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对音乐的影响.doc

道教对音乐的影响摘要：道教音乐所独具的阴柔幽静之美，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音乐审美精神，许多道教的很多音乐至今仍在宫观传唱的经韵曲目，是历代传统音乐的积淀，具有十分宝贵的历史价值。道教音乐至今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中仍然发挥着净化心灵、修养身体的重要作用。近年来，道教音乐作为民族器乐集成的内容而被纳入了音乐采录搜集的范围，由于道教音乐本身具有的艺术魅力和珍贵价值，道教音乐的学术研究也逐渐广泛。本论文主要探讨了道教音乐的起源与特征、发展历程与传承，并重点分析总结了道教音乐对当今音乐的影响。关键词：道教音乐，音乐发展，道教思想，艺术传承，宗教音乐引言道教音乐丰富多彩，博大精深，除了需要掌握较深厚的音乐学与道教学这两门基础学科的知识，还要懂得历史学、文献学、文化学甚至人体科学等方面的相关学科知识，才可能逐步认清道教音乐的真相。道教音乐学是系统描述研究道教音乐全貌和本质特点的一门新兴学科领域，也是一门跨学科性质的学问。道教音乐最重要的当代价值在于她的活文物性质，即古老传统韵味的保留，在当代社会条件下，道教音乐特色已在受到各种世俗趣味的冲击，诸如所谓现代化、社会化、大众化、专业化等改造思想，不光在音乐专业圈内有所表现，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道教内部中。如果我们不坚守一个保留传统特色的信念，那么一旦道教音乐失去了她固有的传统模式和特色，她的艺术价值和当代意义也必将不复存在。因此有必要对于道教音乐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加以研究分析，厘清其对于音乐的影响，并进行有效应用，让道教音乐能够得到良好发展与传承。1 道教音乐的起源与发展1.1 初萌阶段初萌阶段的道教音乐起于下层社会，其形态简朴，具有强烈的民间性。尽管这种仪式音乐实践因为本身的局限和统治阶级的打压而未形成传统，但它毕竟标志了道教音乐的开端。早期道教发端于下层民众，史称民间道教。汉末政治凋敝、战祸迭起，天灾人祸交迫而至，民间道教遂乘机兴起，他们组织教团，以符水治病、驱妖捉鬼、祈祥攘灾，施行各种法术活动，在民众中广泛蔓延。东汉后期五斗米道的三位天师张陵、张衡和张鲁祖孙三人模仿封建等级制，建立了一个从鬼卒、祭酒、治头大祭酒直到天师的政教合一的宗教组织。他们通过设立静庐、建立礼斗制度、造作斋仪书，创造斋法等活动，促成了科仪音乐思想和实践的萌生。东汉时期出现的太平经记载了道教最早的音乐言论，这些材料虽然较杂乱零散，却蕴含了道教音乐的基本思想“音和者善”及“音声通神”。这些思想不仅是道乐功用和本质的体现，还映射出道教以乐“修道”、以乐“养身”而达到“神人相和”、“天人感应”的音乐理念。太平经认为乐代表阳，与代表阴的刑罚相对而言，乐气兴旺阳气也就旺盛，如果天地都乐，善的事物就应该出现，天地不乐，就出现恶的事物。因而，五方有和谐的乐，五方就出现善。太平经还将乐和的作用推广到阴阳、元气、自然、天地、五行、四时、政治等诸多方面，此说可谓古代阴阳思想与儒家礼乐美学思想的集大成，摆脱了“以歌舞降神”的简单朴素音乐形式，开始建立道教音乐思想的理论形态。除了继承发展古代阴阳思想与儒家礼乐思想，太平经进一步发展了乐可致神与长生久视的音乐思想，构建起以通神长生为目标的道教音乐理论，并以此作为音乐思想的核心内容，使道教音乐理论在进一步完善中形成了自身的特点。1.2 发展阶段魏晋南北朝士族道士对早期民间道教教义和仪式音乐都进行了全面改革，促使仪式音乐向官方化正统化方向发展，由此建立了最早的宗法灵宝派的灵宝斋，经过南天师陆修静的改革，最终建立了规范化的斋仪体系，确立了正统道教音乐的传统模式。到魏晋时期，士族道教改革民间道教，向上层发展，成为道教发展主流。士族道教已清醒地认识到，道教要生存发展，必须提高自身素质，并争取统治集团的认同和支持，这一基本认识，促使他们对民间道教进行全面改革，提高和完善道教理论素质和科仪实践体系，拉开了科仪音乐向官方化、正统化发展的序幕。继葛洪于晋元帝建武元年( 317)撰写抱朴子后约半个世纪，相继出现了由士族道教构建的新道经、新道派，对道教科仪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有深远影响。首先是上清经与上清派的出现。稍晚，灵宝经与灵宝派兴起。这两经两派在道教史上均有重要地位，特别是灵宝经，被道教徒奉为万法之宗，群经之首，是科仪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1.3 形成阶段东晋时期，陆修静在南方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科仪音乐改革，经他的改革，科仪音乐顿时面貌一新，宣告正式完成。陆修静生于东晋安帝义熙二年，他的活动受到上层社会注意，曾奉诏入官讲道，获宋文帝、宋明帝的礼遇。由此渐声名鹊起，道俗归心。他致力于改革道教凡20多年，平生著述甚丰，最早将道书按三洞分类，奠定了道藏的体例基础。他最早建立道馆，为道教官观制度和戒律的完善成熟开了先声。他认为音乐是检束三业，使之不沉沦堕落的重要手段之一，并从理论上将音乐、仪式和修道术结合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体系。陆修静编创了丰富的音乐曲目，以配合繁多的科仪，并规范了演唱形式和唱法，使科仪音乐形成了稳定的传统模式。陆修静创建的科仪音乐在道乐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以丰富完整而具逻辑性的面貌而构成了模式，并具有“以简驭繁”的可操作性，为科仪音乐的传承发展提供了范本和方便。正因为如此，他创建的科仪音乐一直为后继者奉为经典，标志着道教正统科仪音乐传统的正式形成。1.4 完善与传承唐代和北宋时期，帝王崇道，道乐经由宫廷进入中国社会各阶层，正式成为中华民族音乐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此时期道教音乐在继承巩固前朝正统仪式音乐的基础上略有发展，在统治阶级的扶持下，对全国各地道教音乐进行了规范和普及工作，使道教音乐传统得以延续。唐代北宋是道教的全盛期，道内的科仪音乐继承陆修静的传统而发展。由于诸帝王大都虔诚奉道并大力推广和创作道教风格的音乐，道教音乐遂进入宫廷，并逐渐漫延到社会。从唐代开始，道教音乐在皇权的荫护下从殿堂进入皇宫，波及文人阶层，进而弥漫于世俗社会，在更为广阔的领域中，沿着道内和道外两途而发展。道内运用的正统道乐仍是主流，而道外以宫廷御用道曲为代表的世俗道乐则是补充和支流。唐宋帝王中唐明皇与宋徽宗不但崇道，且精通音乐艺术，这就注定了道教音乐在这个时期会得到国家权力的扶持而巩固发展。道内诸多领袖人物对道教文化做了集成工作，使道教音乐得到很好的保存延续。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杜光庭，他对道教音乐的延续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和杰出贡献。唐代斋醮仍袭南朝传统。当时道内继续撰集科仪的重要人物有张万福、杜光庭等，他们大体都以陆修静所撰为本。至元代，道教出现了全真与正一两大道派，道乐也出现了两种不同风格。全真重清修，其乐多清幽出世；而正一重斋醮与符篆，道乐雄浑、古雅。明初朱元璋设玄教院统辖全国道教（后玄教院改称道录司），下令清整道教，命道士编制斋醮仪范，道乐也由此逐渐规范化。明洪武十一年，建“神乐观”，置提点、知观等职，隶属太常寺，掌管宫廷祭祀活动和乐舞生，由精通乐舞的道士主领，乐舞生由征集的道童充任，服饰如全真道士。除京师外，在五岳也设有乐舞生，以备国家祭典用。明初著名道士冷谦曾主“神乐观”，定雅乐。清代在道乐管理上基本沿袭明代旧制。北京的东岳庙、蟠桃宫、吕祖祠、岳庙、关庙均属“神乐观”，居乐舞生，平时著道装，蓄发住庙，但可有家室，父子世袭。遇有朝廷盛典，即奉诏人宫参加祭典仪式。演奏的乐曲属宫廷祭典音乐，使用乐器比较多，雄壮宏伟而又不失欢快。在民间，道乐与各地的地方曲调广泛地融合，形成了各地不同的道乐风格。道乐走上了多样化、地区化和世俗化的道路。2 道教音乐的特征中国古代音乐由于无谱无录音记录，古代音乐的具体形态风格特点就很难认定，只能根据稀少的文字记载去揣测分析。道教音乐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这一缺失。道教音乐传承一向要求秘传和谨守传统模式，加上历代有皇室官府和官观丛林的制度性保护，甚少受到尘世动乱的冲击，得以自成一体地延续下来，由此使当代道教音乐仍能保留古老年代的面貌或因素。根据现存道教音乐的形态特点并综合相关文献记载进行研究，有可能构拟古代音乐的形态，从而为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观点和材料。这方面我们已有诸多研究实证材料。这里仅举一二典型例证。著名的苏南吹打音乐，过去年代称为“梵音”，其艺术性达到很高的造诣。理论界以往都认为它是江南民间吹打音乐。但事实上，苏南吹打乐班成员过去多是道士，名震全国的苏南鼓王朱勤甫，本人就是火居道世家出身。乐班所奏吹打乐曲牌，也多源出于道场仪式音乐。著名艺人瞎子阿炳，创作了多首脍炙人口的二胡琵琶名曲，以往都称为民间艺人和民间乐曲。但事实上阿炳也出身于道教世家，其父亲华清和是无锡雷尊殿的当家住持。阿炳的音乐技能即师从其父而习得，他创作的二胡名曲也多取材于道教音乐。正式形成于宋代的中国戏曲音乐，其唱念做打的综合表演形式，人物表演的程式性，科范动作，曲牌联结的套曲形式，综合构成了中国戏曲音乐的特有样式。然而这种样式早在道教仪式音乐中已全然具备，时间早在南朝刘宋时期。从这样的时间和形态比较中，我们不难得出新的结论：道教对中国戏曲音乐的形成起到重要的启示和推进作用。道教音乐形式内容的独特性，决定了它在当代文化学术研究中具有多种特殊价值。在信仰和仪式制约下，道教音乐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一些特点。第一，表演结构独特。道教音乐是歌舞乐一体的表演体系，它的主体是若干经韵歌曲的联结而演唱经文，各种仪式均采用长大而有序的联章大型套曲结构，包含了十多首甚至数十首的抒情歌曲连续演唱，加上舞蹈、做工、器乐和布景的艺术因素，并配合特定的仪式情节，完全称得上是一种具有民族神韵的歌舞剧。这种形式在中国传统音乐中是罕见的。第二，保存传统顽强。在中国传统音乐中，道教保存了更多传统因素。当代很多道教歌曲都来源于遥远的古代，最晚是明清时期，最早的可追溯到东晋南北朝，是历代传统音乐的累积，堪称活的音乐文物，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第三，“天下同”的旋律体系。中国传统音乐几乎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即每个地方的音乐都具有当地的风格色彩。住观道器乐牌子曲目大都见取自于民间音乐。如武当山的大开门、小开门，原系昆曲吹打曲牌，用于伴奏盛大宴会。而另一些耍曲牌子水乐音、海白菜、背靠背、四川调、闹台尾、雪花飘等，显系借用民间小调之类的歌名。考察道乐曲目，是认识道乐特征及源流演变的一个重要侧面。以上粗略考述，涉及道乐曲目形成的特殊轨迹和流变现象，源于经文及科仪程序的曲目占有主导地位，反映出道乐标题是按照有助于科仪的演出、传承原则而命名的。对于道教来说，经文和科仪比音乐本身更重要，因此，道士用经文和科仪节目作为歌曲标题是顺理成章的。此外，这种命名法有其实用目的。自古以来。科仪的传承传播主要是利用书面语言，传承比较准确完整，不易发生歧异或遗漏；相反，音乐传承主要是靠口传心授，这种传播很易产生讹误，变异或遗漏，反映到标题问题上，如果按音乐的内容特征来命名，必然很难统一，为传播和记忆的方便起见，直接采用仪式名目作相应经韵歌曲之标题，显然最有利于统一规范。然而，道教音乐中却存在一个在全国各地通用的旋律体系，这种现象在道人内部称之为“天下同”，学术界称为“超地域”现象，这在中国传统音乐中是罕见的。第四，阴柔虚静的审美风格。道教音乐大都趋向于阴柔、宁静之美，具有导人人静的审美功能，这与世俗民间音乐崇尚活泼欢快的风格有很大不同。这种审美风格若作很好的研究，可扩大当代审美的视野，可为新音乐创作提供独特的素材和灵感。总而言之，道教与中国传统音乐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它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成员，在许多传统音乐品种发生发展过程中，道教音乐起到重要影响和推动作用。道教音乐大都与各种仪式相伴随，可以说，没有道教仪式，就没有道教音乐。道教仪式是道教信仰的具体实践，其种类繁多，历史悠久，且大都有文献记载，具有历史连续性和保守性。3 道教音乐对当今音乐发展的影响及其利用在分析道教音乐的影响问题方面，首先要运用音乐形态学的方法，研究清楚道教音乐的本体是什么面貌，它具有哪些区别于一般传统音乐的特点。然后运用跨学科方法，针对特定的具体研究目标，结合相关学科知识背景，多角度、多侧面地描述、阐释它的形态风格和形成原因。例如，借鉴道教学研究的资料和观点，深刻正确地理解道教音乐的特点及其形成机制原因；运用历史学、文献学与古今互证的方法，研究道教音乐历史的脉络和规律；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弄清楚道教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的关系，从而确认道教音乐在中国音乐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3.1 道教音乐对民间音乐的影响当代音乐多追求快、强、亮、高的方面，而忽略了音乐中慢、弱、暗、低甚至无声的重要审美意义，这种审美情趣上的单一片面性，从道教音乐研究中可以得到弥补和丰富，从而扩大当代音乐的审美视野，提高音乐创作欣赏的境界。道教音乐在宗教信仰制约下形成了以修道养生为大本宗的音乐特点，崇尚一个“静”字，这种导人人静的音乐，对人体科学的发展也有积极意义。道教音乐亦继承了老子的学说，老子最早看到这点，指出“五音使人耳聋”，提出“大音稀声”的命题，认为繁丽淫声固悦于情，却有害于心身，感官享受是以心神散佚和体能耗散为代价韵。它反对以骇耳洪心的音响煽动人的感情，排斥音乐的强烈冲突和大起大落，追求单纯、虚静、柔和的审美情趣，强调以和谐宁静的乐音来平抑人的心志，使之归于清宁平和，静止虚无的心态。这种音乐形态正有养生之用。在心理上，它助人进入超尘脱俗、清虚博大的心态，在生理上，它可使人的血液流动、新陈代谢和心律减慢，心理紧张消除，趋于平静。身心放松，静若止水，就能最大限度地防止体内能量的耗散，保养生命元素精气神。现代人在紧张的生活节奏中，最易产生身心失常之病，如果能经常听平和的道教音乐，常可起到药石无法取代的疗效。道教音乐养生功能如能认真研究发扬之，必能对当代人体科学和音乐治疗学的建设产生良好效应。 道教视诵经音乐为修道方法，虽有宗教宣传的因素，但在客观效果上却深藏义理。它实际上是利用特别的发音和运气法来震动身体内部的气脉，使它得到运动，从而不断开发人体未萌的潜能和智慧，发挥生命的潜能，产生不可思议的神通。道教音乐形态风格和功能的丰富独特性，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多元一体。但无论研究中要涉及多少学科知识，终极目标和核心内容仍是音乐。以多元的学科为背景、以音乐为主体，这就是研究道教音乐学的基本方向和观点。3.2 道教音乐对民间音乐的启示与利用首先，民间乐器对道教音乐的借鉴与应用，器乐是道教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宗教观念和仪式的制约，道教器乐艺术也形成了一些自身特点：浓厚的民间性；道教中人大多来自民间，因而导致道教器乐与民间器乐有天然的血缘联系；教中有句行话，“先有咣咣嚓，后有天地人”，迄今道教音乐中，以鼓、锣为主的打击乐仍占有突出地位。在道教科仪中，器乐运用较之唱腔、念白、舞蹈等形式更为广泛，频繁，几乎每个环节都少不了器乐，可以说无吹打不成道乐。正因为运用广泛，所以道教极重视器乐的学习，掌握吹打艺术成为道士的入门功课。正因为器乐运用的广泛和重要，促使器乐艺术在道教中得到特别高度的发展。打击乐在道教科仪中兼具法器功能，它的奏法和效果，直接受到道教神秘观念的制约，渐至形成了一些形式特点。以上特点使道教器乐发展到相当高度的造诣，成为中国器乐艺术的杰出代表，民族器乐的诸多名家往往出自道门。如南鼓王朱勤甫、二胡演奏家阿炳，西安鼓乐的名鼓师安来绪等。出自道士的器乐名作更不胜枚举。其次，道教对民族器乐结构思维的影响。民族器乐曲结构思维方面比较偏爱“非方整”的形式，句数多少不一，句幅长短参差，有错综之美。这种“非方整”形式并不意味着它是随意的，恰恰相反，在其背后却隐藏着比均称原则更深奥的结构思维，蕴含着更丰富高妙，更令人惊异的审美追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器乐曲结构的新颖构思很多导源于道教。例如，二泉映月是一首雅俗共赏的二胡曲，其艺术感染力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曲式结构，采用了殊为别致的双主题变奏。此曲有两个主题，在旋律性格及变奏发展上均有明显对比性，构成一静一动、一阴一阳的互补关系，从而使音乐在回环跌宕中得到推进，塑造出既有对比又有统一的音乐形象。再次，道教与民间乐种之间存在融合。中国道教在法事中甚重视器乐的运用，一场法事往往演奏由多个曲牌连接而成的大型套曲，其唱腔也始终用器乐伴奏或作为过门。这一特点注定了道教与民间乐种会有普遍的融合，道教将民间曲调利用于法事并进行宗教改造，使之逐渐成为道教音乐的内容。还有的是将民歌、戏曲唱腔改编为道乐曲牌。武当山道教曲牌雪花飘的旋律则完全借用江苏小调茉莉花的旋律而成。道教乐曲用于民间艺术中，逐渐与民间器乐合二为一，甚至演变为民间器乐面目。如十番锣鼓和阿炳的器乐曲等皆是显例之一。道教与传统器乐就是在这种交叉授粉的复杂关系中共融共存，从而丰富发展了中国的器乐艺术，使之无论在创作水平和演奏技巧上都达到了举世瞩目的高度。4 结论道教音乐根植于中国传统音乐的良田沃土，道教音乐既是产生于中国民间，自然是受民间音乐影响而形成的产物，道教音乐与其它中国传统音乐品种的关系，并非单向影响的关系。固然中国传统音乐民间音乐对道教音乐的形成有着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由于道教特殊的宗教机制和生态环境，使得其音乐的形成发展有了特殊的形态和品格。比起一般民间音乐来说，道教音乐在宗教信仰和仪式的制约下，更容易保留古老传统，从而将中国传统音乐的古老面貌较多保存下来；同时，道教音乐的传习具有特殊的方式和环境，使其保存传统比较其它民间音乐更为方便有效。道教音乐保存了较多中国古乐的特点，使它成为中国音乐精髓的集中体现。中国音乐的审美情趣和形式特点，在道教音乐中得到集中、提炼和保存。从道教音乐中，我们可以更直接地、纯粹地体验到中国音乐和谐、虚静、含蓄的美感。道教音乐一当形成它固有的传统模式，比如歌舞乐一体的表演形式、结构的长大严谨、旋律的深沉柔美、节奏的自然顺畅以及变奏方式的丰富多彩，都不同程度地对中国传统音乐诸多品种产生反影响力，甚至促成了某些传统音乐品种的产生和发展。参考文献1 杜新平. 浅论清水道教音乐的保护和利用J. 音乐大观. 2014(06) 2 甘绍成,朱江书. 成都道教音乐现状调查J. 中华文化论坛. 2013(01) 3 李刚. 道乐著经典 仙韵全景现评中国道教音乐之现状研究J. 中国音乐. 2013(02) 4 金平. 淮河流域河南民间道教音乐概述J. 山东社会科学. 2013(S1) 5 王宜娥. 道教音乐J. 中国宗教. 1998(01)6 蒲亨强. 道教音乐观论略J. 宗教学研究. 1998(03)7 李国瑞. 恒山道教音乐J. 黄河之声. 2012(24) 8 金平. 豫南民间道教音乐的历史与现状考略J. 人民音乐. 2011(04) 9 刘红. 当代道教音乐研究之定量分析(19572008)J. 音乐研究. 2010(02) 10 任法融. 论道教音乐的特殊性J. 中国道教. 2010(02) 11 史琳. 关于道教音乐道情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02) 12 刘红. 当代道教音乐的回顾与展望(下)J. 中国道教. 2007(01) 13 胡军. 论道教音乐与现代文化J. 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 2007(0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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