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docx

浅谈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云梦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栾桂海近年来，云梦县坚持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积极预防和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确保全县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一、全县矛盾纠纷现状2014年，全县共排查化解各类来自wWw.lW5u.Com矛盾纠纷5596件，其中，按管理归属分：社会矛盾类4577件，综合管理类116件，职能部门类306件，社会民生类506件，重点人群类9l件；按发生区域分：社区1871件，村级3725件；按处理层级分：乡镇、社区自行处理5473件，县分流部门处理矛盾123件；按严重程度分：一般性矛盾纠纷5334件，较严重矛盾纠纷217件，严重矛盾纠纷44件，重大矛盾纠纷1件。二、矛盾纠纷的特点一是从总量上看，矛盾纠纷数量持续攀升，呈逐年上升之势。二是从类型上看，因交通事故、婚姻家庭、土地确权、征地拆迁、环境污染、涉法涉诉、精神病人肇事肇祸等引发的矛盾纠纷比较突出。三是从规模上看，当前集体上访、群体性事件呈现增多趋势，其中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个体利益，而多是群体利益，诸如涉军问题、民师问题等。四是从处理难易看，矛盾纠纷情况日益复杂，利益主体多元并存，诉求期望值高，组织化、预谋性增强。五是从法律层面看，有些矛盾纠纷表现形式对抗性明显，比如医患纠纷，有时矛盾激化，采取极端措施，用“三堵五闹”等违法方式直接对抗。六是从社会影响看，有些矛盾纠纷借助网络传播和舆情效应制造“焦点”，进行刻意“炒作”。七是从演变趋势上看，少数矛盾纠纷导致“民转刑”。三、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一是普法宣传不到位，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不强。二是经济发展、利益调整所致。三是一些部门和干部工作不实不细，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作风拖沓，处理问题不及时、不上心，导致事态升级、矛盾上交。四是部分群众信访不信法思想作崇。解决问题认为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问题得不到解决，执意上访给各级组织施加压力，地方政府反映自己成为最后兜底的“无限责任公司”，导致维稳成本急剧上升。五是少数干部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对个别挑头闹事违法人员打击不力，习惯于“花钱买平安”，致使社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攀比跟风效应。四、化解矛盾纠纷的对策第一，思想上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一是组织领导要到位。县、乡、村都要成立矛盾纠纷排调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整合力量资源，形成“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社区（村级）组织、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矛盾排调“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二是安排部署要到位。要定期听取本地本单位矛盾纠纷排调情况汇报，分析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及时召开会议进行动员部署，有针对性做好排查化解工作。三是工作落实要到位。采取社区、村一周一排查，乡镇半月一上报，县一月一研判和重大矛盾纠纷随时“会诊”的工作制度，推动矛盾纠纷排调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确保矛盾纠纷化解任务落到实处。第二，要求上突出预防，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一是认真落实工作责任制。实行乡镇领导、干部驻村包村综治工作责任制和“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执行奖惩、责任追究制度。二是建立排查报告制度。做到预防在先，排查在前，注重抓苗头性、源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各级党委、政府、各部门尤其是政法综治维稳部门要及时掌握有关的信息动态，对重要的情况和信息要及时分析上报。三是重视和处理好初信初访。对署名的信访人和来访者要做好遵守信访条例、提高法律意识、依法信访的思想教育工作。对反映的问题要迅速调查核实，及时作出处理结论并按期答复，不能按期答复的要说明情况，不能久拖不结，把好第一道关口。第三，管理上完善机制，建立健全责任网络。一是建立层级管理机制。社区、村负责调解本地一般性的矛盾纠纷，乡镇负责调解跨村（社区）、较大的矛盾纠纷，县直部门负责调解本单位发生的一般性的矛盾纠纷，县里负责调解跨乡镇、跨部门和重大矛盾纠纷。二是建立包案调处机制。将每起矛盾纠纷具体落实到人头，做到“四定三包”：定牵头领导、定责任单位、定责任人、定办结时限，包调处、包跟踪、包反馈。三是建立工作奖惩机制。对处理的每起矛盾纠纷，按性质轻重和难易程度给予相应的奖励补贴，充分调动调解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第四，工作上多措并举，扎实推动综合治理。一是大力推进法治建设，提高全民法治素养。特别是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深入开展“法律六进”活动，营造尊崇法治、信仰法治的社会风尚。二是全面加强能力建设，夯实矛盾纠纷排调基础。一方面，要加强县、乡、村三级综治信访维稳平台建设，硬件建设提档升级，软件建设创先争优，有效畅通化解矛盾纠纷的平台渠道。另一方面，要加强调解队伍建设，增加数量，增强素质，落实保障，切实解决其后顾之忧。三是扎实开展风险评估，有效驾驭社会稳定大局。明确工作机构，成立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维稳部门牵头协调，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环保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维稳风险评估领导小组，邀请“两代表一委员”、相关专家、法律工作者，成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组织。明确责任主体，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谁实施、谁负责”的原则，明确评估责任的主体是重大事项方案制订的职能部门。维稳、信访部门负责抓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督导和协调。明确评估范围，关系较大范围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企事业单位重大改革或改制；重点项目建设等，都要应评尽评。明确评估内容，包括合法性审查，是否存在引发大规模集体上访或群体性事件的风险等等。四是努力完善“三调对接”机制，积极应对复杂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加强工作领导，成立由综治委牵头，法院、政府法制办、司法局及相关具有调解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三调对接”工作领导小组。五是不断创新社会治理，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矛盾排调功效。发挥好社区民警、网格员和网格化管理平台系统作用，依托组织网络和信息化手段预防、发现、分析、研判、化解矛盾纠纷，夯实基层基础工作，实现平安建设从“救火”向“防火”的转变。疏解资源比收费更有效张海英7月22日上午，以“生态智慧、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为主题的2015年（来自www.Lw5U.com第十届）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在广州开幕。住建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规划协会理事长仇保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广州人口比伦敦多出三倍交通用地仅为总用地的10%至12%，比伦敦更需要用拥堵费来治拥堵”。不可否认，从2003年2月17日起，伦敦就开始征收市中心交通拥堵费。但不能因为广州比伦敦人口多三倍，就断言迟早也要征收拥堵费。原因很简单，决定一个城市人口、交通状况的因素有很多，那么在治理时就不能头脑简单。何况，从伦敦征收拥堵费的治理效果来看并不理想。治理中国大城市病，必须要从国情、市情出发。中国大城市病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公共资源在城市中心区过于集中，导致人口扎堆、交通拥堵，如果城市公共资源的分配布局更加合理均衡人口还会扎堆吗？交通还会拥堵吗？在中国的大城市中，目前似乎只有北京真正苏醒了，正在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来缓解城市人口、交通等压力。尽管北京最终治理效果还有待观察，但很显然，通过疏解城市部分公共资源以疏散人口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至于实际效果，则取决于城市管理者是否愿意把更多的公共资源向外疏解。因此，相比伦敦征收拥堵费，北京的做法对广州、上海等大城市更有借鉴价值。如果广州把城市中心区很多公共资源，包括行政资源、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商业资源等也向周边地区疏解，相信不用征收拥堵费，也能达到疏散人口、缓解交通的目的，疏解公共资源的效果甚至可能比汽车限牌、限行措施更好。关键问题在于，大城市的管理者是否愿意把更多公共资源分散到其他地方？因为公共资源对一个城市来说具有很多意义，比如，政府财政收入、GDP增长就必须依靠城市商业资源，而商业资源又离不开行政等公共资源，如果一个城市舍不得分散公共资源，人口压力、交通拥堵等问题就难以从根本得到解决。如何应对大城市病，不仅大城市的管理者要形成一种共识疏解公共资源，而且国家有关方面也要有顶层设计。比如，重新布局城市公共资源，把大城市的部分公共资源向中小城市转移，只有这样，大、中、小城市才能相对均衡地发展，新型城镇化才能不断推进。（摘自法制日报） -全文完-