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知识与海岸带规划——一个东南渔村环境抗争的人类学分析.pdf

2024年第2期（总第176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地方知识与海岸带规划一个东南渔村环境抗争的人类学分析张云鹤1，张先清2（1.浙江工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2.厦门大学 社会与人类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摘要：随着全球环境危机的加剧，通过单一的规范性和普遍化知识应对环境冲突面临着多方面的困境和风险。因此，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下，环境冲突解决机制应朝着多元主义转向，重点关注地方知识系统与科学知识体系在环境运动中的协同价值。文章以一个东南滨海渔村的环境抗争过程为实证案例，考察地方组织、地景叙事等地方知识传统与海岸带规划、环境政策等规范性知识不断博弈互动，以及与普遍性科学知识嵌入重组的地方实践，呈现环境议题的复杂性。在此基础上，新时代环境冲突的研究应关注不同利益主体在多元文化情景中生成的地方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互动逻辑，转向多元复合型的环境冲突解决机制。关键词：地方知识；地景叙事；同乡会；权力博弈；环境冲突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627（2024）02-0076-08DOI：10.20076/ki.64-1065/G4.2024.02.009进入人类世（Anthropocene）之后，追求永久经济增长和侵占自然的发展模式给全球社会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1。地方社区经常在资源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原住民的知识体系在约40%的陆地保护区开发中发挥着重要价值2。但值得注意的是，地方社区在保护周围环境和生计发展的双重压力下，越来越多地被卷入内部和与外部行为者（如企业、国家）之间的环境冲突中34。由于环境冲突涉及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所以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及其演化特征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鲍勃（Urmilla Bob）和布隆克霍斯特（Salom Bronkhorst）认为，人为的环境变化是导致社会失序和人民经济状况下降的主要原因，不同利益集团在使用和分配自然资源方面的不协调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5。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指出了关于意义和本体论差异的斗争，将冲突不仅视为经济和生态冲突，也视为文化冲突625。古迪纳斯（Eduardo Gudynas）将冲突定义为相互竞争的集体行动，这些行动产生于对经济和生态动态的不同评价、认知或收稿日期：2023-09-05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繁华落尽：一个东南渔港的环境民族志”（22FYB026）；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重点项目“渔业三生空间演变与渔民生计韧性研究以浙江省沿海地区为例”（23NDJC024Z）作者简介：张云鹤（1990），女，河南商丘人，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海洋人类学、环境人类学研究；张先清（1969），男，福建永安人，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海洋人类学研究。引用格式：张云鹤，张先清.地方知识与海岸带规划一个东南渔村环境抗争的人类学分析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076意义759。由这些概念可知，环境冲突实际为在社会、生态、文化和政治关系的交汇点上对自然资源进行的复杂社会斗争8。在这个层面上，只有努力实现科学知识系统和地方认识论的整合和相互依存9145163，才能更有效、更全面地解决环境冲突问题。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围绕一个东南滨海渔村N村的环境行为展开实证研究，通过考察海岸带规划与地方实践之间的博弈，可以发现，当前中国滨海地带的环境抗争实践不仅蕴含着新型地方组织的运筹、地景叙事文化的支撑等一系列复杂地方知识系统的运作逻辑，也呈现了诸如法律诉讼、绘制地图、媒体宣传、话语策略等科学知识手段的协同价值，体现了环境冲突解决途径的多元复合主义趋向。一、环境抗争：海岸带规划与新型地方组织N村位于福建省F市S镇，是一个典型的以远洋捕捞为主要生计的海洋聚落，因其地势呈两臂延伸状，形如蟹螯，故又有“金蟹穴”聚落之称。历史上，N村以“金蟹穴”为中心，沿东西两个方向形成了以近港、山脉为主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中，山脉中散布着各类神庙和“风水宝地”，是村民的精神家园，近港区域因风浪小而成为村民的生产性空间。可以说，神圣性空间与生产性空间构成了聚落的整体形态，共同营造了和谐共生的人海关系。因此，当地人一直都保持着尊重山海形貌、维护地势景观的习俗传统。近年来，当地政府和外来企业因渔港建设而进行的开山行为就破坏了当地的地势景观，打破了渔村的神圣秩序，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环境抗争事件。2009年，N村隶属的地方政府以海岸带开发建设为名，引进外来企业成立SC物流有限公司，拟建3 000吨级码头及相应的配套设施。最初，当地人认为港口码头的现代化建设能为N村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因而对该规划的支持度和参与度十分高涨。然而，随着项目的推进，当地人发现码头迟迟未建，被当地人视为“风水山”的LD山却被过度开发，给N村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及社会后果。更重要的是，LD山本来是一个神圣地界，事关当地风水和村落运势，这种开山行为导致传统地景遭受破坏。因此，当地村民对地方政府所推行的海岸带规划项目及外来企业的开山行为开始秉持一种怀疑的倾向，自2016年开始，他们便通过不同形式开始了集体抗争。20162017年，N村“老人会”便以当地生态遭到破坏为由向外来企业提出诉求，要求其为村民修建公路、自来水站、渔业仓库等，作为对生态环境破坏的一种补偿。但是，由于岛屿人口的流动，“老人会”中以退休干部为主的一群强势“话事人”均搬迁至城区居住，导致“老人会”在地方事务中的权威作用日渐式微，在此情况下，一批由外来者担任重要角色的基层村委会取代了传统“老人会”的功能。由于以外来者为主要构成人员的N村基层干部以响应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要求为工作导向，所以对外来企业主导的“开山项目”没有抵制，导致该阶段N村的上访、举报并未得到实质性回应。2017年8月，因淡水资源缺乏及开山取石导致的水体污染问题，村民围聚在开发商的砂石船周围，请求停止开采石料，地方政府随即调遣相关负责人员试图平息争端，但双方未就生态补偿达成协议，这也使村民对地方政府和外来企业的不满情绪及怀疑倾向进一步加剧。2018年3月，F市政府派遣相关负责人协调外来开发商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但村民所提出的生态补偿要求依然无法得出于人类学田野伦理要求，本文的N村等地名是匿名化处理后的化名，下文中其他类似情况也使用了化名。“金蟹穴”位于目前N村的妈祖宫选址点。传统上，村民将“金蟹穴”视为村落中最重要的神圣空间，具有“节点”性意义，凝聚着当地人的家园感和归属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N村村民围绕村落中的三大山脉NZ山、SG山、LD山创造了丰富的地景传说，例如，NZ山上的“金蟹穴”，SG山上的“蟠桃会”，LD山上的“龙脉风水”“倒插竹风水”等。0772024年第2期（总第176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到满足。由上可知，早期的弱组织化环境抗争并未取得成效，在当地人看来，导致这种结果的直接原因是传统社会中一呼百应的“老人会”组织在这次生态抗争事件中逐渐失去了话语权。这种情况触发了当地精英的反思，为了打破这种不利局面，一个整合了商人、退休干部、老人协会、村民等多元力量的新兴地方社会组织“N村在外乡亲联谊会”正式成立。2018年9月1日，新成立的“N村在外乡亲联谊会”广泛动员社会关系网络，以“维护绿水青山”为主题组织集会，呼吁村民参与关涉他们生产生活的家园保卫活动，并且邀请媒体、律师全程参与拍摄。其中，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发挥了重要的领头人作用，他在会议中回溯了N村多元族群的迁移历史，集中讲述了本村“双城抵御海盗”和“1952年战役”等保卫家园的重大历史事件。最后，他以“七个共同”，即N村人承载着共同的历史、分享着共同的神话、保留着共同的妈祖信仰、共同得到“龙脉风水”的庇佑、共同站在这片家乡的土地上、喝着源自同一条山脉的水，以及操着共同的乡音，来呼吁村民为正义而抗争，追回村集体财富，重建美好家园。会议结束后，300多位村民以及媒体拍摄人员和委托律师开始了“巡山”抗议活动。在到达被污染的水源地时，N村的地方精英颇为愤慨，他们不时抬高音调，多次向村民强调守护“龙脉”、用水问题的重要性。由于新型地方组织在媒体宣传、法律诉讼等方面展开了规范性的协调运筹，LD山抗争事件被公开报道。随后，F市自然资源局、环保局、海洋和渔业局分别从是否非法采矿、抑尘水保设施是否达标、是否违规用海等三个方面逐一回复村民诉求。值得注意的是，N村以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作为抗争策略，引起了上级政府的关注。2019年4月，中央环保督导组进驻福建，N村村民利用此次契机多次投诉、上访，得到督导组的重视，中央环保督导组责成F市政府及时整改。最后，围绕LD山的开发是否合法等问题，福建省海洋渔业厅以外来开发商非法占用海域为由，将案件移交厦门海事法院审理。厦门海事法院最终判决开发商违规，要求该企业停止非法开采石料活动，退还私自非法占用的海域使用权，LD山环境抗争事件就此告一段落。二、多元博弈：两种知识体系的协同化通过上述N村环境抗争过程的梳理，可以发现，环境问题不止停留在自然层面，还存在着深刻而复杂的利益博弈，成为多元主体的角力场10。克鲁兹-托雷斯（Mara L.Cruz-Torres）在对墨西哥西北部村民遭遇环境退化后的行为研究中同样发现，当政府制定和促进有利于社区中某一部分群体的政策，而损害其他群体时，环境就成为斗争和冲突的场域11。可以说，LD山之争的实质就是一场因利益分配不公而引发的环境抗争事件。此阶段的环境冲突不是单纯生态学意义上的人类活动所导致的自然环境恶化以及生态平衡的破坏，而是以LD山为媒介引发的包括N村村民、外来企业、当地政府组成的不同群体为争夺控制权而展开的较量，并且形成了“共谋”“博弈”“聚合”三种复杂的利益关系。首先，“共谋”关系产生于地方政府与外来企业之间，是地方政府基于经济理性（如税收、就业和政绩等因素）而做出的行为选择，体现了环境运动中政府行为的利益逻辑12。SC物流有限公司最早指N村的“风水山”LD山。在LD山上，分布着三处淡水资源，分别是“龙井”“蛤蟆滴水”和“双叠瀑布”。主要指N村被外来企业超额开采的LD山上的矿石资源。在N村，成为地方精英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资源优势，即相较于其他成员而言，地方精英拥有更多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如村中的商人、退休的官员等属于此类精英；二是影响力，即相较于其他成员而言，他们具有某种权威，能够对其他成员甚至社区结构产生影响，如老人协会中德高望重的老者。078是作为地方政府推行的现代化发展项目而进入海港区域的，是当地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在面对村民的环境抗争时，地方政府基于共同受益考虑而选择“刚性”的应对策略13，即通过派遣相关负责人员协调警告、公示外来企业具有“合法性”开采资格、拒绝支付生态补偿诉求等方式回应村民，最大限度地维护对地方财政贡献大、对地方经济发展有利的外来企业。其次，“博弈”关系则突出呈现在N村村民与外来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一方面，外来企业从建设现代化码头到开山取石的开发策略，导致村民对该项目的态度从积极支持走向了怀疑和对抗。一位村民说：“最初外来企业是被引进来建码头的，我们觉得可以发展经济，还可以拿到山苗补偿款，所以很支持。但后来码头一点没建，山被打掉，我们才提出生态补偿，要求外来企业为我们村做些实事。”在生态补偿诉求协商失败之后，村民并没有选择“顺从的行动主义”策略去“适应性”应对14XXViiiXXiX开山项目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流失和家园破坏，而是通过上访、巡山抗争、媒体宣传、法律诉讼等方式公开应对外来企业，限制其对本地山海资源的开采，维持本地生计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在环境抗争过程中，村民面对最直接的权威是地方政府，但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和地区发展的需求，对村民意见和生态补偿需求采取“刚性”策略，导致上下沟通的渠道发生断裂，推动了村民将矛盾争议事件直接反映到中央环保督察组，倒逼地方各级政府对此进行回应，并最终得到解决。最后，“聚合”关系表现在N村内部对社会关系网络的运用。在环境冲突中，社会网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存在，使得个体得以有组织地参与集体行动15。开山取石破坏了村落的地势景观和“风水”，这为村民的组织化抗争创造了契机。N村以保护“龙脉”、守护家园为口号，迅速召集成立了“N村在外乡亲联谊会”新型社会组织，该组织成员拥有较多社会资本，能够更方便地通过社会网络获取各种利益和支持，实现参与者的协调行动16，从而保障N村的利益表达更为有力和有效。此外，新型地方组织不仅在环境抗争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博弈、协调和平衡作用，还凝聚了村落共同体，提升了社会生态系统的韧性发展。正如奥布赖恩（Karen O Brien）等学者所提出的，韧性的社会生态系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包容性、多样性、知识多元化和社会学习17，N村新型地方组织的构建亦为本村落的环境正义、家园守护及文化认同创造了自我修复的机会。纵观整个博弈过程，知识被用来作为一种使自己及他者承认环境诉求有效性的重要资源。在当地人的演讲、回忆和巡山抗议中出现了两种知识体系，即地方知识和科学知识。地方知识通常被定义为人类与环境互动生成的知识、实践和宗教信仰的累积体，在社会变迁中适应、演变并通过文化传播代代相传18。当地人在重建村落共同体、培育家园意识以及召集村民“使命式参与”19守护绿水青山的环境抗争中所运用的地景、“风水”等传统文化资源正属于此类知识体系。科学知识旨在通过科学推理努力实现知识生产的客观性、中立性和普遍性。在环境抗争过程中，当地人根据山脉地景知识所绘制的LD山矿区开采地块图（见图1）便是其将地方知识以科学图谱形式客观呈现，与外来企业及地方政府进行博弈的体现。正如查平（Mac Chapin）、兰姆（Zachary Lamb）、斯雷克德（Bill Threlkeld）等人研究所指出的，土地的地图化可以映射土地使用权，展现管理自然土地资源和加强文化认同的力量20。N村村民对于现代制图术的运用同样是其维护村落资源利益的一种有效人类学家Lora-Wainwright在研究中国农村的污染问题时指出，身处社会底层的农民往往是环境污染的最大受害者，当无助的农民无法从社会中获得抵抗污染的支持，他们只好转而选择适应污染的生活，一些生活在工业污染社区的人们只能采取一些细小的行动来尽可能地减少污染对家庭和个体身心带来的影响，比如戴口罩、购买瓶装水、夜间关窗防止烟雾进入室内、避免有害工作、把小孩和孕妇送往别处居住等。换言之，农民会调整其期待，采取适应污染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社会生活。而在Lora-Wainwright看来，这些都是面对污染所能做出的个体行动。她将这种底层社会应对污染的方式称为“顺从的行动主义”。Folke，C.等人提出了建立社会-生态系统的韧性发展策略，包括：（1）学会与变化和不确定性共存；（2）培养各种形式的多样性；（3）结合不同类型的知识进行学习以及；（4）创造自我修复发展的机会。参见：Folke，C.，T.Hahn，P.Olsson，and J.Norberg.Adaptive Governance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2005（1）。0792024年第2期（总第176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手段和博弈资本。此外，村民所采取的组织化行动、法律诉讼、上访、媒体宣传、倒逼机制等普遍化的抗争手段逐渐构建起村落“权力利益”网络的合法性认同。图1：村民制作的LD山矿区开采地块图三、地景叙事与环境政策：一种复合型生态话语策略在此次环境抗争过程中，地方精英频繁强调LD山“风水”对村落运势的意义。村民将历史上本村之所以能比其他村落培养出更多人才归因于祖先留下的好“风水”，尤其是LD山作为本村的“龙脉”，世代庇佑村落平安，人才辈出。此外，山中还隐藏着一个藏宝之地，当地民谣云：“有闻桂花香，没见桂花树。大水满不到，小水满三尺”。在当地人看来，这是“倒插竹”的绝佳风水穴。因而，地方政府引进外来企业在LD山开山取石这一政策遭到了村民的极力反对，在当地人看来，这是一种破坏当地“风水”的行为，会危及村落的发展。然而，除了上述因为担心破坏“风水”及其所连带的社会危机之外，村民强烈抗拒地方政府和外来企业的开山行为，还有另一个深层原因，即地方政府和外来企业过度开发N村的山海资源而触动了村落利益，尤其是历史上村民运用各种策略所占据的生存资源海域及淡水。在LD山沿岸一带散布着一些被表述为“N村的”礁石，如头尾岩鼻石船、石鸡礁、将军埕、鹭鸶礁，这些礁石被编织成一套具有鲜明N村集体记忆的叙事文化，如“NZ双重城，石船水里行，鹭鸶对面跑，石鸡叫有声，双台镇东边，石鼓昼夜响，莲花献眼前，夜晚千盏灯，白天万人拜”等地方谚谣中所标识的特殊地景，正是岛屿地景文化体系的重要表征。除此之外，LD山脚下的头尾岩鼻石船、石鸡礁也被编入当地的神话系统中。其大致内容为：将军埕埋葬着一个缺嘴将军，当代表外来侵害者的“王爷船”来抓人时，缺嘴将军就会带领村民抵抗王爷船。王爷船“大炮”打上来时，山上的“金蟹穴”就会被“螃蟹壳”罩住，“王爷船”上根据田野调查得知，N村在当地属于强势村，因为该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官村”。据当地一位乡贤CYA统计，N村当过官的人就有“三厅十八处三十六科”以上，经商的人也很有成就。这也是此次生态抗争过程中N村能够迅速进行社区动员及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据当地村民介绍，只要能寻找到“倒插竹”风水穴位，将祖先骨灰装进去，后代就可以升官发财。080的炮弹会顺着蟹壳滚到海里；头尾岩鼻石船也会自动开出去冲撞“王爷船”；当将军埕“大炮”没子弹了，将军把自己嘴唇扯下一块当作炮弹攻打“王爷船”。在这则神话故事中，作为N村地景系统的组成部分石船、金蟹穴、公鸡礁、将军埕等，都被视为抵御“王爷船”的一个整体。故事背后所反映的其实是20世纪50年代渔村社会由于缺乏淡水资源以及受到水质污染而遭遇霍乱病侵扰的一个历史事实。在当地人的神话体系中，由于“王爷船”往往与“送瘟疫”这一地方祈禳行为联系在一起，因此民间也将霍乱这类传染性疾病称为“王爷症”。村民将该神话传说编织进地景系统中，这也从侧面折射出淡水资源对于海洋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LD山中恰好分布着补给N村的三处淡水水源，分别是“龙井”“蛤蟆滴水”“双叠瀑布”。可见，当地人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生存依靠的是这条山脉和附属于山脉之上的淡水资源以及沿岸海域所提供的生产空间，所以历史上N村通过强大的宗族势力占据上述自然资源，并以构建N村地景文化的方式强化资源的归属性。值得注意的是，N村将上述地景知识与新时代生态文明理念相融合，形成一种多元生态话语策略，进而不断构建环境抗争实践的合法性认同。关于地方知识的话语分析研究在人类学领域广受关注，例如，人类学家布罗修斯（J.Peter Brosius）认为地方环境知识应该被视为一种政治知识形式。他在马来西亚本南人的环保运动中指出，重要的不是他们对所居住的景观有多了解，而是他们如何在一个更广泛的权力场域中定位这些知识21129144。英戈尔德（Tim Ingold）也同样重视环境知识的政治性，他指出环境观不仅受到对人与环境关系理解的影响，还受到实用主义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22 2940。这种对自上而下的规范性知识进行策略性解读，并依据地方知识与地方利益相关者展开博弈的实践也深刻地体现在N村的环境抗争行为中。因为时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时代生态文明理念恰好为N村提供了生态话语权，当外来企业及地方政府试图“共谋”现代化项目过度开采N村资源时，村民就巧妙地将传统的地景叙事冠以“绿水青山”的生态口号，从而使N村的家园保护行为具有合法性。四、结 语地景如同文本，是文化意义与权力的视觉再现23。N村的地景叙事就体现了这种地方权力结构和文化逻辑的特点，在这个长达三年的环境抗争事件中，充分展示了N村围绕生态问题所产生的一系列权力博弈关系以及地方文化逻辑的运作机制。首先，在村民号召的“环境正义”运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地方知识的重要性，当本村遭遇来自地方政府和外来企业“共谋”的发展项目所造成的生态威胁时，村民便对这套自上而下的规范性政策秉持一种怀疑主义的态度。其次，在此基础上，村民利用风水地势、地景叙事、神话传说等传统知识作为动员村民的文化资本，并借助国家宣扬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动巡山抗议集体行动。再次，村民借由此次环境抗争事件，重新构建起以“N村在外乡亲联谊会”为核心的村落共同体，强化社区认同。最后，在该新型地方组织的领导下，村民通过上访、法律诉讼、绘制地图、媒体宣传、话语策略等科学化、普遍化手段维护支配家园空间的主动权，重塑海域和山脉资源的使用秩序。从上述东南沿海渔村N村的环境行为案例中可以发现，中国滨海地带所实施的规范性的海岸带发展政策必须回归地方知识，嵌入地方文化逻辑中才能得到执行者的真正认可和落实。N村环境抗争实践的成功正是地方知识与规范性知识不断博弈互动、与普遍性科学知识嵌入重组的结果，被访人：ZJW；访谈时间：2018年8月30日；访谈地点：N村渔民协会。0812024年第2期（总第176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为此，从环境冲突过程考察地方主体的环境感知与普适化的科学知识之间的协同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尽管在融合地方性和普遍性知识体系方面存在着认识论、社会正义以及地方知识适用性等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社区可以通过验证地方知识体系来为其赋能24。此外，记录和了解当地的知识体系有助于更好地整合地方知识和科学知识，以便在环境冲突、资源管理、生态重建等环境议题中保持地方文化的敏感度25，弥补当前环境问题中偏重于规范性和普遍化知识体系的不足。因此，在未来环境冲突的研究中，应该不断拓展研究路径，关注不同利益主体在多元文化情景中生成的地方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互动逻辑，营造由地方知识与科学知识协同共建的多元复合型环境冲突解决机制。参考文献1 Fairhead，J.，Leach，M.，Scoones，I.Green Grabbing：A New Appropriation of Nature?J.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2012（2）.2 Garnett，S.T.，Burgess，N.D.，Fa，J.E.，et al.A Spatial Overview of The Global Importance of Indigenous Lands for ConservationJ.Nature Sustainability，2018（1）.3 Arsel，M.，Hogenboom，B.，Pellegrini，L.The Extractive Imperative and The Boom in Environmental Conflicts at TheEnd of The Progressive Cycle in Latin AmericaJ.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Society，2016（4）.4 Raftopoulos，M.Contemporary Debates on Social-Environmental Conflicts，Extractivism and Human Rights in LatinAmerica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2017（4）.5 Bob，U.，Bronkhorst，S.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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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ts”，the mechanism for resolvingenvironmental conflicts should shift towards pluralism，with a focus on the synergistic value of local knowledge systems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systems in environmental movements.The article takes the environmental struggle process of asoutheast coastal fishing village as an empirical case，examining the continuous game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knowledgetraditions such as organization and landscape narrative，and normative knowledge such as coastal zone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and the local practice of embedding and recombining universal scientific knowledge，presenting thecomplexity of environmental issues.On this basis，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conflicts in the new era should focus on theinteractive logic between local knowledge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generated by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n multiculturalcontexts，and shift towards a diversified and composite mechanism for resolving environmental conflicts.Key words：Local Knowledge；Landscape Narrative；Hometown Association；Power Game；Environmental Conflicts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