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治理如何实现治理有效：以G村撂荒地治理为例_阮海波.pdf

技术治理如何实现治理有效：以 G 村撂荒地治理为例文/阮海波1 孟新婷2 段忠贤3（1.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2.中共宜宾市委党校，四川 宜宾 6440022；3.贵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编辑/杨有韦摘要：技术治理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关系数字中国的实现。既有研究认为，技术治理可以带来基层治理的信息化、精准化、智能化与便捷化，是实现治理有效的重要工具。G 村撂荒地治理采用技术治理的方式推进，但却走向治理失败。笔者使用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发现，技术治理的工具逻辑与乡村的实践逻辑之间存在张力，导致技术治理的有限信息化、模糊化、呆板化与繁琐化；技术治理的工具逻辑裹挟着科层逻辑，工具逻辑与科层逻辑挤压村干部的自治逻辑，致使技术治理失效。技术治理走向失效是多重制度逻辑相互作用的结果。基于此，应注重技术治理的价值逻辑，技术下乡需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弱化技术治理中的科层逻辑，避免技术治理走向异化；增强村干部的自治逻辑，提升村干部自治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进而推动技术治理走向治理有效。关键词：技术治理；多重制度逻辑；治理有效；工具逻辑HOW TO ACHIEVE EFFECTIVE GOVERNANCE THROUGH TECHNOLOGY:A CASE STUDY OF VILLAGE G IN MANAGING ABANDONED LAND 22理论研究22现代网络化、信息化与数字化的发展催生基层技术治理。技术治理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现代信息技术因素已成为影响现代乡村治理水平的关键变量，以技术治理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重点要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实现治理有效，成为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的题中应有之义。对此，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以技术为抓手推动基层的技术治理，充分发挥技术的扩散效应与普惠效应。按照技术治理的逻辑，信息技术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提高基层治理效率，实现基层治理有效。但是，调研发现，现阶段信息技术并没有提升基层治理的水平，实现治理有效，反而导致治理的模糊化、呆板化、繁琐化，形成信息技术治理的二元悖论，结果是治理无效。那么，如何解释技术治理存在的这种二元悖论？对该问题的分析，有利于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体系的融合发展，共同作用于乡村振兴。一、文献梳理与分析框架新世纪以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不断渗透乡土社会。从硬件上来讲，各种现代通讯与计算机设备在乡村得到建设，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人数呈爆发式增长。从社会生活来看，现代信息技术改变了乡村原来的乡土结构、经济结构、生活结构、文化结构等，信息的横向传播带来社会结构的扁平化，给乡村社会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从基层社会治理来看，现代信息技术正在改变基层治理的主体、内容、形式与结构，技术治理成为重要的基层治理方式。所谓技术治理，是指将科学技术运用于社会变革和改造活动中，实现基层治理的理性化，特别是政治运作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实现技术进步同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1。技术治理通过一系列的算法将参与主体虚拟为各种数字，实现动态监管，推进复杂社会的精准化治理与高效治理2。（一）文献梳理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文件指出：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根基。数字乡村建设将把技术治理贯穿于乡村治理的全过程，为乡村治理赋能。技术治理得到政界与学界的高度重视，原因在于其强大的技术赋能作用。技术实现个人赋能，个人借助现代技术来学习知识技能，提高个人的发展能力；技术实现组织赋能，组织或团体使用智能工具、技术手段，掌握信息新技能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技术实现社区赋能，社区或基层治理主体运用技术对管理体制进行完善、改进治理政策，实现基层治理的重塑3。技术通过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激活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以技术赋能拓展治理主体的范围、优化治理结构、整合治理资源，推动乡村的善治。针对技术治理如何推动治理有效，学界从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1.技术治理的信息化技术治理通过信息化、数字化推动基层治理有效。物理学家约翰惠勒4曾说，万物源自信息，在计算机强大的算法与处理技术下，现代科学技术可以将显型的与隐型的各种信息转化为人类可以识别的图形、颜色、符号、数值、视频等，即实现各种信息的可视化（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5。信息可视化的核心在于将各种可见与不可见的信息均直观地呈现在23THEORETICAL RESEARCH人类感知前，有助于人类洞察数据、解释信息、发现规律、制定决策等6。对于国家而言，信息化是复杂社会简化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是国家通过技术“制造其眼中的社会”，如制作地图、人口普查、地籍名单等。互联网技术将各种离散、碎片化的信息抽离出来，转变为可以识别、管理的各种数据元素，组装一个虚拟数字集，提高数据识别效率，高速的信息传递促进工作效率的提升7。在地方实践中，数字信息平台与数字信息系统正在被建立，将推动政策执行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程序化，弥补乡村治理的信息化与数字化短板，构建治理对象的信息网络，建设乡村治理的数据分析平台，让技术治理的信息化在基层治理体系中发挥支撑作用。2.技术治理的精准化乡村人口居住多是呈散居状，在血缘、地缘与业缘的交互叠加影响下，乡村治理面临面广、事多、量大的问题。乡村对外交流频繁后，进入半熟人状态下的乡村存在找人难、传递信息难、办事繁等问题，给乡村治理带来巨大压力，村民参与程度低，加之村干部处于“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境遇中8，面对“九龙治水”，乡村治理缺乏科学性、民主性与精准性9。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乡村政务系统为基层的技术治理提供了新的治理工具，使复杂社会的精准化治理成为可能10。技术治理可以利用大数据进行精准施策，将乡村繁琐事务简化，为决策者提供有效信息，精准解决问题。乡村数据系统可以精准监督集体资产状况，实现各种村务信息的跟踪与反馈，推动治理数字化转型，创新治理模式，提升治理能力11。同时，现代技术治理可以提供精准性的公共服务，政府通过信息化收集到及时、全面、真实的居民需求信息，将其转化为行政服务，向村民提供有针对性与精确性的服务12。3.技术治理的智能化伴随着乡村原子化趋势的加剧，村民利益的多元化催生需求的多样性，以村两委为主体的乡村治理结构难以满足村民的多元化需求。技术治理所搭建的智慧数字乡村平台系统，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的智能化水平13。技术嵌入推动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互联网+党建”“互联网+政务”被引入乡村，结合基层政务开发智慧党建、数字政务、网上村务、智慧综治等智能化模块，提升在线办理效率，让数据替村民多跑腿，实现乡村服务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14。同时，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交通等使村民享受到良好的公共服务和生活便利，分享数字技术带来的红利。人工智能技术下乡赋予乡村政务自主认知能力，通过人机交互模型，完成村民业务办理，更能满足村民的个性化需求，构建智慧社区。人工智能不仅能缓解村干部治理效率低效、人手不足的问题，还能实现自助服务、自动审批，提高办事效率，筑牢数字强国的治理根基15。4.技术治理的便捷化技术治理不仅仅是基层治理体系的数字化，还包括治理结构与关系调整，其正在转变为新的生产要素和治理工具，激发乡村治理体系的巨大变革。技术治理致力于建设“一网通办”24理论研究系统，构建“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治理体系，为村民提供“一条龙服务”，推行乡村政务网上自动审批全覆盖，有效提升乡村治理的敏捷水平16。技术治理可以实现信息共享、协同办理，对纵横两个方面的信息进行整合，让信息、政务与互联网之间深度融合，优化办理过程，真正体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的治理理念，实现乡村业务流程再造17。技术治理还可以实现乡镇政务服务下移，精简业务程序，整合乡镇政务服务一窗式办理18，有效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技术治理正在成为乡村政务的重要抓手19，推动乡村治理由“行政权威主导”向“数字多元共治”转型，整合碎片化资源，再造公共治理空间，提高公共行政效率，提升治理的便捷化。已有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说明技术治理给乡村治理带来的改变，并初步形成一个观点，即技术治理可以带来治理有效。技术治理带来的信息化、精准化、智能化与便捷化构建了一个“数字空间”，通过虚拟空间对乡村治理产生扩散效应与溢出效应，为基层治理赋能20。但是，已有研究存在两个不足：一是研究者将技术治理的对象默认为村民，注意到技术治理对民的一面，而忽视了技术治理对村干部的一面；二是技术治理塑造的“数字空间”要与乡村的“现实空间”相融合，将技术治理转化为治理效能，但是技术治理与实践存在巨大的逻辑悖论，25THEORETICAL RESEARCH技术治理与实用主义的治理经验存在张力21。由此，技术治理并非万能，仍然有可能存在技术治理走向无效的情况。基于此，本文将以多重制度逻辑为分析框架，探讨技术治理何以在 G 村的撂荒地治理中走向失效。（二）分析框架新制度主义将制度分析和行为分析相结合，认为制度源于政治实践，也塑造了政治实践22，这为分析政府治理、村干部行为等提供了基础思路。基于此，2010年，周雪光与艾云在 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一个分析框架一文，对多重制度逻辑的理论基础、核心观点等进行了介绍，并将该分析框架用于分析基层选举制度的变迁。多重制度逻辑的核心观点有三：第一，制度变迁涉及多重制度逻辑，多重制度逻辑的相互作用推动相应的制度变迁，制度逻辑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而非孤立的关系；第二，制度逻辑可以观察宏观安排与微观个体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将国家与个人，政府与个人相联系；第三，制度变迁存在内生性，不同群体或个体的制度存在差异性，分别遵循各自不同的制度逻辑轨迹，制度逻辑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环境制度行为23。多重制度逻辑一经提出就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目前，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已用于分析粮食问题24、公共危机25等。使用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用于分析撂荒地治理具有一定的切合性。首先，撂荒地治理是国家基于粮食安全而要求的耕地整治，蕴含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逻辑；其次，基层政府在撂荒地治理中采用知星卫星图推进工作，知星卫星图作为一种技术治理的工具所存在，因此，撂荒地治理体现技术治理的工具逻辑；最后，村干部是撂荒地治理的实际执行者，村干部以完成撂荒地治理任务为目标，具有压力型体制下的科层逻辑。在整个撂荒地治理过程中，多重制度逻辑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交织，导致基层政府的技术治理走向失败。本文所使用的资料来自于作者于 2022 年 8 月至 9 月在 G 村的驻村调研，调研主题为撂荒地治理，调研方法为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对象涉及镇干部、村干部与普通村民，访谈编码规则为“RHB+访谈日期+受访者首字母”。二、案例呈现：撂荒地治理中的技术治理技术治理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结果，并将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与手段。基层政府已经将大数据、传感器、卫星地图等用于监测或跟踪贫困户脱贫情况、农业生产情况、耕地保护情况等，将不同的社会治理问题与资源、任务、权责等进行匹配。在此过程中，技术治理作为手段被大力推广应用，改变社会结构，也被社会结构的逻辑所接受，但是技术治理本身也在被社会治理中各主体的逻辑所约束与限制。由此，技术治理在形塑基层治理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治理负担，产生负功能，弱化治理绩效26。26理论研究（一）撂荒地治理背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2022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文件指出：要“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这是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少有以如此大的篇幅来强调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对粮食的生产面积、产量、种类等作出了详细要求，坚持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为全面落实粮食生产的责任制，实行党政同责，加大粮食安全的考核力度。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就需要采取趋粮化的政策激励农民种粮，但现实的情况是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不高，种粮意愿较低，由此导致耕地抛荒，或者耕地的非粮化。在城镇化的作用下，城市所具有的就业、教育、医疗等优势条件形成巨大的拉力，大量乡村人口流向城市，乡村人口的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G 村总人口在 1000 人左右，常年在村人口不到 50%，其中一个生产队有 100 余人，在村人口仅有30 人。同时，留村的人口大部分年龄在 55 岁以上，由此导致乡村的老龄化问题十分突出，乡村缺少种粮主体。G 村地形以山地为主，村民多种植黄竹，耕地呈细碎化分布，抛荒面积达500 余亩，包括 100 余亩的基本农田。地方政府为完成粮食安全任务，将治理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现象作为第一位。地方政府的政策意图是，通过治理撂荒地从而推动粮食种植，以完成粮食生产的任务。（二）技术治理的应用场域：任务目标管理在科层压力型体制下，任务目标管理是政府推进政策执行的典型方法。乡村属于基层行政的末梢，也被卷入任务目标管理中，基层政府也以目标完成情况对村干部进行考核，并依据考核情况发放绩效奖励。2022 年 5 月，G 村所在镇召开撂荒地治理的动员会与推进会，在会上向各村下达撂荒地治理目标，G 村需要完成 110 亩的撂荒地治理。从各村下达的任务目标来看，小村下达目标多达 100 多亩，而有的大村才 30 多亩（大村与小村的划分依据是土地面积与人口）。这种任务设置的依据来自于卫星公司提供的卫星地图。但是，卫星公司提供的地图只是显示了多少土地可以整治，对土地的分布、林竹面积的占比、坡度、斜度等没有综合考虑。由此，镇政府下达的目标考核不符合各村的实际情况，导致部分村干部不满意，在执行上动力不足。（三）技术治理的落地实施：考核目标导向技术治理在撂荒地治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镇政府向各村提供一台平板，平板上安装有卫星地图，地图上对不同类型的土地采用不同的颜色标识，即图斑；二是要求各村干部在手机上安装知星卫星图 App，村干部进入 App 查找需要整改土地的图斑；三是镇政府将各村图斑从 App 上导出，向各村提供纸质版。1.找撂荒地：什么样的土地算撂荒地村干部需要依据卫星公司提供的图斑来寻找需要整治的土地。在图斑上，水田、旱地、林地等标为不同的颜色，需要27THEORETICAL RESEARCH整改的土地会统一圈出来，由此，村干部需要去找在图斑上被圈出来的土地。村干部根据图斑查找土地发现：第一，大部分被抛荒的土地并没有在图斑内，这些土地可能是抛荒了几年；第二，抛荒了十年以上的土地才在图斑内；第三，图斑的分布很细碎化，这与村庄地形相关；第四，部分林地、山地被圈入在图斑内。进一步的问题是，只有整改了图斑上的土地才能算完成任务，而一些被抛荒的基本农田整改了不算任务。在压力型体制下，镇政府“只要亩数、要结果、要数字好看，因地制宜就没有落实到位。而且各个地方都出现了一个问题”（RHB20220830ZX）。在任务目标的驱动下，村干部以完成图斑任务为主，将整改能过验收的土地放在第一位，而其它抛荒土地就没有整改。2.组织开荒：人工与机械的结合村干部依据图斑将寻找到的土地分两种情况处理：第一种是细碎的、小块的土地通知土地承包者处理，由农户自己整改，但是这一部分土地费时费力，村干部一天根据图斑只能找到几分地，不到一亩，整个 7 月份都在忙找地；第二种是大规模、成片的土地，但其本来属于竹林地，纯用人工开荒不现实。后者在全镇具有普遍性，加之任务目标完成截止日期的临近，镇政府出资 100 多万雇佣挖掘机到各村开荒，最多的一个村机器费用达 40 多万。G 村雇佣挖掘机开荒了 20 多亩，涉及时间为 12 天，花费 5 万元。同时，挖掘机只是粗糙的将林竹毁掉，其余的整平、锄草等工作还需通过雇佣村民来完成，费用为 120 元一天。在人工与机械的配合下，G 村完成 56.23亩，远未完成 110 亩的目标。7 月底，镇委书记前来 G 村检查撂荒地治理，视察发现图斑所指示的山地后，直接结束了 G村的开荒，“因为这个坡度实在太大，继续开荒的成本太高”（RHB20220902WWJ）。3.请人种地：种粮目标任务的完成撂荒地治理的目的是为了趋粮化，鼓励村民种粮食。针对开垦出来的 20 多亩竹林地，镇政府要求村干部组织村民种植大豆。但是，8 月初四川各地均出现 40 多度的高温天气，村民不愿意种植。由此，村干部只好出钱聘请村民种植，120元一天，种子由镇政府提供。村干部上传给镇政府的种植照片只能看见村民在种植，地面上并没有庄稼的成分。对此，村干部向村民购买了 200 斤红苕藤，又聘请村民将红苕藤种在地里，这样就可以看见庄稼的成分。“这里的红苕藤种下了，拍照完成后又拔出来换一个地方种，然后再拍照”（RHB20220902ZZX）。村干部将这些图片上传至知星卫星图，证明图斑中的土地已经实现趋粮化。在完成红苕藤的种植后，村民又将红苕藤拔回家喂猪。（四）技术治理的实现效果：治理走向失败镇政府在整个过程中以卫星图来推进撂荒地治理，但是，从 G 村的技术治理实践效果来看，技术治理走向了失败。首先，依据卫星图来确定任务目标并不符合因地制宜的工作原则，各村的地形地貌并不相同，土地分布也不相同，对于大村来说，土地成片分布，整治一天就能完成 10 亩的任务，而有的村整治一天不到一亩，“但是，你并不能说后者付出的工作努力比前者少，实际上，后者更加辛苦”（RHB20220902ZZX），而撂荒地治理的表彰大会都是大村得了奖，弱化了激励机制的效28理论研究果。其次，从撂荒地治理的面积来看，大部分村庄都没有完成任务，基层政府过于机械地依据图斑来整改土地，导致一些容易治理的土地没有得到治理。再次，依据卫星图斑采用挖掘机毁林开荒的行为与现有的退耕还林政策、林地保护政策相违背。最后，从技术治理的种粮效果来看，在 40 度的高温天气下，G村 2022 年夏粮同期减产三分之一，开荒种植的豆子并没有发芽，反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由此，整体看来，以技术治理推进撂荒地治理的行为走向失败，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反而浪费了大量的资源。三、技术治理何以无效的内在原因分析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将应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作为“全面增强执政本领”的重要途径。依托信息技术改变传统基层治理模式，提升党和政府的治理水平，保持基层治理的先进性。习近平总书记27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党长期执政这一关”。基层技术治理是国家推进治理逻辑转变的一个缩影，属于国家政权建设或国家建构的一部分，正如蒂利28所言，国家通过技术加强制度性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实现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提升与强化的国家的治理能力，实现基层治理有效。（一）技术治理的工具逻辑技术是人类在利用科学和知识改造自然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生产操作方法、技能和手段29。技术治理是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先进技术发展的结果，在本质上属于工具。国家与政府为了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优化治理效果，将技术治理应用于基层治理，成为建构基层治理新秩序的重要工具。由此，工具论视角将技术治理作为一种治理的工具，强调先进技术对基层治理的改变，对治理效能的提升，给基层治理带来的显著变化。高度技术化的治理机制成为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工具，技术治理工具成为国家权力延伸的触角，形塑村级组织的科层化30。因此，一方面，技术治理改变国家对乡村社会控制趋弱的局面，强化国家的职权，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另一方面，国家使用技术治理推进基层治理走向规范化、程序化，带来基层治理的信息化、精准化、智能化与便捷化。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转变过程中，技术治理只是作为国家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工具而存在。由此，地方政府更多的是将技术治理作为工具来使用，遵循其工具逻辑，为政府服务，完成政策目标。（二）村干部的实践逻辑传统乡村是基于“熟人社会”关系网络所形成的“人治”模式，家族网络、宗族族长影响着基层治理。技术治理以工具的理性逻辑打破与穿透乡村的关系网络、社会交往与宗族结构，构建一体化、扁平化、标准化与规范化的基层治理样态。但是，技术治理的工具理性会遭遇乡村社会的实践逻辑，乡村的实践逻辑是多重逻辑叠加的结果。技术治理的承接者是村干部，而29THEORETICAL RESEARCH村干部的角色具有多元化，其行为逻辑受到多重角色的制约。首先，村干部是村民选举产生的当家人，村委会采取自治的方式实现治理，村干部需要代表村民的利益，维护村民的权益。其次，村干部是基层治理的末梢，具有科层属性，是镇干部的“腿”，需要完成镇政府的各项任务考核，如本文中村干部需要完成镇政府下达的撂荒地治理面积。最后，才是村干部自我的职业发展逻辑，村干部的个人职业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自我成就等。因此，村干部在面对技术治理时需要综合三个角色之间的张力，采用权宜性的实践逻辑进行调试31。（三）治理无效：工具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张力乡土性是传统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正如费孝通32所言：“从基层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村社会是复杂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因地制宜的治理。从技术治理下村的实践中可以看出，技术治理的工具逻辑与乡村的实践逻辑之间存在张力，如表1 所示。第一，技术治理所追求的信息化与乡村的复杂信息之间难以耦合，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与体系，由此，技术治理提取的信息是有限信息，镇政府根据有限信息来分配任务加剧了两者的紧张化。第二，技术治理追求精准化，以体现技术的强大功能，但是，乡村的地形、民情等呈差异化分布，各村自成特色，导致技术治理走向模糊化，从卫星公司提供的图斑可见一斑。第三，乡村是人情社会，多用人情来解决问题，关系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在撂荒地治理中，技术治理的智能化反而导致村干部行为的呆板化，只能认定图斑上的耕地为治理目标，忽视了真正被抛荒的土地。第四，技术治理追求便捷化，一键解决问题，但对于村干部而言，技术的应用走向了繁琐化，既要解决实际中存在的问题，还要处理技术上的问题，如上传各种治理照片，技术问题又倒逼形式主义等作风的出现。可见，技术治理的工具逻辑遭遇到乡村的实践逻辑，两者存在张力，张力的结果是技术治理并没有走向治理有效，而是走向治理无效。表1 工具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张力技术治理的工具逻辑乡村的实践逻辑张力的结果逻辑导向治理有效权宜性治理治理无效信息化复杂化存在有限信息化精准化差异化分布模糊化智能化人情化解决呆板化便捷化权宜性执行繁琐化四、技术治理走向治理有效的路径从案例中可以发现，技术治理并没有服务基层治理，反而转变为支配人的行动，推动人的行为走向呆板化、僵硬化，不符合乡村实际需求。技术治理走向了异化，转变为以技术为目的，而不是以服务，或以人为目的33。技术治理的工具逻辑是将基层问题或治理样态呈现在国家面前，但由于技术治理裹挟基层政府的压力型体制，受基层权力的支配，国家以技术观察社会时，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影子34。在技术治理的工具逻辑和乡村的实践逻辑的张力作用下，技术治理并没有提高治理效率，技术陷入不智慧，走向失败。那么，如何破解两者之间的张力呢？30理论研究（一）注重技术治理的价值逻辑在技术治理下乡的过程中，基层政府或者村干部只注意到技术治理的工具理性，注重其工具性作用，忽视了技术治理的两面性。技术治理既有工具理性的一面，也包含价值理性的一面，两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技术治理存在两副面孔，既有带来邪恶与风险的一面，又有带来仁慈的一面35。技术治理在赋权于政府、个人以功能的同时，还需要注重发挥其价值性效用。因此，技术治理的工具逻辑与乡村的实践逻辑之间的张力可以尝试用技术治理的价值逻辑来协调。习近平总书记36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技术下乡必须要让技术与乡村场景匹配37，因为技术仅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38。技术治理在发挥赋能作用的同时，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底层逻辑，坚持农民的主体性，提高民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在技术带来规范化、标准化、统一化的同时，进一步突出“人”的独特性、内生性、能动性和可及能力39，增加人的自由发展能力，从而摆脱技术治理带来的僵化、呆板弊端。技术不仅仅是基层政府治理的工具，还附带有满足村民需求、服务村民的价值属性。因此，技术治理的价值逻辑要以服务人民为目的，以满足群众基本需要为主要抓手，弱化对工具理性的过度化追求，在工具逻辑与价值逻辑之间达到平衡点40。如果技术治理脱离了人的需求，最终也会被人的需求所扼杀41。（二）弱化技术治理中的科层逻辑在科层制下，基层政府不具备“价值中立”属性42，既是上级政府的代理人，也是自利者，具有双重角色身份43。科层的逻辑是选择性执行44，选择有利于自我或者所在部门的政策执行，街头官僚会选择最有利可图的政策执行。在邀功的内在驱动下，基层政府为完成上级任务考核，采用同样的方法分解任务目标，且出现“层层加码”的现象。在撂荒地的技术治理中同样存在科层的逻辑，基层政府向村干部分解撂荒地治理面积，以图斑任务来考核村干部的绩效。基层政府是技术治理的发起者，控制着技术治理的下乡，是技术的支配者。但是，基层政府反过来也被技术所支配，技术治理中裹挟着科层治理的逻辑。由此，技术治理实际上被权力所支配，村干部也被技术治理背后的“无形之手”所支配与约束。因此，摆脱技术治理带来的僵化困局关键在于弱化技术治理背后的科层逻辑，减轻压力型体制对村干部的束缚，为技术治理解绑，实际就是为村干部解绑，让村干部的行为更符合乡村的需要，更为灵活化。（三）增强村干部的自治逻辑在技术治理的场域下，村干部的自治被技术所消解，没有自治的主体性，也没有自治的能动性，陷入基层治理能力弱化的治理困境45。技术下乡将村干部更为直接地纳入政府行政系统，直接面临政府的行政压力，无法对村民或村庄的利益进行回应。基层治理是要求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在互动下构建稳定的秩序模式和关系结构46，这就要求打破技术治理的一元性与依赖性，削弱技术治理的权威。同时，技术不是万能的，技术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需要人来支配，完全依赖技术会产生技术治理的异化。因此，需要增加村干部的自治逻辑，在工具逻辑、科层逻辑之间寻找均衡点与自治空间，建立乡村31THEORETICAL RESEARCH自发的治理秩序。一方面，提升村干部的治理主体性，加强村干部的责任意识、使命意识教育，树立为民服务、为民办事的观念，让村干部想干事；另一方面，提高村干部的治理能动性，基层政府需要为村干部松绑，优化基层治理主体之间的结构，避免行政过度抑制自治，给村干部的积极作为提供空间，让村干部能办事。五、结论技术治理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构成内容，国家通过数字乡村建设将技术治理嵌入基层治理体系，以推动基层治理的信息化、精准化、智能化与便捷化。但是，本文通过对 G 村的撂荒地治理发现，技术治理并没有提高基层治理效能，实现治理有效，反而是出现技术治理的异化，技术治理走向失败，意味着治理无效。笔者使用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发现，技术治理遵循的是工具价值逻辑，而乡村遵循的是实践逻辑，两者之间存在张力，张力的结果是治理的有限信息化、模糊化、呆板化与繁琐化。同时，技术治理裹挟着科层治理的逻辑，两者相互制约。因此，技术治理存在二元悖论的可能解释是技术治理的工具逻辑、乡村的实践逻辑与科层逻辑之间相互作用，在多重制度逻辑的作用下导致技术治理走向失败。为推动技术治理走向治理有效，需要注重技术治理的价值逻辑，强调技术治理的以人为本。弱化技术治理中的科层逻辑，避免技术治理走向异化，唯技术是瞻。此外，还需要发挥村干部的“接点”治理作用，增强村干部自治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为村干部的主动作为提供空间。技术治理实现治理有效需要在技术治理的工具逻辑、价值逻辑、科层逻辑与乡村的实践逻辑之间寻找平衡点。参考文献：1 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M李黎,郭官义,译.南京:学林出版社,1999:96.2 陈晓运.技术治理：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向 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6):123-127.3 沈费伟.乡村技术赋能：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策略选择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12.4 詹姆斯格雷克.信息简史 M.高博,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47-485 Munzner T.Visualization analysis and designM.Boca Raton:CRC press,2014:5-13.6 Rumbaugh J,Blaha M,Premerlani W,et al.Object-oriented model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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