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供应链安全与效率关系分析.pdf

1/45 Working Paper No.202101 May 13,2021 苏庆义：mathe_ 全球供应链安全与效率关系分析全球供应链安全与效率关系分析 内容提要：内容提要：全球供应链安全已经成为倍受各国重视的问题。本文旨在讨论全球供应链安全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国基于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是最具效率的状态。在这一基准的效率状态下，本文以经济维度的外国依赖度、多元化程度和政治维度的政治关系、断供能力讨论供应链安全。这为认识效率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和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本文以中美关系为案例进行了现实分析。结果表明，中美两国的供应链安全分别对应不同的组合情况，相比美国，中国更有可能做到效率与安全兼顾。基于以上现状，本文 苏庆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贸易研究室副主任。本文已发表于国际政治科学2021 年第 2 期。2/45 认为，增强彼此依赖、发展政治关系有利于中美在不牺牲效率的情况下保障供应链安全，从而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关关 键键 词：词：全球供应链安全 外国依赖度 多元化程度 政治关系 断供能力 一、问题提出一、问题提出 “发展与安全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两项利益。”发展意味着国家与国民福利的提升。每个国家都希望自身能够获得持续而快速的发展。但在发展的同时，一国如果不能维护安全，则该国的发展很可能会受到严重干扰，甚至其已有的发展成果也会被侵蚀。在对“发展与安全”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割裂-关联-辩证”的演变过程之后，中国越来越重视维护国家安全。发展与安全涉及的领域很多，作为经济与科技领域的结合点，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的全球供应链发展与安全无疑备受关注。全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第 112页。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 40多年以来，中国官方对“发展与安全”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重发展轻安全：割裂二者联系阶段（1978 年2003 年）；第二，以发展为主安全为辅，强调二者的关联性阶段（2003 年2012 年）；第三，发展与安全并重，强调二者辩证关系（2012年至今）。参见：李文良：改革开放 40 年：发展与安全关系的变迁以 2018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为视角，载祖国2019 年第 3期，第 44-46页。在产业安全中，粮食、能源无疑也是关键产业。本文主要聚焦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安全而不讨论粮食、能源安全的原因在于：第一，粮食、能源的供应链较短，还谈不上“链”的问题；第二，关于粮食、能源安全的研究很早，也已经很多，并非现在才重要的问题；第三，粮食、能源发展受到一国土地、资源等禀赋的影响较大，尽管一国可以意识到粮食和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但如果想通过发展解决安全问题并非易事。3/45 球供应链分工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最早的国际分工形式无疑是产业间分工。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其经典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比较优势的思想时，所举英国和葡萄牙在布匹和葡萄酒分工的例子便是产业间分工的例子。二战之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分工开始盛行，并导致新贸易理论的产生。20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信息通讯技术发展、运输成本下降，以产品内分工为特征的全球供应链分工越来越重要。“生产分割”“外包”“中间品贸易”“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等概念逐步流行起来。目前全球供应链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在 50%左右。在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后，中国也积极融入全球供应链分工。其重要表现为，入世后加工贸易曾经在中国外贸中占据一半的比重。各国基于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供应链分工，能使效率和福利最大化。全球供应链分工的特点是，各国不再简单地以某一产业的要素密集度来选择是否生产产品，而是根据产业的不同环节来选择专注于该产业的特定环节。其结果是，发达经济体往往专注于高端环节，获得更 大卫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周洁译，华夏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5-96页。Richard Baldwin,Global Supply Chains:Why They Emerged,Why They Matter,and Where They Are Going,The Fung Global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No.FGI-2012-1,July 2012.参见：World Bank(2020),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0:Trading for Development in the Age of Global Value Chains,Chapter 1,World Bank Publications.需要指出的是，全球供应链分工占据主导形式，并不否定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依然是当今重要的分工形式，只不过全球供应链分工更能代表当今国际分工的特征。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比较优势主要来源于相对技术差异和要素禀赋差异。4/45 高附加值，以此规避自身劳动力资源的劣势。发展中经济体则选择劳动密集型环节，虽获得的附加值低，但却能生产本来无法生产的产品。在传统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形式下，由于不具备在设计、研发、核心零部件生产等方面的能力，中国没有能力生产苹果手机。但在全球供应链分工形式下，中国就可以专注于加工组装环节，生产并出口苹果手机。这正是比较优势在全球供应链分工时代的应用，是最具效率的分工情形。不同国家分享同一产品的增加值，使其成为自身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部分。由此，全球供应链分工的参与国均从中受益。参与全球供应链也面临安全问题。如果一国将全产业链掌握在自己手中，则该产品的生产将不受外国的影响或控制。但是，如果该国处于全球供应链的下游环节，即从外国进口上游零部件，则该国的生产将受制于外国零部件的供给，一旦供给出现问题，该国的生产将受到影响。尤其是，如果外国政府人为地切断零部件供给，该国短期内无法找到外国替代供应商或自己无法生产，则该产品的生产将面临瘫痪。更为重要的是，某一产业的供应链并不是两三个国家参与其中，而是许多国家参与。任何一个国家的供给出现问题，由于产业的序列生产问题，该产业都将受到致命打击。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是：全球供应链安全与效率是何种关系？自 5/45 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来，经济学一直强调效率，认为分工与扩大市场能最大化福利。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看，各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参与国际贸易是最有效率的方式。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至 2018 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各国专注于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环节参与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从而实现最大化效率。那么，如果各国追求供应链安全，是否意味着会损失效率？供应链安全与效率是否可以兼得？本文尝试从经济和政治的二维视角讨论供应链安全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先从经济学视角讨论供应链安全和效率之间的关系，然后通过引入政治关系和断供能力（切断全球供应链的能力）两个概念进行讨论。在理论分析之后，以中美两国为例进行现实分析。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同时运用定性分析与量化分析。余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梳理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从经济和政治的二维视角讨论供应链安全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以中美为例进行现实分析；第五部分总结全文。经济学追求效率。这虽然能最大化福利，但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比如不公平问题。如果追求公平，则可能会牺牲一部分效率。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备受关注，这与本文讨论的安全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类似。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使用的简称“断供能力”是指切断供应链的能力，并非仅仅切断供给的能力，也包括切断需求的能力。6/45 二、文献回顾二、文献回顾 国际贸易理论强调效率，主要论证一国基于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能获得最大化的福利。无论是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还是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都旨在表明，对各国而言，按照某种方式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是最优选择，整个世界亦不存在帕累托改进的空间。李嘉图和赫克歇尔-俄林的理论一般被统称为“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关于自由贸易能获得效率和福利最大化的思想被经济学家奉为圭臬。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学者建立的新贸易理论、21 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新新贸易理论，其本质都在强调无条件地参与国际分工是最具效率的方式。在追求效率的同时，经济（管理）学者并未忽视在最具效率状态下产生的安全问题。“安全”一词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中对应的是风险和不确定性。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H奈特曾专门研究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奈特认为，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共同点在于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何种事件，其区别在于风险是指知道事件发生的概率，而不确定性则不知道事件发生的概率。当然，奈特专门研究风险和不确定 有关已故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的一件趣闻轶事可表明比较优势理论的重要性。数学家 Stan Ulam挑战性地让萨缪尔森说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近似真理的定理，萨缪尔森的回答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参见 Alan V.Deardorff and Robert M.Stern,eds.,New Directions in Trade Theory,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5,pp.17-22.弗兰克 H奈特著、安佳译：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商务印书馆 2010年版。7/45 性，因此做出此种划分。实际上，经济学和管理学主要使用“风险”这一概念，具体到全球供应链，则是指全球供应链风险。维护全球供应链安全则是指降低全球供应链风险。在经济学中，某一个变量的波动也与安全相关，一般认为，波动大意味着不安全。经济管理学者认为基于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供应链虽然是最具效率的状态，但或多或少会面临安全或风险问题。有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往往在低端环节生产，高端环节则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导，从而影响到本国产业安全。潘文卿等、唐宜红等、杨继军发现全球供应链分工增加了各国经济周期之间的联动性。代谦和何祚宇进一步发现全球供应链的领导者减缓了外部波动对自身的影响，全球供应链的跟随者则分担了外部经济波动。霍震等发现全球供应链结构影响各国经济周期联动的大小。一些重要事件往往对全球供应链产生较大冲击，如 2001 年美国“911”事件、2011 年日本“311”地震、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等都极大地冲击了供应链。遗憾的是，这些文 韩冲、屈熠：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产业安全的威胁，载现代管理科学2015年第 5期，第 42-44页。潘文卿、娄莹、李宏彬：价值链贸易与经济周期的联动：国际规律及中国经验，载经济研究2015年第 11期，第 20-33页；唐宜红、张鹏杨、梅东州：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国际经济周期联动：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载世界经济2018年第 11期，第 49-73页；杨继军：增加值贸易对全球经济联动的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 4期，第 26-48页。代谦、何祚宇：国际分工的代价：垂直专业化的再分解与国际风险传导，载经济研究2015年第 5期，第 20-34页。Zhen Huo,Andrei A.Levchenko,Nitya Pandalai-Nayar,International Comovement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NBER Working Paper,No.25978,June 2019,Revised February 2020.张存禄、黄培清：“911”事件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载国际商务研究2002年第 1期，第 53-55页；龙江：8/45 献并没有讨论如何破解效率与安全之间面临的冲突。也有经济管理学者专门讨论安全问题，对供应链安全的来源、测度、应对等进行初步研究。斯蒂芬瓦格纳（Stephan M.Wagner）和克里斯托夫博德（Christoph Bode）认为需求风险、供给风险、灾难性风险（catastrophic risk）是三种最重要的供应链风险。大卫波哥塔奇（David Bogataj）和玛利亚波哥塔奇（Marija Bogataj）则进一步尝试建立测度全球供应链风险的方法。安斯曼古普塔（Anshuman Gupta）和卡斯塔斯马拉纳斯（Costas D.Maranas）等不少学者研究了企业进行供应链风险管理的策略。考尔阿辛德（Kaur Arshinder）等则强调了供应链协调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国际政治关系是影响全球供应链发展与安全的重要因素。有学者认为，全球供应链的发展过程与国际政 供应链危机全球效应对跨国公司的影响与应对策略以“311”日本地震为视角，载国际贸易2011年第 9期，第 46-52页；雷达、雷昭明：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东亚生产网络体系，载当代亚太2015 年第 3期，第 113-129页。灾难性风险包括自然灾害（不可抗力）、社会政治不稳定、内乱、经济混乱、恐怖袭击等。Stephan M.Wagner,Christoph Bode,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to Supply Chain Vulnerability,Journal of Purchasing&Supply Management,Vol.12,No.6,2006,pp.301-312.David Bogataj,Marija Bogataj,Measuring the Supply Chain Risk and Vulnerability in Frequency Spa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Vol.108,2007,pp.291-301.Anshuman Gupta,Costas D.Maranas,Managing Demand Uncertainty in Supply Chain Planning,Computer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Vol.27,2003,pp.1219-1227;Ila Manuj,John T.Mentzer,Global Supply Chain Risk Management Strategi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ysical Distribution&Logistics Management,Vol.38,No.3,2008,pp.192-223;Martin Christopher,Carlos Mena,Omera Khan,Oznur Yurt,Approaches to Managing Global Sourcing Risk,Supply Chain Management:An International Journal,Vol.16,No.2,2011,pp.67-81;R.Sreedevi,Haritha Saranga,Uncertainty and Supply Chain Risk:The Moderating Role of Supply Chain Flexibility in Risk Mitig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Vol.193,2017,pp.332-342.Kaur Arshinder,Arun Kanda,and S.G.Deshmukh,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Perspectives,Empirical Studie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Vol.115,No.2,2008,pp.316-335.9/45 治相互交织。世界银行曾在发布的报告中警告，政治因素将成为阻碍全球贸易的力量。全球价值链领域的著名学者、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波尔安阙斯（Pol Antr s）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除技术进步、贸易自由化之外，推动全球供应链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东西方关系的缓和，重要事件是中国在 1978 年推动改革开放和 1990 年代初美苏冷战结束。基于此，在预测未来全球供应链发展时，最重要的因素是中美关系的好坏。具体到中美脱钩，其重要内涵之一是指中美脱离全球供应链上的联系，直接原因是中美政治关系的恶化。也有学者认为，全球供应链结构的变化反过来也会引发政治关系的变化。这些文献暗含的意思是，国际政治因素会影响供应链效率。遗憾的是，这些文献并未对此进行深入讨论。出口管制和国际制裁等极端国际政治情形也都将引发全球供应链安全问题。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和亚伯拉罕L纽曼（Abraham L.Newman）认为，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国会依靠其中心地 David L.Levy,“Political Contestation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33,No.4,2008,943-963.Pol Antrs,“De-Globalisation?Global Value Chains in the Post-COVID-19 Age”,Harvard University,https:/scholar.harvard.edu/files/antras/files/deglobalization_sintra_antras.pdf,访问时间：2021年 1月 26日。参 见：European Chamber and MERICS,“Decoupling:Severed Ties and Patchwork Globalisation”,http:/ 年 1 月 26 日。有关中美政治关系恶化背后的原因有多种说法，深层次的原因主要为美国因为中国的崛起而重新定义美中关系，试图打压中国。参见：陈定定、康晓蒙、夏雨：“压舱石”到“导火索”：中美经贸关系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 年第 4 卷第 4 期，第 55-90页。陈子烨、李滨：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与中美贸易冲突根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 3期，第 21-43页。管传靖：全球价值链与美国贸易政策的调适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 11期，第 118-155页。10/45 位 制 裁 他 国，并 称 之 为“武 器 化 相 互 依 赖”（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美国收紧出口管制、限制美企向中国企业出口如芯片等高科技产品，引发中国供应链安全问题。在国际经济制裁的研究中，石斌讨论了国际经济制裁的政治动因与伦理维度，李峥和阎梁分别梳理了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制裁，白联磊基于成本-收益比较的思路探讨为何中国不愿意使用经济制裁，东艳和李春顶基于经济模型量化分析了 2014 年乌克兰危机后美欧对俄罗斯制裁的成本和收益。出口管制和国际制裁等概念与本文提出的断供能力比较接近。既然基于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供应链会引发安全问题，那么闭关锁国、牺牲效率是否一定会赢得安全呢？答案是不一定。有研究表明，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如果一国不参与供应链，其 GDP 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冲击。换言之，牺牲效率并未换来安全。有学者以 2011 年日本海啸和泰国洪灾为例，说明参与全球供应链并非意味着不安全。这些研究表明，供应链安全与效率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需要进行 Henry Farrell,Abraham L.Newman,“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44,No.1,2019,pp.42-79.石斌：有效制裁与“正义制裁”论国际经济制裁的政治动因与伦理维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8 期，第 24-47页;李峥：美国经济制裁的历史沿革及战略目的与手段，载国际研究参考2014 年第 8期，第 9-15页;阎梁：中国对外经济制裁:目标与政策议题，载外交评论2012 年第 6期，第 16-29页;白联磊：中国为何不愿使用经济制裁？，载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6年第 1期，第 150-166页;Yan Dong,Chunding Li,Economic sanction games among the US,the EU and Russia:Payoffs and potential effects,Economic Modelling,Vol.73,2018,pp.117-128.Barth l my Bonadio,Zhen Huo,Andrei A.Levchenko,Nitya Pandalai-Nayar,“Global Supply Chains in the Pandemic”,Working Paper,No.27224,May 2020.Sbastien Miroudot,“Resilience versus robustness in global value chains:Some policy implications”,in Richard Baldwin and Simon J.Evenett ed.,COVID-19 and Trade Policy:Why Turning Inward Wont Work,CEPR Press,2020.11/45 深入分析。总结已有文献，学者们虽然意识到了全球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并对此进行了研究，但缺乏对安全与效率之间关系的讨论。在讨论供应链安全时，国际政治关系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学术界对其研究还停留在定性分析阶段，尚没有量化分析。量化供应链安全程度是认识供应链安全与效率之间关系的重要前提。本文旨在讨论全球供应链安全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在讨论过程中强调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并进行量化分析。三、经济和政治二维视角的理论分析三、经济和政治二维视角的理论分析 为了严谨地进行分析，首先需要定义全球供应链安全，也即，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怎样才能称之为拥有了更安全的供应链。我们在文献回顾中已指出，在经济学中，与“安全”相对应的概念是“风险”或者“波动”。全球供应链风险高或者波动大，则意味着供应链不安全；全球供应链风险低或者波动小，则意味着供应链安全。以 GDP作类比，GDP 增速波动是指 GDP 增长率的方差，如果每一年的增速尽可能相等，则波动较小。如果供应链的波动较小，甚至没有，则可 我们在后文分析时，全球供应链安全和全球供应链风险两个概念都会使用。12/45 以被称为供应链比较安全。如果供应链波动较大，甚至被外国断供，则可以称之为供应链很不安全。本文还研究效率。为便于理解，仍以GDP 增长为例，如果 GDP 的平均增速较高，则可以称之为拥有了效率；如果增速低，则效率也较低。对一国而言，其增长既安全又有效率，是指 GDP 增速波动低，同时平均增速高。全球供应链涉及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其效率可以借用国际贸易理论进行定义：供应链效率是指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供应链获得最大化的收益。（一）经济学视角下全球供应链安全与效率之间的关系 全球供应链分工区别于传统国际分工形式的重要特征是中间品贸易。在生产时，一国利用来自外国的中间品，或者自己出口中间品供外国生产使用。因此，本文的分析主要考虑中间品贸易。中间品贸易和全球供应链是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重要特征。本文分析的起点是效率，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在不存在贸易成本的假设下，一个国家基于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是最有效率的，能获得最大化的福利。因此，这是最有效率的一种全球供应链状态，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安全程度高。Xin Li,Bo Meng,Zhi Wang,Recent patterns of global production and GVC participation,In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upply Chain Trade,and Workers in a Globalized World,World Trade Organization,2019,pp.9-43.13/45 图图 1 全球供应链安全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全球供应链安全与效率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学中，全球供应链风险（安全）可以被定义为，本国生产需要的中间品进口或销售的中间品减少，甚至存在被切断的可能。由此，一国面临的全球供应链风险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生产风险，二是销售风险。生产风险是指本国因为进口中间品的减少或中断而影响到 14/45 生产。销售风险是指本国生产的中间品受到外国需求的影响出现减少或中断。生产风险和销售风险是镜像关系，本国的生产风险对应外国的销售风险。本文的生产风险和销售风险对应已有文献中指出的供给风险和需求风险。从经济角度看，无论是生产风险还是销售风险，均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是本国对外国的依赖，即外国依赖度。对于生产风险而言，外国依赖度是指在生产中投入的中间品依赖外国供应的程度；对于销售风险而言，外国依赖度是指销售的中间品依赖外国需求的程度。很显然，外国依赖度越高，生产或销售越不受本国控制，生产风险或销售风险越大。二是基于对外国的依赖考虑多元化程度。多元化程度是指对各国供给或需求依赖的分散程度。无论是生产风险还是销售风险，如果过多依赖某个国家的供应或需求，则供应链风险更大、安全度更低；如果平均依赖外国的供应或需求，则供应链风险最低、安全度最高。外国依赖度和多元化程度决定供应链安全的思路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比如 2020 年 3 月，时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在参加二十国集团（G20）部长视频会时指出，过度依赖外国供应将使得美国承担很大的战略风险，美国将致力于扩大本土生 15/45 产和实施供应链多元化策略。为了易于理解供应链风险的高低，下面以生产风险为例，介绍生产风险、外国依赖度、多元化程度的计算方法。假设国家 c 的某一个产业或者国家整体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中间品来自国家 i 的部分是（ic），来自本国的中间品是。除国家c 之外，共有 N 个国家。则国家 c 全球供应链的外国依赖度是：=1+=1。国家 c全球供应链的多元化程度借鉴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该指数是测量产业集中度（多元化程度）的常用指标，并经常被用来测算其它的集中度。计算方式是：=(=1)2=1，也即各国占本国所有进口中间品的份额的平方和。理论上讲，外国依赖度的值将介于 0 和 1 之间，多元化程度的值则介于1和 1 之间。生产风险指数是外国依赖度和多元化程度的乘积，即=。生产风险指数的取值介于 0 和 1 之间。当生产风险是 0 时，意味着本国的中间品投入完全靠本国生产，不依赖外国 参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网站：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0/march/remarks-ambassador-lighthizer-g20-virtual-ministerial。访问时间：2021年 1月 25日。使用中间品而非全球价值链核算文献中的增加值概念，原因在于比如说，即便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中间品并非美国完全自己生产，但是美国是掌控了这一中间品的所有价值，掌控的是整个中间品的价值，而不仅仅是美国自己贡献的增加值。Stephen A.Rhoades,The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Federal Reserve Bulletin,Vol.79,No.3,1993,p.188.George G.Szpiro,Hirschman versus Herfindahl:Some topological properties for the use of concentration indexes,Mathematical Social Sciences,Vo.14,No.3,1987,pp.299-302.16/45 的供应，因此不存在供应链安全问题。当生产风险是 1 时，意味着本国的中间品完全依赖外国的某一个国家，“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此时安全程度最低。销售风险对应的外国依赖度和多元化程度计算方法与生产风险一致，只不过和分别替换成国家 c 生产的中间品销售到国家 i 的数量以及在本国销售的数量。结合一国最具效率的状态和供应链风险指数，本文进而分析供应链安全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供应链，是最具效率的基准状态。在该基准状态下，其外国依赖度、多元化程度有四种组合（图 1）。如果外国依赖度低、多元化程度高，则供应链是最安全的。如果外国依赖度高、多元化程度低，则供应链是最不安全的。如果外国依赖度低、多元化程度低或外国依赖度高、多元化程度高，则供应链相对安全。供应链安全与效率可能并存，但也可能存在冲突。对于一国来讲，最理想的状态是基于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供应链，并且外国依赖度低、多元化程度高，从而同时获得了效率与安全。如果一国在最具效率状态时的外国依赖度高、多元化程度低，则安全程度较低。此时让该国转而追求安全，则必然会因为不按比较优 17/45 势参与分工而放弃一部分效率，至少短期内无法获得效率。（二）超越经济学：纳入政治因素 那么，一个国家在最具效率和供应链不安全的状态下，是否可以在尽可能不牺牲效率的情况下，追求供应链安全呢？为解答这一问题，本文引入政治关系和断供能力这两个概念。即使一国对政治关系好的国家的供应链依赖度高，其面临的风险也很低，因为政治关系好的国家切断本国供应链或减少供应的可能性很低。但一国对政治关系不好的国家的供应链依赖程度即便很低，其可能也面临很大的风险，因为政治关系不好的国家可能会随时切断对本国的供应链。也即，政治关系会影响一国人为地切断另一国供应链的可能性。除政治关系外，一国的供应链是否被另一国切断，还取决于另一国切断全球供应链的能力，即断供能力。即使一国与另一小国的政治关系不好，没有断供能力的小国也很难影响他国的供应链安全。但是，一个大国则一般具有切断供应链的能力。国家 i 切断全球供应链的能力取决于成本收益的比较，只有当收益大于成本时，才具备这种能力。以生产风险为例进行分析。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国家 i 的企业并无切断国家 c 的企业供应链的动机，因为国家 i 的企业如果切断供应 当一个国家经过一段时期，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之后，则可以在追求安全的过程中获得更高的效率。很显然，这需要时间，同时面临创造比较优势失败的可能。18/45 链，其销售也将遇到困难，从而损失销售收入和利润，这是其切断供应链的经济成本，企业无法从切断供应链中获得任何收益。综合成本-收益来看，国家 i 的企业没有动机切断供应链。从国家 i 的政府角度来讲，其成本和企业切断供应链损失的成本基本相同，但是收益可能会大于成本。这种收益主要是非经济层面的收益，比如迫使国家 c 屈从于国家 i 的某一要求，在谈判中获得更高的砝码，或者国家 i 的目标就是切断两国之间的经贸联系（所谓“脱钩”）等，总之可以称之为政治收益。切断供应链的能力取决于该国的经济成本和政治收益的权衡。然后，本文再从最具效率的基准状态进行分析。前文已提到，当一国基于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供应链分工时，在该国对外国的依赖度高，且多元化程度不高时，其供应链安全无法得到保障。此时，如果考虑政治关系和断供能力的因素，该国完全有可能在不改变效率状态的情况下拥有更高的安全。如果在最具效率状态下，该国与依赖度高的国家的政治关系很好、且外国不具备断供能力，则该国的供应链安全程度就很高。为便于理解，下面我们介绍引入政治关系和断供能力之后的供应链风险测度方法。在考虑政治关系和断供能力之后，在测算生产风险和销售风险时，需要纳入政治关系和断供能力的指标。假设本国对本国的政治关系指 19/45 标是 1，作为基准，本国与外国的政治关系指标均大于等于 1。政治关系指标越大，表明两国的政治关系越差。国家 c 和国家 i 的政治关系指标记为（=）。国家 i 对国家 c 的断供能力记为，同样以本国的 1 为基准。基于此，国家 c 全球供应链的外国依赖度调整为：=1+=1。国家 c 全球供应链的多元化程度是：=(=1)2=1。从指标计算来看，在最具效率的状态下，如果一国的供应链安全程度较低，当引入政治关系和断供能力之后，若该国与他国的政治关系较好，同时他国的断供能力较弱，该国的供应链安全程度完全可以提升。如果一国在利用比较优势之后获得了最具效率的状态，而该状态的安全程度不高，则该国通过改善政治关系，同时降低对断供能力强的国家的依赖度，完全可以提升该国的供应链安全。在最具效率的状态下，基于政治关系的好坏和外国断供能力的强弱，本文将一个国家与外国的双边供应链安全划分为四种组合（图1）。如果两国政治关系好、外国断供能力弱，则该国供应链安全程度最高。如果两国政治关系差、外国断供能力强，则该国供应链安全程 本文调整指标的依据是，当两国政治关系不好，或者外国的断供能力较强时，即便是同样数量的进口中间品，也意味着对该国的依赖度非常大，因此使用大于 1的权重进行调整。20/45 度最低。在两国政治关系差、外国断供能力弱，以及政治关系好、外国断供能力强两种状态下，供应链相对安全。以中国的供应链安全为例，中国与东盟的一些国家，比如菲律宾、越南等国，即便因为南海争端导致政治关系不好，也不会引发供应链安全问题。究其原因，这些国家的断供能力弱，在政治关系好时，中国拥有绝对的供应链安全；即便政治关系不好，中国的供应链安全也不会受到明显影响。由于美国具有强断供能力，中美关系好坏则直接影响中国的供应链安全。在2017 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前，尤其是 2001-2007 年期间，中美关系较好，虽然彼时美国的断供能力很强，但中国仍无需担忧供应链安全问题。近几年，中美政治关系变差，在美国的断供能力仍然很强的情况下，中国的供应链安全问题立即凸显出来。（三）综合分析 经济维度和政治维度各有两个影响供应链安全的关键变量，从而形成 16 种组合。理论上讲，这 16 种组合分别对应的供应链安全程度可以被排序。鉴于有些组合很难比较，我们只能比较特定组合的供应链安全程度。图 1 描绘了从基准的效率状态出发，不同组合的供应链安全程度。可以看出，最安全的组合是外国依赖度低、多元化程度高、也可以利用政治关系和断供能力的四种组合分析历史上的供应链安全问题，比如 20世纪 80 年代的美日产业关系、冷战时期的美苏产业关系，当前的美欧产业关系等。21/45 政治关系好、断供能力弱。在这种组合下，效率与安全同时存在。最不安全的组合是外国依赖度高、多元化程度低、政治关系差、断供能力强。在这种组合下，虽然最有效率，但是供应链安全程度最低。对一国而言，如果通过改善政治关系、断供能力两个变量提升安全，则可以尽可能地不牺牲效率。如果通过改变外国依赖度、多元化程度提升安全，则会牺牲效率。需要指出的是，图 1 仅描绘了最具效率状态下效率与安全的关系，效率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并不局限于此。经济维度和政治维度四个变量16 种组合可以与不同程度的效率进行匹配，效率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因而较为复杂。一国在某种不具效率的状态下，外国依赖度高、多元化程度低、政治关系差、断供能力强，此时既没有效率、也没有获得安全。上述分析的是在特定的变量组合下的情形。其实，外国依赖度、多元化程度两个经济维度的变量与政治关系、断供能力两个政治维度的变量可以相互影响。在全球供应链中，一国对另一国的高依赖度会使两国增加发生冲突的成本，从而使得两国倾向于维护好政治关系，也削弱了外国的断供能力。张宇燕和徐秀军以中美为例分析了相互 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