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pdf

第 24 卷 第 2 期2024 年 3 月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Vol.24No.2Mar.2024DOI:10.12120/bjutskxb202402009“合群冶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景天魁,王翰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社会与民族学院,北京摇 102401)摘摇 要:运用 2021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冶,在建立二元 Logit 模型基础上,使用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KHB 方法对“合群冶效应进行分解,探讨了“合群冶与当前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验证了“合群冶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其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合群冶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合群冶通过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是“合群冶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机制,其中介效应比例存在一定差异,社会联结程度的解释比例要高于社会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证实了“合群冶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增进作用的存在,也为更好地认识“合群冶如何有效地促进民众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微观证据。关键词:“合群冶;社会联结;社会信任;主观幸福感;民生福祉中图分类号:C91鄄09;D66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0398(2024)02-0009-10收稿日期:2023鄄12鄄06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162)作者简介:景天魁(1943),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翰飞(1994),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一、问题的提出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冶。“十四五冶规划指出,“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冶1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稳步推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提升,阐释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可为解析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提供重要参考标准。学界把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始终放在重要地位,作为关系一国民众整体生活水平、福利水平以及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宏观来看,学者们大多从失业率、通胀率、物价水平和经济全球化等因素来探究其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认为通胀率、失业率和物价水平的上升都会使民众的主观幸福感降低2鄄4,而经济全球化可以通过降低通胀率、失业率和增加民众收入等途径并以此提升其主观幸福感5。从微观来看,学者们的研究侧重收入、教育程度、住房、健康状况等因素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例如,在收入方面,民众收入增加对幸福感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6,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正相关7;在住房方面,拥有大产权住房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幸福感,但拥有小产权住房对民众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8;同时,民众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越高,其92024 年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主观幸福感就越高9鄄10。目前,中观层次内对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拓展,“合群冶与民众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关注。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冶,由于“合群冶在加深民众之间的社会联系,减少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疏离等方面的优势11,已成为加强人们社会联结、增进人们幸福感体验、稳固社会团结的有益途径。学界现有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而中观层次内的主观幸福感研究亟待丰富,尤其是“合群冶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需进一步厘清。因此,本文聚焦分析“合群冶与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关系,采用 2021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冶(CSS2021)数据,试图阐释“合群冶会对民众的主观幸福感产生的影响,以及影响方向和机制。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一)“合群冶“合群冶来源于中国古典社会学 群学,群学的四大命题分别为“合群冶“能群冶“善群冶“乐群冶12。其中,“合群冶是群学的第一要义,基本含义是指个体与社会众人以群体的方式生活相处;核心宗旨是修身,修身不仅能够立人,而且能够使社会安乐。因而,修身开启了社会成员的“合群冶之道13253。一般而言,群是自然之性,群而有分,各得其宜。这表明,人们更乐意与有着共同身份和价值观的人共同交往、互利互助13144鄄145。荀子王制中说,“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万物。冶14这种因“分冶而“合冶、由“合冶而“群冶的思想对于协调社会矛盾,稳固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从“合群冶的原则来看,一方面,“合群冶是按照“伦冶 组成社会的整体结构。潘光旦认为,“伦冶可包括“父子之亲,长幼之序,君臣之义,朋友之信,夫妻之别冶五个方面,此“五伦冶构成社会结构之本,从而体现出“群冶的整合性意涵15。所谓社会学的人化,就是“明伦冶就是明“合群冶之理。“合群冶是借助“伦冶的整合性,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连接起来,从而实现人的社会性存在。另一方面,孔子曰:“仁者,爱人。冶“仁冶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亲善关系,这是个体从自我走行群体的前提。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仁爱冶包含着由己及人、由内而外、由表及里的扩张过程,而“仁冶则指引着个体品格、个体道德乃至社会秩序形成的过程16。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从单一个体到家庭、社会,都是通过仁来实现贯通的。正是在此基础上,个体通过“伦冶和“仁冶实现与社会生活的贯通,真正体会作为人的“社会事实冶的主观能动性、社会安定感与幸福感等精神意涵,最终达致群学所言的“幸福冶状态,即荀子认为个体理应追求的“生活之道冶17。需要说明的是,群学所包含的“幸福冶不仅指向圣贤一般的人格,而且更意味着“幸福冶的大众化、平民化和世俗化。从此意义上讲,这与群学向下,贴近民间生活的旨趣不谋而合,符合群学是关于“人的社会学冶的核心要义,显现作为人的品性和尊严,体现群学对人的价值的终极关怀18。此外,“合群冶所能达到的幸福状态,符合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人民群众更加注重精神生活满足的时代特色。因此,人们在物质生活丰裕以后,只有那些合乎道德的愉悦享受与需要满足,才是真正的幸福。(二)“合群冶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鄄Being)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是与人们的主观体验和个人价值观密切相关的19。本文认为主观幸福感主要有三个基本特点20:一是主观性,指个体所评价幸福的标准是自己的内在标准,而不依托于外部;二是整体性,强调主观幸福感具有综合性、整体性特点,包括个人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三是稳定性,明确主观幸福感相对稳定,代表一种长期的情感体验。01景天魁,等:“合群冶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第 2 期基于此,本文对主观幸福感的定义是 个体根据自身的主观认知,对自身生活所做出的一个整体性评价。目前,学界多数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分析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尚鲜有研究关注到“群冶的影响。本文认为,“群冶的研究角度更加适切中国社会特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在中国社会转型速度加快的背景下,“群冶可以成为社会平稳运行的“润滑剂冶,增强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和合作,促进社会和谐,“群冶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社会稳定器冶的作用;另一方面,“合群冶可以为个体提供社会支持、归属感、认同感等,这些因素都与主观幸福感紧密相关;同时,从幸福的本体论意义来看,幸福感的产生与人自身的社会存在密切相关,而且中国人的幸福感多源自于个体与家人/家族、社群等互动交往过程中21。因此,个体的幸福感可产生于社会性(群性)生活中。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1:“合群冶有利于提高民众的主观幸福感。(三)“合群冶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社会信任和社会联结的中介作用中国文化传统强调每个人从出生以来就不是“孤零零冶的单个“自己冶,而是首先生活在家庭之中,再由家庭进入社会,这个过程始终离不开“群冶的存在。人类社会中个体与“群冶始终不是对立隔绝的,而是形成群己贯通的统一关系16。“合群冶之性作为人的天性,可以帮助人们在群体内主动相互扶持,互助生存,以“群冶内充分的安全感和信念为情感纽带,提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联结,从而实现“群冶的社会整合功能。正如荀子王制中所说,“群道当则万物皆得相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冶14从现有文献来看,群学所言的“群而有分,各得其宜冶“群居无乱冶13144鄄145,就是讲“合群冶状态下社会凝聚力将会得到增强。此外,根据同质性偏好原则,人们在群体生活中,可以通过广泛的人际互动,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并通过加强互惠与合作,构建紧密的社会系统,提升社会信任。同时,信任作为立群、合群的方法,它也是维系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更是稳定社会秩序的根基13348。有学者指出,社会信任是各方主体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随着个体与他人、群体或组织的理解程度不断加深,就会形成共同利益,社会信任度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加深,以此帮助个体形成积极的心理和生理体验,进一步影响其幸福感受22。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2:“合群冶通过提高社会信任水平,进而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即社会信任是“合群冶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机制。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熟人冶社会在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陌生人冶社会强势来袭。个体逐渐脱离自身的生活世界,处于一种“社会原子化冶状态23。这种“社会原子化冶状态便是指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逐渐缺失,最终造成个体产生孤独感和人际疏离等不良体验,而“合群冶可以通过增强社会联结,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因为在社会网络视角下,一方面,“群冶的存在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其“连通性冶便利人们对外交往,帮助其实现“群居和一冶的状态;另一方面,个体在“群冶内交往中,既能维持已有的强关系,也能建立新的弱关系,从而拓展自身的社会网络联结24。在中国本土情景下,“关系冶对于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增促效应25。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3:“合群冶通过增强社会联结强度,进而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即社会联结是“合群冶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机制。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一)数据来源本文使用 2021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a Social Survey,简称 CSS)数据开展研究。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 2005 年开始发起,采用多阶段随机概率抽样的方式,进行双年度的截面调查,目前已完成八轮调查。其中,CSS2021 收集有效样本 10 136 份,该样本可推论全112024 年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国年满 18 69 周岁人口的情况。(二)变量测量1郾 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是主观幸福感,在问卷中采用了“您是否同意以下说法(CAPI 随机 A 卷):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冶一题进行测量。该变量为定序变量,其中,1 表示“很不同意冶,2 表示“不太同意冶,3 表示“比较同意冶,4 表示“非常同意冶,-1 表示“不好说冶;问卷中,“不好说冶处理为缺失值,并将其处理为二分变量,将“不太同意冶与“很不同意冶合并为“0=不同意(即不幸福)冶,将“比较同意冶与“非常同意冶合并为“1=同意(即幸福)冶。2郾 核心自变量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合群冶,在问卷中采用了“目前您参加了下列哪些群/团体(包括网上和线下的团体),冶一题进行测量;将“宗教团体冶“宗亲会/同乡会冶“校友会(校友群等)冶“文体娱乐等兴趣组织冶,以及“民间自发组织的公益社团(如志愿者团体、业主委员会等)冶“职业团体(如商会、农村合作组织、专业学会、行业协会等)冶“维权组织冶“其他团体冶等等,共计八项受访者参与“群冶的情况进行加总;在回答项中将“参与过冶赋值为 1,“未参与过冶 赋值为 0,加总后,其值越高,“合群冶水平就越高,反之亦然。该变量为连续型变量。3郾 中介变量本文的中介变量为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社会信任水平变量,参考李梅、彭国胜的研究26,在问卷中采用了“请用 1 10 分,来表达您对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水平的评价冶一题进行测量;其中,1 分表示非常不信任,10 分表示非常信任。该变量为连续型变量。对社会联结程度变量而言,人类社会在任何发展阶段只有把个体相互联结才能成为一个共同体,没有任何个体能够完全依靠自身的意志或力量生存。现代性的公益或志愿服务事业,作为一种社会性集体主义行为,对于社会生活中实现个体之间的相互联结、相互依赖,满足人们对于社会存在感和他人存在感的需求具有重要价值27。基于此,本文在问卷中采用了(1)“您是否参加过社区组织或者自发组织的社会公益活动,比如义务献血、义务清理环境,为老年人、残疾人、病人提供义务帮助冶。(2)“近 1 年以来,您本人参加过下列哪些志愿服务冶两个问题,依次测量民众的社会联结程度。受访者对第 1 个问题只要回答“参与冶便赋值为 1,“未参与冶便赋值为 0;第 2 个问题共询问了 13 种志愿服务活动,如果受访者有过任意一种或以上的志愿服务行为,则视为参与过志愿服务(赋值为 1),否则就视为没有参与过志愿服务(赋值为 0)。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上述两项指标的得分进行相加,由此获得民众社会联结程度的得分,最低分为 0 分,最高分为 2 分。该变量为连续型变量。4郾 控制变量本文参照学界以往关于幸福感的研究28,将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宗教信仰、户籍性质、家庭年总收入(取对数)等控制变量纳入到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 1。四、实证分析结果(一)基准回归分析本文通过建立二元 Logit 模型,检验“合群冶 对民众主观幸福感产生的影响。模型 1 加入“合群冶和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宗教信仰、户籍性质、家庭年总收入等控制变量,考察“合群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社会信任水平变量,考察社会信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 3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社会联结程度变量,考察社会联结对主21景天魁,等:“合群冶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第 2 期摇 摇表 1摇“合群冶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变量情况变量名称均值/比例标准差样本量因变量摇 主观幸福感(1=幸福)92郾 14%5 090自变量摇 合群0郾 781郾 0710 136控制变量摇 性别(1=男)51郾 07%10 136摇 年龄(岁)42郾 9113郾 9810 136摇 受教育年限10郾 454郾 4310 127摇 婚姻状况(1=在婚)75郾 32%10 132摇 政治面貌(1=党员)10郾 54%10 136摇 宗教信仰(1=有宗教信仰)13郾 45%10 135摇 户籍性质(1=农业户口)66郾 93%10 088摇 家庭年总收入(取对数)11郾 031郾 169 513中介变量摇 社会信任水平6郾 662郾 1110 136摇 社会联结程度0郾 270郾 5210 134摇 摇 数据来源:CSS2021。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 4 同时加入社会信任与社会联结变量,考察“合群冶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具体作用机制。模型拟合结果详见表 2。模型 1 结果显示,“合群冶对民众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合群冶得分每提高 1 个单位,主观幸福感的发生比约增加 24郾 61%(=e0郾 22-1)。可见,“合群冶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假设1 得到验证。模型2 模型4 加入中介变量以后,“合群冶的系数变小,但仍然显著为正。这表明社会信任和社会联结能够部分解释“合群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合群冶的直接效应也依然存在。在模型 2 中,社会信任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社会信任每增加 1 个单位,主观幸福感的发生比约增加 39郾 10%(=e0郾 33-1)。模型 3 的结果显示,社会联结程度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社会联结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主观幸福感的发生比约提高76郾 83%(=e0郾 57-1)。模型 4 加入所有变量以后,社会信任和社会联结的效应仍然显著,假设 2和假设 3 得到了支持。从各模型中的控制变量来看,年龄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负,年龄平方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为正,因此年龄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现“U冶型姿态。随着受教育年限和家庭年总收入的上升,民众体验到幸福的可能性更高。相比非中共党员,中共党员有着更大可能性感到幸福,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党员群体有着更加明确生活和工作目标,同时保持着较高的身份认同,进而对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29。与此同时,相比于“非婚冶群体和女性群体,“在婚冶群体以及男性群体更有可能体会到幸福。312024 年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表 2摇“合群冶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二元 Logit 回归变量名称模型 1模型 2模型 3模型 4“合群冶0郾 22*(0郾 08)0郾 19*(0郾 08)0郾 18*(0郾 08)0郾 15*(0郾 08)社会信任0郾 33*(0郾 03)0郾 33*(0郾 03)社会联结0郾 57*(0郾 23)0郾 46*(0郾 24)控制变量性别(参照组=女)-0郾 38*(0郾 12)-0郾 37*(0郾 12)-0郾 39*(0郾 12)-0郾 38*(0郾 16)年龄-0郾 15*(0郾 03)-0郾 13*(0郾 03)-0郾 15*(0郾 03)-0郾 13*(0郾 03)年龄平方0郾 002*(0郾 00)0郾 001*(0郾 00)0郾 002*(0郾 00)0郾 001*(0郾 00)受教育年限0郾 06*(0郾 02)0郾 05*(0郾 02)0郾 06*(0郾 02)0郾 05*(0郾 02)婚姻状况(参照组=非婚)0郾 88*(0郾 16)0郾 90*(0郾 16)0郾 89*(0郾 16)0郾 90*(0郾 16)政治面貌(参照组=非中共党员)0郾 50*(0郾 27)0郾 30(0郾 27)0郾 43(0郾 27)0郾 26(0郾 27)宗教信仰(参照组=无宗教信仰)-0郾 25(0郾 16)-0郾 21(0郾 17)-0郾 26(0郾 16)-0郾 21(0郾 17)户籍性质(参照组=非农业户口)0郾 002(0郾 15)-0郾 06(0郾 15)0郾 01(0郾 15)-0郾 06(0郾 15)家庭年总收入(取对数)0郾 13*(0郾 05)0郾 11*(0郾 05)0郾 14*(0郾 05)0郾 11*(0郾 05)截距项2郾 77*(0郾 91)0郾 77(0郾 96)2郾 79*(0郾 91)0郾 81(0郾 96)Pseudo R20郾 050郾 120郾 050郾 12样本量4 7644 7644 7624 762摇 摇 注:(1)数据来源:CSS2021;(2)*、*、*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3)括号内稳健性标准误。(二)稳健性检验 “合群冶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直接效应1郾 替换回归模型本文考虑到 OLS 模型与 Logit 模型在变量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影响中不会产生较大变化30,故使用 OLS 估计模型重新进行回归。在 OLS 估计模型中,“合群冶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和显著性相比于基准回归结果并未发生明显改变。2郾 更换标准误由于同一地区民众主观幸福感的残差可能存在相关性,故本文将标准误聚类到省级层面重新进行回归。“合群冶对民众主观幸福感仍然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和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41景天魁,等:“合群冶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第 2 期3郾 改换因变量本文参照以往研究,主观幸福感包括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31,采用“生活满意度冶来衡量“主观幸福感冶,并采用 OLS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一般而言,“幸福感冶和“生活满意度冶之间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32,关于“生活满意度冶变量,CSS2021 数据使用了“总体来说,您对生活的满意度是?冶进行测量,采用 1 10 级评分,1 分表示非常不满意,10 表示非常满意。由表 3 可知,在不同因变量情况下,核心自变量的回归系数除在系数值上存在一定差异外,正负号及显著性并无变化。因此,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的信度。表 3摇“合群冶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变量名称替换模型(OLS)(Y=主观幸福感)更换标准误(Logit)(Y=主观幸福感)改换因变量(OLS)(Y=生活满意度)“合群冶0郾 01*(0郾 004)0郾 22*(0郾 08)0郾 13*(0郾 03)控制变量已控制已控制已控制R2或 Pseudo R20郾 030郾 050郾 07样本量4 7644 7644 671摇 摇 注:(1)数据来源:CSS2021;(2)*、*、*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3)括号内稳健性标准误。(三)KHB 效应分解 社会信任与社会联结的中介机制为更准确表达社会信任和社会联结两个中介变量所发挥的作用,本文使用克里斯蒂安卡尔森(Kristian Karlson)等人共同开发的“混杂效应冶和“标尺改变效应冶分解法(KHB 方法)进行效应分解33。KHB 方法比较适用于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其核心理念是通过计算中介变量在核心自变量上的回归残差,来实现从中介变量中提取核心自变量中不包含的信息。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区分模型中因总方差变化而产生的系数变化和由于加入中介变量而产生的系数变化,从而得出加入中介变量后核心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变化34。此外,该方法还可以厘清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各个中介变量的独立贡献。如表 4 所示,当单独放入每个中介变量时,“合群冶具有显著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社会信任和社会联结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同时,结合表2来看,“合群冶能表 4摇 社会信任与社会联结中介效应的 KHB 模型分解结果类别核心自变量:“合群冶社会信任社会联结总模型(模型 4)总效应0郾 20*(0郾 07)0郾 21*(0郾 07)0郾 21*(0郾 07)直接效应0郾 18*(0郾 07)0郾 17*(0郾 07)0郾 16*(0郾 07)间接效应0郾 02*(0郾 01)0郾 04*(0郾 02)0郾 05*(0郾 02)单独解释比例/%9郾 3519郾 61共同解释比例/%9郾 1314郾 7523郾 89样本量4 7644 7624 762摇 摇 注:(1)数据来源:CSS2021;(2)*、*、*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3)括号内稳健性标准误。512024 年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够通过提高民众的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提升其主观幸福感。就各个变量的单独解释比例来看,社会联结对“合群冶效应的解释比例最大,为 19郾 61%,社会信任解释了“合群冶 效应的9郾 35%。当把所有中介变量同时纳入模型后,各个变量的解释比例有所下降。社会联结依旧是对“合群冶效应解释最大的中介变量,为 14郾 75%,社会信任共解释了“合群冶效应的 9郾 13%。社会联结程度的解释力度是社会信任水平的 1郾 62 倍,“合群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通过民众的社会联结程度发挥作用。据此,假设 2 和假设 3 得到验证。五、结语与展望本文探讨了“合群冶与当前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验证了“合群冶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比较了其中介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合群冶可以显著提高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即使在控制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宗教信仰、户籍性质、家庭年总收入等因素后,“合群冶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依旧显著;另一方面,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是“合群冶影响主观辛福感的中介机制,“合群冶能够提高民众的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同时,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此外,虽然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的中介机制同时存在,但社会联结程度的作用大于社会信任水平,社会联结程度所解释的比例最高。“合群冶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增进作用的存在,也为更好地认识“合群冶如何有效地促进民众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微观证据。群学认为,“群冶是个体生存的必然样式,“合群冶是人们为了选择更幸福美好生活所采取的理性选择35。因此,我们应倡导促进民众“合群冶,引导民众参与公共生活,加强民众的公共生活治理,丰富公共文化服务资源,这是满足民众对美好生活期待的必由之路。此外,“群冶作为某种社会本体呈现出形而上层面的优先性36,要强化民众的集体意识,形成价值共识,实现全社会福祉的帕累托最优。同时,我们要重视社会信任和社会联结对“合群冶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在努力营造良好“群性冶生活同时,还要注重加强人与之间的社会信任水平,提高社会凝聚力、向心力,特别在“共建共治共享冶理念的倡导下,扩大人们的公共生活参与以及社会治理参与,这是增强人们社会联结程度的必然选择。新时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物质生活的满足已不再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唯一目的,实现内心的享乐与幸福逐渐演变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目标。群学的主流价值观是主张社会和平安定、义利有序兼顾、群己和谐幸福、家国同舟与共等,这都为人们认识和改造生活世界提够有益启迪。群学的显著特征之一即是实践性37,在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群学必将为增强社会凝聚力、改进人们日常生活、增进幸福体验、提高民生福祉等方面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参考文献: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https:椅 陈刚.通货膨胀的社会福利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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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Itis found that He Qu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people忆s subjective well鄄 being.The level ofsocial trust and the degree of social connection are important mediating mechanisms for theeffect of He Qun on subjective well鄄being.However,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proportion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the level of social trust and the degree of socialconnection,with the degree of social connection being a higher proportion than the level ofsocial trust.Based on this,the existence of the effect of He Qun on people忆s subjective well鄄being is confirmed,and micro鄄evidence is provided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HeQun effectively promotes people忆s subjective well鄄being.Key words:He Qun;social bonding;social trust;subjective well鄄being;people忆s well鄄being(责任编辑:冯摇 蓉)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