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研究进程电子教案.doc

此文档收集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网站删除交易成本经济学：顺理成章的研究进程* 本文受益于我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事和学生就本文的一个早期版本所做的演讲，以及随后与Steven Tadeli进行的多次讨论。要不是因为（1）我在卡内基大学（其经济学和组织理论是合在一起的）的跨学科训练；（2）我在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它揭示出有必要在反垄断执行机构中将经济学和组织理论结合起来）作为主任特别经济助理的经验；以及（3）当我重回讲台后有机会和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们就这些问题展开详细研究，我深深地怀疑我是否会从事本文所描述的这一研究工作。奥立弗威廉姆森2009年12月8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讲我和其他学者一直开展的研究工作可以冠以多种称呼：“治理经济学”、“组织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本文第1节将会讲到，治理是一个很宽泛的（overarching）的概念，交易成本经济学则是把可操作性内容注入到治理和组织的方法。吸引我到这一研究议程的具体问题正是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所提出的谜题：当一个企业决定自己生产所需的产品和服务而非进行外购，其中有哪些效率因素在起作用？在第2节我要谈到，我1971年的论文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并且引发了随后逐渐被称之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后续研究。第3节我将陈述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初步成果。在第4节，我将对那些研究过程中出现的、要求“把有效治理逻辑推向终结”的那些问题与挑战予以简要分析。最后是结论部分。一、回顾哪怕不是更普遍地，至少对经济学家来说，如果，或者说，一旦治理和组织变得更容易分析，它们就是很重要的概念。正如本文所描述的那样，将可操作的内容注入治理概念，需要借助“契约”透镜（译者注：即分析工具），而非新古典的“选择”透镜来分析经济组织，需要意识到这是一个把经济学和组织理论（以及后来又把法律的方方面面）结合起来的跨学科研究议程，以及需要把迄今一直被忽视的交易成本引入到分析中来。其目标是有关经济组织的预测理论，而对纵向一体化之谜的研究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出发点。1.1 治理尽管微观经济理论教科书对善治（good governance）的概念未置一喙，作为20世纪上半叶重要的制度经济学家，约翰R康芒斯（John R.Commons）对经济组织做了如下阐述：“行动的基本单位必须在自身中包含冲突、相互依存和秩序三个原则。这一单位就是交易”（Commons，1932，第4页）。由此康芒斯劝告道，“经济学理论应该把交易及其规则、组织问题，以及使组织行为稳定化(的方式)作为中心问题”(1950,第21页)。这种对经济学的定义在两个重要方面不同于新古典的资源配置范式：第一，尽管康芒斯重视组织和连贯的契约关系，然而，资源配置范式关注的是价格与产出、供给与需求，而忽视了上述两方面；第二，经济学的价格理论方法成为了20世纪的“主导范式”（Reder,1999, 第43页），而制度经济学由于未能成功地推动大量提供预测与经验检验的实证研究而主要被归类到思想史范围（Stigler,引自Kitch，1983，第170页）。不管你是它多么忠实的拥趸，制度经济学“谈不上是成功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制度经济学缺乏好的思想。事实上，康芒斯的冲突、相互依存和秩序的三要素预示了本文所使用的治理概念即治理就是可以激发秩序，并由此缓解冲突和实现互利的手段。进一步说，交易成为了基本的分析单位。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随后区分了分析经济组织的选择“透镜”和契约方法“透镜”，他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专注于选择科学及与之相关的优化工具是“犯了错误”（1975，第225页）。如果“源自自愿交易的互利是所有经济学理解中最重要的基础”（Buchanan，2001，第29页），那么，契约方法“透镜”就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视角。过去35年见证了对使用契约“透镜”的不断增长的兴趣，这既包括强调事先激励安排的理论（代理理论/机制设计，团队理论，产权理论），也包括那些把主要分析放在事后的契约关系治理的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是一种事后的治理架构，它的分析重点放在康芒斯呼吁关注的那些交易上即那些连续的（细分的）交换关系特别重要的交易。这类交易的特征与简单市场交换（不暗含这类连续关系）的理想交易在法律和经济学上有什么不同呢？治理的结果又如何呢？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涉及到通过比较契约理论来重新表达经济组织问题，包括：（1）找出与各种不同的交易相关的关键特征；（2）对那些界定不同治理模式（市场和科层是其中的两类）的特征群加以描述；（3）通过诉诸有效匹配假说将这些部分结合起来，由此（4）可以引出各种预测并对之进行经验检验，以及（5）逐步得到各种公共政策结论。在此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找出行为人与契约相关的各种特征并加以详细说明。1.2组织关于企业的新古典理论把企业作为一个依据技术法则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黑箱来对待，正如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esetz）所发现的，这并非是一个万能的架构。这是一个“错误，如果把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企业与现实中的企业相混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使命是理解价格体系如何协调资源的利用，而不是真实企业内部是如何工作的”（1983，第377页）。尽管德姆塞茨并不认为经济学和组织理论应该结合起来，以形成理解真实世界中的企业和市场组织的合并效应，然而，我却意识到这是研究的需要，也是研究的机会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工业管理学院博士学习阶段（1960-1963）所受的训练。这一社会科学中不同寻常的跨学科研究计划认为，组织理论应该与经济学相互结合。 杰奎斯德雷兹（Jacques Dreze）表示“从（我访问卡内基大学）以来，我再也没有心智上如此兴奋的经历了”（1995，第123页），这代表了我的心声，我相信也代表了许多其他人的心声。出自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学生和教授这一小团体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包括赫伯特西蒙、弗兰克莫迪利安尼、默顿米勒、罗伯特卢卡斯、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和费恩基德兰德。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和理查德西尔特（Richard Cyert）在确立这一点上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 出自卡内基-梅隆大学教师之手、反映了经济学和组织理论特色的经典书籍包括人的模型（Simon，1957b）、组织（March和Simon，1958）和企业行为理论（Cyert和March，1963）。将有限理性、目标规范 一种引入组织考虑的方式是，用各种形式的“经理自主权”像销售最大化（Baumol，1959）、成长最大化（Marris，1964）或开支偏好（Willamson，1964）代替新古典的利润最大化假设，以此改变企业的目标函数。这种引入“真实动机”的努力产生了不多的预测，并且形成了很少的经验检验。、跨期规律（这里组织获得了“自己的生命”）、适应的极端重要性、日常程序中操作部门的相互信任，以及更一般的“复杂性建构”等概念考虑进来，它们是理解不完备签约和复杂组织的最恰当不过的基本概念。只要契约关系治理来自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学习，毫无疑问它一定要接受跨学科方式的检验。1.3交易成本在其1937年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中，科斯首次把交易成本概念与企业和市场组织研究联系起来。年轻的科斯（时年27岁）在被人们接受的有关企业和市场组织的教科书理论里面发现了一个严重缺陷。一旦把企业和市场看成“协调生产的替代方式”（1937，第388页），科斯就发现，使用这种方式而不是那种方式的决策不应该被认为是既定事实（这是通行的做法），而应该能够被合理推导出来。因此，科斯建议经济学家们应该（1937，第389页）：在（标准）经济理论的两个存在明显鸿沟的假设之间架起桥梁：即资源通过价格机制进行配置的假设和资源配置取决于企业家协调的假设（出于其他考虑）。我们必须说明实践中影响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基础。这个缺失的概念就是“交易成本”。在随后的20年里，科斯指出的这个缺陷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成效（Coase，1988，第23页），它未能被人们广泛接受，交易成本为零的隐含假设没有受到挑战。直到20世纪60年代，两篇重要文章才使情形得到彻底改变。一旦放弃零交易成本逻辑，这一标准假设以前未认识到的含义便展示在人们面前。第一篇论证文章是科斯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旦对契约条款中的外部性问题重新加以阐述，并且放弃零交易成本推理，便得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结果：“需要采取一些政府行动（通常是征税）来约束其行为将对他人带来危害影响（通常称为负外部性）的人，庇古的这一结论（也是那个时代绝大部分经济学的结论）”是不正确的（Coase, 1992，第717页） 即便对过度使用外部性观点持重大保留态度的芝加哥学派，也抵制科斯这一“在零交易成本条件下外部性会消失”的主张。关于Coase vs. Chicago的一个讨论，见Edmund Kitch（1983，第220-221页）。这是因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初始的产权安排如何，面临侵权交易的各方将可以通过无成本谈判达到一个有效率的结果。那样的话，皇帝可真的是一丝不挂：外部性和其他类型的摩擦统统都消失了。这当然很荒谬，它要传达的真实信息是：“要研究现实世界中正的交易成本”（Coase，1992，第717页）。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意。一些经济学家拿“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Coase（1960）的前15页来暗示，无成本的再谈判准确地描述了现实中的签约。然而，Coase（1960）一文的随后29页却揭示，零交易成本不但是错误的，而且低估了我们对复杂经济现象的理解。因此，如果要准确理解外部性和其他真实世界的契约现象，就必须做出“交易成本为正”的明确规定。在其诺贝尔获奖演讲中，科斯再次确认这一点是他的本意（1992，第712页）。 肯尼思阿罗1969年的“经济活动的组织：关于选择市场配置还是非市场配置的若干问题”一文的详细分析同样表明，需要承认交易成本为正这一事实，这既与市场失灵有关，也与中间产品市场签约结合在一起：“纵向一体化现象说明竞争市场的运行成本不像我们的理论分析中通常假设的那样等于零”（1969，第48页）。尽管终结零交易成本逻辑表明需要明确规定正的交易成本，然而，仍然存在三个问题：第一，一旦打开企业和市场组织的“黑箱”朝里看，黑箱就变成了潘多拉盒子：正的交易成本会被观察到无处不在。这成为了一个诅咒，其中某种形式的交易成本可以用来解释任何情形，不管事实背后是什么，其结果是，对交易成本的强调获得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恶名”（Fischer，1977，第322页）。第二，仅仅说明一些类型的交易成本确实很大还不够。除非这些成本能够在不同方法（比如在市场和科层）之间加以区分，否则，这样的证明缺乏比较契约分析的意义。第三，通过比较契约加以检验的交易成本需要嵌入到一个概念性框架，由它可以引申出各种预测并进行经验检验。对于正交易成本这个有吸引力的概念而言，需要进一步关注其关键特征，并且为它提供可操作性内容。二、纵向一体化我曾经称之为“卡内基三要素”（Willamson，1996，第25页）的东西是：良好训练、跨学科和思维活跃。良好训练意味着你会认真对待你的核心学科，并且运用其自身的术语展开研究；跨学科意味着诉诸相邻学科如跨越学科边界的学习现象。思维活跃是指善于提问，“这里发生了什么？”肯定比说“情况就是如此” 关于这些差异的一个讨论，参见Roy DAndrade（1986）。要好。当我把产业组织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时，卡内基三要素非常适合我。哪怕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从未在卡内基（或其他地方）上过一门产业组织课程。科斯把20世纪60年代的主要产业组织理论称为“应用价格理论”（1972，第62页）。对此我表示同意，但也要告诫说：“结构行为绩效”范式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哈佛学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市场组织（尤其是关于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分布和进入条件方面）的地位显著，但是企业组织却被忽略了。因为企业（被说成）是根据技术法则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生产函数，产业组织公共政策课程认为：除非签约活动和组织结构具有物质和技术基础，否则，任何非标准和新奇的契约和组织都被认为存在严重的问题，而且被推定为是反竞争的。 科斯（Coase，1972，第67页）对这种盛行的对“垄断说”的偏好是这样描述的：对垄断问题这种先入为主的看法所导致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一旦经济学家发现某些东西这种或那种商业行为难以被他理解，他便设法从垄断角度给出解释。只要我们在这个领域还处于极端无知状态，难以被理解的商业行为的数量就一定会很大，也就必然会频繁地依赖垄断说的解释。不同于这种对背离通行产业组织理论标准的现象所给出的片面解释，卡内基学派认为，契约和组织的变化同样符合效率目标。当我在1966-67年担任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主任特别经济助理时，尤其是被要求对史温（Schwinn）公司案诉状发表评论时，这种视角的差异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史温公司案涉及的）问题是垂直市场限制的一种，诉状提出的观点认为，自行车生产商史温公司对它的（非独家的）总经销商所施加的许可限制是反竞争的。我对此持更谨慎的观点。这不但因为我并不清楚该限制是否具有反竞争效应，而且再加上其情形可能是，受争议的限制的目的是为了保持许可体系的完整性（Williamson，1985，第183-189页）。史温公司案诉状的主要起草人认为该案例适用于“当时经济学家们通行的对销售限制的观点”（Posner，1977，第1页）。这种反竞争的解释也延续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的看法中。 有趣的是，随着“流行观点”的局限性变得越来越明显，十年后最高法院正式推翻了此前对史温公司的裁决。当我重新回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教书后，在史温公司和其他案例上所观察到的断章取义的、有缺陷的分析推导 然而，我并不是说我总是有不同意见。20世纪60年代后期反垄断局的领导层和工作人员是最优秀的。，敦促我决定重新思考纵向一体化和垂直市场限制问题。经过艰苦的文献工作，我和我的研究生们意识到，尽管有些非常好的文章（Fellner，1947；McKenzie，1951；Stigler，1951），但总体上组织经济学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我决定从经济学和组织理论相结合的视角来重新思考纵向一体化。我的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市场失灵的思考一文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同于正统理论：（1）我借助“契约”透镜而不是正统的“选择”透镜来分析经济组织；（2）我用有限理性来描述人的认识能力，由此所有复杂契约都是不完备的；（3）我预先考虑了策略行为（strategic behavior）（对合作精神的背离），如果相关利益很大时，外购产品或服务便会遇到干扰；（4）我把“适应”（adaption）作为组织经济的主要效率目标；（5）我区分了对一般性资产和专用性资产的投资，在供给方和购买方之间会发展出一种双边依赖关系，这种关系的产生要归结于后一种资产。综合起来，我的观点可以表示为：如果资产是通用性的，那么，简单的市场签约就能够提供有效的中间产品市场交换；但是，如果资产专用性以及局外人的干扰形成了双边依赖（以及由此导致了成本高昂的不适应），那么，科层制将变得更有优势。尽管一开始我把这篇文章看成是为解决企业边界之谜和拓展我们对纵向一体化的理解的一种单独的努力，然而，它证明纵向一体化可以成为研究复杂契约和经济组织的一个范式。不完备契约、双边依赖（依附于资产专用性），以及当一份契约遭遇严重干扰（由于相关利益太大）而出现的对协调适应规范的偏离，它们结合起来便可用来分析一系列广泛的被视为“主题变奏曲”（译者注：根据下文来看，这是指可以从契约视角来分析的其他各种商业或非商业活动）的现象。（这样做）最首要的技巧就是按契约的方式来思考各种现象，对于许多现象来说，这样做并不难，但是有时候某个现象需要按照契约理论来重新表述。当然，这只是简单的第一步。关键概念需要可操作化；可预测性的理论需要逐步加以整理；以及随着分歧和欠缺的出现，正交易成本的逻辑也许需要推向终结。我们在第3节来讨论前两点，最后一点的讨论放到第4节。三、初步的成果一旦意识到研究经济组织的这一理论工具具有广阔的应用性，其基本机制和潜在的逻辑就需要加以系统的整理。初步的成果可归为三个大类：关键的概念性进展、关键的操作性进展、应用。所有三个方面的共同点是，需要在更加微观分析的层面来剖析经济组织，这与西蒙（Simon，1984，第40页）的观察是一致的：在自然科学方面，当观测误差和其他噪音被发现和所研究现象处于同一数量级时，人们的反应不是试图依靠统计工具从数据中榨取更多信息，而是去找到可以在更细微的层面上观察现象的方法。对经济学而言，相应的策略显然是在微观层面找到新类型的数据。下面是非常紧凑的概述。3.1概念性进展这里将详细阐述的基本进展是（1）行为人的特征和（2）适应性，以及引入了（3）契约法律。行为人。如果“在设定我们的研究议程和形成我们的研究方法方面，没有什么比我们对人类本性的看法更根本的了，我们研究的正是人类的行为”（Simon,1985，第303页），那么，社会科学家们在谈到他们的分析所依赖的行为人的认知、自利和其他特征时会面临挑战。有限理性的认知假设被西蒙形容为自己的“北极星”（1991，第86页），即有限理性就像“意愿理性，但只能有限地实现”（1957a，第xxiv页）的行为。按照这种描绘，行为人既不是高度理性的，也不是非理性的，而不过是试图有效地应对并不完备的复杂契约。尽管强调不完备性，交易成本经济学同样为“可行的远见”作出了规定，这反映在舒尔茨（George Schultz）关于为何他的“经济学训练对于他思考公共政策任务即便它们与经济学并未有具体关系的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评论上，“我们的学科训练会让人在思考问题时进行长远考虑、询问间接的后果、并关注那些非直接的变量”（1995，第1页）。在本文第4节有关把（正交易成本）逻辑推向终结的讨论中，我们还将重复这个话题。这里我仅仅想表明，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团体的其他一些学者（Michels19111962；March和Simon，1958）运用了“可行的远见”概念，尽管这还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运用的视角。对于西蒙所谓自利追求是“脆弱动机”（Simon，1958，第303页）的描述，我的解释是，大多数时候，大部分人都会说什么就做什么（有的人还能做得更多），却不会去自觉地考量相对于被打折扣的期望净收益，这种努力是否值当？如果他们行为出现失误，那被认为是正常的小摩擦，也只是困惑一下而已。“日常惯例体现了多数人多数时候的行为”，该命题指的是那些（非策略性）有益行为。对“大部分时候”发生的事情给予准确描述显然是绝对必要的，然而，当人们讲到有关一般意义的人类行为和特定意义的组织时，大多数有趣的内容并不是惯例，而是例外。实际上，一旦形成了好的惯例，管理的主要职能就是处理例外。在外购的背景下，契约的不完备性，加上由此导致的那些促使企业间协议的参与方偏离契约曲线的违约行为，就会引起这种例外。如果机会主义，而不是纯粹的脆弱动机是起作用的条件，这时，由信息不对称、双边依赖、弱产权和高成本的对契约的法庭执行所引起的策略考虑就开始蠢蠢欲动。适应性。尽管理解不同，组织理论大师巴纳德（Chester Barnard）和经济学家哈耶克都把适应性视为经济组织的主要目标。当他体会到从研究内部组织（科层）的社会科学发现不了什么的时候，巴纳德即着手在其开创性著作“经理的职能”（1938）一书中构思相关概念，在书中他重点突出协同适应通过管理的应用可以以“自觉的、谨慎的和有目的的”方式得以实现（Barnard，1938，第1章）。与此相反，哈耶克赞扬了“市场的奇迹”（Hayek，1945，第527页），人们通过对相对价格的变化作出反应就可以自发实现自动适应。治理经济学的挑战在于，要承认两种类型的适应性都很重要，并且为各自准备好合适的选择。因此，不同于以往陷入到“市场”或“科层”的旧的意识形态两分法中，交易成本经济学把市场和科层作为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来对待，两者在一个运行良好的经济体中都发挥着独特作用。一直以来饱受争议的科层模式至此终于得到了和市场奇迹同等地位的褒奖，问题只在于对各自进行恰当的配置。契约法律。卡尔卢埃林（Karl Llewellyn）作为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领袖，在反对那种要有一部万能的（all-purpose）契约法的标准做法时，通过引入“作为框架的契约”主要通过私人秩序来执行的思想而超越了“契约作为法律规则”（通过法庭执行）的概念。具体来说，“法律契约最重要的地方在于提供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几乎从来不能精确地预示真实发生的关系，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指示各种真实发生的关系围绕它而变动；一个遇到疑惑时的场景式指导；一个当事实上关系停止作用时可进行最终诉求的规范“（1931，第736-737页）。这最后一条很重要，这样，为了最终诉求的目的而诉诸法庭起到了区别于威胁姿态（threat position）的作用。尽管如此，相比于作为严格法律规则建构的概念， 一个更加有弹性的作为框架的契约概念可以在一系列广泛的契约干扰方面支持（合作性）交换关系。正如下面结合推动（正交易成本）逻辑终结所作的讨论所显示的，“自制”（ forbearance）的契约法具有相同目的起源。3.2 关键的操作性进展三项关键的操作性进展分别是（1）确定分析单位的特征；（2）确定治理模式的特征；以及（3）推进有效匹配假说。分析单位。人们用来研究组织的分析单位很多，但是很少对这些分析单位的特征加以界定。建立交易成本经济学，正如康芒斯（Commons，1932）所建议的和科斯在文章（Coase，1937，1960）中所暗指的，要把分析单位确定为“交易”。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目标，交易的关键纬度很复杂，资产专用性状况和交易所面对的各种侵犯行为。在这三者之中，对于理解契约关系治理最重要的交易特征是资产专用性和需要非程序化的适应来处理的局外人的侵犯。 然而，要注意到在以下方面复杂性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有限理性，所有复杂契约都是不完备的。然而不是所有的不完备性都会产生后果。我主要是把产生后果的不完备性和相关利益巨大的局外人侵犯（由于交易各方是相互依赖的）联系起来，由于这个原因，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是（我对交易）定义的特征。产生后果的不完备性包括一系列的外部人侵犯，对此，卢埃林所谓的“作为框架的契约”被认为在可信签约机制的支持下可以加以很好的处理。然而，我们有必要意识到，随着需要适应的交易特征（精确度、关联性和兼容性）的数量的增加，以及随着影响这些特征的会产生后果的干扰这种干扰会拉长契约的长度的增加，不完备性会变得更加严重。尽管雅各布马尔沙克（Jacob Marschak）敏锐地提到了特定的人和位置情形，他发现“独特性或非完美的标准产品问题被教科书忽略了“（1968，第14页），然而，随着大家对交易成本经济学研究的展开，对资产专用性包括物理的、人的、特定位置的、专注的、商标名称资本，以及短暂的（或暂时的）专用性的研究才变得明确起来。与这种联系相关的是，不同类型的风险产生于不同类型的资产专用性，这些不同会带来组织形式的重要变化。不管每一种特定的情况如何，与得到特殊资产投资支持的交易相联系的基本规律是，这些资产不能在使用者不遭受任何生产价值损失的情形下就可以再配置到别的用途上去（Williamson，1971，1975，1976，1985；Klein，Crawford和Alchian，1978）。在这种联系中，有必要进行跨期考虑。因此，尽管一开始存在一些明显的资产专用性情形，在契约执行过程中又会产生其它一些专用性资产（如由于“干中学”而形成的人力专用性资产就属于后一种）。不管资产专用性情形源自何处，我前面谈到的“不可再配置性”（nonredeployablity）具有转化（transforming）效应，即从一开始存在大量的出价竞争转化为到了契约履行和契约续签阶段只有很少的交易关系。这种转化会危及到简单市场交易的功效，从而使它被长期契约（得到可信承诺的支持），或者少数情形下被诉诸于科层制的各连续阶段的统一所有权所取代。 要注意，资产专用性是一个设计变量，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可通过再设计来减少资产专用特征，虽然这样会使涉及的产品或服务的功能受到损害。同样要注意到，尽管强调单个（双边）交易的目的是为了简化分析，有时候，一系列相关交易会引起先后顺序问题。这带来了需要考虑真实时间协调复杂性的系统性思考。治理模式。市场和科层是科斯1937年文章所提到的两种极端的治理模式，也是我的生产的纵向一体化一文所关注的两种替代性治理。这完全符合注重实效的方法论的第一感受：保持简单（Solow，2001，第111页；Friedman，1997，第196页）。值得注意的是，交易成本经济学随后引入了混合模式（Williamson，1991；Menard，1996），并且进一步超越了中间产品市场签约来解释“作为主题变奏曲”的一系列广泛的商业（或非商业）现象。描述不同治理模式市场和科层是其中的两类的关键纬度分别是：激励强度，人们可以独占净收入流的自主场景下为强，而在成本加成的回报计划下则为弱；管理命令或控制。如果连续过程置于统一的所有权之下，或者由一个共同的“老板”进行的协调或纠纷处理的情形为强；契约法律，置于法律规定的（法庭命令）契约法律下为强，如果不同阶段的纠纷是由私立秩序这时企业是其终极诉求的最终法庭来解决时则为弱。假如治理的三个纬度每一个都可以取两个值：弱（0）或强（+），那么，如果我们考虑两种极端的治理模式（市场或科层），则可以得到23 = 8种组合。哪一种是可以用来描述市场和科层的内在一致性组合呢？根据其它地方的讨论（Willimason，1991），描述市场的全部特征是：强激励强度、接触面的弱命令和管理，以及强（法律规定的）签约。相反，描述科层的全部特征是：弱激励强度、接触面的强命令和管理，以及弱契约法律制度（自我克制法则）。按照这种描述，市场和科层就是两种对立的极端情形。有效匹配。交易成本经济学借助有效匹配假说来预测交易的走向来知道具有不同特征的交易将与哪类治理结构想匹配这些治理结构具有不同的成本和作用，从而实现（主要是）节约交易成本的结果。对于不存在资产专用性、适应性需求能得到确保和自我实施的一般性交易，我们基本预测它们在市场上即可实现。这类交易对应的是法律和经济学上的理想交易。相反，那种需要得到对交易专用性资产进行大量投资的支持，并且面临不完备性（由于有限理性）的交易，会因为交易方背离合作以增加个人利益而受到重大侵犯的困扰时，它们就会变得很不协调。这种交易将从统一的所有权和由科层实施的协同适应中受益。3.3 应用如果，或者确实是（1）通过数据得出了各种预测，（2）解答了各类“主题变奏曲”问题，以及（3）能够产生并展示公共政策结果，那么，经济学理论将显得额外重要。经验检验。交易成本经济学不但形成各种预测，而且对它们进行经验检验。2006年，不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经验检验次数超过了800次，而且它们得到了广泛的证实（Macher和Richman，2008）。的确，“尽管大约30年前在获取相关数据（主要是微观分析类数据）方面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今天交易成本经济学建立在相当广泛的经验检验基础上”（Geyskens，Steenkamp和Kumar，2006，第531页）。不可否认，由于它所引起的经验检验工作，交易成本经济学业已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Winston，2001）。主题变奏曲。交易成本经济学不但在产业组织领域得到了大量应用，而且在许多应用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包括劳动经济学、公共财政、比较经济体制，以及经济发展和改革，在公司战略、组织行为、营销、公司金融、运营管理和会计等工商管理领域的应用同样数不胜数。在相邻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和法律）也有众多的应用。（交易成本经济学）之所以能达到如此广泛的应用，是因为任何能够重新表述为签约问题的问题，从节约交易成本方面来加以分析都能得到很好的效果。公共政策。 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2003，2008，2009）讨论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在公共政策方面的应用。 尽管交易成本经济学在有关商业（反垄断、管制、公司治理），并且一定程度也在农业、公共健康、公共部门和经济发展与改革等的公共政策方面已经有了大量的应用，然而，在我看来，它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公共政策分析视角尤其是在公共部门的设计方面，其中美国国土安全部是一个最近的例子（Cohen，Cuellar和Weingast，2006）。从短期政治目的出发来设计公共部门的政治过程，往往限制了对各种不同的可行方案的有效评估。四、将逻辑推向终结将逻辑推向终结伴随着第2代和第3代实用主义方法论原则即“搞正确”（get it right）和“搞合理”（make it plausible）的结合（Solow，2001，第111页）。搞正确“包括将经济学概念转换为精确的数学（或图表，或代码），并确保进一步的逻辑运算能得到正确执行和检验”（Solow，2001，第112页）。有关复杂现象的貌似合理的简单模型应该“在重要参数的合理或似乎合理的取值上是合乎逻辑的”（Solow，2001，第112页）。同样，由于“不是所有逻辑上一致的事情就可轻易相信”（Kreps，1999，第125页），因此，与现象失去联系的凭空建构将值得怀疑尤其是，如果其他的更可靠的模型产生了与数据一致的反驳性推断时。如果把原则2和原则3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到以下观点：在充分考虑可行性的基础上，将逻辑推向终结。在外部性（Coase）和纵向一体化（Arrow）问题上将零交易成本的逻辑推向终结，这表明诉求这种简化假设的通常做法已导致了与事实不符的预测，结果，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被怂恿去将正交易成本的逻辑推向终结既是一般意义上，也是因为随着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的进展而变得越来越明显的鸿沟和遗漏所显示的。我们在这里讨论四种情形：选择性干预的不可能性它与企业规模的边界有关；可修复性（remediableness）概念它由于坚持可行且可执行的解决方案而具有重要的公共政策结果；可信的签约它是一个坚实的概念，可扩展预计从贸易中能得到互利结果的范围；放大试验以确定连续应用分析所依赖的简单模型（玩具模型），是否会产生一个接近所研究问题的放大模型。我还会简要地讨论以下（交易成本经济学）顺理成章的研究进程4.1 选择性干预由弗兰克奈特（Knight，1921，1933）和科斯（Coase，1937）所提出的企业边界之谜是：为什么一个大企业不能做到一群小企业所能做的事情，甚至做的更多？屈赛刘易斯（Tracy Lewis）对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提法给出了如下的答案：由于一个已建立的企业总是“能够完全像新进入企业那样使用投入品而且能够协调新的投入和既有投入来进行生产从而有所改进，大企业总是能实现更大的价值（Lewis，1983，第1092页）。交易成本经济学通过构造两个机制复制和选择性干预来对这个观点进行检验，如果他们能够被实施，这将对大企业的全能优越性提供支持。我们假设，基于如下理解，将连续的两阶段生产合并起来：（1)被收购企业的生产阶段在收购后按照收购前的状态以自主方式运营（通过复制）；只是（2）进行收购的企业总是可以选择性干预，不过只有当协调适应能够产生预期净收益时才这么做。在这种情况下，合并后的企业永远不会做得更差（通过复制），有时还能做得更好（通过选择性干预）。相应地，更多的一体化总是好于更少的一体化这意味着，如果重复运用这一逻辑，那么最后所有的东西都将被组织在一个大企业之中。在何处这一逻辑的实施会难以为继呢？假设是购买方去收购供应方，实施复制和选择性干预的四种情形如下：（1）作为收购者（所有者）的购买方向供应方承诺，无论发生哪种状况，被收购企业将继续获取其生产阶段的净收益（在扣除企业一般管理费用、维护费、使用物和资本折旧提取后）这样可以保持高能激励；（2）供给方承诺“充分小心地”使用供应阶段的资产其所有权已经转移为购买方所有；（3）购买方承诺总是仅当选择性干预能够产生预期净收益时才行使权力（命令）；（4）在设计收购协议时，购买方承诺坦诚地披露和划分源自选择性干预的收益。问题在于，这些承诺没有一项是自我实施的。相反，由于不存在三方（包括一个无成本的仲裁者）都掌握的共同知识（three-way common knowledge）， 需要包括仲裁者在内的三方共同掌握的知识，这也是将逻辑推向终结的另一个例子（Williamson，1975，第21-34页）。虽然如此，两方共同掌握的知识足够了的假设却广为人们持有。每一种情形都会被折衷处理。相关影响因素包括：（1）所有者（购买方）控制着会计系统，因此可以有保留地宣布折旧、转移定价和收益，从而将净收益转移到自己名下，（2）未能（在资产使用上）充分小心只有事后才能知道，而且很难证实，（3）购买者也可以假装宣布发生了对自己的净收益有利的状态，（4）考虑到前一条，选择性干预下的收益划分将被折衷处理。同样，（5）在一个更大的企业，人们开始玩起了政治游戏，相比于小企业，大企业更容易感染官僚把戏和政治定位。这一简要概述的详细讨论可以在其它地方找到（Williamson，1985，第6章）。注意到许多睿智的生意人和他们的律师常常凭直觉就会意识到上面提到的这些破坏因素，并且进行权衡取舍，将它们纳入到是否一体化的决策中去，这就足够了。对社会科学家而言，需要学习的东西在于，市场和科层是不同的分立结构，我们需要就它们各自的长处与弱点达到客观的了解。4.2 可修复性公共政策分析家往往假设公共部门的交易成本为零，可修复性标准在他们中间承担着对实践进行真实检验的作用。这种假设不但可笑，而且，标准的公共政策的发生过程就是不对称的：私人部门签约会因为正交易成本而导致市场失灵，但是没有一个对应的公共部门失灵的概念。 有一副讽刺画，“规范的公共政策分析开始于这样的假设政策是由一个全能的、全知的和仁慈的独裁者做出的”（Dixit，1996，第8页）。用交易成本的术语来说，这假定执行障碍、有效理性和机会主义统统都不存在。 因此，令人费解的公共政策制定往往建立在零交易成本逻辑的不对称应用上监管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Coase,1964），却很少有人对此感到奇怪。可修复性标准试图对称地、据实地处理现实世界中的制度，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这个标准是：如果对于现有的组织模式，人们不能刻画并实施一个更优的、能产生预期净收益的可行组织形式，那么，现有的组织形式就被认为是有效率的（Williamson ,1996，第8章）。由于所有可行的组织模式都存在缺陷，因此，合理的规定从一开始就要排除对零交易成本的诉求（无论在什么部门公共的、私人的，还非营利性的）。可实施性的规定要求，实施一个提议的其它可行模式（经过一一对应的重新比较而确定比现有模式更优的模式）的成本应该纳入到净收益的计算中去。不过，如果证明实施一个别的更优的不同模式的障碍是“不公正的”，那么，（根据新模式的）预期净收益为负而认为现有的模式有效率的假说仍可以被驳斥。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公正性需要重新考察。因此，在政治因素完全超过经济因素的环境下，被认为公正的政治障碍将保留下来（Stigler，1992），相反，那些具有不被接受的政治原因（如不公正的歧视）的政治障碍则留不下来。同样，一些经济障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