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出口贸易韧性吗——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pdf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年第 期（总第 期）国民经济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区域出口贸易韧性：理论机理及路径选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绿色发展理念下我国出口企业行为调整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支持计划（）作者简介：李凯杰（），男，河南长葛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司宇（），女，河南新乡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董丹丹（），女，河南商丘人，辽宁大学金融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问题。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出口贸易韧性吗？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李凯杰，司宇，董丹丹（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郑州 ；辽宁大学 金融与贸易学院，沈阳 ）摘要：世界百年之未有的大变局下，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了国际贸易风险，提升出口贸易韧性是对冲贸易风险冲击的关键。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重塑出口贸易韧性提供了良好机遇。利用 年 个主要国家面板数据，度量其数字经济发展和出口贸易韧性水平，并基于工具变量法识别两者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国家出口贸易韧性，且该影响存在异质性。就机制而言，创新能力与生产能力是数字经济影响出口贸易韧性的两个渠道，成本效应会削弱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韧性的正向影响，生产结构多样化则会强化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韧性的积极作用。研究为丰富数字经济发展的对外贸易效应提供经验证据，也为探寻出口贸易韧性的提升路径给予政策参考。关键词：出口贸易韧性；数字经济；成本效应；生产结构多样化；创新能力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一、引言出口贸易作为联系各国的关键纽带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范围内“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总体不确定性增强的特点。年 月，世界贸易组织在其报告中指出，由于全球经济面临多重冲击，预计世界贸易将在 年下半年失去动力，并在 年保持低迷。外部需求疲弱深刻影响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身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如何对外部冲击做出有效反应，在不确定性影响下寻求新的增长，即提升出口贸易韧性已经成为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问题。只有出口贸易具有良好的韧性，面对负面冲击时，才能及时恢复，对冲负向冲击的不利影响。贸易韧性是提升开放质量的核心要义。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重塑出口贸易韧性提供了良好机遇。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逐步深入与全球网络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在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于 年发布的 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显示，年各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 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其中德英美三国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要地位，占 比重均超过 ，数字经济对于促进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那么数字经济发展能否提升出口贸易韧性，抵御外部经济负向冲击，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呢？其理论机制是什么？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国家（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出口贸易韧性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化表现？在“逆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着贸易不确定性的风险，基于跨国层面分析不同国家（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出口贸易韧性的影响，能为中国发展数字经济与建设贸易强国提供借鉴与启示，有助于厘清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增长的机制，也为提高开放质量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重点聚焦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韧性的影响，揭示其理论机制，结合 年全球 个主要国家面板数据，识别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出口贸易韧性的因果效应，并分别基于国家位置、网络覆盖率、城市化水平、劳动参与率与出口产品价值进行异质性分析，验证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创新能力与生产能力影响出口贸易韧性的机制，探讨成本效应和生产结构多样化在数字经济的贸易韧性效应中的作用。二、文献综述与本文内容关联的研究有两类，一类是出口贸易韧性的研究。韧性（）在拉丁文中是 ，意思是“弹回”，最初是一个物理学概念，被用来描述材料经过外力作用发生形变之后的复原能力。随着韧性科学研究的深入，韧性被引入多个领域，出现了 个相关概念：工程韧性、生态韧性与适应韧性。和 （）认为适应韧性意为区域经济体系内部各要素相互协调、共同演化来确保区域经济适应性发展的能力，适应韧性的概念对出口贸易韧性的界定具有借鉴意义。进一步，贺灿飞等（）提出了区域出口贸易韧性的概念，至少应包括 个方面：一是抵抗力，即区域出口贸易遭遇危机时抵抗衰退的能力；二是恢复力，即区域出口贸易危机之后的恢复能力；三是结构转型提升力，即危机过后区域构建新的成长路径的调节能力。经过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结构的相关多样化对城市的产业出口韧性有消极影响。姜帅帅和刘慧（）探讨了全球价值链对于企业出口韧性的影响，发现价值链上游的企业危机前后出口需求波动幅度较大，具体表现为较大的出口下降幅度以及较快的出口恢复速度；宗会明等（）研究了新冠疫情下中国的出口贸易韧性格局，认为最大贸易国疫情严重程度、贸易伙伴数量与本地疫情严重程度等因素会影响中国出口贸易韧性，且在疫情期间四川和山西等中国内陆中西部省份的贸易抵抗性较强。另一类是关于数字经济效应的研究。数字经济是目前学界的研究热点，国内外相关文献十分丰富。数字经济最早出现在 于 年出版的 数字经济 中（，）。年，杭州峰会提出了对于数字经济比较具有权威与共识性的定义：“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一个普遍共识是数字经济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焦勇，；丁志帆，；葛和平和吴福象，；张晨霞和李荣林，）。相关实证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增加就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提高产品附加值，帮助不发达地区摆脱贫困（焦勇，；，；龚沁宜和成学真，）。数字经济影响国际贸易的研究内容与本文的联系最为紧密。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愈发不可忽视。等（）将数字经济视为贸易部门的“稳定器”，认为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数字经济已成为稳定微观与宏观贸易部门的关键因素。和 （）以非洲为例，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影响国际贸易对非洲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数字经济促进科技创新、增加出口技术复杂度方面，刘志坚（）和王玉（）均持正面观点，王玉还发现数字经济在云南财经大学学报（年第 期）数据来 源 于 全 球 数 字 经 济 白 皮 书（），：。促进城市出口规模以及出口质量上同样发挥着积极作用。在数字经济降低贸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方面，何树全等（）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贸易双方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双边贸易成本，促进中间品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姜峰和段云鹏（）在贸易成本方面也持有相似观点，指出数字“一带一路”的发展可以显著降低产品交易价格与进口贸易成本。在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多样化与结构升级方面，蒋瑛等（）认为数字经济对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产业升级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李英杰和韩平（）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数字化产业发展水平以及数字技术创新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对过往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目前学界相关研究重点聚焦在出口贸易韧性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和数字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方面，但是对数字经济与出口贸易韧性关系的关注较少，而出口贸易韧性的塑造与提升不仅是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现实需求，更是在“逆全球化”大背景下实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选择，因此探究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韧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其一，从数字经济发展角度分析了出口贸易韧性的变动，构建了全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测算出全球 个主要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使用工具变量法因果识别了数字经济的出口贸易韧性效应，丰富了数字经济效应和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关系的相关研究。其二，厘清了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出口韧性的创新能力和生产能力机制，揭示了数字经济运行成本和生产结构多样化在数字经济的贸易韧性效应中的作用，并从地理位置、网络覆盖度、城市化水平、劳动参与度与出口产品价值 个角度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揭示了数字经济对不同类型国家出口贸易韧性的差异性影响，研究结论对中国现阶段出口贸易发展战略的调整具有借鉴意义。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韧性的影响不同于传统的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业态，其蕴含的数字资源已取代劳动力与土地等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出口贸易韧性的重塑与增强离不开数字经济所构建的良好基础。首先，数字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基础通信设施的完善，特别是互联网基础设施，企业因此可以将更多的业务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大大提高了产品与服务贸易的便利度（沈坤荣和乔刚，），扩大贸易规模。和 （）通过研究跨国面板验证了上述观点，发现一个国家网络主机的数量每增加 ，出口规模会相应扩大 。因此当风险来临时，数字经济能够弥补传统贸易方式的不足，降低因各国地理位置等自然条件所形成的天然贸易门槛，扩大贸易范围，稳定甚至增加对外贸易量，增强风险抵抗能力，提高出口贸易韧性。其次，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各国贸易企业扩大了贸易信息的检索与获取范围，大大降低信息检索成本与沟通成本（，），让供需信息的匹配更加高效，打破时空局限，提高贸易效率，增强出口贸易韧性。另外，在数字经济时代，信息的集散速度与有效性大大提高，企业在掌握海量信息的基础上对风险的感知与处理能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何苗等，），因此面对外部冲击能够更灵活地选择与调整贸易政策，有效规避贸易风险，提高出口贸易韧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设 。假设 ：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韧性增强存在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二）数字经济影响出口贸易韧性的理论机制数字经济自身具有的信息技术优势为提高创新能力奠定坚实基础。一方面，信息通信技术（）作为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柱之一，其快速发展为数字经济提供了技术支撑、产品内容、系统服务与解决方案等。该项技术的合理运用，提高了信息传播与流通的速度，优化创新资源的配置（张营营等，），提高了创新资源的流动性与可用性，加强了创新主体之间互动的深度与广度，能够让企业在更大范围内使用创新资源与要素，实现对市场信息的快速整合，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郭周明和裘莹，）。另一方面，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涌现出更多新模式与新业态，企业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对企业形成发展压力，倒逼企业加快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李凯杰，司宇，董丹丹：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出口贸易韧性吗？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从创新能力对出口贸易韧性的影响来看，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用更少的资源生产更多的产品，同时可以快速整合资源以完成生产转型（陈丛波和叶阿忠，），满足当下市场需求，强化出口贸易的风险抵抗力与恢复力，增强出口贸易韧性。事实上亦是如此，创新能力越强的地区越容易出现新的生产活动，摆脱外部冲击的影响（，），如美国硅谷与德国慕尼黑科学园为代表的世界创新聚集区在过去诸多经济危机中往往能够率先从外部冲击中复苏。基于此，提出假设 。假设 ：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来强化出口贸易韧性。数字经济对生产能力的作用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数字经济将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生产关系，增强了要素间的协调性，降低生产成本，并打通“生产 分配 交换 消费”的各个环节，带来产业链的融合，大大提高了各个产业的生产能力（沈坤荣和乔刚，）。就数字经济本身而言，其向来具有“优胜略汰”的作用，在产业的更新换代过程中，生产能力低的企业难以持续发展，从而倒逼企业寻求生产环节的全面进步，提高自身生产能力以求长足发展（毛丰付和张帆，）。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不断加剧的当下，生产能力的提高可以帮助企业打破路径依赖，依托于数字经济带来的产业升级与融合，改变以往单一的生产模式，积极灵活应对外部冲击，增强承担风险的自有能力（田雅群等，）。进一步，生产能力的提高不仅包括生产数量的增多，还涉及生产多样性与转型升级能力，因此提高生产能力可以丰富出口产品种类，降低产品之间的出口关联性，企业自身能够通过调整出口产品组合缓解外部冲击，增强出口贸易韧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设 。假设 ：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提高生产能力来增强出口贸易韧性。贸易成本仍然是影响跨国贸易开展的重要因素。在传统意义上，鉴于各国地理位置、贸易政策与关税壁垒等的影响，贸易成本主要包括搜寻成本与信息成本（，）。如今，数字经济正深度融入贸易环节，因此在思考数字经济带来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其背后的运行成本。特别是在一些网络基础设施不健全的国家，互联网资费水平较高，数字经济的运行成本是较为高昂的，这些都会在贸易成本中予以体现，这势必会影响数字经济积极作用的发挥，即数字经济对于出口贸易韧性的提升作用可能会因数字经济运行成本而削弱。生产结构的多样化意味着多样化的产品与多元化目标市场。在多样化产品上，多元化的出口产品存在互补性与风险分散性，面对危机，单种产品受到的直接与间接影响会更小。而更多样的目标市场则意味着出口企业能够开拓新市场或者灵活调整市场结构，提高企业的风险抵抗力与恢复力。现有文献认为生产结构多样化能够帮助分散外部冲击风险，促进饱和式缓冲发展，并且多产品与多市场出口为企业积累了丰富的出口经验（刘慧和綦建红，），可以更迅速地调整出口市场来适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因此生产结构多样化能够强化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出口贸易韧性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提出假设 与假设 。假设 ：数字经济运行成本会削弱数字经济发展对出口贸易韧性的积极作用。假设 ：生产结构多样性会强化数字经济发展对出口贸易韧性的积极作用。（三）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韧性的异质性影响数字经济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出口贸易韧性存在异质性影响。数字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有着重大贡献，但同时数字经济也带来了经济差距持续扩大的危险（孙杰，）。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 年 月发布的 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 显示，相较于南半球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聚集的北半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态势更良好。在国家地域分布上，北半球国家整体经济发展质量更高，而南半球大部分国家的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对外部风险的抵抗力有限，因此有理由猜想数字经济对南北半球国家出口贸易韧性存在异质性影响。一个国家的网络覆盖状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国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而网络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因此网络覆盖率的差异也会引起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于低网络覆盖率的国家，本文认为其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完全度较低，数字云南财经大学学报（年第 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仍存在提升空间，因此可能比高网络覆盖率的国家受数字经济的提升效用更显著。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不仅为数字经济发挥网络效应提供基础设施支撑，还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应用场景，同时也提高了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效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增强出口贸易韧性（陈兵和裴馨，）。另一方面，城市是规模经济、知识外溢与技术创新的“天然实验室”（汪伟等，），所以在城市化进程中，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与教育基础设施向城市倾斜，因此能为数字经济提供更高素质的劳动力。在城市化水平上，低城市化水平的国家城市人口比重较低，城市经济基础普遍偏弱，因此相较于高城市化水平的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更能提升该类国家的出口贸易韧性。另外，就业是一个国家最大的民生，就业不仅直接关系国民收入、消费水平等关键因素，还与生产与出口密不可分。劳动力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加之就业市场的波动与出口产品的生产也紧密相关，而劳动参与率的高低是劳动力供给状况的重要体现，因此不同劳动参与率的国家在出口贸易韧性上存在差异化表现。低劳动参与率的国家劳动缺口更大，虽然存在足够的劳动力，但进入劳动市场的人较少，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韧性的影响在这类国家具有不同的表现。数字经济拓宽了信息获取渠道，网络、工业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让信息以更快的速度与更低的成本进行收集与传播，大大加快了信息与知识流通速度，技术水平较低的国家能够更快地获取更多信息、先进知识和技术，并利用“干中学”效应，不断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以更低的出口产品价值获取市场。相较于出口产品单位价值高的国家而言，数字经济为出口产品单位价值低的国家出口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会增强其贸易韧性。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出口产品单位价值高的国家的贸易韧性。综上所述，提出假设 。假设 ：数字经济对不同分布地区、网络覆盖率、城市化水平、劳动参与率与出口产品价值国家的出口贸易韧性产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四、模型、变量与数据（一）模型构建为了验证假设 ，即数字经济对各国出口贸易韧性的直接影响，本文构建如下模型：（）其中，表示国家，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出口贸易韧性用 表示；核心解释变量 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一系列影响出口贸易韧性且与数字经济发展相关的控制变量为，包括经济发展水平 ，外商直接投资额 ，对外开放度 ，综合生产率 ，人力资本水平 ，科技发展水平 ；国家固定效应为；时间固定效应为；随机扰动项为。若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则说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出口贸易韧性提升存在直接正向的显著影响。（二）研究对象选取鉴于数据的可得性与统一性，本文选择全球 个主要国家与经济体作为测算对象（不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在 年之间，这 个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均在 以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收入分布与地理位置分布也较为均匀，便于进行后续异质性分析。（三）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出口贸易韧性（）等（）将韧性定义为外部冲击发生后出口贸易的恢复能力。相应地，本文将出口贸李凯杰，司宇，董丹丹：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出口贸易韧性吗？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全球 个主要国家有：爱尔兰、爱沙尼亚、奥地利、保加利亚、比利时、波兰、丹麦、德国、俄罗斯、法国、芬兰、荷兰、捷克、克罗地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罗马尼亚、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塞浦路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土耳其、西班牙、希腊、匈牙利、意大利、英国、巴西、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中国、泰国、美国、墨西哥、南非、加拿大。易韧性定义为危机发生后，国家出口额相对于外部冲击事件发生时的恢复能力。借鉴姜帅帅和刘慧（）分析企业出口贸易韧性的研究方法，将 年金融危机作为研究背景。年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较大的冲击，特别是对各国的出口贸易活动形成了不小的影响，因此参考贺灿飞和陈韬（）的方法，将各国其余年份出口额较 年出口额偏离度作为衡量风险抵抗能力的变量，公式如下：（）其中，和 （）分别表示国家和时间，出口国第 年与第 年出口贸易额分别用 与 表示，年出口贸易韧性设为。若 越大，则意味着第 年的出口额受 年金融危机影响较小，该国的风险抵抗与恢复能力也越强，即出口贸易韧性也越大。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对数字经济的测算框架参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 年 月发布的 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并借鉴许宪春和张美慧（）、王?等（）的测算指标，对 个国家数字经济规模进行测算（详见表 ）。指标权重通过熵值法获取。表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单位数据来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基础设施（）固定宽带接入端口数（）万个移动宽带接入端口数（）万个移动电话使用数（）万个国际带宽（）兆比特 秒国际电信联盟数据库数字技术（）专利申请数（）万件高等教育入学率（）百分比研究与试验（）资金投入占 比例（）百分比数学与计算机论文发表数量（）万篇世界银行数据库 期刊与国家排行数据库数字市场（）网民渗透率（）百分比国际电信联盟数据库 产品占贸易总额比例（）百分比数字化可交互服务总额（）美元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 控制变量为了更全面分析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韧性的影响，本文选取 个控制变量，分别是：经济发展水平（），以各国人均 值来衡量；外商投资水平（），以各国所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额的自然对数衡量；对外开放水平（），以各国进出口总额与国家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综合生产率（），以各国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用人力资本指数来表示；科技发展水平（），云南财经大学学报（年第 期）以各国高科技出口额的对数来衡量。机制变量和调节变量为了便于研究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韧性的影响机制，本文选取 个机制变量。分别是：创新能力（），采用前沿技术就绪指数来表示，该指数涉及 个方面，分别为信息通信技术、技能、研究与发展、产业活动以及融资渠道，指标内容较为完善，能较好反映各国创新能力；生产能力（），本文使用生产能力指数来衡量，该指数包含自然资源、能源、运输、机构、结构变化、私营部门和人力资源等 个方面，能较好地表现各国生产能力的变化。本文选取数字经济运行成本（）与生产结构多样化（）作为调节变量。首先，数字经济的运行主要依托于 技术，因此运用 服务成本来度量数字经济的运行费用，其中 服务成本主要包括固定宽带费用、移动宽带费用、移动蜂窝费用以及移动数据与语音费用。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代表性，本文采用固定宽带一篮子费用来衡量 服务成本。其次，鉴于研究对象与出口有关，本文用出口产品多样化指数来表示生产结构多样化。（四）数据来源与样本处理本文研究样本为 年全球 个主要经济体，主要数据来源如下：前沿技术就绪指数、生产能力指数与出口产品多样化指数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人力资本指数来源于国际经济指标比较数据库，服务成本数据来源于国际电联，其余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对于样本内存在的数据缺失，本文将部分数据缺失严重的样本剔除，其余数据采用热卡填充以及线性插值法进行填充。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所示。表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变量类别变量名称样本量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被解释变量出口贸易韧性 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 外商投资水平 对外开放程度 综合生产率 人力资本水平 科技发展水平 机制变量创新能力 生产能力 调节变量数字经济运行成本 生产结构多样化水平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一）基准回归分析为了检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出口贸易韧性的影响（假设 ），本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所示。李凯杰，司宇，董丹丹：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出口贸易韧性吗？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表 基准回归结果变量（）（）（）（）（）（）（）（）（）（）（）（）（）（）（）（）（）（）（）（）国家固定效应否是否是年份固定效应否是否是常数项 （）（）（）（）观测值 注：、分别表示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是标准误。表 的（）列是仅在模型中加入核心解释变量 ，未控制国家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出口贸易韧性存在正向影响。表 的（）列是在（）列的基础上控制国家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表 的（）列是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符号未改变且仍保持显著，表明在控制众多显著变量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出口贸易韧性仍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表 的（）列不仅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而且控制了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与表 的（）（）列基本一致，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进一步，将（）、（）列与（）、（）列进行对比，发现遗漏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会低估了估计结果，但尚未影响实验结果的显著性。（二）稳健性检验 内生性检验内生性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三种原因，分别为：遗漏变量、变量测量误差以及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出口贸易韧性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的控制变量可能存在遗漏问题；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出口贸易韧性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即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出口贸易韧性的增强，但同时出口韧性较强的国家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能较高。因此，为了避免内生性对估计结果产生偏误，本文运用工具变量法，选取通电率（）与互联网个人使用率（）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数据分别来源于世界银行与国际电联。数字经济是在通信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发展的，因此通电率的高低直接影响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通电率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云南财经大学学报（年第 期）的条件。通电率不会直接对贸易韧性产生影响，满足排他性的条件。互联网个人使用率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影响了数字经济发展，但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后，互联网个人使用率对国家贸易韧性不会产生影响。因此互联网个人使用率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和排他性要求。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 。在进行内生性问题处理的探讨之前，有必要验证工具变量选择的有效性，即分别进行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弱工具变量以及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检验。由表 可知，两个工具变量 统计量的 值均显著小于 ，因此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统计量均显著大于 检验 显著水平的临界值，所以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内生变量与工具变量一一对应，故不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问题。表 的（）（）列是选择通电率（）后进行检验的结果，（）（）列是选择互联网个人使用率（）后进行检验的结果，其中，表 的（）、（）列是 检验的第一阶段，（）、（）列是 检验的第二阶段。本文发现在第一阶段回归中选用工具变量通过了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 值大于 ，因此从实证角度验证了通电率、互联网个人使用率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相关性。在第二阶段回归中，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在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因此可得：在考虑变量的内生性之后，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显著增强出口贸易韧性，与前文的主要结论基本保持一致。表 稳健性检验（一）变量（）（）（）（）（）（）（）（）控制变量是是是是国家固定效应是是是是年份固定效应是是是是 统计量 统计量 观测值 注：表示 的显著性水平；小括号内数值是标准误，中括号内数值是 值，大括号内数值是 检验显著水平的临界值。滞后一期为了考察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一期（）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的（）列所示。可以发现，数字经济滞后一期发展水平的提高仍能显著增强出口贸易韧性，因此本文的基础结论是稳健的。李凯杰，司宇，董丹丹：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出口贸易韧性吗？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表 稳健性检验（二）变量（）（）（）（）（）（）（）（）控制变量是是是是国家固定效应是是是是年份固定效应是是是是观测值 注：、分别表示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是标准误。缩尾处理对于大样本的情况，个别的离群值也会影响回归结果，借鉴姚战琪（）对变量进行缩尾处理的做法，在此对所有变量进行缩尾 ，回归结果如表 的（）列所示。可以看到在进行缩尾处理之后，回归结果与前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验证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更换估计方法鉴于世界金融危机实际发生时间为 年末，因此出口贸易韧性计算公式中参考年份可能对结果存在影响。参考贺灿飞和陈韬（）的方法，将 年设置为出口贸易韧性基准年份，并重新计算代入回归，结果如表 的（）列所示。可以发现在更换估计方法之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依然在 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的发展依托 技术，因此本文使用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指数（）来替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回归。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指数由国际电信联盟每年定期发布，其中包括三项分指标：接入分指标、使用分指标与 技能分指标，是衡量一个国家与地区 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因此用该指标替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合理性，数据通过整理国际电信联盟报告可得。将 取自然对数，回归结果如表 的（）列所示。能够发现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之后，回归系数依然在 水平上显著，即本文结论是稳健的。（三）异质性分析 地区异质性考虑到不同地域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以及居民收入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故本文从地区差异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 。表 的（）（）列分别是北半球国家和南半球国家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韧性的回归结果，北半球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出口贸易韧性的回归系数在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与预期一致。相较于南半球国家，北半球国家数字经济规模、数字基建、数字应用以及数字规则制定权上的优势更为明显，因此数字经济在北半球可以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南半球聚集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并且南半球大陆分布更为稀疏，人口密度小，这不利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南半球国家出口结构以初级产品为主，出口贸易产业结构仍有较大的优化空间，加之物流与通信等基础设施的不完善，数字经济很难与出口贸易韧性相结合并完全发挥作用。云南财经大学学报（年第 期）网络覆盖率异质性鉴于网络覆盖率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借鉴崔耕瑞（）的方法，本文将互联网个人使用率（）作为网络覆盖率的划分依据，大于互联网个人使用率中位数的国家即为高网络覆盖率地区，低于互联网个人使用率中位数的国家即为低网络覆盖率地区，数据来源于国际电信联盟数据库，结果如表 的（）（）列所示，回归系数均为正，但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低网络覆盖率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上述结论的内部逻辑可能在于，低网络覆盖率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不完善，经济发展水平也较为落后，但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大改善了这些地区之前落后的局面，改变了其传统的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与高网络覆盖率地区相比，低网络覆盖率地区数字经济存在更多的上升空间，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边际效应更大，能为增强该类地区出口贸易韧性提供更大的推动力。表 异质性分析（一）变量（）（）（）（）北半球南半球高网络覆盖率低网络覆盖率 （）（）（）（）控制变量是是是是国家固定效应是是是是年份固定效应是是是是观测值 注：表示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是标准误。城市化水平异质性城市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消费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这可能会引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出口贸易韧性的异质性影响，因此本文从城市化水平角度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回归结果如表 所示。表 的（）（）列分别为高、低城市化水平国家的回归结果，表 的（）列在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列的系数要大于（）列。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对低城市化水平国家的出口贸易韧性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验证了假设 城市化水平异质性部分。纵观全球各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较低，这类国家通信基础设施不完善，数字技术也不如高城市化水平国家发达，因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另一方面，这类国家抵御、分散风险的能力较弱，其出口贸易韧性本身便不如高城市化水平国家。综上所述，低城市化水平国家发展数字经济更能提升出口贸易韧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劳动参与率异质性考虑到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可能存在的影响，本文选取劳动参与率为参考标准，以各国劳动参与率中位数为界，高于该中位数的划分为高劳动参与度国家，否则划定为低劳动参与度国家，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回归结果如表 所示。表 的（）（）列分别为高、低劳动参与率国家的回归结果，两类国家的回归系数均在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低劳动参与率国家的系数要明显大于高劳动参与率国家。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经验数据，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往往会带来劳动力需求结构的调整（，），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带来国家之间就业水平的差异。对于低劳动参与率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增加劳动力预期收入（周世军和陈博文，），并且打破了劳动市场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让更多结构性失业人群获得再就业的机会。因此相较于高劳动参与率的国家，数字经济对于低劳动参与率的国家出口贸易韧性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李凯杰，司宇，董丹丹：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出口贸易韧性吗？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表 异质性分析（二）变量（）（）（）（）（）（）高城市化水平低城市化水平高劳动参与率低劳动参与率高出口产品价值低出口产品价值 （）（）（）（）（）（）控制变量是是是是是是国家固定效应是是是是是是年份固定效应是是是是是是观测值 注：表示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是标准误。出口产品价值异质性鉴于数字经济可能对不同出口产品价值的国家出口贸易韧性造成异质性影响，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出口单位产品价值指标，将回归样本划分为高出口产品价值国家与低出口产品价值国家，结果如表 的（）（）列所示。由结果可知，低出口产品价值国家系数显著为正，而高出口产品价值国家回归系数为负，即数字经济能够增强低出口产品价值国家出口贸易韧性，假设 中出口产品价值异质性部分得到验证。高价值出口产品通常蕴含更高的技术水平与科技含量，而科技水平较低的国家借助数字经济的发展获得了更多学习与模仿的机会，从而提高自身产品的技术水平与质量，以低廉的价格和优质的质量获得更广阔的市场。而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受制于劳动力工资、土地价格等原因无法在短时间内降低产品价格，其原本的市场会被出口产品价值低的国家挤占，从而出口贸易韧性降低。六、进一步分析（一）影响机制检验为了验证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韧性的作用机理，分别以创新能力（）与生产能力（）为机制变量分析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韧性的影响机理。借鉴江艇（）的机制检验方法，本文设立如下计量模型对数字经济影响出口贸易韧性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其他未提及变量含义与式（）一致，结果如表 所示。（）（）由表 的（）列可知，考虑创新能力作为机制变量时，数字经济对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在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创新能力的提高存在积极影响，这验证了前文的假设，即创新能力是数字经济影响出口贸易韧性的渠道之一。由表 的（）列可得，运用生产能力作为机制变量时，数字经济对生产能力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显著性水平为 ，即数字经济对生产能力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本文的假设，说明生产能力是数字经济影响出口贸易韧性的另一渠道。鉴于可能存在因变量设置或内生性问题而导致的估计结果偏差，此处引入前文工具变量互联网个人使用率（）重新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表 的（）（）列所示。与原始回归结果相比，发现引入工具变量后结果依然稳健，由此可得本文结论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云南财经大学学报（年第 期）表 影响机制检验变量（）（）（）（）（）（）（）（）控制变量是是是是国家固定效应是是是是年份固定效应是是是是观测值 注：表示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是标准误。（二）调节机制检验数字经济运行成本和生产结构多样化均会影响数字经济的出口贸易韧性效应，为验证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韧性作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调节机制，本文构建如下模型，将数字经济运行成本（）与生产结构多样化指数（）分别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交乘，为其余控制变量，未提及变量与式（）中的变量保持一致，结果如表 所示。（）（）表 的（）列为数字经济运行成本作调节变量时的回归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数字经济运行成本的交互项在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即数字经济运行成本越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出口贸易韧性的积极影响越弱，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表 的（）列为生产结构多样化（）作为调节变量时的回归结果，其中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生产结构多样化的交互项在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生产结构多样化程度越高，越能增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出口贸易韧性的正向效应，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考虑到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引发的结果偏误，将工具变量互联网个人使用率（）带入模型重新拟合回归，结果如表 的（）（）列所示，发现交互项系数符号与（）（）列结果一致，这表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表 调节机制检验变量（）（）（）（）（）（）（）（）（）（）（）（）李凯杰，司宇，董丹丹：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出口贸易韧性吗？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表 （续）变量（）（）（）（）（）（）（）（）控制变量是是是是国家固定效应是是是是年份固定效应是是是是观测值 注：、分别表示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是标准误。七、结论与政策建议（一）研究结论本文利用 年世界银行数据库、国际电信联盟数据库以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等数据，测算了世界 个主要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出口贸易韧性，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工具变量法因果识别了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韧性的具体效应与机制。结果发现：首先，数字经济对出口贸易韧性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