就是流动过程中社会阶层能够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促进，如果仅仅有流动而没有回流，这就不是互动，为了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还有一些法律制度的规定，叫归乡侍养的制度，不管是多大的官，如果你是家里唯一的男性，你的父母年纪大了，需要有人侍奉的时候，你就辞官回去孝敬父母，如果你不管父母，那么忠与孝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对立，忠孝自来是难以两全，忠高于孝，国重于家，那是在特殊情况下，但是在日常情况下孝高于忠，我们的传统也是这样的。侍养制度我们传统法律中就有规定，内不绝就是一种犯罪，父母去世你都要辞官、回乡、守孝，这在我们古代法律研究一向不重视，但在我的考察中这个制度设计很重要，因为老年人的问题是我们中国社会20年以来的最严重的问题，我们中国20年内不解决老龄化的问题，中国社会就会有很大的问题。什么是老龄化呢？人人都会老，家家有老人，我们有条件的话一定要尽孝心，虽然社会有养老保险，但养老不仅仅只是给饭吃，给衣穿，父母不仅需要物质上的需求，更要的是精神上的慰藉和宽慰，这个是其他人代替不了的，只有子女能做到。
科举制度下的社会阶层流动，定期举行的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引导地方和民间兴办教育，但是我们的教育很发达，科举制度通过选拔人才的方式来鼓励民间兴办教育，在唐朝科举制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无论是秀还是进士都仅仅是一个身份，有功名的人不能叫他下跪，也不能对他用刑，所以说功名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获得了学位不一定要回家，中国现在地区、城乡之间的差别太大了，任用制度中实行的地域回避要求官员们离开本省来任职，回避制度也是促进社会人才流动的重要因素，到外省去任职就意味着你要和你的社会关系脱节，在中国传统社会，交通、信息不便，一个人到外省去任职就受到一定的约束，我们法院也在实行回避制度，这种制度除了避免有血缘、亲属关系干扰职务外，通过人才的交流缩小了地域之间的差别，回避制度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至仕官员告老还乡回到本土意义重大，把他的社会阅历，经历以及工作期间积累的财富等带回了家乡，这是对家乡的贡献。
中国古代社会阶层的流动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科举一个视角，要综合视角，就是科举教育中集中的特点，教育还是有相对的集中性，是学校的教育，这对师生阶层的成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为受教育者提供了交流和沟通的平台，当然这里面的局限也很多，一个局限就是千古著名的悲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来源于不同的地方，连家庭背景都不知道，甚至于性别都不知道，这说的是不同地区的人在一起学习，酿下的苦果。任官回避制度保证了官僚阶层的开放和包容性，这个很重要。在新的社会中体察民情，治理社会要具备特殊的知识、经验和智慧，所以一个人从基层之所以能成长，优秀的人之所以要在基层去选拔，就是因为在基层工作具有这样许许多多实际的能力的要求。解决老百姓的纠纷有三条：有法律的一律按法律办，没有法律有政策的按政策办，没有法律和政策的就按习惯办。回避制度在师职制度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至仕官员将自己的阅历带回故土，实现落叶归根的同时也完成了社会阶层的流动。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提出来，在我们中国能不能制定这么一条规定，在公务员法中规定退休以后都应该回出生地，一些人就反对，说行不通，但我们所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出生在这个地方又回到这个地方，你不会有任何的不适应，这个一旦形成了社会观念，实行起来还是可以的，至仕官员对本地方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对历代的重视也有不同的声音，有的学者对学者归隐是公益还是公害提出了否定评价。这些归隐官员是家乡的代言人，我们的故乡现在就是缺乏这样的人。
最后我们要关注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在社会变革改朝换代时期，社会阶层流动在非常情况下，这种流动是非制度化的，不属于我们考察的，它确实是社会阶层的流动，但不是制度性流动，要考察制度性的社会阶层流动。第二，法律制裁引起的身份的变化也不属于规模化的流动，不属于我们考察的范围，因为这样的身份的变化并不代表社会的主流，如果不肯定这一点，那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最后，社会阶层流动并不必然导致社会阶层互动，我觉得社会阶层流动取得的成效就是社会阶层的互动，社会阶层相互之间沟通，现在最难的可能就是我们社会阶层之间的沟通是缺乏的，我们所有的主流媒体都是一部分人的声音和代言人，在我们广大的农村地区就缺少这样能说的起话的人，中国近代以来虽然废除了科举制度，但并没有妨碍社会流动的制度，有人认为科举废除以后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就不留在农村，而是进入城市，这些人实际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控制者，他们强调以前传统社会这些有功名的人都在农村生活，所以他们对社会财富的支配没有引起地域的巨大差距，原因很简单，地主对农民有剥削，但是剥削来的财富还是在当地，那么科举制度废除以后这些人跑到城市在农村有剥削，但是他把农村的财富流转到了城市，都是剥削但性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样的考察强调社会阶层的流动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