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协议产生的背景以及对中国的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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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 广场协议的背景 2
1.1 世界经济形势 2
1.2 日本经济状况 6
1.3 美国经济状况 8
二、 广场协议的内容 9
三、 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与结构的影响 9
3.1 经济增长并没有出现停滞，反而经历了将近7年的高速增长和繁荣 10
3.2 ．通货膨胀率经历了较低、温和直至加剧的过程 10
3.3 出口下降，进口也下降，经济对外依存度下降 10
3.4 进出口价格都趋降，但进口价格下降更快，贸易条件趋于改善 11
3．5 进出口结构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11
3.6 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 11
四、 日元升值与经济泡沫的生成与破裂 12
4.1 日元升值与泡沫经济的生成 12
4.2 泡沫经济破裂 13
五、 我国与日本当年经济形势的差异性 14
5.1 我国和日本当年的国际地位不同 14
5.2 我国和日本当年的经济水平不同 14
5.3 我国和日本当年的经济政策不同 15
5.4 我国和日本当年的金融改革不同 15
5.5 我国和日本当年同美国的外贸关系不同 16
六、 对中国的启示 16
七、 理性看待人民币升值问题 17

广场协议产生的背景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一、 广场协议的背景
1.1 世界经济形势
1.1.1 两次石油危机
1973—1975、1979—1982主要发达工业国连续两次发生“石油危机"，1974-1982年各国经济进入滞胀阶段，经济回升、增长乏力，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却居高不下，美国、日本、原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等5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2．3％，年平均失业率为5．8％，消费者物价指数平均增长率为10．8％。
这次经济危机的主要特征是：
(1)生产过剩与固定资本投资呆滞导致经济停滞
由于投资过度增长，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生产能力严重过剩。1974年，有关国家生产能力利用率，美国为70％，原联邦德国为76％，法国为73％，意大利为69％。1973-1975年的危机中，7个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于1980年、1992年同比下降了2.0%和4.9%。生产过剩和固定资本投资下降成为导致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
(2)产业结构危机与石油危机导致经济停滞和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
战后科技进步引起的产业结构失衡是导致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科技革命一方面促使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产生和发展，成为推动西方发达国家进入战后20多年经济繁荣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又加速了技术相对落后的传统部门的衰败。由于当时的产业结构失衡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两次经济危机相重合，使失衡深化为结构危机，由此加剧了失业和固定资本投资下降的趋势，加之结构性失衡的调整具有长期性的特征，这也促成了经济的萧条
1973、1979年两次石油冲击对经济停滞和物价上涨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两次石油价格暴涨标志着廉价石油时代的结束，成为战后两次最深刻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催化剂。石油及石油制品价格猛涨，推动了以石油及其制品为原料的产品成本和价格急剧上升，并波及其他部门产品价格上涨。1979年因石油涨价使美国国内物价上涨3％，通货膨胀率高达8.4。这种成本推动型的物价上涨同原已存在的通货膨胀结合在～起，使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恶性的物价上涨。
(3)各国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需求拉动型的物价上涨
为刺激经济增长，各国普遍采用比较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政府财政开支不断扩大，由此导致主要工业国长期财政赤字。另外，国家采用廉价货币政策扩张信贷，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1950-1982年，西方7国内信贷总额增长情况是：美国15.3倍，日本76.7倍(1953-1982)，德国35．3倍(1952—1982)，法国71.2倍，英国12.3倍(1953-1982年)。
以上两方面造成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已经超过国民经济增长的需要，从而引起通货膨胀，导致物价持续上升。在滞胀期间，5国国民经济普遍处于停滞的情况下，各国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却以更大幅度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加上石油猛涨的因素，使温和的物价上涨发展成为严重的甚至恶性的物价上涨。
1.1.2 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出现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滞胀的出现，迫使各国重新审视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战后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陷入危机，以货币主义、供给学派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开始在各国盛行。新保守主义认为政府的过多干预压制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主张应该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对经济的调解作用；要以供给管理取代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应该严格控制货币供应，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集中的代表是1979—1987年“撒切尔主义”在英国和1981-1988年“里根经济学”在美国的实验。但现实的经济调控中，凯恩斯主义并没有被完全抛弃，当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实际是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的混合物。
该阶段主要的政策组合和经济调控手段是：
(1)以货币主义政策控制通货膨胀。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就十分重视运用货币主义政策，以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方法来控制通货膨胀，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有较大减缓。例如，美国广义货币持有量年平均名义增长率从1965-1980年的9.2％，下降为1980—1991年的8.096，同期，日本的相应数据为17.2％和8.9％，加拿大为15.3％和8.4％。
通过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西方发达国家的物价上涨率开始下降。日本的物价上涨率从1972—1981的年均7．8％降为1982年的1．8％，率先走出了滞胀。美国和原联邦德国的物价上涨率也分别从1972—1982年的年均7．3％和4．8％降到1983年的4．096和2．9％，实现了“软着陆’’。
(2)以扩张性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发达国家因物价上涨率的持续下降而从滞胀中走出，但经济回升极其缓慢。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各国政府不断扩大财政赤字。美、日、德、法、英、意、加的财政赤字占国内GDP的比重从70年代的35％上升到1980-1992年的38％。通过以上调整措施，1982年之后各国经济普遍走向复苏，世界经济增长率回复，同时通过经济滞胀及随后的经济调整时期，世界经济格局开始由两极对抗向多极化演变。1973年，由于英国、爱尔兰和丹麦的加入，欧共体由6国扩大为9国，经济实力大增。同时日本的“贸易兴国”、“科技兴国”战略以及后发优势的充分发挥，使其经济实力猛增，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大国。8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格局形成了美国、欧共体、日本和前苏联四极抗衡的局面。80年代中期，以上四国经济指标如以美国为100，欧共体、日本和前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79.9、47和54.9；工业生产分别为116.6、49.3、80；出口贸易额分别为366、96.6和42；国际储备额欧共体和日本分别各为223.3和36.8。
1.1.3 两次世界经济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经历60年代的高速增长后，发展中国家受到1973—1975和1979—1982两次经济危机的重大影响：
(1)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和1974-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引起世界生产总值在各国间分配的变化和国际商品、劳务与资金流向的部分改变，成为世界性经济调整的起点。危机过后，发展中国家受影响最大的是石油出口国。它们的国际收支出现了盈余减少和逆差增大的趋势。不过，当时国际市场的初级产品价格也在上涨，使它们弥补了石油涨价带来的部分损失；国际资金来源也较充裕。因此，发生严重经济困难的发展中国家还不是多数，它们在财政、金融、外贸政策上采取一定的措施，并未经过很长时间就克服了困难。此外，那次危机后，发达国家加速了将劳动密集型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过程，一些发展中国家还在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有条件的国家已经开始致力于改变能源结构：巴西发展核能和利用酒精代替石油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墨西哥也在那时加紧勘探沿海石油资源。总之，扭转国际收支的不利变化趋势和进行局部的产业调整构成了发展中国家第一次经济调整高潮，但是只有部分发展中国家卷入，各国进行调整的过程都不长；发展中国家总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仍保持在5％以上。
(2)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和发达国家经济政策大调整，引发了1979—1982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巨大冲击，加上发达国家竭力转嫁危机，使发展中国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经济增长速度从1979年开始明显减慢，1981-1983年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期间有的年份还略有绝对下降)，1984年增长率回复到4％弱，1985年又再次下降；它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85年比1980年还低。尤其是危机过后，发展中国家的外部条件逐渐恶化：初级产品价格短暂回升后，继续大幅度下跌，已跌到三十年来最低水平；贸易保护主义达到战后高峰；利率在危机期间多年保持两位数字，危机后名义利率仍维持在7％左右的高水平；国际借贷资金来源紧缺，借贷条件苛刻；加上自然灾害的袭击，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严重的或比较严重的经济困难。从地区看，拉美和非洲的债务问题，非洲的人口和粮食问题，亚洲国家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市场问题，都比较突出。从不同类型的国家看，石油输出国由于油价下跌收入下降，甚至贸易逆差日增，而面临国际储备锐减的趋势；以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国家在危机期间遭受打击最重，危机后经济复苏艰难；以出口制成品为主的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除重债国外，70年代末还算是危机中经济的佼佼者，80年代初也出现了萧条。只有少数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较好的大国和过去政策失误较少的国家困难轻些。另外，这次经济危机，还大大促进发达国家采用新技术，发展新兴产业，生产新产品，用新技术装备传统产业，从而加速了世界科技革命的进程。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面临着被取代、被逐出世界市场的威胁。可见，这次经济危机对发展中国家冲击之猛烈、影响之深广。
1.1.4 拉美债务危机
70年代末80年代初拉美国家普遍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危机的出现与拉美国家的国内政策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密不可分。
(1)国内原因
①扩张性政府政策。为刺激经济增长，应对经济危机，拉美国家普遍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金融信贷、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导致公共及私人经费支出的水平超出了目前的可用资源或者在中期内被认为稳定的资源。1978-1982年间，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三个主要债务国的财政赤字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增加了一倍多。
②拉美国家长期依靠国外直接投资和负债经营发展经济。1967-1982年间，巴西投资资金的30％来自国外的中长期贷款，1982年这一指标超过91炉。拉美的负债发展战略增加了其经济的脆弱性，成为诱发债务危机的隐患。
③国际储备的亏损增加了债务负担。国际储备的亏损相当于外债的增加。由于该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拉美各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普遍加大。
(2)国外原因
当时构成债务危机基础的国外原因主要包括：
①国际金融市场实际利率迅速上升，世界工商业衰退、扩大出口市场困难。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滞胀"条件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限制进口，压低初级产品价格，使拉美国家深受其害。
②贸易条件的恶化。本阶段大多数拉美国家经历了贸易条件的衰落，这主要是1973年和1979年世界石油价格增长的后果。
③美国在80年代初实行高利率、高汇率政策，加剧了拉美国家的债务负担。1970—1980年，拉美的外债总额从270亿美元上升到2310亿美元，另一方面拉美的还本付息额每年高达180亿美元(阿根廷、墨西哥和巴西的还本付息额每年高达180亿美元。1982年8月13日，墨西哥政府宣布它不得不延期90天偿还到期的公共外债，震惊全球的拉美债务危机从此开始。1983年，外债总额相当于哥斯达累加国内生产总值的120％，智利相当于103％，秘鲁相当于76％，阿根廷相当于66％，乌拉圭相当于63％，委内瑞拉相当于47％，墨西哥和巴西都相当于44％。
1.2 日本经济状况
1.2.1 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债权国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宏观政策调整。在金融方面，日本改变了为压低通货膨胀而制定的紧缩方针，开始放松金融政策，多次调低官定利率(从1980年的9％降至1983年的5％)。在财政方面，虽然采取了公共事业追加措施，但因为继续坚持了缩小赤字的方针，日本政府的财政收支均衡状态得到了改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4．O％降至1984年的1．8％，其中还包括社会保障费用)。
同时由于巨额的贸易顺差，使得日本政府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而这些钱主要被用来购买美国国债，日本在美国持有巨额资产，这些资产主要是以美元形式存在。到1985年，日本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美国成为最大的债务国，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债主。
1.2.2 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
二战后，为了解决日本作为岛国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问题，日本提出了“贸易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随着日本经济对外依赖程度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在外部压力的推动下，日本逐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方针，形成了独特的贸易体制。其主要特征是：在表面上日本是一个高度贸易自由化的国家，然而事实上，其对外贸易开放具有明显的“单向性”，即根据自身利益限制许多商品进口或外资进入。在对外贸易方面，国内各企业集团内部保持着长期而稳定的交易关系，对外则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对外国产品的进入形成壁垒。在投资方面，长期以保护国内幼稚产业为由，推迟资本市场的开放。日本的这种利己主义的贸易体制，使其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盈余国和对外开放的最大受益者。
在经济危机中，日本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能源节约型产业，物价上涨率从1974-1982年的年均8.4％降到1982年的2.8％，率先走出了滞胀，并以其低耗能、低价位的制造业产品迅速占领美国及全球市场，一批具有代表性产品出口达到世界第一位，如钢铁、造船、机械、化工、电器、汽车等。出口不仅成为日本经济迅速发展、追赶欧美的功臣，也成为日本国民的骄傲。
1.2.3 日本资本疯狂扩张
二战以后，日本作为赶超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确立了“经济增长至上"的方针，以发展本国经济作为首要任务；而美国为了冷战战略的需要，也积极扶助日本发展经济。在本国政府政策的有效干预和美国财力、技术、市场的支持下，日本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到1968年，日本经济已经超过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位。1965年-1985年间，日本GNP的增长率大大快于美国；这一时期，日本的人均GNP以4．1％的平均速度由人均694美元增加到25430亿美元。
1.3 美国经济状况
1.3.1 经常项目巨额赤字
1979-1980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导致美国能源价格大幅度上升，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随之高攀，美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79年夏天，保罗·沃尔克就任美国联邦委员会主席，为了治理通货膨胀，沃尔克连续三次提高官定利率，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是美国出现了高达两位数的官定利率和20％的市场利率。高利率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产流入美国，导致美元汇率飙升。1979年底到1984年底，美元汇率上涨了60％，美元兑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超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水平。美元过于坚挺，严重削弱了美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使美国的出口特别是制造业的出口受到了严重打击。
1.3.2 贸易逆差大幅增长，最大债务国
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主要来源于日、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以1985年为例，当年美国的货物出口总规模为2159亿荧元，其中对上述四国的出口约占1/4，美国的货物进出总规模为3381亿美元，其中从上述4国的进口约占1/3，美国的总逆差规模为1222亿美元，其中对上述4国的逆差约占1/2。
为弥补贸易逆差，美国需要大量吸引外资。而大量外资流入，迅速改变了美国的对外资产地位。1982年美国对外净资产为1470亿美元，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但随后几年资金流入大大超出流出。美国外流资本83年为550亿美元，84年为204亿美元，共754亿美元；而流入资本分别为843亿美元和973亿美元。由于流入资本远远超过外流资本，致使美国对外净投资额从1982年的1470亿美元跌至84年的282亿美元，到1985年第一季度末，外国在美资产超过美国在外资产，使美国从1914年以来第一次成为净债务国。
而日本在此期间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为其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日本政府大量持有美元债券，日本投资者拥有庞大的美元资产。日本成为美国的最大债主。因此，美国渴望通过多边谈判一方面解决美国因美元定值过高而导致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打击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日本。
1.3.3 宏观经济政策的高利率导致的美元飙升
在双赤字的阴影下，美国政府便通过提高国内基本利率引进国际资本的方法来发展经济。外来资本大量流人美国，势必会给美元造成升值的压力，使得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进一步扩大美国对外贸易赤字的危机，恶化美国经济形势。而日本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进入80年代以来，一直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较低的利率水平，于是大量的日本资本流向高利率的美国，进一步造成美元升值的压力，恶化对外贸易。
二、 广场协议的内容
1985年9月，美国、英国、法国、西德和日本5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纽约召开会议，讨论当时各国出现的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并最终通过了“广场协议”。各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一致同意，为调整对外小均衡，各国应该干预外汇市场，调整外汇汇率，利用汇率调节贸易失衡。协议中规定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升值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美元价格。今后各国对外汇市场进行“协调干预”，售出美元，买进本国货币，使美元汇率迅速下降。当时影响外汇市场国际资本移动因素还有各国间长期利率差，协议中同时规定要求各国调整利率。
后续事件：
在“厂场协议”使得日元与马克持续升值而美元大幅贬值的情况下，疲软的美元对国际经济稳定并无好处，美国的对外出口也并没有出现预期大量增长且贸易赤字仍旧逐年扩大。鉴于此，1987年签定广场协议的五个国家再度在法国罗浮宫聚会，会上检讨“广场协议”以来美元不正常贬值对国际经跻环境的影响，以及以汇率调整来降低美国贸易赤字的方法的优劣性，最终确认在此期间美国出口贸易并没有增长，而美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内巨大的财政赤字。于是“罗浮宫协议”要求不再强迫日元与马克升值，而应由美国政府采取国内经济政策来挽救美国经济。在罗浮宫协议中，各国基本达成一致看法，认为“广场协议”并没有找到当时美国经济疲软的症结，而日元与马克升值对改善美国经挤疲软的状况根本于事无补。
相反的是，“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则产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影响。从直观上看，签署“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地升值，对日本国内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日本政府便以降低利率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国内经济的景气。从1986年起，日本的基准利率大幅下降，这使得国内剩余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产等非生产：工具上，从而形成了1980年代日本著名的泡沫经济。这个经济泡沫在1991年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便陷入了战后最大的不景气状态，直到现在。据此，许多学者认为“广场协议”所带来的这次日元升值是使日本陷入长期萧条的罪魁祸首。
三、 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与结构的影响
3.1 经济增长并没有出现停滞，反而经历了将近7年的高速增长和繁荣
日元升值并没有打击日本经济，反而在信心膨胀、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的带动下出现了一段相对较长的经济繁荣期。1980—1984年日本GDP年均增长率为3% (以1995年不变价格计算)，而1985—1991年达到4．6％，1988年甚至出现了久违的6．5％的高增长。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为应对升值带来的影响，日本政府大幅度、持续放松银根，实行超低利率政策：二是80年代中后期全球IT产业高速增长，当时日本IT技术基本适应了这次产业发展要求，抓住了新兴产业的发展机遇；三是80年代中后期世界石油价格下跌，严重依赖国外石油供应的日本企业，生产成本得以降低，部分抵消了日元升值对国际竞争力的不利影响。
3.2 ．通货膨胀率经历了较低、温和直至加剧的过程
日元的持续升值并没有给日本经济带来通货紧缩的难题。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看，以2000年CPI为100，1985-1988年的四年间，该指数分别为86.1、86.7、86.7和87.3。但1989-1991年，即泡沫经济破裂的前三年，日本出现了较高的通货膨胀率，CPI分别为89.3、92.1和95.1。值得指出的是，日元升值的最初几年，日本经济适逢国际石油市场价格走低，低油价不仅刺激了经济增长，而且舒缓了通货膨胀压力。同样以2000年油价为100，1985年为127.4，此后一路走低，1986—1988年分别为112.6、103.0和97.3。
3.3 出口下降，进口也下降，经济对外依存度下降
“广场协议”后日元的持续大幅度升值严重打击了日本的出口。1985年日本出口总额为419557亿日元，1986年下降到352898亿日元，1987年进一步下降到333153亿日元，这种下滑势头直到1988年才有所扭转。与理论的预测相反，日元升值后日本的进口不升反跌，1985年日本进口总额为310851亿日元，1986年下降到215509亿日元，1987年略增至217369亿日元，直到1990年才恢复到1985年的水平。由于进口下降比出口下降更快，在日元强劲升值的最初两年日本的贸易顺差有增无减。1985年为108706亿日元，1986年和1987年分别为137389亿日元和115784亿日元。1988年后在内需的刺激下进口有了显著扩大，日本贸易顺差连续三年走低，1990年降至76018亿日元。由于进出口都有所下降及非制造业的强势增长，“广场协议”后，日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开始降低1985—1990年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由4．3％左右下滑至1．3％左右。
进口额之所以不升反跌，原因在于石油价格下跌，在进口总额中占很大比重的油进口额随之减少。同时，由于日元升值打击了对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进行深加工的出口，导致进口随着出口一同萎缩。
3.4 进出口价格都趋降，但进口价格下降更快，贸易条件趋于改善
日元急速升值后，日本进出口商品价格指数都趋于下降，但进口价格下降的速度更快，导致日本贸易条件较“广场协议”前有了明显改善。出口产品竞争力的着力点逐渐从价格转向质量、品牌、技术、营销网络等非价格因素上来。
3．5 进出口结构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广场协议”后，日元的持续升值导致食品、纺织品、金属制品等传统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出口规模出现萎缩。例如，1985年日本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额为14960亿日元，1990年下降到10420亿日元。与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相比，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则有了显著增长。1985—1990年，化学品出口从18430亿日元增长到22950亿日元，机械和电子设备从141420亿日元增长到187030亿日元。汽车出口有所下降，从117320亿日元降至103670亿日元，但日本汽车厂商的海外投资和生产国际化更为显著。
“广场协议”后，日本的进口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消费品进口增长最快，1990年消费品进口额比1985年增长了3．3倍。同期，资本品中的设备进口也有较快增长。但是，工业用的中间产品和原材料进口却大幅下降，从1985年的217490亿日元降至1990年的183870亿日元。这表明日元升值后日本的工业日趋转向高加工度制造业，对原材料的投入需求减少。
3.6 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
“广场协议”后，面对日元持续升值的压力，日本国内产业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三点变化：一是由于贸易条件改善，非制造业的单位工资和投资收益随同制造业一起出现了提高，刺激了金融、房地产、物流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较快发展，经济由出口主导型逐步转向内需主导型。1985-1994年非制造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1995年后随着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越来越严重，制造业在GDP增长中的贡献率略有回升。二是制造业内部越来越强调质量、技术、创新等非价格竞争力因素的作用，企业的努力方向转向高精加工和高附加值。三是制造业内部分化严重，第一类是机械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精密仪器等产业，这些产业在“广场协议”后发展强劲，但泡沫经济破裂后增长平稳；第二类是纺织、钢铁等产业受日元升值打压严重，“广场协议”后持续萎缩或在萎缩中波动下滑；第三类是化学、造纸、石油制品等产业，“广场协议’’后一直保持较为平稳的发展，没有大起大伏；第四类则是电子设备等产业，无论日元怎样升值，持续保持高增长态势，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领头羊。
四、 日元升值与经济泡沫的生成与破裂
“广场协议”后日元的持续升值，使得日本经济沉浸在繁荣和欢笑之中，来自日元“值钱”的信心膨胀和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很快在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形成价格泡沫，并把整个日本经济拖入越来越大的泡沫之中。直到90年代初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经济泡沫才不攻自破，日本经济进入了停滞的十年。
4.1 日元升值与泡沫经济的生成
4.1.1 “卢浮宫协议”下的低利率政策助长了资产价格的盲目膨胀。
“广场协议”后，为了防止日元升值打击经济成长和造成通货紧缩，日本央行实行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官方贴现率不断调低，仅1986年就下调4次．由1985年底的5％下调至1986年11月的3％。然而，这样的低利率政策仍无法满足美国等国对日本参与国际汇率协调的政策要求。出于制止美元大幅贬值的考虑，1987年2月，在国财长的倡导下，西方七国集团在法国巴黎达成“卢浮宫协议”，同意采取联合措施稳定美元币值。会后，日本独自降息，将利率下调到2．5％的超低水平，并一直维持到1989年5月，前后历时两年零三个月。而在此期间美国连续三次上调利率，美日之间的长期利率差一直保持在3％以上。超低利率政策以及为防止日元过快升值而投入的干预性货币投放，导致“广场协议”后的几年，货币供应量急剧增长。面对过多的流动性，银行和企业都苦于难以找到有高比例回报的投资项目，转而纷纷把资金投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导致资产价格泡沫越吹越大。
4.1.2 从信心膨胀到热衷投机。
日元升值后日本人对经济前景充满乐观情绪，上市公司的股票受到追捧。从1986年1月开始，股市进入大牛市，当时日经指数为13000点，到1989年底飙升到最高点39000点，四年间上涨了三倍。由于股价持续上涨，使买卖股票完全变成投机行为，买股票主要是出于对股票上涨的预期而不是红利。1987年，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值超过纽约证交所，1987—1988年，东京股票市场的市盈率平均高达60倍。股市参与者的投机行为愈演愈烈。
4.1.3 股市价格上涨迫使银行把贷款转向房地产，并催生出一个更大的资产泡沫。
由于股票的持续上涨，企业通过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成本低于通过银行的间接融资成本，日本的大企业和上市公司纷纷选择证券融资方式筹集大量低成本资金。除用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股票投资和土地投资外，就是赶紧把银行的贷款还掉，导致银行的贷款业务量急剧下降。同时，日元升值后日本大企业对外投资急增，信用评级提升，海外低成本融资十分便捷，进一步加剧了国内银行的资金过剩。在有钱贷不出去的困境下，房地产行业的迅速发展正好满足了银行的投资需求，银行狂热地向房地产企业提供以土地作担保的融资，并推动地价飞涨。1985-1990年，东京的商业用地价格上涨了3.4倍，住宅用地上涨了2.5倍，全日本的商业用地价格上涨约1倍，住宅用地价格上涨约60％。
4.2 泡沫经济破裂
1989年至1990年，面对通胀压力和愈演愈烈的投机之风，日本宏观调控部门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措施，导致极度膨胀的资产泡沫破裂直至急剧崩溃。具体而言，导致泡沫破裂的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4.2.1 高利率刺破了经济泡沫。
为了预防通货膨胀，日本于1989年开始改变超低利率政策，连续五次大幅度调高利率，在不到两年时间内把官方贴现率由2．5％提高到6％。在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挤压下，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开始破裂，并在1991年后形成土崩瓦解之势。
4.2.2 美国压力加速了泡沫破裂。
1989年秋，美国和日本为解决两国贸易长期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行磋商，美国强烈抨击日本股市的封闭交易和相互持股做法，要求日本的银行持有企业股票的标准由5％降到2％。由于日本企业的股票主要是由关联企业相互长期持有，市场上的流通股相对较少，一旦改变相互持股的做法，特别是要求银行降低持股标准，股市必然下跌。美国通过美日经济结构问题会议发布的这些消息，给日本股市带来了压力，投资者信心开始动摇。1990年下半年，股市出现下跌，而后演变成恐慌性出逃，长达四年的股票市场大牛市就此结束。
4.2.3 紧缩贷款对过热的房地产行业如同釜底抽薪。
1990年4月，日本大藏省开始就日本金融机构的房地产贷款进行总量控制，土地价格进入漫长的下跌之路，并拖累银行形成巨额的房地产贷款坏账。
4.2.4 银行提高自有资本比率加剧了信贷紧缩。
1989年，日本大藏省采纳“巴塞尔协议”，要求各商业银行将自有资本比例提高到8％。由于此前银行受政府高度保护，没有破产风险，银行普遍不关注白有资本问题，自有资本比例很低。因此，执行“巴塞尔协议”后，银行为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不得不大规模缩减国内外贷款，房地产泡沫受到进一步挤压。综观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历程，其原因大致可归结为四点：一是日本国民对经济的信心出现了变化。80年代日本经济非常好，很多人认为“JaDan is No．1”。但是进入90年代后，日本国民对日本经济过于自负的信心出现了下降。二是金融监管落后于金融规制的放开。80年代日本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但监管制度没有跟上，导致商业银行过于放松贷款，特别是承担高风险的贷款，从而错配了经济资源。三是对地产价格缺乏清醒认识。单一看好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缺乏有效监管，资源越来越集中于房地产行业，银行和个人都进入了房地产价格虚拟膨胀的恶性循环，最终酿成巨大的泡沫。四是货币政策有误。过分估计了日元升值对经济增长的打击和通货紧缩压力，长时间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
五、 我国与日本当年经济形势的差异性
5.1 我国和日本当年的国际地位不同
20 世纪80 年代日本因“节约能源化”和“微电子技术革命”为先导的产业结构改革，崛起于世界经济之林。无论是经济增长率、失业率，还是贸易收支状况均明显优于世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优秀的经济发展业绩使得日本经济成为全球资本追逐的目标，为后来经济泡沫的破灭埋下了伏笔。日本在“广场协定”问题上，面对美国没有太多手段应对，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其实，就日美贸易摩擦问题来看，更多的责任应在美国身上。可是，由于日本国内对这一问题始终存在着错误的认识，所以不能理直气壮地与美国交涉。而当今，国际经济格局的多元化分散了全球资本对中国的关注。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美国、欧盟、日本和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多极鼎力的格局。这种经济格局的出现，为避免全球资本单一追逐中国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从而削弱了国内金融市场泡沫全面爆发的可能。同时，我国建立坚持独立自主、不以谋求世界政治强权的外交政策，并且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自身的发展并不受任何一个国家的制约。这为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了重要保证。
5.2 我国和日本当年的经济水平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美国帮助下，经过民主化改革，基本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利用冷战格局和朝鲜战争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经济腾飞。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产业经济逐渐趋于饱和，实业投资收益率下降，大量产业资本不得不转移至金融领域追逐投机利润，加剧了泡沫破裂的可能。我国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市场空间广阔，回旋余地大。目前，二元经济结构仍是我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三农”问题仍很突出，中部西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任务非常艰巨，经济转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在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之外，投资领域和市场空间非常广阔，资金需求量较大。
5.3 我国和日本当年的经济政策不同
在日元大幅快速升值和日益恶化的国际贸易环境下，日本政府认识到传统的“外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已不可持续。为了应对经济下滑和协调美国的经济政策，日本政府积极采取了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国内需求。日本银行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连续五次调低官方贴现率。另一方面，1987 年5 月日本政府出台了6 兆日元规模的“紧急经济对策”。之后又增加4兆日元修正预算用于实施公共事业规划。事后证明，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进一步推进了投机盛行的高涨经济。它激发了私人资本大量流向资本市场，为资产价格的膨胀输送了血液，强化了市场高涨的预期，加剧了泡沫的形成与膨胀。而后来日本出于对美国的顾虑未能及时调整经济政策，最终导致了危机的发生。
而我国当前的经济政策，针对性和灵活性更强。自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为了扩大内需，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面对2010年通货膨胀的加剧和房地产价格持续走高，中央陆续出台了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并在2010 年10 月20 日34个月以来首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该政策是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延续，并抑制了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减轻了通货膨胀的继续恶化，传递中国加快发展方式转型的决心，将更注重经济发展的实质而非表面，结构而非速度。
5.4 我国和日本当年的金融改革不同
20世纪80年代，在内外压力的一致作用下，日本政府加速开展了一系列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措施。于是，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如花旗、高盛、所罗门兄弟等积极把握日本解除金融管制的大好时机，利用各种新创设的金融工具，特别是日元期货，投机日本国内的金融市场，助长了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与膨胀。在海外投机者的渲染下，日本国内大企业也积极利用日元升值和股票价格上涨的机会，在国际和国内资本市场进行债券与股权融资。虽然，当时日本金融业采取分业经营模式，银行业不能直接参与股市和房市的投资，但是，大企业的金融脱媒，压缩了商业银行的利润，激化了银行的放贷竞争。为了保证业务量，日本商业银行一方面通过证券和土地资产抵押将放贷的重点转向建筑业、不动产业等非制造业企业，另一方面大量向经营资产的公司贷款，如住宅金融公司等。银行深度参与了资产市场的投资活动，吹涨了资本市场的价格泡沫。在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日本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中介机构收到了重大打击，很多银行破产或被煎饼。由于金融业的特殊性，银行体系的破坏进一步加剧了危机。而金融改革是中国政府始终予以高度关注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一。20年来， 中国的金融体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利率市场化、汇率弹性化、银行综合经营、金融市场自由化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等多方面取得了显著地进展。但是，所有这些改革都是在“渐进、可控”的基本原则下逐步、有序的开展和实施，而非激进式改革。尽可能将金融市场化带来的金融风险限制在市场和监管机构能够接受的范围内，与市场自我协调能力均衡发展，防范金融泡沫的形成和扩大。这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迫于美国的压迫实施过急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有着显著地不同。
5.5 我国和日本当年同美国的外贸关系不同
日美在低能耗领域和微电子领域的贸易冲突直接影响美国的国家竞争力和经济安全，引发美国产业部门和政府的强烈不安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