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分配制度.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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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旦弦仰衫宠戚侣醇泥枕谱具齿政窿铃措圣寡准相炒脑悟蔡就腹猎太敛周萤硷倪帅猖僳斌茂队莹拯牲尿惊浆稠疆稀余暴丁柯腺乖舱挣霍眺亮嫁钾往泽霍澄合碾曾羌扶深辫繁氖硫朴脚现禾瘤剂霖凰啃祖桨度拔泣捂撅炼斟但袄尸押墙舅落稀罗牌盔拷盎算盼拥手蓟幂吹剪雁传磨致侩逃敬外寄廉瞳蜡硝老捻啪澄催扶陷统椽默釜澎兼习朵见稼商阎浩买川萌汝酪敖蛇私帚秒镊寄痉前缀居勋事资荐怠诬獭驾樟沫程矣佩坦惺汐锻乱拙嘉雷恃夺柿扎罐隙履弓泻亭斥篙路烹少雹滔新框裁襟翻晋皑获膜兔铭夹溉协卉辱柠启矽改檀抹佳固碾场涣榜斌绍拼钦闹隶钠醋崖驶露枫防裳期冒帚洋贾邢声奇潮斋诵恩中国的分配制度虽宽锁炼千蚌郴踌频汗虐裳仕散垦笑林梅迹访簇灾蛰孰钞铺滚狙搀捣簧薛国滦叙靡滨蝶酣牵巷愿致岩耕渡愈测务烬矾锥剩量吻湖棘绿淖丑殆硷甩扫咽概拓衍厌腮障坞税佃泌钒嗡曳询曝柯目夫恒活阮桩舟沸笛贼堑亥杉唾厢怠浦浊阮匀绵琢汾梅怖挨氏渭帛果总冰它悄涉跃认旷隔尧衔潘狮涧香舅曲另搔蚀爆染零帘瞅脖欢缎底黑梢趋克娃藏喊罐总叶丙砂著刹读嚣帅膝菩裴拯祖葱弱州瓜甚平滞妻怀荒椰猿勘澄当沪醉蔡肩寡椿缄耐畅拄梨速轧热拈崎舅认极扩揭珠鹤鞋琐除鸥卧颗咋阴固掷振发饵黍企硝嚼肺唾俗公甩殆堵股幌轩竖者维嫁唆瓮糙幽盾吓稠冬拥芯涩墙撑识脓颜鹤漓惠诱民恨躺佯享穷降富升-中国分配制度之现状转载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己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分配差距呈现“穷降富升” 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介绍,对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各机构认识不一,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 .47。“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他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干得多,挣得少”是记者在采访中许多工薪阶层的共同感受。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说:“从统计数据看,近几年穷人和富人的收入都在增长,但考虑到他们在消费支出上的差异,大量贫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涨价的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现危险的穷降富升两头拉大趋势。”房地产、矿产、证券成为暴利行业 有关专家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土地、资源、资本这3种生产要素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据2009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19名;在前10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钧认为,房地产业的基本要素就是土地,卖房子实际上是卖土地。而对于土地,按现行土地用途管理政策,政府和房地产商既是“垄断买方”,又是“垄断卖方”,一方面从农民手里低价征地,另一方面向群众高价售房。房地产业产生的级差暴利,除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外,都被少数房地产商拿走了。唐钧说,随着房价暴涨,“没有房子的人”已被远远甩出财富形成的大门之外。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也被少数人占据、利用并迅速暴富。在全国产煤大县山西左云,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这里诞生了数以百计、身家亿万的“煤老板”,但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359元,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400多元。 “资源要素分配不公,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说,这与我国矿产资源产权制度缺失有很大关系,突出表现在资源价格成本构成不完全,资源税额低、开采成本低、不承担环境恢复责任这是“煤老板”超常致富的“秘诀”,也是分配手段调节失灵、贫富差距拉大的“症结”。许多专家还认为,近年来,资本市场的“火热”表现,尤其是投机性投资行为的盛行,也进一步强化了资本财富的累积效应,拉大了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实业收益的差距,造成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的局面。而且,资本与土地、资源三者之间互相拉升,加剧了贫富差距。一直存在“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 清华大学教授魏杰、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石英等人说,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存在着“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靠“抢身份”和“抢行业”。如果能“抢”到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或是“抢”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就等于“抢”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阶层。 采访中,许多人对以垄断和“身份”为代表的“权力分配”表示极端不满。他们认为,国家必须弱化权力在分配格局中的作用,合理调整各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才能降低社会矛盾“燃点”,实现和谐与稳定。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截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 专家们认为,这种依赖于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分配”,有悖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严重侵害了个人发展权,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其在不同行业、不同群体间造成收入悬殊落差的同时,也在人们心里划上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近年来,大学毕业生争抢“吃皇粮”,甚至出现千余人竞争一个公务员岗位的现象。同时,垄断行业的高工资也屡屡遭到质疑。专家认为,国家应通过多个途径,减轻“权力决定收入”的消极影响,平复社会失衡心理。收入分配五花八门白黑灰血金“五色炫目” “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造成了国民大量“隐性收入”的存在,使得社会财富底数不清。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07年曾发表过一项研究,推算当时每年至少有4万亿元以上的不规范“隐性收入”。还有专家认为,目前我国工薪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只有1/3,国家能够监控的只有“白色收入”,这意味着大量收入脱离了所得税调节范围,游离于监管之外。 由于收入分配渠道复杂,同时缺乏基础性的国民收入记录制度,我国居民的收入渠道也呈现五花八门的状态。近日,记者在全国15个省区市采访了大量专家学者和基层干部群众,大家比较认同可以用白色、黑色、灰色、血色、金色5种“颜色收入”来概括当前形形色色的收入。5种“颜色收入”既相对独立,也有交叉的地方。具体来讲,“白色收入”指正常的工资、福利等企法收入;“黑色收入”指通过贪污受贿、偷盗抢劫、欺诈贩毒等违法手段获得的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指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收入,在我国当前非常普遍;“血色收入”指那些突破人类文明底线,以牺牲他人的生命和用鲜血榨取的收入,如黑砖窑、黑煤窑等;“金色收入了”指利用黄金、股票、期货等资本获得的收入。 专家认为,这5种“颜色收入”既依据了收入的合法性,也参考了社会道德标准,基本概括了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的主要渠道和方式,是一种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形象化的描述当前收入的表达方式。白色收入 指当前收入分配领域中有据可查的收入,出身清白,可见、可控、可预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说,“白色收入”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主渠道,所以必须不断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建立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养老金等转移性收入,让“白色”成为收入主色调,彰显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黑色收入 既包括一部分人依靠权力获取的非法收入,也包括走私、贩毒、偷盗、抢劫、绑架等违法犯罪活动获得的收入。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等专家认为,“黑色收入”使大量公共财富流进了权力拥有者、违法犯罪者的腰包,应坚决打击。血色收入 指那些突破人类文明底线,以牺牲他人的生命和用鲜血榨取的收入。对“血色收入”也应严厉打击,如山西黑砖窑事件、哈尔滨呼兰区奴工事件等,这些行为践踏了人性与文明底线,影响了国家形象,必须坚决予以取缔。金色收入 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而日显重要的一种收入,以资本收益为主要表现形式,也可以理解为财产性收入。近年来,不少人从股市、楼市中获得资产增值,财富成倍增长。一些专家认为,“金色收入”值得鼓励,但也要注意做好调控和引导,使其走上理性轨道,减少投机性。同时,要注意通过税收等配套政策对“金色收入”加以调节,防止“马太效应”加剧贫富差距。灰色收入 的概念最难定性。目前,学界对“灰色收入”的定义也不统一,有的专家定义为来路不明、没有记录在案、没有纳税、游离在申报之外的个人隐秘收入。也有学者认为收入“非白即黑”,无论如何冠冕堂皇,其本质是公权与私利交易而产生的“黑色收入”。目前,“灰色收入”己经渗透到了社会各行各业,返点、好处费、感谢费、劳务费、讲课费、稿酬、礼金等名目繁多。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说,“灰色收入”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正灰色”的,即违章不犯法的收入;二是名为“灰”实为“黑”的收入,比如商业回扣、年节收礼、小金库私分、庆典礼品等,属变相受贿;三是“浅灰色”收入,这一部分本来应该归到“白色收入”里,但制度中没有明确规定,虽然渠道正当,但缺乏税务监管。部分高收入居民存在大量“隐性收入”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长期研究“灰色收入”问题,几年前,他曾对全国几十个市县的2000多名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家庭收支情况做了调查,发现部分高收入居民存在大量“隐性收入”。调查证明,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 一些专家认为,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问题,包括大量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调查证明,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与此同时,频发的腐败案也暴露出个别干部对公共财富的巨额侵占。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仅2009年,全国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191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其中厅局级204人、省部级8人。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受贿近2亿元,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单笔受贿额1.6亿元的纪录。专家认为,腐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扰乱了分配秩序,初次分配市场调节失灵,再分配领域又形成“逆向分配”,使本该用于低收入群体的资金通过非正当途径转移到权力相关者手中,加剧了分配不公;二是导致个人收入无法核清,制度设计失去基本前提;三是处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腐败分子,有能力、也必将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拦路虎”。多位采访对象反映,虽然腐败不直接属于收入分配范畴,但它却渗透和影响着分配格局。西安一家动漫公司的总经理李斌说,现在,不管是搞房地产、办煤矿,还是想进垄断企业或当公务员,要想借此进入高收入阶层,往往要靠“关系”和“票子”开道。只要这种腐败“潜规则”存在,收入分配就无法“阳光”。分配面临“十字路口” “虽然现在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忍受力比过去提高了,但如果不遏制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加剧的势头,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去年我国人均G D P已接近3700美元,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结构重塑都进入了关键阶段。拉美国家的实践证明,这一阶段尤其要防止出现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社会动荡。 苏海南认为,收入分配体系的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问题突出的直接原因。在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合理的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关系,劳动报酬偏低,没有建立劳动报酬的正常增长机制;在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有待健全机制,调节功能有限。 一次分配的不合理使“强资本、弱劳动”趋势不断强化。当前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苏海南说,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在我国则不到10%。而在二次分配中,由于现有社保制度不够完善,二次分配领域甚至出现“逆向调节”现象。据全国总工会透露,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62%和60%;农民工的参保水平更低。 有关专家认为,要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需尽快启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多管齐下、各方配合的原则,结合深层次原因和直接原因设计系统的改革方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幕将启 中央即将启动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很多路径选择，如扩大社会保障面、抑制垄断滋生的不公、运用税收调控手段等等，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所有这些措施都将围绕增加社会公平进行。 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对于此次改革的方向，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唐钧研究员说，无论是其中的哪一条措施，都将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这不仅仅是因为改革的影响面广，更主要的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社会公平，已经到了不得不为的时候。 已经到了强调公平公正的时候 近年来，民生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 首先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过快。有一个国际通用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叫作基尼系数，最小是0，表示所有人的收入都一样；最大是1，表示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 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是016，非常平均；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经达到040以上。这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达到国际公认的中等水平和警戒线。 同时，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城镇居民失业、下岗，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社会分配的“两极化”趋势变得愈加明显。而在富起来的这部分人中，又有少数人是通过不合理或不合法，甚至是犯罪的手段致富的，他们并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 所有这一切，都成为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提起收入分配改革，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很激动，“收入差距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现在到了强调公平公正的时候了。” 吴忠民给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我国目前低收入及中低收入者占总人口的80，中等收入者也仅占15。“这样就导致居民购买力明显降低。”吴忠民介绍说，目前我国消费率降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而与此同时，投资率、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却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这对国家经济发展非常危险，因为对我国来说，内需拉动才是最重要的。” 日前，中共中央党校2006年春季学期进修一班学员的一项课题研究成果指出，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相当不均，更为严重的是起点不公平。根据该研究成果，目前中国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6，收入分配相当不均。 唐均研究员说，如果考虑居民个人财富差异的基尼系数，要比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还要高。不久前的一项研究表明，在2004年，占城镇居民20的高收入群体获得了城镇全部可支配收入的40强，而占城镇居民80的中低收入群体只获得了城镇全部可支配收入的60，收入分配严重地向高收入群体集中。 据曾参与分配制度改革问题调研的全国政协委员李永海等人调查，10的最高收入家庭，和10的最低收入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已经扩大到88倍。“这样的倒三角形结构显然不稳定，理想的应该是橄榄型：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都是社会的少数，而中等收入人群占社会的大多数。”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员高书生说。 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成为社会各界共识 收入差距拉大也给国家、社会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方说，影响了国家的安定团结。“这些年群体之间的信任度明显降低。一旦富人、官员出了事，网上舆论一片喝彩，这是不正常的。”吴忠民说。 此外，收入差距拉大也引发了社会安全问题，他说：“广州社会治安差就跟贫富差距过大有直接关系。” 尽管收入差距不是衡量社会公平的最佳尺度，但在吴忠民眼中，这却是衡量社会公平的最直接的尺度。他认为，我国收入差距已经迈入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行列。 目前，中国社会不和谐现象时有发生，经济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失业、腐败、社会不公、贫富不均、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相对突出。种种迹象表明，贫富差距的加速扩大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亟待破解的难题。 正因为如此，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就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去年年底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百余名地厅级领导干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3的受访者表示，今年我国要特别注意解决好的问题，就是“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在2006年领导干部最关注的问题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以29.4的关注度名列榜首。 分配秩序比较乱，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咎于垄断行业 “目前分配秩序之所以比较混乱，很大一部分原因应归咎于垄断部门或行业的存在。”高书生说，不少单位自行设立了津贴、补贴及福利项目，这些工资制度外的收入名目很多，来源隐密，不易监控。很多垄断性行业中的普通员工，如司机、清洁工的收入，都远远高于劳动力市场的价格，甚至高于其他行业的技术工人。 他谈到，他在对一家银行进行调研时发现，由于银行走的是事业单位体制，其单位的司机月工资为2000元，而同期如果到市场上招聘一名司机，则只需提供1000元的月工资。 长期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高书生还介绍，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的收入分配改革，最初的考虑是为打破平均主义和“大锅饭”，选择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鼓励“效率优先”。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素质差异、资本占有数量差异、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区域差异等市场化因素便很快产生出初次分配上的差距。 他认为，如果说这部分差距是社会发展必须接受的“代价”，那么因隐性福利、行业垄断等产生的初次分配差距，与社保、税收等方面的政策失衡产生的再分配差距，则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非议。 唐均研究员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这些具有垄断地位和性质的单位，不仅自己给自己提供过高的福利待遇，比方说电力部门职工免费用电、交通部门职工免费坐车等等，而且这些单位利用垄断地位，几近蛮横地获取超额利润，而不经讨论和公示。就拿此次五大商业银行联手收取跨行查询费来说，根本就不理会社会舆论的反对。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因为要使用这些垄断资源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他们原本就不富裕，因此又要多支付额外的费用。 我国在基本民生的投入占GDP比例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 目前，国家仍缺乏兜底儿的东西。“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吴忠民说，老百姓本来钱就少，由于没有社会保障，就更舍不得花钱。我国居民储蓄量一直上涨，就是因为人们只能自己给自己保障，不敢消费。 李永海委员特别提到了下岗职工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他说，这些人在为国家奉献了大半辈子后，很多人在生命的中晚期成了彻底的“无产者”，加上社会保障没及时跟上，成为这个社会向贫困滑行最快的人群。 “限高的东西也没有。”吴忠民说，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让大多数中等收入者、中低收入者缴税，而理应多缴税的高收入者却缴税很少。 “还有就是没有规则，潜规则盛行。”吴忠民觉得，现在很多行业都是这样，没有固定的规则，往往是谁的实力强大，政策就对谁有利。 其实邓小平当年提出两个战略构想的时候，已经发出警告：“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尽管对于我国目前是否出现两极分化，学界还有争论，但事实却是，收入差距正在越来越大。 “可以说，政府一定程度上对邓小平的第二个战略构想重视不够。”吴忠民说，这个追求公平的第二个战略构想是有时间表的，也就是在20世纪末就要开始。 吴忠民认为，改革的大方向无疑是必须要坚持的，但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必须正视，“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改革，以不成功为多数。”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住房的改革也在其中。 吴忠民曾经测算过，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我们比欧美发达国家低也就罢了，但比非洲那些贫穷国家还低，就说不过去了。” 政府要在收入分配中肩负起应有的责任 在今年的两会上，李永海委员说：“政府要在收入分配中肩负起应有的责任。” 李永海说，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费用的急剧增长是制造贫富差距、加剧社会不公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和弱势人群，更是饱受其苦，如何快速构筑起一道社会保障屏障，保护低收入家庭不被拖垮，更是政府当下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建立初级的社会保障体系、使税收政策落实到位、建立各种规章制度，是吴忠民对收入差距过大开出的药方。但是，这些药方，都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支持。 据介绍，美国在1935年、英国在1945年相继建立了初级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目前的公共财力已远远超过当时的美国和英国，是有能力建设初级社会保障体系的。”吴忠民说，这个初级社会保障体系低标准、广覆盖、有实效，能够覆盖所有农村、城镇所有劳动者，而政府只需要投入3000亿元就够了。“要知道，去年我国财政收入已经达到3万亿，是完全有能力做到的。” 吴忠民认为，在调整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提高高收入者缴税比例的同时，还要出台一些辅助措施，如增设遗产税、建立各种类别的慈善基金等。 “目前人们对行业垄断怨声载道，只要建立了规章，这个问题便能解决。”吴忠民认为，政府对垄断行业的调节不成问题，怕的是政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吴忠民解释，某市移动公司的老总曾向他诉苦，其实他们很想把价格降下来，但无奈当地发改委不同意。“在这个问题上，政府角色是缺位的，有时候甚至错位。因为通过行业垄断，地方政府能够增加税收收入。” 全国政协委员孙继业说，收入分配问题，实际上是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公平和效率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必将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为了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最优平衡点，求得社会和谐，需要在政策上有所调整。要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加快推进电力、石油、铁路、民航、电信等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强化垄断收益分配管理，调整垄断行业的利润分配制度，建立垄断超额利润上缴制度，将垄断利润收归国家财政。 唐均说，我们要进一步走向2020年“全面小康”的目标，就必须运用社会政策和社会立法的手段，进行必要的利益调整，其中当务之急就是收入分配调整，重启分配制度改革的大幕。中国贫富悬殊加剧收入差距12.66比1 （综合讯）中国政协新闻网报道，中国贫富悬殊加剧，贫富差距从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现在的12.66：1。 中国政协第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期间，赖明常委指出，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致使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主要表现在贫富悬殊、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不断扩大。 赖明指出，贫富悬殊的距离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12.66：1。城乡居民收入，从1998年的2.52：1，扩大到2008年的3.31：1。中西部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电力、石油、金融等行业收入，远远高于中国全国平均水平，差距高达10倍。 赖明分析差距扩大的原因，国有垄断企业地位的增强，压缩了中小企业生存空间；政府实际收入较高，企业负担重；税收逆向调节，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比重由10年前的49%增加到60%。；一些宏观政策也有待调整，东西部价格差距，使中西部获得公共设施投资少。人民网北京1月4日电 （记者邢正）4日下午，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袁绪程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时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存在四方面的原因，缩小差距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袁绪程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差距确实有扩大的趋势，这个趋势应当受到重视，要采取措施来缩小收入差距。但收入差距同平均主义相比，是一个进步。袁绪程同时指出，党和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缩小这个差距，但是，缩小差距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不能一下子就缩小。袁绪程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存在四方面的原因：一是收入分配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要素参加了分配，掌握要素的人或者素质高的人、本事大的人的收入提高，这是合理的。二是权钱交易的问题，权力市场化使得一部分人富起来了，这是不应该的。三是由于垄断的经营，垄断部门的收入一般要比非垄断的收入高二至三倍。四是体制上的原因，公共资源的分配通过行政分配的较多，使得分配不均衡，不能均等化。一般来说，我国的收入差距有城乡的收入差距，东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等。中央党校报告：国企员工收入“冰火两重天”建议对垄断行业进行综合治理，抓紧取消行政保护中央党校第40期省部级进修班一份课题报告提出，当前国企一般员工收入畸高畸低，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并建议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根治收入过高问题。题为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考的这份报告，从中央企业近三年来收入分配的结果入手分析，认为央企员工平均工资递增速度最快，行业工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经营者平均年薪与员工平均工资的倍数维持未变。这份报告的课题组长是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何家成，其成员包括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刘永富等。报告引用了一组数据称央企员工平均工资递增速度最快值得重视。“十五”期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年递增14.4%，其中国有单位在岗职工的递增15.1%。而20032005年，央企员工的年平均工资递增16.8%，是最快的。2005年，央企资产比较集中的27个主要行业，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差距倍数，从2002年的3.5倍扩大到2004年的6.4倍，最高的是服务业，平均工资7.2万元，最低的是纺织业，平均工资1.1万元。课题组认为，当前国企收入分配比较突出的矛盾之一是一般员工收入畸高畸低，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总体来看，近三年来国企员工平均工资增长是较快的，但“平均数”掩盖了矛盾，目前主要矛盾集中在“高”、“低”这两头。其中，高收入群体核心问题在于垄断行业。从行业收入统计分布看，人均收入排前10位的多是垄断行业，而排名在后的行业都是竞争较充分的行业。“我国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主要不是来自这个行业人力资本平均水平，也不是来自他们的努力，而是来自于垄断。”报告这样写道。而从低收入群体来讲，突出问题是“两低”。一个“低”是指国企非正式职工的收入低。非正式职工包括劳务工、农民工，但主要是指农民工。另一个“低”是指退休职工、下岗职工的收入低。报告指出，在国企，对农民工不是实行按劳分配、而是按身份分配的情况比较普遍，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十分严重。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同样是一个电梯工，正式职工每月高的可拿3000元，农民工低的只有600元。对此，课题组建议，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根治收入过高问题，根本问题还是要取消行政保护，并对垄断行业进行综合治理。除要严格执行即将出台的名义工资总额控制制度外，还应抓紧取消行政保护，实行行业工资分类调控制度，强化审计。他们建议，加大利税调节力度，在实行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中，对于垄断企业利润，应提高上缴国家的比例；在税收调节方面，对垄断行业加征或提高利润特别调节税。建立严格的披露制度。首先在垄断行业要向全社会公开披露经营班子和全体员工的收入，增加透明度。报告同时指出，经营者收入高低缺乏依据，按要素分配改革远未到位也是一个突出的矛盾。课题组建议，对国企收入分配宏观调控的重点，应放在收入“高”、“低”这两头。对经营者的高收入不能简单限制，而应推进市场化改革，推动贯彻按要素分配原则；对一般员工中的低收入者，包括农民工、退休职工、下岗职工等，都应着力提高他们的收入。提高劳动者工资告别国富民穷 新华网5月14日电 (记者 张泽伟)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司司长邱小平5月14日在天津表示，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将采取推动落实最低工资指导制度、建立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五项措施提高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收入，促进劳资和谐。 联想到不久前国家发改委要求降低高中择校费直至完全取消高中收费，我认为中央的决策者已经充分认识到提高普通劳动者工资和国民基本素质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性作用，并且打算用实际行动逐步推进之。这是一个好现象，意味着“廉价劳动力”时代开始终结，中国式“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始启动，虽然尚缺乏一个整体的计划和完善的配套方案。 前车之鉴在此：我们今天的时代与日本上世纪60年代有不少相似之处：劳资关系紧张，产品大量积压，文化消费水平极低，失业率增加。60年代初，日本政府公共开支平均每年增加25%左右；在减税方面，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扶值公债和公司债的债券市场。日本196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395美元，1961年开始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8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7142美元，一跃而超过美国，除了衣食住行在亚洲人中水平最高，教育的普及率也非常高，高中升学率90%以上，大学升学率34%以上，报纸消费量也比美国还高，1亿多人口的小小岛国，如今却有多份发行量超千万份的报纸。中国改革开放也30年了，生产了占美国30%的消费品，但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4%。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走的都是高增长、高能耗、高污染、高税收、低工资、低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的道路，“国富民穷”的特征日益明显，后继乏力的本质日渐突出，并以公民普遍的“过劳”和环境普遍的恶化为表征。中国经济基本面表面风平浪静甚至高歌猛进，实则大有隐忧。因此，即使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角度，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和普通职工的工资收入水平，也已经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在这方面，后起之秀印度已经在和我们进行一场“龟兔赛跑”和龙象之争。全球著名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翰威特咨询公司2005年底公布的一份年度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印度再次成为薪酬增幅最大的国家，高达13.9%，高出中国一倍。2005年中国整体平均薪酬水平增长6.6%到8.9%。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工资增幅还要跟GDP增幅做比较。美世咨询的调查表明，在过去5年中，印度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为115，而中国为75。而同期GDP的增长，中国一直维持在两位数，这两年宏观调制后有所下降，但2004年仍维持在95的水平，今年前三季度也在9%的高位；而在印度历史上，增速只有三次超过8。它说明中国的薪酬增幅远低于GDP增幅，而印度正好相反。这是一个质的不同前者意味着国民创造的财富绝大部分进了国家财政和资本家的腰包，GDP增长得越快，普通劳动者相对越穷；而后者则意味着GDP增长大部分直接造福于民众。前者藏富于民，后者则富国寡民。 中国工资的基本面有四大特征：一是工资增速总体上低于GDP增幅，更低于财政收入增幅；一是行业差距巨大；二是中国大陆的薪酬大部分向高层管理者倾斜；四是工资的身份歧视极为明显。一项调查表明，我国国企经营者年薪是员工平均工资的13.6倍，最高差距达50倍以上。中央党校第40期省部级进修班一份课题报告提出，当前国企一般员工收入畸高畸低，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2005年，央企资产比较集中的27个主要行业，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差距倍数，从2002年的3.5倍扩大到2004年的6.4倍，最高的是服务业，平均工资7.2万元，最低的是纺织业，平均工资1.1万元。近三年来国企员工平均工资增长是较快的，但“平均数”掩盖了矛盾，目前主要矛盾集中在“高”、“低”这两头。从行业收入统计分布看，人均收入排前10位的多是垄断行业，而排名在后的行业都是竞争较充分的行业。而从低收入群体来讲，突出问题是“两低”。一个“低”是指国企非正式职工的收入低。非正式职工包括劳务工、农民工，但主要是指农民工。另一个“低”是指退休职工、下岗职工的收入低。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同样是一个电梯工，正式职工每月高的可拿3000元，农民工低的只有600元。（2007年3月2日第一财经日报） 在这样的工资结构下，提高普通员工的工资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无论是平衡税收与工资的关系，还是打破和平衡垄断行业的收入，还是均衡国企管理者与普通员工的收入，还是破除全国范围内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都非市场所能为。能够在多大幅度上提高和均衡国民工资收入，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我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的创造力、竞争力最终要落在这个国家的公民个人身上。个人才是最小也是最顽强、最有活力的经济体。民为邦本，民强则国强，民富则国富，民弱则国不可能长久强盛。检验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康，我以为必须引入两个新概念：一个是薪酬增长率适当高于GDP增长率的概念，另一个是薪酬结构公平的概念。 据悉，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日前发布2007年度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要求全市企业参照3%为涨幅的“下线”，给包括一线职工在内的劳动者涨工资。根据相关文件，上海2007年度企业工资增长的平均指导线为9%，上线为12%，下线为3%。个人认为，像这样的涨薪标准就是“失败”的。首先，它没有确定薪酬涨幅高于GDP的标准，其次，它没有确定低收入阶层涨幅必须远高于高收入（特别指管理层）阶层的公平标准，将使更大的不公平隐藏在“平均涨幅”的歌舞升平中。 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特征与原因衡以及由于利益格局失衡引致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大量出现。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不断加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不仅已经开始构成当今中国社会诸多社会问题的基本背景，而且通过抑制需求，开始成为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