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父母的压力溯源与政策研...—基于全国十二个城市的调查_李芬.pdf

广东青年研究国家治理与青年发展2023 年第 1 期第 37 卷(总第 128 期)生育模式变化研究主持人赵联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人口问题是重要而基本的社会问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人口增长率为 6，标志我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期。国际经验表明，由于人口固有的惯性，人口负增长将长期持续。在和平年代，生育模式变化是人口规模变动的最主要原因，相应地，对生育模式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是探究人口规模变动趋势、寻求人口规模变动解释的基本路径。本栏目此次所刊的两篇文章，分别从生育间隔和年轻夫妇压力的角度探讨生育模式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变化。有关生育间隔的研究表明，人口城镇化、流动迁移加大了青年人的生育间隔，并间接导致生育率下降;有关年轻夫妇压力的研究表明，养育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抑制了生育意愿，低生育的成因正在从原有的政策约束转为内生惯性。可以看出，这两项研究将人口规模变动问题置于近年来中国发展的具体历史背景之中，不仅从人口学角度对当前生育率的下降提供了可信的解释，同时也为社会各界理解当前青年的发展困境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值得制定相关政策的政府部门参考。年轻父母的压力溯源与政策研究 基于全国十二个城市的调查李芬1风笑天2(1.武汉市行政学院现代科技教研部，湖北武汉430024;2.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江苏南京210023)收稿日期:2022 12 13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独生子女时代的独生子女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1BSH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李芬，武汉市行政学院现代科技教研部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人口社会学;风笑天，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青年社会学、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摘要】基于全国十二个城市的实地调查，本研究评估了已育青年为人父母的“压力指数”，初步探索了经济因素与再生育意愿之间的关联，并探讨了背后的压力形塑机制与性别差异。研究发现，年轻父母的压力中等偏高;养育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均为年轻父母的压力来源，后者集中表现为父亲的时间成本和职业生涯高原负面心态，以及母亲的工作家庭冲突与成就动66机，并使低生育意愿呈现出由政策约束型、成本约束型向内生惯性型转变的趋势。据此，研究建议细化针对多孩家庭的生育配套措施，在顶层设计中引入性别平等评估机制，营造关爱女性的社会氛围，倡导积极的生育观。【关键词】为人父母的压力生育成本已育青年生育支持政策自 2017 年开始，中国出生人口呈现“六连降”趋势，出生率继 2020 年连续 3 年跌破 9。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 年末，死亡人口 61 年来首次超过出生人口(前者为1041 万，后者为 956 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 0.6”。至此，中国已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并且，人口惯性将强化负增长这一趋势，预计在“十五五”之后将进入稳定的人口负增长期。与此同时，2020 年我国女性终身无孩率接近 10%;2022 年的结婚率创下 42 年来新低，仅为 5.22%;而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 14.9%，中国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少子化、老龄化、不婚化的三重叠加使得我国提高生育率刻不容缓，甚至有学者将其视为未来抑制人口长期严重负增长的唯一选择。1 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借此转变人口的结构失衡，以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2 为此，国家分别于 2015 年和 2021 年出台了全面二孩政策和全面三孩政策，除了二孩生育率有所回升之外，并未释放预期的生育红利。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从国外的实践来看，鼓励性生育政策不仅起效慢，而且效果也不如限制性生育政策理想3。另一方面，从目前国内的政策支持工具来看，大多运用的是诸如生育补贴、购房折扣、个人所得税减免等经济激励类措施，以分担育儿的直接成本(经济成本)，瞄准的是“不敢生”“养不起”群体。然而，对于如何恢复“不想生”人群的生育意愿以及如何分担育儿的间接成本的问题，似乎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认为，个体化、消费主义以及价值多元化所带来的婚育观转变，才是生育率低迷的内在原因4。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推进，不仅孩子的社会价值发生了改变，婚姻价值也迎来崭新的话语。其中，孩子的社会价值由 18 世纪以前的“恶魔”、19 世纪的“经济工具人”、20 世纪的“情感价值供给者”，转变为如今的“教育成就价值的展示”5，导致城市中的年轻父母热衷于密集型育儿方式，在相互攀比中压力陡增。与此同时，个体对婚姻的情感价值诉求，已超越了在经济、教育、性、繁衍等方面的需求。即:城市中的“剩男剩女”多为自主选择的结果;婚姻与生育之间的关系更为松散;之所以不愿生，除了“不敢生”、“不能生”之外，更多的是“不想生”。因此，学界倾向于认为，现在乃至以后中国所面对的将主要是内生型的低生育率6。内生型因素已经超过外生型因素，成为影响人们生76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局长就 2022 年全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2023 01 17，ht-tp:/ 1892139.html围绕人口负增长问题，代表委员将如何建言献策备受期待，载 两会前瞻，2023 02 15，ht-tps:/ 2022 年版。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主要驱动力。本研究从“为人父母的压力”这一主观变量入手，希望在评估压力水平与追溯压力源头的过程中，从内生性变量和外生性变量、育儿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工作场域和家庭场域等维度，来比较性别差异及其对生育支持政策的不同诉求。同时，比照现有的生育配套措施，理顺其实施的内在逻辑，进一步明确政策效力的提升空间，为后续政策的优化提供可行性参考。一、文献回顾与研究推进国内关于“为人父母的压力”主题相关文献涉及心理学、教育理论与管理学、临床医学、职业教育、精神疾病等多个学科，其中心理学的占比最高，主要包括心理健康、人际关系敏感、父母教养方式、复原力、孕妇心理状况、初中生心理健康等议题。从已有文献看，针对“为人父母的压力”较为成熟的概念体系有:(1)养育压力(或育儿压力)，指代的是“父母在履行父母角色和亲子互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消极情绪体验，譬如不安、恐惧、忧虑、焦虑、社会地位丧失感、身体疲倦感等”7。(2)“育儿焦虑”，指代的是“对孩子的饮食起居、生长发育、行为举止、外貌衣着、性格脾气、同伴关系、亲子关系等一系列的紧张不安与过分敏感。”8 国内心理学相关研究多用国外“养育压力量表”(the parenting stress scale)的中文修订版来测量养育压力。该量表由幼儿教养、外界环境、生活调适、人际互动、亲子互动五个主模块的相关问题组成，并以李克特五点计分法进行分项测量，分值越高代表压力越大。9 整体上，养育压力的来源可以划分为内源性压力和外源性压力。前者涉及家庭、工作以及个人方面的压力，后者则来源于教育、卫生、公共服务支持等10。从国别比较来看，美国 3 5 岁孩子的母亲压力感知较强11，中国女性的育儿压力高于日韩与巴西12，幼儿园阶段中国父母的压力低于日本父母13。现有的研究显示:养育压力过高给父母带来消极的自我效能评价与焦虑，继而导致育儿行为的偏差，对幼龄子女的身心健康带来负面影响;并且，养育压力对于父母再生育意愿具有负向作用14。如果将生育视为压力源，社会支持与育儿资源则具有缓冲作用，能够缓解父母的育儿压力15;但是，当祖辈与年轻父母在育儿理念分歧较大时，隔代照顾可能加剧后者的养育压力16。综上所述，相关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心理学和教育学领域。受心理学测量传统的影响，相关研究测量指标大多为主观性的自评变量。基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本研究从以下方面予以推进:第一，在研究对象选取方面，瞄准二孩三孩政策的目标人群，以城市中至少育有一孩的青年为研究对象，提高研究的信度与效度。第二，在解释模型中，引入经济因素(如家庭年收入、家庭养育年支出)和组织支持等客观指标，使得模型的解释力大为提升。第三，参照莱宾斯坦的生育微观经济模型，17 本文将育儿成本区分为直86按照莱宾斯坦的界定，直接成本是从怀孕开始直至孩子生活自立，父母为其花费的费用总和，涵盖衣、食、住、行、教育、医疗、文娱等方面，还包括新生儿的分娩费用及补贴给子女结婚的费用。而间接成本则是父母因养育一个孩子在受教育、收入、工作机会、闲暇时间等方面的损失，又称为机会成本。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并操作化为不同的变量予以测量，同时比较了二者对于父母压力的影响。第四，本研究尝试探索父母的压力源与其再生育意愿之间的关联，丰富了相关领域的实证资料，为后期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第五，本研究以生命历程与性别比较的视角对比两性在不同阶段对于生育福利制度、社会支持等方面的诉求差异，提出相关政策的优化建议。二、研究设计1.样本概况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 2015 年在全国 12 个城市开展的实地调查。该调查涵盖东中西部各类城市，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以城市中的幼儿园在读生、小学生及初中生的家长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近九千份。本研究选取 45 岁以下的已育男性和已育女性作为研究对象，经过数据清理，最终保留 7 156 个样本进入模型分析。表 1已育青年的家庭概况变量名称一孩家庭(N=5088)多孩家庭(N=2068)性别父亲30.5%33.9%母亲69.5%66.1%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12.9%41.8%高中或中专26.2%31.8%大专23.8%13.1%本科30.7%10.9%研究生6.4%2.4%初育年龄男28.98 岁26.11 岁女27.41 岁24.36 岁家庭月收入11270.2 元10281.3 元居住面积97.8 平方米110.1 平方米是否与爷爷奶奶同住同住33.7%42.9%分开住66.3%57.1%子女年龄9.26 岁一孩:12.63 岁;二孩:6.90 岁子女性别男孩50.8%36.4%(第一胎)女孩49.2%63.6%(第一胎)初育年龄平均为 27.04 岁，而且一孩家庭初次生育的时间晚于多孩家庭。从教育程度来看，一孩家庭中高学历家长的比例高于多孩家庭。家庭月收入方面，一孩家庭的平96这里，将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称为多孩家庭，以区别于育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即一孩家庭)。均月收入高于多孩家庭。居住方面，一孩家庭的平均居住面积小于多孩家庭;普遍跟祖辈分开居住，表现为一对青年夫妇及其未成年子女所构成的核心家庭，但是多孩家庭中跟祖辈同住的比例更高。子女特征方面，一孩家庭中子女的平均年龄低于多孩家庭中一孩的平均年龄，但高于多孩家庭中二孩的平均年龄。此外，一孩家庭中生育男孩的比例略高，而多孩家庭中第一胎为女儿的比例较高。2.变量测量本研究的因变量为父(母)亲身份所带来的压力，具体是指个体在履行父母角色的过程中受到内外因素影响而感受到的压力。通过询问“总体上，你觉得作为父亲(或母亲)有压力吗?”问题而获得信息。该变量的取值范围从 1 到 5，1 代表“没有压力”，5代表“压力非常大”，数值越大代表压力感知越强。为了显示父母角色的影响，本研究的自变量分为以下 6 个维度:一是子女特征，包括生育子女的数量、性别、学龄，并按照不同孩次进行分类。二是家庭特征，包括居住面积、是否与祖辈同住、祖辈的身体情况与退休状态等。三是经济因素，包括子女每年的学校教育费用、校外培训费、其他费用、家庭年收入、家庭年养育成本(支出)等。其中，家庭年收入和家庭年养育成本为经过重新编码和计算后生成的综合变量。四是主观评价类，包括婚姻满意度、家务分工满意度、现工作满意度以及职业心态等。五是工作与家庭冲突的维度，包括工作与家庭冲突水平、家务劳动时间、每天的工作时长、陪伴孩子时间、辅导孩子学习的频率等。六是育儿的社会支持层面，包括当前孩子的照顾者、组织支持、制度支持等。此外，将已育青年的收入、年龄、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就业信息等个体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分析。根据变量的类别与分析层次，采用均值比较和有序 logistic 回归等方法完成数据资料的统计与分析。三、社会分层视野下年轻父母压力的初步探索从整体上看，已育青年作为父母的压力中等略高，总压力均值为 3.58 分，但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为了进一步探究父母身份所导致的压力具体有哪些表现，问卷中设置了自我评价式问题:“生养孩子最主要的负担是什么”。结果发现，排名前三位的生养负担依次为“娱乐和休闲时间减少，自由受限制”(32.2%)，“太花精力、太操心”(30.4%)，“如何让孩子成才”(20.3%)，而大众眼中“当仁不让”的经济因素(“经济压力大”)仅排在了第四位(13.7%)。可见，在年轻父母对于养育压力的感知中，生育所致的心理成本更甚于生育的经济成本。就个人特征而言，年龄、受教育水平、收入以及居住面积跟年轻父母的压力值有一定的关联。首先，压力随着年轻母亲年龄的增长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如表 2 所示，年轻母亲的压力值从 25 岁(及以下)时的 3.74 一路下滑至 41 45 岁时的 3.51，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年轻父亲在各年龄段的压力值并未呈现出显著差异(p 0.05)。上述性别差异再次凸显了女性是家庭照顾的第一责任人。职业发展的黄金期与子女照顾的高依赖、高负荷期不期而遇，势必使得已育女青年比男青年面临更加激烈的工作家庭冲突，压力陡增。07表 2已育青年特征与作为父母的压力变量父亲母亲年龄25 岁3.003.7426 30 岁3.693.7031 35 岁3.603.6336 40 岁3.543.5941 45 岁3.523.51F=0.934，p=0.443F=3.605，p=0.006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3.673.73高中或中专3.623.68大专3.533.54本科3.453.48研究生3.243.44F=6.746，p=0.000F=13.597，p=0.000个人收入低收入3.913.80中等收入3.563.57高收入3.253.28F=27.729，p=0.000F=36.618，p=0.000居住面积92 平方米及以下3.683.7093 至 130 平方米3.513.55131 平方米以上3.213.39F=26.08，p=0.000F=30.536，p=0.000其次，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所感知的养育压力较弱。在现代社会，教育很大程度上与个体所能获得的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相关联。因此，这里可以将教育程度视为一种前因变量，恰是较高的教育程度有助于已育青年获得更丰富的育儿资源(如教育资源、信息获取)，从而间接地削弱了育儿的压力。这一点在个人收入与父母压力的关系中得到了印证。如表 2 所示，个人收入越低，作为父母的压力越强。不难理解，收入的多寡不仅决定了育儿资源的多少，而且为家务劳动的市场购买提供了可能，使已育青年有更多的闲暇与自我投资的机会，从而缓解育儿的倦怠与压力。此外，随着家庭居住面积增加，年轻父母的压力则递减。17根据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2020，我国城市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为 36.52 平方米，平均每户居住面积为92.17 平方米。故本文将家庭居住面积分为三组，起始组以城市家庭户均居住面积为基准，其他组按城市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依次累加。表 3子女特征与父母的压力变量父亲母亲学龄段幼儿园3.563.56小学3.503.63初中3.643.57F=3.512，P=0.03F=2.788，P=0.062子女数量1 个3.513.572 个3.653.673 个3.683.674 个4.253.80F=3.877，P=0.009F=3.598，P=0.013子女性别(第一孩)男3.583.65女3.523.56F=1.880，P=0.17F=9.20，P=0.002子女性别(第二孩)男3.633.75女3.633.57F=0.07，P=0.932F=10.041，P=0.002就子女特征来看，子女所处的学龄段、子女数以及子女性别均跟年轻父母的压力有一定的关联。如表 3 所示，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多，年轻父母的压力递增。上述发现与人们的日常认知大致相符，但存在着性别差异。年轻母亲压力值随着子女数增多小幅上扬，但仍在中等压力值域内，并未出现年轻父亲的极端值。这种性别差异源于家庭内部性别角色分工差异，女性更多承担照顾子女责任的角色设定，提高了女性对于多孩抚育的容忍度与心理接纳度，反而钝化了其主观的压力感。这种压力的钝感同样表现在:当子女处于不同的学龄段时，母亲并未感知显著的压力差异(P 0.05)。而对于年轻父亲而言，家有初中生时其感知的压力最大，孩子在上幼儿园时次之，家有小学生时所感知的压力相对最小。在小学阶段，子女的自理能力相较于幼儿园阶段有了较大提升，课业负担不似初中那般繁重，故此时的父亲们普遍感到最轻松。从子女的性别来看，无论是第一个孩子还是第二个孩子，男孩带给母亲的压力更强于女孩。一方面，这种压力源于教养压力，即男孩不似女孩乖巧懂事，在教育方面会投入更多精力;另一方面，按照传统观念，男孩家长需要承担婚娶成本压力;当两胎都为男孩时，家长压力更高。从经济因素出发，较之于家庭养育成本，年轻父母的压力对家庭收入的变化更为敏感。如表 4 所示，家庭年收入与年轻父母的压力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但家庭养育支出与父母压力之间关系并不显著。青年的育儿压力受制于家庭收入，家庭养育支出变量与父母的压力可能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因此，笔者引入了家庭养育成本相对于年收入的占比变量。统计结果显示，其和年轻父母的压力存在显著关联，但并非线性的，而是类似于倾斜的 N 型曲线。以压力的中间值(3 分)为对称轴，在该轴的两侧均表现27出:随着养育成本相对于家庭收入的占比之增加，父母的压力值呈现出变大的趋势。在对称轴以上，当养育成本相对于家庭收入的占比由 18.14%升为 21.08%时，年轻父母的压力值由 1 分上升为 2 分;在对称轴以下，当养育成本相对于家庭收入的占比由 21.85%升为 28.76%时，年轻父母的压力值由 4 分上升为 5 分。表 4经济因素与父母的压力压力指数家庭年收入(元)年养育成本(元)相对占比(%)1=没压力177 418.7828 298.5918.142=压力较小155 793.6826 033.0221.083=一般139 647.7325 647.9019.834=压力较大128 821.8825 909.1421.855=很大压力102 236.7725 258.9428.76(N)6 0073 6263 826F=43.002，df=4，p=0.000F=0.614，df=4，p=0.653F=19.303，df=4，p=0.000表 5不同子女数的家庭养育成本与年收入子女数(个)年均养育成本(元)每孩次的年均养育成本(元)家庭年均收入(元)126 827.9826 827.98135 242.05222 330.1311 165.07122 117.94321 454.217 151.41126 111.18423 206.005 801.50163 726.29总体均值25 826.34132 010.01F=9.738，df=3，p=0.000F=6.142，df=3，p=0.000按照生育抉择理论中的序次模式，生育意愿犹如摸石头过河，前期生育成本与收益的评估影响后期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的实现。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直接养育成本与再生育意愿之间的关联。不妨先来看看子女养育成本的绝对值与相对值。如表 5 所示，家庭年均育儿支出为 25 826 元，而家庭年均收入为 132 010 元，家庭育儿支出占家庭收入的 18%29%。以此为标准，粗略估算一个家庭将子女养育成人的总成本(按 18 年计)为 46.49 万元。考虑到统计口径与调查年限的差异，以上估算与相关智库根据国家统计资料推算的结果(48.5 万元)大致相当，可信度较高。按照调研时点 2015 年来测算，当年全国的 GDP 总额为 676 708 亿元，人均 GDP 为4.94 万元，则意味着在2015 年37参见梁建章 任泽平 等:中国生育成本报告 2022 版，https:/ _ biz=Mzg2OTAzNTUwMA=mid=2247486431idx=1sn=b6731491fd5142445c68f154ad ee3072chksm=cea2775cf9d5fe4a32fbe7854e2ed957a47c986c4309d1a34238d29f43cc342a0a6d3fc306f4sc ene=21#wechat_ redirect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6 02 29，http:/ 1899041.html抚育一个孩子成年所需费用相当于人均 GDP 的 9.41 倍。将其置于国际环境下比较，则发现美国当年的养育成本相当于人均 GDP 的 4.1 倍，爱尔兰 2016 年对应的比值为 3.57 倍，瑞典 2020 年对应的比值为 2.91 倍，韩国 2013 年对应的比值为 7.79 倍。可见，中国育儿成本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就学龄来看，幼儿园阶段和初中阶段育儿成本最高，小学阶段则处于中间水平。就子女数来看，子女数与家庭年平均养育支出呈现 U 型曲线的发展趋势。如表 5 所示，只养一个孩子育儿成本最高，同时养两三个孩子反而比只养一个孩子育儿成本低;当孩子数量达到 4 个时，家庭养育成本又开始缓慢回升。采用家庭中每个孩子的平均年养育成本测量，则养育一孩的成本最高，二三孩的养育成本依次递减，养育 4 个孩子的平均成本最低。既然孩子生的越多平均养育成本越低，为何已育家庭生育意愿仍低迷?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一，已育青年家庭追求的是孩子的质量，流行的是密集型育儿式的精养模式;第二，在成本约束下，孩子的数量对孩子的质量具有一定程度的稀释作用;第三，在客观存在的经济成本之外，还需考虑主观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从统计结果来看，无论是家庭年养育支出还是家庭年收入，与再生育意愿之间的关联均不显著。因此，需进一步挖掘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影响再生育意愿的其他要素。四、年轻父母压力的形塑机制分析鉴于压力的产生源于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本研究进一步扩充多个不同维度的变量进入模型，以明确影响年轻父母压力的主要因素。同时，以性别比较为视角，分别建立父亲模型和母亲模型，以更好地比较二者压力的形成机制及差异。统计结果显示，两个模型均通过了模型适配度检验，且对数据的拟合效果较好。此外，自变量的容差值均小于 1，且值均大于 0.1;VIF 值均小于 10，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通过替换因变量为为人父母的压力小、压力中等、压力大的三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生育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及社会支持类各变量的作用方向一致且显著性保持不变，说明模型较为稳健。表 6年轻父母压力的影响因素变量父亲模型母亲模型直接成本年养育成本(参照组=13706 元及以下)32 207 元及以上2.579(0.796)1.369*(0.675)20 707 元 32 206 元0.511(0.668)0.528(0.569)13 707 元 20 706 元1.706*(0.733)0.915(0.507)(下页续表)47参见梁建章 任泽平 等:中国生育成本报告 2022 版，https:/ _ biz=Mzg2OTAzNTUwMA=mid=2247486431idx=1sn=b6731491fd5142445c68f154ad ee3072chksm=cea2775cf9d5fe4a32fbe7854e2ed957a47c986c4309d1a34238d29f43cc342a0a6d3fc306f4sc ene=21#wechat_ redirect接上表变量父亲模型母亲模型直接成本家庭收入(参照组=72 012 元及以下)150 013 元及以上2.225(1.699)1.815*(0.839)96 013 元 150 012 元1.648(1.380)0.505(0.689)72 013 元 96 012 元0.420(1.234)0.197(0.603)每周家务劳动时间(参照组=3 小时及以下)10 小时及以上0.404(0.669)0.11(0.538)7 9 小时1.633(0.945)0.749(0.627)4 6 小时1.597*(0.683)0.771(0.561)每天工作时长(参照组=8 小时以内)2.981(0.662)0.249(0.547)工作与家庭冲突(参照组=零冲突)高冲突1.873(0.959)1.888(0.693)低冲突0.956(0.699)0.977(0.594)主观职业高原(参照组=有)1.698*(0.695)0.710(0.466)成就动机(参照组=高)0.966(0.602)1.265(0.429)组织支持单位是否提供生育友好型工作氛围(参照组=无)0.650(0.705)1.178*(0.561)单位生育制度执行情况(参照组=充分)1.512*(0.675)0.977(0.570)主管支持(参照组=有)2.096(0.767)0.349(0.582)子女特征子女学龄(参照组=幼儿园)初中0.675(1.210)2.190(0.751)小学1.118(0.833)0.032(0.509)家庭特征居住面积(参照组=131 平方米及以上)小于 93 平方米0.347(0.740)1.718(0.565)93 130 平方米0.163(0.766)0.500(0.450)奶奶是否退休(参照组=是)0.331(0.845)1.267*(0.554)外公身体状况(参照组=好)0.746(0.989)3.306(1.092)控制变量教育程度(参照组=大专及以下)1.477*(0.587)0.197(0.407)单位性质(参照组=自我雇佣)1.165(0.448)0.346(0.345)健康状况(参照组=差)1.032(0.713)0.803*(0.364)样本量22384861伪 20.6290.539注:1.限于篇幅，仅列出影响显著的变量。2.p 0.005，p 0.01，*p 0.0557如表 6 所示，年轻父母的压力源涉及部分个人特征、子女特征、家庭特征、经济因素、工作与家庭冲突、职业心态以及社会支持等方面，但因性别的不同而有所偏重。其中，年养育成本是影响年轻父母压力的共同作用因素，说明经济成本的确是造成年轻父母压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具体地，相较于年养育成本最低组，处于年养育成本最高组的年轻父母压力增加的概率分别上升 13 倍和 3.9 倍 EXP(2.579)=13.184，EXP(1.369)=3.931。从父亲模型来看，除了上述共同的影响因素之外，年轻父亲的压力主要源于每周的家务劳动时间、每天的工作时长、职业心态、单位的育儿支持，以及个人的教育程度与单位性质。其一，在工作与家庭领域，相较于每周从事家务劳动在 3 小时以内的已育男青年，每周家务劳动时间在 4 6 小时者为人父的压力增加的概率上升了近五倍。样本显示，已育男青年每周平均从事家务劳动 5.7 小时，而已育女青年则为 9.0 小时。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接近于男性的两倍，但在该变量上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已育男青年对于家务的忍受阈值要低于已育女青年。此外，相较于每日工作时长在 8 小时之内的已育男青年，每日工作时长超过八小时者为人父的压力增加的概率上升近二十倍。某种程度上，为人父母的压力既源于同一个体在家长与员工两种角色之间的冲突，更源于家庭与工作两个场域对同一个体在时间、精力等方面的争夺。这里的研究发现将已育男青年为人父的压力源头指向了工作场域。换言之，若按照两个场域的冲突方向而言，已育男青年对于工作域向家庭域的溢出甚至侵占更为敏感，已育女青年则可能反之。其二，职业心态方面，相较于存在职业生涯高原心态的已育男青年，没有职业生涯高原心态者为人父的压力增加的概率下降 18.3%。其三，单位生育制度的执行与主管支持情况对年轻父亲的压力影响各异。具体地，相较于主管提供育儿支持的已育男青年，未获得主管育儿支持者为人父的压力增加的概率上升了 8 倍。但是，相较于单位生育制度执行较好的已育男青年，单位生育制度执行较差者为人父的压力增加的概率反而下降 22%。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可能的解释是，职场对男性的角色设定是完美的员工，故生活中“工作狂”更像是对男性的一种褒扬。而单位的生育制度落实到位则意味着男性不仅可以享受国家规定的育儿假期，并且被鼓励放下工作、多陪伴子女。可是，无论是法定假期休假还是鼓励请假照顾子女，都会影响工作进度并有损男性“完美”的职场角色，并被贴上“婆婆妈妈”“拖后腿”等污名化标签，从而给已育男青年增添新的烦恼和压力。其四，个人特征方面，教育程度与单位性质对年轻父亲的压力产生不同的影响。具体地，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档级，已育男青年为人父的压力增加的概率上升 4.4 倍。这说明，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父亲更注重孩子的质量，更可能跟母亲一样“密集型育儿”，实际上这也是自我施压的一个过程。此外，工作单位的稳定性每提升一档，已育男青年为人父的压力增加的概率下降 31.2%。由此，也能理解为何如今的年轻人热衷于“考公”、追67下文中类似的计算过程省略，原理相同。在组织管理学和心理学中，将个体职业生涯发展中晋升可能性变小的阶段称为“职业生涯高原”。这里，职业生涯高原心态指的是受访者主观认为自己在未来职业发展欠佳。单位性质变量的赋值情况:1=国有部门，2=正式市场组织，3=自我雇佣。值越小，工作的稳定性越高，个人的自由度越低。求“铁饭碗”，至少体制内的单位能够提供更多的生育保障，生育环境也更为友好。从母亲模型来看，除了上述共同的影响因素之外，年轻母亲的压力主要源于子女所处的学龄、家庭中居住面积与祖辈情况、家庭年收入、工作家庭冲突度、成就动机、单位的生育友好氛围以及个人的健康状况。(1)就子女特征来看，相较于子女在读幼儿园的已育女青年，子女在读初中者为人母的压力增加的概率下降 11.2%。这说明，随着子女年岁的增长，自理能力也相应提高，从而减少了母亲日常照顾的工作量。(2)从家庭特征看，当居住面积较小、孩子的奶奶未退休或外公身体不佳时，可能增加女青年为人母的压力。具体地，相较于居住面积大于 131 平方米的已育女青年，居住面积小于 93 平米者为人母的压力增加的概率上升 5.6倍。可见，居住空间狭小尤为增加母亲的压力，而且其耐受的阈值更低。作为家中的总管(强调服务性角色)，住得是否舒适、是否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女性比男性具有更直观的感受。同时，由于退休的祖辈能够为双薪家庭中的工作母亲提供强有力的育儿支持，因此，相较于孩子奶奶已退休的女青年，孩子奶奶还在岗者为人母的压力增加的概率上升 3.55 倍。而且，较之于孩子外公身体好的女青年，孩子外公身体较差者为人母的压力增加的概率上升了 27 倍。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在城市中，女儿素来将娘家的事作为分内事，并不因结婚与否而改变。这也是如今城市中“女儿养老”之风更甚传统的“儿子养老”的现实原因。而家中只有独女的独生子女家庭更是如此。另一方面，目前有相当多的城市家庭是由外婆来带孙辈的。一旦外公的健康出了问题，外婆很可能出现分身乏术而无法照顾孙辈的情况，从而增加已育女青年的家庭照顾负担，进而加剧其家庭领域对工作领域的侵占，引发更强烈的冲突感，导致更多的身心压力。(3)经济因素层面，家庭年收入的增多倾向于削减女青年作为母亲的压力。具体地，相较于家庭年收入最低组，家庭年收入位于最高组的女青年为人母的压力增加的概率下降 16.3%。而且，其他收入组虽然并不显著，但跟收入最低组相比较，也呈现出压力削减的趋势。可见，家庭收入是子女生活与发展的重要物质性保障，更为工作母亲以金钱换(闲暇)时间提供了可能。(4)在工作与家庭冲突层面，工作与家庭冲突程度的高低显著影响已育女青年作为母亲的压力。具体地，相较于自我报告没有工作与家庭冲突的已育女青年，高冲突者为人母的压力增加的概率上升 6.6 倍。来自工作与家庭两个领域的冲突似乎已成为现代女性所特有的困境，亦是形塑女性作为母亲的压力的重要驱力。(5)高成就动机倾向于加重女青年为人母的压力。具体地，相较于高成就动机的已育女青年，低成就动机者为人母的压力增加的概率下降 28.2%。可见，年轻母亲不仅面临自身工作与家庭领域在时间、精力等客观条件的争夺，在工作领域她们还会自我施压。毕竟，受过的良好教育以及现代人对独立意识的看重使她们也希望像男性一样获得职业的发展与自我实现。(6)社会支持方面，若单位能够营造生育友好的工作氛围，则可以显著缓解年轻母亲的压力。相较于单位不具备生育友好氛围的已育女青年，单位的生育友好氛围较佳者为人母的压力增加的概率下降 30.8%。此处提示了从组织层面提升女性生育意愿的切入途径。(7)个体特征方面，已育女青年的身体越好，越能够消减其为人母的压力。具体地，较之于身体不佳者，健康的女青年作为母亲的压力增加的概率下降 44.8%。作为家庭照顾的主力军，已育女青年的身体状况不仅关乎个人，还是子女抚育、家务操持，甚77至家庭正常运转的保障性基础条件，更是再生育的首要生物性前提。五、结论与反思(一)主要结论第一，已育青年作为父母的压力中等偏高，介于“一般压力”与“较大压力”之间。个体特征上，健康状况的改善对母亲的压力具有消减作用;父亲的教育程度与其压力呈负向关系，单位稳定性的增加能够降低其压力。家庭特征上，子女的学龄阶段变化、居住面积的增大、孩子奶奶退休以及外公身体健康对母亲的压力具有消解作用。第二，养育的直接成本方面，幼儿园阶段和初中阶段最费钱，小学阶段则处于中间水平;只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最高，多孩的平均养育成本依次递减。家庭养育成本的上升对年轻父母的压力具有强化作用，而家庭年收入的增加则对母亲的压力具有缓解作用。第三，养育的间接成本方面，每周的家务劳动时间、每天的工作时长、职业生涯高原负面心态对父亲的压力具有强化作用，而母亲的压力则显著受到工作与家庭的冲突水平与成就动机的影响。第四，组织支持方面，单位提供的主管支持与生育友好氛围能够分别缓解父亲和母亲的压力，而单位生育制度的执行情况对父亲的压力具有强化作用。(二)政策反思本研究的实地调查开展于全面二孩政策正式落地的前夕，研究结果表明:养育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均为造成年轻父母压力的来源，而后者的影响力极可能反超前者，成为抑制再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拦路虎。它说明，在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之前，低生育率已悄然由政策约束型、成本约束型向内生惯性型转变。或许，这才是倚重经济激励的二孩政策效果昙花一现、三孩政策效果不彰的症结之所在。由此，提示未来的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措施应将关注点由单一的生育直接成本的社会分摊转向瞄准对象之后的政策优化，以及更为错综复杂的生育间接成本之消减。第一，养育直接成本的分担上，加快推进多孩家庭生育支持的“私人订制”。婴幼儿照护成本方面，个人所得税中现有的“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和“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均以一孩为操作基础，显然已无法适应多孩家庭的需求。建议以家庭为单位且按孩次进行梯度税收减免，并建立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育儿补贴专项制度，因地制宜地勘定标准。住房成本方面，目前多地楼市探索的应对逻辑是基于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提供诸如按揭利息返还、房价打折、取消限购等形式的购房补贴。而对于那些暂时无能力或无意愿购房的多孩家庭则只能“望洋兴叹”，故亟须政府加快构建公共住房和长租房的供给体系，并把控品质、制定统一的社区配套标准，18 同时在资源分配时向这些家庭倾斜。此外，通过“租购同权”改革斩断“入住”与“入学”的畸形关系，为教育资源的均等化扫清障碍，以实现教育成本与住房成本的“双降”。学龄前教育成本方面，考虑到出生人口的波动趋势，本研究建议:(1)将幼儿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范畴，覆盖人群延伸至 3 岁以下的孩童，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先行。这样既有利于学龄前教育的均质化，也能尽量减少后期因出生人口萎缩导致幼儿园“一孩难求”而被迫关张的资源浪87费。(2)整合多方资源，鼓励社区办园、企业办园、家庭托育点建设，打造“15 分钟托儿圈”，解决 3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