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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晚年对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思考

杨永明
（宜宾学院 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四川 宜宾644000）
[摘要] 张闻天晚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对如何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价值的思想，强调要在党内营造民主气氛、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等，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加强党的建设不无借鉴意义。
[关键词] 张闻天；党内民主；民主集中制
(中图分类号]A84 []A []1001-8999 (2010) 05 -0051-04
张闻天是我党著名的理论家，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而离开了领导岗位。但他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不因个人境遇而消沉，认真反思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的思想观点。
一、努力在党内营造民主空气，正确开展党内斗争
自1958年1月南宁会议以来，由于毛泽东严厉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党内民主逐步遭到削弱。1959年庐山会议上，与会者只能讲成绩，不敢讲缺点，压力很大。在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后，会议空气骤然紧张的条件下，张闻天于7月21日发表长篇讲话，其中谈到党内民主作风问题时，他这样讲道：“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张闻天这番话是有感而发的，就是针对党内不民主，大家不敢讲真话的状况而言的。在庐山会议上，大部分与会者担心讲“大跃进”以来的缺点会让人民群众泄气，都不遗余力地讲成绩伟大，而对已经发现的问题避重就轻，这就无法从根本上达到纠正“左”倾错误的目的。所以张闻天特别强调在党内造成民主空气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可是过去一个时期就是这样，“几句话讲的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会这样呢？张闻天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能够听取反面意见，是能够坚持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他深有感触地讲道：“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
要在党内真正培养起民主风气，不仅要求广大党员敢于坚持真理，“要有不怕撤职、不怕离婚、不怕开出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气概”，更要求党的领导者要有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度量，要听得进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遗憾的是，张闻天因这次发言而被打成反党集团而被迫离开领导岗位，但他并没有停止对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思考。鉴于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特别是“文革”期间，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党内矛盾，导致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的残酷现实，张闻天对于如何解决党内矛盾，如何正确地开展党内斗争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作了精辟的论述：
首先，要认清党内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决不能用镇压的办法去解决，只能用思想批判或思想斗争的办法民主解决。张闻天认为：“党内的思想斗争，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是党内民主的主要标志，是党富有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具体表现。不敢或害怕在党内进行思想批评的和平主义、自由主义、调和主义倾向，是错误的；压制民主和取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专制主义、军阀主义、家长主义倾向，也是错误的。这些倾向，都只能使党死气沉沉，思想僵化，丧失团结一致、共同战斗的力量，对党非常不利，必须坚决反对。”同时，应该明白党内思想斗争的目的是加强党的团结。张闻天明确指出：“党内思想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党的团结。思想上的一致，是党的团结的基础。因此，党的团结，是思想斗争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这也就是说，通过党内思想斗争，要达到巩固和加强党内团结的目的。只有抱着这样的动机和目的的思想斗争，才是光明正大的，才是正确的。
其次，在党内进行思想斗争时，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张闻天指出： “批评者方面必须重视的问题，是思想批判必须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只有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批判，才最有说服力，最能教育同志、团结同志。那种夸张的、武断的、主观主义的、吹毛求疵的或人身攻击的思想批判，是既没有说服力，也不能教育同志、团结同志的，即使对于有错误的同志，也只能说服教育，决不应该动手动脚，进行体罚或变相体罚。”批评者应该根据被批评者所犯错误的性质、大小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不能夸大其辞，混淆是非、颠倒敌我，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批评，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是为了一棍子打死。批评者不能认为自己总是正确的，要允许受到错误批判的同志进行申诉和“翻案”；批评者要随时进行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地纠正错误。“被批评者应该虚心倾听批评，但是必须唯理是从。”尤其是下属同志对上级领导进行批评时，哪怕批评不正确，不符合实际情况，领导者也要虚心听取，认真分析，吸收其合理的部分，对不合理部分要作出解释，勇于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决不能用压制乃至打击报复的方法对待批评者。“领导者对于下级同志和下级机关，不应该提出过高要求，否则就谈不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党内常常出现的知而不言，言而不尽的情况，同党内那种言者有罪，闻者不戒的家长作风、军阀作风有直接的关系。”张闻天要求党员既要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又要保障他们向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人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更要坚决反对压制批评、打击报复，特别是诬陷同志以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的错误做法。
再次，要正确解决党内矛盾，还必须弄清楚党内错误的性质，认清“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危险并与之斗争。但是，当时大家对于右倾的危险和必须同右倾作斗争，认识比较清楚，而对“左”倾的危险和必须同“左”倾作斗争，则认识不甚清楚。“有的同志甚至认为‘左’倾比右倾好，右倾是立场问题，‘左’倾是方法问题，右倾危险，‘左’倾保险，干脆来一个宁‘左’勿右。当然，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右倾表现为害怕阶级斗争，害怕群众革命运动，只要改良不要革命，只讲联合不讲斗争，搞阶级调和、阶级妥协、工联主义、经济主义和尾巴主义。‘左’倾表现为玩弄响亮的革命口号和革命词句，只讲斗争不讲联合，搞冒险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宗派主义。”在这里，张闻天对“左”倾和右倾的表现与实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严正指出：无论是右倾，还是“左”倾，都是错误的，都是背离党的正确路线的，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既是立场问题，也是方法问题。对待“左”右倾错误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当右倾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的时候，应该集中主要力量反对右倾，同时注意防止‘左’倾。‘左’倾也可能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那就应该集中主要力量反对‘左’倾，同时注意防止右倾。”纵观党的历史，“左”倾错误极难克服而且对党的危害极大，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中对此有过论述，他说：“‘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 ‘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最后，要正确解决党内矛盾，还要注意党内和党外的区别。党内斗争，一般是不必向党外公开的，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向党外公开，让群众知道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借以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党内斗争也可以吸收非党群众参加并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是党只能把他们的意见作为参考，最后决定权仍应属于党。张闻天特别强调：“党内的问题不能由群众任意决定，由群众说了算。如果那样，党就不成其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而成为群众的尾巴了。这只能对党起瓦解和破坏的作用。因为群众一旦失去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统一的、有组织的领导，反动分子就可能利用某种自发性和盲目性，制造、煽动群众中的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的倾向，来达到他们反对党的目的。这是非常危险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相信群众有自己解放自己的能力，踢开党委闹革命，无政府主义大行其道，不就印证了张闻天的这种担心吗？
二、正确认识党和群众的关系，坚持群众路线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逐渐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和组织路线，正确地解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党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致使一些人对党和群众的关系认识不清，产生了错误认识。张闻天指出：“党最容易犯的错误，错误中最危险的和致命的错误，是脱离群众。这种情况，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前，固然容易发生；但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更容易发生，其危险性也更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党成了国家机关的唯一的和最高的领导者，这种特殊地位，“使党和国家机关的某些领导者常常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们是站在群众之上的官吏，他们有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似乎群众有义务服从他们的领导和指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发号施令。这样就把主人和勤务员的关系颠倒过来了，象旧社会历史上总是颠倒过的一样：他们是主人，而群众则是为他们服务的”。而在人民群众方面呢，由于过去长期受官僚政客、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有些人也容易以旧思想、旧习惯来对待现在的党政领导者，把他们看成官老爷，对他们惟命是从；把革命胜利的果实说成是他们的恩赐，把他们当作救命恩人，对他们歌功颂德。然而他们根本不了解或者不完全了解，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主人。可见，“人民群众方面的旧思想、旧习惯，也是促使党和国家机关的某些领导者骄傲自大、自以为是、脱离群众的另一个原因”。
为了避免党脱离群众的危险，除了加强对党和人民群众的教育外，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张闻天指出：“为了使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脱离群众，首要的问题，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深入，发动越来越多的群众来参加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使群众自己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为此，就需要党真正领会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坚持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自始至终都要虚心向群众学习，深刻认识人民群众是主人，党不过是勤务员的道理。在“从群众中来”这个过程中，党必须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将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制定成方针和政策；然后“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中，党也要虚心接受群众的建议和批评，力争使方针政策更加符合实际，更为完善。
三、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要使群众路线真正落到实处，就必须坚持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才能在党内形成一个毛泽东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牛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相反，“片面夸大民主，反对集中，就会犯极端民主化、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片面强调集中，无视民主，就会犯专制主义、军阀主义、家长主义的错误”。由此可见，片面强调民主或集中，或者把二者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都是背离民主集中制的，对党的事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张闻天把能否实行民主集中制看成是马列主义的党和机会主义党、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的根本区别之一。没有民主， “从群众中来”就会变为空谈；没有集中，就无法做到“到群众中去”。可以说，民主集中制是实行群众路线的保证。
那么，怎样才能保证群众路线通过民主集中制而得到贯彻执行呢？张闻天指出：“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应该定期在党的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大会上做形势和工作报告，接受群众的批评，听取意见，经过讨论然后通过决议等等。所有这些，决不能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形式，它们是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通过这些形式，可以让人民群众更多地了解国际国内的形势和工作情况，从而与自己的工作结合起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对党和国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张闻天对这样的民主形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这是教育群众和吸收群众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的重要方法。这种民主形式的发展，是党和国家机关的大事，决不能等闲视之。这种民主形式，也使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人经常处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从而减少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主观主义等各种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
值得指出的是，张闻天在强调这种民主形式的重要性的同时，也特别强调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并把它们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凶恶的敌人，指出要把发扬民主和加强党的领导有机地结合起来，群众运动愈广泛愈深入，党的领导愈要加强。党必须在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中，把握好方向盘，把群众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向着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前进。否则，党就可能被群众意见所裹挟而不知所措。“文化大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盛行便是这种情况。张闻天说：“充分发扬党的国家的民主，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集中，使群众分散的力量成为集中的力量。没有集中统一，各行其是，就会使力量分散，互相抵消（如派系斗争），达不到革命的目的。”
张闻天对于完全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也有着充分的认识，对于影响无产阶级民主实现的主客观原因作过认真的分析，他说：“无产阶级民主，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完全实现的，它是要在长时期内经过不断斗争，才能逐步实现的。除了资产阶级和反动分子的破坏捣乱使我们不可能实现充分民主等客观原因外，还有主观原因，即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本身对实行民主还缺少经验，还有思想上的障碍，同时人民群众也还不知道如何实行民主，对运用民主还有戒心。其中重要的，还在于共产党对实行民主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实行民主还缺乏经验。”这种分析是切合实际的。毛泽东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就这样说过：“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把民主仅仅看作是一种手段，显然就是对民主重要性认识不足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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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75.
(24)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368.
（责任编辑：单孝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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