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恽代英的哲学思想.docx

论恽代英的哲学思想

[摘要] 恽代英是哲学“科班出身”。他的哲学思想主要由物质观、认识论、人生观、历史观组成，自成体系。该思想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遗产，也汲取了西方哲学的良好理念，同时还有自己生活的独到见解。恽代英的哲学思想在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有着最高的成就，是当时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高峰。
[关键词] 恽代英；哲学思想；自成体系
[中图分类号]A84 []A []1001 - 8999（2010）04 - 0076 - 06
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中，恽代英是哲学“科班出身”（1918年本科毕业于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与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等人主要在建党前后传播、宣传中外大哲们甚至是表述自己的哲学思想不同，恽代英的哲学思想较他们显得更为丰富、全面、系统，而且其主要内容的表述也更早。恽代英的哲学思想主要由其物质观、认识论、人生观、历史观组成，自成体系。
一、恽代英的物质观
恽代英早在五四之前就提出了“物质必为实在”、“‘以太’一元论”等哲学观点，清楚地表明了其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
1．对近代哲学“物质”观的概述
1917年3月恽代英发表《物质实在论——哲学问题之研究》一文，就物质实在问题综述了欧洲近代哲学史的一些观点，认为“诸大哲之说，分别之为四种”（¨，即绝对实在说，假定实在说，批评派实在说，物质非实在说。随后他对上述四种观点进行了集中分析与批判，指出：“绝对实在说，与心理学原理悖谬。吾人始终未尝见所谓物质，则吾人自不能知物质之形状。彼以为吾人能知物质之全部或一部分者，其为非理甚明也。谓物质为非实在者，与前说绝对相反。然主观派既混真境与幻境为一物，客观派又有所谓普遍之心之奇幻学说，为吾人所不愿承认。康德之说，弥近理矣。然谓物质非为吾人所知，则可，并其究竟实在与否亦不下一有力之断语，则似非也。假定实在说，以吾意言之，似为最近确实之一说，惟其说者，每不能举充分之理由，且其主张常不免陷于矛盾，令人有所指摘，此则所不能满意者也。”恽代英认为，上述四说都不能正确解释物质究竟是否为“实在”的问题，然言语间却也表达了四说之与自己内心所思的偏离与接近。
恽代英对欧洲近代哲学史上四种“物质实在”观念的综述和批判，建立在恽代英所了解的近代自然科学及心理学知识基础之上，该分析甚为全面，可以说它已经达到了当时中国哲人所能了解关于“物质实在”问题的最宽泛、最深层的高度。但恽代英并不以此为满足，在批判上述“四说”后，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物质必为实在”的观点，对哲学基本问题作出了唯物主义回答。
2．物质必为实在
对于物质“实在”问题，恩格斯曾指出：“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存的物质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在同唯心主义作斗争中又进一步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恽代英也概括论证了物质“实在”问题，并明确提出“吾以为物质必为实在”。他说： “吾人之知觉，必待感官受外物之刺激而后发生。虽吾人不能直接以见外物，因感官之既受刺激而发生知觉，遂决为外界必有实在之物质。”又说：“盲者不见形色，聋者不闻声音，然形色、声音不以不见不闻而遂不存在……不可以为离主观而遂无客观也。”可以说上述认识正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列宁关于物质含义和特性的观点，前一段话准确地表达了物质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可以感知，能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的思想，而后一段话则明白无误地表达了物质“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的观念。不管人们认识与否，承认与否，物质总是客观实在的。对于物质这一“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和其唯一特性“客观实在”，恽代英对此作出了颇为周详的解释。
3．世界统一于“以太”——物质
“以太”曾长期被设想为充斥宇宙的基本介质。受一度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以太”说的影响，恽代英也认为“以太”为万物之根本。1917年5月13日，恽代英回答教授佛学的刘子通老师所问时表示：“以太在近世科学家亦假设之物，非质亦非力，而又质力之根本也。然此说似究与佛异。盖以太形成物质，物质究为实在之存在，非如佛说谓六尘为妄境界也。”在以后与刘子通多次通信中，恽代英继续阐发了他的“以太”观，表示“以太”有不可思议的实性，认为“以太为万物之根本。而生物质、物相者”。在七答子通师函中，恽代英还完整清晰地梳理过物质、物相、以太的关系，声称，不但“以太”为实在，缘以太而生之外物内心（统名为物质），亦为实在。表示：“就根本言，世界仅有一以太。”
流行的“以太”说果真正确吗？恽代英一直试图在哲学思辨的框架内图解，可他经过反复辩难与深入思考后发现，自己所论“以太”实则与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所提出的“以太”有异，与自己曾深入分析的“物质”颇同。在经过一段时间精推细思之后，恽代英果断转变了自己曾经所论“以太非质亦非力”的观点。他在1917年10月16日又一次致书刘子通时表示“代英实未能见到，天下有一种非质非力之物之地位”，“吾但知以太为一种物质而已，不得谓以太为力，亦不得谓以太为非质非力也”。从引用西方哲学家以太“非质亦非力”到自己最终提出“以太”为“物质”，恽代英终于明确肯定了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思想。
二、恽代英的认识论
五四前后，恽代英在所发表的一系列哲学文章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认识的来源及层次、认识的形成过程、认识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等思想。
1．认识的来源及层次
1917年10月恽代英发表《经验与智识》一文，集中阐述了智识与经验的关系。对于此文，他曾于日记中写道：“《智识与经验》（即《经验与智识》，笔者注）篇，余自许为认识论中最有价值之文字。”该文首先表述的即是认识的来源问题。
恽代英从自己所见所学出发指出，“智识未有不从经验中得来者也”，表示：“凡可称为智识者，非直接从经验中得来，即间接从经验中得来。”他将人类所获得的智识分为两种：一种是由简单经验直接认识出来的智识，如声色臭味之辨别等；一种是由复杂经验推论出来的智识，如各种学术原理等。他反对一些哲学家的智识天启说，认为：“今日神学既衰，科学日盛，天启云云，揆之于理，断不能合。”恽代英在此所阐述的实质上是认识（知识，即恽代英所表述的“智识”，笔者注）的来源及层次问题。从认识的来源看，任何人认识事物，都是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开始，然后再上升到理性认识。恽代英把声色臭味辨别之类的认识和各种学术原理等当作智识的两种形式，显然是将认识划分为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两个层次。对于这两种认识，他从认识过程的秩序本身发现它们都源于“经验”，指明它们或直接源于“经验”，或间接源于“经验”，表明了只有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人的认识才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的唯物论思想。
2．认识的形成过程
恽代英在表示智识源于经验后，又指出经验需要发展才能成为智识，即必须有一个“研究”的过程。他以奈端（即牛顿，笔者注）知万有引力为例，表示：“此苹果之坠，宜见之者无虑亿万人也，而引力之智识，仅奈端一人能得之者。惟奈端研究，而余人不研究也。”认为瓦特见壶水沸而知汽力也是一样，在于瓦特善于研究。他还从单纯经验每不正确分析说：“吾人见白色之日光，即以日光为白色，此即不正确之单纯经验也。经物理学家研究，然后知日光非白色，而为七色所合成。”又如“吾人持重量之物品，即以物品为有重量，此又不正确之单纯经验也。经物理学研究，然后知物品本无重量，而为地心引力所影响。”恽代英认为这类认识实在太多，切不可认为经验就是智识，强调要增长知识，还是要靠多“研究”经验。
对于认识的产生形成，列宁曾指出：“要理解，就必须从经验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上升到一般。”恽代英也认为认识开始于经验，并需要加以“研究”。他认为从实践中获得的“单纯经验”并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全体，因而很难形成对事物的正确认识。他关于日光颜色的分析和物体重量的解释即是对感性认识易于出现偏差的科学认知。显然，感性认识需要经过思考研究以上升到理性认识，需要“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恽代英关于认识源于经验，而且需要加以研究的分析，是对人的认识过程始于感性认识并需要发展到理性认识的深刻阐述。
3．认识的有限性和无限性
早在1915年和1916年于《光华学报》上所发表的《怀疑论》中，恽代英即从习俗、信仰、感情、耳目“四蔽”对人类认识的有限性进行过表层分析，认为世人见习俗则以为不足察或不肯察，对圣贤之言行不敢疑议，耳目既“不足以知事物之真也”“又往往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且情感往往不合于理，因此都不可信。并对认识的无限性进行过一定阐释，认为人类智力的范围决非一成不变，“盖随文明之进化以渐次扩张者也”。在1917年发表的《经验与智识》一文中，恽代英进一步表达了认识的有限性和无限性思想，他认为“学问”是人类认识的最高层次，表示即使“学问”也并非绝对正确可靠，认为即使是今日之学问，比之以往正确处更多，但仍“不乏不正确之处”，清楚地表达了认识具有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特质。
4．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
恽代英始终坚持，对一切事理都应该持一个怀疑的态度。1920年4月他再作《怀疑论》一文，进一步阐明了自己怀疑论思想与怀疑论鼻祖辟罗（今多译为“皮浪”“皮罗”，笔者注）思想的异同。恽代英一方面从哲学的深层次角度对人类真理性认识仍然需要怀疑进行了解说：在形而上学方面，他以物界为例，认为人们常说它“真实无妄”就值得怀疑；在伦理学方面，他指出：“现在伦理学上已经决定的理论，都值得重新考虑一番”；在自然科学方面，他表示“科学上亦原本没有甚么天经地义”。显然，真理具有相对性。另一方面，恽代英又明确表示人智是一天天进化的，认为人类只要肯前进，有一天是很有希望得到他所求的真事理的。真理无疑又具有绝对性。恽代英在对辟罗的总结意见中说：“我的意见，是以为对于一切事理，都要存一个怀疑的态度；然而对于怀疑的事理，应该研求；研求出来的结果，我们仍然要用个怀疑的态度看待他。”这一结论既明示了恽代英与皮浪二人怀疑论思想的本质区别，它更反映了恽代英对于真理的执着追求，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可知论特征。
三、恽代英的人生观
恽代英的人生观内容主要包括生死观、苦乐观、善恶观等。五四之前，该思想集中见于他读书期间所发表的《我之人生观》一文，五四之后，则突出体现在他的革命宣传和革命实践活动中。
1．生死观
生死观是人生观的一大基本范畴。在《我之人生观》一文中，恽代英说：“人类之生存为无价值，犹牛犬羊豕之生存为无价值也。”认为人并非就是“万物之灵”，人有头脑有思想，就如同牛有角，狗有奇敏的嗅觉一样，是万物出于长时间生物变化的结果。其次，人类生存的原因是因为畏死或不想死。再次，人无杀身成仁的义务、自杀绝对非罪。恽代英反对“杀身成仁”之说，因为“一则杀身成仁四字，可为自律的道德，不可以迫之他人。二则凡不杀身者，亦正以希望成仁之故。非谓偷得一死，即为能事”。他也反对“自杀有罪”的言论，认为人的生死完全为个人的自由，他人不应干预。
笔者以为，恽代英在此谈人生无价值无目的是就人类生存的前因来思考的。他认为人类天生并非就是万物之灵，也并非天生就是理性动物，人出生后只有与社会发生真正联系，其价值本性方能体现。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今天谈论人生价值的关键。他论人类生存“畏死或不欲死”同样就人类生存之初的本性而言，并非指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出现之后。他反对“杀身成仁”的意图是希望现实生活当中那些真正的仁人志士与其以杀身求成仁，不如以不杀身求成仁。他提出“自杀绝对非罪”是就理论而言，并不是要人人自杀。
与在大学时期习惯于从纯理论纯学术谈人生价值、人畏死或不欲死相反，恽代英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五四前后，对自己的生死却表现出极高的理性认知。他一方面从自然本性出发，承认自己怕死，因为“蝼蚁犹自惜其命”；另一方面他又从社会责任出发，表示出对死的无畏。他说：“不做事不如死。”希望找较安全的路，做较切实的事，并表示“烈士徇名，究只成得一个人的名。于事无补者，我不为也”。在此恽代英表达出的其实是不能只成小我，而须成大我的观点。
2．苦乐观
在《我之人生观》一文中，恽代英对苦乐的分析是从两方面展开的。他一方面从纯粹理论的角度解释说：“苦乐皆属于主观，而非属于客观。”并以甲乙观察同一事物为例指出：观同一事，甲以为乐，而乙以为苦。甚至是同一人，对于某事也会今日认为乐，明日又以为苦。因此可知视苦乐为客观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他又从现实的角度对那些视人生为苦的观点进行批判，指出这类人的苦处源于“皆以求而不得之故，而所以求而不得者，则以所求过奢故也”。他认为一些本不须得而且也是不容易得的东西，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因为一时的私欲必欲得到它们，自然常常感觉人生很痛苦了。
苦乐既属主观心造，那么应如何面对困苦呢？1919年7月恽代英在复吉珊信中表示：“生老病死惨痛之事，都人生所应有。我们只尽力为人类扫除干净，我辈借此事心有所托，情有所发，血有洒地，力有尽地，亦自然忘自身的痛苦，且能愉快奋发，病痛亦减少。” 1925年5月9日，他在答淮阴儿《怎样打破灰色的人生》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人在恶劣环境之中，是不能无悲苦之感的，然也只有坐着不去与恶劣环境奋斗的人才感觉这种悲苦。他要求淮阴儿不要去想自杀，而要设法去应付环境，“去做一个改革社会国家与打倒帝国主义的人”。如果说五四之前恽代英着重要求人们从主观上克制自己过分的欲望，从而能以“苦”为“乐”，那么五四之后他则是要求人生应不懈努力以“去”苦“求”乐。
3．善恶观
在《我之人生观》一文中，恽代英认为人类有道德行为是出于为自身谋幸福的结果。他指出“善”“恶”观念原于（一）反复经验之结果；（二）心理同情之作用。对于“反复经验之结果”，他解释说：吾人以数千万年之人事为借鉴，考其间成败利害之原因，其为成功有利之原因者，吾人即谓之善；其为失败有害之原因者，吾人即谓之恶。并将反复经验分为三种，即数千年祖宗的经验，当世人们的经验以及某人自身的经验。对于“心理同情之作用”，他分析道：吾人因有天生同情之本能，乐群恶独之性，自然存在，自然发达。他认为同情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特性，与耳目手足共存。
与《我之人生观》中对“善”的来源、本质进行系统理论分析不同，恽代英对善的外在表现形式的论述却散见于他不同时期的文章和书信中，比如他在《中国家庭改良议》中“居家之道德”一部分曾提出过：（一）仁爱。（二）恕。（三）忍。（四）互助。在致啸虎书中曾提到勇、慎，认为“勇猛与谨慎二德，每不能同时一人具有，然实有具有之必要”。在《一国善势力之养成》及致若愚信中，他更明确将自由、平等、博爱、劳动、互助当作善势力的基本品质。显然，恽代英对我国传统伦理思想家如孔子的仁爱思想、孟子的性善论等皆有研究，也对西方哲学的良心之说与近世的平等、自由、博爱等理念多有了解。恽代英在谈论善的品质方面，既继承了数千年祖宗的优秀遗产，也汲取了当世之人的良好习惯，同时还有自己生活的独到见解。
四、恽代英的历史观
恽代英的历史观主要形成于五四之后，其基本内容包括无神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等。
1．无神论
恽代英早在第一次发表《怀疑论》时就曾表达了其无神论思想，他指出：“以吾所知，宗教之所谓天神必非天神之本体，不过出于一二人之想象而已。”该无神论思想经过他一段时间的整理加工，又集中反映在1921年所发表的《我的宗教观》一文中。在该文中，恽代英首先就宗教起源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宗教是“起于恐怖”、“起于误解”等六种原因，指出：“在科学未发达的时代，物理心理都不清晓。每遇稍有非常的事，如日蚀、地震、梦呓、颠狂，便都求不得其解说，因以为必有鬼神。”恽代英还从所学宇宙进化和生物进化理论的视角指出，“我们只要越肯从理智上研究，便越见上帝的存在是武断，是迷信”。明确表示自己是不信上帝的，反对有神论。恽代英着重从人对社会自然方面的认识来解释宗教产生的原因，反映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正确把握。
针对五四时期一些人的宗教安慰论，恽代英认为，这几个人或许是想用罗曼的精神，给被剥夺者心灵上的安慰，再说多些，是预备给阶级奋斗的广大民众以心灵上的安慰。但“至于剥削程度的加增，资本主义社会崩坏相随而生痛苦的加增，物质上应该求他怎样根本解决，或者不是十分注意的事”。在此恽代英实质上是点出了这样的观点：所谓宗教的“安慰”，本质上就是引诱人们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腐蚀广大人民的革命意志。而这样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它恰恰表述的是宗教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即剥削阶级的压迫。
2．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五四运动之前，恽代英思想中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痕迹明显，他崇尚孔孟，曾身体力行效仿。但随着对社会历史认识的加深，他逐步表现出了唯物史观的自觉。
在领导湖北地区五四运动的实践中，恽代英已开始切身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五四之后他在与同仁谋划创造一个少年中国时表示：“在这排山倒海似的德莫克拉西的潮流中，我不信我们可爱的青年，还有那非为君相无以利济天下的痴心思……中西一切不朽的事业，固然亦有些是君相所做的，然而究不如学者、平民、妇女、窭人等所做的多。”认为改造旧社会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他深入分析人民群众思想背后的物质动因说：“群众的行为，常发源于本能的冲动。在个己本能( Individualistic Instinct)方面，常因经济生活的压迫而直接唤起反动的力量。在社会本能( Social Instinct)方面，常因人家所受经济生活的压迫，而间接唤起同情的反动。”随着国民革命推进，工农运动广泛兴起，恽代英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有了进一步深切感受，他明确反对“士大夫救国论”，批评醒狮派诸君们把士商阶级看得很重要，而很忽略农工平民的力量。他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一定要靠民众自己组织团结的力量才能成功，而不能靠少数英雄、侠士或义军。国民革命中恽代英已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反映了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历史的主流，预示着社会发展的方向。由此更加坚定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信念。
3．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表明，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革命斗争中恽代英以其敏锐的眼光发现了这一基本历史规律，他强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广大无产阶级必须从努力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人手，通过国民革命的胜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并最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恽代英借用国家主义派所谓“生之欲望”的观念深入剖析了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各阶级的“生之欲望”。他说无产阶级必须为“生之欲望”才能踊跃参加革命，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为自己的利益（解除自己的经济压迫）而参加革命。认为国民革命，“必须由经济争斗以引导一般人到政治争斗上面，对于无产阶级尤须由阶级争斗以引导之到民族解放运动”。从无产阶级的“生之欲望”即根本经济利益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是恽代英论析的显著特点。
恽代英还以其睿智超前的眼光指出革命成功后仍然必须继续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从国际上看，恽代英认为在世界革命的机缘还未成熟时，如果中国先成就了国民革命，而那时国外资本主义的祸根又并未铲除，“那些眼明手快狠心辣腕的西方式的资本家为保全自己的利益，自然会利用中国的资本家做工具，以压迫中国无产阶级的彻底的打倒帝国主义运动”。从国内看，他认为“脑满肠肥的中国式的资本家呢，他们在国民革命成功以后，并不见得便不觊觎政权，在外国资本家来勾结他们的时候，尤未必不心花撩乱”。实践证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属必要。
对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分析，恽代英将它与当时国民革命中出现的一些争论相联系。他在批判戴季陶主义中，将孙中山的共产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作比较。他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因为其复杂背景而不完全同于马克思或列宁，孙中山虽不说无产阶级革命，但却表示要消灭阶级，“他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不使地主、资本家自由的发展，以至于做到消灭阶级，成功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恽代英始终坚信共产主义，并对共产主义的未来充满憧憬。
总之，恽代英哲学思想内容丰富，条理清晰。他的哲学思想不仅在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有最高的成就，就是在同一时期哲学门同仁中，其哲学思想也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参考文献]
[1][2][6][7][13][14][15][16][19][20][21][22][34](35][36][37][38][39]恽代英文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5，39，40，40 - 41，48，49，49，50，15 - 19，52，151 - 153．156，16, 268, 275, 276 - 277, 178 - 179, 331 - 33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98．
[4][5]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9，192.
[8][9][10][11][12][25][31]恽代英日记[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259，267，268，274，129，534，36．
[17]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75．
[18]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91．
[23][30]恽代英．我之人生观[J].光华学报，1917，(2)．
[24][26] [27]恽代英，我之人生观[J]．光华学报，1917，(3)．
[28][29][32][33]张羽，姚维斗，雍桂良．恽代英来鸿去燕录[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48，225，36, 64.
[40][41][42]恽代英文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57，659，746.
（责任编辑：张叶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