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人治村”的乡村治理模式复习进程.doc

精品文档摘 要“能人治村”作为一种近些年来存在于村庄社区中的政治现象，渐渐成为了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可取的治理模式，“村庄能人”能通过个人魅力和个人威望提升公共权威的影响力，减少决策成本，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并且通过个人能力和社会资本，获得为社区公共事务发展所必备的丰富的经济资源，从而提高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效率。农村社区的公共品供给和公共事务的发展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而“能人治村”对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的发展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使得其现实意义日渐凸显，因此对它的理论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在已有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笔者试图更清晰的去了解“能人治村”的作用。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固定在一个具体的“能人治村”的村组典型上，通过对该村组公共事务的发展的描述，并以该村组内农民文化中心这一项公共品的供给为实例，分析在“能人治村”的背景中，村庄能人对该社区内的公共事务发展的影响，以及在村庄公共品供给中的具体行为对供给效率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致力于对现实存在的某些问题提出若干政策建议，笔者认为对现实状况的准确描述，对于问题的解决本身就是很有益处的。关键词：能人治村；公共事务；农民文化中心供给ABSTRACT Influential Member in Rural Governance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 that present in the village communities in recent year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desirable model of governance in Chinas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Influential Membercan upgrade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authority through personal charisma and personal prestige, reduce the costs of decision-making,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in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rough their personal abilities and social capital, they can access to the necessary economic resou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affairs, the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in rural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The supply of rural public good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affairs have been concerned about all the time in academic area, and the Influential Member in Rural Governance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affairs, which makes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So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it is very necessary. Based on the existing theory of the study, I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tial Member in Rural Governance more clearly. Therefore, the object of this study will be fixed on a specific village, in which the Influential Member in Rural Governance is typical.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public affairs development in the village, and taking the supply of the Rural Cultural Center as an example, I will analyze the impact of Rural Influential Member o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affairs, and the impact of his specific acts in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on the supply efficiency.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is paper is not committed to raise a number of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existing issues in reality, I believe that the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the situation itself is very usefu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issues.Keywords: Influential Member in Rural Governance; Rural Public affairs; Supply of the Rural Cultural Center精品文档目 录摘 要IABSTRACTII1 导论11.1 问题的提出11.2 相关文献述评11.3 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42 “能人治村”的乡村治理模式概述52.1 “能人治村”模式的形成52.2 “能人治村”模式产生的缘由52.3 “能人治村”的特点73 官桥八组概况83.1 官桥八组经济社会概况83.2 官桥八组“能人治村”背景83.3 “能人治村”背景下公共事务的发展104 案例研究：官桥八组农民文化中心的供给134.1 供给决策134.2 供给筹资144.3 生产建设144.4 使用维护154.5 供给水平的评价155 总结17结 束 语19注 释20致 谢21参考文献22一、导论1、问题的提出自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推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经过20余年的不断探索和发展，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和社会管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主要依靠村民委员会这一组织形式，通过贯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基本原则，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从而为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与村务管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保障。实行村民自治制度改变了以往政府对农村基层进行直接管理和控制的传统做法，其中一个主要标志就是村委会干部不再是由上级政府部门任命，而是由村民选举产生。这为一些有能力、有才干的地方乡村精英成为基层组织的当家人提供了机会。由于这些地方乡村精英往往个人能力突出，在经济或社会活动方面具有突出的才干，使得能人个人的主观意志和个人能力在处理、建设发展农村社区公共事务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能人治村”并不是个别现象，特别是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能人治村”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那么，“能人治村”到底对我国农村社区的公共事务的发展和建设产生了哪些影响？“能人”在村庄治理中起到了哪些重要作用？这一治理模式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和完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思索，可以促进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理论研究的深化，推动我国农村社区的公共事务的发展，进而为寻求到一种有效的发展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的途径提供理论依据。2、相关文献述评对“能人治村”对村级公共事务的积极影响的研究，学术界的观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能人治村”解决了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农民缺乏合作能力的现实问题。在学者曹锦清黄河岸边的中国一书中列举了大量的调查案例来说明我国农民合作能力的缺乏。曹先生认为，中国农民一直是“善分不善合”，即使出现超过传统范围的更大或更新合作之紧迫需要时，小农们依然按照传统的方式行事：或恢复家属间的联合，或恢复宗族组织形式，或是放弃合作。1由于实际中全体村民之间难以就共同利益达成一致，从而使得大量的公共决策无法形成和实施，一些具有明显公共效益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也无法开展。而“能人治村”通过个人威望和权威，有时甚至是暴力，可以对公共事务中的反对者形成强大的个人压力，迫使其放弃采取不合作行为。2第二，“能人治村”能降低公共决策制定和实施成本，并降低其他成员搭便车倾向。学者焦少飞就有对这一基本观点的解释，他从集体行动经济学为分析基础，得出结论：由村庄能人在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发挥组织作用，能够节约集体行动过程中的交易成本。3他认为，在联合提供公共产品的集体行动中，村庄能人就是作为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手段而出现的。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一些成员发现某一成员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拥有较高的能力或社会资本，于是，成员之间逐渐形成一种非正式的契约安排，赋予该成员某些权威性价值，由其组织、协调集体行动。这样的契约安排有利于节约集体内部的交易成本。同时，在农村内部，村庄能人往往依靠其个人能力以及诸如宗族势力等社会资本，具有权威性价值分配，影响力颇广。村庄凝聚力的维持，也与村庄能人的存在密切相关。这样，在集体行动过程中，村庄能人的存在就有利于降低其他成员的机会主义倾向。4第三，村庄能人自身所具有的企业家才能，使得集体经济实力增强，这为村庄公共事务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为农村“能人”提供了施展才干的舞台，他们首先是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功，然后，逐步获得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成功，成为影响当地农村发展的主导力量。这些能人不但个人具有很强的经济活动能力，而且往往还具有广泛的社会关系资本和社会交际能力，也能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和重视。贺雪峰提出，村集体经济状况和村干部的个人能力是影响村庄治理的两种关键资源，而“能人治村”将这两种资源有效地结合在了一起，提高了村庄各项公共事业发展的水平和村民能够享受到的福利水平。5第四，村庄能人的个人影响力可以提高村庄公共品的供给水平。对这一观点，焦少飞也有具体的论证，并得出结论认为：村庄能人拥有的影响力对公共产品的产出水平有正面的影响，即存在“正相关关系”6。也有学者单纯提出“能人治村”这一政治现象的合理性，认为，能人政治具有“决策迅速”的特点，村庄能人往往是集中大权力于一身，他们凭借强大的权力资源，敢于决策。另外，村庄能人“动员能力强”，他们“在乡村具有很高的权威，是经济强人、社会名人，具有某种神奇的色彩。他们以此为基础增强了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可以有效地调动社区的资源，实现某种意图。”7也有研究指出，“能人治村”作为一种村庄公共品供给的机制，可以为我们更加实际的思考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能够很好地发掘和组织这些村庄内部的力量，有利于村庄公共品的自主供给。8总之，对“能人治村”的研究讨论主要是集中村庄能人的个人能力可以带来决策的低成本性、资源动员的有效性等方面，进而认为对农村社区内的公共品供给等公共事务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对“能人治村”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并不总是体现在好的方面，王金红在研究中就指出，“能人治村”也存在着缺陷与不足。主要体现在农村经济事务和公共事务的决策权、管理权过分集中，导致“能人治理”蜕变为“能人专制”，从而容易带来一个严重的治理问题：能人个人偏好与普通村民偏好相背离。能人在公共选择中的独断专行固然可以避免意见不一致的麻烦，但是这并不能保证能人的主观意志总是能与村民的利益相一致。这就有可能导致能人选择的治理目标脱离村民的实际愿望，有时甚至将个人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强加于村民，从而侵害村民的合法权益。9范金良也提出“能人政治有其难以逾越的内在缺陷”10，第一是“监督缺位”，在能人政治中，能人权力高度集中，权威极大，实行威权治理，民主化程度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容易引发决策失误和腐败现象；第二是“制度化水平低”，能人政治下的乡村治理，主要依靠能人的能力和品质，突出能人的个人意志，法律化制度化水平低，容易出现因领导人看法的改变而改变的现象，管理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强。因此他认为，从长远发展来看，乡村治理“必须要用一种新的治理形式代替它”11。总体上看，关于“能人治村”对村庄公共事务发展的影响的研究，有认为其优越性的，也有指出其缺陷的存在，这些对于我们认识“能人治村”中的一些现实问题都具有深刻的理论指导意义。3、 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本论文研究的重点是在“能人治村”的背景下，农村社区内公共品供给等公共事务的发展如何。为此文章着重要讨论的是，村庄能人在公共品的供给中发挥了哪些作用，是否存在公共品供给的效率改进？“能人治村”又存在哪些不足的因素，影响公共事务的发展？本文的讨论主要是以官桥八组这一更小单位的村庄社区内公共事务的发展为背景，以农民文化中心这一项公共品的供给为案例，以村庄能人的行为为主线，力图展现“能人治村”背景下村庄社区公共品供给的实现过程和面临的问题等。本文的研究方法采取个案村庄的社区透视方法，通过对于一个村庄社区的描写，将村庄能人的行动放置在村组的场域中，分析他们如何在村庄公共事务和社会生活中行动，分析他们的行动给农村社区公共事务带来的影响。本文的分析主要是以通过实地调查获取的大量信息来做支撑，并结合案例研究，使文章的主题更加深入明晰。二、“能人治村”的乡村治理模式概述1、“能人治村”模式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一批懂经营、善管理，在经济发展中具有超凡能力并经实践证明是卓有成效的人士在农村迅速崛起，并随着农村民主政治特别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而逐渐进入乡村公共权力领域，成为社区的领袖人物，并由此形成“能人治村”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村级治理主要依靠一个或几个具有超凡能力的能人指挥运作，民主化、制度化程度较低。2、“能人治村”模式产生的缘由任何一种社会政治现象的产生均是特定社会环境作用的结果。“能人治村”模式崛起于当今中国农村，也是有其特定社会背景和缘由的。 第一，时代的要求。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把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放在优先地位。作为政治体系组成部分的农村治理体制必须积极适应新时代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作相应调整，选择和确立一种具有最佳经济效率的治理模式。在这种大背景下，“能人治村”模式因其决策快、效率高而脱颖而出。各地的实践表明，该模式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显示了无可置疑的积极效果。改革以来涌现的“明星村”大多为能人型村治类型，如江苏的华西村、广东的万丰村、湖北的幸福村。 第二，农民的期待。从80年代初开始，先行一步的农村改革迅速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促使农村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农村社区和农民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和相对独立的利益，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劳动致富的积极性。但是，长期以来，农民已在传统体制下养成了一套特有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他们只要在干部指挥下统一劳作，无需过多地“关心”和“担心”。现今，他们初次获得一定自主权和独立利益，缺乏面对市场问题所必需的知识和能力，因此迫切地期望能有经济能人，领导他们走出黄土地，进入大市场，奔向小康和富裕。这种社会企盼悄无声息地改变了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的社会基础，那种只会机械地传达上级指令的干部逐渐失去了吸引力，而信息灵、技术精、懂经营、善管理的经济能人则借机崛起，并以超凡魅力迅速积累起治理资源，成为农村基层政治社会中的核心人物。第三，改革的推动。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农村能人产生的时代动力。沿袭20多年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权力高度集中，国家权力深度介入农村社会，垄断治理资源。在这种宏观社会制度安排下农村经济能人的崛起几乎是不可能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权力下放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促使传统的人民公社体制迅速解体，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统摄一切的局面，农民开始获得了管理社区事务和生产经营的自主权；社区和农民个人拥有了相对独立的利益。在分权式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社会发展中，各地农村涌现了一批懂经营、善管理的经济能人，这些具有杰出经营管理能力的人士一旦进入社区公共权力运作领域，便会形成特有的“能人治村”模式。而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行，使作为国家和社会联接点的村庄社区获得了自主管理本村事务的权力，从而为能人治理农村基层社会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从而使“能人治村”模式在农村政治、经济改革强有力的推动下得以不断崛起。 第四，政府的支持。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转变，农村市场经济和非农产业的发展，经济能人迅速崛起并成为令人瞩目的农村精英。面对农村经济能人崛起及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经济活力，党和政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农村村级领导班子建设，特别强调要有一个突出领导人的作用和能人的效应，一些地方党政部门更明确地把懂经营、善管理作为选配农村基层干部的重要标准，着力营造一支能人型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从而为经济能人进入农村基层政治领导层或在农村社区政治生活中居主导地位开启了大门，“能人治村”模式也由此获得了政治体系的合法承认。所以，能人型村治模式的崛起，是与党和政府的积极倡导和有力支持分不开的。 第五，文化的认同。农村基层治理不仅受经济和政治环境的深刻影响，而且要受文化环境的制约。文化这一潜在因素对治理活动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能人治村”模式的崛起也是当今中国农村文化环境影响的结果。首先，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的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群众从根本上改变了“越穷越光荣”的传统观念，开始大胆地追求富裕。“富”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而是能力和本领的象征和体现，是民众向往的目标。在这种价值取向下，那些率先富裕起来，并有能力带领群众致富的经济能人，容易得到农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通过民主选举村干部而被推上领导岗位，形成能人支配和主导社区政治运作的能人型村治模式。其次，中国农民一直以来都有一种特殊的政治认知，那就是期望有一个明主或超凡人物来治理社会，带领他们实现理想愿望。这种文化传统对中国农民的影响十分深刻，因此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主要依靠能人的权威和能量实现社会治理的“能人治村”模式，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农民群众易于接受的一种选择。3、“能人治村”的特点从公共权力运作的角度看，“能人治村”这一村治模式具有权威强大、权力集中、威权治理等特点。它主要依靠能人的超凡能力，突出能人的特殊作用，在社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分体现了其独到的优点和长处:(1)决策迅速。该模式的关键的地方就在于权力资源高度集中于能人，他们往往是村领导中的“第一把手”，执掌着社区主要公共权力，大权在握，敢说敢做，这对抓住难得的机遇极为重要。(2)社会动员能力强。能人型领导者区别于一般领导者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拥有强大的权威。这种权威能量使之能够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积累巨量社会资源，如资金、政府和媒体支持、优惠政策等，以实现某一目标。(3)效力高。在“能人治村”的模式下，权力意志能够在权威的有力支撑下得以有效贯彻，从而有助于社会如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迅速实现某一意图。“能人治村”模式在当今中国农村的成功，无疑与其运作特点密切相关。正是由于其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明显的经济社会效应，使“能人治村”模式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特殊社会背景下得以崛起，构成了一道特殊的政治风景线。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能人治村”模式存在着自身难以超越的缺陷。第一，在“能人治村”模式下，由于能人的权威强大、权力集中，易凭个人主观好恶行事，民主化程度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容易因领导人的认识和行为偏差而出现效率的缺失。第二，“能人治村”模式下的社区政治运作，主要依靠能人的权威能量和个人品质，制度化水平低，决策和管理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容易出现因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因领导人的意志的改变而改变的情况。一句话，“能人治村”模式既具有有力推动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效能，又存在不可克服的固有缺陷，是一种利弊互现、富含特色的村级治理新模式。三、官桥八组概况官桥八组地处嘉鱼县的南面，是长江边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总面积为1.56平方公里，距县城5公里。该组属于典型的农村社区，它现有居民55户，共230人，其中青壮年劳动力120人，有20人左右长期在外务工。之所以将官桥八组作为“能人治村”背景下的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案例，笔者主要考虑到以下四个方面的典型性：第一，十年来，官桥八组经历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迈向小康的经济发展历程，是部分农村社区发展历程的代表；第二，官桥八组的公共权力集于组长一人之身，村组是在组长的带领下不断发展起来的，属于“能人治村”模式的典型；第三，作为“能人治村”的典型，官桥八组的治村能人组长在公共品的供给中发挥了哪些作用，是否存在公共品供给的效率改进？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必将对村庄公共品供给的困境提供经验和教训；第四，在“能人治村”的前提下，村民的村务决策参与受到了限制，充分认识到这种情况的存在，为我们思考村庄公共品供给的效率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契机。1、官桥八组经济社会概况官桥村是咸宁市嘉鱼县官桥镇的第一大行政村，共有10个村民小组，官桥村八组原就是这10个村民小组中的一个。官桥八组现在的经济形态以工业为主，与其余村民小组的农业经济完全不同。所以已成为独立于官桥村之外的一个村组，自主管理。八组的村民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在田野集团上班的固定收入。至2007年，集团总资产8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1.2万元。村民的主要消费支出为子女的教育费用、房屋装修、人情费用、生活支出、村组设施环境建设出资等。2、官桥八组“能人治村”背景提起官桥八组，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不提及它的当家人周宝生。早在20世纪70年代，周宝生的父亲身为小队长带领全队社员忙乎一年，收获的仍是饥荒。那时，高中毕业的周宝生年年看着被开垦得光秃秃的山头，又矮又小的土坯房，看着乡亲们吃不饱穿不暖的情景，心里暗暗想：我就不信咱永远是这样子！我要帮乡亲们走出贫困奔向富裕！1979年，26岁的周宝生，以他的刚强、诚实和理想，获得了组民的信任，一致被推举为组长。他看着组民一双双期盼和信任的眼睛，激动而坚定地接受了这份民意的选择。从此，他带领组民，为实现他的梦想，开始了艰辛的创业之旅。这时的官桥八组，全部的财产就是几个装粮食的破仓和历史拖欠的8000元借贷的欠条。另外，还有历史的因袭、一个僵化的落后体制。周宝生苦苦思索，寻求出路。198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周宝生在人民日报上发现了一篇题为阳光道和独木桥的文章，安徽小岗村农民“联产承包”的消息让他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想到，得学小岗村，把田分给农民耕种，这就是出路！他毅然作出决定，果断的将田地分到各家各户。有人指责他“胆大妄为”，他回驳道：都是共产党领导，安徽人敢干，我们为什么不能干？这一干，真的干出了效应，饱受吃大锅饭苦的组民生产热情空前高涨，这一年的粮食产量就是17.5万公斤，比该组历史上最高年份的产量高出5万多公斤，比邻近的九组和七组分别高出4万公斤和5.5万公斤。这次历史性的大丰收使八组组民告别了吃返销粮的岁月，实现了由饥寒到温饱的第一次历史性跨越。粮食年年增产，说起来十分喜人，但是仔细一算人均收入还是增加不多，周宝生意识到，光盘泥巴不行，还得另找出路。他想起文革中受到批判的一句民谣：“庄稼是本，买卖是花，不搞工富不了家。”于是，对本地资源了如指掌的周宝生想到了挖煤。官桥八组附近山下有“鸡窝煤”，虽然贮量分散买藏深，但煤质好。周宝生揣摩，只要舍得干，说不定就是一条致富捷径。当时就有人反对“我们盘泥巴盘了几十年，就没见过大老粗能建厂开矿的”。公社领导也批评，说“不务正业，不予支持”。然而周宝生是一个执著的人，他拿着中央文件找上面评理、说好话，跑了几十次终于把开业执照拿到手。他又挨家挨户动员参加挖煤，但许多人都说要再看看再决定。周宝生看准了希望，决定放手一搏。他拿出家中仅有的600元积蓄，又找朋友借来5000元，全部投到矿上，并向组民宣称：“煤要挖，厂要办，赚了钱是大家的，赔了本算是我周宝生的！”于是1982年冬，一个16人的挖煤队组成。官桥八组在周宝生的带领下，用这种原始的方法，掘到了第一桶金。接着周宝生用挖煤赚来的钱办起了铸造厂、家具厂、沙发厂、金属构件厂和砖窑厂，在整个八十年代，官桥八组的原始创业积累，在周宝生的运筹下，都充满了理性的疯狂。经过10年的寒暑，到1993年，组建田野集团公司的时候，官桥八组的资产已经达到了4000万元。穷则思变，富则思进。周宝生敏锐的察觉到富裕的官桥八组，将面临新的挑战。积累多了，是继续走共同富裕之路，还是分散分光？针对少数村民产生的“小富即安，分光散伙”的旧观念，周宝生采取会上讨论，会后谈心的方式，把共同富裕的信念传递给大家。在群众工作做好之后，周宝生集中人、财、物，开始了向科技领域的进军。1993年，周宝生幸运的结识了新发展的合作伙伴武汉冶金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刘业胜。在刘业胜带来的专家组的协助下，一个以高科技为载体的湖北长江合金厂在官桥八组落地开花，这是周宝生第二次创业的开始，也是官桥八组的第三次飞跃。随之周宝生率领八组村民推平一座荒山，建成一座“中国博士后田野高科技工业园”，吸引更多的高科技项目入驻。现在的高科技工业园中已有长江合金厂、长江缆索公司、钎钢钎具公司、神农制药公司、中石无缝钢管厂5家企业。经过20多年的艰苦追求，在中国的一个再小不过的“官”组长周宝生的带领下，一个面积不到2平方公里的贫困落后的村民小组，发展成今天集科研、生产、经营为一体，拥有多家高科技企业的企业集团。123、“能人治村”背景下公共事务的发展上述为官桥八组在“能人”周宝生的带领下发展起来的历程，在这一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该组的公共事务又是如何发展的？我们将从村庄基础设施、村庄福利和村庄环境三个方面来描述。组里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道路建设、自来水和通电、文化活动场所建设、森林公园硬件建设以及户外体育场建设等。1983年，在村组组民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周宝生也开始思量村组的基本建设问题。首先是硬化了村组里1000多米的主干公路，当时八组的煤矿才刚起步，没有资金投入到道路的基本建设中来，因此修建道路的资金便是周宝生从政府“跑”来的；1985年，周宝生应村民的要求决定改造八组的老宅，统一规划，统一施工，建设新村，而通水、通电便也同步进行了，对通水通电的基本工程，村组统一负责并由集体出资；1992年，周宝生从上级政府拉来资金，建设农民文化中心，丰富组民的文化生活；1998年，此时的官桥八组已经拥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并且对外形象已经建立起来，“最佳文明单位”、“全国村镇建设文明村庄”等荣誉纷沓而至，这为周宝生获取国家资金投入用于村组建设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社会资本，森林公园的亭台、小路等硬件设施建设便是于1998年在国家和村集体的共同筹资下顺利完成；2005年，此时村组田野集团资产已达6亿多，户外体育场的建设资金除大部分已是来自于集团的资金投入外，仍有部分是依靠周宝生广阔的政治、社会资源争取来的国家资金。一般来说，村庄社区内获得经济资源的途径有三种：其一是被动接受型的体制内投入，一般是国家以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等各种名义下拨的款项，这种不需要争取而投入到村组的资金一般十分有限；其二是自身拥有的村组集体经济资源的投入，但是对于较大规模的项目或多项建设而言，村组集体经济也是难以独立支撑；其三是主动化缘型的体制外投入，村组领导人凭借自己的社会关系和人情网络争取到的外援资金，这种资金一般来源于政府部门额外的投入。从八组的基础设施供给来看，虽然有效益良好的村组企业作经济支撑，但完全通过自身的供给完成显然也是不可能的。拥有集体产业的官桥八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筹资有集体的出资，但是很大部分还是来源于村组能人周宝生的“化缘”。村组福利方面，从1993年组建田野集团公司之后，周宝生就规定按照每户在公司上班的人头数来发放每年的福利补助和过节物资补贴；老年村民享受按月发放的120元生活补助；全体村民享受每年一次的免费体检；对组里统一要求的房屋装修，每户补贴2万元。对于前几项福利补贴，村民很满意，但是对于房屋装修的福利补贴，村民其实怨言颇多，“装修房屋就是在劳民伤财，只要不让我装修房子，我情愿不要补贴。”另外，虽然周宝生规定是给每户补贴2万元，但是该组有种特殊情况就是，兄弟二人是两家，但是住一栋房屋的两边，这种情况下，补贴却是按一户的金额来发放，也就是说，兄弟二人只能一家分到1万元的补贴。虽然房屋装修对村民来说也是必要的，但是该组在1996年、2000年和2006年连续要求村民统一装修，周宝生的目的虽是一方面为了让村民有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但是另一方面又是在利用他的权威集中村民的资源来进行村组的形象建设。村庄环境建设方面，1992年开始，周宝生就开始了一步步的规划。首先是风景树的种植，组里出钱买树，并按每户的人头数分配栽种任务，每户只是出工；1993年，周宝生又组织村民铺种草皮，组里买来草皮，按每户的人头数来分配铺种亩数，每户的铺种地按就近原则规定为自家门口的道路旁的土地。在周宝生的组织和统一规划下，现在的八组铺上了5万平方米的草坪。2006年，村组卖掉一片山林的杉树，周宝生将光秃秃的山林，按户头数分配栽种树苗的任务并划定责任区，树苗的购买和人工投入均由每户自行承担，具体的栽种任务给定完成期限，逾期未完成的将给予相应惩罚。在周宝生的强制性制度规定下，村民即使不愿意也只能将规定执行下去，有些农户自己出工，而有些则是花钱雇工。据访谈调查得知，每户平均花费在山林树苗种植上的费用（包括购买树苗的钱和雇工工钱）都有4000元。对草坪维护和树苗培育，周宝生规定各户按建设初划定的责任区来进行管理，定期（半个月）对草坪中的杂草进行清除，对树苗进行松土或补种等。而对环境卫生的管理，周宝生还制定了村规民约，要求垃圾装袋处理、不许放养禽畜、不许使用灶台烧饭（每户每月补贴100元燃气费）、严禁随地吐痰和乱扔烟头、果皮、纸屑，为加强公共卫生和庭院卫生管理，每周组织定期检查并实施奖惩规定。对环境维护管理，周宝生制定了严格的惩罚制度，并且执行严厉，因此村民一般都是按要求完成规定的任务的；另外，除了制度约束，还有村民之间的相互影响，大家都居住很近，可以口头通传何时要动工，何时检查，如果哪户受到处罚也会被大家所共知，有失面子，久而久之大家也都自觉地定期对责任区进行管理了。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官桥八组公共事务的发展就体现了八组带头人周宝生的治村历程。该组“能人治村”背景下公共事务治理的特征，使我们强烈感受到能人在村庄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其特征大致有以下几点：(1)公共事务发展迅速。由于周宝生敢说敢做，准确抓住改革机遇，并且集权力资源于一身，因此能迅速作出决策，从而推进村庄经济和事务不断发展；(2)公共事务发展资源丰富。由于他拥有强大的权威，并积极充分地利用之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为实现治理的目标积累了大量社会资源，如资金、政府和优惠政策等；(3)公共事务治理效力高。在个人权威、个人威望的有力支撑下，村民往往能够有效合作，自觉遵守规则，从而使得他的治理意志得以实现。四、案例研究：官桥八组农民文化中心的供给虽然官桥八组“能人”周宝生推动了该组公共事务的发展，但是他在公共品的供给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否都是有效率的？是否存在不可取的地方呢？我们将以官桥八组农民文化中心这一项公共品的供给为例来对这些问题作出分析。农民文化中心是一项文化类公共产品，它的功能主体包括歌舞厅、健身房、图书室、球类室，于1993年开始修建。在1992年八组组民生活日渐好转的时候，打牌赌博、打架骂人、不赡养老人等不文明现象在该村组还大量存在，乡风文明建设此时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周宝生要修建农民文化中心的动因。1、供给决策如前所述，官桥八组属于典型的“能人治村”模式，因此普通村民在村务决策上的影响力非常有限，组长在公共事务的发展建设规划中具有绝对权威，并且是主要决策者，很明显地该组公共权力集中于他一身。在调查中，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您认为农民文化中心的建设是谁作出的决定？”村民的回答千篇一律：“还能有谁，周总呗。”这里的“周总”就是周宝生。在访谈过程中，我还了解到村民对农民文化中心供给决策的反应：“农民文化中心建设是组长组织的，它跟上头一说，上头一拨款，它就开始建了。至于建成什么样，提供哪些东西给我们，我们都不知道，反正一切由他说了算，我们无所谓咯。”“我的（指我们村民）说什么都不算，最后还不是他一句话的事。”“我们都得靠他吃饭呢，没人会说不字的”，“反正也是为我们好”。我们知道，对于与组民利益直接相关的公共品供给，村组能人通过个人权威或威信可以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但是对决策权的绝对控制，明显的限制了村组组民的决策能力和热情，农民文化中心的供给决策就很好的表明了这一点。组民对于该公共品只是被动接受，这种状况带来的一个不良后果就是，很多村民表示，“反正我觉得那与我无关，里面又没有我需要的，去也玩不了什么”，甚至有些村民说“农民文化中心对我而言可有可无”。也就是说，决策脱离了受益者，使得该项公共品在村民心中的地位大大降低，村民对其认同感并不高。2、供给筹资官桥八组公共事务治理的资金一方面来自村组集体经济资源，另一方面则是周宝生的积极“跑动”而来，而农民文化中心的资金来自何处？在访谈过程中，我们问道“您认为农民文化中心建设的资金主要来自哪里？”70%的村民认为是组长从“外面”跑来的拨款，这里的“外面”主要指的各级政府。还有30%的村民认为是“组里出钱”。确实，在1992年村组集体经济基础还不是很牢固的时候，用于农民文化中心的建设投资，大部分还是由周宝生的积极争取而获得的资源。应该说，组长的“跑”正是对体制内外资源的一种积极动员。那么又是什么因素激励着他那么积极的去“跑”呢？组长对自己的工作有这样一种认识：“野蛮和文明只隔着一层窗户纸，就看干部怎么做。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工作。”正是这种不甘“落后”的对文明建设的追求，对自己工作的一种明确认识，以及“造福一方”的公仆意识，集聚了他为村组建设的热情，促使他积极主动的为农民文化中心建设筹资。“想做”是动机，“能做”是基础。我们可以从农民文化中心的筹资来源感受到“村组能人”的领导才能和资源动员能力。也正是他的一种执着的工作作风和个人能力，为农民文化中心的建设汇聚了重要的经济资源，使得农民文化中心得以修建成功。可以说，能人治村的一个重要性就充分体现在这里。3、生产建设农民文化中心的工程建设施工是承包给建筑公司完成的。工程虽“委托”给市场来做，但周宝生没有松懈对工程质量的监督。周宝生充分动员村民的积极性，组织有经验的村民形成基建队，对工程全程监督，负责建筑质量和材料质量、价格的把关。因此，建设过程中，村民也是生产者，这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