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中国保险业的变革与发展.pdf

十四五时期中国保险业的变革与发展中国保险业的变革与发展陈辉 2021年7月背景 变革与发展：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领下，面向“十四五”和“2035”，面对“12345+10”的宏观环境，面对保险业高质量发展，中国保险业将何去何从。宏观经济政策（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5）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6）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7）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8）关于促进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发展的意见（银保监发20204号）（9）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9号）（10）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450号）（1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59号）（12）关于全面推进保险纠纷诉讼与调解对接机制建设的意见（法2016374号）背景（二）保险法律法规（13）关于深化保险中介市场改革的意见（保监发201591号）（14）关于保险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保监发201738号）（15）关于保险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保监发201742号）（16）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银保监发201952号）（17）关于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财金2019102号）（18）关于印发的通知（银保监发202040号）（19）关于印发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2068号）（20）关于加快推进意外险改革的意见（2020年1月27日印发）（三）重要会议精神（21）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及党中央其他重要会议精神（22）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有关重要会议精神（2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24）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25）全国银行业保险业监管会议精神变化G2与全球供应链/全球价值链一带一路战略与全球资源配置去美元化与人民币国际化数字货币与数字经济全球性经济危机与风险管理大时代下的新问题全球经济衰退与全球保费下滑宽松货币政策与低利率、高通胀风险意识增加与消费能力下降数字化转型与数据化驱动全球化触顶与并行供应链后疫情时代新变化 疫情期：2020年1月20日，中国政府开始公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至5月31日共计132天。后疫情时代：2020年6月1日起为后疫情时代，或者说国际疫情时代。6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6月16日，习近平主席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通电话时，提到“后疫情时代”一词。学习（一）国家治理层面（1）中共全国代表大会（2）中共中央全会（3）中央政治局会议（4）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5）中央专项领导小组/委员会（6）大型工作会议（7）重要座谈会（8）考察调研（9）两会讲话（10）外交场合讲话（11）重大场合讲话（12）学习班讲话（13）指示、信函、贺电、主席令（14）重要文件、著作（二）金融保险层面（15）金融保险相关的法律法规（16）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历次会议（17）中国人民银行规章制度（18）中国银保监会规章制度（19）中国证监会规章制度（20）国家其他部委发布的与金融保险有关的文件思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距今已经三年有余）思考“保险业十四五”这个话题本质上就是后疫情时代中国保险业的变革与发展，我们不妨把其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领贯穿中国保险学学科的知识体系研究”这个话题来思考。从中国保险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发展体系和市场体系等方面来思考中国保险的变革与发展。思考“保险业十四五”这个话题，关键在于：形成说明中国风险观和保险学的“说明书”；建立解释中国风险观与保险学的“解释学”；给世界提供研究中国风险观和保险学的基础知识和方法的“方法论”；让世界认识中国保险业和保险市场的创新与发展的“实践课”。内容概要 重新认识环境 重新认识保险 重新认识风险 重新认识科技宏观篇 保险业的机遇与挑战 寿险业的机遇与挑战 个险市场的变革与发展 商险市场的变革与发展中观篇 保险业集聚新动能 金融专题内容分析 保险专题内容分析 保险热点问题评议微观篇重新认识环境重新认识保险重新认识风险宏观篇重新认识科技重新认识环境“十四五”一个坐标原点（以人民为中心）“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五年规划包罗万象，涉及各行业各领域，但不论怎样复杂，如何变化，始终不变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底色。以人民为中心顺应民心，让“十四五”规划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主人翁”意愿汇聚民智，让“十四五”规划为高质量发展精准定位导航聚焦民情，让“十四五”规划开启幸福生活美好未来幸福蓝图发展高地发展新篇“十四五”三大时代背景“十四五”时期，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调整期、百年未遇之大疫情持续影响期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这三个百年大局相互叠加、交互作用，塑造了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全球秩序加速变革。随着经济实力的变化，国际体系与世界力量对比的“东升西降”“新升老降”的趋势明显。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出现转折性变化。美国对中国遏制逐渐升级，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总量同美国日趋接近。2019年，中国GDP接近美国的67%，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美国。从历史上看，GDP超过美国60%是一道红线，苏联和日本GDP超过美国60%后，美国都加大了遏制力度。科学技术推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历史上看，世界上曾经数次发生席卷全球的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冲击类似于重大自然灾害、战争和金融危机，经济社会发展格局都因之发生了重大的调整。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看，在疫苗和有效治疗方案出现之前，人类将与病毒共存，而疫苗的研制至少需要半年至一年的时间。因此，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持续至202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个机构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出现大幅下降，全球贸易投资等将遭受巨大冲击。同时，疫情也推动全球产业组织形式、产业链布局、全球治理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全球化进程、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将因疫情影响而加速。百年未遇之大疫情百年未遇之大疫情 从社会生产力来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全面升级。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看，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发展积累了一些矛盾，如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扩大、生态环境破坏、公共服务不足、腐败问题滋生等。同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相比，今后一个阶段我国发展的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条件、新问题、新任务决定了在新阶段我国发展的目标、方法和战略都需要进行深刻调整。百年发展目标百年发展目标“转段转段”资料来源：“三大时代背景”“五大变革性力量”“十大发展趋势”等根据“新宏观公众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发布的研究报告整理。“十四五”两大循环（1/3）2020年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全球经济深陷“长期性停滞”格局，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中美经济摩擦全方位升级，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可谓前所未有的复杂与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外需增长面临较强的不确定性，中国还将面临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的挑战。因此，要保证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就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内需增长。中美经贸摩擦过程中，美国竭力对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打压，试图显著削弱中国在技术进步方面的“后发优势”，并努力将中美技术差距锁定在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以芯片行业为例，目前每年中国芯片进口额已经超过原油进口额。中国在高端芯片方面非常依赖从美国的进口，而美国却要努力来“卡脖子”。因此，面临来自美国等国家在高科技领域的打压，中国政府不得不通过激发国内技术自主创新来对这些高科技产品实施进口替代。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崛起，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必然会降低，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将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需的挖掘程度。以出口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经由2006年35.2%的峰值下降至2020年的17.65%。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7月21日在与企业家座谈时所指出的，“国内循环为主，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全球经济问题中美经贸摩擦中国经济问题“十四五”两大循环（2/3）01要促进国内大循环，就必须打破国内市场上存在的各种显性与隐性的要素流通障碍，通过促进要素在国内的自由流动来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从2018年以来，中国国内市场的绝对规模就超过了美国。然而，与美国相比，在中国国内，各种要素与商品的流动面临更大的障碍。例如，公路货运面临高昂的运输成本，跨省贸易面临更加严苛的检验检疫流程，劳动力的跨境流动也面临各种各样的歧视性政策等。这些要素与商品流动的障碍无疑会显著削弱中国国内统一大市场的优势。2020年4月9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意见，其核心所指就是要促进要素定价的市场化以及要素在国内的自由流动。要素的范围涵盖了土地、劳动力、专业人才、金融资本、技术成果与数据。如果这一政策能够得到充分落实，那么对于打破国内要素流动障碍、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将具有显著推动作用。02要促进国内大循环，就必须确保消费市场的持续扩大与消费持续升级：要保证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较快增长；要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来缓解中国国内的收入与财产分配失衡的格局。只有让全体人民在更大程度上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才能促进消费需求的持续扩大与消费升级的发生；要保证居民将更多的收入投入到消费，就必须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构建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的政策，如果房价继续快速上涨的话，更多居民收入会被用于偿还月供与储蓄买房，从长期来看，这会对消费增长形成负面积压；加快户籍改革与农村土地改革，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消费热情。03要促进国内大循环，就必须确保民营企业享有足够的成长空间以及与国有企业平等的国民待遇：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素来有“56789”的说法，也即民营企业贡献了50%的财政收入、60%的经济增长、70%的技术创新、80%的就业以及90%的新增就业。因此，要促进国内大循环，就必须保障中国民营企业有充分成长的空间。宏观政策的“六保”中的“保市场主体”一项，就充分说明了中央政府对民营企业的重视。这就意味着，要避免宏观经济下行与金融监管强化过程中通常会出现的“国进民退”的格局重演，要向民营企业充分开放中国的服务业市场，要对中小微民营企业进行财政与金融方面的支持等。04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要必须确保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并促进中国企业通过各种努力实现技术进步、在产业链价值链上不断向上攀升：中国政府必然会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来大力发展国内高科技行业，这意味着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定价与保护、鼓励科研成果更好更快地向技术产品转化、对国内教育培训体系进行调整、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扶持力度等政策举措。05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国政府就必须要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努力参与各种双边、区域与全球性多边合作，实现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相互促进。6月1日海南自贸港总体实施方案的出台，就标志着中国国内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国内金融市场以及国内金融机构的开放方面速度很快。在全球经贸摩擦加剧的背景下，全球产业链演进出现了区域化的新特点。中国政府应该充分发挥中国东盟自贸区、RCEP、一带一路等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增强中国在上述机制中的影响力与贡献度，通过双向开放来促进共同发展。“十四五”两大循环（3/3）随着国内统一大市场与国内要素自由流动的实现，在未来五年至十年内，中国国内有望形成新一轮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形成的都市圈与城市群建设，会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增长极。随着要素的自由流动程度的上升，未来中国国内将会形成新一轮要素聚集，这意味着一些区域的整合与发展速度将会加快。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除港澳外，包括深圳、广州与佛山（东莞）；未来有望成为中国硅谷，这里科技创新与金融服务结合得非常紧密。长三角，核心城市包括上海、杭州与南京。目前是中国区域一体化与区域内平等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发展相对均衡。京津冀，传统核心城市是北京与天津；如果雄安在未来十年能够快速发展，那么雄安有望成为京津冀的第三个增长极。中三角，核心城市是郑州、合肥与武汉；这三个城市是中国高铁时代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构成了中国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大通道”。西三角，核心城市是成都、重庆与西安；特色是制造业发展与科技研究能力相得益彰，且相对而言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成本较低。五个区域、15个核心城市，在未来不仅是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汇聚之地，其自身的房地产市场也有着更加可持续的发展前景（因为面临大规模的青年劳动力流入，以及有着更好的公共资源分布）。五个区域在资源禀赋、发展程度、外向型程度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有望形成中国版本的“雁阵模式”，粤港澳湾区与长三角处于第一梯队，中三角与西三角处于第二梯队，而五个区域之外的其他区域则形成了第三梯队。京津冀则相对较为特殊，可以称之为“雁头”。未来，第一梯队的产业与企业未必要因为成本上升向东南亚或其他国家迁移，而可以更多地迁移到第二梯队，而第二梯队的产业与企业可以迁移到第三梯队。通过雁阵模式的逐级传递与扩散，就能够实现区域优先发展之后的全国共同发展。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主任、研究员张明 双循环”的宏观背景、概念内涵与政策方向一文整理。“十四五”四大变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这就指明了“十四五”期间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与主线。现代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是我国改革中一项未竞的任务。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产权问题。要对公私财产给予同等的法律地位，并在司法实践中一视同仁地保护。要重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我国“专利盒”制度。（一）完善产权制度，平等保护公私财产（二）啃下要素市场化改革“硬骨头”我国市场体系建设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商品和服务的高度市场化相比，要素市场建设相对滞后，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十四五”期间，应在市场化改革的总体导向下，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步步为营，久久为功，力争啃下这一改革的“硬骨头”。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夯实人口基础。深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深化金融改革，促进供给主体多元化。深化科技制度改革，切实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三）创新国企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四）增进财政可持续性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是继续推进全面改革的风向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已经描绘出了现代财政制度的蓝图，且经过近几年的努力，现在已接近完成。“十四五”期间，财政改革的重点是攻下剩余最难、最复杂的部分，重构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另外，随着财政收入放缓，“十四五”期间财政可持续性更值得关注。“十四五”五大变革性力量“十四五”时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调整、百年未遇之大疫情严重冲击、百年奋斗目标迈向新阶段三大背景，多种作用相互交织促使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五大力量共同推动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形成更趋复杂、更加多元、更多变化的发展特征：01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世界加速调整的重要力量：从挑战来看，疫情加剧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需提前防范各国央行大幅扩表后面临的各部门债务激增、政策空间收缩、国际货币体系失衡、全球经济衰退等一系列问题，实体经济和生产力的恢复乏力，全球将长期面临“零利率”甚至“负利率”陷阱。从机遇来看，人类历史上多次经济高速增长都发生在经济社会危机之后，就是因为危机暴露了过去经济增长的短板和弱项，促进了技术和制度创新，催化了数字经济和线上模式的加速发展，实现了所谓“创造性破坏”。02数字化成为主导国际竞争的关键力量：在数字化深刻改变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同时，各国都在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布局，未来围绕信息化的技术、资源、标准的竞争将日趋激烈，数据和信息要素的重要性大幅提升，将成为国际竞争的新前沿。03“边界”冲突与重构成为结构调整新动力：从国际上看，技术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传统的全球治理架构和规则边界，要素和产业组织的高度国际化和信息化推动形成新的治理机制。从国内看，疫情改变了传统的城乡区域经济布局，警示人们更好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更加注重人的生命健康，新的边界加速形成。04大国实力变化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重塑推动力：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国际大国关系加速调整，将进一步推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变革，全球经济格局加快重塑。美国接连“退群”，二战以来的国际安全、经济、贸易治理架构遭遇最严重挑战，国际经济社会版图重构进一步加速。05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凸显和强化国家能力：面对疫情这种重大冲击时的能力不足，进一步彰显了国家能力的重要作用；在后疫情时代，国家能力仍将扮演重要角色，政府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同时，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平台、社交软件、区块链、数字货币的蓬勃发展，进一步增强了微观个体的连接性和行动力，不同群体的诉求表达更为充分，政府行为也将在更大范围内被审视和监督，互联网时代的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强政府的集中式、科层制之间需要重建平衡和协作体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创新政府行为方式的要求日益紧迫。“十四五”十大发展趋势（1/6）“十四五”时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调整、百年未遇之大疫情严重冲击、百年奋斗目标迈向新阶段三大背景，数字化、大国博弈、治理重构等力量推动经济社会加速变革，世界经济格局将深刻调整，我国的发展环境也将呈现阶段性变化，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呈现以下十大趋势。全球经济延续高债务低利率低增长态势 国际经济大循环调整加快 全球治理向多极化方向加快重构 国内经济增长中枢下调但结构优化潜力巨大 数字经济成为国际竞争主战场并引领产业变革 经济社会复杂性提高导致风险管理难度加大 要素集中化网络化趋势进一步加强 绿色发展比较优势更加凸显 对外开放面临更多非经济因素影响 伴随中等收入群壮大收入分配调整进入关键窗口期 寿险利差损、财险增长基础 资本的流动、物流保险的发展 中国保险的话语权 保险业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对保险的影响 风险型社会的变革 保险的核心竞争力 绿色保险与绿色金融 中国保险业与全球保险业 保险发展深度与广度、保险服务化与普惠保险“十四五”十大发展趋势（2/6）疫情短暂冲击可能演变成为持久性冲击。疫情后需求恢复相对滞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新接续将会存在巨大摩擦成本，将对全球经济带来中长期扰动，可能使全球经济陷入中长期“L型”或者“W型”衰退。为对冲疫情冲击，各主要经济体出台了一系列规模空前的刺激和救助政策，进一步推高全球债务水平，各主要经济体很难摆脱“高债务、低利率、低增长”的模式，疫情期间的部分非常规政策可能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的常规措施。预计2020年和2025年全球宏观杠杆率将分别达到255%和270%，债务和经济增长的缺口进一步拉大。全球经济延续高债务低利率低增长态势预计“十四五”期间，世界经济总体上呈现中国份额明显提高、美国相对稳定、欧盟显著下降的格局，中、美、欧经济占比将分别达到18.1%、21.9%和19.3%。新一代信息技术进一步深化了全球产业链网络化布局，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布局由成本至上转向成本、市场、安全等多因素并重。主要经济体、跨国公司预计将进一步调整其产业布局，在“市场开放优势”与“国家安全需要”之间找寻新的平衡，进一步增强其产业安全性和抗风险能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散化、多中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生产网络的内部循环强化，原有的“大三角循环”分工格局将发生重大调整。国际经济大循环调整加快疫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不信任和相互指责，各主要经济体更加“内顾化”，全球化遭遇回头浪。全球多边治理机制进一步削弱，区域和双边机制更加重要，各国间处理国际公共事务将更加扁平化、分散化。疫情冲击下美国加速“退群”，世界朝向“零大国时代”发展演进，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缺口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新冠疫情显现了市场在面对危机时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能力不足，进一步凸显了国家能力的重要作用。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共识进一步减退，国家作用重新得到强化。“大政府”时代可能回归，政府对市场直接干预将会更多，产业政策可能再次被重视。中美之间对抗将进一步加剧，并向多领域蔓延，各领域脱钩的风险大幅上升。全球治理向多极化方向加快重构“十四五”十大发展趋势（3/6）“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大概率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据测算，到2024年底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可超过14000美元，将迈过高收入门槛线。疫情将加速经济进入中速增长平台的进程，并带动增长中枢进一步下调，“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速将下降至5.0%5.5%左右。我国经济总量将更加接近美国并逐步实现赶超，“十四五”末期中美经济总量的差距将显著缩小，并将在2027年超过欧盟，在2032年超过美国。经济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创新引领特征强化，消费需求仍将是带动经济的主要力量。“十四五”时期我国消费率将由2019年的55.4%上升至60%左右，投资率将由2019年的43.1%下降至40%左右。我国不断累积的人力资本和不断提高的科技创新能力，将成为“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特征更趋明显。国内经济增长中枢下调但结构优化潜力巨大“十四五”十大发展趋势（4/6）新一代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数字经济成为引领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国际竞争的新战场。2019年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的直接贡献为6.6%，对经济的间接影响达到11.0%，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助推器。同时，产业结构高端化步伐加快。服务业比重将继续提高但扩张速度会有所放缓，制造业比重仍会维持在较高水平。“十四五”时期，预计二产比重将由2019年的39%下降至35%左右，三产比重将持续提升至60%左右。在数字化带动下，制造和服务加快融合，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生产将逐渐成为主体形态。数字经济成为国际竞争主战场并引领产业变革预计老龄化进入加速期，劳动力供给将继续下降。到2025年，预计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20.5%，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接近14.0%，劳动年龄人口将继续减少2000万人左右，比重下降至61.5%。与之伴随的是，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居民储蓄率降低，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费用负担加重。“十四五”仍是我国金融风险易发多发期，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将进一步显现，风险释放的压力将持续增大。此次新冠疫情也暴露出了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社会管理、应急管理等方面诸多短板和问题，将成为“十四五”时期补短板的重点。经济社会复杂性提高导致风险管理难度加大“十四五”十大发展趋势（5/6）“十四五”末我国城镇化率预计将达到65%左右，“后城镇化时代”很可能提早到来，提高城市生活质量、社会保障水平和城市管理水平将成为城镇化面临的核心问题。要素进一步向城市群、都市圈和大城市集聚，区域集中化网络化程度进一步提升。预计2025年超过100万城市群人口占比达到32.5%，2035年接近40%。城市群和基础设施布局更趋网络化，进一步提升资源空间配置效率。此次疫情为契机，“十四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以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前提，综合考虑生产、生活、生态和安全的需要，推进一轮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治理改革，适度控制超大城市规模和密度，积极推进城市多中心、郊区化发展，建设网络型城市。要素集中化网络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十四五”时期，随着我国煤炭等能源消耗的下降，我国将总体处于污染物排放的“拐点”后阶段，主要大气污染物叠加总量的峰值极有可能在2020年左右出现，预计到2030年前碳排放总量将可以达峰。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峰后生态环境压力减小，绿色发展实现从外部性负担到新竞争优势转变。生态环境将作为可创造财富的资源带来发展增值，绿色发展将成为提升经济发展效益和群众生活质量的重要力量。我国绿色发展将从“运动式”走向“制度化”，并将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不断创新国际绿色合作机制，推动全球绿色治理协作持续升级。绿色发展比较优势更加凸显“十四五”十大发展趋势（6/6）中美经贸摩擦可能走向常态化极端化，严重压缩我国全面开放和发展空间。不排除美国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对我进行全方位打压，包括滥用“长臂原则”对我国部分企业实施“金融制裁”，扣押我国购买的美国国债，软硬兼施拉拢西方国家强化“瓦森纳协定”对我实施技术和相关产品禁运，将我排除出美元结算体系，拉拢其他国家对我国进一步孤立等等。中美之间角力将伴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十四五”时期将是我应对中美摩擦并进行战略性布局的关键期。疫情后“去中国化”力量更趋凸显，产业链外迁压力进一步增大。美西方国家对我技术和投资限制进一步增强，我国技术升级步伐可能进一步放缓，甚至存在被迫陷入“技术闭环”的风险。对外开放面临更多非经济因素影响“十四五”期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有望提高23个百分点，社会财富积累将不断增加，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更趋明显。按照世行标准计算，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占比已超过30%。初步预计到202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超过5.6亿人，国内消费市场将超过美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将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优势，并增大我国回旋空间。但也要看到，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长期高于国际警戒线且近年来有所回升，如果“十四五”时期这一趋势得不到扭转，收入差距长期保持高位，将加剧社会阶层固化风险。伴随中等收入群壮大收入分配调整进入关键窗口期“十四五”宏观环境“12345+10”国家能力与公共产品国家能力与公共产品全球要素市场结构调整全球要素市场结构调整全球经济政治治理重塑全球经济政治治理重塑1.全球经济延续高债务低利率低增长态势2.绿色发展比较优势更加凸显8.数字经济成为国际竞争主战场并引领产业变革10.要素集中化网络化趋势进一步加强3.全球治理向多极化方向加快重构6.国际经济大循环调整加快7.经济社会复杂性提高导致风险管理难度加大9.对外开放面临更多非经济因素影响5.伴随中等收入群壮大收入分配调整进入关键窗口期4.国内经济增长中枢下调但结构优化潜力巨大新冠疫情数字化1234345产权制度要素市场国企改革+财税体制12国内大循环国内国内双循环以人民为中心时代时代背景背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遇之大疫情百年未遇之大疫情百年发展目标“转段”百年发展目标“转段”1个原点2个循环3个背景4个变革5个动能10大趋势“2035”三大发展台阶 从现在到2035年，将是十分关键的十五年。这个十五年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十五年，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真正发生“变局”的十五年。这十五年中有三大台阶，多少仁人志士追求的目标，这个时候出现了。第一个台阶：到2025年，中国将跨过中等收入上限，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根据世界银行2021年的收入划分标准，2019年人均国民收入（GNI）不到1036美元的为低收入国家，在1036美元到404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4046美元到1253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 12535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201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9470美元，2019年突 破10000美元，2020年又有所提高，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再经过五年的发展，到2025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至少将超过 13000美元，摆脱中等收入上限。目前，全世界有83个经济体属于高收入，106个经济体属于中等收入，还有29个经济体属于低收入。一些国家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至今这些国家仍然陷入增长的停滞期。中国只要每年保持5%的增长，2025年前一定会超过13000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二个台阶：2030年左右中国GDP总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预计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将至少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率，到 2030年GDP就达到160万亿人民币，折合美元约25万亿美元；预计美国按年均2%左右的增速，10年后将达到24万亿美元左右。根据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的计算，公元元年时中国GDP占世界比重为26%，公元1000年时占22.7%，到康熙乾隆时占全球40%，1820年时达到 32.9%，世界第一。但到了近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到1980年时占世界1%不到，低于当时的荷兰。2020年中国GDP占世界比重17%，预计十年后中国占世界的比重将达到25%左右，重登世界第一，这也是一个里程碑。第三个台阶：到2035年，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提前十五年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预计2030-2035年年均增长4%左右，届时中国的人均GDP在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是有可能的。目前，欧洲国家人均GDP为4万美元，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在2.5万美元-3万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因素，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折合美元达到2万美元-2.5万美元是可能的。这样我们国家就提前十五年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中的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2035”五大发展预期 一是形成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到2050年，中国的经济战略演进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0年到1980年，是封闭的内循环，基本没有外循环。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到2010年前后。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沿海率先开放，通过发展“两头在外”、“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等产业起步，进出口贸易一路高歌猛进，占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12%增长到2006年的峰值65%，形成了以外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但随着中国要素成本（煤电油运、劳动力、土地等）日渐高企、国际上经贸摩擦频繁，过去大进大出、以外循环为主的发展战略已不再适应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因此，第三阶段是中国经济在2010年前后开始逐步转向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如今中央明确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更是实至名归。未来15年将基本按照这一战略推进实施。二是实现碳达峰、加快碳中和。根据有关专家测算，2020年中国碳排放量大约为102亿吨左右。按照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的“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以及在气候雄心峰会上提出的“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的要求，到2030年中国的碳排放量大约为100亿吨-110亿吨，达到峰值。预计2030年中国GDP将达到160万亿人民币，这意味着GDP比2020年增长了60%，但碳排放却只增长10%。同样，2060年实现碳中和，意味着要将这100 亿吨-110 亿吨的碳排放通过减排或者碳汇予以中和。那么，从现在到2035 年，中国将进入一个艰难而深刻的经济转型阶段。一方面，中国的能源结构将面临深刻调整：预计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到2035年达到30%左右；另一方面，全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向低碳生产、绿色生活转型。这是一个艰难的15年，也是一个关键的15年。“2035”五大发展预期 三是将实现更高质量的城镇化。当前我国城镇人口占比已达到63.89%，各类城市正由各管各的发展阶段迈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地区经济圈等地区已经开启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其中的红利将高达百万亿级。预计到203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超过70%。届时，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将成为比肩纽约、东京的国际化大都市。在这个过程中，过去由房地产投资、大拆大建搞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向城市消费和以人为中心的深度城镇化转变。中国的城乡社会结构将发生质的变化，即由过去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农业国真正转变为城镇人口占多数的工业国，城市文明、市民社会在中国将正式进入发育定型、日益成熟的新阶段。四是一些短板将得到有效弥补。比如，科技的短板，经过十五年左右的努力，经过加大投入、理顺体制，我们国家的新型举国体制也将开花结果，一些“卡脖子”的问题将被陆续攻克，我国也将掌握一批“人无我有”的技术，科技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再比如，金融的短板也将逐步弥补。当前，人民币在全球支付结算中仅占2%，这与中国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极不相称。未来15年，随着中国跨境贸易、大宗物资进口、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逐步推行以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国际化将取得重大进展。预计人民币在支付结算中的比重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到2035年中国人民币在支付结算中的比重将达到17%左右。五是带动世界富裕国家人口总数翻番。目前，全世界富裕国家人口总数差不多是11亿人（其中美国3.3亿人、欧盟国家共5.1亿人、日本1.3亿人等）。到2035年，随着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将直接带动世界富裕国家人口总数翻一番。不同的是，中国这14亿多人是共同富裕的14亿多人。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两极分化，5%的富裕人群占有70%的财富。尽管中国也有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要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我们增加了14亿多共同富裕的人群，与现在的发达国家两极分化是不同的。到那个时候，正如邓小平同志说过的，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我们发展好了，我们坚定“四个自信”就更有底气了，更加深入人心。“2035”六件发展大事 一是科技创新。从中美关系近年来走势看，美国对我国在科技上打压、“卡脖子”甚至脱钩的趋势不会改变。对此，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规划建议到规划纲要，都对科技创新浓墨重彩。这里面关键点在于：首先，要加大对“从0到1”环节的基础研究投入。目前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才6%，发达国家普遍为15%-20%，规划纲要提出要逐步提高到8%以上，这是一个重大举措。今后还要继续加大投入，争取到2035年达到20%左右。其次，在研发方向上，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面向”的要求，加快组织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最后，在体制上，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努力将科技成果转化率由现在的10%左右提高到30%甚至40%。二是新基建。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这些人类未来文明的技术支撑，不仅本身将带来几万亿甚至十几万亿的投资需求，还将通过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研发创新规模化而产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