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下的文明见证-对宁夏6件国宝级文物的探析.docx

贺兰山下的文明见证
对宁夏6件国宝级文物的探析

宁夏 陈永耘
自古以来，宁夏素有“关中屏障，河陇咽喉”之称。戎、羌、匈奴、鲜卑、突厥、柔然、党项等北方游牧民族和汉族人民一起，先后在这里生息繁衍、开发耕耘；横亘于中亚的陆地丝绸之路经宁夏南部地区，将古代希腊文化和欧亚草原文明、中原文化和古波斯文明贯穿于此；1038年李元昊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筑坛称帝，近二百年的辉煌沧桑，造就了神秘的西夏文化。更有萧关古道、长城烽烟、贺兰晴雪，揭示出一段段久远而神奇的历史，同样也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存。
1 9 9 6年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一级文物鉴定专家组一行13人抵达宁夏银川市，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以及相关各市县文管所的文物藏品进行鉴定。鉴定确认的数百件一级文物，集中反映了宁夏从远古至明清约三万年间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渔猎文化、畜牧文化、农耕文化、丝路文化、西夏文化、伊斯兰文化。而其中的6件国宝级文物——西夏石雕力士志文支座、西夏鎏金铜牛、北魏漆棺画、北周鎏金银壶、北周凸钉玻璃碗、唐代石刻胡旋舞墓门，更是西夏文化与丝路文化在宁夏诸多遗存中的精髓所在和突出体现，是这两大文化稀珍的实物佐证。
党项族的石雕精粹：石雕力士志文支座
石雕力士志文支座（图1），1974年宁夏银川西夏陵区6号陵出土。长[来自www.Lw5U.com]68厘米、宽65厘米、高62厘米。圆雕，白砂石质，近似正方体。为男性人像，面部浑圆，颧骨高突，粗眉上翘，双目圆睁且外凸，鼻梁短粗，獠牙外露，下颚置于胸前。裸体，腹有肚兜，肩与头齐，肘部后屈，双手撑膝，下肢屈跪，背部平直。座顶左上角阴刻西夏文三行，计15个字。第一行4字汉译为“小虫旷负”；第二行4字汉译为“志文支座”；第三行7字汉译为“瞻行通雕写流行”。背部阴刻汉文一行6字“砌垒匠高世昌”（图2），为西夏石雕工匠的姓名。整个石雕以夸张的手法表现了负重者的神态，反映出西夏时期石雕艺术的独特风格。在西夏陵区多座帝陵的碑亭遗址中，迄今已出土这类支座11件，但刻有西夏文字的仅此一件，弥足珍贵。该件文物因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经专家共同鉴定确认为国宝，现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收藏。
从面部表情来看， 这件力士志文支座可能是西夏传统中的奴隶力士，而其跪坐的姿势和装饰，和当时西夏社会习俗有关。西夏是党项族建立起来的，他们在迁居宁夏以前，生活在今青海省东部和四川西北部，与西南少数民族曾有密切的联系，在文化、风俗上也受到西南少数民族一定的影响，如手腕、足胫都带有环饰。而环饰是我国古代西南少数民族早已流行的一种装饰。《册府元龟》的《土水三·附国》条中提到了“项系铁鏁，手贯铁钏”。至于大人、小孩常年赤足，这在唐樊绰的《蛮书》及两本唐书《西南蛮传》、《西戎传·党项羌》中都有记载。具体地说，西夏这种负物力士形象与五代十国之一的后蜀政权的张虔钊、孙汉韶诸墓中出土的抬棺力士像多有相似，唯后蜀石刻力士卷发披肩，有的戴幞头，有的盘座，与西夏力士形象有差异。除此之外，从构图到造型、装饰技法等均如出一辙，如眉、目、肚、腹的雕刻，手腕、足胫的装饰，浑圆粗犷的造型等手法。由此而知，西夏雕刻的力士形象，显然和后蜀有着某种渊源关系。
至于支座的用途， 有人根据“ 其放置在碑亭中心，周围发现大量石碑残片，西夏陵一号陵所发现的支座顶面有方形榫眼”等发掘资料，认为它是碑座；有人根据“西夏陵碑亭遗址上发现的碎砖瓦及西夏陵八号陵所出土的支座顶面无榫眼”等发掘资料，断定支座是立木石础。西夏时期的石雕力士支座究竟做何用途，尚待进一步的研究考证。
西夏青铜器的集大成：鎏金铜牛
鎏金铜牛（图3），1977年宁夏银川西夏陵区M177墓出土。长120厘米、宽38厘米、高45厘米，重188千克。该文物由青铜铸造而成，中空，外表通体鎏金。牛屈肢而卧，双眸远眺，四肢有力，肌肉突出，体态健壮，形象生动，表现出西夏时期较高的铸造工艺，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收藏。
西夏地处我国西北， 多高山与荒漠，地理环境恶劣，这里的金属矿藏相对中原要贫乏。西夏所需的金属，除了每年从中原进口铜、铁、金和银外，还加紧自己开采、冶炼，发展本国的金属铸造业。政府中设有“文思院”，掌管全国的制造业；在地方设有“铁冶务”，主持各地金属器具的冶炼和铸造。西夏炼铜和铜器制造技术相当先进，冶炼的主要是青铜、黄铜，铜器的制造有打制和铸造两种。该铜牛造型逼真，比例匀称，线条流畅，制作时需要将冶炼、模具雕塑、浇铸、抛光和鎏金等工艺集于一体，是西夏艺术品中的珍品，真实地反映出西夏青铜铸造工艺的高超水平。
与西夏鎏金铜牛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圆雕大石马，一级文物，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收藏。这两件形体硕大、制作精美的器物，出土于同一墓中，说明牛与马是当时西夏人非常喜爱的牲畜。以党项族为主体的西夏王朝，在数度东迁中，受到汉族诸多方面的潜移默化和汉族农耕技术的直接影响，直至定居以后，党项族的农耕技术不断提高并进入以农牧业为主的农业社会。西夏所实行的广辟农田、兴修水利的措施，极大地促进了灌溉农业的发展。西夏所属的河套地区和河西、河外十三个州“地饶五谷，尤宜稻麦”；西夏的古城灵州则很早以来就引黄河水而修建了秦家、汉延、唐徕诸渠，在西夏元昊时期又修筑了“昊王渠”。敦煌榆林窟壁画中的西夏《农耕图》，描绘了二牛抬杠牵引犁铧、一农夫紧扶犁把耕种的情景。这是西夏同中原地区一样，已使用“二牛抬杠”农耕技术的真实写照。
西夏陵中还出土了其他不同造型的铜牛和石马。从西夏陵区发掘情况看，铜牛和石马可能是西夏贵族、重臣墓葬中的主要随葬品之一，说明了牛和马在西夏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西夏墓中随葬铜牛，不仅反映出耕牛在西夏农业生产中得以应用的史实，为我们研究西夏社会的农业经济提供了一个实物佐证，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有深厚农耕文化底蕴的有力见证。
风靡唐代朝野的西域乐舞：石刻胡旋舞墓门
1985年宁夏盐池县苏步井乡窨子梁唐墓出土了两扇雕刻有“胡旋舞”图案的石刻墓门（图4），每扇门均呈长方形，长88厘米、宽42.5厘米、厚5.4厘米，上下有圆柱状榫，两门闭合处各有一孔，出土时有铁锁锁扣。每扇石门正中浅雕一“胡旋舞”男伎。所刻男伎为典型的胡人形象：虬髯卷发，深目高鼻，肩宽腰细，体魄健壮。身着圆领紧身窄袖衫，下着紧腿裙，脚穿长筒皮靴，站立在一块编织精美的小圆毯上，双人对舞。舞姿造型略有不同，左边舞伎侧身回首，左脚站立圆毯上，右腿后屈，左手正微微上举，右臂屈至头顶；右侧男伎右脚立毯上，左腿前伸，双臂上屈，至头顶上方合拢。两人均手举长巾，熟练挥旋。四周剔地浅浮雕卷云纹，似舞伎腾跃于云气之中，造成流动如飞的艺术效果。以“胡旋舞”为题材的图案，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陕西西安碑林唐代碑刻、旧藏唐代一玉带饰上，以及河北安阳北魏范粹墓出土的一件黄釉陶瓶上都有所发现。宁夏盐池窨子梁唐墓石墓门的发现，证实了以“胡旋舞”为题材的雕刻图案在唐代墓葬中出现尚属首次。因为其所具有的特殊历史价值，故被专家鉴定确认为国宝，现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收藏。
据史料记载，“胡旋舞”主要来自中亚“昭武九姓”中的康国、史国和米国等，这几个西域方国都属隋唐时期的粟特人。公元568年，康国乐（从《旧唐书·音乐志二》中可知，康国乐和胡旋舞是一种乐舞）随北周武帝宇文邕娶突厥女为皇后，始传长安。唐开元、天宝年间，昭武诸国将“胡旋舞女”和其他中亚珍宝一起作为贡品献给唐王朝。“胡旋舞”一经风行，首先得到宫廷的倡导和皇帝官宦的赞赏，深得唐玄宗李隆基、贵妃杨玉环及其官僚的喜爱，成为唐代主要的乐舞。此外， 它同样得到唐朝黎民百姓的喜爱，在民间广为流行，以致于史书中留下了许多对“胡旋舞” 的记载。唐代杜佑《通典》云： 舞者一般二人，通穿绯袄，锦领，绿绫浑裆裤，赤皮靴，白袴。双舞急转如风，俗云“胡旋”。“胡旋的、同其他乐舞有显著区别的是其舞蹈动作中的主要技巧。舞者无论怎样纵横腾跳，长时间快速左旋右转，终不离毯子上。服饰则为艳丽的舞衣和高筒皮靴。乐器以鼓、钹、笛为主。舞时大约以鼓为节，随着急骤的鼓点旋转腾踏。“胡旋舞”风靡一时，不仅可以从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胡服的盛行这一史实得到验证，而且还可以从敦煌、西安、盐池三地所出土的刻有胡旋舞图案的文物中得以实证。敦煌、西安、盐池相距千里之遥，在唐代，这三地分属沙洲、京城、盐州管辖，当时交通极为不便， 经济、文化、生活习俗相去甚远，居住民族也略有不同。但迄今三地都发现有记录胡旋舞形象的遗物，从内容到形式上又是如此一致，自可见这种乐舞在唐代舞坛上流传盛广、长久不衰的盛况了。
唐代石刻胡旋舞墓门反映出中、西亚乐舞对宁夏地区文化艺术的深刻影响，是中西文化交流十分珍贵重要的遗存。
舶来奢侈品中的精品：北周鎏金银壶
北周鎏金银壶（图5），通高37.5厘米，最大腹径12.8厘米，重1.5公斤，1983年原州区南郊乡深沟村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现为宁夏固原博物馆收藏。鸭嘴细颈，上腹细长下腹圆鼓，高圈足座，单把，壶把上铸成一深目高鼻带盔形帽的人头像。颈腹高座束腹处和底座边缘各饰联珠纹一周，壶腹下部用细线雕一周水波纹，水波中有两只似虎的怪兽相向追逐一条鱼，鱼尾甩出水面。壶腹浮雕的人物图像，共六人分为三组，每组各有一对男女，表现题材内容是古希腊神话内容，艺术风格受希腊化影响。鎏金银壶是波斯王朝的酒具，萨珊时代在中亚的巴克特利亚地区制造，是萨珊工匠模拟希腊图像的产物。壶形制完全沿用萨珊王朝金银器风格，但壶把上的人头形象与萨珊波斯人形象有别，属中亚巴克特利亚人。工匠在鎏金时充分考虑了银瓶的器型特征，并不是通体鎏金，而是有选择性的。腹部人物采用银原色而背景部分鎏金，这样就将银白色的故事人物置身于金色的背景下，非常醒目，独具匠心，不愧为萨珊金银器中的上品。
北周李贤墓出土的这种带柄的银瓶，在中国古代史籍中被称作“胡瓶”。这里的“胡”实际指西域，包括今中亚和西亚的地区，甚至包含有遥远的欧洲大陆。在当时中国人的概念中，它是一种从西方传过来的瓶，而这种珍贵的金银器在西方传入中国的整个奢侈品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十六国以后，东西方奢侈品贸易逐渐加大，中亚、西亚的金银器即成为这种贸易活动的主要代表。在相互的争战中，西域珍品宝物包括这类“胡瓶”也一再成为掠夺的对象。隋唐时期，作为一种珍贵的物品，它即成为朝廷赏赐各类有功人员的物品。萨珊系统金属器在当时贵族阶层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拥有这种金属器皿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
李贤曾担任河州（ 今甘肃临夏）总管、洮州（今甘肃临潭）总管，统领三州七防诸军军事，是北周政权西陲的守护神，谥封柱国大将军，长期控制敦煌一线“丝绸之路”要塞的大权，被周武帝宇文邕当作北周的“皇亲国戚”看待。他既可以通过赏赐，本人亦不难通过商人获得鎏金银壶这样珍贵的萨珊系统金银器。鎏金银壶的出土，绝不是偶然，与当时崇尚萨珊系统金银器的社会风尚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的面世不仅为中西文化交流增添了一份重要的实证材料，其在全世界现存的萨珊系统的金银器中，无论就其工艺水准，还是表现内容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
光泽如新的萨珊典型器：凸钉玻璃碗与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同墓出土，玻璃质，碗高8厘米、口径9.5厘米、腹深6.8厘米、下腹最大径9.8厘米、重245.6克（图6），现为宁夏固原博物馆收藏。
碧绿色，透明，内含小气泡，分布均匀。直口，矮圈足，外壁饰以凸起的圆形装饰两周，共14个，上下错位排列。从一个圆圈内可透视对面三个圆圈。其工艺特征是使用烧吹技术制造，然后利用雕花技术进行腹部、底部凸饰及口缘的整形。内壁光洁，外壁有薄层的金黄色分化物，主要分布在下腹和底部，经科学检验属钙纳玻璃，与波斯玻璃成分一致，属波斯萨珊王朝玻璃制品。
自二十世纪50年代以来，伊朗高原西北部吉兰省古墓中出土了大量这类碗及残片。中国新疆巴楚脱库孜萨来遗址以及宁夏固原发掘的北周田弘墓、日本冲之岛祭祀遗址、京都上贺茂神设遗址中亦有残片出土。吉兰省等处出土的凸钉玻璃碗或残片由于土壤腐蚀的关系，表面有一层厚厚的风化层，使玻璃失去原有的光泽。而李贤墓出土的这件玻璃碗则呈碧绿色，分化层很薄，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玻璃的色泽和亮度。
据《魏书·地形志》记，宁夏固原北魏太延二年（436）置高平镇，正光五年（524）改原州，是北魏西部的一个重镇。西魏、北周以关陇为根据地，固原地位更为重要，这里出土的玻璃碗、鎏金银壶均为西方系文物，是了解当时东西贸易路线以及实态的重要出土实例。凸钉装饰玻璃碗，是典型的萨珊朝制品，出土纪年明确，对确定此类玻璃制品年代具有标尺作用。
举世罕见的珍贵画迹：北魏漆棺画19 81年原州区东郊乡雷祖庙村北魏墓出土。由于漆棺的腐朽，漆皮脱落破碎，棺上的漆画内容已很难完全辨识。经拼对确认后的漆棺画可分为盖板漆画、棺前挡漆画、棺侧板漆画三部分（图7、8）。

棺盖板漆画： 残长1 8 0 厘米、宽87-105厘米。棺盖为两面坡式，前端为圭形，前宽后窄。上端对称绘有两座房屋，檐下悬垂帷幔。左侧屋内榻上坐一男子，两侧有女侍。其左侧有黄地黑字榜题“东王父”。右边屋内为一妇人，屋外立一侍从。两房屋顶各立一金翅鸟，作展翅欲飞状。其两侧对称绘有红色的太阳及白色的月亮。屋宇之间绘有金色长河，呈波曲状，由上至下贯穿整个画面。长河两侧布满缠枝卷草纹图案，中有珍禽异兽和人面鸟身的仙人等形象。棺盖边缘饰忍冬纹带，宽约7.6厘米，其间有飞鸟。漆画中有“东王父”等榜题的男女，很可能寓意为墓主人夫妇。屋顶之上的鸟形，也可能受汉代凤鸟装饰的影响。棺盖中经日月间穿行而直抵棺尾的天河，象征天上与地下的沟通，与墓主人的飞升有关。将天河安排在棺盖正中折线上，避免了在转折处细致描绘图案的困难。而漆画中的仙人表现了统治者“生时长生，死后升仙” 的神仙思想。东王父、三足乌及大量奇禽异兽与金色的天河配合起来，烘托出祭奠墓主人亡灵的完整画面。棺前档漆画：残长5 2厘米、宽6 6厘米。画面反映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屋内一男子端坐于榻上，头戴高冠，身着窄袖圆领长袍及窄口裤，腰束带，足蹬尖头乌靴，为鲜卑族装束。其左手握拂尘尾，右手执耳杯。屋外两侧立有男女侍从。画面下方对称绘有人物，皆有项光，项佩璎珞， 手臂戴钏。人物虽有大小之别，但均以写实为主，精神面貌表现自然。墓主人呈这种姿态，在国内同期绘画中少见。漆画中出现的长颈瓶，具有浓郁的西方色彩。
棺左档漆画：长175-195厘米，宽27-61厘米。画面为横卷式，每个故事以黄色三角形火焰纹图案相间，皆有榜题，构成了以舜的孝子故事为主的八幅连环画，每幅之间均以三角形火焰纹相间隔，构成完全独立的画幅。故事情节的发展及主要人物行动方向均是自棺前向后，画幅高约8厘米，其中的人物均为鲜卑人装束，男戴高冠，女梳高髻，着夹领窄袖长袍，足蹬乌靴。这些连续画面已经构成了后世连环画故事的雏形，在我国连环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棺右档漆画：长175-195厘米，宽27-61厘米。画面中部为一个长方形的直棂窗，棂窗里绘有两高冠和夹领衣的男女，棂窗边缘饰水波纹。画面其他部分由联珠龟背纹构成图样:一为两个人物呈裸体状，圆脸，眉清目秀，肩臂上缠绕飘带；另一中为对称的双翼长尾之怪兽和飞禽。其下为狩猎图，残存高度约7厘米。画中[来自WW]山峦起伏，猛兽狂驰，武士策马狩猎。鲜卑民族虽然以射猎为业，但是像漆画中的野猪等，并不是传统的狩猎对象。其与萨珊银盘中的野猪非常相似。漆画中的狩猎场面在形象、动作方面的风格，与波斯王朝帝王猎狩图的风格有很大的一致性与共同之处，表明了波斯猎狩活动对鲜卑上层贵族生活具有很大的影响。
北魏漆棺画证实了当时我国边远地区在漆器工艺和绘画技法上，不亚于中原汉族的史实。漆棺彩画中所描绘的人物脚掌相对而坐的坐姿、以联珠纹为边框的图案、三角形火焰纹饰、宴饮图等内容风格，明显受到萨珊风格的强烈影响。而“东王公”、“西王母”像与孝子故事连环图画，说明中原的道教神祇和孝道观念，已被鲜卑族墓主人接受，这是游牧民族的不断迁徙和中、西亚的贡使、商客、僧团频繁往来的结果。漆画所反映出的中原传统佛道思想和西方文化风格相糅合的内容，揭示出途经固原的丝绸之路上，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史实，从而证实了固原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位置。
（本文作者系宁夏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