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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劳动力流动研究综述理论与中国实证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与户籍制度约束的放松，我国出现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现象，吸引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综述关于劳动力流动驱动力及其影响方面的国内外研究。和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我国劳动力流动趋势也与工业化进程相一致，同时与我国不同阶段的国民经济战略相关。劳动力流动的驱动力分为宏观和微观因素，我国宏观经济战略、户籍制度，以及微观个体及其家庭所面临的收入、福利、风险等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在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方面，不同学者分别从劳动力市场供需、商品市场供需和一般均衡模型出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结合中国国情，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促进劳动力流动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在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二战后，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和乔根森等人不断发展完善了二元结构模型，80年代后，重视微观基础的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兴起，学者开始在此基础上研究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及经济周期的关系。本文还总结了国内测算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不同方法和结果。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我国城镇化和劳动力流动尚有相当大的空间，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至城镇，会面临更大的制度挑战。如何调整制度，更好地推进这一进程，仍是未来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历史趋势；驱动力；影响；工业化；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 F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4-0163-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4021
　　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者工作地点与工作类型发生变化的过程[1]。劳动力流动是任何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经之路，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的演变离不开部门之间、城乡之间甚至国家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本文在简要回顾劳动力流动的趋势和历史特征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梳理了有关劳动力流动驱动力的文献，重点归纳总结了劳动力流动对劳动者收入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最后提出了当前我国劳动力流动所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发展的展望。
　　劳动力流动主要体现为农业劳动力逐步转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过程，总的来说，它在不同国家之间表现出一定的共同趋势和历史特征：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速度的阶段性与工业革命的进程相一致；流动方向与产业结构转变和经济周期相一致；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则相对困难[2]。劳动力流动的第一阶段为兴起阶段，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时期，城市工商业吸收的劳动力较少，农业成为最先快速发展的基础性行业，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量逐渐增长。第二阶段发生于工业革命中期阶段，该阶段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相对稳定。第三阶段发生于工业化基本完成的阶段，该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量缩减。这三个阶段在当今工业化国家都曾持续了50年左右。如今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占比几乎都在10%以下。
　　我国的劳动力流动也与我国工业化进程紧密相关，并且具备自身的历史阶段性特点。从转移的过程看，我国劳动力流动也主要表现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是在农业内部从种植业部门向林牧渔业部门转移，农业内部的生产结构作了调整。第二步是在农村地区内部向以乡镇企业为主的非农产业转移。第三步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流动。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历史进程即与其他国家具备一定的共同趋势，也具备符合自身历史阶段的特征。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基本趋势尚处于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快速发展推进的阶段。
　　1劳动力流动的驱动力
　　1.1宏观层面
　　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劳动力的流动过程与不同阶段的经济战略密切相关。建国初期，在迅速实现工业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下，大批农民进入城市成为企业工人。据统计， 1949至1952年， 进入城镇的农民共约500万人， 占同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30%。“一五”期间， 平均每年进入城镇的农民为165万， 占城镇新增劳力总数的29.6%。1952年全国城市人口7 000万人， 1960年增加到1.3亿。全国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953年的12.5%上升到19.7%[3]。但1958年至1960年， 农村劳动力涌入城镇的规模迅速扩大，两年间，全国共有2 000多万的农民进入了各类城镇，造成了城镇公用设施的过分紧张及城镇居民食品及其他物资供给的严重短缺，农产品的短缺状况也越来越突出。于是，政府开始用行政手段严格控制人口流动。一方面是因为食品匮乏，另一方面，将农民限制在农村，保证农业可以为工业部门提供廉价农产品，把农民看作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的辅助资源。
　　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是控制人口城乡迁移的重要手段。政府通过户籍制度为城镇居民分配工作，安排住房，配给食品等日常消费品。而在人民公社中，农民参与集体劳动才可以获得收入。这些制度基本剥夺了居民的迁徙自由。因而， 从1961-1978年的17年间， 农业劳力向城市部门的转移量很少， 而且多为非经济原因，如婚迁、参军、录取学生、落实政策返城等[4]。赵耀辉和刘启明[5]指出我国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流动，导致了严重的城乡分割。邓曲恒和古斯塔夫森[6]指出户籍制度改革促成了大量永久移民，但孙文凯， 白重恩， 谢沛初[7]认为当前户籍制度改革对短期劳动力流动（即农民工流动）影响有限。Mullan， Grosjean和Kontoleon[8]认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对城乡劳动力流动有负的影响。
　　中国自1978年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家庭责任制替代人民公社，经济特区的设立和发展， 非国有部门的扩张， 城镇就业政策的放松，都使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创造了条件，80年代后半期，政府开始允许农民在自理口粮的基础上进入城镇，90年代，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城乡移民。从1995年开始，下岗职工成为城镇地区社会问题，当地政府开始重新加强对迁移的控制[9]。21世纪以来，政府开始逐步改革户籍制度，放松对迁移的管制。
　　赵峰等：城乡劳动力流动研究综述：理论与中国实证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4期1.2微观层面 　　从微观层面来看，劳动力流动主要受到微观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经济因素的驱动，其研究更加偏重于理论层面。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例如HeckscherOhlin模型）认为，不同地区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区工资的差异，进一步导致劳动力从劳动力富余、工资较低的地区流向劳动力稀缺、工资较高的地区。与此同时，由于资本的边际产出与劳动力的数量正相关，劳动力富余的地区资本边际产出较高，因此资本按照与劳动力相反的方向流动，最终导致不同地区的劳动力工资趋同，劳动力不再流动。
　　基于上述新古典学派理论，Lewis[10]研究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Lewis模型中，劳动力流动的唯一动力是城乡工资差距。然而，新古典原有的框架并不能够很好的解释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同时依然有农村劳动力不断涌向城市的现象。Bogue[11]等进一步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归纳为迁出地推力因素和迁入地拉力因素。所谓迁出地推力因素是指迁出地自然资源贫乏、农业边际产出递减、生产成本增加、农村劳动力过剩、社会福利保障过低等，而迁入地拉力因素是指迁入地较高的工资收入、交通条件、文化设施、福利保障等。Bauer 和Zimmermann[12]在分析劳动力流动时，引入了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心理成本、失业风险等。这些因素的引入解释了在通常情况下劳动力流动大军中往往不包含最贫穷阶层的现象。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现了新劳动力流动经济学（Mew Economics of Labour Migration （NELM））。该理论认为新古典学派对劳动力流动原因的解释过于刻板，忽视了个人收入最大化之外的其他一些复杂因素。Stark[13]最初提出，劳动者在决定迁移时，不仅仅会为个人考虑，而且会考虑整个家庭的因素。因此，除了劳动者个人的收入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社会因素都会影响劳动力的流动。
　　NELM理论将劳动力流动视为家庭风险分担行为。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将家庭的劳动力配置在不同产业或地区，在所有家庭成员之间进行风险分散，从而使整个家庭收入的风险水平最小化。这一理论解释了即便工资收入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异时，依然会发生劳动力流动的现象。此外，NELM理论还将信贷市场和保险市场的不完备性纳入考虑，认为劳动力流动是应对融资和投资约束的一种行为[14]。
　　总的来说，NELM理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分析，认为劳动力流动是：①分散家庭收入风险，②增加家庭收入，③规避市场不完善对投资融资活动造成的约束。
　　NELM理论将劳动力流动更多的看为劳动者一种应对现实经济中各种不利因素的消极对策，而从1970年代后期，地理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的“生活理论”则强调，劳动力流动往往是劳动者在面对各种约束条件时为了改善他们生活水平而做出的主动对策[15]。与NELM理论相同，该理论也以家庭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生活财富”包含人的能力、资产（包括物质财富和社会资源）。Carney[16]具体提出，人们在生活中主要关心五类财富：自然财富、社会财富、人力财富、物质财富和金融财富，劳动力流动正是出于人们维持和提升上述五种财富的根本动机。由于每个个体的生活财富各不相同，因此它解释了现实中劳动力流动的多样性。
　　Zhao[17]、Zhang和Song[18]都认为城乡劳动力流动主要受城乡收入差距影响。Zhao[17]应用logistic模型发现耕种土地数量与家庭劳动力数量以及农业税收都会影响农民的移民决策。但是中国大部分城乡劳动力流动都是暂时移民。
　　除此之外，赵耀辉[19]、Zhao[20-21]、 Hare[22]也探讨了一些个人特征和家庭因素。男性、年轻人、未婚，对迁移概率有正的影响。Zhao[21]实证研究发现教育对劳动力城乡迁移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Hare[22]认为教育程度对劳动力流动作用不显著。赵耀辉[19]发现人力资本较高的农村劳动者优先选择当地非农产业，教育程度升高对外出迁移概率影响不大，但对从事本地非农工作的概率提高更多。
　　由此可见，劳动力流动的宏观驱动力和微观驱动力都体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和关联性。例如，关于户籍制度的宏观政策作用于微观层面，表现为迁出地的推动因素和迁入地的拉动因素，具体而言，城市在工资收入、交通条件、文化设施、福利保障等方面相对与农村的优势形成了劳动力流动的驱动力之一。因此，只有充分研究好劳动力流动的微观驱动力，才能更好地制定具有成效的宏观调控政策。
　　2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影响
　　对劳动力流动所带来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二是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总的来说，从微观层面来看，劳动力流动可以有效避免劳动者技能与工作类型的错配，充分提升其工作积极性、工作效率、提升收入水平；从宏观层面来看，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将劳动力配置到最有效的地区和产业中，有利于国民经济增长[1]。
　　2.1劳动力流动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
　　Myrdal[23]提出，劳动力流动会导致劳动力流入地区收入增速快于劳动力流出地区收入增速，往往那些更加年轻、拥有更高教育背景、生产效率更高的劳动力会迁移到对劳动力需求增长迅速的地区，在这些优质劳动力要素的推动下，会导致劳动力流入和流出地区的收入水平差距进一步增大。Weisbrod[24]指出，即便劳动力流出地区剩余劳动力的收入都没有发生变化，那么由于一些收入水平高于当地平均水平的劳动力的流出甚至会导致当地平均收入下降。然而Romans[25]从劳动力供需角度分析，认为优质劳动力迁移至其他地区后，导致当地劳动力供给下降，使留在当地的劳动力工资上升。而Greenwood[26]从商品市场供需分析，认为当产品价格与劳动力流入正相关（可能的原因例如劳动力流入导致对当地商品的需求上升，导致商品市场价格水平上升），那么流入地对劳动力的引致需求会进一步上升而流出地对劳动力的引致需求会进一步下降。综合Weisbrod和Greenwood的理论可以从劳动力供需两方面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工资的影响，可见全面分析不同地区劳动力的供需关系需要综合考虑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一般均衡，因此Fujita[27]和Krugman[28]对该问题开创性地提出了空间一般均衡框架。 　　在此之前，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文献指出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变化趋势为倒U型[29]，即“库兹涅茨曲线”。城乡收入差距在初期逐渐扩大，然后逐渐稳定，当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时又逐渐缩小。倒U型变化趋势理论背后的假设是城市经济初期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因而早期经济的增速很快，Hirschman将其称为“极化过程”。Fujita和Krugman的空间集聚模型为上述思想的一般均衡分析提供了规范框架，但基于该范式的相关文献着重于分析产业聚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收入差距的研究相对较少。随后Krugman和Venables[30]进一步分析了地区收入差距问题，他们假设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供给富有完全弹性，因此产业集聚所导致的劳动力流动对工资没有影响。Puga[31]分别研究了引入劳动力流动前后的工业集聚现象，但是他假设劳动力从农业流向工业是完全自由的，这与中国劳动力流动存在一系列限制的国情并不相符。
　　结合中国国情，孙文凯、路江涌等[32]指出农村居民到城市务工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然而近30年来，随着中西部农村劳动力不断涌入东部沿海城市，中国城乡收入比却从1985年的2.1显著上升至2012年的3.03。赵忠[33]等对城市当地居民工资和外来农民工工资的统计研究也发现了两者之间差距扩大的趋势。
　　陈斌开、 张鹏飞等[34]指出，中国的城市偏向型政策（例如城市偏向的教育投入、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等）和城乡分割的行政制度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蔡?P、 都阳、 王美艳[35]指出，为配合建国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方针，我国采取了严格的户籍制度以控制城市规模，致使严重的城乡分割。林毅夫、 蔡?P、 李周[36]也研究指出中国的城市偏向型政策主要归因于政府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陈斌开和林毅夫[37]进一步探讨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机制以及中国城市化滞后的根本原因，他们发现，优先发展重工业（资本密集型产业）降低了城市对就业的需求，减缓了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导致城市化进程滞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在中国不成立，收入差距不会随着经济发展自动消除，因此，必须从劳动力流动政策和发展战略上进行调整，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早日实现城市化。此外Hu[38]从地域收入差距的角度分析，发现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因素是导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收入差距增大的原因之一，逐步放开劳动力流动的相关限制，不仅会缩小东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而且会进一步提升整个国家的收入水平。
　　与上述文献解释收入差距扩大的角度不同，一些文献则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对此予以解释。Kreme和Maskin[39]的理论模型证明了劳动力技能的差别会导致职业分离（segregation） 和工资差异。基于该理论，钟笑寒[40]认为大部分产业的工作需要管理经营者（白领阶层）和具体实施者（蓝领阶层）共同完成。当地居民主要从事白领工作，而外来农民工则主要从事蓝领工作，两种劳动力的有效搭配组合可以发挥出各自的比较优势从而提升整体产出。但由于白领劳动者相对稀缺，而蓝领劳动力供给相对较多，导致白领工作者的工资上涨更快。这种职业分工的原因既来自教育水平的差别，也来自政府的政策歧视以及文化障碍等非经济因素。但不容否认的是，城乡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都在提高，因此这种分工带来的依然是帕累托改进的结果。
　　2.2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Lewis[10]通过将一国经济分为边际生产力为零的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不断流向现代部门，现代部门不断扩张，直至传统部门边际生产率上升，剩余劳动力流动完毕，二元结构转型结束。Lewis的模型忽略了传统农业部门的发展，Fei和Ranis[41]认为如果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消失，则劳动力流动会使食品价格上升，贸易条件对现代工业日趋不利。经济发展由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驱动，又受农业部门生产能力的限制，因而提高农业生产率非常重要。Jorgenson[42]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条件是农业剩余。随着农业技术的不断发展，农业剩余不断扩大，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转移到工业部门，进而促进工业部门的发展。Williamson[43]总结，在经典的劳动力剩余模型中，劳动力流动短期内可消除效率损失，长期来看，劳动力流动使现代工业部门扩张，资本积累率上升，总产出不断增长。
　　Weil[44]在分析城乡劳动力流动时，在Ramsey模型中引入移民因素，发现劳动力流动倾向于加快经济体向稳态收敛的速度。Braun[45]注意到移民增加使得迁入地区自然资源更加拥挤，移民成本更高。移民成本关于移民量递增越慢，移民率对人均产出差异反应越灵敏，人均收入收敛速度越快。Bencivenga和Smith[46]在世代交叠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城乡劳动力流动和逆向选择问题，解释了城市失业问题的存在，并且经济可能会经历长期增长与短暂衰退的交替出现。
　　基于中国的情况，蔡?P和都阳[47]认为劳动力流动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提高了总体的劳动生产率，带动了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促进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廉价劳动力流入，促进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同时，劳动力流动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但是Zhang和Song[18] 认为劳动力流动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相反。陈朔和冯素杰[48]则认为， 经济增长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相辅相成，经济增长推助剩余劳动力转移。由于制度约束和城市高生活成本等原因，中国存在大量劳动力回流的现象，Zhao[49]说明回流劳动力对农业物质资本投资更高，而且更倾向于从事非农业工作，有利于当地农业与非农业部门的发展。
　　一些实证研究提供了有关的定量描述。例如， Lees[50]估计劳动力流动对年平均9.2%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贡献率约为16.30 %。蔡?P和王德文[51]计算了部门间劳动边际产出之差，估计劳动力流动的配置效用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约为20.23%。胡永泰[52]通过分解总生产函数，分离出TFP（全要素生产率），又将TFP增长率分解为劳动力再分配和净TFP增长率，发现1985至1993年9.7%的年增长率中约1.2%来自劳动力再配置。潘文卿[53]推导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益由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与分部门劳动增长率的加权和之差决定，估计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为13.9%。尽管计算结果有所不同，但都可得出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 　　3我国劳动力流动面临的挑战与展望
　　我国的劳动力流动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脚步，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些严峻的挑战。目前我国虽然存在大规模城乡劳动力流动现象，但是移民往往在迁入地受到种种限制、歧视和排斥，农村人口无法正常定居城市，在城乡间“候鸟式”反复流动。中国城乡劳动力迁移大部分是暂时的。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2005年的调查，在1.26亿外出劳动力中，只有2 600万人举家外出，近80%的流动劳动力作为个体在流动。农民工外出打工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很小，这表明农民工将外出打工视为暂时决定。
　　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对农村移民也存在歧视。农民工面临着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更多地就业于非正规部门或非公有制单位，外来劳动力比本地劳动者就业于公有制单位的概率低55%[54]。与本地劳动力相比，农民工工资偏低，王美艳的研究表明，本地和外来劳动力间工资差异的43%是由歧视等因素造成的。谢桂华[55]表明，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收入差异主要来源于基于工人户籍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住条件差，子女教育问题难以解决，农民工的职业安全和职业卫生权益也无法得到保障。移民没有参与当地政治生活的权利，被当地社会生活所排斥 [56]。
　　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了如此大规模的城乡劳动力流动，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中国终有一天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所剩无几，影响工业工资，随着劳动力进一步转移，二个经济部门边际产出相等，所有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近年来，我国已经出现人力成本上升的现象，蔡?P[57-58]等最早提出了我国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这一问题，以农民工就业集中行业平均工资的加速上涨为论据，做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的结论。王德文[59]通过农业部数据说明，农业长期雇工日工资在2005年以来大幅度上升。Zhang Yang和Wang[60]发现贫困地区实际工资在加速上涨，这表明剩余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结束。而白南生和陈传波[61]则提出，外出务工及本地非农就业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比重在地域间存在巨大差异，农村剩余劳动力尚未转移完毕。汪进和钟笑寒[62]认为虽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已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但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远高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尚不能说明刘易斯转折点已经来临。对于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状况，学者们虽然认识有所分歧，但都认为城乡劳动力流动是我国城镇化的关键，当前的一些制度因素阻碍了尚未转移劳动力的转移，要把剩下的劳动力转移出来，会有更大的制度挑战[63]。
　　此外，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集中化加大了城市的资源和环境负担，同时社会增加的财富更多被高收入者所占有，进一步加剧了不同阶层之间社会地位的失衡。这一现象在欧美发达国家劳动力流动的进程中也曾出现过，值得借鉴的是，这些国家后来采用“去中心化”和“就地城镇化”的政策以缓解大城市的压力。所谓“去中心化”和“就地城镇化”，就是农业劳动者的迁徙目标不再局限于大城市，而主要是其家乡附近的中小城镇，或者把散落的乡村居民适度集聚并逐渐发展为新的中小城镇，促进当地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欧美工业化国家还建立了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从而保证劳动者能够不断适应工商服务业的转型，减轻劳动力供给与工业化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此外这些国家中逐渐壮大的工会力量，以及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等等，都为缓和阶级矛盾产生了一定的作用[2]。
　　历史经验表明，劳动力流动是工业化进程的一部分，产业结构升级、城乡结构转变离不开部门、城乡甚至国际间的劳动力流动。对劳动力流动驱动力及其对国民经济影响的研究将继续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劳动力流动，并处理好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社会问题，尽最大可能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尽管当前学术文献中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但该领域仍然是研究的热点并且在不断深入拓展。尤其是从政策研究角度来看，如何更好地引导劳动力流动，促进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目前和未来研究的一大热点问题。在城市化水平还相对落后的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更是一大社会难题。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在目前存在制度障碍情况下，中国可能已达到或接近刘易斯拐点，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将逐步消失[64-66]。但是，我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还远高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城乡劳动力流动和城镇化进程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可见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未达成共识，它不仅关系到我国劳动力流动未来的走向，也关系到我国建设工业化国家的进程。希望在未来，我们能看到更多学者在此领域取得重大的学术突破，为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宏伟蓝图提供更加有力的政策参考。
　　（编辑：徐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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