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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精品文档浅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 摘要：西安事变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的发动成为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关键转折点。张学良将军正是这起事变的发动者，他作为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重要官员，权倾一时，却不顾后果，义无反顾的发动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联共抗日。一方面因为他一直主张以国家利益为重，平息内战一致对外，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借助中共谋求苏俄的国际援助，以“西北联合政府”取代“南京国民政府”。虽然事变后的政治态势出乎张学良所料，身陷囹圄, 然而他的目的也基本上达到了。关键词：张学良 西安事变 原因引言：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拉开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的序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关键环节。从西安事变的发生到和平解决的整个过程，虽然是由很多复杂因素促成的, 但是其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张学良的联共抗日主张是西安事变发起的思想基础。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实行兵谏的真正目的是什么。1、从张学良自身来看 张学良一直主张以国家利益为重，平息内战一致对外。在他看来，要抵制外贼，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他极力谋求增强国力，不惜一切来维护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威。在他主政东北前后，为了与日本抗衡，他裁军队，修铁路，建海港，办工厂，积极发展经济，为东北现代化经济建设做出了显著地贡献，他鼓励发展民族资本，先后兴建了一批现代化工厂，如沈阳纺织厂，兴奉铁厂等，；为增强国防力量，在东北建立了几家兵工厂；为发展生产，禁止种植鸦片，免除了过去打内战时期而增加的各种附加税，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尤其重视教育，培养人才，他增拨教育经费，发展各县中、小学，捐赠巨款，资助各校选拔优秀学生出国留学。张学良建设现代化东北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富国强兵，以抵制外辱，然而随后国内时局却事与愿违。蒋桂战争之后又是蒋、冯、阎中原大战，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审时夺度，认为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当时南京政府还是全国的中心，只有支持南京政府，才能实现统一，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支持和促进国民党在东北的活动，并最终在1930年秋率兵入关支持全国统一大业，我一直坚定的相信，若要抗击外来侵略，就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并且正确的政府。”张学良极力维护南京政府的权威还表现在“九一八”事变前后，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中村事件，为发动战争寻找借口，战争一触即发，当时，张学良急电蒋介石请示，蒋回电“无论日本此后在东北如何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勿逞一时之愤，制国家民族于不顾”。而张学良听从的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事变后，数十万东北军毫无抵抗的退回关内，东北沦丧，他也因此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从这里可以看到，张学良之所以不抵抗，因为他在维护南京政府的权威，因为东北是张学良父子一直经营的地盘，丧失了东北，东北军便失去了根基，他也失去了自己的前景，他不可能不想抵抗的，他极力维护南京政府，他希望南京政府能下定决心，联合全国人力物力，实行全面抗战。事后在全国上下一片唾骂声中，他代蒋受过出走欧洲。张学良游欧时，蒋介石为了围剿红军，对日军一直采取妥协的态度，1934年张学良被召回继续剿共，因为他一直希望统一全国，以全面抗战，所以应该清除内战，先消除共产党。然而，东北军与红军作战却连连失利，整师整团的被歼灭，这让张学良觉得，这样下去自己的抗日梦想不会实现的，必须找到一条更好的路，而此时，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时的对张学良做了统一战争的政治思想，在中共帮助下，张学良决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另一方面，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政策开始产生疑虑。当蒋介石召回张学良以剿共时，他答应了，因为这时候的他对共产党认识并不深，寄希望于剿灭共产党后，蒋介石能专心抗日，而在东北军与红军作战屡战屡败，惨遭打击并且损失惨重时，蒋介石却袖手旁观，不做补给，这让张学良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出路。2、从蒋介石的政策来看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自“九一八”事变后更加膨胀，屡次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例如1933年签订了塘沽协定，是冀东大片国土沦丧，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对华北五省提出进一步要求，企图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国家民族危急到如此地步，蒋介石仍念念不忘内战，并没有立即抗日的迹象，这对要求披甲还乡、复土雪耻的张学良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在剿共期间，东北军遭受了重大的打击，蒋介石坐观不久，而此时中国共产党把争取张学良作为上层统战工作的重点。在中共的帮助下，面对严峻的现实，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政策认识有了质的变化。首先，张学良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看法逐渐改变。蒋介石为维护其统治，坚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而“安内”的重点是消灭共产党，同时也要消灭一切违抗中央的叛党军阀。因此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一直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集中力量全面“剿共”。而张学良与蒋介石不同，他与日本帝国主义除了国恨之外，还有杀父之家仇，并且自认为有失掉东三省的重大责任，因此希望立即对日作战，收复失地。尽管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 围剿” 红军的命令，但实际上并不热心于内战，对“剿共”更无兴趣，他想的是如何实现抗日这一目的。另外，张学良与共产党在历史上并无恩怨情仇，且对爱国进步青年具有倾慕之心和相怜之心。在他的观念中，抗日救国才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这就决定了他执行蒋介石的“ 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只能是暂时的、不彻底的，只是他为了实现统一全国，上下一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计谋。随着另一个不平等条约何梅协定条约的签订，离抗日前线最近的东北军被调往陕甘“剿共”，他开始怀疑对日本一直迁就忍让的态度是否正确，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也产生了怀疑。他在汉口发表一项声明中说到：“我相信，我们在剿共战役中所做出的任何牺牲都是无谓的，莫不如把这些牺牲用到抗日战场上”。到西安之后，通过和共产党人的深层次的接触，使他认识到共产党才是真心实意抗日的，红军才是真正的抗日军队。渐渐地，张学良认识到，国家的利益远远高于一切，共同抗战绝对是优先于平息内战，平息内战不是使国家统一的决策，抗击外来侵略，才是实现国家统一大业的前提。3、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来看 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战争打响时候就开始筹统一战争的工作，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朱德等人联合致电张学良，劝告东北军“不要做中国人与中国人相互残杀的事情”，并派人与张学良在洛川举行会谈。共党人的诚意，使身处困境的张学良逐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愿意同中国共产党达成秘密停战协定。后来，张学良为实施联蒋抗日进行了各种准备，具体有：接受我党的建议，建立军官训练团；培养中下级十部；组织抗日同志会；派代表到新疆、广西、广东、四川、山东、冀察等地征求意见；联络各省实力派共同联共抗日。自己则在力劝蒋联共同抗日无效的情况下，为真正实现联蒋抗日，避免内战，发动西安事变，真正完成逼蒋抗日这一策略的实施。对张学良来说，发动四安事变是手段，日的是为了使蒋停止内战，用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实现收复失地，统一全国的理想结局。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对张学良发功西安事变所起的巨大作用。除此之外，全国上下形形色色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不仅鼓舞着全国各地的人民，同样也让张学良感到震撼，自日本侵略中国开始，中国人民的反日斗争就从未停止。特别是“一二九” 运动之后,，救亡运动在全国掀起浪潮。在召开的“九一八”五周年纪念会上，参加会议的群众向张学良表示：“愿以我们数十万颗肉弹作为抗击日寇的武器，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张学良被这铿锵有力的话语感动得留下眼泪。十二月九日西安青年和学生举行规模盛大的示威游行，张学良被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不仅没有执行蒋介石镇压爱国学生的命令，反而对学生们说“你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好，我和你们的心是一样的， 几天后，我张学良一定用事实来答复你们”。然而，当张学良把学生的情愿呈给蒋介石并试图劝谏的时候，却遭到蒋介石的痛斥和责骂。对于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种种态度，张学良渐渐地感觉到心灰意冷，处于一个军阀的身份，他想到了自己另成立一个政府，但是，目前能寻求援助的来源只能是苏俄，而中国共产党是当下和苏俄联系甚为紧密的，所以，张学良也想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途径，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吸收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抗日，也是打动张学良的地方，在中国共产党政策感召和全国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张学良在危急关头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4、从共产国际动机方面来看 十月革命后，苏俄为了尽快摆脱新生政权的危机，对边境接壤的中国和宿敌日本很是担忧，作为政治家的斯大林一开始就很重视远东国际安全战略。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斯大林的远东战略目标只能借助中国抗日来牵制日本，以缓解远东危机。而在此时，准备施行“兵谏”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也正是看到了这个机会，张学良认为，自己要建立一个“西北联合政府”，必须要寻求苏联的支持，而在借助苏联力量的现实性上，实力最弱但得天独厚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所以要和苏联取得联系，就得通过中国共产党，而事变能否成功，取决于共产国际对自己施行“兵谏”的态度，在中共与红军支持的背后，一旦前苏联暗中支持，实际上可以算是大功告成了，因此，当周恩来到达西安的时候，张学良表示愿听中共的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然而这时的共产国际态度也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斯大林很快便发现，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相当有限，并没有出现当年布尔斯维克式的革命浪潮；二是国民党有可能会统一抗日；三是在英美的干涉下，苏俄与日本尚有足够的缓冲空间。因此，“九一八”事变后苏俄改变了以往的策略，开始积极与蒋介石政府发展关系。在与日本对抗中，苏俄绝不会正面和日本交锋，苏俄是策略是“促蒋抗日”，仗还是要靠蒋介石去打，斯大林的策略是，一切干扰和妨害国民党蒋介石“抗日统一战线”的做法都在调节之列，于是，共产国际改变了以往“反蒋抗日”的政策主张，变成了“联蒋抗日”。但是，西安事变发生后当天中午，中国共产党不顾共产国际“8.15”关于“联蒋抗日”的指示精神，明确电告共产国际书记处：将与蒋介石政府以外的抗日派别达成政治和军事协定，组织联合政府，准备应付遭遇军事进攻的危险局面。当天晚上中国共产党就电告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人，对蒋要在“紧急时应做断然处置”。第二天毛泽东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一事件“把我们从牢狱情况下解救出来了”。而这一切，都是在张学良并不知情共产国际转变“反蒋抗日”的态度的情况下做出来的，这对于一心希望借助苏俄援助并领导抗日的张学良来说算是灭顶之灾，以至于在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就以“蒋介石反革命面目已必现”的结论性语言通报中国共产党，并及时询问“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岂告”。共产国际的指示不仅否定了毛泽东的战略构想，而且也让毛泽东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事变后苏联真理报社论就认为，“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公开指责张学良是“利用抗日名目制造分裂”，甚至指责张学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间谍”。毛泽东只得在给张学良的回电中安慰说：“唯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让张学良相信那只是外交辞令，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在接到共产国际释放蒋介石的明确指令后，21日，毛泽东只得干脆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内容转发给张学良，不过还是特意删去了“让张学良感到不舒服”的话。莫斯科舆论的公开指责，共产国际指示的变卦，中共不得已的退避和国内民众的一致反对, 都是张学良原先没有估计到的，其打击、苦闷、冤屈甚至一种被欺骗的感受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在地缘政治的漩涡中，张学良毕竟不是政治家。他当然不明白共产国际的谋略，更无法猜想中共朝令夕改的真正缘由。我们可以理解的是，从甘愿护蒋返京来看，张学良内心的焦虑、绝望、痛苦的变化和护蒋请罪的决心非同寻常。西安事变最后以和平解决而告终，这个结局是由当时很多因素所促成的，包括共产国际的电告书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极力促进。而对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京，很多人众说纷纭。从当时的形势看，张学良送蒋介石回京，对个人和东北后来军来说是不利的，但从最终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有利的。一是可以解除人们对事变目的的猜疑，用行动表明他们发动事变的动机，取得全国人民的信任；二是是可以征得地方实力派和社会舆论的同情。后来，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在南京后，在西安引起极大震动，出现了不逊于蒋被扣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如果处理得不好，不仅会使已经取得的和平解决的成果丧失，而且可能会导致新的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不计教个人身处逆境，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本着和平解决事变的初衷， 对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进行劝解，使可能爆发的内战得以制止。参考文献1 张同新.从国家观演变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结J.大公报,2007,39(2):12-28.2 钱进.张学良与东北易帜新释J.民国档案, 2000(4):79-843 秦程节.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之浅析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 2016,18(4):81-90.4 张友坤, 钱进.张学良年谱:上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574-575 .5 张雪山.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导作用J.成都大学学报,2008(2):40-53.收集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管理员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