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旅自托离世高游-试论西汉旅游式游学.docx

结旅自托离世高游
试论西汉旅游式游学

王吉隆
[摘　要］ 西汉承接于秦，伴随着秦文化高压政策的消亡，西汉文化人开始游学之旅。游学是文化人通过旅行以获取知识文化的一项活动。西汉游学弥补秦代游学的断层，并启发后世游学活动。西汉游学者身份多样、类型丰富，部分游学活动可归于古代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部分游学活动的非旅游特征明显。
[关键词］ 游学；旅游活动；西汉；古代旅游
K23　　　　　：A　　　　　：1672-8653（2014）10-0004-03
西汉承接于秦，伴随着秦文化高压政策的消亡，西汉文化人继先秦遗风，开始遍寻求知、求师考察的游学浪潮。追溯先秦游学，孔子携众弟子周游列国，可称之为古代游学之始。后儒家大家孟子、荀子都效法孔子出游求知，先秦道家则是倡导“逍遥游”，以领悟山水真谛为目地的游学，已具有些许旅游意味。西汉游学的顺势兴起，正好弥补了秦代游学的断层，并启发后世游学活动。在中国旅游史的研究当中，将西汉游学完全分类于古代的旅游，而西汉游学活动是否具有旅游特征、是否是完备的古代旅游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①
一、西汉游学的主体和类型
（1）游的本意
游，“氵”为部首，说明其犹如水一般自由流动的特性。游，又同遊，走字底，亦指其有在陆地上的移动。如“麒麟游于郊”，在陆地上行走。在《礼记·学记》：“故君子之学也……游焉。”郑玄注解“游”字解释为闲暇、不迫，游本身就含有舒适之意。有学者对“游”一字进行考证，认为“游”本源是：人们为崇拜“神灵”之游的自由、解放、超越、解脱，而进行出游，其背后具有浓郁的宗教意义②。可见游本身就蕴含有自由意味，这与旅游所追求的舒适体验是重合相通的。《汉书·杨雄传》中“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自备酒肉，追随杨雄游学，反映游学所追求娱乐、休闲体验，这与旅游的目地是一致的。游学正是在以游求学、以游代学、边游边学，游与学形成完整统一的整体；以体验异地风俗，结交四方好友，拜师求学于名师为内容，获取知识的体验，这才是游学的本意。
在相关史料记载中，涉及“游学”一词，多泛指三类人：一指从事游说谋生之人，如“异时诸候并争，厚招游学”中以“学者之说人主”，就是此类人。二指学术考察之人，如西汉云游之人或四处考察交游之人，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以游学作为学术考察、相互印证学问，丰富见闻的手段。三指游学从师，有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子路、颜回等孔子弟子从其游学。“游宦者与游学者差别不大，因游学者一般是为游宦，谋求名利”，游学以求知为目的，游说以仕途为目的，游学活动与游说活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活动。在西汉，游学之人可以是游说之人，两种活动因主体身份的重合，交错发生，游学就用来泛指游说之人。而西汉文化人积极参与游学活动，享受并追寻游学所带来的舒适体验、以获得知识。东汉游学者则追寻业师进行游学，期望获得著录的资格，著录形成稳固的师生关系。东汉由此发展出众多的师生政治利益集团，客观上是东汉党锢之祸的诱因之一，大部分的游学活动也已经了丧失了游的本意。西汉游学虽没有东汉“无士不游”的场面，游学活动却具有古代旅游活动基本特征，甚至可以视为相对完整的古代旅游活动.
（2）西汉游学的主体
西汉游学者众，游学者的社会身份多样，游学成为西汉的一种社会风尚。西汉游学者主要可归为三类人：1、普通平民，“少时家贫”的汉初名臣陈平，其兄长宁肯休妻，也要“纵平使游学”。主父偃“家贫，假贷无所得”，却仍能“北游燕、赵、中山”[5]等地进行游学。游学成为很多平民改变命运的有效途径。2、富室贵族，富室贵族之家，多让其子弟通过游学，来获取知识、进一步拓展视野。王霸少时为狱吏，对刑狱诉讼感兴趣。“其父奇之，遣西学长安”，支持王霸前往长安游学。西汉还有世代以田为业的东海萧望之游学后仓、南阳安觽侯宗室刘隆游学长安等此类的富室子弟。世家子杜钦，“优游不仕”，“以寿终”用游学来结束了自己的一生。3、社会游民，游民游走于异地，没有固定居住之所，只有四处游学。游民们携手同游，同好畅饮，畅游河山，从中体会自然之美，体验各地风俗，感受人生真谛。求学于白子友学《易》和萧望之处学《论语》的朱云，“少时通轻侠，借客报仇”年少时以游侠自居。向赢公求学的眭弘，少时就是游侠的身份。
（3）西汉游学的类型
西汉游学活动类型较多，形式丰富，主要分为四类：1、体验之游：游学使西汉文人游走于异地，也让游学者在游学过程中体验学习。如班彪自言：“历九土而观风，变惭人之所虞”，游历各地，去感受各地风俗。又如西汉蜀人杨雄，感慨于屈原的爱国气节，作《反离骚》，游至岷山，投书至江，借此以凭吊屈原。西汉的体验之游，已经具备的旅游意味，是较为完备的古代旅游活动。2、从师游学：从师游学，是西汉文人对孔子流动式游学的继承和发展。从师游学，也是西汉文人的具体行为和西汉游学的主要方式。西汉游学从师活动，多是经学大师在家授书，学子蜂拥而至。如田何在杜陵教授《易》，授东武王同子中、周王孙、丁宽、齐服生、梁项生等人，后都取得不俗成就。也有西汉政府征调学子从师游学，如晁错“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西汉游学不单只是指学子异地寻师之游，也有经学大师巡游各地，学子簇拥前往游学。如浮丘伯游至长安，“元王遣于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游学。3、集会之游，文人集会是西汉文人经常参加的一项游学活动。在西汉，有带有政治性质、私人性质这两种文人学术集会。吴王刘濞“招致四方游士”，吸引邹阳、枚乘等文辩之士前往游学，文人通过诸侯的招募，集会、共同研学。又如私人的集会，如“祓禊之会”，“鸿生俊儒”齐聚一起，进行“谈诗书，咏伊吕，歌唐虞”的集会，进行学问的探讨。在公孙策的《月赋》中“文林辩囿”可清楚的说明文人的集会之游。4、考察之游：西汉有部分学者，为了对所学知识进行考证及扩充未知知识，开始对学术的考察之游。此类游学的代表人物有史学大家司马迁，年少的他并不满足于纸上得到的知识，存有大量的历史疑问需要得到解答，年仅20的司马迁便踏上了自己的游学之旅。他考察了屈原沉江之地汩罗江、舜的所葬之地、探寻禹穴等历史古迹，为《史记》的写作，提供了丰厚的实地材料。又如班彪的考察之游中的所思所见，为其子班固《汉书》积累了丰富的实地材料。西汉文化的游学，或独自踏上旅程，遍观大好河山、古迹名胜。亦或三两好友，“愿结旅而自托，因离世而高游”，则生动体现了西汉文化人同伴同游之乐。
二、西汉游学的旅游特征
西汉文化人通过“游”为手段，在游学途中向自然获体验、向名师以求教、行路考察以获知，游学活动已经有完备的旅游特征，旅游意味明显。
（1）游学的旅游内在条件一致
旅游活动的发生，需完备的内在条件，才能够形成和发生。游学归于古代旅游的组成部分，旅游的内在条件也应该与之一致。游学本身就迎和了文人“不逢仁人，永为枯木”的求知、交往的内在需要。在西汉文人的论著中，对游学的活动多持认可的和鼓励的态度，《新书》中就有记录南荣跦为求学老子，经过游学“步陟山川，坌冒楚棘”的险阻，后才“既遇老聃”，虚心求教于老子之事。刘向在《列女传》一书中也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鲁季敬姜教子游学求师一事，客观上反映西汉社会对游学活动的肯定。从此可以看出，西汉游学活动本身就已成为西汉文化人的内在需求，游学活动也就自然发生。马勇先生认为旅游“是人们出于主观审美、娱乐和社会交往等非就业性目的”。西汉时期的游学，和旅游活动内在需求一致，满足了西汉文人求知、审美、娱乐、交际等内在需求。“观海然后知江河之浅，登岳然后见丘陵之狭”]，游学为西汉文化人提供考察古迹，扩广视野，印证学识的求知机会。西汉杨雄的《河东赋》中“乐往昔之遗风兮，氏之所耕。瞰帝唐之嵩高兮,眽隆周之大宁”，出游访问古迹，自然激发文化人的怀古情怀。枚乘《七发》以“天下之靡丽皓侈广博之乐”，归结为游学所追求之乐，并生动的写到“既登景夷之台，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乐无有”，游所带来的心灵的舒适，其乐无穷。杨雄《长扬赋》虽批评“游以则以为娱乐之游”，客观说明游学的娱乐需求。西汉文化人的交际需求，亦是西汉游学活动产生的主要动力，傅毅《舞赋》中记载拥有同样志向的朋友，在柳荫树下进行游宴交流、结交游乐，追求“饮不至醉，乐不及荒”的体验。枚乘《七发》中“今夫贵人之子，必官居而闺处”，却“欲交无所”，强调西汉文化人外出游学交友的重要性，也可以和“诸候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江曲”，与好友一同前往观潮，享受同游之乐。“何务何乐，而并兹遊矣”，“愿结旅而自托，因离世而高游”，冀希望得到同伴同游之乐趣。游学为西汉文化人带来的种种需求，与旅游产生的内在需求一致、产生缘由一致。
（2）游学的旅游外在条件一致
旅游的外在条件，是指旅游需要政治环境的许可、金钱的支持，交通的发展，旅游设施外在因素。同样，考察西汉游学活动的产生，有同样的外在条件。西汉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客观上为游学的发生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金钱的支持，使远距离的旅游得以实现。司马相如《大人赋》中描写的“宅弥万里兮，曾不足少留”家资充裕之人，才能“轻举而远游”进行游学。游学从属于旅行活动，西汉交通的发达与否，直接关系的游学的实现。秦汉时期主要交通工具有马车、牛车、船舶等水陆交通工具。“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马车和牛车等畜力车是西汉比较大众化的交通工具。汉武帝时期的造船技术的也是处于成熟状态。水陆交通工具的发达也为西汉游学提供了充足的条件。游学途中，很自然会有食宿方面的需求，满足游人居住的旅店在当时是存在的，如“行道舍传舍，县次具酒肉，食从者及马”，“传舍”应为西汉游人主要的寄宿之所。西汉的私学教育，更是促进西汉游学的发展，私学弥补教育的空白领域，主要在蒙学、经学、古文经的承等方面。如翟方进,“经博士受《春秋》, 积十余年, 经学明习, 徒日广, 诸儒称之”，学徒渐多。西汉游学活动从属于旅行活动，与旅游发生的外在条件一致。
（3）游学具有旅游三大特性
古代旅游活动的发展，基本上个人就可以独立完成，古人是旅游活动的参与者、服务者，更是组织者。而近现代旅游的发生，近代生产力得到较大的发展，促使旅游需求成为大众的普遍需求。航天交通工具的发明和运用及社会化的大分工，个体独立完成的旅游活动已明显不合时宜，旅行社、酒店、交通部门为代表旅游业自然成为旅游活动的服务者和组织者，以满足大众的旅游需求。可以说，近现代旅游和古代旅游只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从根本而言，古代旅游和近代旅游都是外出以获得舒适的体验的本质没有改变。著名的“艾斯特”定义，表明旅游应具有四大特性：异地性、暂时性、非就业性、综合性。其中综合性是伴随社会化大生产、航天交通工具和旅游需求的大众化产生的，于古代并不存在。而西汉游学活动具有旅游异地、暂时和非就业的三大特性。张衡在《温泉赋》这样描绘自己的游学蓝图，“余在远行，顾望有怀。遂适骊山，观温泉，洛神井，风中峦，壮厥类之独美，思在化之所原”。作者于春天外出考察游学，观览风景之余，心中虽喜，身在异地仍有“思在化之所原”的思念故土之情。汉武帝的名臣主父偃，早年游学于山东等地。游学途中，由于受山东儒生的排挤和生活的贫困，所以选择游学于燕、赵、中山等诸候王国。“游余心以广观兮”，而游学途中，王杰通过《登楼赋》来表达“聊暇日以销忧”的思乡之情。游学活动不会造成长期居留，具有短暂性的特征。司马迁“过梁、楚以归”，游学是短暂的。游学也是西汉文化人实现其社会责任和自由人生的重要手段。“聊畅目乎所经。观庶士缪殊，察风流之浊清”，更是文人关注社会的责任。游学还是文人感怀历史的一种情怀，冯衍在《显志赋》中表达“历观九州山川之体，追览上古得失之风，愍道陵迟，伤德分崩”的怀古情感。西汉“玄游”追求的自由体验，更贴近旅游本质。西汉所形成玄游思想，更是集中表现西汉游学的非就业性，追求个人由的真实写照。文人追求“游心于玄妙，清思乎黄老”，实现心灵的自由，更是一种美好生活的向往。“驰游道而脩降兮，骛遗雾而远逝”，以远游来脱离世俗的胁迫，以实现对自由体验的追求。杨雄《太玄赋》中甚至幻想与神仙风流人物出游 ，有“载羡门与俪游兮,永览周乎八极”的美好想象。自由流动的“游”字，是一种美好生活的向往，自由生活的追求，以实现美好人生。在这个层面而言，西汉的游学活动可归结于完备的古代旅游活动，可以称之为旅游式游学。
三、西汉游学的非旅游性
今旅游史研究将西汉游学完全归结于古代旅游的一部份，这种划分并不合适，需要将游学活动加以分析区分。部分游学活动客观上造成异地的长期居住和择业，这就需要进一步对其进行辨析。
（1）游学从师的非旅游特征
西汉武帝设立的太学，成为西汉最高的官方学府。“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西汉通过设立太学以供养名师大儒，太学亦是西汉政治人才的培育基地，这也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学子的游学热情，纷纷游学于太学大儒，也期望借此能更快地步入仕途。游学者多选择长安太学进行游学，固定一地，甚至举家搬迁长安，前来长安求学，游学却成为了西汉文人的择业选择。王章，泰山巨平人，“初，章为诸生学长安，独与妻居”。王章在生病中，甚至没有被褥而痛哭。王章游学虽然困苦，最后也未辜负妻子的激励“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后“仕宦至京兆尹”。又如王吉,少时于长安游学，其妻随其游学。“东家有大枣树垂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在自家庭院摘取邻家的枣来食，可见其生活在长安，并举家定居长安。王章、王吉带亲眷游学，并在长安定居。甚至有父母跟随游学者一同游学，西汉翟方进“欲西至京师受经”前往长安游学，其母“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屦以给”，织屦以供其求学生活之资。家人陪同西汉文化人游学长安，客观造成了定居生活，此类游学，已不具备旅游的特征，将游学从师活动完全归结于古代旅游活动已不合适。
（2）集会之游的非旅游特征
在西汉，有两种常见的文人学术集会，有带有政治性质的集会，也有私人性质的集会。如淮南王刘安召集天下游士共同编写著作。“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 咸聚于江,淮之间”，此类集会是由权贵召开，具有强烈政治属性，最后却以“然卒于背义不臣,使谋叛逆, 诛及宗族”惨淡收场。此类集会仍然不能否认其学术上的成就，通过集会之游“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此类集会游学，带有很强的游说性质，游学和游说都是其共同目地，所以要认真辨析，是否是旅游活动不能武断。西汉游学与游说活动的交替发生，不可否认，读书游学也成为学子获得尊荣的手段，游学者主公偃曾表白“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亨耳！”，游学不仅仅是寻求获知的体验，成为文化人改变命运的手段。钱穆先生在其《秦汉史》中，以“自汉武置五经博士，说经为利禄之途”说明这一时期的讲经之人，点明其功利企图。这与旅游的非就业性特征完全违背，不适合归于古代旅游活动，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其参与具有部分旅游特征的游学活动。
西汉的游学活动保留了游学最美好的游的部分，不同于东汉著录游学者，如魏应“远方至，著录数千人”、丁恭“著录数千人”、张兴有游学弟子“著录且万人”的学生，蔡玄“著录者万六千人”③等等，学生著录成为老师的正式弟子，师生共同组成了利益集团。东汉游学之士的清议之风已具相当规模，钱穆先生也认为“东汉之季”，“四方学者，荟萃京师，渐开游谈之风”。东汉游学活动具有较强烈的获得名利、获取职业的目的，已丧失游学的本意。西汉游学是一项相对纯粹的求学活动，游学者不畏艰险地奔走于全国各地，游览山水之间，求教于隐士，求教于友人，游学旅程丰富多彩，获取知识充实富足，令人心生神往。
[注释］
① 章必功的《中国旅游史》认为“游说和游学比翼双飞，同为历史上最早的由民间知识分子所开创的两项旅游活动”，并认为先秦以来的“游学是最早的民间文化旅游”(章必功.中国旅游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王淑良的《中国旅游史(古代部分)》也认为武帝时，游学进入了黄金时代，“司马迁、司马相如、枚乘等都是读书行路的典型代表”，认为其“为我国学术考察型的文化旅游树立榜样”（王淑良.中国旅游史(古代部分)[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8.）。陈新岗《秦汉旅游主体的构成》认为“游”的过程带给知识分子文化享受，游学之士奔走游说活动，构成了秦汉间的旅游大潮。
② 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论》一书中认为：“相对地人，神的自由、解放、超越、解脱，均表现在它能自由自在地游行上。这是神仙最重要的特点”，而人之游，原本就是一种模拟神的行为。通过“游”，人们幻想转化成仙，“获致真正的超越解脱，得到逍遥游”。可见，自由之意就是“游”的内含之意。（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论[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③ 详见《后汉书·儒林列传》、《后汉书·张兴传》等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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