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_王曰美.pdf

东岳论丛Jun，2023 Vol44 No62023 年 6 月(第 44 卷/第6期)(Dong Yue Tribune)儒学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孔子乐学 思想对青少年厌学心理改善的机理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CZXJ04)之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 王曰美(1972)，女，文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儒学史、儒学国际传播;章治(1978)，男，曲阜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祭礼乐舞、中国民族舞。关于“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半岛”的研究，学界目前尚无定论，代表性的说法有五种:箕子东来说;卫满朝鲜说;汉四郡传入说;汉文字传入说;国学建立传入说。参见王曰美:儒学在朝鲜半岛三国时期的传播与本土化 ，国际汉学 2020 年第 3 期。关于“朝鲜”一词的含义，朝鲜 东国舆地胜览 中解释为“居东及日出之地故名朝鲜”。史记 注释 索隐 则解释为国土位于汕水附近，故取名朝鲜。据高丽时期僧一然撰写的 三国遗事纪异 记载:“朝鲜”乃公元前 2333 年由檀君王俭建立的古代国家的国名，以后檀君被称为朝鲜始祖。在中国的 山海经 中已有关于朝鲜国的记述。虽然以后朝鲜的统治者不断更换，但“朝鲜”的国号一直延续下来。在檀君朝鲜后，有箕子朝鲜，再后是卫满朝鲜等。1392 年，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建立新王朝，仍定国号为朝鲜。1945 年，朝鲜半岛“光复”以后，朝鲜被分割为两部分，北方仍定国号为朝鲜。鱼叔权:考事撮要，南文阁，1974 年影印本版。朱元璋:皇明祖训首章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史部第 264 册，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 年版，第 167168 页。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王曰美，章治(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曲阜 273165)摘要 儒学源于中国，泽被全球，而韩国是儒学最先传入的域外国家。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与其本土的文化习俗相融相生，形成了具有本土特点的韩国儒学。定儒教为国教的朝鲜王朝排佛崇儒，以朱子学作为立国准则，以儒治国，儒教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由此，儒学经过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期，至统一的新罗王朝，再至高丽王朝，最终在朝鲜王朝完成了其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本土化历程。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大明、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其二，朝鲜性理学的形成;其三，朝鲜书院及汉语教育的兴盛。关键词 儒学;朝鲜;宗藩关系;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 B3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53(2023)06014207自古以来，中韩两国山水相连，文化和合。儒学源于中国，泽被全球，对韩国、日本等东亚儒教文化圈的国家影响尤甚。儒学最先传入的域外国家是韩国，虽高丽王朝(9181392)统治朝鲜半岛的时候，将佛教定为国教，但却将儒教作为“齐家治国”之学加以倡导，且历代国王皆尊儒华化。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李成桂废黜高丽王朝的幼主，自立为王，建立了朝鲜王朝，简称朝鲜。朝鲜实施排佛崇儒的政策，以朱子学作为立国准则，以儒治国，将儒教定为国教，儒教成为全国唯一的正统思想。由此，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经过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时期，到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再到高丽王朝，最终在朝鲜王朝，儒学完成了其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本土化历程。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大明、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建国之初，李成桂即派遣使团到明朝，以“和宁”“朝鲜”请国号于明朝，以示其对明亲附友好之态度。明太祖朱元璋认为“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乃赐其国号为“朝鲜”。明太祖赐国号“朝鲜”，令李成桂君臣甚为感激，而请求中国皇帝赐予国号，在朝鲜历史上也仅此一次。由此，明朝与朝鲜王朝迅速建立起了友好的政治关系。明太祖在留给子孙的皇明祖训 中，定下了德化外交政策:“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此即太祖“不征”之国策，作为与藩国交往的基本原则，并将朝鲜列为 15 个“不征国”的首241DOI:10.15981/ki.dongyueluncong.2023.06.015“事大字小”乃儒家的一种对外礼仪规范，是儒家在处理“大”“小”关系中所遵循的基本准则。意即大国对小国以仁、以爱，小国对大国以忠、以顺，体现了大小、上下、尊卑关系。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之初，即规定对明朝行“事大政策”，事大主义终成朝鲜王朝对明朝外交世代遵循的基本国策。英 崔瑞德，牟复礼:剑桥中国明代史 下册，杨品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45 页。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丰臣秀吉发兵侵朝，明朝遵守宗主国的承诺，在明神宗的指挥下，立即出兵援助，“前后二十三万人，出白金五百八十三万，运饷费三百余万以给军”(李义俊等编:尊周汇编 下册，卷 8 万历庙庭碑铭，汉城:骊江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41142 页)，历时七年，击退日军，保全了朝鲜的命脉。在壬辰战争期间，从明万历东征将士的书信 唐将书帖 中可以清楚地获知:正是明“戚家军”嫡脉的南兵将和南兵教师，以 纪效新书 为指南，帮助朝鲜训练军队，对朝鲜新式军队的创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朝鲜国防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令世人赞叹的成就 朝鲜陆军被训练成了战斗力极强的正规新军，朝鲜拥有了一支鸟铳部队，为最终战胜日军奠定了基础(详见杨海英，任幸芳:朝鲜王朝军队的中国训练师 ，中国史研究，2013 年第 3 期，第 165205 页)。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 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版，2007 年版，第 418 页。朝鲜 郑士龙:朝天录 ，中韩关系史料辑要 2，台北:珪庭出版社版，1978 年版，第 134 页。各种 朝天录 如:郑士龙 朝天录、权拨 朝天录、金堉 潜谷朝天日记、赵宪 朝天日记、洪翼汉 花浦朝天航海录 等。葛兆光:想象异域 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版，第 33 页。大义录 凡例，汉城:骊江出版社，1985 年版，第 3 页。位。而有明一代，朝鲜始终对明朝抱有慕华之心态，行事大之礼节。正如 剑桥中国明代史 所载:“朝鲜往往被当作中国的朝贡国的典范。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对于朝鲜的政治制度及较高程度文化的发展的重要意义，怎么说也不会过分。”尤其在壬辰年间，明王朝在自己已经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仍然派出大批军队赴朝，帮助朝鲜军民赶走了丰臣秀吉率领的侵朝日军，拯救朝鲜于水火，对朝鲜实有“再造之恩”。1637 年，皇太极亲率大军征伐朝鲜，仁祖被围困于南汉城山，内乏粮草，外无救兵。明崇祯帝获知消息后，不顾自己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即刻命皮岛总兵陈洪范调集各镇舟师赴援，解救了仁祖。因此，朝鲜君臣认为明朝对朝鲜有三大恩:其一，明太祖赐国号“朝鲜”的“大造之恩”，确立了朝鲜王朝的正统地位，并奠定了明朝与朝鲜宗藩关系之基础。其二，明神宗出兵击败丰臣秀吉的侵朝日军，使朝鲜得以复国的“再造之恩”。其三，崇祯帝派兵救援被皇太极围困于南汉城山的仁祖之拯救之恩。故，朝鲜君臣对明朝的大恩，念念不忘，心悦诚服地接受宗主国明朝的统治。当时朝鲜人对于大明的仰慕与感恩之情，在前来朝觐的使臣和他们的随从记载的各种 朝天录 中有充分的体现。中宗朝贺冬至使郑士龙在 朝天录 中，有 初入北京 诗一首，表达了初入天朝京城给他留下的震撼:皇居气象偏知异，苍翠常浮万岁山。华盖共瞻天帝座，清都元隔软尘寰。茫茫人海流车马，井井官街画阓阛。领略也饶方寸在，只应蛙坎若为颜。这一时期到中国来朝觐的朝鲜使臣及其随从的记载通常被叫做朝天录。“朝天”两字对于朝鲜使臣来说:“不仅有政治上的臣服、经济上的朝贡，还有文化上的向心。”宣祖亲笔题词“再造藩邦”，仁祖、孝宗、肃宗、英宗、正祖等莫不时刻提醒朝臣不可忘记宗主明朝对己的大恩大德，把明朝对朝鲜所做的一切看成是永世难报的恩德，即使在明亡之后，朝鲜君臣仍然奉行明朝正朔，并以“反清复明”为己任，甚至在明朝灭亡 60 年后，着手创建了“大报坛”，用以崇祀明朝皇帝，表达对明朝的感激之情。大报坛成为朝鲜王室世代慕华思明的场所。此外，朝鲜王朝的明遗民后裔在朝宗岩建大统庙，崇祀明太祖，并以其祖先从祀。现在依然活跃于韩国民间的明义会的成员，与其先祖们一样，仍自称为“明遗民”，并以此为荣。他们每年依然举行祭祀明朝的活动，即在农历的三月十九日 明朝灭亡的日子(也是崇祯皇帝的忌日)，明义会成员在朝宗岩举行崇祀明太祖、明神宗、明崇祯皇帝的活动。明遗民几百年祀明圣地朝宗岩亦成为韩国的重点保护文物，被列为韩国京畿道的地方文化财产第 28 号，加以重点保护。思明反清、尊王攘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朝鲜思想的主流。因朝鲜一直倾慕中原王朝之文化，且自我定位为“夷”，所以，“以华易夷”就成为朝鲜君臣长期奋斗的目标，并认为自己是“华化之夷”。他们认为，只有朝鲜民族在中华世界体系中真正做到了由“夷”到“华”的转化，自诩为“小中华”;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非汉族民族都没有真正实现“华化”，自始至终都是夷狄。因此，明亡之后，入主中原的清朝被其视为“胡”“虏”，朝鲜则成为中华余脉，中华大义只能依赖“华化”的朝鲜得以保存。“华夷自有界限，夷变为华，三代以下，惟我朝鲜，而得中华所未办之大义，独保其衣冠文物，则天将以我国为积阴之硕果、地底之微阳。”这则史料说明，在朝鲜君臣心中:明朝灭亡后，中华文化渊薮的中原及中华精神风范已荡然无存，朝鲜成为中华礼乐文明的唯一承继者，故，从新罗时期开始的“以华易夷”之举，经过高丽王朝长达四百多年的“变夷”之征程，到“定儒教为国教”的朝鲜王朝，他们已341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各种 燕行记 如:赵珩 翠屏公燕行日记、韩泰东两世燕行录、徐浩修燕行记、吴载绍燕行日记、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洪大容 湛轩燕记、徐文重 燕行日录 等。李朝英祖实录 卷 69，英祖二十五年三月己酉，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2 年版，第 61 页。李朝肃宗实录 卷 3，肃宗元年四月丁酉，第 56 页。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十册，第 4125 页，第 4305 页。韩 卢仁淑:朱子家礼与韩国之礼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00 页。“变夷为华”，成为典型的“小中华”，即“纯如”之华。因此，在清朝统治时期，朝鲜士人从心底瞧不起这个胡族建立的王朝。即使在明亡之后，朝鲜君臣仍然奉行明朝正朔，甚至在每年农历的三月十九日依然举行祭祀明朝的活动。故，一个中国王朝的皇帝在本国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在邻国朝鲜几百年间却一直作为天经地义的“政治文化图腾”被虔诚地崇祀，也就可以理解了。由此，朝鲜士人再到中国来，也就不再是到宗主国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出差办事，朝鲜使臣及其随从所记载的内容编辑成册后，其名称也由原先的“朝天录”改为“燕行记”。即使后来迫于形势，朝鲜臣服清朝，官方文书被迫开始用清正朔，但此乃“忍痛含冤，迫不得已”。私家信函、家庭祭祀、墓碑等仍尊用崇祯、永历年号，而不用清赐谥号，以示忠明反清。正因为祭祀、墓道文字不用清朝年号、正朔，只用明朝年号，所以当护军金寿弘在祭祀其祖父金尚容的祝文中“欲书康熙，一门惊骇，谓之家贼”。家祭祝文中试图用康熙年号，竟被视为家贼，由此可见朝鲜臣民对清朝年号忌讳之深。也就是说，朝鲜对于清朝始终没有从内心臣服过:表面上谦恭谨慎，履行藩国职责，但内心从未屈服过。他们始终以优越的“小中华”心态俯视着宗主国清朝，思想上永远处于独立抗拒的姿态，这与其对明朝的忠心臣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康熙二十五年，即肃宗十二年(1686)，朝鲜国王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自古匈奴之入处中华者，皆不能久长。而今此清虏据中国已过五十年，天理实难推知也。大明积德深厚，其子孙必有中兴之庆。且神宗皇帝于我国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构于强弱之势，抱羞忍过，以至于今，痛恨可胜言哉!侍读官姜鋧、典经宋畴錫对之曰:圣教恻怛，可泣神明。若常存此心而勿失，益尽修攘之道，则国势自强，而亦有可为之日矣。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清军入关已四十余载，朝鲜君臣“臣服清朝”的耻辱感、“反清复明”的复仇感却依然如故。康熙五十一年，即肃宗三十八年(1712)，都提调李颐命上札曰:“昔我孝庙，不但图报罔极，亲见天地之崩裂，日夜腐心，实有虽百世必复其仇之义。”进而建议肃宗:“上享天心，下固民志，以待天下之有变，庶可以洗此耻，复此仇。”虽然最终因朝鲜的羸弱无法与强大的清朝抗衡，朝鲜君臣未能“反清复明”，但他们对明王朝的深厚感情却令人动容。二、朝鲜性理学的形成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的新阶段，于 13 世纪末传入朝鲜。1289 年高丽王朝集贤殿大学士安珦出使元朝，深受朱子理学之影响，认为此乃孔孟儒学之正脉，遂手抄朱子全书，并摹朱子像带回朝鲜。又因其十分敬慕和尊崇朱熹，乃将自己的号也改为晦轩。安珦回国后，一边潜心研究朱子学，一边在太学传授朱子学，培养出了大批优秀儒学人才，朱子学的影响也愈来愈大。之后，安珦弟子白颐正于 1298 年跟随高丽忠宣王专赴元大都，攻读朱子学十年之久。学成回国时，白颐正带回大量的儒学典籍，并授徒讲学。白颐正的弟子李齐贤则滞留元大都三十余载，至 54 岁才回国讲授朱子学。正是高丽王朝的这些儒者前后相继地对朱子学的大力弘扬，使得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日渐深入，朱子家礼 所宣扬的君臣父子夫妇之伦理纲常也被世人广泛认同并恪守。正如韩国学者卢仁淑所言:“文公家礼 于韩国视若 圣经，奉为圭臬。”伴随着朱子学影响的深入，统治者大力提倡孝道。1346 年，儒学大师权溥、权准父子效仿中国的二十四孝故事，编撰了 孝行录，在高丽末年广为传播。也就是说，传入朝鲜半岛的朱子学通过与本土文化的互融相生，不断提升自身的理论思辨能力，从而进入到了儒学更高的发展阶段。高丽末年，王朝内部互相倾轧。当时佛教僧侣堕落，佛教寺院变成了占有大量土地和奴婢的封建庄园，成为国家财政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上层文臣排佛崇儒的思想日渐高涨，通过儒学教育和科举上来的一批文人，形成了新兴儒学改革派。武将李成桂利用这一批新兴儒学改革派压制佛教势力，推翻了高丽王朝，建立了朝鲜王朝。李成桂全部起用儒生做文官，一方面，在经济上收回佛教寺院的土地和奴婢以充实国家财政;另一方面，在政治文化上实行了尊儒抑佛的政策，全力推行程朱理学，使之成为全国唯一的正统思想，并正式定儒教为国教，确立了儒教在朝鲜的统治地位。可以说，朝鲜王朝五百多年的历史是韩国儒学发展最丰富多彩、辉煌灿烂的时期。在这五百多年里，朝鲜儒学最终演变为具有自身特色的韩国儒学。“朱子学传入韩国，逐渐被新进士族们吸收为治国理念，统治韩国社会近千年的佛教思想彻底被儒家思想(朱子性理学)所取代，从此掀开了思想史上新的篇章。441东岳论丛Jun，2023 Vol44 No62023 年 6 月(第 44 卷/第6期)(Dong Yue Tribune)邢丽菊:试论韩国儒学的特性 ，中国哲学史，2007 年第 4 期。刘宗贤:近现代日本韩国的文化转型与儒学遭遇 ，济南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朝鲜 李退溪:退陶先生言行通录实记 卷 1，增补退溪全书(4)，汉城: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78年影印本版，第 16 页。朝鲜 李退溪:答奇明彦 论四端七情第一书 ，增补退溪全书 第 1 册，汉城: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78 年影印本版，第 406 页。朝鲜 李退溪:答奇明彦第二书 ，增补退溪全书 第 1 册，汉城: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78 年影印本版，第 418421 页。李甦平;论韩儒李退溪的性理学思想 ，国际汉学，2016 年第 4 期。朝鲜 栗谷全书 卷 35 行状，汉城: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92 年版，第 343 页。朝鲜 栗谷全书 卷 20 圣学辑要，汉城:成均馆大学校出版社部，1992 年版，第 456 页。朝鲜 栗谷全书 卷 10 答成浩原，汉城:成均馆大学校出版社部，1992 年版，第 205 页。朝鲜 栗谷全书 卷 14 易数策，汉城:成均馆大学校出版社部，1992 年版，第 304 页。?11李甦平 试论李栗谷的理气观 ，东疆学刊，2005 年第 1 期。?12一些对韩国历史和文化不甚了解的人认为，韩国儒学就是中国儒学的移植和翻版，其实这是对韩国儒学的误解。中国儒学传到韩国以后，在与韩国本土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发生了许多变化，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韩国儒学。可以说，没有这种变化就没有韩国儒学，而这种变化，既是韩国儒学对中国儒学的发展，也是韩国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韩国儒学与中国儒学相比呈现出自己独有的“重气、重情、重实、重义理”的特点。参见李甦平:韩国儒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13张立文:论韩国儒学的特点 ，韩国研究论丛 第 19 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4 页。说韩国近代史上的李氏朝鲜王朝是以儒家性理学为建国和统治理念的 儒家国家，此言毫不为过”，“韩国是只有通过朱子学才能解释的儒教国家”。因此，朝鲜王朝亦被称为儒教王朝。16 世纪是朝鲜王朝程朱理学的兴盛时代，代表人物是韩国儒学史上朱子学的两位集大成者:李退溪、李栗谷，二人被称为朝鲜性理学的双峰。李退溪(15011570)，名滉，字季浩，号退溪，是朝鲜时期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儒学大师，被后人尊为“海东朱子”。他“集大成于群儒，上以继绝绪，下以开来学，使孔孟程朱之道焕然复明于世”。李退溪所著的 天命图说圣学十图 启蒙传疑 等，借鉴朱子学和阳明学，在体用、理气、动静、性情、知行等诸多方面有自己独到的建树，又根 据 朝 鲜 社 会 发 展 的 需 要，提 出“四 端，皆 善也。七情，善恶未定也”，“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四，则理发而气随之;七，则气发而理乘之”的“理气互发”经典论断，创立了独具特色的“退溪学”。“李退溪提出的 四端七情 论导致了近代朝鲜朝儒学界主理、主气，或岭南、畿湖两派的对立，堪称朝鲜朝性理学的一个特色，这一特色构成了 儒学的韩国化”。李退溪的儒学思想不仅对韩国学术界影响深远，而且在中国和日本学术界亦有一定的影响。韩国人民为了纪念这位本土大儒，把他的头像印在了韩国当下流通的 1000 元韩币的上面。李栗谷(15361584)，名珥，字叔献，号栗谷，是朝鲜本土培养出来的儒学大师，与李退溪并称为朝鲜儒学的双璧。李栗谷自幼聪颖好学，23 岁时拜李退溪为师，因九次夺得科举考试的状元而被赞为“九度状元公”。栗谷“多阐先儒所未发者”，退溪赞他“后生可畏”。行状 对此多有记载:“退溪多舍旧见而从之，尝致书曰:世间英才何限而不肯存心于古学，如君高才妙年，发轫正路，他日所就何可量哉?千万益以远大自期。”栗谷在继承朱熹、退溪理气观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提出了“气包理”的理论，即“七情包四端”，不论是“四端”，还是“七情”，都是“气发理乘”，强调“理气妙合”，即理与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辩证关系，“理气混然无间，元不相离”，“气不离理，理不离气，夫如是，则理气一也”，“一理浑成，二气流行，天地之大，事物之变，莫非理气之妙用也”。可以说，“理气妙合”是李栗谷理气观的理论基石，“是李栗谷对李退溪和朱熹理气观的发展”?11。栗谷还注意吸纳阳明心学及其他儒家学派的思想精华，加深了动与静、心与性、知与行等理学范畴之间的联系与融通，成为了朝鲜时期与李退溪齐名的儒学大师。栗谷还是一位践行儒家“学而优则仕”理念的实干家。他以明道济世为终生奋斗目标，强烈反对勋旧势力，关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积极提倡改革，主张实行王道仁政，重视经济发展，强调义利统一。李栗谷从 29 岁担任户曹佐郎开始，一生为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革新方案，取得了富国强兵的社会效果。后人为了纪念李栗谷在儒学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把他的头像印在了当下韩国流通的 5000元韩币的上面。李退溪、李栗谷是韩国儒学史上两位原创性的儒学大师。李退溪的“理气互发”、李栗谷的“理气妙合”等思想不仅深化和丰富了中韩朱子学，也凸显了韩国儒学“重气”“重情”“重实”“重义理”的特点?12。正如张立文所言:“朝鲜性理学家在接受、发展中国儒学高峰中，又做出新的创造，不仅使逻辑思辨更加严密，概念分析更加精微，而且在形而上价值理想的追求、形而下百姓日用的功能方面，都有所创新。”?13这既体现了韩国儒学对中国儒学的541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四七理气论辩”是一场关于“四端”即 孟子公孙丑上 所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和“七情”即 礼记礼运篇 的“喜、怒、哀、惧、爱、恶、欲”的论争。韩国史学界把朝鲜王朝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太祖到燕山君时期为功臣期;中宗到肃宗时期为士林期;景宗到高宗时期为外戚期。宋时烈是士林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岭南学派和畿胡学派是按照朝鲜地理学上的区域划分而命名的。以岭南地域作为根据地的朝鲜性理学学派，继承了李退溪的思想，被称为退溪学派，也被称为岭南学派，或南人派;以京畿道与湖西为根据地的朝鲜性理学学派，继承了李栗谷的思想，被称为栗谷学派，也被称为畿湖学派，或西人派。朝鲜 宋时烈:宋子选集事实汉后语，韦旭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版，第 88 页。宋时烈的弟子们于肃宗年间在华阳洞创立了华阳书院。肃宗亲赐匾额“华阳书院”四个大字，并遣官致祭。朝鲜 宋时烈:宋子选集尤庵先生事实记，韦旭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版，第 35 页。宋子大全 7，墓表附录 卷 13，汉城:保景文化社，1993 年版，第 280 页。李甦平:韩国儒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446 页。正祖:弘斋全书 卷 15 大老祠碑铭，汉城:太学社，1978 年版，第 249 页。朝鲜志(卷上)京都风俗。继承与发展，又彰显了朝鲜民族主体意识的提升，进而形成了岭南学派与畿胡学派持续三百年之久的“四七理气论辩”。两大学派围绕理气性情、道德修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后演化为争权夺利的朋党之争，朝鲜儒学从此由盛转衰。在两大学派的辩论中，朝鲜士林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李栗谷的再传弟子宋时烈成为畿胡学派的领袖。宋时烈(16071689)，字英甫，号华阳洞主，是朝鲜历史上唯一以“子”相称的儒学大师，地位仅次于李退溪和李栗谷，但其门人却把他与孔子、朱子相提并论。宋时烈的门人认为，无论是生于周末的孔子，生于宋末的朱子，还是生于明末的宋子，皆处于礼崩乐坏之际，故而圣人出，救民于水火。所谓:“三夫子之生，天意最不偶然。周室东迁，不可以不生孔子。宋室南渡，不可以不生朱子。大明没于腥膻，不可以不生宋子。”宋时烈晚年隐居的华阳洞则成为朝鲜儒生向往之所，秉承宋时烈遗命所建的万东庙则是朝鲜儒林界关注的焦点和中心。后来万东庙与华阳书院被视为朝鲜王朝的圣地，被历代朝鲜儒林推崇与爱戴。宋时烈生活在明清更替之际，清朝两次出兵大败朝鲜，把朝鲜由明藩属国变为清藩属国。宋时烈惊闻“毅宗皇帝殉社，则举哀于家”，进而举起了尊周思明的大旗。宋时烈一生为学，著作丰厚，流传于今的有宋子大全215 卷。宋时烈原创性地提出“直”的哲学范畴，认为孔子、孟子、朱子三圣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就是一个“直”字，“直”即“正大光明”之义。(先生)尝以为天地之所以生万物，圣人之所以应万事，直而已。孔孟以来相传者，惟是一直字，以此为终身服行之。凡是以其动静，言为正大光明。如青天白日，人得以见之。此其为学之大略也。宋时烈的“直”哲学克服了朝鲜性理学重理论轻实践的缺点，突出对人的主体意识之张扬，成为一种重视践行的实践哲学。“正是这种实践哲学，使朝鲜主气派越来越贴近社会现实，对社会发展的指导价值也越来越清晰”。宋时烈一生仕途坎坷，几起几落。他曾在仕途上显赫一时，后因党派斗争屡遭打击，多次被流放，最后在 83岁(1689)高龄时竟被肃宗赐死。去世 6 年后，宋时烈得以平反。1717 年，宋时烈文集 宋子大全 由礼文馆刊行。此后，宋时烈被追授许多荣誉，如 1750 年从享文庙;后又被追赠为领议政;1776 年配享孝宗大王。伴随着宋时烈社会地位的不断被抬升，其思想亦愈发受到重视。正祖即位之初，诏令将朱熹与宋时烈的著作合编，命名为两贤传心录，充分肯定了其在朝鲜儒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明天理，正人心，使衣冠之伦，得免为披发左衽，不与夷狄禽兽同归者，大老之力也。”被称为“儒教王朝”的朝鲜，除了儒学大师辈出之外，还采取了许多措施推动儒学发展。太祖李成桂于1398 年在首都汉城建立成均馆，设文庙奉祀孔子，并在地方设置了 360 所乡校，各州府郡县也纷纷仿效汉城之制建立文庙，朝野祭孔之风大盛。为统一祭祀礼仪，1409 年，太宗命成均馆典簿许稠厘定释典大祭的礼仪。世祖十一年(1466)册立王子珦为世子时，命世子戴儒冠入成均馆行谒圣礼。从此册立世子要先行释典孔子，遂成为朝鲜王朝定制。1592 年，日军攻占了汉城，成均馆文庙被日军烧毁，日军退兵后，宣宗即命礼曹判书李增率领儒生到文庙废墟哭祭孔子，并于宣宗三十四年(1601)重建孔子庙。据朝鲜志 记载:朝鲜王朝时期，国王“时时亲行释典，或不时幸学，与师儒讲经，或横经问难，或行大射礼，或亲策儒生”。世子册立谒圣、国王亲行释典都说明在以儒教立国的朝鲜，孔子及儒教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另外，世宗时广招全国儒学大师在宫中设立集贤殿，编撰儒家典籍，并于 1432 年收集古今朝外 110 名孝子、烈女、忠臣事迹编成 三纲行实图，作为朝鲜伦理道德之标准，颁行天下，以广教化。中宗时刊行了朱子大全，以大力弘扬儒教义理，提倡朱子学。641东岳论丛Jun，2023 Vol44 No62023 年 6 月(第 44 卷/第6期)(Dong Yue Tribune)李朝实录仁祖实录(第二)，东京: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2 年版，第 446 页。朝鲜 洪凤汉:增补文献备考 卷 210，汉城:明文堂，1981 年版，第 2 页，第 9 页。蔡茂松:韩国近世思想文化史，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版，第 257 页。据 儒学在韩国的传播及发展前景 记载:“目前在韩国约有 234 所乡校和 581 所书院。”(孙鹤云，邢丽菊:儒学在韩国的传播及发展前景 ，人民论坛，2021 年 10 月下)2019 年 7 月 6 日，朝鲜王朝时代的九处书院:荣州绍修书院、安东陶山书院、安东屏山书院、庆州玉山书院、达成道东书院、咸阳蓝溪书院、井邑武城书院、长城笔岩书院、论山遁岩书院，以“韩国书院”(Seowon，Korean NeoConfucian A-cademies)之名入选世界文化遗产。韩国人民为了纪念世宗大王，把他的头像印在了韩国当下流通的纸币 10000 韩元的上面。三、朝鲜书院及汉语教育的兴盛朝鲜王朝是韩国儒学发展最迅猛的时期。在五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本土化历程得以最终完成，而学校教育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汉语作为朝鲜国家译学(外语)政策的重心，在体制、机构、教材、教法、教学研究等各个方面逐步走向正规与深入。1朝鲜书院。这一时期，已经成为国教的儒教由于书院的快速发展，得到了深入而广泛的传播。据李朝实录 记载，朝鲜王朝自 16 世纪全面引进中国的书院制度，且兴盛一时，“我东方书院之作，始于嘉靖年间。厥初创建，未过十所，俱闻于朝，明举祀典。逮至万历以后，朝宇之作，岁益浸盛，比邑相望”。到朝鲜中晚期，书院成为士子们求学读书的最佳场所。朝鲜最早的书院是建于中宗三十六年(1541)的白云书院，为了祭祀高丽名儒安裕而建。但书院后期的繁盛发展，则是在李退溪和李栗谷的大力倡导下完成。宣祖十一年(1578)，李栗谷上疏曰:近来书院之建，可养志学之士，为益不浅，而但不设师长，故儒生相聚，放意自肆，无所矜式，不见藏修之效，国家设立本意，必不如此。故议者或诋书院，以为可罢，此非正论也。臣愚欲乞于大处书院，依中朝之制，设洞主山长之员，薄有俸禄，如童蒙教授之例，择有学行可为师表者及休官退隐之人，使居其任，责以道率，则其教育之效必可观，而他日国家之得人，未必不资于此。从这段文字可知:随着书院的快速发展，当时全国已有 50余所书院，却没有德行高洁的名儒为山长。鉴于此，李栗谷建议效法中国书院之制，以名儒硕学为山长，加以管理。李退溪则请求国君为书院颁赐匾额，以示朝廷之重视。到了孝宗、肃宗年间，书院发展呈现更加繁盛的局面，以至于一道就有近百所书院，且“宫室之美，守护之盛，往往逾越圣庙”。崇祀宋时烈的“华阳书院”正是创立于书院大盛的肃宗年间。肃宗亲赐匾额“华阳书院”四个大字，并遣官致祭。华阳书院历任山长皆为显赫一时的儒学大师、王朝中的要臣。据统计，“在朝鲜全国各道书院中，享祭之韩国大儒，以宋时烈为最多，达 36 所;其次为李退溪，31 所;李栗谷 21 所;赵光祖 17 所;郑梦周 13 所”。而在 36 所崇祀宋时烈的书院中，又以华阳书院最为重要，它具有领袖群伦的地位。书院在朝鲜逐渐取得了佛教寺院在高丽时期所享有的尊崇地位，成为雄踞一方的势力集团。后来，由于大批儒生在科举中得不到官位，进不了朝廷，他们又不肯降低自己的身份，于是，这些儒生在各地广建书院，穿宽袍、戴高笠、讲经学、祭圣人。初始还颇受人们的欢迎，但随着这些整日无所事事，而又不切实际、空谈儒家伦理的儒生越聚越多，以致成群结党，互相争论不休，书院逐渐变成了党争的据点。这种空论清谈党争之风成为社会的一大痼疾。1741 年，英祖为了加强王权，下令废掉书院三百余所，并禁止乱设书院以压制党争之风。1871年，掌权的大院君再次大规模封禁书院，全国仅保留 47 所小书院，其余皆废，华阳书院也在此时被撤废，这引起了朝鲜儒林界的强烈不满，数千名儒生联名上奏，要求重建华阳书院。大院君主政十年后，被赶下台，他主政时推行之政策亦全部被废除，华阳书院得以恢复。目前韩国还有 580余所书院，它们仍然很好地发挥着书院的教化功能，并于 2019 年以“韩国书院”之名“申遗”成功。2朝鲜汉学。儒学的快速发展与传播为汉语教育在朝鲜的全面展开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汉语教育随之迎来了其蓬勃发展期。随着朝鲜教育事业和语言学事业的不断发展以及与中国往来的日益密切，以汉语教育为中心的外语教育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建国之初，太祖李成桂就设立了专掌“肆习华言”的朝鲜国家译学机构 司议 院。之 后，司 议 院 先 后 增 设 汉 学(1393)、蒙 学(1394)、倭学(1415)以及女真学(1426)。以“汉音事关重大”故，汉学始终是司议院最受重视的科目，汉语教育被纳入国家重点扶持发展的议事日程。朝鲜世宗大王(13971450)在韩国历史上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君王。他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以践行孔子的仁德之政为旨归，主张从主体自我出发去爱民、亲民。他举全国之力发展语言学和朝鲜教育事业，主持完成了三大语言学工程。其一，1443 年创制了高丽民族自己的民族文字 训民正音，至此，朝鲜才拥有了自己的文741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 韩 柳承国:韩国儒学与现代精神，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年版，第 22 页。韩 权锡颖:奈城洞约 ，大酉文献社约辑录，自刊，1986 年版。商传:走进晚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版，第 368 页。字 韩语。正如 训民正音 序文所记述:“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终不得申其情者多矣。予为此悯怨，新制二十八字。”也就是说，世宗大王鉴于“汉语”对朝鲜老百姓来说很难掌握的现状，发明了比较容易学习的纯表音文字 韩语。换句话说，在世宗大王发明韩语以前，韩国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官方文字、交流用语就是中国汉字。其二，1447 年主持编撰了汉字音韵书东国正韵。其三，1455 年主持编撰了汉语标准音韵书 洪武正韵译训 和 四声通考。这三大语言学工程都与汉语音韵学和汉语教育密切相关。韩语的发明不仅是韩国文字的新纪元，也是韩语与汉语互通互融学习与研究的基础。司议院是朝鲜最主要的外语教学与研究机构。据经国大典 记载，司议院以“事大交邻”为办学宗旨，培养以汉语人才为中心的各类译学人才，并担负翻译、一般对外事务、外国使臣接待业务。除了中央的司议院，各地方还设立了译学院，汉语训导是译学院的专门教师，主要培养地方翻译人员 “乡通事”。与主要培养翻译人才的司议院有着同等地位、以培养吏文人才为主要任务的承文院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众所周知，司议院人员必须熟识吏文，承文院人员也必须熟识译语。因而在科举考试中，译科兼考吏文，汉吏科兼考汉语。这是朝鲜王朝为了培养优秀的汉语翻译人才，采取不同学科相互渗透，书面语和口语并重的有效措施。高丽朝光宗时效仿中国设置的科举制度，在朝鲜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儒家典籍成为文、武两科考试的必考科目，且文官必须由儒生担任。以文科科举考试为例，考试的内容主要有六个方面:临文、背讲、临讲、写字、翻语、翻答，即讲读经书;背诵汉语口语教材;阐明经书义理;书写繁体汉字;用汉语阐释法典;用汉语回答问题。这种科举考试制度的变化与日趋成熟，为汉语教科书的编纂、选用，提供了客观的依据和标准，教学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变得更强了。与中国一样，科举制度规定了考中者将享有莫大的荣耀，如殿前唱榜、御前赐酒、优人呈戏、赐花于盖、三日游行等，这吸引了无数读书人勤于研习儒家典籍，他们一旦中举，不仅实现了自己治国安邦的理想，也光耀了门庭，提升了家族的知名度与凝聚力。1910 年至 1945 年，朝鲜半岛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占领朝鲜半岛期间，用武力对朝鲜人民推行愚民同化政策，废除了朝鲜的一切礼仪制度，禁止朝鲜人讲朝鲜语，只允许朝鲜人学习日本语和日本文化，还利用儒学的忠孝思想大搞祭孔讲经，为其侵略行为服务，至此，儒学作为朝鲜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彻底没落了。为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朝鲜人民大力倡导民族主体意识，以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而近代韩国社会涌现出的民族主体性哲学，就是一种以凸显人的主体性来鼓舞朝鲜民族再生为目标，以弘扬民族主体意识为基本内容的社会新思潮。1945 年日本战败后，朝鲜的地方儒生们感到“受日本文化侵略日久”的韩国社会风气颓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儒教精神式微，他们曾试图用乡约的形式重整民风:奈之县本地僻民物鲜小，小心顽恶，近于禽兽，庸讵知义礼之所在。大抵率子弟者，不事诗书，专以渔猎为业。有挟册者，则为龃龉人也;为孝悌者，则为钓名人也。或不谨父母之丧而恣行不义，或相怨讟而无所不至，或鄙吝而诡秘争利有年矣。近二、三长老，列居左右，忼慷于风俗之美，而教人渐靡，然习俗已久，难以化之，良可恸哉。惟我洞中人皆有庭训，宁不于此一动念乎!彼有失，我乃纠之;我有失，彼乃绳之，无有过举者，乃洞中互相劝勉之义也。或有过失而以谋能为事，或有扬人之恶而无有隐忍者，则无与齿伍可也。若纠之绳之而慢不为念者，不遵是约而好人胜者，则并子弟黜之，为子孙之龟鉴亦可也。从这份乡约可以看出当地民俗:事渔猎，好斗讼，不事诗书，不知儒教。儒生们乃与县中诸家，设乡约而导率之。于是乡风渐变，始知有诗书德艺之习。正如走进晚明中所言:“乡绅们将讲约与讲学相结合，并且拜谒先师，长拜尊，少拜长，幼卑拜契长等仪式，皆以尊长为先，是一个典型的社约模式。”这种乡约(社约)的教化正是儒家倡导的博学笃行之生活化过程，亦体现了韩国儒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家国情怀。总之，朝鲜半岛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与中国的交往，并引进中国先进的文明成果，期望通过吸取先进发达的中华文化加速自身的发展。他们结合本国国情，制定并完善了一系列适用于本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而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儒学的引进及发展。中国儒学在与朝鲜本土文化的交融中，逐渐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扎根、发芽、开花、结果，并以性理学的出现为标志，成功地完成了中国儒学在朝鲜半岛的本土化过程，成为朝鲜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及深层发展的文化基因。责任编辑:杨晓伟841东岳论丛Jun，2023 Vol44 No62023 年 6 月(第 44 卷/第6期)(Dong Yue Tribu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