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人的制度.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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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人的制度
——学术制度的特征及其变迁（简略稿）

张玉杰

目录

学术制度
问题域
交往
学术的社会效用
考据学学术人的学术生涯
幼年的学术环境
交游
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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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人的制度
——学术制度的特征及其变迁（简略稿）

张玉杰

目录

第一章 学术制度
问题域
交往
学术的社会效用
第二章 考据学学术人的学术生涯
幼年的学术环境
交游
讲会
书院
科举

第三章 传统学术类型的生存

第四章 洋务官僚对西方学术类型建制的影响

第五章 儒学的终结

第六章 新式学堂及其对学术制度的影响

第七章 现代学术制度的特征
分科
学术人的学术职业
新的交往形式

第八章 学术的结构

第一章 学术制度

制度既可能是成文的规定，也可能是社会行为的规范，既能明确地被人们感知，也可能人们日用而不自知。尽管制度十分复杂，但可以确信的是任何关于制度的研究都不能离开与制度相关的人群研究。因为从根本上说，制度不仅仅是约束人群活动的固化结构，而且更是与制度相关的不同人群彼此之间交互活动的结果。由于人群的差异，不同人群对同一制度的影响也具有差异性。例如，尽管政府或政党并不能专擅法律，但毫无疑问，其享有改动它的先决权，并且在改动引起骚乱时可以动用权力来维持。这就表明，在法律制度上，政府与政党具有更便利的影响手段和方式。按照这种差异性，我们把与制度相关性最大的人群归为一个群体，把该制度视为该群体主导的制度。这个群体的变革将影响到制度的变革。一切变革总是从人群开始。
从这种角度开始的对学术制度的研究，同以往的研究方式存在着差别。学术制度被视为是学术人群体活动的社会标签。通过它，既能标识出学术人群体，也能标识出学术人群体如何与其他群体产生关联。学术不是什么纯洁的上帝之物，也不是远离人世的清高幽灵，它只是普普通通的人类生活方式中的一种。它本身的光环以及让人担忧的地方，都无不闪耀着人类建构的痕迹。在思想观念史领域，研究学术的方式是把学术作为人的思想产物，视其为一个思想的客体，在历时过程中，这个思想客体是不断增长的。这是思想史的研究，该研究的文本叙述的主要特征是充斥学术人物的观念以及这些观念之间的关联；现在，这种研究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开始受到来自国外的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影响，逐渐重视外在于这些思想观念的东西。思想观念的事物与思想观念之外的事物开始呈现出某种分离的倾向。在国外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中，主要考察的对象是一种学术类型，即自然科学。在其早期，自然科学被视为是一种社会建制，因此，它重视外在自然科学思想观念的事物的研究，但在发展中，观念本身也受到重视，科学内容本身是累积增长或范式变革，而且也具有建构性。在科学知识的建构性中，思想观念与思想观念之外的事物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作用。在这一点上，它遵从了齐美尔对社会内容与社会形式之间关系的论证，内容与形式既是相互独立的，又是相互影响的，内容的变革将引起形式的变革，而形式的变革也会约束内容的选择。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也表明了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的独立性与关联性。研究重点的分歧已经预示着在二个研究重点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不能给出准确的答案。第三种关注学术的角度是从职业出发的，它多少是一种实用目的的研究，关注学术作为一种职业所薪水、就业环境、生活、晋升等方面的问题。尽管它注意到在各种与学术相关的因素之间具有的关系，却缺少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的解释。对两个或多个可以区分的概念、特征等事物的解释，最好的方式不是引入一个因素概念，这样带来了复杂化的倾向，而是从它们相关的群体之间的交互方式中进行解释。因此，克服这个缺陷的途径是回到学术人群体本身。首先按照学术人活动的特征抽取概念，其次是在概念之间搭建解释的环节。它的要求是对概念的概括以及运用，都不能脱离其所涉及的群体。

问题域
问题域指与群体相关的各种议题的集合。我们可以把学术人群体的任何活动、思想观念以及结构性的事物视为是对议题的现实解答。获取解答的过程构成了学术人群体的社会活动。议题在两种层次上存在，一种层次是私人议题，它被小范围的学术人关注并作出解答它的社会行为，既可能是一个个体的努力和思考，也有可能是两三个人的无聊谈资；另一种层次是公共议题，它在一个范围更大的社会空间中被关注，而且吸引了学术群体中的大量个体。这些个体以固定的组织形式存在，并且具有持续性。公共议题与私人议题的根本差别在于，公共议题深入影响社会结构并且能够引起社会资源的聚集。任何一个议题都是从私人议题通过某种方式转变为公共议题的。20世纪物理学的革命性理论成果相对论也是这样发展而来的。相对论在最初是以爱因斯坦个体的私人议题存在的。在1905年，这个议题已经在他那里成型了。通过《物理科学》这个期刊，以及普朗克的个人评判和宣传，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并且吸引了大量的人。相对论的影响为爱因斯坦获得教职提供了便利，这种转变也促使讨论并研究相对论的团体组织形成了。在大学中，在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所，爱因斯坦继续相对论的研究，并且开设相关的讲座。相对论从私人议题转变成公共议题。它意味着，在学术人中，存在一套筛选程序和标准。这套筛选机制是被用于筛选大量的私人议题，在筛选过程中，一些议题上升为公共议题获得发展，构成了学术思想观念的构成部分，另外一些议题则被抛弃，但其中的一部分具有在历史中被重新筛选为公共议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公共议题集聚学术人并形成学术中心。由私人议题上升为公共议题，议题的原创者则伴随这种议题的转换过程而获得群体承认。这两个过程是同一过程，只是在不同的角度看显得不一样罢了。其效应和表现是学术人在议题原创者周围的聚集，包括物理空间上的聚集和研究问题上的聚集。其次是议题原创者获得权威学术人的地位。对应于学术中心和权威学术人，在学术地位以及角色上产生了与之相反的学术边缘与边缘学术人。学术中心与学术边缘，权威学术人与边缘学术人构成了学术的基本结构。在学术群体中，这种结构以等级形式存在。它意味着，在从学术边缘晋升到学术中心的过程中，学术人需要克服各种学术困难。
议题对学术人具有吸引力，使得对同一议题持有兴趣的学术人产生凝聚的力量。它能够唤起学术人的学术情感，在这种情感中个体对议题解答表现出执着、忍耐寂寞的学术精神。从这个角度看，学术道德以及学术规范并不是空虚的口号，它的现实基础隐含在学术制度中。在传统学术制度中，围绕历史上的学术人的而产生的祭祀仪式以及卫道的精神追求，创立书院等并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也是宣泄学术情感的方式；在现代学术制度中，学术情感受到制度形式的影响，蕴含在职业规范和职责中；此外，议题还是一种资本，它能够为参与学术活动的社会个体带来各种利益。议题从私人议题上升为公共议题可能带给原创者的名誉、物质和社会地位的转变。其他学术人对公共议题的参与也能享受到由于议题所带来的各种福利。在传统社会中，儒学能为其学习者带来身份上的尊贵以及从事仕途的可能性；在现代社会中，学习某种学术类型同样能够带来社会地位的变化。在限制个体进入某些社会领域方面，现代社会的文凭同科举的功名是一致的。

交往
交往指学术人个体之间产生的关联。学术人能够成为一个群体，学术能够得到发展，都离不开交往。学术人同其他学术人建立起关联，从而构成学术群体。各种学术团体、学会、讲会、研讨班等都是以不同的组织形式实现的学术人个体之间的关联。这些关联的具体形式的集合构成了学术人群体的轮廓。在这种意义上，交往是具有形式的社会关系，在这些形式中，学术人个体的行为受到规制。例如，在seminar中，参与讨论是这种交往形式对学术人行为的要求，而且它鼓励这种行为的发生。如果参与这种交往形式而又不发表看法，那么将被视为不活跃分子，甚至在长期的讨论中被遗忘。
交往具有场景的即时性。交往的场景是短暂的，有些场景是偶然的，不会重复发生。尽管如此，交往都随带着学术评价的功能，并倾向于实现一个个体同所有同以学术类型的学术个体的交往情形。这一点并没有因为社会的变迁而改变。现代社会的媒体技术引起的是学术交往方式的变革，它使得那种外出游历的交游方式，信函等方式丧失其主要位置，这些交往方式产生的评价尽管可能是非常正确中肯的，但是缺少公开性，可量化性 公开性以及可量化是现代学术制度的特征。现代学术制度同知识机构的结合，使得学术等级对应于学术职位的等级，从而把潜在的等级差异转变为明显可见的利益差异。在学术成果被赋予国家富强的意义之下，生产学术成为大学的职能，而且成为学术人的义务。在这种观念的原产地，19世纪的德国，以及日本、中国等面临社会危机的国家里，无一例外地产生了国家的大学。这两点促成了学术制度具有了竞争的特征。公开性以及可量化是在学术竞争中作为竞争评价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
。交往过程中的学术信息交流随着学术人群体的增大而频繁，提供一种制度化的交往方式将便利地把学术人的学术信息告知所有的人，这既扩大了学术信息的通讯范围，也同时造就了一个个体向所有学术人展示的空间。它实现了一个个体对多个体的交往方式。一个刊物越是能够实现这种交往场景，它就越具有权威性。一个学术人越是能够实现同多个个体的交往，他就越能晋升到学术的中心。在刊物的发展中，它逐渐构架起同学术界等级结构同质的结构。在权威刊物存在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一般的刊物。因此，刊物，出版物并没有消除交往，而是造就了新的交往方式，并且在内在特征上实现了学术交往的趋向。从这种倾向中，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评价一个学术人的学术业绩需要考虑刊物，并且同时考虑刊物的学术地位。刊物通过它的公开发行与公开的特征传递出比信函，个人评价跟为客观和可操作的、具有说服力的学术评价，刊物的等级也赋予学术信息以重要程度的信息，这两个特征都在公信程度以及可量化程度上增强了。近代论文影响统计方法的产生更是使得量化成为简便、可操作的事情。它促使学术人在论文发表上积累数量，也重视论文发表刊物的等级。当这种评价同学术人的其他利益相关时，期刊等具有评价特征的交往方式就有可能产生不利的效应。抄袭等被视为是学术中被诋毁的行为，恰可以通过学术制度本身的运作得到解释，而无需追究到个体的品质的问题。
使得学术人之间产生关联的因素并非总是学术本身。学术本身对个体关联产生的影响恰是非常微弱的，往往只要存在少数几个学术人在学术上的共同兴趣就能满足在交往上的需求。广泛的学术交往是由学术之外的因素加以推动的。因此，在学术人的交往中，既有少数几个学术人构成的交往圈，也有数量大的学术人交往圈。在传统社会里，一个儒学的学术人具有广泛的学术交往圈，将有助于他获得学术名声，得到学术支持和获取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制度对学术人的束缚以及分科特征对学术人身份和志趣的划分，都影响了现代学术人的交往既局限在少量的学术人中间，而且类型也多数集中在相同的领域中。在不同的学术类型之间，学术人的交往也不同，自然科学的学术人交往比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术人交往频次更少。在学术人成长的不同阶段，受其学术地位的影响，交往的程度也不同，在处于学术边缘的时期，迫于融入学术界的压力，交往就会频繁，而一旦进入到学术中心，交往的程度与结构就会发生变化。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学术在具有不同社会意义时对学术人的行为产生的效应。

学术的社会效用
学术的社会效用指学术在学术人与其他群体之间产生的关联。这个概念用于描述和分析学术是如何与学术人结合并且使得两者融入到社会中。在学术人与其他群体之间存在的社会关系以及行为规范是与学术相关的。缺乏学术对学术人社会关系建构的支持，学术人也丧失了社会的身份。学术本身（在学术仍然作为私人议题的时候）尽管没有形式，但是可以通过它本身的议题以及在社会中生发的意义来影响学术人的行为，并且在这种行为中获得新的议题和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学术人只是学术的一个载体形式，他们呈现怎样的社会形象，也受到学术的约制。按照福柯对话语和权力之间关系的观点，什么是学术，什么样的陈述是学术都是先于学术人而存在的，一个社会个体希望成为学术人，需要首先接受既定的陈述规则，然后才能发生学术的变革。
学术的意义建构是学术的社会效用在社会生活中的效应，被赋予的意义能够在观念上支持学术，并且具有发展到稳定支持的制度化形式的可能。意义的赋予即可以来自学术人群体内部，也可能来自学术群体外部的其他群体。这两种意义赋予的来源，在学术文献中都可以寻找到踪迹。一般地，对一项研究都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说明进行这项研究的必要性，包括对于学术本身的延续发展，或者对管理、认知未知世界，经济方面等有可猜想的实际效用。即便考虑到它是由某个学术人写作的，也不能否认一点，在这些对必要性的解说中，它试图通过它的重要性来获取支持。在现代的学术体制中，这种赋予研究以重要意义的学术修辞是构成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其他群体支持学术研究的表现和遗留，它也意味着，学术并不是单纯地属于学术人，而且也同时属于其他相关的群体。在传统社会中，学术人的著述是个人的私人行为，它是学术人学术情感以及学术圈的竞争结果，并没有学术人世界意外的力量参与到著述的支持中。因此，它的写作具有相当大的自由性和个人性质。在现代学术制度中，这种自由和个人性质被公共的学术制度逐渐淹没，学术著述不再是一个学术人成熟思考的结果，而转变成被催促的生产学术的机制。生产学术已经被认可为是学术人的基本职能。多元的公共学术制度 公共学术制度，指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完整的具有等级特征和类别特征的学校制度，学术机构等实体，支持学术研究的各种基金会等为学术人的学术生产提供非私人性质财政支持的各种社会形式。它是现代学术制度中独特的部分，在传统学术制度中，它并不发达。它是现代学术制度同传统学术制度的区别特征之一。

在吸引其他群体支持的同时，也必然地面对学术适应它们的需求的问题。研究的资金消耗增大都迫使它考虑其他群体的需求。在这种意义建构中，学术人同其他群体之间产生各种关联。群体之间的关联，可以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解读。由于不同群体之间从事着相异的工作，因此产生了彼此需要和交换的必要性和现实性。但是分析一下分工逐渐明晰的历史过程，就可以看到，意义建构是如何的重要。意义建构不仅先于明确的分工，而且也是分工的推动动力。在传统社会中，学术人的存在状态是一种混合形式，他们同时具有各种身份，而不仅仅以学术来获取生活的各种条件。官僚、幕僚、皂隶、私人教师、以及编修书籍等各种身份都与一种专门依赖生产学术的工作现代学术职业相差甚远，多种身份把学术禁锢在非学术的身份中，使其只产生实用的价值。儒学是传统学术类型中具有优势发展条件的学术，这些条件的获得，是以它在政治中所产生的教化以及荃选官员的意义建构为基础的。天文星相也是由于它们对王朝的命运的预测而被建构在中央的机构中。这些意义建构导致它们能够把自身同其他的人群分离开来。在学术职业化的过程中，近代欧洲，学术成为学术人的职业，依赖于现代大学制度所提供的教职。在中国的学术制度变迁中，同样依赖于大学以及教育制度所维持的公共学术制度来实现的，而这个制度的支持是以学术在政治人中获取的意义建构为基础的。
学术的意义建构既可以促成短期的行为，也可能促使一些相关的长期的制度、规范的产生。这些制度嵌入在社会之中，并且获得稳定的支持，形成学术的社会效用。它对学术人的社会地位以及学术的发展环境产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不管是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的学术制度都存在着学术的社会效用，学术成为一种职业，可以说是学术的社会效用的新的体现形式。在学术职业形成过程中，学术的社会效用发挥了极重要的角色。在学术职业中，学术作为一种获取社会身份并且仅以此参与到社会中标签，教职的申请、晋升、研究的要求等构成了标识学术专门化的特征。学术人的身份倾向于单一，并且在多个身份中，学术人身份是主要的。除此之外，学术可以做为教化的工具。在任何社会里，同教化联系的事物中，必然地存在学术，这不仅是因为，学术本身对语言的使用，更重要的是学术本身的观念一致更能导致人群在秩序上的统一。教化把学术同教化的制度结合在一起，它使得学术能够居留在知识机构中。现代教育制度的产生把学术规整在教育制度中，并为学术人提供了职位。学术也可以发挥资格的社会效用。科举制度以及现代的教育制度都具有赋予制度中的人各种资格的功能，这些资格对于社会个体参与社会获取生活资源都是具有吸引力的，导致学术能够吸引大量的个体参与到学术中。
在学术变迁中，变迁主要发生在学术的问题域、交往形式以及学术的社会效用三个领域。学术的问题域变迁繁复，每一个学术领域都构成一个纵向的历史变迁。学术积累说认为学术的变迁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现代的学术总量总是比以前大而且更为准确；学术的变革说，认为学术以范式的方式存在并且以突破既有范式的方式发生学术变革，从而带来学术的发展。这两种说法建构了一幅学术问题域在范式内积累，在范式之间变革的变迁图景。但是，对于某一问题的解答并非存在着唯一性。社会秩序的治与乱问题不仅引发了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也引发了此后不间断地思考和社会实践。越是概括的问题越不具有解答的唯一性。多种解答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其结果并非是等同的发展，而是被筛选的得到了发展和定位。在不同的学术类型之间以及同一学术类型内，分裂不仅作为特征存在，而且它根植于对问题域的处理方式。分裂与筛选是学术问题域变迁的特征，也是变迁的主要方式。在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中，对于民族以及国家危机的感触，对于富强、独立以及完整社会形貌的追求，不仅引发了学术人以及其他群体对西方学术类型的兴趣，而且在传统学术类型中同样引起了解答的思考和社会思考。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西方的学术类型更具有被选择的条件。西方学术类型的社会效用被逐渐建立，而儒学的地位则相对下降。建立的教育制度把学术人从传统社会的交往方式中拖拽出来，给予他们职位，职业化的学术特征逐渐明朗起来。
在这三个领域中，蕴含着三种主要的变迁动力。在学术问题域中，新议题的出现以及它上升为公共议题。在学术世界中，学术的问题并非总是唯一的，而是不断地塑造主流的问题，区分出前沿的研究和滞后的研究。在物理学历史上，利用相对性原理解释物理规律特别是大尺度中的物理规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逐渐成为主流的物理问题之一，由于它与牛顿物理学之间的差异而被认为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础。这导致了在物理学中区分经典物理学和现代物理学，它们的基础并不一致。新的议题出现并且导致了旧有议题光辉的暗淡。
在学术交往中，传统交往方式的变革以及新方式的引入也是引起学术变迁的动力之一。现代出版业不仅提供了有效率的期刊出版，而且扩大了学术人同更多不同群体的接触。伴随电视以及网络传媒技术，学术人以专家、学者或知名人士的身份迎合了不同群体的需求，它为学术人建构更多样的社会效用提供了便利。在这些新的交往方式的影响下，学术将呈现多种形貌，受到商业需求的督促和约制，学术人也将频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扩大社会影响的力度。学术人伴随现代传媒构造的交往方式走出纯粹的学术人交往圈，成为一个社会中的贵族阶层。
在学术的社会效用中，学术意义的丧失以及获取也可以导致学术的变迁，这种变迁是该种学术类型生存的变迁。不管学术类型处于怎样的制度中，只要它的社会效用受到压制，那么它的生存就要受到限制甚至致命的打击。但就儒学而言，它既经过秦代的焚书坑儒的毁灭性打击，由此带来后世今文、古文经学的争论，也经过汉代一朝的极力推崇，重获政治效用而延续千年。这种变迁促使学术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并影响到其他学术类型的发展，它决定了一个时代中学术的整体形貌。

第二章 考据学学术人的学术生涯

在一个稳定的时期，学术呈现出结构性。这种结构性可以通过这个时期的学术人的学术生涯体现出来。如果学术制度具有结构性，那么，它将有力地塑造着身在其中的每一个学术人的学术生涯并且通过这些学术人的学术生涯表现出来。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一定时期学术人的学术生涯并且比较他们的学术生涯，可以了解一个特定时期的学术制度。
了解一个学术人的学术生涯的基本资料是这个学术人的传记和年谱，以及同他相关的一些文章，自传是第一手的材料，但是需要年谱或传记的辅助，也需要跟他有关的人物所写的关于他的文章。在这些资料中，关注哪些方面则需要根据研究的目的加以选择。即将研究的是清朝的学术制度，那么，就需要在学术人的经历中，选择具有共同性的经历来加以研究。这只是第一个步骤。接下来，需要对所出现的现象给与概念，能够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使用。第三，这些归纳的现象并非都是学术制度包含的内容，因此需要按照它们同学术制度的关系加以分类，并且进一步考察它们的关系和存在的基础。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学术人都是经过沙淘过的，是被学术人之后的学术人所重新记录并且排序的，经过了再加工的过程。这一点将会影响到我们对材料使用的程度和侧重。
根据已有的学术史研究和一般的观点，清代主流的学术是儒学中的一个分支，考据学，又称为乾嘉学派、汉学。几乎所有的文史类学术史研究著作，都会强调顾炎武、黄宗羲等等人是清代考据的先驱或奠基人，他们之后是考据的派别割据的场面：惠栋是吴派的始祖，戴震引领皖派，浙东学派首推黄宗羲等。在这些人之下是他们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这些所有学术人的学术生涯构成了清代看似连续的学术场景 由主要学术人构成的学术场景的连续感觉来自：学术观点的关联性，由于学术观点之间的相近或者是相左而使得第三者利用这一点构建关联；学术人人际关系，学术人之间存在的学术交往关系或者彼此之间的不融合在第三者的叙述中被转换成某种有意义的关联。显然，主要学术人并没有构成完整的学术场景，而只是学术场景中的有选择的学术片段，更重要的是，它不能在整个学术场景中考虑为什么有些学术人以及学术观点能够成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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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是乾隆二年（1728年）生，他的父亲是一个秀才，在家教书。这种条件虽然并不能保证钱大昕能够在学术上做成成就，但是使得他具有了一个接触儒学的机遇。钱大昕跟随父亲学习到同其他儿童无异的文本，学习做八股文，准备应科举考试。在他十五岁的时候，他转拜曹桂芳做老师，曹是钱的姻亲，而且是钱祖父的学生，这里面的血缘关系可能更胜过在学识上的原因。钱在考秀才的过程中认识了王鸣胜。王是同年的秀才。王的父亲王尔达看好钱，在他二十三岁的时候把女儿许配给钱，并且让钱居住在家里。钱一直苦苦希望能在科举中胜出，但直到结婚时仍然是一个秀才。如果他不能获取更高级的科举功名，那么他就只能去教书了。这并不是很好的出路。在他二十五岁的时候，乾隆皇帝出游江南。皇帝停留经过的地方都有学术人，他们纷纷做诗写赋，并且这种行为是皇帝所准许的。通过一些做官的学术人的评点和皇帝的认可，那些较好的诗赋作者将给与奖赏。因此，对于希望进入仕途的学术人来说，这是一个机会。钱把握住了这次机遇，获得了举人的称号。并且结识了主审诗赋的官员。在次年，他便到京师，进入了仕途。钱二十八岁的时候通过了科举的会试，殿试，获得了从政的正式资格。他出任了两次地方会试的考官，第一次在山东，选取了李之藻，第二次是在浙江，选取了邵晋涵。这两个人通过这样的考试就可以被认定为是钱的学生。在第三次被任命为河南乡试考官的时候，钱的父亲去世，按早习俗他回家守孝，不可以当官，但是可以有其他的世俗职务，他先后在几个书院里讲学或是当书院的山长。

钱大昕是传统学术制度中众多学术人之一，他的一生并没有太大的波折，但因此而具有典型性。他的经历可以说顺利，也就说明了他更好地契合了当时学术制度的各种结构性的要求。那些充满挫折的学术人的学术经历可以看做是在这个制度中没有通过结构性规则的结果。我们可以不断地叙述其他所被研究的学术人的学术经历，而实际上，已经有大量关于学术人的学术经历的传记已经出版。虽然不是全部，但他们都是在学术发展中被认为是重要的人物，他们的连续性已经被认为是学术的连续性了。通过阅读这些人的传记，就很容易地发现，作为一个时代的学术人，他们的学术经历的确具有某种相似性，下面列举的是他们一生中所要涉及的：幼年对经书的学习，准备科举，认识朋友并且主动交往，做私人教师，编修书籍，著述并送人请教指正，做官僚，书院讲学或是办书院。
实际上，钱的学术思想在他步入仕途之前已经成形了，但是似乎他的仕途对他的学术地位有着重要的影响。来自仕途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了他的知名度，而作为一个在科举中胜出的人来说，研究他的文章以及著作，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每一个试图通过科举的人可能研读的对象了。这种可能性在他作为乡试的主考官时则被增强了。因此，学术人身份和官僚身份处于相互支持的位置上，学术在政治中的社会效用影响了学术在学术人中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反过来加强了持有这种学术的学术人的社会地位。
学术对学术人的影响的一个例子是戴震。戴震参加了多次的科举考试，但是没有通过会试。他在考试落第之后，拜访了钱大昕。可以想象，当时他肯定也拜访了其他更多的人。那个时候，钱已经功成名就，而且在京城的学术人以及官僚中具有了地位。钱认为戴震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并且通过自己的关系网，传播了对戴震的良好的评价。结果就产生了一个学术传播的效应，更多地人试图结交戴震。这种名声对于戴震来说，是一种学术名声，因为戴震仍然没有得到功名。但是，这种名声也许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大，而只是有些具有官僚身份的学术人欣赏他的才能罢了。尽管如此，在封建帝王准备修撰《四库全书》需要大量的学术人来工作的时候，主持这个项目的官僚举荐了戴震。戴震在都城官僚及具有官僚和学术人双重身份的人们中间的活动给他带了仕途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反之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学术的地位。这种地位只有对另外一类学术类型进行比较时，才能看到它的社会意义。例如同数学、天文学等学术人的比较。一种学术的社会地位依赖于隶属这种学术的学术人的社会地位，只有学术人的社会地位加强并且保证了，这种学术才能取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政治因素在传统学术体制中的影响远比现代学术制度中的影响强大。主要的学术类型必然地采取社会的形式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儒学就是这样，它会吸引或者迫使这个社会中有才智的人优先选择儒学这种学术类型，而不是数学或者天文学。
这种压力并不仅仅存在与不同的学术类型之间。在考据学盛行的时候，也必然意味着隶属儒学的其他学术也处于较为恶劣的发展处境。赵翼、以及章学诚的史学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贡献是在晚清被研究新学的学术人逐渐被认识到的。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里，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孤独的，并且没有一个优越的发展自己学术观点的环境。他们的学术经历不能不被视为不幸，而他们没有能够通过科举获得官僚的社会地位则是另外一种不幸。但是，这种不幸的根源在于他们选择了与已经具有社会地位的学术相悖或是不同的路径。这个路径同主流的考据学的某些学术观念相冲突。这种情况只有到考据学成为人们反思的对象时才能作为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学术被人们认识到。这个机会一直到晚清时才具备，因为这个时候是学术制度发生变化的时代。
通过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这种个人学术经历的比较并且分类将有助于对一个时期的学术制度产生怀疑，提出问题并且对它进行解释。
在一个学术人的学术经历中总是存在很多可以分析的地方。在这里，幼年接触学术训练的环境，同其他学术人的友谊，科举，书院以及在中央可以聚集学术人的机构是分析的重点。选取这些要素的原因首先是，这些方面是一个学术人学术经历中最普通的事情，它们几乎在每一个学术人那里都存在，可以作为结构性的事件来分析；其次，这些方面构成了学术制度的形式，对它们的分析将为分析学术中其他现象带来便利。

学术人幼年时期的学术环境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个体的生长都具有一个幼年与成年的分期。例如成年礼。在这种分期前后，个体在社会行为上将发生变化，他的活动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尽管在传统社会以及在现代社会里表达这种分期的观念和方式不同——传统社会依赖生理特征，而现代社会从法律上规定未成年与成年的年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个体被束缚在家庭的社会关系中。家庭的变迁会影响到学术人幼年时期对学术类型的接触以及选择，这已经成为常识。
家庭的社会背景将影响到学术人的成长，按照布迪厄的观点，这是文化资本的继承过程。传统学术人的早年生活的确是这样的，他们的家庭里至少有一位是通过最基本的科举等级考试，获得秀才的功名。这个功名可以保证一个学术人从事教学的资格。因此，我们会发现，学术人的家庭大多是是教师家庭。这种家庭保证了最基本的儒学经典的传承，以及对科举考试的训练。父亲或是兄长充当了更小的孩子的教师，或是依赖其他的家族及师生关系得到学习。这种学习并非是学术的，而一开始总是以科举训练为主，即便背诵经典的文本也是出于这个考虑。家庭的血缘关系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可以提供机会给与学术人早期的训练。学术人对家庭的依赖很大，家庭中能够保证这样的一个接触到经典的环境成为大多数学术人成长前期的共同特征。当这个条件不能被保证时，学术人的成长中将更大程度上依赖他个人的学术机遇。他可以凭借自己优秀的记忆力或者是理解力来获得生活范围内的赞誉而得到帮助，或者是在获得秀才的功名后从事私人教师，进而在受教家庭里接触到大量的藏书。但这些都是一些机遇，需要有个人的天分作为交换，没有家庭所提供的条件稳固并且有利。
依赖血缘关系的家庭或家族是学术人学术生涯开始的第一个环境。这个环境的意义还在于，它是学术人聚集的场所之一。如果在一个家族中只有一个学术人，那么他的学术交流将主要是外向交流。而这个数量增加之后，就会在家族内部依赖血缘关系构成学术交流，这种形式被称为“家学” 学术与其他社会领域的混合现象最直接的根源是学术人具有进入不同社会领域的能力及现实。现代社会中，学术职业化造成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它改变了传统社会中的学术习俗，并且使得学术具有了新的特征，学术人的生活习惯也发生了变化。对研究成果发表的热衷可以看成是现代学术职业化过程中的现象，争夺优先权而带来的学术舞弊现象也是如此，科学学术人丧失对文化的兴趣，也是学术世界普遍批判的事情。因此，学术所结合的社会领域以及它的特征会影响到学术的特征以及学术人的学术观点，习俗等。传统学术人对各种艺术领域的精通，也可以从他们所使用的场合以及参与者构成的社会领域获得解释。
。家学是以父子的纵向方式，兄弟的横向方式表现出来的。它把学术同家族联系在一起，构成这个家族的一部分。对产生家学的一种解释是认为门第观念强化了一个家族中的儒学学术人把自身的儒学学术特色化的倾向并且仅在家族内传播和继承。门第观念造成了家族之间的界限，它的效果更多地是依赖血缘关系对一个家族的团结。而且，家学也并非在所有的家族中产生。家学产生依赖两个条件：首先，这种学术是否具有世俗的社会效用。儒学学术同科举的结合把自身赋予了考取功名的工具性社会效用，此外，它还可以作为象征性的资本使用（书香门第）；其次，最有利接触到这种学术训练的环境是怎样的。最有利的环境是同学术人生活在一起，因为只有接触学术人才能保证接触到学术，接受学术的训练。第一个条件使得学术人对其子女的期望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第二个条件则把这种期望转换成社会事实，在家庭内部的实施学术教育。万氏家学、王氏家学等都是在清代考据学中出现的家学。这些家学成为具有很大名声的家学，而大量的家学则并没有被发现。总之，家学是一种依赖血缘关系构成的学术交流形式，只要一个家族中具备了不止一个学术人并且在家族内部构成交流时，就有可能产生具有名誉的家族学术。
家塾是一类训练家族内部子弟的机构。它由家族的公共经费支持，只有那些属于家族内部的子弟才具有资格进入家塾接受学术的训练。与家塾的水平相近的一类塾馆是由地方居民出资供养的，学生需要缴纳学费。由于家族的塾馆财政丰厚，并且能够聘请更高水平的教师，因此，它总是水平较高的一种。而居民供养的塾馆并不稳定而且教师的收入并不多。学术的侧重仍然是在家族。家族对学术的影响只有在家庭的构成方式发生变化时才能改变，它的变迁将影响到基本学术训练的环境的变迁。这种变迁即是由居民供养形式的训练场所对家族内训练场所的替换。

交游
交游是儒学学术人的学术生涯中都存在的现象。在已有的针对儒学学术人的研究中是关注学术人的交游情况的，因为交游的人物往往对学术人的学术思想产生影响，通过了解一个学术人同哪些人交往可以间接地研究该学术人的学术及各种行为。在这里，交游被看成是一种学术组织的形式，尽管它并不是非常正式，但是同样具有结构性。
交游的社会行为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结交其他的学术人，一个是广泛地参与到社会的交往中。交游的主要特征是学术人的社会融入。
尽管交游可能发生的情景很多，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持久的交往关系总是建立在学术人之间。在选择交往对象的时候，尽管是一个随机的偶然事件，但在数量的统计上却呈现出特征，即交往存在于具有各种身份的学术人中间。同年通过同一级科举考试的人可以偶然地认识，没有中举的人也可能偶然地认识。按照交往的学术人在学术中的取得位置，交往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
边缘-中心型交往。这种交往发生在尚未取得功名或者是在学术人中间具有广泛知名度的学术人与那些取得官僚身份或者具有学术知名度的学术人中间。这种交往非常集中地发生在科举考试的前后。在这种交往中，交往双方的地位在开始的时候是不平等的，但这并不能阻碍交往的发生。边缘学术人往往是交往的主动方，而中心学术人则被要求交往。通过这种交往，中心学术人可以对边缘学术人进行评价。这种评价对边缘学术人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具有帮助。对这种评价的需要并非是所有边缘学术人交往的原因，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只要采取了这种形式，来自中心学术人的评价总是不可避免的。
同辈型交往。这种交往类型发生在地位相似的学术人中间。它包括两种更为详细的形式，边缘学术人的交往以及中心学术人的交往。同辈交往构成了学术人在层级之间分布的结构，他们以各种目的采取了交叉性的交往，构成了学术人内部讨论的非正式形式。它是按照学术人在学术界的自我定位进行的交往，这种交往建立的社会关系不仅保证了一个学术人同学术界的联系，而且把学术人从个体的形式组合成学术人的共同体。中心与边缘的等级秩序可能带来学术的压制弊端，但是这种分离也能保证边缘学术人所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