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青年电影实验小组.doc

我们一起来拍部电影吧——回望青年试验电影小组 顾峥

一九九三年，我从上海考到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电影学院虽然不大，但每届也有百、八十个学生。大家年青气盛，诸多人极具大师
气质，彼此不服但一时又拿不出作品比试，便拉来历届校友助阵。导演系自在不话下，成天凯歌、壮壮挂在嘴边。摄影系有张艺谋
护驾，录音系也出过宁瀛。这样争执相持不下，大家便寻左道旁门。例如把录音系叫“露阴癖”，把导演系叫“倒爷系”. 文学系虽然没有出过什么高人，但也在劫难逃，那时候我们班上共有十二个同学，
恰好七女五男，便有人称我们为“七侠五义”.
贾樟柯、王宏伟、尚有我便是这“五义”中三个。起初我们聚在一起也颇有几分侠义，由于我们三个都不富余，一到月底不是你缺
钱便是我缺饭票。大家只好互相照应，三个人把钱凑在一起，用“共产主义”模式处理温饱问题倒也让我们混了四年。日子久了，老贾
便流露出想拍电影意思。我和小王都没有在意，电影学院犯这种病人诸多。谁都懂得，虽然在电影学院，虽然电影学院离北京电影制片厂只有一墙之隔，实际上你离电影还是那么遥远。我们三个家
庭既无电影界谱系，又无大款亲戚，连吃饭均有难度，想拍电影简直是个笑话！
但有一天，一切变了。
我还记得很清晰，那是一种星期三晚上，学生照例去洗印厂观摩两部最新国产电影。放什么片子已经没有印象了。可是影片带给大家失望和愤怒还是记得。步行回学校要通过北影背面尤其黑一条小路，贾樟柯再次对王宏伟和我说，咱们拍电影吧，并且一定要拍自己想拍那种电影。他说，你看看目前中国电影，得了那么多奖，实际上这样差，压根就是个幻觉！
事实也是如此。进校后来，全体同学观摩第一部电影就是《霸王别姬》。这部刚获嘎纳影展金棕榈大奖片子是第五代继《秋菊打官司》后来，在国际电影节上又一次获得成功，但同步也是最终一次。
当时他们非常难得地不仅得到了国际电影节最高荣誉，得到了国内很好票房，同步还得到了影评界一片赞誉之声。可是在此之后，我们见到第五代电影却越来越所谓“商业化”了，我们不得不承认
他们影片中原创性越来越差，他们电影中中国越来越陌生了。而他们一套拍片模式，成功模式也开始在误导中国电影。就连擅长拍都市题材影片黄建新居然也在拍摄一部第五代得奖模式电影《五
魁》，接着是何平《炮打双灯》、李少红《红粉》。望着他们电影中张式摄影、陈式异国情调，以及同样对现实无动于衷，同样对问题熟视无睹，我们开始失望了，开始不满了！
那天晚上，我们搞了几瓶啤酒，在宿舍楼防火楼梯上侃了一夜。仿佛一下有了责任感，老贾不停地吸烟，说话比平常多了许多山西口音。他说：不能让这帮人搞了，咱得弄点实在东西，得发言，得拍
东西了。当时我还是比较消极，说了某些实际困难。没想到王宏伟那天特激动，一伸手摔了一种空酒瓶，说：不管，就是要拍！碎酒瓶声音在夜空中显得格外刺耳，算是我们宣言。 制作电影是一件需要集体力量去完毕事情，我们只有三个人，很自然地想到要有一种组织，可以长期作为一种号召，吸引更多朋友参与，尽量长期地做与电影有关某些事情，哪怕是作为一种在一起谈论电影组织也好。那天，贾樟柯、王宏伟和我想了诸多名字，想给我们小组起一种响亮点名字。由于我们想拍贴近现实、平民化电影，王宏伟提出两个创意，一种叫“大生产”、一种叫“东风”.我和老贾不一样意，觉得太波普。最终，想出了“北京电影学院青年试验电影小组”这个名字。有了名号，下来就是寻找拍电影机会了。
直到目前电影学院均有一种让我觉得很不舒适气氛，大家认为导演只能是导演系同学才可以担任职务，其他系同学只能是他们助手。这在一入学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也就是说导演系同学在
入课时直至后来均有一种天生优越感，（尤其是在第五代导演们获得成功之后，电影学院导演系教育被成功地证明后来，导演系就有了急切培养大师渴望，不管对象是不是刚离开家十七、八岁
孩子）。后来有一种导演系同学听说我们要拍片，对贾樟柯说：拍一种也好，拍过之后就会懂得拍电影不是这样轻易。他不例外地仍旧是居高临下口气，贾樟柯也许有一点生气，这也许是他成功后来在《南方周末》提出“业余电影”概念原因。听说导演系老师对这种观点很不满，但我们都很快乐，懂得他没有变，还在为大多数人表达——我们有拍电影权利。
小组起初只有我们三个人，但对电影还是很狂热，最多时候大家可以在一天中看七八部电影，然后就是对电影好坏进行剧烈争论。我记得有一天夜晚，宿舍已经熄灯，贾樟柯忽然冲进屋里，告诉
我他找到电影节奏最佳解释了，仿佛是引用让？雷诺阿话，大概意思是：“电影就像是在一条河流里缓缓飘行小船，在它顺流而下时，偶尔会碰到一支垂下树枝，它会受到一下阻碍，接着继续向
下游飘去，这就是电影节奏。”王宏伟爱好在制片上，当时有一本简介法斯宾德《爱比死亡更冷酷》一片制片状况书，小王迷上了独立制片。他把这个概念带到了小组中来，后来我们一直跟他人讲，
我们要搞是独立制片。其实当时谁也对这个概念不太清晰，只是觉得“独立”两个字能代表我们。对我来说这段时间非常难忘，三个人互相鼓励，看了大量书、大量录像带，后来再也没有这样专注
学习了。
1994年，中国电影市场开始处在持续低迷状态。那时候，大家都在想后来电影作品一定要好看，制作要精良，故事要轻易让人看懂。为此大家都觉得要向好莱坞学习，都很想从好莱坞电影中学到
点什么。不过实际上，那些模仿好莱坞模式国产大片上座状况并不好，与好莱坞竞争在多种层面上都是不也许。但人们被各个电影企业虚假报表所困惑，整个电影思潮转向电影商业化讨论。
在一片电影商业化呼喊声中，我们却要拍纪录片了。老贾对纪录片非常热衷，我和王宏伟在心里却有些打鼓。首先第一次拍片有些紧张，另首先事到临头又有些怀疑事情价值。钱是老贾从山东一种广告企业找来，他们来到北京出差，忽然想拍某些北京街头广告资料，便来电影学院找人。这伙山东大汉在我们楼下找了半天也没人搭理他们，被贾樟柯碰上了。老贾没有像他人那样见人就觉得是骗子，大家聊了半天，互通姓名，谈好价格，对以便付了一千圆定金。
跑上楼去，老贾两眼放光。王宏伟心算一遍，已经懂得这些钱可以租两天摄像机。一天给客户拍资料，一天拍我们自己东西。事情来得太忽然，谁也不懂得拍什么，最终决定到广场拍点东西，拍到什
么算什么，拍了再说。三个人分好工，贾樟柯当导演，王宏伟当制片，我当副导演。这基本确定了我们后来在小组中分工。去学院器材科租摄像机时，才想起还没有摄影师，我去宿舍里找了半天，恰好摄影
系90班女同学朱炯没事，乐意帮我们忙，便一起去拍了。作为导演和摄影师，老贾和朱炯只合作过这样一次，但后来他们结婚了。
不懂得为何，我们选择天安门广场拍摄我们电影生涯第一种镜头，没有任何详细原因，这是心灵选择。为客户干完活后，1994年5 月26日，“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小组”终于开始了实际拍摄
行为。
拍摄时间历时一天。天安门广场上，我们拍国旗班士兵和一种修理草坪园丁：拍合影留念游人，也拍集体活动少年。拍摄时受到许多器材上限制，从学校租M3是一种在八十年代已被国外电
视台淘汰摄像机，摄录过程中没有一条声道留下完好声音。制作后期时老贾干脆把同期声全拿掉，把整个影片铺了一层《瑜伽功》音乐。最终，我们将这部影片取名为《有一天，在北京》。影片完毕之后，我们迫不急待地拿给他人看。但没有想到，同学们看过纪录片后来都非常冷漠，几乎连批评意见都没有。王宏伟和我像起初同样又一次怀疑这种实践意义，在一群学习电影、热爱电影，“懂”电影学生中得不到任何反响（哪怕是批评反响）是一件很可怕事情。学院学生对电影认识只是故事片（movie ），而不是电影（film）。贾樟柯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对，于是拿着那部十五分钟短片，找了一台录象机放给各个宿舍人看，可没有人对纪录片感爱好，更没人对他粗糙美学感爱好。大家认为拍纪录片是最简朴事情，到电影学院来就应当学一点复杂技巧。
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电影形成今天这种缺陷重要原因是缺乏纪录片和试验电影运动，虽然在目前中国电影界还是没有纪录片位置，纪录电影概念是某些根据旧新闻素材剪辑成政论片类（如《周恩来外交风云》等）。中国电影只是“影戏”，而不是“物质现实复原”. 吴文光和段锦川等中国纪录片运动实践者也是大概在90年代初开始工作，当时也并不是很有反响，这被认为是一件和电影并无多少关系事情。这种对纪录片漠视导致某些非常不良电影观念：对生存状态关怀并不是电影任务，电影是用来造梦。因此电影一定要拍摄得美，故事构造一定要完整，演员一定要漂亮，这是大多数人见解。
拍完《有一天，在北京》之后，我们三个均有点茫然，大家像受了打击，活动中断了好长时间。转眼到了1994年年终，一种下午，我正在图书馆阅览室看书时，贾樟柯对我说，做我副导演，咱们再拍一部片子吧，不是纪录片，这次是有剧情。明年是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他说为了这个纪念日，我们再拍部片子吧。对我，对王宏伟，这都是一种无法拒绝理由。
本来老贾又弄到了钱，当我问他为何总是能弄到钱时，他说：拚命弄啊。贾樟柯在来北京前是学习绘画，后来他看到了《黄土地》，觉得拍电影比绘画愈加有体现力，就决定到北京来学电影。这次是他
此前同学王波和王怀宇在为一家太原豪华饭店装修时，临摹了一张陈逸飞《夜宴》，有了某些钱，也不懂得老贾怎么扇呼，这哥俩乐意帮贾樟柯一把。
贾樟柯在几天之内就拿给我看剧本第一稿，他不得不向我和王宏伟解释他计划，由于他要把一种河南民工作为主角，因此要王宏伟来饰演角色，还要用大量非职业演员。当他告诉我们要让王宏伟主演时，都大吃一惊。王宏伟尤其瘦小，其貌不扬，是不可想象他在任何一部影片里担任男主演。王宏伟志向是做制片，他对演出不感爱好，我不懂得王宏伟能不能胜任这个角色，并且王宏伟在这学期演出课上被演出系老师认为是最不会演戏学生，他都没有任何演出经验。王宏伟很怀疑他和其他演员与否可以胜任，是不是应当找演出系同学来演，贾樟柯坚持他主张，说剧本就是按照王宏伟形象写，不需要王宏伟在机器前做什么演出，只要把他精神状态溶入设计好情境中完毕动作就行了。演出系同学不也许演出出他所想要效果来。已经记不清贾樟柯是怎么说服王宏伟了，后来大家公认王宏伟在小山回家》里演出是非常杰出，片子里其他非职业演员也都很称职，唯一让人觉得有些别扭角色还是一种演出系同学演。
找演员其实并不是那么以便，由于设想重要演员要用方言演出，因此必须要找河南籍学生，我们当时是次年，课还是诸多，我们几种人就只好运用课余时间通过多种途径打听哪里可以找到合适
人选。我开始和贾樟柯煞有介事地去找演员了。每到一种学校，我和老贾心里都特虚。我们懂得不也许给人家什么酬劳，土枪土炮拍电影，确切地说是录像，会有人跟我们一起玩儿吗？热爱电影人还是多，我们先找到了两个女主角，中央戏剧学院学编剧周小敏，和北京师范大学朱丽琴。
最终还差一种票贩子角色，必须是看上去有一定社会阅历人，学校里很难找到这样人。正巧来了一种找王宏伟老乡姚盛，他已经在地方上工作了几年，这次来是想考硕士，他不太情愿演这个角色。我们生拉硬拽，王宏伟买了两瓶二锅头，一边喝酒一边做思想工作，我和老贾则尽量贬低演戏难度，把演出描述得跟过家家同样简朴。姚盛终于答应了我们规定。
方言演出给我们带来某些麻烦，由于哪怕是河南地方方言也有一定差异，尤其是王宏伟安阳话，连河南籍人都不能完全听懂，几种演员演出时也听不太懂对方在说什么，交流有一定困难，并且方言演出，我们后期还必须配字幕，这对于很有限经费来说，又是一笔不小投入。不过非职业演员在用方言演时可以很快入戏，并且最重要是在他们以往所看到电视电影戏剧化演出中他们寻找不到根据，这样就愈加可以发挥他们自身潜能。
组织摄制组没有费太大力气，我们小组通过拍《小山回家》壮大了许多。这次毕竟不一样了，我们从《光明日报》租用了很专业摄像机，录音器材是录音林小凌在录音系静坐一下午，争取来免费
设备。摄制组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大家见我们三个办事认真，便纷纷加入小组：摄像胡欣，是93级摄影系同学。另一种摄像陈越强，是跟机员。录音师林小凌是91级录音系同学；韦晔，是93级录音系
同学，尚有从山西大学美术系赶来美术师王文和王怀宇。再加上朱炯做剧照，王宏伟兼制片主任，我们小组兵多将广了。
拍摄前两天我们还在讨论片长问题，大家本来是想要拍摄一种长片，不过由于钱问题，完毕剧本定90分钟长度是无论怎样也达不到，贾樟柯说他尚有此外一种方案就是想出一种剧外构造，由摄影进修班丁建城用家用掌中宝摄像机拍一种工作片，把我们工作状况作为影片一种部分编辑到片子中，也许就到达常规电影90分钟长度了。并且两种不一样型号机器像质，也许会有独特构造上含义。但事后，这个计划由于工作片拍摄质量和数量都达不到规定，被迫放弃，《小山回家》成为一种短片。
1994年12月30日，在北京邮电大学我们“正式”开机了。贾樟柯工作方式搞得全摄制组人无所适从。由于在电影学院学习概念中，总是但愿也认为前期准备工作应当越充足越好，尤其最重要
是分镜头剧本，应当在开拍之前把导演分镜头剧本给摄制组组员们看，好让大家工作起来心里有数。可是贾樟柯只有文学剧本和工作计划，没有分镜头剧本，他方式是到了现场后来再进行分镜头。再加上一起合作同学们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参与拍摄活动，都没有什么经验，因此无法接受电影现场感问题。第一天下来导演这种工作方式大家都无法适应，大家都强烈规定贾樟柯列出第二天分镜头计划，贾樟柯仍旧非常固执，认为一定要体现现场感。记得大家回到学校都已经非常累了，只有王宏伟拉住贾樟柯一定要列出第二天工作计划每一种细节，这当然包括分镜头剧本。凌晨两三点钟还能见到两个人在走廊尽头争论，不过第二天现场拍摄工作方式还是不会有大变化，大多数状况是贾樟柯现场躲到一角，蹲在地上，看着他剧本。
第一场戏，由于要体现出节日气氛，因此必须在邮电大学学生元旦晚会结束之前完毕，因此对我们来说时间非常有限。我们一共有三个摄像师，可是第一摄像李肖夫由于对机器不是很熟悉，被老贾无情地更换。他专断工作措施有时候让人无法接受。但也只有他这样　“独裁”，才能使混乱摄制组渐渐进入轨道。整个拍摄把大家都累坏了，只有贾樟柯仿佛有无穷精力。我记得我们最多一天曾拍摄过七个不一样场景：「厂桥－西单－北京站－北京南站－新街口－西直门－电影学院。事后，我们开玩笑说这样工作效率也许比香港电影人还高。并且由于拍摄钱不多，许多地方只能是走着去，当时丁建城说他拍纪录片素材，体现了这样一种构造：拍摄第一天我们租了一辆固定面包车，第二天开始扛着器材站在街上打车，第三天是将器材放在三轮车上骑着去现场，拍摄最终一天我们是步行到最终一种场景。
事情总是不也许很完美，最终一天帮我们从《光明日报》借机器同学告诉我们出了某些意外，必须把机器提前半天还回去，不过工作计划已是不也许再变化了，最终剩余两场戏没有拍。
我们在西直门有一张合影，可以见到贾樟柯像一种老妇人同样站在摄制组中，他太累了，他有太多遗憾。
在剪辑时，碰到麻烦就越来越多了，不仅由于几场戏没有拍，并且贾樟柯坚持要按电影工作程序做，虽然自寻了许多烦恼，但为后来拍电影打下了基础。其实使用BETA录象机是不用这样复杂工艺，可我们为了为电影积累经验还是同意了他选择。这样复杂工艺也使后期制作周期拖得很长，有一段时间由于没钱，不得不拖过了春节再开始剪辑。贾樟柯在剪辑上要想多种措施来挽救实拍中某些毛病，毕竟是第一次拍片子。那时候我们总说一句特吕弗说过话：“我所有影片都是在剪辑台上挽救。”我们用这句话来互相鼓励把片子做完。由于这个原因，在声音处理上想出许多方案，把多种我们平常听见多种媒体中人们熟悉声音加入到片子中，如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片头音乐，当年流行歌曲，多种有代表性电视节目声音和电子游戏声音剪辑。
尚有一种问题就是，由于有几场戏没有拍，因此不得不修改本来剪辑方案，许多场景都被代以黑画面加字幕方式加以解释阐明，有点像默片。有一场小山去找大学生戏没有拍摄，可是在叙事构造上来说实在无法删去，贾樟柯就决定把两个演员台词在现实环境中录下来，配上黑画面，录音林小凌告诉他不能这样干，可是从他拍片后来有太多人劝说他不能这样干，不能那样干。这次他还是没有听他人劝说，还是以广播剧方式处理了这场戏。
我们实拍在1995年1 月3 日就结束了，可是片子所有剪辑完毕已经是1995年5 月份了。 终于，在1995年5 月，在电影学院狭小618 宿舍开始了我们作品首映式，那天来人诸多，连床上铺都坐了人。记得我们对片子信心不是很强，我站在最终一排几乎看不见电视屏幕，其实我也看过了无数遍，听着声音就懂得放到了何处，我不停地问身边一种高年级同学觉得怎么样。片子放完后来，大家又都陷入沉默，也许实在没有什么参照系来评价它，它和此前见过好不好学生作业都太不一样样了。总算老贾同屋王超，一种熟悉多种理论老同学开始了他激情洋溢讲演。我记得仿佛和片子关系不是很大，他提到了波普艺术等等。其他同学只是没想到这样拍摄片子居然可以剪辑完毕已经是很大成功了。他们不能接受这样粗糙影像，他们认为完美电影一定要好看，画面一定要精致，像明信片同样，声音一定要通过多少遍处理。总之，一定要在你作品中看出你懂电影行规，这样大家才认为你会拍电影。可是这些《小山回家》中都没有。
虽然在学校中反应仍然还是这样冷漠，不过我们坚定继续纪录风格试验。当时4 、5 月份，正是电影学院进行专业考试时候，于是我们决定再制作一部有关考生考学纪录片，小组几乎每个人都曾经通过艺术院校专业考试。我们选择了已经不年轻了程青松，他来自于四川小城，考察他面对决定自己毕生考试一定是一种不错题材。由于他就借住在我和王宏伟宿舍，我们每天早上由他起床开始拍摄，到他去参与专业考试，看榜，还好他很幸运，一直到最终三试。可是由于没法找到一条剪辑主线，并且我们拍摄素材也太少了，因此这个未完毕纪录片只留下一百五十多分钟素材。 《小山回家》在电影学院受到冷落，这次没有让我们迷茫。老贾开始反省电影学院环境，他想到外面学校放一放。他说再难看片子也应当放给他人看，他想看个究竟。小组其他人付出了那么多努力，也不甘心。于是我们放映第一站就选择了北京大学。
那是一种炎热夏日。在北京大学电教中心，我们开始初次校外放映。放映完毕后，大学生反应颇为强烈，双方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学生们最爱提问题是，为何把一种民工（在大都市普遍存在但又很少有传媒真正关怀人）作为一部影片主角？尚有就是影片中包括着大量社会流行文化信息也引起了他们关注。在这里不像电影学院反应那样平淡了，有人非常喜欢，有人非常不喜欢。总之，这部电影有了反应。这样交流和争论很故意思，它使我们可以看清拍《小山回家》意义。目前看来《小山回家》是一次非常故意义尝试，一般人也应当是被我们关注焦点，哪怕他是生活在社会底层，并且电影更具有这方面优势，它可以纪录他们生活原生态，以寻求他们发言权。后来我和贾樟柯多次谈到知识分子良心问题，我们渐渐在变化，想问题也越来越多。
很快《今日先锋》来约稿，老贾写了《我焦点》一文，在他这篇拍摄完毕后才写导演论述中他反复强调了电影责任与态度问题。后来我告诉他拍完《小山回家》走在路上再看到民工，有跟此前不一样
感觉，贾樟柯说他也有同感。我们影片多少引起了某些关注，恰好有一位高年级同学阮慧勤毕业后分派到了《戏剧电影报》，某些有关小组消息开始见诸报端。一切仿佛好了起来。
但1996年很快到了，我们已经三年级了，开始面临毕业分派等问题。最初热情均有某些淡了。那时候，大家均有一点经济压力。小组组员陈越强提出他可以搞到一笔钱拍一种类似偶像剧东西。要做和试验电影小组完全没有关系东西，我们从心底都很不乐意，但人穷志短，大家那时候没有什么钱，也见不到前面方向，于是同意了这一方案，开始筹划这一部偶像剧拍摄。但贾樟柯不善此道，一种假期都写不出这种商业性剧本，他极其烦躁。但最终终于还是完毕了写作，可陈越强允诺钱却不见了踪影，后来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我们都极其窝火，觉得应当做一点什么。贾樟柯认为《小山回家》中缺乏比较复杂场面调度，因此想做一下这方面练习。这次没有上次规模那样大，由于这只是一次练习，因此就用家用摄像机M9000 ，开始只想拍一种十分钟调度，只是有一种简朴故事。老贾让录音师林小凌出演，这时候她已经得到确切消息，她被分派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
在看了拍摄素材后来，觉得林小凌形象很有女大学生特点，再加上平时就和她很熟，对她性格和发生在她身边事也略知一二，就决定继续编故事，拍摄一种短片，叫《嘟嘟》，只有一种简朴方
向，就是讲一种叫嘟嘟大学生在毕业前碰到某些问题。这次人家基本上都适应了贾樟柯导演方式，小组也换了一种摄影－梁萌。梁萌是成都军区摄录中心摄影，来学院进修。老贾这次不仅没有分镜头剧本，并且连剧本都没有，基本上是到了现场，告诉演员大概应当说些什么。有时候只是我或是谁一种提议，例如：北师大操场很故意思，于是大家就去了那里，然后想一想这里也许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就开始现场编故事，然后拍摄。这次我被老贾拉来做演员，感觉做演员真好，不要大热天去买盒饭。王宏伟这次专心做制片。有一天，我们拍摄经费只剩一百多块，王宏伟让我们先去外景动工，中饭时间他才匆匆赶来，面部表情极其得意，本来他在麻将桌边苦战一上午，为我们赢来了足够经费。我们都出了一身冷汗，要是输了怎么办？
由于《嘟嘟》叙事构造还是和《小山回家》很相似，即一种重要人物对发生在她身边人和身边事反应，因此这种一边拍摄，一边编剧本方式，在后来完毕片中也看不出来。虽然那时天气已经非常热了，摄制组五六个人常常是在太阳最毒时候开始拍摄。由于摄制组规模很小，这次也不需要赶进度，因此大家都是在非常轻松快乐心情下完毕工作。全片拍摄时间是三个周末，六天时间。
影片完毕后很快，北师大组织第二届大学生电影节将要开幕。组委会看到了《戏剧电影报》对试验电影小组报导，邀请《小山回家》参展放映以及举行一种交流会。我们感到意外，也很惊喜，我们辛劳工作完毕影片终于受到了关注。可是好事多磨，过了几天事情就有了变化，组委会年轻学生告诉我们说，学校领导觉得《小山回家》有反社会倾向，提议不要举行这个活动，不过组委会学生坚持我们去。那天我们接到组委会这一消息，贾樟柯、王宏伟和我是走着去北师大，由于我们必须在到那里此前想出一种处理措施，这毕竟是电影小组接到第一种正式邀请，我们不能理解一种大学生之间学术交流会有这样大麻烦，到了北师大，还没有想出完美处理措施，三个人在学校长椅上又讨论了半天，还是没有成果。这时碰到了组委会一种同学，他问，你们在这里，为何还不去办公室。我们跟着他一起上楼。组委会大学生也对学校政策很不满，他们坚持不取消这一活动。最终想了一种折衷措施，就是改映《嘟嘟》。相对于《小山回家》来说，《嘟嘟》还是相称温情。那天晚上放映效果出奇好，由于来看片女孩居多，她们都可以体味到“嘟嘟”这个即将毕业女大学生心事。不过大家对没有放映《小山回家》感到很遗憾。
1996年5 月一件事情给试验电影小组带来了转机。香港《电影双周刊》记者陈加琪看到了《戏剧电影报》报导，她采访了我们，并告诉我们一种消息，我们片子可以试试参与香港独立短片比赛。
恰好摄影系香港同学赵泽标是我们朋友，乐意协助我们去办理手续。我们就把《小山回家》送到了香港。赵泽标后来成了老贾电影《小武》副摄影，目前还陆续参与独立电影拍摄。
1996年12月《小山回家》奇迹般在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上获得剧情组大奖。获奖快乐并不能驱散危机，1997年我们要毕业了。大家开始各奔前途，我准备考电影学院硕士硕士，王宏伟和其他同学在一家一家地找工作。老贾还是想拍电影，但没有谁能陪着他不顾一切往前走了，小组就这样散了。一点都不悲伤，一点也不快乐。时间过得这样快，每个人身上都忽然背上了生活包袱。大家互相看看，不懂得发生了什么事情。
毕业前四个月，老贾又找到了一笔钱。这次是“巨款”，他要用30万人民币拍一部电影，一部用胶片拍摄真正电影－《小武》。有了香港老板、香港摄影，但他有一天还是来找我和王宏伟，他说我们一起来拍一部电影，顾峥做副导演，王宏伟做主演，拍还是一般人。我们没有拒绝，由于去拍电影，去拍一部有关一般人电影，是我们无法拒绝！
（原载《今天》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