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人事制度改革.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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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干部人事制度是指党和国家关于干部人事工作的规章制度的总称，包括干部人事管理体制和干部人事管理的具体的规章制度两个部分。改革创新是干部人事制度的活力之源，生命之本。今天我想通过对干部人事制度建设历史沿革和现状的分析，探讨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二十一世纪，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供大家参考。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历史条件 （一）古代人事制度“变则兴”的启示干部人事工作在古代又叫用人治事，是古今中外都很重视的问题。我国古代政治家议政、学者论政，都把用人治事当作主要题目之一加以研究。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讲用人治事的占了很大比重，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古代人事制度和古代官吏制度。像三国志、三国演义，还有资治通鉴等，都对怎么招贤纳士、识人用人，作了精辟的论述，留下许多千古流传的佳话。并且，在夏朝就有掌管人事的专职机构和官员，到隋朝，这种机构已基本定型，叫吏部，位置排在当时的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之首，民间称其为“天关”。从国外看，具有现代意义的人事制度是资本主义进入成熟阶段以后，以实行公务员制度与行政学研究为标志，大约有100多年。1865年，德国学者最早提出行政学，后来美国的帕金森把它推向了极至，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几个著名定律。开始时行政学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此后逐渐分离出来，变成一个独立学科，叫行政学和公共行政管理，人事行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行政学学派很多，众说纷纭，但每一个学派都很重视发挥人的潜能，提高效益。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要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西方国家当然都有专门管理人事工作的机构，有的叫部，有的叫委员会，有的叫署，如美国叫人事总署，加拿大是公务员委员会，日本叫人事院。纵观我国几千年历史，有两条主线，那就是变与不变。提倡变者的口号是“变则兴，不变则亡”，坚持不变者的理由是“祖宗之制不可变，祖宗之法不可移”。作为后人我们去看古代，变与不变的利弊当然已经很明了。一个朝代因为实行变法而果真图强了的莫过于秦朝。在战国时代，秦原来是一个很原始、很落后的诸侯国，根本不足其它六国挂齿，但从商鞅变法开始，在不到几十年的时间里，它发生了迅速而又深刻的变化，先是一跃而为七国之霸主，其后再跃而消灭其它六国，统一中国。一个朝代因为墨守成规而灭亡了的莫过于清朝。清朝来源于一个没有成规的新兴民族，建立大清王朝后，它在废旧举新的过程中也确实保持过相当长时间的欣欣向荣景象，但是到了晚期，它那些曾经属于新的范畴的东西逐渐变得旧起来了，但它还当稀世传家宝抱着不放，以至有言变法者杀无敕，于是，把中国带向了落后、挨打的苦难深渊，它本身也很快衰败、灭亡。我们看中国历史版图的变化，有一套书是毛泽东在世时提议搞的，叫中国历史地图集(陈宝骧主编)，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三个时期中国的疆域最大，一隋唐，二元朝，三清初。这都是由于变革，国家的强大而带来的扩疆。当然，古人讲的变法是个大概念，包括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和各种规矩、规定，但勿庸置疑，在那个以人治为核心的社会里，人事制度必然是所谓“法”的核心。（二）党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创新的成功经验我们党的干部人事制度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改革与创新。总体说三大段，第一段：新中国成立前28年，党对干部人事制度进行了认真探索，从起步到逐步发展，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干部人事制度。第二段：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30年，党对执政条件下干部人事制度建设进行了探索，有经验，也有深刻教训，初步形成了一套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制度。第三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7年，党对不合时宜、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干部人事制度进行了改革和创新，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干部人事制度正在逐步形成。革命战争年代有过三次重大的干部制度改革，或者说是三次重大的干部路线调整。一次是国共两党合作初期，我们党在三大上作出了共产党员因工作需要且经组织同意后可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内担任职务的决定。这个决定一作出，顿时给国民党输入了大量骨干力量，把整个国民革命推向了高潮，直接推动北伐的胜利。一次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毛泽东同志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作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判断，并以此作为干部路线的理论依据，把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视为革命最可靠的同盟军，发动了以农民为主体的第一个革命起义，建立起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及其干部队伍，使得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出现了又一次高潮。再一次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根据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再次作出重大的干部路线调整，进一步放宽了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党和根据地干部的条件，吸纳了一大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后来亲切地称作“三八”干部，也使得革命圣地延安一时被喻为红都，与红军时期的干部相比，“三八”干部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他们经过革命战争洗礼后，多数成为了建设新中国的领导中坚。从这三次干部路线的调整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我们党善于把握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并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作出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调整，我们党才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夺取革命胜利。我们的干部人事制度建设，也从无到有、从零散到系统，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建国以后，我们在组织干部人事方面继承了革命战争年代这一改革创新的好传统，特别重视组织路线的建设和干部人事制度的建立，并不断地对组织路线、干部人事制度进行修改、补充、调整、改革、完善。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对组织、人事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改革。比较集中有五次：第一次，是1979年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针对当时的干部人事制度缺乏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淘汰办法，以及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等问题，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明确提出干部人事制度要改革，要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并指明改革的方向是“从根本上改革这些制度，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拔、任免、考核、轮换制度，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明确的规定”。经过各级组织人事部门的积极探索和大量工作，这期间确定了干部的“四化”方针；进行新老交替，解决了领导干部终身制问题，建立了正常的离退休制度；规定干部职数；实行聘任、试行选聘等。可以说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的需要，适应了中心转移阶段的改革、发展，是与中心的确定相适应的。第二次，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进行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组织人事制度改革。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明确了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五个主要环节。这五个主要环节与干部人事制度都有紧密的联系。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人事制度需要改革；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需要培养一大批的专业技术人员，需要培育人才市场；转变政府职能就要进行机构改革，配齐配强领导班子；工资分配方面，要进行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社会保障方面，要建立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所以说市场经济的五个主要环节，环环都与干部人事工作有着紧密的联系，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古人云：“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建立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大事，也离不开人，离不开组织人事工作。组织人事部门在这一深刻的变革中，一是确立了目标。这就是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建立一个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建立一个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充满活力的管理机制，形成一套法制完备、纪律严明的监督体系”。二是明确了原则。中发19954号文件，即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规定了六条原则党管干部的原则，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群众公认、注重实绩的原则，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依法办事的原则。三是提供了前提和动力。1993年10月1日中央正式发布并实施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这是推进改革、克服干部人事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弊端的一部重头戏。它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各有侧重、互相照应，一个侧重班子，一个侧重队伍。班子抓好了，才能带好队伍，队伍建设好了，才能选拔出好的班子。建立和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对保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优化、精干、廉洁、稳定，形成强有力、高效能的工作系统，卓有成效地管理国家事务，促进和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全面改革的顺利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第三次，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第三代领导集体发起、迈入21世纪的政治体制改革，它是以机构改革为先导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再一次深化，标志就是中央2000年初发布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纲要提出，到2010年，要建立起一套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相适应的干部人事制度，为建设一支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制度保证。一是建立起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有效激励、严格监督、竞争择优、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二是完善干部人事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有效调控的宏观管理体系；三是形成符合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同特点的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建立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四是健全干部人事管理法规体系，努力实现干部人事工作的依法管理，有效遏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五是创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实现人才资源的整体开发与合理配置。纲要在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方针原则，明确了党政干部制度改革、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是本世纪初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在总结两年多的改革经验基础上，2002年7月份党中央正式颁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条例是在1995年暂行条例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充分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了中央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新要求，吸收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成果，是党的组织工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重要成果，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规章，也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用人上不正之风的有力武器。这里着重谈谈它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成果的吸收。大家知道，扩大民主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要坚持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必须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条例就充分吸收了落实“四权”方面的重要改革成果。比如，对各地已经普遍实行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前公示制、任职试用期制等做法，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实行的考察预告、差额考察制、上一级党委全委会对拟任市地、县市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人选，实行无记名投票表决等措施，条例有的作出了明确规定，有的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这样就把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四权”的要求，用党内法规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具有了普遍的约束力。同时，对推进干部交流、加强干部监督等方面积累的经验，以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条例也认真作了吸收。 党的十六大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上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把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作为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强调要“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从而彻底打破了选人用人中论资排辈的观念和做法，也扩大了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四权”， 进一步促进了人才的合理流动。第四次，是2003年底，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召开，颁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从而拉开了一次范围更加广泛、影响更为深远的人才革命的序幕。人才工作决定是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作出的重要决定，对我国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的纲领。人才工作决定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人才工作，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于人才工作的全过程，作为衡量人才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成效的根本标准。二是把促进发展作为人才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三是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明确提出只要具有一定的知识或技能，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作出积极贡献，都是党和国家需要的人才；坚持德才兼备原则，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不拘一格选人才。强调人才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鼓励人人都作贡献，人人都能成才。四是根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认真吸收近年来人才理论研究和人才工作实践成果，认真总结新时期人才工作理论、机制、方法等方面的创新经验，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才工作的战略目标、重大任务提出指导性意见。五是着重解决人才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把工作着力点放在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上，在抓好三支队伍建设的同时，注重人才队伍建设整体推进和人才工作协调发展。第五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科学分析判断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从整体上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主要标志是2004年初中央集中下发的“5+1”法规文件、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和2005年4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于今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一是2004年4月经中央同意，中办下发了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等5个法规文件，与同年1月份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清理的通知，合并称为“5+1”文件。“5+1”文件的出台，是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步骤，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细化、补充和完善，有利于进一步拓宽选人视野，引进竞争机制，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有利于加强干部的监督管理，规范党政领导人才的正常流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有利于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防止和克服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有利于政企分开原则的贯彻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促进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有效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二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次四中全会在时机上有一系列的巧合。2004年是农历甲申年，是毛主席批示在当年的重庆新华日报上全文发表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60周年，也是毛主席为悼念张思德同志逝世而撰写的为人民服务发表60周年。同时，2004年也是我们党执掌新中国政权55周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里，召开专门研究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中央全会，并作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是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连接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于搞好党的建设。决定强调，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理论武装工作结合起来，同建设一支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结合起来，同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结合起来，同不断增强党的团结和活力结合起来，同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我们党要完成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的原则，坚持党政领导干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三支队伍一起抓，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来，使我们党真正成为优秀人才密集的执政党。决定就此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强调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适当扩大差额推荐和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严格控制选任制领导干部任职内的职务变动；强调抓紧制定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标准，完善职务和职级相结合的制度，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度，健全公务员制度等，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强调大力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特别是要培养选拔胜任重要岗位的年轻干部，有计划地组织和安排干部到艰苦地区、复杂环境和基层一线经受锻炼和考验，增进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提高领导工作的能力；强调按照政治坚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廉政、团结协调的要求，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强领导集体。要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完善并严格执行党委内部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独断专行，反对好人主义、自由主义；强调优化领导班子素质结构，形成合理的年龄梯次配备。重视县（市）党政领导班子建设；强调减少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充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决定还特别强调，要逐步加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之间的干部交流，优化人大、政协领导班子的结构，这有利于改变党委、政府工作是“一线”，人大、政协工作是“二线”的片面认识，真正把各级人大、政协领导班子建设成为精干、高效的领导集体。应该说，四中全会决定立意高远、主题鲜明，重点突出、内容丰富，论述深刻、措施有力，通篇贯穿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满了改革精神，反映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按照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治国理政的思路和方略，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全面总结党的执政经验、指导全党担当起执政兴国历史使命的纲领性文件，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求真务实、锐意创新的文件。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颁布和实施。公务员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干部人事管理的第一部总章程性质的法律，它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入了法制化的新阶段，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我国干部人事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要在第二个大问题具体讲述，在此就不展开了。（三）21世纪初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客观环境新一轮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面对的客观环境既非常有利，又异常严峻。一是国际环境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今世界，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潮流，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在继续发展，以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科技突飞猛进，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与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竞争，说到底是人才数量和质量的竞争，也是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机制的竞争。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这种竞争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将更加广泛和深刻。据美国财富杂志对全球最大的500家公司年销售额统计，控制着全球经济的近三分之一，这些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实力已远远超过其生意所在的许多国家，这些大公司把世界经济联成一个整体，它们跨越国界进行物资、产品、人才、资金的大规模交流，它们已在偷偷的更换国家的概念，也就是说历史走到了今天，传统的国家概念已经受到了冲击。就连战争的概念也要重新界定，美国9.11事件就打破了弱国无外交的传统定势，它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未来战争未必是国家战争形式，它的发动可以是一个组织或一个集团甚至是一个人，在特定的背景下用暴力的、经济的手段取得发言权。前一时期有一本很热销的书，超限战是中国的两位军人写的，讲的就是这个内容。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才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培养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和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专门人才、创新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近年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在加强国内教育和培训工作的同时，还利用自己的优势加紧了人才争夺，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争夺优秀人才。以美国为例，在电子行业中，外籍科技人员占企业科技人员的16；在59的高科技公司中，外籍科学家和工程师占90；在计算机领域的博士中，外国人占50以上。我们要缩短同世界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的差距，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有利地位，就必须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健康成长的机制和一整套办法，就必须制定和完善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使人才充分发挥作用的政策和措施。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深刻指出：“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他还提出，我们“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应该是百舸争流、人才辈出的时代”。当前，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从总体上讲，还明显滞后于整个改革形势的发展。这是客观事实，不承认、不正视是不行的。在继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要求我们尽快完善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相适应的干部人事制度，培养和造就一批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靠得住、有本事的新一代政治家，建设一支能够担当跨世纪重任的高素质干部人才队伍，为我国在未来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赢得主动地位。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日趋完善。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同时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在财税、金融、外贸、投资、计划、流通、分配等领域的改革取得重大进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等日趋多样化。这一切，都对作为上层建筑有机组成部分的干部人事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就要求进一步完善分类管理的干部人事管理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要求把竞争机制引入到干部人事管理中来，形成在竞争中选人才、定上下的新机制，等等。总之，要求我们及时适应这些新情况和新变化，通过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克服原有制度的弊端以及市场经济带来的某些消极影响，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符合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同特点的科学的干部人事管理体制。三是民主政治的日益成熟和深入人心。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中民主就是我们在政治上的追求。目前，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民主制度不断健全，法制建设逐步加强，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日益增强，干部人事工作中的群众参与程度也有了明显提高。比如，民主推荐、民意测验和民主评议，已经成为干部选拔任用的必经程序；公开选拔领导干部、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和党政机关干部竞争上岗，已经在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行。这些制度上的创新，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民主参与，是干部人事工作发扬民主、坚持走群众路线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方式。但是，干部人事制度还存在着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比如，有的选人用人透明度不高、视野不宽；有的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不认真、不严格；有的对干部选拔任用缺乏有效监督，对“一把手”的监督尤为薄弱，用人失误失察现象时有发生，等等。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加快，要求我们进一步扩大人民群众在干部选任工作中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增强干部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相适应的选人用人机制，进一步扩大民主，逐步实现干部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四是根治干部任用工作中的不正之风迫在眉睫。首先应该肯定，这些年来，干部人事工作坚持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持。但是，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还是屡禁不止，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一些地方，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封官许愿、拉帮结伙、任人唯亲的现象相当严重；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造假骗官等现象，触目惊心、发人深省。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牛马”案件和“田韩”案件，教训是极为深刻的。还有成克杰、胡长清等人从高级干部堕落为腐败分子，当然，主要是由于他们自己放松对世界观的改造，经不起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考验，但深刻反思起来，这也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我们在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和工作上存在的突出问题。群众对这些问题反应强烈，要求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呼声很高。必须采取治本之策，建立和完善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不断铲除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从根本上保证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廉政勤政。总之，处于大转折阶段的世界形势、处在大变革中的中国社会，强烈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又为我们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我们必须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大胆改革，勇于创新，促进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使广大干部及时得到必需的教育培养和实践锻炼，使不胜任现职和相形见绌的干部及时调整更换，进一步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格局经过90多年的实践积累，尤其是近30多年的改革探索，形成了我们党和国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格局：（一）改变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实行科学分类管理为什么要改变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实行科学的分类管理呢？应该指出，我国原有的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并非刚一实行就是一种弊端。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人事制度。在计划经济时期，政治经济体制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的条件下，干部人事管理体制必然也是集中统一的，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就是我们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应该说是今天繁荣的奠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由过去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干部人事管理体制也相应地加以改变。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现实情况的客观需要。再者，分类管理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管理的效能和科学化水平。管理是针对特定对象的管理，管理对象不同，管理方法也有所不同。只有根据不同管理对象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管理方法，才能保证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由此可见，实行分类管理势在必行。关于分类管理，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所谓分类，不是简单的“分家”或“分块”，把从事脑力劳动的干部，分成几大块，由不同主管部门，你管理一块，我管理一块。这种做法，属于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我们所说的分类，是根据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建立适应不同用人主体和人才特点的竞争规则或“游戏规则”。分类管理，就是根据各类机关、各类社会组织的工作性质、职业特点以及各类人才成长的不同规律，对现有干部队伍进行合理分解，科学地划分类别，形成基本原则相同、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并依法实行管理。改变管理对象庞杂、管理方式单一、管理制度不健全、用人缺少法治的状况，逐步建立起在党中央及各级党委统一领导、组织人事部门统一协调和指导下的分类分级管理干部的新体制。建立科学的干部分类管理体制，是社会管理科学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干部人事工作的领导，实现干部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促进各类人员的健康成长。从我国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的进程看，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要改变集中统一管理的状况，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改变用党政干部单一模式管理所有人员的现状，形成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围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人事管理体制，我国积极推行以分类管理为重要内容的人事制度改革，对过去大一统的“国家干部”队伍进行合理分解，将党政机关干部与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区分开来，分别建立各具特点的人事制度。原则上，机关干部实行公务员制度，国有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制和岗位管理制度。可以说，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本身就是推行干部分类管理的结果。实行分类管理后，要解决好分类管理与宏观管理的协调统一问题。各类人员可以有各自不同的管理办法，但涉及宏观管理的问题时，必须遵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如各类人员的工资形式可以不同，但总的工资水平还是由国家统一控制，不能悬殊太大，要有个大体平衡。再比如职称评定，要在国家统一指导下进行评聘分开，不能想怎样搞就怎样搞。还有职数限额、编制定员等问题，也要有一个限定。否则，乱增编制、乱提职级，就会越搞越乱，使改革前功尽弃。在人事管理方面，该下放的要下放，该集中的要集中，目前，集中的方面比过去大大减少，但这种集中应该是强有力的，否则就会造成各自为政，五花八门。要实行宏观指导下的分类管理，而不是脱离宏观管理的各自为政。实行分类管理，还涉及到管理权限的调整。对领导干部的管理，要按照下管一级的原则，来划分管理范围，各类人员要有各类人员的主管机关，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国家公务员的主管部门是党委组织部门和政府人事部门。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按照分工，共同负责公务员综合管理工作。根据我国的行政区划，公务员主管部门又分为中央一级、省一级、市（地）一级、县一级的公务员主管部门。乡一级不设公务员主管部门，有些省则有副省级的公务员主管部门。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公务员综合管理工作，地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务员综合管理工作，上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指导下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的公务员管理工作。而事业单位的职员（即各类管理人员），由上级主管部门管理；各单位的其他人员，要尽量扩大单位的用人自主权，实行全员聘任。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在管理权限调整以后，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由过去以微观管理为主，转向在搞好微观管理的同时加强宏观管理。这种宏观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干部人事工作的方针、政策、制度建设、检查监督和人才的需求预测及规划，等等。（二）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公务员”一词，是从英文Civil Service意译过来的。意指依法执行公务的国家行政官员或政府工作人员。国家公务员制度是指对国家公务员的权利、义务、职位分类与职责范围、考试录用、考核、奖惩、职务升降、职务任免、培训、工资福利、退休退职、人事管理等系统规定的总和，一般是以国家公务员法或各种单项法规的形式体现出来。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又叫文官制度，具有职务常任、等级森严、政治中立、制度完善等特点。这些特点导致西方国家文官队伍素质比较高、行政效率高、文官管理法制化。我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借鉴了西方文官制度的某些成功办法，同时又从我国国情出发，具有中国特色。我国公务员制度同西方文官制度有哪些不同呢？一是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西方文官制度，是在反对恩赐官职制和政党分赃制的条件下形成的，而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自我完善，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诞生的，是为了建立精干、统一、高效的政府工作系统而采取的一种积极措施。二是我国公务员制度产生方式、管理方式不同。根据职位的性质、特点和管理需要，将公务员职位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等类别；根据产生、任免方式及管理主体的不同，将公务员分为领导成员和非领导成员；根据任用方式的不同，将公务员分为委任制公务员和聘任制公务员，当然部分领导成员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而西方将随内阁共进退的一些高层人员排除在文官之外，政府换届，部长下台。三是我国公务员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公务员队伍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务员制度必须贯彻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公务员可以参加党派，但不存在政治中立问题。四是我国公务员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独立利益集团，每一个公务员都是人民公仆，必须努力为人民服务。西方的文官是一个单独的利益集团，他们同政府的关系是雇员与雇主的关系，文官工会为了文官的利益经常同政府谈判，并设有专门的机构调节文官集团与政府的关系。而我国的公务员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也不容许公务员搞特权。我国的公务员既是国家的主人，又是人民群众的公仆，他们是代表人民群众执行国家公务。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一切活动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五是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既要坚持依法治理，又要坚持党的领导，是党管干部与法制建设的有机结合。以公务员法颁布为标志，我国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已经13年。应该说，公务员法在暂行条例基础上有了新突破。暂行条例是18章88条，公务员法章数虽然没有增加，但条数增加了19条。公务员法共18章107条，内容丰富了很多。在暂行条例基础上，总结吸收了10余年来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的新成果，同时适应公务员管理、监督的新情况，在很多方面有了新的创新和突破，新闻媒体称为“亮点迭出，新意扑面”。主要包括：1、扩大了公务员的范围；2、创新了分类管理制度；3、建立了职务和级别相结合的制度；4、确立并规范了聘任制度；5、改进了工资制度；6、创新了晋升方法：明确了竞争上岗制度、党政领导职务公开选拔制度；7、完善了晋升程序：晋升领导职务的任前公示制度、任职试用期制度；8、规范了辞职制度：领导人员的依法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制度等；9、强化培训管理：培训登记管理制度；10、加强了权利保障与法制责任，等等。所有这些创新使公务员法洋溢着改革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关于分类问题我在前面讲过，由于时间关系，这里专门就范围问题再讲一讲：我国公务员法第二条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