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博物馆讲课教案.doc

【馆藏文物】
　　该馆藏有反映湖北省从原始时期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类文物、标本14万余件（套），其中一级文物近千件（套），位居全国省级博物馆前列。这些藏品绝大多数来自考古发掘和各地征集，其中以出土文物为主，既有浓郁、鲜明的地方色彩，又具有时代特征，基本反映着湖北地区古代文化的面貌，并且，一部分器物即使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也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馆藏文物品类丰富，器类齐全，器类主要有陶、瓷器，青铜器，漆木器，简牍、兵器、古乐器、金玉器，古代字画，古钱币等。馆藏的郧县人头骨化石、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元青花四爱图梅瓶举世闻名。
　　在14万余件藏品中，不少是举世瞩目的稀有珍品和重要的科学资料。如新石器时代京山屈家岭文化的蛋壳彩陶纺轮；天门石家河文化的玉人、玉鹰；盘龙城商代遗址和墓葬出土的大玉戈及铜鼎、铜钺；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青铜器群及16节透雕龙凤玉佩、28宿天文图像衣箱；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代法律文书竹简等，都具有极高和极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湖北省博物馆中一级文物主要有：战国时期的越王勾践剑，1965年在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被誉为越王青铜剑之首。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1978年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编钟共65件，总重2500多公斤。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磬，1978年随县曾侯乙墓出土，共32件，上面刻有乐律文字。战国的青铜尊盘，1978年随县曾侯乙墓出土，酒器，尊盘口沿的镂空附饰采用熔模铸造工艺制成。鹿角立鹤，战国时期青铜器，1978年随州曾侯乙墓出土，它是一种想象中的吉祥物。大玉戈，商代前期玉质仪仗器，1974年黄陂盘龙城李家嘴三号墓出土。铜鼓，商代打击乐器，1977年崇阳白霓出土，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皮鼓形铜鼓。还有商朝的陶鸡、大圆鼎，战国时期的虎座鸟架鼓、十六节龙凤佩、金盏，南北朝的青瓷莲花尊，唐朝的乐俑，明朝的金凤冠等。
　　博物馆中江陵楚墓出土的越王勾践青铜剑、吴王夫差青铜矛与彩绘木雕鸟兽座屏，荆门包山大冢出土的楚国“聘礼行迎图”漆画与楚国司法文书竹简，云梦睡虎地出上的秦代法律文书竹简，及武昌土地堂出土的南朝青瓷仰覆莲花尊等均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又如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的敦煌写经，明清书绘大师江夏派吴伟，“吴门四家”沈周、文征明、仇英，松江派董其昌、陈继儒，“八大山人”朱耷，“扬州八怪”金农、郑燮、黄慎及张裕钊、杨守敬等诸家的墨迹，都属稀世珍品。如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时十八星军旗，著名革命先烈和革命领袖恽代英、陈潭秋、施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遗物、纪念物，均为异常稀珍。
【镇馆之宝】
　　该馆的四大镇馆之宝为：郧县人头骨化石、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元青花四爱图梅瓶。
　　郧县人I号头骨化石：时期为旧石器时代。1989年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出土，颅长26厘米，颅宽19厘米，颅高12厘米，是湖北首次发现的古人类头骨化石。
　　曾侯乙编钟：时期为战国时期，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钟架长748厘米，高265厘米，重4.5吨左右。全套编钟共六十五件，分三层，八组悬挂在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钟架上。每件钟均能奏出呈三度音阶的双音，全套钟十二个半音齐奏，可以旋宫转调。音阶为现今通用的C大调，能演奏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乐曲。
　　越王勾践剑：时期为春秋晚期，千年不锈，由许多小暗格组成。1965年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长55.7厘米。
　　元青花四爱图梅瓶：时期为元代。2006年钟祥市郢靖王墓出土，高38.7厘米，口径6.4厘米，底径13厘米。瓶身肩部饰凤穿牡丹；腹部饰青花“四爱图”，即王羲之爱兰，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林和靖爱梅、鹤；足部饰仰覆莲纹。三层纹样以卷草纹、锦带纹为界。白釉泛青，色彩清脆艳丽，是罕见的经科学发掘出土的元青花精品。
【主要陈列】
　　湖北省博物馆目前举办有《楚文化展》、《郧县人》、《屈家岭》、《盘龙城》、《曾侯乙墓》、《九连墩纪事》、《书写历史》、《秦汉漆器艺术》、《梁庄王墓》、《古代瓷器专题展》、《荆楚百年英杰》等十多个展览，展品丰富，向观众介绍了湖北地区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现在的主要陈列有十三个：
　　一为《楚文化展》。陈列于楚文化馆，楚文化馆作为湖北省博物馆展馆的一翼，于2005年12月建成开馆。楚，既是国名，又是族名。楚国在公元前223年被秦国灭掉，立国约有八百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湖北发掘了五千余座楚墓，出土的大量文物展现了楚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楚文化作为先秦时期的一个区域文化，独具一格、自成一体、博大精深，是构成先秦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展览分为八个部分，集中地展出湖北地区出土的楚文物精华，力求全面展示楚文化的辉煌。展品中有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还有复原的2002年在湖北枣阳九连墩发掘的楚国车马坑中的部分车马。

　二为《郧县人》。郧县人是长江中下游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属直立人。1989年和1990年，先后在郧县青曲镇曲远河口的学堂梁子发现了2具人类头骨化石。遗址的年代距今约100万年。《郧县人》以“郧县人”的发现为主线，也展示了湖北境内旧石器时代遗存的发现。

　三为《屈家岭》。屈家岭文化是1954年在湖北京山屈家岭最先发现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距今5100～4500年。这一时期的社会分层、宗教活动等现象加剧，出现了大量聚落群和古城，出现了一系列文明因素。《屈家
　　岭》展示了江汉地区史前氏族社会的生活面貌和精神世界。
　　四为《盘龙城》。1954年发现的盘龙城遗址是商代早期城址。城址约建于公元前15世纪，在商代晚期衰落。盘龙城的建筑技术、青铜工艺、埋葬习俗、玉器风格、陶器特征等方面都与商代二里冈上层文化（约1500BC）一致。《盘龙城》展示了商代“南土”盘龙城城址的考古发现。

　　五为《曾侯乙墓》。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城郊擂鼓墩发掘的曾侯乙墓是一座2400年前的诸侯国君的墓葬，墓主人为战国早期曾国国君乙。此墓葬出土多种文物万余件，其数量之大，种类之多，价值之高，保存之好，轰动海内外。曾侯乙墓展览陈列了该墓出土的最有代表性的文物，展现了2400年以前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

　陈列分祭厅、青铜器、兵器、车马器、竹简、漆木器、金玉器和乐器八大部分，共展出最具代表性的文物360件。其中，造型奇妙、工艺精湛、纹饰华美的青铜鹿角立鹤、联襟大壶、尊盘、鉴缶；迄今仍很锋利的多戈戟和三角剑形的殳；包容文字资料颇多、又系我国最早的竹简；重达2156克的特大金盏；制作方式与风格迥异于楚、秦的漆木竹器等，均是考古中所罕见的珍品。尤其是乐器展品中的一套青铜编钟，更是无价之宝。音域宽广，音色优美，可以演奏中外各种乐曲，被誉为世界音乐史上的一大奇迹。
　　六为《九连墩纪事》。九连墩墓葬群位于湖北省枣阳市吴店镇。2002年9月至2003年1月，为配合湖北省孝感市至襄樊高速公路的建设，文物考古工作者对九连墩1、2号墓及陪葬的车马坑进行了科学发掘。

《九连墩纪事》展示了墓葬发掘的过程和楚国高级贵族墓的墓葬文化。
　　七为《书写历史》。二十世纪初七十年代以来，全国各地陆续出土了一些战国秦汉简牍，湖北是出土战国秦汉简牍批次和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书写历史》展出湖北省出土的战国秦汉简牍和书写工具实物，旨在使观众对古代先民的“书籍”有一个直观地感受。
　　八为《秦汉漆器艺术》。漆器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秦汉时期的漆器达到鼎盛期。自195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陆续有大量考古发掘出土的漆木器。

而湖北出土秦汉漆器最具代表性。《秦汉漆器艺术》将馆藏的最具特色的秦汉漆器集中展示。
　　九为《梁庄王墓》。明梁庄王墓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第九子朱瞻垍与魏妃的合葬墓，文物工作者于2001年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金器、玉器、瓷器等珍贵文物5300件。在展出的梁庄王墓出土文物中，一件来自“西洋”的金锭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见证。
　　十为《古代瓷器专题展》。展览分为两个专题，第一专题以出土瓷器为主，介绍元代以前湖北地区的单色釉瓷器的发展脉络；第二专题以馆藏传世瓷器为重点，展示元代以后瓷器的发展面貌。其中多数文物是第一次系统地向公众展示。
　　十一为《荆楚百年英杰》。近代以来，荆山楚水英杰辈出。其中，有指点江山的国家元首，有救国救民的革命先烈，有领兵杀敌的军旅名将，还有建功立业的科技精英、学术大师、艺术泰斗……

《荆楚百年英杰》展示了董必武等100余位代表人物。以200余件典型的文物、史料、图片，通过祖国腹地湖北这一侧面，展示了中华众多仁人志士，从鸦片战争至新中国建立百余年间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十二为《书画展》。湖北省博物馆收藏了大量明清时期和中国近现代书画主要流派的作品，书画展厅从馆藏书画作品中选取了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予以介绍。

　十三为《湖北古代音乐文物展览》。位于编钟馆，编钟馆为湖北省博物馆展馆的另一翼，于1999年1月落成开馆。编钟埋藏地下2400多年，至今还能演奏各种古今中外名曲，被誉为一大奇迹。该馆主要展出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万余件文物中的不同类别文物的精品，除曾侯乙墓乐器外，还有全省各地历年来发掘和采集的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古老音乐文物40余件。展品中，既有距今万余年的、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打击乐器黄、黑陶响之类，也有别具特色的楚国彩绘石编磐、虎座鸟架鼓、律管以及唐代伎乐组合等，体现了中华古代灿烂音乐文化成就。编钟馆还专设编钟演奏厅，以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等乐器的复制品进行演奏。
所谓曾，就是曾国，侯，就是诸侯国的国君，乙是他的名字，连起来讲，就是曾国国君乙的坟墓，曾侯乙墓的发现十分传奇。在湖北随洲城西北约3公里的嶥水河畔，有一个大土冢名叫擂鼓墩，土冢上有两个高出河滩平地约20余米的大土包，它们相距100米，当地老百姓称东边的为东团坡，西边的为西团坡。1977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空军后勤部某部的一个雷达修理场为扩建营地厂房，平整东团坡一带的山包，施工人员放炮炸松了这一带的红砂岩，然后用推土机推土，发现东团坡顶端有一片呈不规则型的黄褐色和黑褐色软土，胶结也比周围的沙砾岩紧密。这一特殊现象引起了雷达修理厂厂长郑国贤的注意。郑国贤是个考古爱好者，他根据自己掌握的考古知识，认为这里很可能是一座古墓，于是两次向县文化馆作了报告。但很遗憾，都遭到了否认，但他始终注视着工地，生怕祖先留下的具有无法估量价值的古墓在自己手中被破坏掉。
1978年2月，轰隆的爆炸声和推土机声还在东团坡一带喧嚣，又推出了一米多深，这时出现了石板，一块，两块……后来发现是平平的一层。郑国贤立即下令停工，他又把文化馆的人请来，这位先生没有贸然否定，而是报告了上级有关部门。3月19日，湖北省考古专业人员赶到了现场，当即进行了考古勘探，证明郑国贤的判断没有错。这确实是一座木椁保存完好、墓坑呈不规则多边形、面积达220平方米的大型古墓葬。
令人们惊奇的是，这座木椁墓，其规模之大，在当时乃全国之最。它比1972年在长沙发掘出土西汉女尸的马王堆一号汉墓大了整整五倍。踞后来考证，这就是距当时发掘已有2411年，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包括举世闻名的曾侯乙编钟的曾侯乙墓。
曾国在今湖北省境内，是和周天子同姓的姬姓诸侯国。当年周天子定天下后，分封诸侯，史书记载有800个。而曾国是周天子在汉水东部一带的封地。关于“曾国”，史书无记载，也就是说随国是汉东一带最强盛的诸侯国。经多方研究和考证，史学界基本上倾向于随国就是曾国。
曾侯乙墓经过发掘、整理，共出土文物一万余件。许多都是前所未见的珍品。其中有规模巨大的乐器、制作精美的青铜器及造型美观的漆木器等，它是我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一方面，它为我国东周（春秋、战国）考古学提供了新的实例，全面显示了我国先秦音乐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另一方面，它还为我国科学研究和工艺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例。
曾侯乙墓是凿石为穴的竖穴式墓葬，整个墓室东西长21米，南北宽16.5米，总面积约为220平方米。据残存的封土推算，下葬深度应该在13米左右，这与同时代的古墓相比较规模是较大的。
曾侯乙墓墓坑底部用171根长方形条木垒成椁室，高约3.5米，共用梓木378立方米。椁室四周填以木炭，总重量在6000公斤以上，也就是一万多斤。椁盖板上面依次铺竹席、绢、竹网各一层，其上再分别填以木炭、青膏泥、黄褐土、青灰土、五花土等直至墓口。
在我国南方，地下水非常丰富。曾侯乙墓出土时，里面已经积满了水，很有可能正是因为地下水才使这些珍贵文物得以保存。因为考古工作者当时在中室上面发现了一个盗洞，但里面的文物并没有被盗。据推测，可能是盗墓者在打开墓以后，发现里面有约3米多深的水而无法进去，反而使得古墓得以保存。当打开椁盖板时，许多漆木器都漂浮在水上。这些漆木器在经过两千多年的浸泡后，它的重量已超过了本身的5倍至8倍。我们将要看到的漆木器是经过科研人员用一种特殊的“脱水”法处理之后才展出的。
曾侯乙墓室呈不规则图形，分为四个排列工整的椁室，根据方位我们把它们分为东、西、中、北四室。各室隔墙底部有方洞相通。它很像我们现在的三房一厅。
如此巨大的墓葬，如此众多的文物，它的下葬年代和主人的身份是如何确定的呢？我想大家一定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有关这一点，专家们作出了三点肯定的答复。
一是根据墓葬的形式和出土器物的特征作出判断。在我国古代，不同时代的墓葬形式、不同时代的器具形状、纹饰有着不同的特征。
二是根据曾侯乙墓中出土的能确定墓主人身份和年代的一件珍贵文物楚王鎛钟做出判断的。楚王鎛钟上的铭文为曾侯乙墓的断代和墓主人的确定提供了重要依据，铭文共有31个字，记载了楚惠王熊章在公元前433年命人铸造鎛钟赠送给曾侯乙作为宗庙祭器一事。那么，现在就有这样一个问题，楚惠王为什么要把这件鎛钟送给墓主人呢？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楚惠王的父亲楚昭王在这个时期和吴国发生了一场战争，吴国打败了楚国，楚昭王逃往随国避难，吴兵追到随国，要随侯（即曾侯）交出楚昭王，但随侯拒不交出。后来，楚国援兵到来，才使楚昭王重返自己的国家，为了感谢随侯的救父之恩，楚惠王特铸造了一套鎛钟赠送给曾侯乙，以示敬意和谢意。
三是根据曾侯乙墓随葬的青铜器上的铭文来确定的。“曾侯乙”三字在出土的众多随葬青铜器上共出现了208次，由此可见一斑。特别是一件出土时置于主棺旁，上面刻有“曾侯乙之寝戈”铭文的短戈，是曾侯乙寝宫侍卫使用之物。这些都表明，墓主应为“曾侯乙”。
墓主曾侯乙的棺分为内外二重，出土时放置在东室，外棺为铜木结构。它以“工”字、“厂”字和“T”字形青铜为梁，铜柱和圆形铜础为框架，重3200公斤。框架内嵌木版，周身髹漆并且用卷曲勾连纹、圆涡纹、陶纹装饰。这种形式的青铜构件彩绘漆棺在我国是首次发现，也是目前为止所出土的最大的一件先秦漆器。下葬时，按当时习俗，死者在自己家中入殓，装入内棺，封口后，再装入外棺，再封口。二者不能分开，要一起运至墓地，再一起下葬。这座墓没有墓道，所以不可能顺墓滑下去，必须从墓坑口从上往下用绳索悬吊下去。因为太重可能把握不住重心或者一角的绳索被拉断，以致快落地时，盖上东南角铜钮插入椁壁板内，使整个棺身向西倾斜，即棺的四边四个铜足已经落地，椁底版压有铜足印窝，而东边铜足却翘起，没有落地。同时，东边椁盖与棺身之间，也留有8厘米宽的缝隙，没有盖严。下葬时棺木如果倾斜，按古代迷信的说法是很不吉利的，当年肯定会想千方百法把它挪正，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挪正过来。谁又会想到，过了2411年，也就是考古工作者发掘时，虽然也经过了一番周折，但还是把它挪正过来了，并盖的严严实实的。墓主的内棺置于外棺内。用巨板榫接而成。周身髹漆，全棺饰以人首、鸟首、双首、多首龙549条，蛇204条，鹿、鸟、怪兽等各种动物142只，守护墓主的人面神兽合体动物武士20个，这种形式在我国古代是十分流行的，还有窗格和门户纹样。其中大部分的怪异神兽，可与先秦古籍《山海经》上的描写相印证。
在诸侯主棺上绘制神怪，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制作，而是与葬仪的需要有关。护卫墓主的神灵和门窗纹样，说明人们相信死后灵魂可以自由出入墓地。
曾侯乙墓除墓主棺外，还有21具陪葬棺和一具殉狗棺。陪葬棺均有彩绘，殉狗棺无漆无彩，比陪葬棺小。21具陪葬棺中有8具出自东室和墓主人的棺在一起，殉狗棺也出自东室，另外13具陪葬棺出自西室。21具陪葬棺中每口棺内都有一具人骨架，经专家鉴定，全为女性，年龄在18岁到25岁之间，也就是说，这21位青少年妇女在当时为满足曾侯乙死后到阴间享受，被迫殉葬，白白断送了宝贵的生命！
下面我们专门来看看墓中出土的各种器具古玩。
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包括兵器和乐器）共有6239件，重约10500公斤，其中，青铜礼器（包括食器、酒器、水器）117件，用器17件，共有38种134件，都是实用器，总重量2340多公斤。它们大多数出自东室。成组成套，排列有序，显然是根据墓主人生前宴乐的情景特意安排的。像这样完整的陈放场面，在古墓的发掘中是罕见的。
曾侯乙墓的青铜礼器中，食器、酒器、水器三大器类齐备，器物组合大体沿袭了周代传统的“鼎成序，簋成套，鬲成组，豆成对，盘、匜匹配”的格局。不过在器形、器物纹饰、铸造工艺等方面则呈现许多新的特征和文化。这便是比前朝进步的地方。
鼎是中国古代食器中最多的一种。大家对“鼎”了解吗？先秦时人们对鼎特别重视。在祭祀天神、地祀、先祖等重大仪式中，鼎供奉牲肉，簋供奉食粮，是最重要的祭器。曾侯乙墓出土的鼎有正鼎、镬鼎、盖鼎多种。在众多的鼎中，正鼎的件数以及和其他食器的组合往往是用鼎者财富、身份、权利的象征。在曾侯乙墓所出土的食器中，最重要的是能反映礼制和曾侯乙身份的中室出土的九鼎八簋。它们制作精巧，完好如初，十分珍贵。簋在祭祀、宴享等仪式和活动中与鼎配合使用。周礼规定，在仪式中，贵族按其身份等级享用单数的鼎和偶数的簋，如士用三鼎二簋、大夫用五鼎四簋、卿大夫用七鼎六簋，诸侯用九鼎八簋等等。曾侯乙墓出土九件正鼎、八件铜簋，这便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成语“一言九鼎”的渊源，正好和其身份相符。这套“九鼎八簋”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曾墓出土酒器共13件套，数量上虽少于食器，但件件精美绝伦，是曾墓青铜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器物种类有大尊缶、尊盘、鉴缶、提链壶、铜罐、过滤器、铜勺等。
大家看，这两套鉴缶是国宝级文物。它由方鉴和方尊缶组成，和安徽寿县蔡昭侯墓出土的同型器，且自铭为“尊缶”的相同。尊是盛酒器，鉴是水器。两者组成一套冰酒器。尊缶盛酒，置于鉴内，鉴与缶之间留有空隙，用于盛冰（冬季窖藏于地下的冰块）。鉴身以八条拱曲的龙体为耳，鉴底由四兽承托，鉴表面饰繁缛的蟠缡纹。此种精美考究的鉴缶前所未见。
这是出土的一套国宝级尊盘，由尊和盘两件器物组成。它曾经到过北京，在“中国文物精品特展”中一展风采。出土时，尊置于盘中。尊是盛酒器，盘一般做水器用，也可置冰。名为“夷盘”或“夷冰盘”，二者合为一器，浑然天成。上古时人们往往在尊内盛掺有香草汁的酒，祭祀时酌以献尸，礼宾时酌以饮客，是当时重要的礼器。盘内的“曾侯乙”铭文是改刻而成的。表明该器曾为曾侯乙的先君所用。尊盘是最能代表曾侯乙墓青铜器制作工艺水平的青铜器，它造型奇特典雅，制作精良考究，纹饰繁缛华贵，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之珍品。
大家再看这是一套联禁对壶，也是国家级文物。下方的禁呈长方形，以两个内凹中空的圆圈承托双壶。铜禁是专用于承托酒尊的器物。铜禁包括传世和出土器物，目前国内外仅四件，由此可见其珍贵程度。壶是典型的酒器，商朝晚期开始有青铜壶的出现，后陆续出现圆、方、扁等形式。我们现在看到的对壶为鼓腹圆形，对壶外的田字形宽带装饰，象征瓠瓜绳缚之形。它外观华丽，是古代酒器中的精品，
这对国宝级的大尊缶也是古代的一种酒器，但与鉴缶又有不同，它形体庞大，一共两件，其中重327.5公斤的一件是目前所出土的古代最大的青铜酒器。缶原来多用陶制作，春秋战国时期多见青铜缶，如青铜盥缶、尊缶、浴缶一类。
曾墓出土水器共有12件，主要器形有鼎、缶、鉴、盘、匜和斗等。
曾墓中出土的青铜器除上述食器、酒器、水器这三种礼器范畴的器物外，还有不少生活用器，如铸造工艺十分复杂的建鼓座，三件一组的炭炉，还有铜镇、铜鹿角立鹤等，且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这件鹿角立鹤，制作非常精美，它由鹿的角、鹤的身子、鸟的翅膀组合而成，立鹤两腿粗壮有力，形态健美。在古代，鹿是瑞兽，鹤也是吉祥、长寿之鸟。经考释，它是古代人们想象中的风神飞廉，飞廉距墓主主棺不远，大概是伴随墓主的灵魂上天的，它既有吉祥如意的用意，又有辟邪的用意。参观的很多日本朋友称它为“吉祥鸟”或者“神鸟”。
曾墓出土的兵器有戈、矛、戟、弓、箭、盾、甲等，共4777（包括4507件箭镞），都出自北室。除皮革制作的甲胄、盾外，大部分保存较好。戈、戟、箭镞至今仍很锋利，且许多兵器上刻有铭文。此外，曾侯乙墓中出土车马器也较多，主要有车舆、华盖、马衔、马镳、马饰等，共1127件（大部分为马饰等小件），分别出自东室和北室。漆木质的车舆、伞、华盖出土时已由于年代久远变得散乱，马衔和马饰等保存较好，骨角质的马镳也基本完好。大量的车马器随葬，说明了车与马在当时贵族生活及诸侯争战中的重要性，也体现了当时的“交通”状况。
曾侯乙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金玉料器。我国商代墓葬就有黄金制品出土，但此前已发掘的先秦墓葬中，金器仍比较少见。春秋战国时代，黄金多用作镶嵌，以示其珍贵。曾墓东室内出土了金盏、漏匕、金杯、金镇、金带钩共9件，另有金弹簧462段，共重4.175公斤。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用于装饰的金箔（不包括马饰表面金箔），约940件，数量之多，实在罕见。
曾侯乙墓中出土玉、石、水晶、紫晶、料器等535件，其中玉器320件，绝大多数出自主棺，均为墓主佩玉和葬玉，以佩玉为多。
中国古代有所谓君子佩玉之说，所以玉器是身份的象征。玉器的形式和纹样又多与仪式有关。按玉器的用途可分为礼玉、佩玉、葬玉等。祭祀时，不同的玉器有着不同的功能；佩带时，先秦贵族一般多用璜、壁、玦、佩等玉饰编联起来形成所谓“组佩”，以节行止，显示其身份；丧葬中，尸体九窍均填以玉器以期保存尸体不朽。曾侯乙所用葬玉有玉琀、玉塞、玉握三种。
通过对所出玉器和料器所作的抽样检测表明，曾侯乙墓的玉器属于软玉，其理化性质与著名的新疆和田玉相似；而料器所含化学成分除二氧化硅外，就是钙、钠，与阿拉伯所产的料器相同，几乎不含构成中国传统料器的主要成分钡和铅，这是中国南方与阿拉伯交往的较早证据。
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最精美的玉器要算十六节龙凤玉挂饰，它整体为一条大龙，全器用5块玉料、一个玉环和一根玉销钉雕成可以活动卷折的16节。采用了透雕、浮雕、阴刻等雕刻技法雕成37条龙、7只凤和10条蛇，并饰有谷纹、云纹、斜线纹。出土时这件玉饰置于墓主头部，可能为冠上的玉缨（帽带）。
我国是丝绸的王国，但汉代之前的丝织品却非常少见。曾侯乙墓中就发现了大量的丝绸残片。曾侯乙墓的丝织品，虽然绝大部分没有保存下来，但从仅存的一些残片中，也可以推测当时技术的发展高度。此墓出土的丝织品种有纱、绢、绣、锦等四种，其中纱的残片有五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纱都是丝麻交织品，在我国是首次发现，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丝麻混纺织品。自从有了混纺，人们也就可以交织出各种不同质地的织物，为人类提供更多、更丰富的衣料。时至今日，混纺仍在不断创新和发展，我们今天所穿的五彩缤纷的衣裳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
我国使用漆器的年代很早，从文献记载看，在虞舜时就已经有了漆木器，夏禹时期则有了比较精良的漆器；从考古发掘来看，早在距今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就已出现漆器。但漆器因其不易保存，战国以前的实物只有零星发现。曾侯乙墓出土的漆木竹器如果不计漆木乐器，兵器的杆、盾、漆甲胄等，共有230多件，在数量上超过了先秦任何一座墓葬出土的漆器。器类有食具（杯、盘、勺、豆）、用具（盒、箱、梳、架、桶）、仪式用器（俎、案、禁）以及葬具漆棺等。制作特点较为厚重，多是剜凿而成。以食具为例，没有楚、秦、汉墓中常用的卷制、镟制。纹样风格既有简练的线条勾勒又有精工彩绘的神话故事，比如在漆棺和鸳鸯盒上绘制的漆画。由于该墓漆木竹器出土数量大、种类多、时间早，又多为实用器，而且保存比较好，因而在考古学上有着重要意义，这也成为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中的显著特点，折射出那个时期南北文化交流的盛况。
这只漆木雕鸳鸯形盒是一件极其珍贵的艺术珍品，木盒雕刻成鸳鸯形状，头部可以转动，背上有方形浮雕龙纹小盖，腹部两侧分别绘有撞钟与击鼓舞蹈图案，它们是反映中国古代音乐舞蹈及绘画艺术的罕见材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件彩漆绘鸳鸯形盒出自于西室的2号陪葬棺内，它的躯体早已漂浮水面，在2号棺里恰好找到了它的头。它形似鸳鸯，为木胎制作，头与躯体分别雕成。头安插于颈项上，可以自由转动。听到这里，大家不禁要问，这么精彩的一件艺术珍品，为什么出在陪葬棺内？随葬这件鸳鸯盒，用意何在？最简单的道理显然是，这个鸳鸯盒是此棺主人生前所喜爱之物，埋葬时，考虑她生前喜好或尊重她本人的意愿，将此件艺术品作了她的陪葬品。而鸳鸯平时总是喜欢成双成对的，人们用来比喻恩爱的恋人，此女怀抱鸳鸯而死，是否在婚恋上还意味着什么，谁也无法考证，只能任由后人猜测了。
曾墓中共出土衣箱5件，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后羿弋射图》衣箱最为有名，衣箱盖面阴刻“紫锦之衣”四字和漆书祈祷农业丰收的吉祥用语。传说唐尧时代“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尧乃命后羿射下了九日，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后羿射日”的故事。衣箱盖面绘有两幅弋射图，表现了后羿射日中金乌的情景。盖面之弋射图象一端，绘两条双首人面蛇，互相缠绕，为传说中伏羲女娲形象。
应该说，曾侯乙墓出土的最大收获就是乐器，墓中出土的乐器有钟、磬、鼓、瑟、琴、笙、排萧、篪、均钟9种共125件，相配的击奏工具及各种附件千余件。绝大部分出自中室，少量出自东室。其中编钟沿中室南壁和西壁安放，编磬沿北壁立架安放。合乎诸侯礼仪中三面悬挂钟磬的“乐悬”之制。它们在墓内的分布情况，大体显现着古代宫廷乐队的建制和布局。这批乐器和乐律体系与钟磬乐律铭文反映了公元前五世纪时我国音乐文化的高度水平，是中国音乐史研究的珍贵资料。
乐器中最重要的是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观”的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长钟架长748厘米、高265厘米；短钟架长335厘米、高273厘米；最大钟通高152.3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钟通高20.4厘米、重2.4公斤；编钟总重约2567公斤，钟架之铜套、铜人、铜立柱、挂钟配件共重1854.48公斤，共用青铜4421公斤，这种青铜的大量使用是惊人的。
全套编钟共65件，分三层八组悬挂在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的钟架上。编钟之所以会格外引人，首先是因为它完整。编钟出土池，绝大多数仍悬挂于编钟架上，这在考古发掘史上还从未见到。不论建国前或建国后，在我国北方发掘的一些墓，木质类的东西，通常都腐烂无存，哪还见到如此完整的呢？就拿楚墓来说，出编钟的墓本来不多，少数保存较好的墓，如信阳长台关1号墓，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时编钟架也腐烂或散乱。而此墓的编钟，除少数几件掉下来外，其它均完好如初，到目前已发掘的数以万计的先秦墓中，仅此一例，这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奇迹。所以说，能来参观这独特罕见的编钟的人们，应该都会感到幸运和自豪吧。
其次，数量之多，在考古史上也是空前的。此前，出土编钟最多的，一是建国前发掘的河南辉县琉璃阁60号墓，出土各类钟29件；二是建国后发掘的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各类钟也是29件。而此墓出土编钟65件，数量是它们的两倍多。
其三，有的钟体型特大，最大一件钟高152.3厘米，重203.6公斤，这也是历年来出土的钟中所没有见到过的。全套编钟和附件上有3700多字的铭文，内容都是关于音乐乐理方面的，这也可以说是创造了历史记录；全套编钟（包括梁架铜构件）总重达4400多公斤，这就更是世界上所有乐器的重量之最。
出土时，还有两件粗大的撞钟棒，它们依架而立。另有6件“T”字形钟槌在编钟架附近，这说明，这些棒、槌是和编钟配套使用的工具。大家可以随我进来，亲自体验一下古人如何敲响这套编钟。
这套编钟中每一件钟制作的完美程度也令人叹为观止，不仅造型精确、美观，而且花纹精细。更精彩的是钟上标有音阶名和变化音名。从铭文看，诸侯国所用律名并不相同，有律名和异名28个之多，其中只有8个律名是传统乐律书中已知的名称，尚不及三分之一。可见，战国时期音乐乐律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讲了这么多，大家对曾侯乙出土的丰富精美的文物一定已有所了解，对神奇的曾侯乙编钟一定心驰神往，我们可以在这里稍作逗留，看看漆器字画、车马兵器，敲敲编钟。一会儿我们将参观博物馆里的另一件宝贝——越王勾践剑。
大家看，这柄剑，就是被誉为“中国古代兵器之王”的越王勾践剑。该剑于1965年12月出土于湖北望山1号楚墓。剑全长55.6厘米，剑格宽5厘米，剑型挺拔、庄重，制作精良考究，保存完好如新，剑身上面满饰黑色菱形暗纹，剑格的一面由绿松石镶嵌，组成美丽的图案，另一面则镶嵌着蓝色琉璃，整个装饰显得典雅、华贵。靠近剑格处有两行错金鸟篆铭文，内容为“越王鸠浅自乍用剑” 。“鸠浅”就是“勾践”，这八字铭文准确无误地标明了剑主人的身份和名字，使我们知道面对的是一件名副其实的稀世珍宝。越王勾践剑出土时插在木质剑鞘里，出鞘时寒光闪闪，耀人眼目，剑刃薄而锋利，令人赞叹不已。平时我们只是在电视里看到闪着寒光的剑，今天大家可以一饱眼福了。
迄今为止，越王青铜兵器先后出土已达近二十件，但越王勾践剑的工艺之精美，造型之奇特，制作之精良，则首屈一指，无与伦比。经现代仪器分析测定，勾践剑为青铜铸造，其主要成分为铜、锡、铅、铁、硫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剑脊的含铜量高，剑因此而具有较强的硬度，剑刃含锡量高，剑因此而更为锋利。越王勾践剑是一把采用复合金属铸造工艺制作的青铜剑。复合金属铸造工艺，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合金冶炼技术方面的重要创造，其工艺过程大致是先浇铸含铜量高的剑脊，然后再浇铸含锡量高的剑刃。大家知道铜的熔点高于锡，按熔点高低依次浇铸，既不会使先浇铸部分熔掉，又可将两部分复合为一体，使剑刚柔相济，既坚韧有加又锋利无比。也许大家在见到越王勾践剑之前，就已听说此剑削铁如泥，这并非夸张之说。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用这件国宝去削铁，但我们在稿纸上测试时，惊奇的发现提剑轻轻一划，便有数十张纸破开，真可谓名不虚传，不愧为古代工匠巧夺天工的杰作。
越王勾践剑作为建国以来湖北省出土的一件不可多得的文物珍品，其当之无愧的原因，不仅在于剑本身所具有的精美绝伦的工艺价值，还由于剑主人曾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显赫的经历，那便是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
勾践是春秋末年越国国君，在位期间，正值个诸侯兼并战争连绵不断的春秋晚期。地处长江下游的吴、越两国，多年彼此征伐，互攻不休。越国当时在楚国的帮助下迅速的强大起来。越王勾践曾经战胜吴军，吴王阖闾受伤而死。阖闾死后，其子夫差继位，立志为父报仇。公元前496年，吴王夫差率精兵攻打越国大获全胜，使越王勾践沦为阶下囚，被吴王扣押了三年。越王勾践在忍受了三年的屈辱生活后回到越国，在大臣范蠡、文种的辅佐下，卧薪尝胆、励志图强，用艰苦的生活磨练自己的意志。每天夜里，他睡在柴堆上，意志消沉时，就尝一尝苦胆以激励自己，经过十年忍辱负重、十年韬光养晦，终于使越国由弱转强。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率精兵灭了吴国，迫使吴王夫差以剑自刎，并进而成就了越国霸业。
从此，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特别是他发奋图强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延续至今。这种精神经过两千多年来许许多多仁人志士的继承和发扬，升华为知耻而后勇、奋发以图强的民族精神，汇入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宝库。
越王勾践剑，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越王青铜兵器中唯一一件与勾践有关的文物。它的出土曾引起我国文物、考古、历史界的广泛关注。在对越王勾践剑的深入研究中，出现了有关越王勾践剑的两大难解之谜。
越王勾践剑的第一个难解之谜是，地处长江下游的越国国君勾践的自用剑，为什么没有留存于越国故地，却出土于千里之外的楚国贵族墓葬中？相信大家在参观的过程中就已经有所察觉并有此疑问。一部分学者认为，这柄珍贵的青铜剑是在楚国灭亡越国的战争中，被楚国国君缴获作为战利品而流入楚国贵族之手的。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江陵望山1号墓的年代在楚灭越之前，因此，勾践剑不可能是战利品，而更可能是楚、越联姻的礼品。据史书记载，越王勾践的女儿确实是楚昭王的宠姬，勾践剑也有可能是作为嫁妆入楚的。两种观点，谁更符合实际目前尚无定论。
越王勾践剑的第二个难解之谜是千年不锈之谜。它埋入地下两千四百多年为何不生锈？根据现代科学测定，剑的表面大部分地方含有不同程度的硫化铜。硫化铜可以防锈。因此，有的专家认为，当时人们已掌握了运用硫化铜进行表面防锈处理的先进工艺，这是越王勾践剑之所以千年不锈的根本原因。但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却认为，越王勾践剑千年不锈的真正原因在于其特殊的密封条件，并且浸泡于酸、缄适度的中性水中。专家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孰是孰非？又是一个难解之谜。
越王勾践剑以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和工艺价值，无可辩驳地展示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1973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越王勾践剑曾作为首批文化使者东渡扶桑，赴日本展出。展出期间引起了日本国内巨大的轰动。当时担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先生，对这件中国文物珍品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给予高度评价。日本《朝日新闻》社除广泛宣传报道外，还特意要求复制了一件，陈放于该社陈列室中，作为永久的收藏。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古文字学家郭沫若老先生在参观湖北省博物馆时见到这件文物珍品后，感慨万分，曾赋诗一首：
越王勾践破吴剑，专赖民工字错金。
银缕玉衣今又是，千秋不朽匠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