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源式发展：特征、难点与思路.pdf

2024年4 月第4 0 卷第2 期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报【乡村振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源式发展：特征、难点与思路张岩（中共丹东市委党校，辽宁丹东1 1 8 0 0 0）摘要】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内源式发展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难题。本研究在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结合内生或内源性发展理论、“自组织”理论，分析了集体经济内源式发展的四个必要特征，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而内源式发展面临的现实难点，则通过丹东市多村调研的案例进行说明，体现在资源整合重构、发展路径依赖、支持体系不健全三个方面。为进一步研究应对思路，从调研村庄中选择了东兴村的发展历程作为内源式发展的典型路径案例分析，同时解释了内源式发展的作用机制，最后从帮扶资金、人才培养、市场引导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关键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内源式发展；特征；难点；思路中图分类号：F321.32一、问题的提出党中央高度重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与壮大。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州考察时指出的“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深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促进共同富裕”，阐释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功能定位。基于此,2 0 2 3 年中央一号文件从运营机制和经营模式两方面首次明确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什么、怎么干”的问题。2 0 2 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则对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2 1 2 0 2 3 年上半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按平均数统计为2.4 9 8,按中位数统计则为2.6 1 2。可见，现阶段我国城乡发展还存在较大差距，对发展新型农文献标识码：A势,形成价值、规划、归属、阶层等方面的认同3 ,和文章编号：1 6 7 4-2 9 2 3(2 0 2 4)0 2-0 0 2 2-0 5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提出了迫切的现实需求。无论从政策导向还是现实需求来看，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都是应有之义，在实践中，内源式发展是集体经济发挥其作用的关键。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政策支持体系日益完善，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具备了充分条件。推动集体经济内源式发展，有利于提高乡村发展水平、降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有利于充分激发农民内生性、增加就业，有利于增强乡村治理能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二、内源式发展的特征（一）发展动力内生化内生或内源性发展理论是新型农村集体内源式发展的基础之一。不同于“外部激活”的外源式发展模式,内生或内源性发展理论强调的是在地区内部推动发展和参与，充分利用自身特点与比较优收稿日期:2 0 2 4-0 2-1 4作者简介：张岩（1 9 9 1 一），男，辽宁丹东人，中共丹东市委党校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农业经济。基金项目：辽宁省党校系统2 0 2 3 年决策咨询课题“农业强国背景下推进丹东乡村产业振兴的实现路径研究”（2 0 2 3 KTSJ20）。-22-Journal of BeijingCollege of Finance and Commerce进行发展的顶层设计。在实践中要求对村庄或乡镇内部的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进行联动与整合，将离散的要素集中使用,形成由内而外的扩散机制和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农村乡土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稳固的熟人关系场域，场域内的信息通常是对称的,有利于比较优势的挖掘和共同认识的形成，但通常在发展实践中缺少能够进行联动整合的引导力量。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尤其注重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从十八大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对集体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不难发现，内生发展动力的激发需要两个必要条件：一是通过稳定的农村熟人关系场域形成“内联”的沟通媒介；二是通过农村精英群体（通常是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形成“内联”的推动机制。（二）发展空间在地化“自组织”理论是集体经济内源式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一。内源式发展就系统层次看是一个村庄发挥整体功能的过程，即通过独立要素所不具有的性质和功能,形成新的系统性特征4 。例如通过专业合作社组织起来的农民，在农产品的上行交易谈判中会具有更高的议价权，然而去组织化的农民并不具有这一特征。因此，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源式发展必然对村庄或乡镇提出迫切的“自组织性”提升需求,这一过程通常是经济组织发展与村庄系统性发展的耦合。基于此，在地化就成为了内源式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显著特征。在关系场域和精英群体相对集中的前提下，产业的在地化发展更加有利于“内联”。相较之下，一旦在地产业的缺位和“飞地”产业的兴起同时发生，那么村庄原有的“内联”机制将会被不断地向外拉扯，产生撕裂,形成经济强村对弱村的“虹吸”。所以,在地化不仅是内源式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显著特征，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空间基础。（三）发展理念包容化内源式发展高度重视“内联”，但并不排斥“外引”，大量集体经济强村的成功案例表明，“内联”机制有利于发展质量的提升，“外引”机制则有利于提升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内外联动”是内源式发展的最理想形态。例如丹东市宝山镇岔路村集体建设了占地面积1 0 0 0 余亩的农业示范基地，2 0 1 9 年，岔路村小浆果基地吸引了兄弟乡镇1 1 个村联合投资，新建高标准日光温室大棚2 9 个，以“飞地”形式产April,2024Vol.40 NO.2生集群效应，实现了双赢目标。同时，岔路村集体自筹资金，新建容量1 0 0 吨的冷库4 座，新发展露地蓝莓2 0 亩、软枣猕猴桃3 5 亩，每年可增加收人2 0万元，是内外联动发展的典型案例5 。“内外联动”所强调的是“外部激活+内部重塑”6 的包容性发展理念，核心在“内联”关键在“外引”，对上、下游产业的衔接能力是重要体现。包容性发展理念的本质是“内联”过程的延续，重视对不同理念与价值的认同,所以是内源式发展的必要条件与显著特征之一。（四）发展成果普惠化内源式发展是实现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发展成果的普惠化是显著特征之一。普惠化有四种具体的表现：一是参与主体的普惠，村庄、企业、村民各类经营主体积极参与，共同致富增收7 ；二是参与形式的普惠，个体参与、协作经营、资金入股、技术入股等多种形态共同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三是机遇的普惠，内源式发展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搭建发展平台，提供平等的发展机遇，帮助实现按劳分配的收人分配方式；四是成果的普惠，集体经济内源式发展所产生的收益，通过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提升以及年底分红等形式惠及全体村民，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三、内源式发展的难点（一）资源整合重构压力巨大对于集体经济“空壳村”或薄弱村而言，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首要难题是对村庄内部发展要素的整合。如果无法有效进行村庄内的资源整合重构,那么对内无法形成有效“内联”，对外难以实现重要“外引”。以辽宁省丹东市的乡村产业发展为例，关于资源整合重构的具体难点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有限的土地供给与扩大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矛盾。受限于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集体经济建设用地不足日益成为突出问题。在此背景下，“飞地”成为了薄弱村发展集体经济的主要方式。但是，集体经济强村对“飞地村”普遍较为排斥。笔者2 0 2 4 年1 月对丹东市周边的多个强村进行谈话调研,在关于外村产业的“飞人”问题,所有受访村表现出了较为一致的答复，即主观上的抗拒心态。主要原因一方面为集体经济强村的产业园区空余面积也在日益减少，更希望用空余面积发展本村产-23-2024年4 月第4 0 卷第2 期业，一方面则是“飞入”产业（例如草莓暖棚）的收益较低（需要扣除固定租金），对强村而言经济损失较大。从“飞人村”角度看，笔者2 0 2 3 年5 月的走访调研结果显示，一部分村抱着完成集体经济发展任务的心态对“飞地”的态度较为积极，大部分则认为“飞地”模式不利于后续的再生产和管理，普遍认为在地自主经营是更好的选择。综合来看,丹东市三县三区村庄发展的显著特征是：“飞地”的目的地都是集体经济强村，集体经济薄弱村几乎没有在地产业，由此产生了强村对弱村的“虹吸”。二是缺乏系统完善的乡村发展融资渠道。在融资问题上，一方面是集体经济薄弱村的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不良资产和债务问题，严重影响了发展村集体经济的融资。另一方面是融资渠道的单一，目前政府、农业农村局、财政、组织、民族宗教等部门的扶持资金是丹东市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融资渠道。金融系统的融资规模十分有限，主要原因在于抵押物与担保的缺失。尽管银行普遍推出了“信用贷”业务，允许农民通过信用担保进行小额贷款，但通常需要村委会进行担保，农民一旦违约就需要村委会承担损失，因此村委会普遍不愿意进行担保。三是农村人力资本的增量与存量呈现“双降”态势。目前,小浆果是丹东市比较优势显著的特色产业，同时也是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以蓝莓行业为例，一座长1 0 0 米、宽1 2 米、高6 米的现代化暖棚在蓝莓采摘期每天需要1 0 2 0 个劳动力，雇工实行时薪制，每小时工资在1 5 3 0 元。笔者在2 0 1 9、2021、2 0 2 2、2 0 2 3 四年对丹东周边乡镇的蓝莓产业园进行了抽样调查，平均用工年龄分别为5 3.2 岁、54.1岁、5 4.6 岁、5 6.3 岁。可见，农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在向老龄化方向偏移,并且没有年轻劳动力的及时补充。笔者2 0 2 4 年1 月在楼房镇马家村进行调研,在问及关于劳动力的未来预期方面问题时,农户普遍表现出了看低态势，尤其对十年之后的农村劳动力供给表现出了担忧。四是农村居民的身份与技能的“二元化”趋势日益显著。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农民的身份与农业技能是“一元化”的，即农民会种地是常态。但近些年来，农村居民与农业技能的“二元化”分离日趋显著，农村年轻人不会务农、不愿务农是常态。笔者于2 0 2 3 年1 2 月调研的一名1 9 8 5 年出生的农村产业党员明确表示尽管自已从小在农村长大，并-24-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报且现在经营草莓大棚，但并不会种地。农民不会种地，会种地的不是农民，此类现象并不罕见。（二）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强村庄在内源式发展模式上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路径依赖，基于经济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具体难点表现为三方面：第一方面：对帮扶资金路径依赖性强。这是对集体经济强村而言，丹东市集体经济强村普遍都建有特色产业园区，发展空间较大，容易获得政府部门的帮扶资金。因此在特色产业的再生产上不愿意使用自筹资金，更倾向于帮扶资金，“等要靠”思想较为显著。第二方面：对外部模式路径依赖性强。这是对集体经济弱村而言，丹东市集体经济薄弱村普遍通过“飞地”形式加入到强村产业园区中，因此在发展路径上以集体经济强村的模式为主导，同质化较为严重。第三方面：对现有产业路径依赖性强。即缺少关于特色产业的中长期规划，发展路径完全聚焦于短期“从无到有”的发展,而关于中长期的规划普遍为“从有到多”，缺少“从有到精、从多到精”的规划。（三）帮扶与支持体系不完善第一是治理框架不够成熟完善，目前丹东市的集体经济强村，除极少数实现公司化经营之外，大多数村集体经济的经营治理是以“两委”主导，能人型村干部对集体经济的发展影响较大8 ，“强人治理”是目前的主要特征。第二是集体经济薄弱村的发展规划不明确，上级部门的帮扶资金不容易对接。大多数村庄在获得扶持资金之前都缺少具体的项目落地规划，往往是当地县乡两级政府的推动下确定了会有帮扶资金后才着手制定细节。在此背景下，外源要素难以激活、内源动力难以激发，内外联动对接不够顺畅。第三是产业体系单一，三产对接不够完善。以草莓为例，2 0 2 2 年丹东“东港草莓”品牌价值达到77.5亿,其中鲜果产值达6 0 亿。也就是说,丹东草莓行业的初级产品价值占比为7 7.4 2%，草莓价值链条中的二、三产业占比仅为2 2.5 8%。从产业比重来看,更低的初级产出占比有利于提升农业附加值，有助于旅游服务业和加工业的兴起。相较之下，一旦初级产出的占比过高，就容易对中、高级产业的发展产生“虹吸”9 ，制约乡村经济的转型升级。Journal of BeijingCollege of Finance and Commerce东兴村位于丹东市凤城市弟兄山镇中西部，全村共分7 个居民组，3 8 5 户，1 2 9 3 口人，党员6 8 人，村“两委”干部5 人。全村耕地面积2 9 9 0 亩，林地面积2 6 0 0 0 亩，蚕场面积超过4 0 0 0 亩。2 0 1 8 年以前,东兴村以传统的玉米、大豆为主，大榛子和现代化养鸡为辅，处于集体经济“空壳”状态，没有公共收人来源。2 0 1 8 年以来，东兴村党支部开始在村书记于某的带领下转变思路，尝试发展设施农业。从2 0 1 8 年初开始,村书记于某在调研了周边乡镇的发展经验和充分考察市场的基础上，发挥东兴村的区位优势,制定了发展规划。同年6 月争取到了上级组织部门和农业部门的专项扶持资金，用于建设蓝莓产业园区，不仅解决了本村的公共收入问题，同时整合了全镇的集体经济发展资源，形成了多村联合、共同参与的发展格局。随着产业园区的发展,该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2 0 1 9 年该村通过自筹资金的方式发展出了一处全新的食用菌产业园区。至此逐步形成了“政府嵌人激活党建引领示范一群众普遍参与”的典型路径，对研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源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政府嵌入激活，释放“乘数效应”2018年6 月，丹东市使用特殊党费对集体经济“空壳村”进行帮扶,通过“申请一审核一答辩”的方式对符合条件的集体经济项目进行评定，每个村最高可获得5 0 万元资金额度。东兴村利用自身临近省道、交通便利、土地平整的优势,选择在村内1 组流转土地建设蓝莓产业园，共流转土地面积4 0 0 余亩。在乡镇政府的协调下，东兴村同镇内其他三个“空壳村”共同申请联合项目，四村一同申请2 0 0 万扶持资金。在成功申请到帮扶资金后，蓝莓产业园区在当年建成现代化高标准暖棚1 2 个，在规模经济影响下，平均成本显著降低1 0 。到2 0 2 3 年1 2 月，蓝莓产业园区规模扩大，由原先的1 2 个扩充至2 0个，园区年产值超过4 0 0 万元。这是集体经济内源式发展的典型路径之一,来自政府部门的外源式要素在成功与在地项目对接后产生了显著的“乘数效应”。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外部的要素嵌人与村庄内部的发展规划能够及时有效衔接。一个重要的启示是村庄的内源式发展并不抗拒外源输入，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对内部比较优势的挖掘将外部嵌入要素吸纳转化为内生动力。April,2024Vol.40 NO.2（二）党建引领示范，内化交易成本四、内源式发展的典型路径与案例东兴村在蓝莓产业园区土地流转过程中做出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顺利流转超过4 0 0 亩土地，为长期发展留足了余量。村书记于某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党建引领的重要作用,流转土地的村民普遍表示有村书记带就愿意付出信任,并且在土地流转价格、年限、补贴等细节问题上都没有过多的要求。正如前文所言，乡村的熟人关系场域和精英群体的引领是内源式发展的必要条件。东兴村的“两委”干部均在当地长大，与村民长期相处，处于村内部的熟人场域中，并且村书记于某是产业党员，长期探索能够带领村民致富增收的项目，群众基础良好。另外东兴村较小，人口和空间分布集中，在发展中产生的交易成本可以通过熟人关系场域的覆盖和产业精英的引领示范实现内化。因此,东兴村之所以能够顺利建成蓝莓产业园区,政府的帮扶资金是一个必要条件，村庄基于扎实党建工作而形成了稳定、顺畅、高效的发展环境是充分条件，这是实现内源式发展的典型路径之一。这意味着实现内源式发展需要优先做好村庄内部的组织工作,形成团结稳定的内部基础，而后才能对外源要素进行衔接、吸纳、转化。（三）群众普遍参与，凝聚共同认识在蓝莓产业园区建成不久后，村民普遍肯定了发展设施农业的前景，希望能够加人其中，但蓝莓大棚的成本较高。于是，在村民的需求导向下，村书记于某基于蓝莓产业园的思路，重新谋划了一个食用菌种植合作社的新思路。通过在本村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冷棚种植香菇，然后与专业从事收购加工的企业合作，在东兴村搭建一个集香菇种植、收购、烘干、冷藏等为一体的食用菌产业园区。由于食用菌种植投入成本较低，仅为暖棚投入的1/4,并且风险低、收入稳定，每年4 10月均有香菇产出，每日收购、一日一价，最大程度保障了村民的利益。食用菌合作社从2 0 1 9 年成立至今规模迅速扩大，由最初的7 0 个冷棚发展到超过1 4 0 个，年产值超过7 0 0 万元。从自上而下引领发展”到“自下而上主动发展”的转变核心在于群众的普遍参与,内在的逻辑是产业精英+熟人关系场域+示范产业共同形成的共同认识，包括价值取向、发展规划、经营模式等。通过凝聚共识引导群众广泛参与，形成巨大的内生动力是内源式发展的典型路径之一。凝聚共同认识的核-25-2024年4 月第4 0 卷第2 期心在于共同利益的形成，村书记于某在食用菌产业园的建设发展过程中既是主要推动者，还是直接参与者，通过自筹资金的方式投资了5 个冷棚，极大增强了村民的信心。五、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内源式发展的思路（一）通过共同认识的凝聚实现“内”与“外”精准对接村庄的定位是集体经济内源式发展的前提，只有村庄居于发展的主动、主导位置才能有效激发内生动力，所以应该从村“两委”的治理能力和智力水平上下“先手棋”。在充分做好农村基层党支部建设的过程中积极发展、吸纳农村产业党员，发挥好带头示范作用，在集体经济需要做出重大决策的关键时期应鼓励产业党员、村干部的积极参与，从而实现村庄内部共同利益的形成，打造有效凝聚共识的经济基础。在内外衔接方面,内源式发展的关键是能否准确衔接好外部嵌人要素，而政府的涉农帮扶资金占据主导。因此，基于充分实现内源式发展和提高涉农资金使用效率的出发点，同时，建议由市级政府协调建立跨县区的涉农资金竞争机制，由过去政府部门选择村庄变为符合条件的村庄通过项目竞争资金，从而实现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由“等要靠”到“主动想、精心谋”的态势转变。（二）通过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建立健全培养本土化人才人才是集体经济内源式发展的动力源头，人口老龄化、空心化是乡村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有效解决此问题的思路是从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建立健全上下功夫。首先应尝试在集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的阶段建立现代化的公司运营机制，通过农业生产、管理、销售等环节的专业化分工形成“强村 到“强公司”的治理模式转变，建立现代化的人才管培制度，由吸引人才转变为培养人才。其次是通过产业链条的延伸与完善扩大乡村在地产业的规模和层次，以农业为主导衔接二、三产业的发展，通过产业的发展创造就业岗位，基于需求导向解决优质劳动力的短缺问题。（三）通过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构建引导培育发展内生动力方向是集体经济内源式发展的关键问题，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村庄的特色产业发展方向通常受政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报策影响较大。当外部的政策推动与村庄内部的现实诉求不一致时容易挫伤发展的主观能动性。为尽量降低试错成本，要进一步培育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壮大农村新型经营主体，转变农村产业发展推动模式，由外源式的政策推动转变为市场的需求引导1 2 。同时，建议由市级政府牵头进行特色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分析与对接，在不同城市之间建立特色农产品的对口合作机制，由此建立特色农产品的上行渠道，最终通过市场的引导激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源式发展与创新发展。参考文献：1薛云少，赵富强，衡红丽等.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N.巴音郭楞日报（汉）,2 0 2 3-1 2-2 5(2).2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J.社会主义论坛,2 0 1 9(7):4-6.3邓万春.内生或内源性发展理论J.理论刊,2 0 1 1（4)：44-46.4杨风禄，徐超丽.社会系统的“自组织”与“他组织”辨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1 1（2）：8 6-91.5邢漫.聚焦岔路村：解锁乡村振兴“幸福密码”N.丹东日报,2 0 2 2-1 1-2 7(1 7).6苏毅清，邱亚彪,方平.“外部激活+内部重塑”下的公共事物供给：关于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机制解释J.中国农村观察,2 0 2 3(2):7 2-8 9.7张锦兰，何湾.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J.探索,2 0 2 3(6):1 3 4 1 4 6.8韩旭东，郑风田，郑淋议.能人型村干部如何影响村庄新内源式发展：基于全国性村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中国软科学,2 0 2 3(6):5 6-6 5.9张岩.共同富裕视域下山区乡村产业振兴对策研究一以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为例J.农村农业农民（A 版),2 0 2 3(3):2 6 -2 8.10张岩.巧用规模经济“破解”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困境丹东市弟兄山镇的实践探索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 0 1 9(2):4 4 -4 9.11陈小兰，吴昌.“强村公司”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模式一一来自浙江省临安区的调研报告J上海农村经济,2 0 2 3(1 2):4 3 4 6.12张岩.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实践问题与应对策略J.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 0 2 1（2）：7 6-8 0.（责任编辑王梦醒）-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