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后毛泽东党风廉政思想的表达与实践.docx

建国前后毛泽东党风廉政思想的表达与实践 刘海军 刘东梅摘要反腐倡廉是毛泽东治党治国的一项重要内容，尤其是在建国前夕，毛泽东从历史与现实多方面表达了其党风廉政思想，告诫党内同志戒骄戒躁，吸取李自成的教训，警惕“糖衣炮弹”，政府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并在建国后的“三反”运动中实践了其党风廉政思想。自上而下，权威负责，严格惩戒，群众参与，规范法制是毛泽东党风廉政思想给予大家的重要启示。关键词毛泽东；党风廉政；表达；“三反”运动作者简介刘海军（1986-），男，汉族，四川德阳人，成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纲要教研室主任，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刘东梅（1968-），女，汉族，四川成都人，成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教授，本科，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文来自于www.zz-研究。中图分类号 A84 A 1006-8031（2018）05-0014-02一、建国前夕毛泽东的廉政思想表达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走向城市。然而，身份的陡然改变、各项制度尚不完善、高度的革命成就感伴随着初掌权力的新鲜感，也为党员干部的腐化堕落提供了温床。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在转型过程中都要面临的严峻问题。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黄炎培访问延安时向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当时，毛泽东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是熟读中国历史的，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虽然还没有进城，但是毛泽东深知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以及一个政党从“打天下”到“治天下”转型过程中的腐化问题。这个时候，毛泽东对党员干部可能的腐化堕落变质有了更多的思考。毛泽东预见到有些同志可能会因为客观环境和自身地位的变化而变质，他忧虑的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一些共产党人，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为此，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可见，毛泽东对党内可能出现的腐败持有高度的警惕，以“决不当李自成”告诫党内同志，希望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一支“公仆”式的干部队伍。二、建国初期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实践抗战结束之时，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威望达到了顶点，然而仅仅过了四年，国民党即败退台湾。究其根源，官僚体制的腐化，国民党官员的堕落是重要原因。正如司徒雷登所说：“它变的如此腐败无能，如此的不得人心，以致哪怕任何自身的有序改革都少有希望，即使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恐怕也会爆发为另一场革命”。恰好，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本人都是很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三反”运动是建国初期毛泽东党风廉政思想的重要实践。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高岗首次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概念。毛泽东对此很重视，要求各级党委都要注意该问题。20日，毛泽东指示强调“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23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发表了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的社论，公开宣布说：“东北地区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斗争的经验证明，增产节约运动的最大敌人，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因此，全国各地都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展开一个坚决反对贪污的斗争，来彻底消灭一切贪污现象。”30日，在给西南局领导邓小平的电报中，毛泽东指出：“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从此，一场旨在整肃党内腐败，纯洁干部队伍，扭转社会风气的“三反”运动开展起来。“三反”运动初期，一大批干部的贪腐行为被揭发出来。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天津地委刘青山和张子善被人揭发，他们暗中与私商勾结，“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二百亿元左右，投入地委机关生产，作投机倒把的违法活动”。刘青山、张子善即被逮捕，并处以枪决。此事让毛泽东大为震动。除此之外，各地区，各部门均上报了大量的貪污案件。自进城以来，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党的各级干部队伍腐化堕落。一下子看到各级机关中竟有如此多的干部贪污受贿，让他十分生气。1951年12月1日晚，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草案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仿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的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督促和检查。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12月31日上午，毛泽东召开会议并讲话，称：“三反不反，党就会变质。从二中全会算起，如十年内不进行三反，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在毛泽东的严厉督促下，“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展起来。至1952年6、7月间，“三反”运动基本结束。最终，“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军队除外）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383.6万人，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120.3万人，占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的31.4%。其中共产党员19.6万人，占贪污总人数的16.3%。”上述人中判刑者38402人，其中处以死刑者42人，死刑缓期执行者9人，无期徒刑者67人，有期徒刑者9942人，劳动改造11165人，机关管制17175人。?虽然“三反”运动到后期，出现过扩大化的现象，但干部队伍的贪腐行为是事实。毛泽东对党内干部的贪污十分震惊，以雷霆之势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一场反贪腐、保廉洁的运动，实践了其一贯的治党廉政思想。三、毛泽东党风廉政思想的当代启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党员干部队伍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贪腐现象十分严重。这与建国前后的状况很相似，都是处在转型的重要时期，如果说建国时期身份的转型给贪腐提供了政治上的空间，那么今天市场的转型则为贪腐提供了经济上的便利。其后果都是党员干部的腐化堕落，从而影响到政权的稳定，国家的有序发展。所以，毛泽东对党员干部的告诫，及其严厉地打击贪腐行为，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第一，自上而下的权威负责机制是反贪的重要保障。毛泽东时期，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都不断的强调党员干部的纯洁，并通过各种方式大力打击贪腐行为。即便到了文革时期，毛泽东对官僚体制的批判依然很严厉，对干部搞特殊，享特权，脱离群众等现象十分不满意。文革的大方向虽然有误，但其中也蕴含着毛泽东的廉政思想。自上而下的反腐领导机制，令反腐运动得以名正言顺，开展得力。此外，毛泽东强调，各级机构主要负责人要带头做检讨，揭发问题，亲自督查，这也是反腐运动得以开展的重要条件。第二，严格惩戒机制是反腐廉政建设的关键。毛泽东时代的反腐运动，手段雷厉风行，方式严厉，因此贪腐判刑者枪毙者不计其数。非常时期当用非常手段，今天的中国，按习近平所言，乱世当用重典，必须给予贪腐分子足够的威慑力，才有可能遏制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现象。当贪腐所获得的利益要远远大于所受到惩戒的实际，那干部的腐化堕落便会烽火燎原，趋之若鹜。所以，治理贪腐，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策，名正言顺，严格惩戒。第三，群众参与是治理贪腐的重要手段。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走群众路线是保持干部队伍纯洁性的关键一环。同样，治理贪腐也离不开群众的力量。有句话常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鼓励群众合理的合法的监督并揭发，是很有必要的。人民监督政府，群众监督干部，是毛泽东廉政思想的一个核心要素。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召开群众大会，公审贪腐犯。既让群众明白事实，又让群众参与其中，这是为惩治贪腐在全社会范围内创造了一个群众的监督网络，用之得当，便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当然，这里的群众参与必须是有序的合法的，我们反对无序的暴力的群众狂热。第四，治理腐败最重要的还是要建立规范的成熟的法制机制。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尤其是市场经济的今天，贪腐的空间巨大，渠道众多，部分干部有恃无恐，横行无忌。所以，一个文明国家社会的标志是法制，在成熟的法律框架内，权力不再是一家独大，权力要被关进法律这只笼子里，做到合理有序公正廉洁的使用。新中国临时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18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風，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像这样的法律要更多，更细，更具有操作性。法律一旦制定，就要严格遵守，破坏法律所造成的危害巨大。建国前后是共产党转型的重要时期，毛泽东对党员干部的腐化也最是担心，一再告诫，并实质的进行了惩治贪腐的“三反”运动。自上而下权威负责的领导机制、严格的惩戒机制、群众参与的社会模式、初步发展的法制治腐，都对今天的廉政文化建设有诸多启示。注释毛泽东访问记.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116页.毛泽东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8页.毛泽东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9页.转引自马广荣.论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高岗.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新建设，1951年12月号：第17-20页.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53页.毛泽东.在中央转发高岗三反斗争报告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513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524页.华北局关于逮捕大贪污犯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张子善向中央的报告.建设，第129期，1951年12月10日：第4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534-536页.?罗瑞卿同志在华南分局第七十二次常委会上的传达报告.1952年2月25日，第58-59页.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三反”运动.史林，2006年第4期.?安子文关于结束“三反”问题的报告.1952年10月18日.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三反”运动.史林，2006年第4期.?中国人民政抬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人民日报，1949年9月30日（第2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