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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探讨林艳青(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贵安供电局 贵州 贵阳)摘 要:目前 我国国有企业在投资效率方面面临挑战 存在投资效率低下和所有者缺位的问题 文章以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改革为背景 根据国有企业历史使命和发展要求 从国有资本经营体制改革、国家产融合作政策推广应用、国家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三个方面探讨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 研究成果对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改革、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支柱作用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关键词:国有企业 投资效率 企业治理结构 非效率投资 体制改革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引言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重申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并要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近年来宏观经济面临持续下行压力 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投资越发成为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一环 国有企业的投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质量与可持续力 但是 在实践中国有企业的投资水平往往偏离最优值 非效率投资问题屡见不鲜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有企业的有序运转和健康发展 在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时 一个国有企业如何在这一时期保持发展力与持续力 投资效率至关重要基于此 文章对我国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以期对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改革、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发挥国有资本支柱作用等提供参考依据 现代国有企业发展中投资效率的现状投融资作为企业财务活动的核心 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中之重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 投资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 投资活动是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效率投资是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因此 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必须重点关注国有企业投资决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分析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现象仍然存在国有企业中委托人期望企业价值最大化 希望代理人通过自身努力和专业知识勤勉尽责地代其投资经营公司 但往往代理人的目标是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 希望获取更高的薪酬水平以及更多的闲暇时间目前 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所有者“缺位”现象 尤其是在国有企业薪酬和股权激励机制、监督约束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 无法充分调动管理层积极性 难以有效监督约束管理层的自利行为 因此 国有企业管理层并不会真正关切增加国有企业价值 也不会注重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影响着投资决策机制在传统授权经营模式下 国资监管机构直接管理了大量国有企业 国资监管机构工作人员具有明显的行政色彩 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一般都具有“经济人”和“政治人”双重身份 不仅有受经济动机驱动的代理行为 还有受政治动机驱动的代理行为 难以施行完全市场化的决策和管理 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与国有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相关 缓解代理问题可以从完善国有企业内部治理和加强外部监督两方面入手 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能从国有企业治理和监督两方面有效缓解国有企业的内部委托代理问题 改善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 形成治理效应 非效率投资在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现有研究中对投资效率的衡量方式有多种 其中 模型构建了最优投资模型 将实际对预期的偏离视为非效率投资 非效率投资表现为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两种方式具体而言 国有企业实际投资超过预期投资水平为过度投资 国有企业实际投资低于预期投资水平为投资不足 在实际运营过程中 国有企业的投资决策会受到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干扰与内部委托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 投资水平难以达到最优 导致非效率投资在国有企业普遍存在 但从国有企业的可持续经营与健康发展来看 需要推动投资效率变林艳青:我国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探讨企业管理 革 挣脱困扰投资效率的桎梏刻不容缓因此 国资监管机构必然会厘清国有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提高有效投资 增加国有企业经营绩效 做强做大国有企业价值 增强国有企业长期生存与长期发展能力 国有资本经营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优化国有企业股权治理结构 提升企业投资效率 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能从国有企业治理和监督两方面有效缓解国有企业的内部委托代理问题改善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 形成治理效应 明晰国有资本产权属性 解决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目前 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所有者“缺位”问题国有资本的所有者为国家 所有权的归属分散且缺乏具体明确的实体代表 难以有效履行所有者的职能使国有资本所有者处于“缺位”状态从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来看 优化国有企业股权治理结构 应着手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 解决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问题 其关键举措就是设立“两类公司”通过“两类公司”授权履行国有资本出资人职能 作为“人格化”股东取代了原来虚置的股东 明确了产权归属 能够有效发挥股东积极作用 缓解所有者“缺位”问题 作为市场的“理性人”积极参与国有企业体系治理 国有资本同样具有资本属性 具有追求资本回报的天性“两类公司”为获取长期稳定的资本回报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治理 缓解委托代理问题 进而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 提升国有企业价值“两类公司”对国有资本负有优化布局结构、提升运营效率、实现保值增值等责任 促使“两类公司”积极主动参与国有企业体系治理 同时“两类公司”也有能力对国有企业实施有效的控制 从而缓解代理问题而且“两类公司”的积极作用同样能够抑制过度投资采取更加市场化的方式进行国有企业经营管理 赋予国有企业在重大事项决策等方面的经营自主权 包括对企业绩效的追求、经理的市场化选聘、投资方向的选择等 这不仅激励了国有企业管理者建立动态化的投资决策机制 及时调整优化投资决策流程和规范 减少过度投资 也真正地把国有企业推向了市场 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国有企业运营过程中得以充分发挥 有效缓解了国有企业投资过度 提升了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 基于产权关系行使股东权利 可以有效减少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的发生 优化股权治理结构 建立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构 依章确定组织机构权责“两类公司”要求其所出资的国有企业设立董事会 建立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组织机构 以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为依据 确定国有企业董事会权责 相比以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而言 现有国有企业董事会的决策质量大大提升 董事会成员更加积极监督国有企业高管的行为 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 国有企业董事会权责进一步放大 有利于发挥董事会作用 依据国务院发布的国有资产管理授权放权清单明确提出对“两类公司”出资的国有企业开展放权按权责需要将部分投资事项决策权授予所出资企业的董事会 放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国有企业董事会的积极主动性 当国有企业被授予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时 能够刺激国有企业董事会主动自我管理、自我完善 树立主人翁意识 能够促进董事会成员更加慎重地做出决策、更加积极地监督国有企业高管的行为 国有企业董事会被授予自主选聘人才的权利董事会负责高管任免 高管直接对董事会负责增强了董事会的权威感和责任感 董事会更加有能力、有动力监督约束高管的决策和行为 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同时“两类公司”可以向所出资国有企业派驻董事行使股东权利 权力行使以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为依据 不能随意越界 加强派驻董事薪酬考核、绩效评价等现代化制度管理 促进提升派驻董事的专业能力、履职责任意识和履职主动性 强化经理层的有效监督 改善国有企业治理体系 改善“内部人控制”带来的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问题 加强对国有企业管理者的激励和约束 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 根据实际“两类公司”可将部分国有企业股权激励方案的审批权授予国有企业 鼓励国有企业结合自身实际发展制定灵活的股权激励方案 激发国有企业活力 实施股权激励结合国有企业管理层市场化薪酬待遇的考核评价机制 有助于实现管理者自身利益与国有企业发展趋同 有效抑制因追求个人私利而做出非效率投资决策同时 市场化经营机制的引入、违规经营投资责中国市场 年第 期(总第 期)企业管理 任追究以及经理层市场化选聘和契约化管理等机制的协同完善 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质量 也会督促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更加维护职业声誉和职位安全 积极提升投资效率另外“两类公司”也承担着维护股东利益、促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职责 会更加重视对管理层代理行为的约束 重点关注和加强治理国有企业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问题 从而最大程度降低对国有企业价值的侵害 有效厘清国资监管机构的权责边界国资监管机构的监管权限需进一步明确 使国有资产的监管重点更加清晰 使其致力于增强国资监管效能 将重心从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转向产业结构的战略规划 注重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引导国有资本流向 帮助国有企业明确投资方向 减少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同时 也有利于国资监管机构对国有资本运营效率进行精准监控 提升国资监管能力和强度、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优化国有企业面临的外部治理环境 这在一定程度上能约束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的自利行为 从而提升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 实施产融合作政策会大幅度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 产融合作政策更有利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提升推进产融合作是我国引导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举措 对其效果与作用机理的剖析颇具意义 我国国有企业有着庞大的经济实力 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雄厚的资金实力 是我国支撑国家经济发展最具实力的实体经济 在国有企业投融资上 国家能引导金融机构与国有企业强强联合 促进产融合作 在影响机制方面 针对投资不足的国有企业 产融合作增大了此类国有企业外部融资的规模 自然会缓解国有企业投资不足的问题 针对投资过度的国有企业 产融合作当然会抑制国有企业外部融资 从而减轻国有企业过度投资通过研究发现 企业成长性越高 产融合作减轻投资不足的作用越明显 企业成长性越低 产融合作抑制过度投资的作用则越显著 随着现代国有企业发展越来越好 产融合作改善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越发明显 从经济后果来看 产融合作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改善大幅度提高了国有企业价值相比于以往向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支持的若干政策 产融合作的突出特点在于具有“活钱效应”即使面对国有企业 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发挥融资拓展效应和债权监督效应 从而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 其中 企业成长性与非效率投资问题的形成动因紧密相关 可能对产融合作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关系具有重要影响 因此 正确引导资本逐利性 发挥国有资本作用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具体而言 一方面 产融合作可能推动金融机构增加对高成长性企业的金融支持 从而改善投资不足问题 而高成长性的国有企业通常富有投资机会 更容易在产融合作中得到金融机构的青睐 据此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国有企业集聚 另一方面 产融合作可能有助于增强金融机构对投资机会较少的低成长性国有企业的监督作用 从而抑制投资过度问题 综上所述 大胆推测 国有企业成长性越高 产融合作减轻国有企业投资不足的作用越明显 国有企业成长性越低 产 融 合 作 抑 制 国 有 企 业 过 度 投 资 的 作 用 越明显 推进产融合作对国有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对于国有企业而言 无论是投资不足还是投资过度 偏离最优的投资决策最终都会损害国有企业价值通过研究发现 一方面 国有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为国有企业带来更多融资支持 降低了债务资本成本和营业成本 促使国有企业投资更多净现值为正的项目 缓解投资不足 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价值 另一方面 产融合作通过强化债权监督机制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 避免国有企业价值减损 可见 产融合作对投资效率的改善可以从缓解投资不足和抑制过度投资等角度促进国有企业价值提升 国家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会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 根据凯恩斯理论对企业投资的阐述 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 一定会充分考虑投资项目的成本和预期收益 从国有资本的逐利性看 当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大于成本时 国有企业才会考虑对项目进行投资 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会对投资项目预期收益产生影响 因此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具有不确定性 当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 会引起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下降 加大国有企业从事投资活动面临的经营风险 进而导致国有企业降低投资规模 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国有企业未来投资产生的影响 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 加大了国有企业对未林艳青:我国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探讨企业管理 来财政政策的导向性和力度的判断难度 增加了国有企业未来投资过程中不能获得财政支持的风险 国有企业会通过减少投资来降低风险 与此同时 财政政策不确定性是国有企业获取高收益的重要契机 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对风险的预判和审时度势获得更高的收益 从而激励国有企业增加投资规模 结论()我国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对其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投资效率低下是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壮大 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管理者与国家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普遍存在的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等都是造成投资效率低下的原因()为提高投资效率 需要对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进行改革 这可以通过明晰国有资本产权、解决所有者“缺位”来实现 赋予国有企业更多自主权、让国有企业参与决策等市场化方式也能提高投资效率 此外 还应建立公司治理机构 确定国有企业内部各组织的权利和责任 这些改革将强化对管理者的激励和约束 完善治理体系 明确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权责边界()实施产融合作政策可以大大提高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 该政策鼓励金融机构与国有企业合作加大融资支持力度 提升国有企业价值 然而 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对投资决策产生影响 导致国有企业投资规模缩小()要提高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 需要在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机构、产业一体化合作政策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 这些改革将提升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价值和可持续性参考文献:冯嘉悦 李佩明 基于 模型的中国工业企业投资效率研究.全国流通经济 ():王曙光 王天雨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人格化积极股东塑造及其运行机制.经济体制改革 ():窦欢 张会丽 陆正飞 企业集团、大股东监督与过度投资.管理世界 ():马红 王元月 去杠杆是否能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证券市场导报():.().翟胜宝 许浩然 唐玮 等 银行关联与企业创新 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会计研究 ():张亦春 李晚春 彭江 债权治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刘少磊 许妍 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视角下需求侧改革.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作者简介 林艳青()男 汉族 湖南邵阳人 硕士 研究方向:财政与金融中国市场 年第 期(总第 期)企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