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扬文字中的反霸外交一《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国际背景探析.docx

激扬文字中的反霸外交一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国际背景探析 薛琳(中国延安干部管理学院，陕西延安716000)摘要 本文通过对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分析，以探究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对国际局势和国家战略等问题的认识和决策。在中苏两党矛盾尖锐化的大背景下，因欧洲五国党代会的攻击，直接触动了毛泽东写就这首词。为打破美苏包围，毛泽东基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双重考虑，启动了“既反帝又反修”的反霸外交，将亚非拉国家确立为突围的关键，对其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真诚的援助。反霸外交虽对中国造成相当的消极影响，但从根本上看，这一政策不仅赢得了国际支持、打破了美苏孤立，更为我国走出一条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关键词 毛泽东诗词；国际背景；反霸外交；民族解放运动中图分类号A841 A 1001-8999 (2012) 05 -0141-07收稿日期 2012 -03 -20作者简介薛琳，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教师，政治学博士。对于诗词与毛泽东个人思想的关联，法国前总理富尔曾评说到：“它（诗歌）是了解毛泽东性格的关键之一。他在这些简短诗歌里表达的思想，他用简单的形式，表现生动而深刻的革命题材，是国内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的，也是世世代代的人都能够理解的。”随着毛泽东晚年对国内、国际形势估计的愈发严峻，有关国际共运和中国出路的思考，逐渐显现在其作品之中，“反帝、反修”、“继续革命”成为其诗歌最重要的主题。这一时期，在国际“帝、修、反”和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的双重压力下，毛泽东努力探寻着一条“突围”之路，这一历程对其诗词构思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开始“按自己的理解和意志，去揭示命运、突破包围、张扬斗志、掌握未来”。对于毛泽东晚年诗词创作的心态，他自己坦承：“心中没气，我写诗？”为探寻毛泽东的“气因”和“出气口”，本文以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为分析对象，为管窥毛泽东的心理世界找到一条小径。在1963年元旦前夕，郭沫若填写的满江红领袖颂一九六三年元旦抒怀发表于光明日报。当毛泽东看到这首词后，于1月9日和词一首，并书赠周恩来。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是一首政治抒情诗，词中慷慨激扬的词句、直冲云霄的战斗精神、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使其成为了毛泽东晚年诗词创作中不可多得的佳作。一、“蚍蜉”撼“大树”中苏矛盾的尖锐化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苏关系出现裂痕，直至1965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中苏两党无论意识形态还是国家利益，都出现了严重分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同苏联霸权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手段，妄图迫使中国屈从、投降。极端严峻的国际环境影响到了毛泽东的心理状态，他对1962年底以来国际压力的极端愤怒促使他写就了这首词。词中“小小寰球”反映了毛泽东观察、分析问题的宽广视野，而“苍蝇碰壁”、“蚍蜉撼树”和“蚂蚁缘槐夸大国”等词句则彰显出他对“修正主义”、“反华大合唱”的极端蔑视与嘲讽。（一）深刻背景中苏两党矛盾的日益激化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党关系是中共要面对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处理好中苏两党关系，不仅事关中共自身和国际共运的前途命运，更对维护新中国民族独立与促进国家发展有深刻意义。自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逆转，这是改变新中国国家战略之路径选择的重要诱因。触动中苏两党关系逆转的原因很多，究其根本，则源于中苏两国所处的不同国际权力地位。在战后国际体系中，苏联是二位强者之一，参与了体系的创建和主导着体系的运行，中国只是潜在的大国，不仅隔离于国际社会之外，而且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仍面临严峻局面。不同的国际地位产生了不同的对美政策，而这种差异是导致中苏两党矛盾的最重要外因。中国力图通过“斗争”突破美国“孤立”，而苏联试图借助“合作”与美国“争霸”。从对中共的态度看，赫鲁晓夫并没有放弃斯大林的“父子党”方式，继续采取打压方式，试图压服中国，使中国就范，服从苏联的利益需要，毛泽东称为“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苏联为换取美国的合作，会在不牺牲自己利益的前提下，牺牲盟国利益，这是其基本构想。在中国认定“美苏合谋主宰世界”时，苏联的主张自然会遭到中国的批判和反击，苏联对中国利益的侵害，导致了它与中国的巨大矛盾。中苏两党发展“理念”的差异，对彼此关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是国际共运和冷战进程中最具“震撼力”的一件事，苏联政策的调整引起了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震动，中苏两党矛盾也肇始于此。苏共二十大进行的“自我批评”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此举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明确告诫党内：要警惕苏联的错误倾向，赫鲁晓夫政策的性质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1958年，围绕海军长波电台、联合舰队以及炮击金门等涉及国家主权的重要事件上，中苏两国的矛盾日益加深。到了1959年，中苏两党矛盾开始向更深层次发展，苏联开始直接干预中国内政、外交。在内政上，赫鲁晓夫批评中国“大跃进”之“三面红旗”为“未经生活检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在外交上，苏联为争取不结盟运动领袖印度，采取了所谓的“中立立场”，拒绝给予中国任何外交或道义支持。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中、苏两党遇到了一系列挫折，故而两党没有采取更激烈的斗争形式，双方矛盾没有激化，但是，这并不表示问题已经消失，相反矛盾正在深化和酝酿，等待着最终爆发。（二）直接触动欧洲五国党代会对中共的“批判”1962年底至1963年初，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等五匡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在这些会议上，与会代表都攻击了中共，而且随着会议的依次召开，数量越来越多、调门越来越高，自此吹响了国际共运内部“大辩论”的号角。1962年11月20日至24日举行的匈牙利党代会上，有多位代表直接批评了中共，其中以墨西哥代表的言辞最甚，他说：“中国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同志歪曲了马列主义原则，伪造历史事实，企图以此来证实自己的保卫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立场和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政策。”在同年12月2日至8日举行的意大利党代会上，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毛泽东“纸老虎”的论断，他指出：“肯定说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用肩挤它一下就会垮”，是“错误的”；在国际共运的团结问题上，他批评中共是“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一起保持着一种人们不能允许的团结一致”；针对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冲突中行动，他认为是“没有道理的和荒唐的”。参加这次会议的三十三国党的代表，就有十五个表达了反华立场。在同年12月4日至8日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党代会上，捷共和其他党代表给中共戴上了“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民族主义”和“教条主义”等五顶帽子，指责中国反对苏联在古巴问题上“明智的妥协”，要把全世界“拖人热核大战”。在1963年年初的东德党代会上，赫鲁晓夫亲自攻击中共，说“有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谩骂”，是“巫师庸医”的做法，是“冒险主义”，并极力贬损中国在国际共运中的基本立场。其实，在1962年12月12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他攻击中国“在古巴冲突的和平调停期间，大家可以听到那些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们不满的尖利声音”。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他声称：“某些教条主义者滑到了托洛茨基立场上去，并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向发动世界战争的道路。”这些有计划的围攻，被中共视为“修正主义者发动反华运动的一个新步骤”，“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回应他们的挑战1962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定稿并确定标题的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共同敌人：，指出：“不管怎样大骂特骂，都无损于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光辉。相反地，这恰恰证明我们做得对，证明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证明我们维护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篇文章揭开了公开论战的序幕。在此后到次年3月8日，中国又陆续发表了6篇文章，以回应各国的批评和攻击。欧洲五国党对中共的批判触动了毛泽东敏锐的政治神经，促使这位战士鼓起了昂扬斗志，他要奋起反抗、向一切敌人进行斗争，这是毛泽东写作的直接原因，他通过艺术化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坚决反对“修正主义”的不屈战斗精神，词中的“苍蝇”、“蚂蚁”不仅是对修正主义者的蔑视，同样，也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民士气的作用。二、“震荡”五洲的风雷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20世纪60年代呈现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国际态势，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强有力地冲击着既有国际格局，毛泽东用“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样的革命浪漫主义词句展现出民族革命在推动历史变革中的巨大作用。民族解放运动从根本上摧毁了西方殖民体系，具有突出的“反帝、反殖”意义，在中苏论战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将支援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视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的反霸外交也显现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一）20世纪60年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十月革命至战后的半个多世纪，特别是万隆会议后，亚非拉国家高举反帝、反殖旗帜，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气势磅礴的革命浪潮，诸多新兴民族国家获得独立，并在国际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印度、印尼等国开始相继收复老殖民帝国霸占的国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越南抗击美国侵略的战争进入高潮。非洲人民通过反帝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赢得了国家独立，根本上改变了非洲大陆的政治面貌。仅1960年一年，非洲就有17个国家宣布独立，这一年成为了“非洲独立年”，英国和法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基本结束。在拉丁美洲，继古巴独立后，巴拿马展开了收回运河主权的斗争，多米尼加反对美国干涉其内政。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催人奋起的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领导人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中国共产党认为“当前国际形势的大动荡，反映了世界人民革命巨流的奔腾前进，特别是反映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风暴的猛烈兴起”。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目前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存在着大好的革命形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是当前最重要的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特别看重这股力量，提出：不是第三世界怕超级大国，而是超级大国怕第三世界，“一大批被人瞧不起的小国、穷国扬眉吐气，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发挥出巨大威力，使帝国主义、超级大国胆战心惊”。（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背后的意识形态意涵从维护国际共运利益、推动社会主义阵营发展的角度说，支持世界革命是维护中国马克思主义正统性所必须完成的使命。毛泽东曾说过：“我们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以“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为根本目标，积极推进“四海翻腾”的亚非拉国家的民族革命，彻底改变整个国际政治版图，构建全新国际体系的“世界革命”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从历史发展进程看，中国对民族国家最初的政策目标是要把这些新兴国家和民族独立运动的政治和经济斗争引向反对美国的方向。作为新兴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是国际主义外交的必然选择。1960年5月3日，在接见拉丁美洲、非洲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妇女代表团及代表时，毛泽东指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我们大家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大家需要互相团结互相支持。”四天后，在同非洲朋友谈话时，他又强调：“非洲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更有世界意义。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很多国家都有革命；不只是在几百万人中间，而是在几千万或者更多的人口中进行了革命的民族解放斗争”（20。在1961年4月27日，毛泽东接见非洲外宾时，更是提出了“非洲是斗争的前线”这一重要论断。随着苏联“修正主义”外交路线不断展开，中国支援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意味更加突出。早在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就已经表露出对苏共内外政策的不满，到了1957年访苏归国后，他就开始批评苏联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认为：共产党的对外政策还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等问题。 20世纪60年代初，苏共的种种表现，使中国领导人深信，领导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重任，已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身上，自己是正确路线的化身。苏联已经“变修”，其外交政策不仅不反帝，而且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对亚非拉民族解放斗争，苏联不仅不予支持，“而且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采取种种手段扑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的星星之火”。为了对抗苏共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中共提出“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表示“中国人民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苏矛盾由意识形态角力转向全面对抗，中国更是将这些小国、穷国视为新兴的“革命力量”，它们“穷则思变，它们要翻身、要革命”，“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主义则是腐朽的、反动的、垂死的力量。这个体系，同旧殖民体系一样，必将在各国人民的反霸斗争中陷于崩溃”。随着中国对这些国家地位的日益重视，其在中国“革命外交”中的作用也不断加强。三、扫除一切“害人虫”推动革命外交有“苍蝇”、“蚍蜉”，就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毛泽东借景感物以言志，着力于两种悬殊力量的较量与对决。面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不利局面，毛泽东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畏惧，反而坚定认为：“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在毛泽东看来“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是一条历史规律，他特别提出“过去是我们怕帝国主义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毛泽东这种不怕鬼、不怕压、不信邪的革命精神，不仅是其内心状态的真实写照，更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增强了斗争必胜的信念。为将“反帝、反修”的目标变为现实，毛泽东对冷战格局进行了分析，将着力点集中于美苏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通过支援亚非拉民族解放实现中国革命与国家命运之“突围”。（一）“中间地带”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从中国革命经验和国际斗争的现实出发，毛泽东将支援亚非民族革命确立为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他曾表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广大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帮助了我们。这就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美国学者罗斯也评论到：毛泽东所以能够自信中国人的斗争性能够防止战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外交可以通过发展和那些谋求摆脱超级大国控制的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构成的“中间地带”的关系，来汲取力量。毛泽东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指出亚、非、拉三大洲革命浪潮不断高涨，不仅反映出这一地区是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而且也反映了这一地区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帝国主义链条中的最薄弱的环节”。对于通过推动革命以维护国家安全的政策，有学者评论说：对某个革命国家而言，革命“输出”，既可以是一种实际可行的政策，也可以是保卫其国家利益、对抗那些希望摧毁它的国家的一种要素。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仅分散了美国的军事力量，削弱了西方国际秩序的合法性，而且，革命胜利后的新兴国家，大多会选择加入中国反霸同盟，这就为中国摆脱国际孤立创造了条件。自20世纪60年代中苏分裂后，由于苏联对中国的压制，使中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为改变这一不利局面，毛泽东对亚非拉国家给予了越来越大的重视，他想借助这些新兴国家的力量，结成“反帝、反修”的国际统一战线，抗衡苏美对中国的压力，消除从社会主义阵营分化出来所造成的孤立感。美国情报界的分析也同样指出，“亚非拉不发达国家代表了世界的五分之三，如果能赢得这些国家的大多数的支持，中国将摆脱被孤立的地位”。“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对中国外交可以和应该联合的朋友，毛泽东始终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这就是所有受美、苏压迫的国家都是中国可以联合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那些与中国有着相似历史境遇和相同发展问题的亚非拉国家是中国最可靠的朋友；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则是中国应该大力争取的对象。正是基于上述对敌人和朋友的认识，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中间地带”、“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并将其用于中国的外交实践。1946年8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表达了他对“中间地带”国家在国际局势中作用的高度重视。在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谈话时，又重新提及了“中间地带”对中国外交的重要意义。在1962年至1964年的多次谈话中，毛泽东特别阐释了“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两个中间地带”是在继续关注西方阵营内部矛盾的同时，强调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它指明了中国为摆脱超级大国的孤立而应努力的方向。从这一战略出发，中国开始大力发展同第二中间地带西欧和日本的关系，但更多的精力仍放在了第一个中间地带亚非拉民族国家，期待借助民族解放之伟力，实现外交突破。（二）第一中间地带的突破一积极援助亚非拉民族国家为实现在亚非拉国家的外交突破，中国最主要手段就是援助，中共将这种援助视为“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可推卸的国际主义义务”。在1965年，中国对亚非拉23个国家和地区的革命组织大力援助，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经验，秘密培训游击战战略战术。除了帮助他们进行革命斗争之外，中国还拿出了大量经费帮助他们进行经济建设，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据统计从1950年到1965年的15年中，中国先后向35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协议规定的援款为126.5亿元人民币，其中已经交付77.5亿人民币，其中社会主义国家为55.8亿元，占87 010；民族主义国家为8.3亿元，占13%。对外承担的成套项目共有445个，其中社会主义国家296个，民族主义国家149个。除了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之外，非洲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区域。将非洲作为援助的重点，不仅有推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支援世界革命，确立中共暴力革命道路正确性等意识形态原因，更重要的是现实政治考虑。非洲国家力量小，经济结构简单，中国凭借有限资源，往往能够取得较大收益，这在世界其他地区是很难实现的。据统计，自1956年中国刚开始对非洲广播时，只有1种语言、每周7小时播音，到了1961年，就有4种语言、每周105个小时的广播，覆盖东非、西非和北非大部分地区，而同期苏联的广播只有102个小时。中国的支援并不仅仅限于口头声援，在1963年非洲十国之行期间，周恩来提出了著名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并付诸实施。从1960年至1967年，我国先后同几内亚、加纳、马里、索马里、阿尔及利亚、刚果、阿联（埃及）、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毛里塔尼亚等12个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对这些国家的援助除了提供一般物资（包括提供粮食援助）和现汇外，主要是承担成套项目。截止到1968年中国共向非洲地区援助了55亿美元，位居世界第5位，比苏联还多10亿美元。四、历史成就与理性思考20世纪60年代是新中国历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期，在苏共“修正主义”阴霾的触动下，毛泽东不仅在国内启动了旨在“反修、防修”的“左”倾政策，在国际上也推行了一套激进的反霸“革命”外交路线，这不仅对中国自身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世界历史和国际共运发展也具有突出意义。毛泽东领导和推动的反霸“革命”外交，为确立新中国的大国地位发挥了巨大作用。第一，通过中苏论战，维护了中国的民族尊严，打破了苏共一统天下的格局，确立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更深远的意义在于，通过与苏联斗争，使中国彻底消除了苏联模式的羁绊和束缚，走出了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二，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反霸外交挫败了美、苏的包围和孤立，为我国的建设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为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重返世界舞台，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国际基础。第三，中国对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对非援助，“对于我们同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争夺中间地带具有重要意义”，据统计，20世纪60年代与中国建交的17个国家中，有14个国家是非洲国家，1971年正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对中国的援助外交，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评价到：“中国领导人凭借高超的外交技巧将本国有限的资源运用到了极致。他们通过慷慨的援助、独立自主的外交信条以及对访客的影响力，使中国成为了推动世界局势演化的主要力量之一。”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革命”外交路线，对新中国外交产生了一些大的消极影响。在支援民族解放运动方面，特别是援助非洲，就有学者指出：“中国比苏联走得还要远”，超出了我国承受能力，给我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造成了困难。同时，也出现了诸如“三砸一烧”这样的混乱局面，使我国的国家形象受到极大损害，造成了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孤立境地。中国推行“反霸”的革命外交政策，其原因大体存在于国际和国内层次之上。从国际层次看，根据结构现实主义，对国际体系第二层次的国家来说，始终存在着反抗两极体系的诱惑。由于美苏两超之间的竞争性本质，使他们都会尽力争取扩大自己的阵营，极力拉拢和争取其他国家，同时，也很少采取极端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加入对方阵营，给自己造成损失，美苏两国间的“僵化”对峙，就给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以拓展外交空间的机会。从国内层次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中国领导人希望用这些“战斗”口号和“革命”斗志鼓舞中国人民同帝、修、反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加强民众凝聚力、共渡难关，同时这些口号也能巩固国家执政效能，消除苏联“修正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消极影响。第二，中国领导人也希望亚非拉人民能够运用中国革命经验，造就新的革命形势，打击帝国主义，维护中国安全，也即“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涵义，“革命”外交里既有输出“革命”的理想情结，又有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考虑。第三，历史上造就的“中央帝国”的大国地位和“朝贡体系”所赋予的优越感，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跌落谷底，成为了人尽可欺的“东亚病夫”。这种心理上的巨大落差，形成了中国人心中对复兴的巨大期盼，而这种情感在外交上则表现为，中国人不论承受多大代价，也都会为实现大国复兴而牺牲。总之，无论中国对外政策出现了怎样的偏差和失误，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必然要进行的抗争，“是必须加以肯定的”。正是通过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才使中国在两极夹缝中争得了大国地位，并为国际社会所承认，进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必要前提，奠定了基础。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