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版四书体注》赏析-关于铜版整版印书的探讨.docx

《铜版四书体注》赏析
关于铜版整版印书的探讨

十年前，我在为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安装调试卫星接收传送电视节目的小网络时，听村支书说到，本村有一位年过古稀的村民，其先父是一位有名的山村私塾老先生，留下了一筐古旧书籍。村干部知道我是古籍书收藏爱好者，特别热心地带我到这位老先生家中。这位姓刘的老先生得知我是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后，开口就豪爽地将家中保存的一筐古籍线装书全部相赠于我。我十分感激，将随身所带的千余元现金全部掏给他，他再三推让之后，仅收下一张百元现钞表示一下意思，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山区人民的纯朴、率真之情，至今难以忘怀。
归来之后，我将书籍整理置诸书案，再仔细品赏研究，不禁喜出望外，这些书中有福州集新堂藏板古籍线装书《监本四书正文》、《监本春秋》、《监本诗经》（图1），有元滑寿注明吴郡薛已校《薛氏医按-难经本义》（图2），有清康熙宛陵孟浩书于酣山堂《雪心赋正解》全三本共四卷（图3），有康熙朝林云铭编郁郁斋藏板《古文析义》（图4），清康熙十八年刊行圣叹外书、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四大奇书第一种卷之x》（三国演义）五本40卷（图5），清康熙壬戌岁阳月、休宁汪昂辑《医方集解》上、中、下三卷全（图6），乾隆癸巳年新刊付其山堂内编，闽三山黄元俊惕三纂编《四书心印》（内有张廷玉等八位名人题写书法序言）（图7），乾隆三年孙埏编辑修文堂梓行《初学行文语类》（图8），乾隆四十七年吴航野客、经水箸散人评点《驻春园小史》（图9），乾隆年版《随园诗话》、《随园诗话补遗》（图10），嘉庆辛未年仲夏镌集古堂发兑《礼记集说》十卷共十本全（图11），还有《铜版四书体注》苕溪范翔紫登参订道光酉丁年孟春新镌35×18厘米特大开本，集古堂藏板，一函六册全（图12），《铜版四书体注》苕溪范翔紫登参订光绪丁亥年孟春新镌28.5厘米×17.5厘米开本福州宏文阁藏板（图13）（内印版同上一函书只是开本略小、纸质不同）。还有许多是手抄本、石印本线装书……

此次的山村之行，大大地丰富了我的古籍书收藏的库存，特别是其中《铜版四书体注》道光酉丁年白纸特大开本一函线装书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在我的古籍收藏中，以前尚未看到过标注有铜版印刷之类的古籍线装书。我所参阅的古籍资料和实物中，也是第一次发现一函六册特大开本的铜版雕板印刷的古籍书本。带着这些疑问，我认真地翻阅研究了古籍版本学和中国印刷术之类的著作和资料，由于笔者家住福建省闽清县城小城镇，受客观条件限制，手头可参考的资料有限始终未能找到确切的答案。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2年笔者在《大学图书馆学报》2002年第三期上有幸拜读了东北师范大学信息传播与管理学院纪晓平老师的一篇论文《近代中国的铜版印刷术》。这篇文章通过列举有力的事实，阐述铜版印刷术在中国古代产生的过程，证实在中国近代，铜版印刷术仍在广泛应用和不断改进与发展，从而说明了铜版印刷术在中国近代图书出版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以及铜版书的珍贵。文章指出“在中国近代图书史的研究中，有个被人忽视的问题，就是铜版印刷术。中国近代图书出版业，虽然铅印术占主导位置，但铜版印刷术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往学者在论述铜版印刷时，大多只论及明代和前清，而忽略了晚清以来的近代铜版应用和发展状况。”文章还列举了我国古代雕刻铜版的实例，“更值得重视的是雕刻铜版，在我国宋代已经发明应用。1952年上海博物馆陈列一件珍品，其说明书写道：在宋代，除了雕木板印刷图书以外，也已能雕铜板，以便大量印刷之用。例如商店广告和国家纸币的印行，往往是用铜版的。宋代文物遗存证明了铜版印刷术的应用。此外，其他有关学者也说铜版印刷在北宋已得到普遍应用。元代继续应用雕刻铜版。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初，钞印用木为版，十三年铸铜易之。”说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1276）用铜版印刷“至元通行宝钞”。元代不仅有王桢创制的木活字，而且应用了铜活字，如元代元统元年（1333）印制了一部《御试策》，就是用铜活字印刷的教材，也是中国古代最早的铜活字印本。可见，元代雕刻铜板与铜活字印刷术并用。文章还指出，1862年，太平天国重要文件《太平天日》居然也是“钦遵旨准刷印铜板领行”。这种铜版印书成为近代革命史的珍贵文物。文中还详细描述了雕刻铜版到印刷成书之技术及过程。中国人王肇鋐去日本留学写了《铜刻小记》书中说：“刻铜之法，创自泰西，行诸日本。镌刻极精图式，宜取诸此。虽细如毫发之纹，亦异常清楚，其免燥湿伸缩之虞也，胜乎木刻：其无印刷模糊之病也，超乎石印。”他在肯定雕刻铜版的作用后，概括了雕刻铜版工序：“先磨版，次上蜡，次构图，次上版，次刻蜡，次烂铜，次修铜。法以平薄铜版，用坚木炭磨净，将版在炭火上微烘，擦以黄蜡，软毛板刷刷匀之，阴凉数时听用。”接着他画了十一幅刻铜用的工具图，然后具体描述了十四道工序。这样的铜版印刷地图，每日可印二百张至三百张。文章最后指出“综上所述，铜版印刷术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占有不可轻视的地位。铜版和铜活字印刷刻字精美，印刷质量好，向为藏家重视。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以铜作印刷材料造价高，成本昂贵，除官局以外，仅为富商可为。因此，铜版书极为珍贵，在近代中国铅字版畅行情况下，铜版书更为罕见。”看完这篇文章使我深刻认识到，铜版印刷在中国图书出版史和中国印刷术中占有的重要地位，我的这两函铜版书的发现可能打破版本界专家认为铜版印刷书籍不大可能的神话，成为国宝级珍罕品。纪晓平先生的文章美中不足之处，在于缺少前清及晚清时期铜版印刷书籍实物举证，笔者的这两函《铜版四书体注》古籍线装书正好填补了这个实物的空白。
《铜版四书体注》两函书牌子上都注明了“苕溪范翔紫登参订”，“时皇清康熙岁在壬申（1692）小春毂亘苕溪后学范翔紫登氏题于西郊之漱芳轩”。文章中“雍”字不避讳，也说明本书是在清雍正朝之前出版的。说明这两函书是清康熙的原版本，后加上重版书牌子翻印本。无独有偶，笔者2008年9月在互联网上发现了康熙壬申年原版的《铜板四书体注》学源堂藏版（图14），在拍拍网上拍卖，并以300元的价钱买下，就这样本人幸运地拥有康熙、道光、光绪年出版的《铜版四书体注》共三套，也证实了前清至晚清铜版雕版印书没有中断过，这次笔者拍到的《学源堂铜板四书体注》一书，是本人发现清朝最早的铜板印刷古籍书本的实物。这三函古籍除了书牌子外其他内容、版面完全一样，现以道光版《铜版四书体注》为代表介绍给读者。
《铜版四书体注》苕溪范翔紫登参订（范翔字紫登，是清康熙朝著名的学者），道光酉丁（1837）孟春新镌，字遵部颁正韵，校对无讹，集古堂藏板（以上是书牌）一函六册全，目录内容如下（图15）：
第一册：版记（书牌子）、序言（例言、眼目）、大学、中庸。
第二册：论语（卷一至卷五），卷一（学而、为政），卷二（八佾、里仁）
卷三（公治、雍也），卷四（述而、秦伯），卷五（子罕、乡党）
第三册：论语（卷六至卷十），卷六（先进、颜渊），卷七（子路、宪问）
卷八（卫灵、季氏），卷九（阳货、微子），卷十（子张、尧日）
第四册：孟子（卷一至卷三），卷一（梁惠），卷二（公孙），卷三（滕文）
第五册：孟子（卷四至卷五），卷四（离娄），卷五（万章）
第六册：孟子（卷六至卷七），卷六（告子），卷七（尽心）。
这函古籍不仅写刻精良，纸墨俱佳，风格独特，校勘精审，笔者曾认真从头到尾逐字查阅，未发现有漏字、缺字或印刷不清晰之毛病。本书的最大特点是特大开本，尺寸为34.5×18厘米，一般说如此大开本的书都是很有价值的好书。笔者以前还从未见过如此大开本的古籍书。该书另一大特点是用纸考究，色白坚韧，细密而光滑，苦竹斋主在《书林谈屑》[来自WwW.lw5u.Com]一书中说：“清代印书，上焉者用开化纸，色白而坚韧细密，表面光滑。”据传说，洁白如玉的开化纸因产自浙江省开化县而得名，在清朝这种纸是上等纸，其他纸是无法与它匹敌的。用开化纸印出来的书，黑白相间相当的美观，很受藏书家的青睐。
该书还有一个特点是，版面刻字紧凑，空隙间隔极小，字与字之间笔画互相延伸至内部，如图16，“大学”第九页中的“一家仁一国兴仁”的“一”字和“家”字，左右宽度是一样，上下高度不一样，“家”字所占的高度是“一”字的三倍，其中的“仁”字一撇已延伸到“家”字中间，后一个“仁”同样也延伸到“兴”字内部，上述现象到处都能见到，以上特点说明了本书是铜版整版雕刻印刷而不是铜活字排版的书。版面紧凑，间隔小是为了节省版面的用料，是整版铜版印刷的特点。
近几年来，笔者一直关注着铜版印刷古籍书本的信息动向，在2004年后，有关介绍铜版印刷古籍之类的文章开始在媒体上陆续出现。
2004年1月14日，《收藏快报》首先发表了安徽何文秀的文章《不是明刻，胜似明刻》，指出《铜版四书人物备考》清乾隆年新镌的古籍书，“这部古籍之所以珍贵，其闪光点不在于是否明刻本，而在于它独特的印刷工艺。在几千年的中国印刷发展史上，雕刻印刷占据了极其重要位置，而雕刻印刷中，除了人们熟知的木刻雕板外，还曾出现过两种以磁（瓷）版、铜版等硬质材为雕版的印刷工艺。”“古籍封面书牌明确注明‘铜版’，仅此一项蕴含的艺术价值和工艺上的代表性，就非一般善本古籍所能比拟。”文章最后指出《铜版四书人物备考》“是一件比普通明刻本更为珍贵的稀见铜板雕印古籍。它作为目前国内唯一见诸于报刊媒体的铜版雕印文字类古籍，值得收藏界、图书版本界对其作更深入的研究。”
该文一针见血地指出，铜版印刷古籍是真实的，并有存世的实物为证，它以有力的证据反驳了版本界权威专家李致忠在其《古籍版本知识500问》一书中，关于“印刷史上有过铜版印刷吗？”“真正镌造或刻铜版用以印书，我以为不太可能。因为铜[来自www.lw5U.coM]版的造价太高了技术上也有不少难题。”这一问题。
2004年2月25日《收藏快报》发表了赵仲达题为《是铜板还是铜活字板——关于对<铜版四书人物备考>的再认识》一篇文章，指出铜版印刷的古籍印本，有整版本和活字本印刷之分，并总结了区分之六点经验，还指出铜版整版印刷的古籍，比活字本存世要少，更为珍罕。文章最后呼吁：“综上可以初步鉴定，《铜版四书人物备考》是一部真正的铜板，而不是铜活字印刷的古籍，同时对于可能存世的晚清铜板印本，在时间上又大胜了一筹，但愿经专家不断深入研究，定能使它展示珍品、罕品面目，使之成为目前存世最早的一部铜板印刷的文字类古籍而载入史册！敬请各位专家继续不吝指教。”在此特别指出，笔者近日在网上拍到的《学源堂铜板四书体注》一函六册古籍本是康熙壬申（1692）出版，较之上文介绍的《铜版四书人物备考》一书时间更准确更早。
2005年4日27日《收藏快报》上又登出了俞智者的一篇文章《珍罕的铜版古籍》，文章图文并茂，指出：“去年仲秋本人翻阅古籍，无独有偶，在古籍中竟发现了两卷《增补四书人物备考》系乾隆六年新镌，作序是康熙重臣陈仁锡所题，本人发现此书有许多的整版铜版印刷的特征。这是一份我们祖先古代研究太空的重要资料，现将书牌序跋缩印刊出。以供同好研究探讨观赏。”
2006年12月26日中华收藏网登出一篇文章题为《铜镂板古籍（铜版书经体注）》，该书一函三册6卷，作于雍正乙巳（1725）春。作者指出“该书第一册卷首标明为‘铜板书经体注两仪堂藏板’。经考证两仪堂为明清江西金溪的一家地方著名书坊，而铜板印刷是该书坊的一大特色。”文中还列举了很多铜板整版印刷的特征来证实本书不是铜活字印刷，而是“雍正年镂铜板印刷的古籍版，弥足珍贵。”
除了收集查阅上述资料及文章外，我还花了不少时间高度关注有关铜版书方面的信息，现将有关信息记录整理如下：
一、《铜板四书补注附考备旨》为四书讲义书，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仲春出版，松盛堂藏板，开本26.2×17厘米，仅存《大学》二卷，《中庸》一卷，漯河市史志档案馆藏书。
二、《铜版四书遵注合讲》为四书讲义书，清道光癸巳年（1835）版姑苏会文堂梓，开本28.5×17.8厘米，6册全，四川成都潭云兵先生共收藏两函一样，欲公开出让其中一函。
三、《增订铜版诗韵集成》光绪乙酉年（1885）版，四册全，山东潍坊泉友小健在互联网上公开拍卖。
四、《铜板诗经》清中期版，四册全，大字洪武正韵巾箱本，山东济南承中堂书。
五、《学源堂铜板四书述要》六册全，清中期版，山东潍坊泉友小健藏书。
综上所述，笔者所收集到的有关铜版印刷古籍的信息，使本人对清代铜板印刷书籍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从中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在我国印刷史上确有铜版整版印刷书籍的存在，进一步证实了明代及前清到晚清，铜版印刷的发展和应用，这个关系到中国印刷史上的大课题，希望有关部门及专家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还历史一个真面目。笔者在摸索探讨的过程中，还发现清代铜版印刷书籍，主要是印刷发行有关四书五经之类的书籍，很少有其他内容的书，也许是四书之类的书需求量较大，要采用铜板印刷才能印刷出更多的书以应要求。还有一点，清早期的铜版书牌上印刷标明绝大部分是“铜板”二字，而清中期到晚期的铜版书标明的是“铜版”二字，而且印刷更规范，书牌子首页是另用一张半透明有色的薄纸印刷，有“字遵部韵，校对无讹”字样标明，从本人发现的铜版书中，可以从清嘉庆朝为界来区分，以上仅是本人拙见，敬请专家各位同好不吝赐教为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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