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的求同存异外交思想与实践.docx

试论毛泽东的“求同存异”外交思想与实践 王建（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四川成都611731）摘要毛泽东的“求同存异”外交思想是以其矛盾学说为哲学基础的。毛泽东矛盾学说以其辩证思维超越了“求中”或“求异”的单一思维，其“求同存异”外交思想以“求同”为基本价值取向，以“异”的非对抗性质为基本前提，以“异”的具体状况为策略根据，以“同”与“异”的发展变化为实现条件，指导了新中国外交实践。关键词毛泽东；求同存异；辩证思维中图分类号A841A1001-8999(2012）02-0052-04收稿日期2011-12-27基金项目本文获得电子科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作者简介王建（1972），男，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毛泽东的“求同存异”外交思想是以其矛盾学说为哲学基础的。毛泽东的矛盾学说以其辩证思维超越了“求中”或“求异”的单一思维，在“求同”与“存异”的辩证统一中奠定了“求同存异”外交思想的哲学基础。一、“求同存异”以“求同”为基本价值取向所谓“同”就是国家之间的共同之处，包括共同的利益、相同的观点，表现出国家间的同一性，使国家相互依存、和平共处。“异”，即国家间的差异之处，包括观点分歧、利益争端等，表现出国家间的斗争性，使国家间相互隔绝、冲突对抗。两个国家由于“异”而分离，又由于“同”而共存于统一体中，外交在处理国家间“同”与“异”的关系上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如何处理“同”与“异”的关系呢？毛泽东认为：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对抗的形式只有“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1。也就是说，当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关系仍可维持时，也应采取对双方都有利的温和方式解决矛盾，而不能采取激化对抗的方式。当“同”有利于事物发展时，就应当积极“求同”，减少“异”的负面影响；同时“异”并未消失，依然存在。所以“求同”是“存异”的价值取向，“存异”是“求同”的条件，服从于“求同”的需要。外交过程中的“求同存异”，就是积极寻求途径，增加国家间的共同点，摆脱或搁置差异，降低“异”的不利影响，促进国家关系走上和平、合作、发展的轨道。毛泽东承认国家间存在着差异和斗争，认为世界是多样性的，中国古代圣人之一孟子说过：“夫物之不齐，世之情也”。也就是说，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马克思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这是同形而上学不同的地方。事物的多样性也就意味着事物间存在着差异，差异就是一种矛盾，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有矛盾就有斗争。但以改善国家关系，增进国家联系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的外交活动必须建立在“同”的基础之上，毛泽东始终把“求同”作为外交工作的指针。首先，积极“求同”，开展建交活动。在开国大典的声明中就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956年，在党的八大报告中又表示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中美两国尽管长期对峙，但一直保持着大使级外交谈判，尽管成果有限，但为两国日后的和解保留了“求同”的渠道。70年代初，毛泽东在国际新形势下，确定了与美缓和的外交战略。毛泽东在1970年12月18日与斯诺谈话中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游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2，展现出毛泽东的“求同”愿望和包容宽广的博大胸怀。其次，毛泽东把和平作为“求同”的基本目标。毛泽东认为，世界各民族都是爱好和平自由的，中华民族也是其中的一员。中国不仅要努力创造自己的文明与幸福，同时也要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自由。中国经济建设首先需要和平环境，尽管帝国主义制度依然存在并且酝酿着世界大战，但中国不希望打世界大战。1954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尼赫鲁时说：“不应该再打大战，应该长期和平。”31955年5月26日，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谈话时提出了“和平为上”的主张，表示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和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所谓天下大事，就是解放、独立、民主、和平友好、人类进步。将来世界上的事情，和平友好是基本的。因此，主张两制国家间的缓和，因为缓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第三，毛泽东把国家间合作、互利、平等等作为“求同”的重要内容。毛泽东主张积极开展国家间合作， “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4但这种合作应该是积极互利的，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1960年9月29日，在同缅甸总理吴努谈话中指出，“互不损害，我不损害你，你不损害我，这是消极的一面；还有积极的一面，是互相有利。”5对于互利与合作的关系，毛泽东认为互利就不能互相损害。我们既然讲合作，就不能互相损害，否则就合作不好。毛泽东还提出，国家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 无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值得学习和借鉴，因此，相互尊重，讲求平等，是亚非拉人民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最根本原则。二、“求同存异”以“异”的非对抗性质为基本前提毛泽东认为，矛盾的性质存在着不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是以矛盾两个方面能否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为界，即“异”力量是否冲破“同”的束缚，使矛盾体处于分解状态。如何判断外交中的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呢？外交是国家本着和平、友好目标和方式，以国家利益为准绳的一种交往活动，在外交过程中，未对国家根本利益造成损害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而有损于国家根本利益的矛盾则是对抗性矛盾。毛泽东对两种矛盾划定了一个标准，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非对抗性矛盾，国家之间可以“求同存异”；而对于对抗性矛盾，即违反“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略、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矛盾，毛泽东则采取了“求同抗异”的方式，即在“求同”的同时，对侵犯国家根本利益的“异”进行坚决的斗争，拒绝建立正常或正式的外交关系。毛泽东认为五项原则是国际关系准则的“一个大发展”，是一个需要坚持的“长期方针”，不仅适合于中国，也适合于世界各国，是国家间建立和发展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包括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相互关系。1956年，波匈事件暴露出苏联的大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恶劣影响，刘少奇和邓小平去莫斯科转达了毛泽东的建议：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甚至超过这些原则。6毛泽东提出要把五项原则贯彻到外交实践中，使五项原则得以具体实现，而不只是抽象的原则，并声明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毛泽东严格按照五项原则开展建交活动，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在建国时，毛泽东就要求，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必须先进行商谈，认为这种商谈手续是完全必要的，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应如此。对英国、美国、法国等压迫、侵略和剥削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迟一点给他们合法地位。对于西方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暧昧态度，毛泽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拒绝与这些国家建立正常或正式的外交关系，如对于英国支持蒋介石的行为，毛泽东指出：“它一百年投蒋介石的票，我们就一百年不同它建交，只是交换代办”7，并且坚持在台湾代表没有解决之前，拒绝参加有台湾代表参加的联合国。如果这些组织内有国民党代表在，我们就不参加，一万年也不进去。毛泽东按照五项原则开展外交活动，对违反五项原则的国际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坚持一国的国内纠纷，由这个国家自己管，别国不得过问，也不得利用这种国内纠纷。1956年8月21日，毛泽东同老挝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谈话中指出“你们采取什么制度、政策和宗教，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们不会也不应去干涉。我们一定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支持你们”8。毛泽东提出团结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国家的剥削和压迫，对践踏五项原则的国际行为进行彻底批判。毛泽东认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反抗压迫，获得解放的共同目标，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可以抛开民族不同，国家不同，信仰也可能不同而联合起来。三、“求同存异”以“异”的具体状况为策略根据毛泽东认为，矛盾的同一性存在于一定条件之下，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办法才能解决。在外交实践中，毛泽东对世界政治格局进行了总体把握，提出“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 理论，针对不同性质的国家和不同类型的分歧，采取不同的策略以“求同存异”，推动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发展。毛泽东抛却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障碍，与非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外交关系。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中指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这一思想推动了“求同存异”的外交原则由周恩来在第一次亚非会议上第一次正式地提出来，使中国与一批民族主义国家在团结反帝反殖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建立起外交关系。中法建交也是建立在抛弃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分歧基础之上的。1961年，毛泽东会见法国参议员密特朗时说，“墙有各种不同的墙，有意识形态的墙，有社会制度的墙，有外交关系的墙，有经济关系的墙，这是暂时的现象，人民终究是要把墙拆掉的。意识形态的墙和社会制度的墙只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拆掉的。”9中法两国在1964年1月建立起正式外交关系，实现了中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一次重大突破。毛泽东力求摆脱党派意见分歧，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社会主义阵营最先与中国建立起外交关系。但由于苏联大国主义思想泛滥，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波折。波匈事件后，中国对苏联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开展论战，中苏分歧也逐步升级。但毛泽东还是以维护苏联地位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指针，认为公开论战就是打笔墨官司，也死不了人。原则争论还要继续下去，但国家关系应该改善。在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上，1955年毛泽东在会见南驻华大使时指出，历史和现实要求我们团结，合作，对于两国的分歧，可以慢慢地谈，可以展开讨论，对于不能形成一致意见的问题，可以放在一旁，以后再谈，不使它妨碍彼此的关系。毛泽东在国籍、边界、领土等问题上主张搁置争议，推动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建国初期，在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上，毛泽东表明华侨不应该有双重国籍，同周边国家达成共识，在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国的建交公报中都表明这一立场，从而在求同存异原则指导下，妥善解决了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改善了与周边国家间关系。关于珠穆朗玛峰的归属问题，毛泽东提出中国与尼泊尔两国各占一半，并提出，如不同意，就拖下来，将来再解决。并且认为，只要是本着寻求友谊这一中心，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从而为中尼两国建交扫清了障碍。在中日建交过程中存在着钓鱼岛等领土争端问题，中国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将其搁置起来，从而在回避钓鱼岛主权争议的情况下实现了两国的邦交正常化。四、“求同存异”以“同”与“异”的发展变化为实现条件毛泽东认为矛盾是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变化的，国家间分歧只是暂时的，“同”与“异”将随着条件的改变而不断发展变化，为国家间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开展外交活动创造着条件。毛泽东坚信，随着国家形势的发展，国家间的矛盾性质会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中国的外交实践也会由“求同抗异”转变为“求同存异”。1959年3月18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时说，日本与美国站在一起引起中日关系的中断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要起变化。1960年6月21日，在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又指出，中日两国在二战中的完全对立已经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而改变，对日本仇恨已经“转到美帝国主义身上了”，中日两国人民都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具有共同的立场，因此，我们中日两大民族有合作的可能性。毛泽东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国际形势只是国家间关系发展变化的外部条件即外因，而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是人民，因此，人民是推动国家间关系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即内因。国家外交最终还是人民的外交，所以毛泽东始终把人民放在重要的地位，实行人民外交。首先，毛泽东把人民与统治者区分开来。认为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压迫、剥削另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真正压迫、侵略和威胁世界人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各国反动派。因此，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其次，毛泽东认为，世界和平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团结斗争。建国后，毛泽东先后与来自于世界各国各阶层的数百起朋友进行长时间交谈，阐述人民创造历史的真理，宣传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制止战争，赢得世界的长期和平。1960年5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拉美八国朋友时说：“人民是决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必然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10毛泽东认为，对和平自由的共同追求最终会使世界人民联合起来，推动国家间求同存异，逐步走向和平与合作。第三，在外交实践中，毛泽东针对建交阻力很大的国家，通过人民外交，从民间、商业以及文化等方面入手，逐步改善国家间关系，从而一步一步地建立起邦交。如中日外交就是以民间交往为先导的，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接见了大量日本友好人士，为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中日两国达成先由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发展到半官方外交的共识，最终使邦交正常化在波折中水到渠成。在中法关系中，商业、文化交往是两国根本的共同点之一，成为两国求同存异，建立外交关系的基础。在中拉关系上，毛泽东对拉美受美国控制的困难处境十分理解，采取了切实可行的外交政策，积极开展人民外交，争取建立友好关系发展经济、文化往来，指出“不建立外交关系，做生意也很好；不做生意，一般往来也很好”11。综上所述，毛泽东的“求同存异”外交思想和实践把“求同”与“存异”辩证地统一起来，“求同”是“存异”的目标，“存异”服从于“求同”的需要，根据“异”的性质和具体状况确定“求同存异”的前提和策略，在“同”与“异”的变化发展中不断实现“求同存异”，演绎了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新中国外交纷繁复杂的历史画卷，对当代中国外交有着深远的影响。参考文献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34.23457811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593，171，210，445，270，281，268，244，338.6910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218,254,101.（责任编辑：曾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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